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之際，曾有幾個國家——多數是沿北大西洋岸邊——不費吹灰之力，便征服了世界上其他非歐系的國家。在這幾國的勢力範圍以內，它們倒不忙著佔領並統治臣下之地。卻靠政治經濟的系統，加上其組織及科技，在各地建立了比直接統治更為優越的無上地位。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社會，不但改變了世界，統治了世界，更成為一種模範的典型——1917年以前，且是全人類唯一的模範，凡不願被時代巨輪掃過或輾死之人，莫不以其為師。1917年後，蘇維埃共產主義雖然提供了另一條路，但是在基本上，仍然屬於同種性質的典範，不同之處僅在於共產黨揚棄了私有企業與自由主義的制度。因此，少數幾個國家，在19世紀臣服了世界上眾多國家，成為人類共主。而對非西方國家來說，甚至更精確一點，對西方世界北部以外的國家而言，它們在20世紀的一頁歷史，根本上就決定於其與作為時代共主的幾個國家之間的關係。

達到「發展」目的的實際作業模式，可以與多種不同的信仰意識并行不悖，只要後者不妨礙前者的實行即可。比方發展中國家，如信仰伊斯蘭教，不因為《古蘭經》未曾認可；或尊奉基督，不由於《聖經》從未允許；更不因為與中古騎士風格相違，或不合於斯拉夫精神，便因此禁止機場的興建。反之，一國的信仰基調，若不單單在理論上，並且在實際上與「開發」過程大唱反調，其開髮結果便註定失敗。不怕刀槍入，可令彈頭反轉去；不管眾人對奇門遁甲的神術信得多麼人迷多麼虔誠，不幸的是，法術神技卻從來也沒有靈驗過。電報電話，可比通靈大師的感應術來得有效多了。

與本土傳統兩相映照，這一切的改革計劃，甚至包括其中的政治組織與形態——使依賴他人生存者追求解放，令落後貧窮者奮力進取——所有九九藏書的靈感理念，全部來自西方：自由思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主義、世俗的政教分離主義（secularist）、教權主義（clericalism），還有資產階級社會用以進行公共生活事務的種種形式——報界、公共會議、黨派、群眾活動。種種新思想、新制度，雖然有時不得不假借社會大眾信服的宗教口吻推行，根本上卻都出於西方。這種現象，意味著本世紀在第三世界發動改造之人，事實上只限於當地居於少數的優秀人物，有時甚至少到屈指可數的地步——因為在這些地方，莫說處處不見民主政治的制度以及必要的教育知識，甚至連初級的識字程度也只限於極其少數的階層。印度次大陸地區在獨立以前，90％的人口為文盲，認識西方語文（即英文）者更如鳳毛麟角——1914年前，3億人口裡，大約只有50萬名懂得外文，也就是每600人中僅有1名。即使在教育程度最高的西孟加拉（West Bengal），獨立之初（1949－1950年），每10萬人口中也只有272名大學生。可是這個數字居然還是北印度心臟地區的5倍之高。然而，這群天之驕子人數雖少，發揮的影響力卻極為驚人。英屬印度之下最主要的行政區之一孟買（Bombay Presidency），到19世紀末，該區38000名祆教男子裏面，四分之一以上嫻熟英語，難怪個個成為活躍于印度次大陸的貿易商、工業家、金融家。而1890－1900年間，經孟買高等法院核准辦案資格的百名律師之中，即包括日後獨立印度里兩名最重要的領袖——聖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869-1948），以及印度獨立后的首任副總理帕特爾（Vallabhai Patel九-九-藏-書）——並有巴基斯坦未來的國父真納（Muhammad Ali Jinnah）（Seal 1968，P-884 Misra，1961，p．328）。在西方教育之下，這批精英在本國歷史上發揮了全方位的作用。作者本人就認識一家人，可以作為充分證明這種現象之一斑。這家人的父親，是位地主暨業務發達的律師，也是英國統治下有地位的社會人物。1947年印度獨立之後，曾在外交界任職，後來並榮膺省長之職。母親則是印度國大黨於1937年間成立的地方政府中的首位女性部會首長。4個孩子均在英國接受教育，3名曾經加入共產黨；其中一位日後成為印度陸軍總司令，第二位則成為共產黨的國會議員，第三位歷經一番動蕩政治生涯之後，成為甘地夫人政府中一名首長，至於第四名兄弟，則在商界一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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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此說法，並非看輕各個社會本身特有的傳統、信仰，與意識觀念。舊社會在接觸「開發」之際，原有的觀念或許修正，也可能始終一成不變，但是必將以此為依據對新世界做出價值判斷。比方說，不論是傳統主義或社會主義，兩方都同時看出，在資本式自由主義經濟高呼勝利之餘——包括政治層面在內——人生道德卻蕩然無存，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全失，唯一的關係，只剩下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謂的人類「交易性格」（propensity to barter），人人只顧追求個人的滿足與利益。就維繫道德體系、重整人生秩序而言，就確認「開發」、「進步」造成的毀壞而言，隨著船堅炮利、教士商人，以及殖民官吏而帶來的新觀念，往往不如資本主義出現以前，或非資本主義式的思想意識和價值系統來得有價值。因此，後者便動員傳統社會的群眾，起來對抗資本主義https://read.99csw.com或社會主義代表的現代化——或者更確切一點，一同對抗將資本或社會主義文化輸入的外來侵略者。不過，傳統思想的力量有時雖然頗為成功，但是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凡在落後世界發動的自由解放運動，很少有受傳統或新派傳統意識激起或由其完成者。唯一的例外，只有基拉（Khilafat）運動在英屬印度發起的保王運動（編注：1920－1922年間的伊斯蘭教區域性叛亂，旨在反對塞爾夫條約中排除土耳其蘇丹一事）。他們要求保留土耳其蘇丹的名號，作為世界各地信徒的哈里發（Caliph），伊斯蘭教國王之意，並主張維持原奧斯曼帝國在1914年的疆界，以及由伊斯蘭教徒取得伊斯蘭聖地的控制權（Holy Placesof Islam），包括巴勒斯坦地區。運動為時雖短，卻可能是迫使印度國大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採取大規模不合作平民抵抗的主要原因之一（Mlilault，1982）。然而在宗教名義下發起的群眾動員——「教會」對平民百姓的影響力，畢竟仍大於世俗「國王」——多屬防守姿態。不過偶爾也有宗教大軍衝鋒陷陣，領頭頑強抗敵的情況出現。比如墨西哥的農民，即曾在「基督國王」的大旗之下，奮起抗拒墨西哥革命政教分離的運動（1926－1932年）。在其史官的筆下，農民的壯舉化作史詩般的浩蕩「基督精兵」（Meyer，1973—1979）。除此之外，以原教旨主義者為主力的大規模動員力量，一直到20世紀最後的數十年間，方才出現成功的事例——在這些新一代的知識分子中間，甚至產生一股回歸傳統的奇異現象。矛盾的是，新一代所要回歸的，若在當年他們有學問的祖父、父親眼裡，卻恐九-九-藏-書怕都是務必掃除的迷信野蠻呢。

第三世界的精英分子，在思想觀念上，與一般同胞百姓有極大的差異，更可見西化扮演地位之重要。大君與賤民之間唯一的共通點，往往只剩下對白人種族主義（即北大西洋白人）的同仇敵愾。但是就這種被歧視的心理而言，下層社會的匹夫匹婦（尤以「匹婦」為甚），被洋人歧視的感受反不如上層人士為深——因為下層階級的小老百姓，在本國社會的身份地位一向就不如人，與膚色沒有任何關係。至於伊斯蘭世界，則有共同的信仰維繫上下眾人——伊斯蘭教徒對異教徒一律蔑視——不過在其他非宗教性的文化里，就少有信仰共系一國之感情了。

在如此依存主調之下，史學家若想從國際角度觀察短促二十世紀演變之勢，筆下的地理重心，難免出現不對稱的情況。然而除此處理方式之外，另無他途。這種做法，絕非認同任何民族甚或種族優越的心態，也不表示史學家贊同那些國家至今不去的自滿意識。事實上，本人在此聲明，堅決反對湯普森（E．P．Thompson）所稱，一些先進國家對落後貧窮地區持有的「無比恩惠」的優越態度。可是事實俱在，在短促二十世紀的年代里，世界上絕大部分地區的歷史是屬於被動的他處衍生（derived），而非主動性的原生自發（original）。各處非資產階級性質社會中的優秀分子，紛紛模仿西方先進國家開拓的榜樣。西方模式，基本上被視為代表著開創進步的社會。其形式，體現於財富與文化的雄厚；其手段，出於經濟及科技的「開發」；而其組織，則立於資本或社會主義的各式變體。除了「西化」、「現代化」，或隨便你愛怎麼稱呼它的名稱之外，世界上其實並沒有第二個可供實際參考的模式。反之，也只有政治上為了好聽，才出現把「落後現象」細分為各種不同層次的委九-九-藏-書婉說法（列寧就曾經迫不及待地將他自己的祖國，與其他「殖民落後國家」劃清界限）。殖民地紛紛獨立之後，國際外交上便充盈著這一類虛飾的名詞（如「未開發」、「發展中」等等）。

但是這些現象，並不表示深受西方洗禮的優秀精英，對於外來價值文化便毫無異議地一切照單全收。外國事物雖同是他們學習的榜樣，個人之間的觀點卻有著極大的不同——從百分之百的吸收同化，到對西方深刻的不信任，什麼情況都有。然而在疑納之間，卻都深信唯有採用西方的新制度及新發明，方能維繫本國特有的文明於不墜。各國現代化運動中，推動最有力且最成功的例子，首推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然而日本之維新，事實上並不以日本的全盤西化為宗旨，卻在保守傳統日本的再生。同理，第三世界的維新之士所寄於西方計劃意識者，不在其表面的理論文字，卻在其本身寄寓的言外文章。因此，殖民地紛紛獨立的年代里，社會主義（也就是蘇聯式共產主義）很受剛從殖民政權解放的新政府的歡迎。不單單因為反對帝國主義一向是城市左派的主張，更由於蘇聯的計劃性工業化模式深得其心。在它們的眼裡，蘇聯式的計劃可以使落後的本國進步。這項目的，遠比解放本國大眾更為重要——且不管這一國的窮苦階級，到底該如何定義（見第十二章）。同樣地，巴西共產黨雖始終矢志於馬克思的學說，並主張超越國界的勞工聯合；但自1930年以還，強調建設發展的「民族主義」，卻成為該黨黨綱的一項「主要成分」，重視之程度，甚至與勞工利益相衝突也在所不惜（MartinsRodrigues，p．437）。總而言之，這些一手改變落後地區面貌的領袖人物，不論是有意無意，更不論其目的為何，現代化——即對西方模式的仿效——往往是這些人達到目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