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1945年以來，原殖民世界已經全然改觀，紛紛變為一群在表面上享有主權的獨立國家。以今日的眼光回溯，這個情況似乎不但不可避免，也是殖民地人民長久以來期望的實現。就某些有悠久政治實體歷史的國家而言，此言自然不是空話。比方亞洲諸大帝國——中國、波斯、奧斯曼——其他或許還有一兩個國家，如埃及也可包括在內。其中尤以由絕大多數單一民族組成的國家為最，如中國的漢族，以及等於伊朗國教的伊斯蘭什葉教派（Shiite）。這一類國家的人民，對外人普遍具有強烈的憎惡情緒，因此往往易被政治化。難怪中國、土耳其和伊朗三國，成為由內部爆發重大革命的舞台。然而這三國實屬例外；因為所謂建立於永久領土的政治實體，外有固定疆界與其他政體相隔離，內受獨一性常設政權的統轄治理——即一般理所當然認定的獨立主權國家的觀念——對其他絕大多數殖民世界的人民來說，根本毫無意義可言。即使存在，一旦超越了個別村莊的範疇，這項觀念便沒有任何意義（甚至在擁有永久性及固定性農業文化的地區亦然）。事實上，即使當地人民具有我群我「族」的意識——比方某些被歐洲人以「部落」之名稱呼的特定結合地區——既與其他族群共存、雜處、並分工，卻在領土上分隔的概念，往往不可思議，超出他們所能領會的範圍。在這一類的地區，唯一能為20世紀獨立國家形式奠定基礎的疆界，只有西方帝國侵略競爭之下產生的勢力範圍。外來的勢力將這些地面任意割裂，分疆划域，通常卻完全不顧當地固有的政經社會結構。因此，殖民結束后的世界，幾乎全然依照當年帝國主義時代遺留下來的疆界。

但是話又得說回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畢竟是一系列首次嚴重震撼世界殖民主義的事件，並且摧毀了當時的兩大帝國（德意志和奧斯曼；二國轄下的領土，遭到以英法兩國為主的瓜分）。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暫時擊倒了另外一個大帝國——俄羅斯（然而不到幾年的工夫，俄國便重新取得其在亞洲的屬地）。對於各地屈于經濟依從地位的殖民地而言，英國迫切需要動員當地的資源應付戰事，在戰爭的需求及壓力之下，殖民社會開始動蕩不安。加上十月革命爆發，舊政權相繼垮台，接下來又有愛爾蘭南部26郡既成的獨立事實（1921年）。外來的帝國勢力，第一次出現了難逃一死的跡象。到大戰結束，埃及由札格盧勒（Said Zaghlul）領導的華夫脫黨（Wahttps://read.99csw.comfd），受到美國威爾遜總統言辭的激勵，提出了破天荒全面獨立要求，歷經3年的掙扎奮鬥（1919－1922年），終於迫使英國將這個保護國轉變為一個在英國控制之下的半獨立國家。有了這套轉換公式，英國便很方便地應用到它從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取得的其他亞洲領地，即伊拉克和約旦。（唯一的例外是巴勒斯坦地區，依然由英國人直接治理。英國在大戰時期，一方面為求猶太復國主義人士相助對抗德國，另一方面卻又動員阿拉伯人對抗土耳其的勢力，因此對猶、阿雙方均做出了承諾。兩相矛盾之下，手忙腳亂，百般努力也無法擺平）。

更有甚者，第三世界的居民不但對西方人深惡痛絕（痛恨的原因不一：有的在宗教立場上痛恨這些不信其教的西方人；有的則痛恨他們帶來種種無神邪論的現代發明，破壞了原有的社會秩序；或單純出於對一般大眾生活方式改變的抗拒，認為種種改變徒然百害而無一益——這種想法，其實不無幾分道理），本國先進階級以為現代化為唯一途徑的信念，老百姓也極力反對。在這種思想觀念不一的狀況之下，要想組成共同抗禦帝國勢力的統一陣線，自然極為困難。更有甚者，在某些殖民國家，即使殖民統治者對當地上下人等，無論尊卑，一律視之為劣等民族予以輕視侮辱，也依然難喚起全民團結起來共同對外。

類似的模式，也曾經出現於伊斯蘭世界。不過，就主張現代化的伊斯蘭人士而言，不論自己私下的信仰為何，他們對全民虔奉的宗教（即使在革命改革成功之後）也必須表示尊重。伊斯蘭世界尚有另一項不同於印度之處，即前者的改革派人士雖然也試圖為伊斯蘭教義注入改革及現代化的新義，但論其動機，卻不在動員一般小民，事實上也不曾發生過這種作用。哲馬·魯丁·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 Afghani，1839－1897，編注：埃及民族主義及泛伊斯蘭主義代表人物）曾在伊朗、埃及、土耳其等地擁有門徒，其擁護者阿布達（MohammedAbduh，1849-1905）則在埃及興起徒眾，阿爾及利亞則有巴迪斯（Abdul Hamid Badis，1889-1940）。以上這些人宣揚的思想，不在乎民百姓的村莊里，而是在知識殿堂的學校及大學。課堂之上，自然可以找到一批與其反歐洲勢力信念共鳴的聽眾。然而伊斯蘭世界中真正的革命黨，以及其中九*九*藏*書的傑出人物（如第五章所述），卻屬與伊斯蘭教無關的世俗革新分子。如土耳其的凱末爾，捨棄土耳其傳統的紅色黑纓氈帽（為19世紀的發明），而戴圓頂窄曲邊的英式硬氈禮帽；並以羅馬字母取代了帶有伊斯蘭教痕迹的阿拉伯字體。事實上，他一舉將伊斯蘭宗教與國家法律的關聯打破。不過儘管如此，近年來的歷史再度證實，大規模的群眾動員，還是在反現代的民眾信仰上最易獲得實現的基礎（如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簡言之，第三世界的現代化人士，與一般民眾有著根本的衝突，雙方之間存在一道巨大的鴻溝。前者往往也是民族主義者，而民族主義本身，便是一個全然非傳統的新觀念。

就當時實際狀況而言，亞非和拉丁美洲各國的命運，可謂全部操在北半球少數幾國手中。各國上下，也都深切體會到處處由人不由己的悲哀。更有甚者，（除了美洲地區以外）多數國家不是被西方勢力直接佔領治理，便受其轄制支配。人們心裏都很清楚，即使本地王公蘇丹的管轄權猶在（如「被保護國」、侯國等等），宮廷之上，保護國代表大人的「忠告」，卻不可不仔細聆聽。即使像中國這樣依然享有獨立地位的國家，外人在境內也享有著至高無上的治外法權和徵收關稅權。外侮如此之甚，逐外之思自然難免。不過中南美洲則不然，該處全數為主權獨立的國家。只有美國抱著老大思想，把中美洲小國當作自己事實上的被保護國。美國這種當家老大哥的心態，在本世紀的前三分之一，以及最後的三分之一中表露得最為強烈。

這個說法並非沒有道理。當時在英國本土，雖然還有一群主張帝國主義的死硬派，丘吉爾便自命該派的發言人。但自1919年以後，英國統治階級真正通行的看法卻認為，類似於「自治領地位」的某種形式的印度自治，已屬大勢所趨必然發展的方向了。同時認為，若想保全英國勢力在印度的前途，必須與印度精英階級達成協議，包括民族主義人士在內。英國在印度的單方面統治，最終必將結束，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罷了。印度一地既是整個不列顛帝國的核心，因此，帝國作為一個整體的存在，目前看來不免岌岌可危。唯一的例外，只剩下非洲地區，以及散布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水域的幾處島嶼。在那裡，帝國大家長的統治地位，所幸尚未受到挑戰。英國在全球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土地面積，在兩次大戰之間達到前所未有的巔峰；然而在此同時，英國統治者對其維持原有老大帝國霸權的信ｈtｔｐｓ://ｒｅad•９9ｃｓw•ｃｏm心，卻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二戰之後，英國持續稱霸的地位顯然不再，對各地殖民地紛紛瓦解和自治風潮，基本上都不進行任何抗拒，主要原因正出於此。恐怕也正是基於同樣的理由，1945年之後，其他各大帝國，尤以法國為著——也包括荷蘭在內——卻依然試圖以武力維持其殖民帝國的地位。因為它們的帝國，並未為大戰所動搖。唯一令法國頭痛的問題是尚未完全征服摩洛哥。可是北非阿特拉斯（Atlas）山間，那好戰的柏柏爾族（Berber），基本上只屬一件待解決的軍事麻煩，而非政治問題。事實上柏柏爾人的問題，對摩洛哥當地西班牙殖民政權威脅的嚴重性，遠比對法國為大。1923年，一位柏柏爾族的知識分子阿卜杜勒·克里姆（Abd-el－Krim），宣布在高地成立里夫（Rif）共和國，受到法國共產黨及其他左派人士熱烈的支持。在法國政府協助之下，該派於1926年被西班牙殖民當局擊潰。從此，高山上的柏柏爾人重操舊業，在海外回到法西兩國的殖民軍隊中為其作戰效命，在家鄉則抗拒任何一種中央政府形式的存在。至於法屬的伊斯蘭教殖民地區以及法屬印度支那一帶，追求現代化的反殖民運動一直到二戰之後才開始真正出現。只有突尼西亞一地，曾經有過小小的發展。

因此，在1914年以前，反帝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運動事實上並不如我們現在所想象的那般顯著。我們因為看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的半個世紀內，西方各國和日本的殖民勢力幾乎全遭掃盡，便自然產生了這種假定。即使在拉丁美洲地區，儘管民眾對本身依賴性的經濟狀況感到不滿，對堅持在該區維持軍事勢力的唯一國家美國尤感深惡痛絕，這份仇外的情緒，在當時卻尚未發展成當地政治的重要資源。西方殖民帝國當中，只有英國在一些地區面臨某種程度的問題——即無法以警察手段解決的問題。1914年之前，英國即已將內部的自治權利交給擁有大量白人移民的殖民地區。1907年開始，有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南非等「自治領」成立。而在糾紛不斷的愛爾蘭地區，英國也作出將來授予自治地位的承諾（「地方自治」）。至於印度和埃及，不論從帝國本身利益的角度看，或由當地對自治、甚至對獨立的主張來看，整個事實的發展已經相當明顯——兩者都需要用政治手段尋求解決。1905年開始，對於印度、埃及兩地的民族運動而言，可說已經出現民眾普遍支持九_九_藏_書的跡象。

因此，在這一類國家裡面鼓吹國家運動的中產階級，其主要任務便是如何爭取傳統人士及反對現代化的大眾的支持；在此同時，卻又不致破壞本身設定的現代化大計。早年印度興起的民族主義運動人士之一，如火氣十足的提拉克（BalGanghadar Tilak，1856-1920），在爭取低中階級廣大民眾支持一事之上——而非只圖爭取位於印度西部地區的鄉親——掌握的方向便極為正確。他不但捍衛印度聖牛及10歲女童即可結婚的傳統；面對「西方」文明及崇拜「西方」文明的本國人士，他更力主古老印度文化——或所謂「雅利安」文明——及其宗教的優越性質。印度民族運動主戰派的第一個重大階段，出現於1905-1910年，主要便以這一類「本土性」的名目發動；甚至連孟加拉的那批年輕恐怖分子也不例外。最終並由聖雄甘地動員了印度各地的村落和市集。數以百萬的印度老百姓，都是受了他由印度教優越性出發的感召。同時，甘地也同樣注意，不致失去與現代化派人士聯合的必要性（就實際意義而言，甘地本人其實不失為現代化派的一員）（見《帝國的年代》第十三章）。此外，他極力避免與印度境內伊斯蘭教民眾的對立——主張武力建國的印度教革命主張先天便具有反伊斯蘭教傾向。甘地一手將政治人物塑造為聖人形象；他的這項發明，主張以集體被動的手段，達成革命的目的（即其「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更有甚者，他還巧妙地運用了正在發展演變中的印度教本身。因為在印度教千變萬化、無所不包、含糊混沌的面目及教義中，包含著接納改革創新的潛在力量。甘地便充分利用並開發了這股力量，從中完成其社會性的現代化運動，如對印度傳統種姓制度的揚棄就是如此。然而晚年的甘地，在被刺之前，卻承認自己的努力還是失敗了。刺殺他的兇手，原是遵循提拉克一派的傳統，主張印度教排他獨尊地位的主戰分子。甘地知道，自己最中心最基本的努力到頭來還是落空了。就長遠觀點而言，廣大民眾之所動，與強國立種之所需，兩者之間終難於協調。最後，自由獨立后的印度統治者，屬於「既不緬懷過去，也不希冀恢復古印度光榮」的一群。他們「對印度的過去，既無感情共鳴，也不求了解認識……他們的目光，對準西方；他們的心靈，深受西方先進的吸引。」（Nehru，1937，PP．23-24）與此相反的，在本書寫作時，主張提拉克反現代立場的傳統派，依然有好戰read.99csw.com的印度人民黨（BJP）為代表——即使到了現在——他們始終是一般反對勢力的中心，也是印度境內的一大分裂力量。其分裂性的影響，不但存在於廣大百姓當中，也可見於知識分子。聖雄甘地曾想將印度教建立為一個同時保有民粹傳統，並具有革新進步雙重精神的新文化。他這項短暫的努力，從此完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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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英國最大的殖民地印度，就很難找出一個簡單的標準公式，應付當地日益動蕩不安的局面。1906年，印度國大黨首次採用「自治」一詞為口號，現在這個口號漸漸逼進，已經演變成要求全面獨立的呼聲。革命年代的來臨（1918－1922年），更促使印度次大陸全民民族主義運動的政治生態發生質變。部分原因是出於伊斯蘭教民眾起來反英；另一部分原因，卻出在1919年那動蕩的一年裡，英方某位將領過度反應的失誤之故。他大事血腥殺戮，將沒有武裝的民眾四面包圍。毫無退路之下，慘遭殺害的人數高達數百人[即「阿姆利則大屠殺」（Amritsar Massacre）]。不過造成印度民族主義運動改變的主因，卻在於工人一波又一波的罷工；再加上甘地本人，以及立場已轉趨激進的國大黨頻頻呼籲，鼓動大規模的平民不合作運動。一時之間，一股幾乎有如千福年的興奮氣氛，整個地掇取了自由解放的運動潮流。甘地宣稱，「自治」的美景，即將在1921年前到來。而政府當局卻「對當前局勢造成的騷動現象，毫無尋求任何解決辦法的跡象」。一個村鎮又一個村鎮，因不合作運動完全癱瘓。印度北部廣大地區的鄉間如孟加拉、奧里薩（Orissa）、阿薩姆（Assam）局勢一片混亂，「全國各地許多的伊斯蘭教民眾，境況惡劣，心情甚為沉重。」（Cmd 1586，1922，P．13）從此時斷時續，印度政局開始進入難於控制的局面。到最後印度一地終於得以保全，不致墜入群眾無法無天、四處叛亂起事的野蠻黑暗局面，恐怕多虧包括甘地本人在內的國大黨多數領袖的保留，因為他們不願往毀滅之路走去。也許正因如此，加上領袖們對自己缺乏充分信心，以及他們始終相信英國政府真心想幫助印度改革的誠意——這份信念雖然受到動搖，卻不曾完全消除——終於才保全了英國人統治的地位。1922年初，基於「平民不合作」運動已經導致某地村莊屠殺的緣故，甘地宣告停止推行這項運動。從此，我們可以說英國人在印度的統治，開始轉而仰仗甘地的居中調節，遠超過軍警手段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