就某種方式而言，東西藝術因此產生結合。因為20世紀的走向愈發清楚，這是一個平常人的世紀，並將由平常人本身所創造的藝術，以及以平常人為對象而創造的藝術所壟斷。兩大相關工具的發明，更使平常人的世界有了前所未有的呈現和記錄，即報告文學（reportage）和照相機。其實兩者皆非新創（見《資本的年代》第十五章及《帝國的年代》第九章），可是卻都在1914年後，才進入自覺的黃金年代。作家，此時不但自視為記錄人或報導人（尤以美國為最），更開始親自為報紙撰稿，有些甚至親自下海，或一度成為報人，如海明威、德萊塞（Theodore Dreiser，1871－1945）、辛克萊·劉易斯等人皆是。1929年首度納入法語辭典，1931年登列英語辭曲的「報告文學」一詞，於20年代成為公認具有社會批評意識的文學與視覺表現類型，最大的影響來自俄羅斯的革命前衛人士。後者高舉現實的旗幟，力抗被歐洲左派譴責為人民鴉片的大眾通俗娛樂。捷克共產黨新聞工作者基希（Egon ErwinKisch），就因《匆匆報導》（Der rasende Reporter，1925）而名聲大噪，此詞就因他在中歐大為流行——《匆匆報導》，是他一連串報導的首篇篇名。報導性的作品，也遍傳西方前衛圈中，主要渠道是通過電影。它的起源，顯然在多斯·帕索斯（JohnDos Passos，1896-1970）所著的《美國》（USA）三部曲中（這位作家左傾時期的作品），可以清楚找到。文中以「新聞片」（Newsreel）及「電影眼」（the Camera Eye）——暗指前衛派紀錄片導演維爾多夫（Dziga Vertov）——等片段交互穿插，構成故事情節。在前衛左派手中，「紀錄片」成為一種自覺性的運動。到了30年代，甚至連報章雜誌界中頑固的實際派，也可以以這一類作品獲取更高的知識和創作聲望。他們將電影膠捲中的片段——通常充任不要緊的補白作用——添添補補，升級成氣勢較為壯大有如「時光隧道」（March of Time）般的紀錄性質，並借用前衛攝影的技術創新，如20年代共產黨AIZ首創的手法，為畫刊雜誌創下了一個黃金時代：美國的《生活雜誌》（Life）、英國的《圖畫郵報》（Picture Post）、法國的《看》（Vu）等皆是。不過在盎格魯撒克遜的國家以外，此種風格直到二戰之後才大為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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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依據我們當代的標準，此時的大眾運動，雖然已經走上國際化之路，卻仍然相當原始。它們的從業人員，尚未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巨喙吞噬。偉大的運動明星，如網球名將，也依然還是業餘運動員（也就是還具有傳統的資產階級地位）。即使身為職業運動員，收入也不比普通技術工人高出多少，如英國足球界即是。至於欣賞的方式，也依然得靠面對面親臨觀看，因為連收音機的轉播，也只能藉著播音員的聲音分貝，將賽況的緊張氣氛傳送而已。電視時代，以及運動員天文rｅaｄ•９９cｓw.cｏｍ數字的高薪，有如電影明星身價一般的日子，離此時尚有幾年時光。但是，我們在後文將會看見（第九至十一章），其實為時也不太遠了。

早在1914年，具有現代氣息的大眾媒體，已在許多西方國家成為當然。但是它們在大災難時代的驚人發展，依然令人嘆為觀止。美國報紙發行數的增加，比人口還要快，於1920－1950年間激增一倍。到了那個時期，在典型的「發達」國家裡，每1000名男女老少，就有300至350份報紙，北歐和奧地利國民的報紙消耗量，比此更甚。至於都市化的大英帝國民，也許更由於英國的報刊出版是全國發行而非限於地方，每1000名人口竟然購讀高達600份的報紙，的確令人咋舌（UN Statistical Yearbook 1948）。報業是以識字階級為對象，不過在基本教育普及的國度裏面，它也盡量利用圖片與漫畫（漫畫當時尚未為知識分子青睞），並發展出一種特殊的新聞用語：如語氣誇張鮮明、極力攫取讀者注意力、故做通俗。音節盡量減少等等，以滿足一般識字程度不高民眾的需求。這種風格，對文學的影響不為不重。而另一方面，電影對其觀眾的識字要求甚低，等到它於20年代末期學會開口講話以後，英語國家的觀眾更不需要認識任何字了。

在這個視覺媒體新秀的世界之中，前衛與大眾藝術相互交融彼此澆灌。在舊有的西方國度里，教育階層和部分的精英思想，甚至進而滲入大眾電影領域，於是有了魏瑪時代的德國無聲電影，30年代的法國有聲電影，以及一旦席捲其人才的法西斯思想掃除之後的義大利電影界，分別創造了黃金時代。其中恐怕要數30年代具有民粹風格的法國影片，最能將知識分子對文化的需求與一般大眾對娛樂的需求相結合。這些作品是唯一在高品位中，猶不忘故事情節重要性的作品——尤其是「愛」與「罪」的題材——同時也是唯一能表達「高級笑話」（good joke）的影片。而通常一旦讓前衛派（不論政治或藝術）完全自行其是——如紀錄片流行潮及鼓動藝術（agitprop art）即是——它們的作品卻很少能影響到大眾，只能限於極少數的小圈子中欣賞。

受到無線電廣播影響最大的一門藝術是音樂，因為它完全解脫了聲音本身及機械對原音傳送的種種限制。音樂，是最後一項掙脫出人體對口頭傳播所作的禁錮的藝術，早在1914年前，即已因留聲機的發明進入機械複製的新紀元，不過當時卻猶在多數人所能及的範圍以外。到兩戰之間的年代，留聲機及唱片固然終於抵達大眾手中，然而「種族唱片」市場的幾於崩潰（即美國大蕭條期間的典型窮人音樂），卻證實這種擴張繁榮的脆弱性。而唱片本身的技術質量，雖然在1930年左右大為改進，卻依然有所限制，長度便是其中一項。更有甚者，它的花樣種類，也得視銷路決定命運。可是無線電廣播，卻頭一次使得音樂的播送沒有邊界，在遠距離外也可聽聞。並且一次播放時間，可以超過5分鐘，沒有任何間九_九_藏_書斷。在理論上，它的聽眾人數也毫無限制。於是少數人的音樂就得以普及（包括古典音樂在內），無線電廣播也成為唱片推銷的最主要手段，至今依然。可是收音機並未改變音樂的面貌——它對音樂的影響，顯然次於舞台和電影（後者也開始學會將音樂在片中再現）——可是若沒有無線電廣播出現，音樂在現代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包括它在日常作息中如聽覺壁紙般擔任的背影地位，肯定難以想象，也許根本便不可能產生。

因此，壟斷著大眾通俗藝術的幾大力量：報業、攝影、電影、唱片、無線電廣播，基本屬於科技與工業的發展結果。然而自19世紀後期以來，在一些大城市的通俗娛樂角落裡，某種獨立的真實創造精神，也已經開始明顯地進發湧現出來（見《帝國的年代》）。進入20世紀，這股創造靈感的源泉一點也未枯竭，隨著媒體革命反而更上層樓，遠超過當初源起的原始環境。於是阿根廷的探戈（tango）正式登場，尤其更從舞蹈擴大而為音樂，並於20和30年代達到成就和影響的巔峰。當探戈天王巨星加戴爾（Carlos Gardel，1890-1935），不幸於1935年因飛機失事殞命時，全拉丁美洲為之同聲哀悼，更由於唱片的作用，永垂不朽長存樂壇。桑巴（samba）對巴西的象徵作用，也如探戈之於阿根廷，乃是20年代里約熱內盧狂歡節（Rio carnival）大眾化的產物。然而一切新音樂形式之中，給人印象最為深刻、影響最為深遠者莫過於爵士樂在美國的發展，主要是受到南部黑人移往中西部及東北部大城市的衝擊形成：就是專業演藝人員（多系黑人）獨有的藝術性音樂。

無線電收音機文化的創新之處，在今人眼中極難辨認，因為許許多多由它領導創新的項目，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固定的一部分——如體育評論、新聞報導、名人訪談、連續劇，以及任何以集數形式播出的節目均是。它帶來的諸多影響之中，最重大、最深刻的便是依據一個嚴格規定的時間表，將眾人的生活同時予以私人化與固定化。從此，我們的工作，我們的休閑，都被這張作息表牢牢控制。然而奇怪的是，這個傳播媒介——以及後來繼起的電視，並繼之以錄像機——雖然基本上是以個人與家庭為接收中心，卻也創造出它獨有的公共空間。於是在歷史上第一次，原本互不認識的陌生人們，碰面之際，卻都知道十之八九，對方昨晚上大概也收聽了那場大比賽的轉播、那出最受歡迎的喜劇節目、丘吉爾的演說，以及新聞報導的內容。

「攝影新聞」的興起，要歸功於以下原因。其一，那些發現了攝影技術這個媒介的攝影人才（甚至包括某些女性在內）；其二，世人以為「照相機不會撒謊」的錯覺（即相機鏡頭下捕捉的世界，似乎可以代表「真實」人生）；其三，技術的改良進步，新型的迷你相機，可以輕易拍到那些不是刻意擺出的自然姿態，如1924年推出的萊卡相機（Leica）。可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卻要數電影在世界各地的流行。男男女女，都知道可以通過攝影鏡頭看到真實人生https://read.99csw.com。當時，印刷品的發行雖然也有增加（如今更在通俗小報上面與凹版印刷相片交錯排列），可是卻在電影大軍的壓境下相形失色。大災難的年代，是電影大銀幕稱雄的年代。到30年代末期，英國人每買一份報紙，就有兩人買一張電影票（Stevenson，pp．396，403）。事實上，隨著不景氣日益嚴重，世界被戰爭的千軍橫掃，西方電影觀眾的人次也達空前高潮。

不過，這些大眾化創新及發展的力量，在本土之外往往有其限制；比起本世紀下半時期產生的革命性變化，當時的狀況也有所不及。因為進入20世紀第二個50年，以最明顯的例子為證，某個由美國黑人藍調音樂直接承襲的名詞——搖滾——竟然一舉成為全球青少年文化的共同語言。不過回到20世紀上半期，大眾媒體與通俗性的創造力——只有電影除外——雖然遠不及後來的下半場熱鬧（後文將予討論），其質量之高，卻已足以令人咋舌，尤以美國為最。此時的美國，已經開始在這些行業中執牛耳地位，具有無可挑戰的優勢。其中原因，自然多虧它高人一等的經濟優勢、對於商業及民主的投入，以及在大蕭條后，羅斯福民粹政策的重大影響。在通俗文化的領域里，美國就是世界，不然就只有淪于地方性鄉下地位。在這些娛樂業裏面，再沒有其他任何國家或地區發展出來的模式，可以獲得如此尊崇的國際聲勢——不過，某些國家確實也擁有相當廣泛的地區性影響（如埃及音樂在伊斯蘭世界）；不時並偶有異國風情，進入國際商業通俗文化主流，造成一時流行（如拉丁美洲的伴舞音樂）。唯一特殊的例外是運動。在大眾文化的這一方舞台之上——任誰欣賞過巴西足球隊全盛時期的演出，能夠否認運動也是一門藝術？——美國的影響力，始終僅限於華盛頓政治的支配範圍之內。正如板球，只有在當年大英帝國米字旗飄揚過的地方，才是一門大眾運動；同樣地，在美國陸戰隊登陸以外的地方，棒球的勢力始終極微。真正擁有世界性地位的運動，只有足球。這個在當年隨著英國經濟的足跡，攜往其所到全球之處的競技產物，就從北極冰區，到赤道熱帶，帶給了球迷許多以英國公司，或海外英國人為隊名的球隊——如聖保羅運動俱樂部（Sao PauloAthletic Club）。這個簡單卻極優雅的運動，沒有複雜的規則與裝備，可以在任何大小尺寸符合、並大致不失平坦的開放場地練習。它之所以走遍全球，完全是出於其作為運動本身的優點所致。隨著1930年第一屆世界盃的揭幕（烏拉圭奪魁），足球，確已成為真正的國際性運動。

更有甚者，電影不像報紙，後者在世界多數地區，都只能引起一小部分精英階級的興趣。電影剛一起步，便幾乎以國際性的大眾媒體姿態出現。無聲電影，及其已經通過考驗、能以跨越不同文化的電影符號，原有可能成為國際性的共同語言。它們的黯然下台，很可能是促使英語在世上通用，並發展成20世紀後期國際洋涇浜的一大原因。因為在好萊塢的黃金年代里，電影幾乎全部來自美國——只有日本例外，其大型電九*九*藏*書影產量幾乎與美國並駕齊驅。至於在二戰前夕的世界其餘地區，即使將印度包括在內，好萊塢生產的影片也幾乎等於它們的總和（當時印度已經年產170部影片，其觀眾人數幾乎與日本等同，並與美國極為接近）。1937年間，好萊塢一共製作了567部影片，其速度等於每周超過10部。在資本主義的壟斷性生產力與社會主義的官僚化之間，其中的差異，就在前者年產電影567部，而蘇聯於1938年卻只能號稱生產了41部。不過基於明顯的語言因素，這種由一家獨霸全球的異常現象自然不能持久。無論如何，它果然不能熬過「影棚制度」的解散。好萊塢的影棚作業，於此時達到高峰，宛如機器般大量製造美麗夢境，卻在二戰後頃刻間煙消雲散。

大眾媒體的第三項：無線電廣播，則是嶄新的當代發明。它與前二者不同，純屬建立於當時還是精密器材的私人擁有權上，因此基本上多限於相對較為繁榮的「發達」國家境內。義大利的收音機台數，直到1931年前始終不曾超過汽車的擁有數（Isola 1990）。二戰前夕，擁有收音機比例最高的國家地區，有美國、斯堪的納維亞、紐西蘭、英國。在這些國家裡面，收音機的持有數以驚人速度增長，甚至連窮人也買得起。1939年在英國的900萬台收音機中，有半數為每周工資在2．5鎊至4鎊之間的小民持有——這算是普通收入——另外200萬擁有者的所得則比此為低（Briggs，II，p．254）。因此大蕭條的數年間，廣播聽眾呈倍數激增，增長比例可謂空前絕後，此事也許也不足為奇了。因為無線電廣播改變了窮人的生活內容，尤其是困守家中的窮家婦女，其影響力前所未有。收音機將外面的世界帶進她們房中，從此這些最為寂寞的人不再完全孤單。凡是可以通過說話、歌唱、演戲，以及所有能以聲音傳達表情的事物，如今都在她們的指掌之間。這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尚無人知曉的新奇媒體，到股市大崩潰的那一年，竟已獲取了美國千萬家庭的歡心，到了1939年，更高達2700萬家，1950年時，超過4000萬戶。這個驚人的發展趨勢，真是可驚可嘆！

然而，這個時期的大眾藝術之所以意義重大，並非由於前衛路線的參与投入。最令人深刻難忘的，乃是大眾藝術已經日益取得無可否認的文化優勢地位，即使如我們在前所見，在美國之外，當時的大眾藝術，猶未能擺脫教育階級趣味的監督管轄，奪得獨霸地位的藝術（或者應該說娛樂）形式，是以最廣泛的群眾為目標，而非人數日漸浩大的中產階級，或品位仍停留在保守階段的低下階層。這些藝術趣味，仍然壟斷著歐洲「大道」（boulevard）、「西區」（West End）舞台，或其他種種品位相當的表演國度——至少，一直到希特勒將這些產品的製作者紛紛驅散之前是如此，可是他們的興趣已經不重要了。在這個中級趣味的領域里，最有趣的趨勢要數其中一種類型，於此時開始如火如荼地發展。這就是早在1914年前，即已露出某些活動跡象，卻完全不能預料日後竟大受歡迎的偵探推理題reａd•９９cｓｗ.cｏm材，現在開始一本又一本的長篇推出。這個新的文學類型，主要屬英國風味——可能得歸功於柯南道爾（A．ConanDoyle）的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他筆下的這名高明大偵探，於19世紀90年代成為舉世家喻戶曉的人物——但是更令人驚奇的事實，卻是這個類型具有強烈的女性及學者色彩。它的創始先鋒，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1891－1976）的作品，到今日依然暢銷不衰。偵探小說的各種國際版本，也深受英國創下的模式影響，也就是一律將凶殺案的謎團，當作客廳里的斯文遊戲，需要幾分智慧才能破解。就彷彿高級的填字遊戲，靠幾處謎樣的線索找出答案——這更是英國的獨家專長。這種文學類型，最適合用以下觀點視之：訴諸那面臨威脅，卻尚不足完全破壞的既有社會秩序。謀殺，在此成為中心焦點，幾乎是促使偵探採取行動的唯一事件。它侵入一個原本井然有序的天地——俱樂部的場所，或某些常見的專業場所——然後抽絲剝繭，一路循線索找出那隻爛蘋果，確保全桶其餘的完好無損。於是經偵探的理性手法，問題獲得解決，小小世界也再度恢復井然秩序；而偵探本人（大多數是男性），同時也代表那小小的大於世界。因此，主角務必為「私人」偵探，除非警探本人（與他的多數同僚不同），也屬於上中階級的一員。這是一個極度保守——雖然擁有相當自我肯定——的文學類型，與同時代興起的較為恐怖的間諜小說不同。後者也多出自英國，在本世紀下半期大受歡迎，其作者的文學水平也屬平平，通常是在本國的秘密特務機關中找到合適的職位。

可是無線電廣播，與電影以及改革后的大眾報業不同，並不曾大幅度改變人類觀照現實的角度。它不會創造新的觀照方式，也不曾在感官印象與理性觀念之間建立新的關係（參看《帝國的年代》。它只是一個媒介，不是信息本身。但是，它可以向數不盡的數百萬聽眾同時說話，而每一名聽者，都覺得它是在向自己單獨發言。因此無線電成了傳播大眾信息的有力渠道；統治者及推銷員們，也迅即發現它是上好的宣傳廣告工具。到30年代初期，連美國總統和英國國王，也分別認識到自己在收音機上「爐邊閑話」（fireside chat）和聖誕節廣播談話（分別於1932年和1933年）的潛力無窮。二戰期間，由於對新聞需求迫切，無線電更地位確立，成為一代政治工具與一大信息媒介。歐洲大陸各國的收音機數大幅度增加，有時甚至呈倍數甚或倍數以上躍升，只有某些在戰火中受到重大犧牲的國家是為例外（Briggs，III，Appendix）。至於歐洲以外的國家，增幅更為驚人。不過一開始即已控制美國空中頻道的商業用途，在他處的進展則不及美國順利。因為根據傳統，對國民影響力如此強大的一個媒介，政府自然不願輕易放棄。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便始終維持其公共壟斷機構（Publi monopoy）的地位。與此同時，凡容許商業廣播播出的地方，其經營單位都一律得對官方意見表示應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