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原因如下。雖說蘇聯政府，同樣也得努力給自己在國際競爭場上的死對頭——美國抹黑，不過，它卻大可不必費心爭取本國國會的支持，也不用管本黨是否能在國會和總統大選中贏得選票。可是民主國家的美國政府則不然。於是美利堅的大小政治人物，不管是否真的相信自己口若懸河的反共辭藻，或是像杜魯門總統的海軍部長福里斯特爾（JamesForrestal，1882-1949）一般，精神錯亂，竟以為俄國人正從他醫院的窗口爬進來而自殺；眾人紛紛發現，反共預言的誇大口吻不但聽起來義正辭嚴，而且其妙用無限，簡直難以拒而不用。對於正確認識到自己已經升任為世界級霸權的美國政府而言，國內「孤立主義」之風，或所謂國防上的防衛性主張仍然很盛。因此若外有強敵，不啻提供了打破這種孤立心態的工具，行動起來反而更能得心應手。因為如果連本身的安全都受到威脅，那麼美國自然義無反顧，再不能像當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獨善其身，勢必非負起世界領導地位的重任不可——當然連帶也享受其中帶來的好處。說得更實在一點，只有在集體歇斯底里的恐懼心態下，美國總統方可名正言順地向素來以抗稅出名的美國民眾大肆開徵，以推行其對外政策。在這個以「個人主義」和「私有企業」立國的國家裡，在這個連「國家」本身的定義，都以跟「共產」針鋒相對的兩極意識字眼界定的國度里——即所謂的「美國精神」（Americanism）——反共自然受到人民的真心歡迎和相信（我們也不可忽略那些來自蘇維埃東歐國家移民選票的意義）。其實當年美國國內會發生那陣污鄙的白色恐怖迫害運動，那股無理性的反赤狂風，始作俑者，並非美國政府，而是一小撮微不足道的煽動家。這一群人發現，對內部敵人的大量告發責難，可以在官場上獲得極大的政治利益——如惡名昭彰的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本人甚至並不特別反共——其中的好處，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萬年局長胡佛（J．Edgar Hoover，1895-1972），便深諳個中三昧。也就是借反共之名，長保個人寶貴之實。在一手建立冷戰模式的人當中，有一位甚至把共產黨勢力的威脅冠以「原始人發動的攻擊」之名（the attackof the Primitive）（Acheson，1970，n．462）。在這種情緒煽動之下，迫使華盛頓當局的政策不得不加速走向極端，尤以中國共產黨勝利之後那段時間最為激烈。至於造成中國大陸變色的罪名，自然也都怪到莫斯科的頭上。

華盛頓之所以擔心「戰後將爆發大亂」，動搖「世界在社會、政治，以及經濟三方面的安定」（Dean Acheson，cited inKolko，1969，P．485），並非杞人憂天。因為當時各交戰國家，除了美國之外，戰後一片廢墟。而且在美國人眼裡，各國人民饑寒交迫，很有可能鋌而走險投入社會革命主張的懷抱，走上與提倡自由企業、自由貿易，以及自由投資的國際自由經濟體系相反的道ｈtｔpｓ://reaｄ.9９ｃｓｗ.ｃｏm路。而美國及全世界的未來，卻只有在貫徹自由精神的國際經濟制度之下才有效。更有甚者，戰前的國際社會，此時已全面瓦解，廣大的歐洲大陸之上，以及歐洲以外的更大一片土地，只剩下美國獨力面對著聲勢日益浩大的蘇聯。全球政局的未來難卜，唯一可以確定的卻是在這個紊亂不安、隨時可能爆炸的世界上，如果有任何情況發生，資本主義及美國一方只會更加衰弱，而以革命起家的強權卻會更加甚囂塵上。

這是美方的觀點。反之，從莫斯科的角度看來，為了保全進而利用本身在國際上剛建立卻不堪一擊的龐大勢力，唯一的途徑就是跟美方的做法完全一樣：絕不妥協。誰都沒有斯大林本人清楚，自己玩的這一手其實力量有多單薄。1943－1945年間，當初蘇聯還是對付希特勒不可或缺的力量——甚至也被看作將是打退日本的主力——羅斯福和丘吉爾即曾在數次高峰會中，尤其是雅爾塔會議，許下諾言，答應給蘇聯許多好處。這些在蘇聯眼中經由歷次會議講定的地區，比方1945－1946年間議定的伊朗與土耳其國界，斯大林一口咬定，絕不鬆口。除了這些要塞地區之外，蘇聯也許可以考慮撤離，但若妄想重開雅爾塔，門都沒有。事實上在那段時間里，斯大林的外長莫洛托夫（Molotov）無論出席大小國際會議，有名地專會祭出「不」字真訣。當時美國已擁有核武器，雖然才剛起步。直到1947年12月，雖然製成了12顆原子彈，卻沒有飛機可以運送，軍中也沒有夠格的裝配人員（Moisi，1981，pp．78－79）。至於蘇聯，卻仍兩手空空。除非蘇方先讓步，美方絕不會賜給任何經濟援助。然而這一點卻正中莫斯科的要害，就算是為了最迫切需要的經濟援助，它也不能有半點示弱讓步的表示。而美國呢，本來就不打算給蘇聯任何好處。雅爾塔會議之前，蘇聯曾請求美國戰後予以借款，可是美國聲稱這份文件已經「誤置」，再也找不著了。

於是雙方進入一場瘋狂的軍備競賽，最終目的顯然只有玉石俱焚同歸於盡一條路。一切行動方針，唯一群所謂孩子將領或核子專家的意見是從。而從事這一行的首要條件，就是忽略其中精神錯亂不合理性的現象。行將卸任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Eisenhower），原是老式的溫和派軍人，現在卻眼見自己坐鎮于這個步入錯亂的時代。不過艾森豪威爾本人，倒不曾被這個現象沖昏頭腦，將之稱為「軍事和工業的大結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敵我雙方，都投入艾森豪威爾所說的狂流，也就是人力物力大集合，夜以繼日，以備戰一事為生為謀。這段時期各國在國防工業上的投入勝過以往任何和平時期。在此同時，各國政府自然也鼓勵本國的軍事工業利用多餘的生產力吸引國外客戶，武裝本國戰友。更重要的是，爭取利潤可觀的外銷市場，同時卻將最先進的軍備及核武器留給自己使用。因此就實際而言，超級強國基本上還是有核武器的壟斷地位。1952年英國人發展read.99csw.com了自己的核技術，說來矛盾，同時也達到英國的另一目的：即減少對美國依賴的程度。接下來中法兩國，也分別在60年代進入核國家之列（法國的核武器完全是獨力完成，跟美國沒有任何關係）。但是終冷戰之期，這些國家的核發展對大局都無足輕重。到70和80年代，其他許多國家也掌握了製造核武器的技術，其中以色列和南非（印度或也可以計入）最為引入注目。不過一直到1989年兩極對立的世界秩序終結以前，核武器擴散不曾在國際間引發任何嚴重問題。

至於那些重獲解放的國家，戰事剛停，對於各國中間派立場溫和的政治人物來說，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不論在朝在野，這些人士都為共產黨人的壯大而大傷腦筋，唯有向西方盟國可以求得一點支援。而共產黨人卻在戰火中崛起，聲勢比以往任何時期都大，有時甚至一躍而為國內最大黨派，擁有人數最多的選民。法國總理（社會黨）便曾前往華盛頓提出警告，表示若無經濟援助，他極有可能敗於共產黨之手。1946年全歐歉收，緊接著一場酷寒嚴冬，更令大洋兩岸的歐美政壇同感心驚肉跳。

因此就任何理性的層面探討，當時的蘇聯，其實對紅軍佔領範圍以外的任何人都沒有眼前的威脅。當時，筋疲力盡的蘇聯正力圖從戰爭的灰燼中振作起來，它的平時經濟一片凋敝，政府的信用除了在大俄羅斯以外，完全掃地，完全失去了向心力。至於西部邊陲一帶，更與烏克蘭，及其他各種民族主義的游擊武力多年齟齬不斷。它由斯大林獨攬大權，而他對外是力避冒險添亂，對內則殘酷無情（見第十三章）。蘇聯對外援是求之若渴的；因此在短時間之內去冒犯唯一有能力向它伸出援手的超級強權美國，自然無利可圖。身為一名共產黨人，斯大林當然相信共產主義最終必將取資本主義而代之，這一點毋庸置疑；從這個信仰出發，兩大制度之間任何形式的共存必難長久。不過正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斯大林手下的計劃專家，卻不認為資本主義已經陷入危機。他們顯然相信，在美國霸權撐腰之下，資本主義還有好長一段路可走，因為當時美國財富及勢力的增幅之大，實在太明顯（Loth1988，pp 36－37）。這一點，其實正是蘇聯擔心的要害。蘇方在戰後採取的姿態，與其說成野心勃勃的攻勢，倒不如說是但求自保的守勢更為貼切。

再意氣相投的夥伴，戰爭一旦結束，往往也會分道揚鑣。更難怪原本就只是一時勉強的結合，一邊是領銜資本主義最大強國的美國，另一邊是在本身勢力範圍之內儼然老大自居的蘇聯，面對戰後種種情況，兩方勢非分手決裂不可。但是縱然如此，也無法充分解釋美國政策之所以強烈恐共的理由——不過除了英國以外，美國其他友邦及羽翼對反共一事卻沒有這般熱衷——美方的政策，至少在其公開的表示里，主要是針對莫斯科將發動全球征服行動這種最壞的打算而定。美國認為蘇俄心懷不軌，意欲導演一場無神論的「共產世界陰謀」行動，隨時準備推翻自由國度。但是在1960年美國總統大選之際，當時被英國首相麥克米倫稱read.99csw.com為「我們現代的自由社會——新形態的資本主義」（Home，1989，vol．11，p．283），其實根本就不曾面對任何可以想見的危機。以此來觀看肯尼迪（J．F．Kennedy）的競選言論，就更令人費解了。

為什麼有人把「美國國務院專家」對局勢的展望視作替天行道的「天啟洞見」（Hughes，1969，p．28）？為什麼冷靜鎮定的英國駐蘇外交人員，在拒絕將蘇聯與納粹德國作任何比較之餘，卻也在報告中指出，世界「正面對著一種可以稱之為現代版的16世紀宗教危機。在這場現代宗教戰爭中，蘇聯的共產主義正與西方的社會民主政治以及美國版的資本主義為敵，共爭世界霸權」（Jensen，1991，pp．41，53－54，Roberts，1991）？如今回溯起來——事實上也極有可能——蘇聯在1945－1947年間顯然毫無擴張之意，也不打算擴大它在1943－1945年間高峰會議為共產集團定下的地盤。事實上在莫斯科控制的國家及共產運動裏面，各個政權往往刻意「不去」依蘇聯的模式建國，反而在多黨制國會民主之下，實行混合性的經濟制度。這種做法，不但跟「無產階級專政」大異其趣，卻「更趨於」一黨專政的事實。在共產黨內部文件裏面，甚至將無產階級專政稱為「既無用處又無意義的舉措」（Spriano，1983，P．265）。（事實上唯一拒絕遵從這項新路線的共產黨，卻是如南斯拉夫一類脫離莫斯科的控制，併為斯大林極想搞垮的革命政權。）更有甚者，雖說蘇聯部隊是其最大軍事資產，可是蘇聯複員之速卻不下於美國，紅軍人數由1945年最盛時期的1200萬名，到1948年，已經驟降為300萬人。這一點甚為外界所忽略《紐約時報》，1946年10月24日；1948年10月24日）。

話雖如此，就算兩強勢不兩立，長期對抗不肯妥協，也並不表示戰爭的危險便迫在眉睫。即使在19世紀，英國外交人員雖然同樣認為防止帝俄向外擴張的唯一途徑，便是凱南式的「遏制」之法；但在事實上他們也都非常清楚，公開對抗的機會甚少，至於開戰的危險更微乎其微。相互之間的非妥協性，也不意味著你死我活的政治殊死鬥爭，或宗教性質的大決戰。不過其中有兩項因素，卻使雙方相對抗的局勢由理性層面變為情緒層次。跟蘇聯相同的是，美國也是世界上代表著一種意識形態的大國，多數美國人都深深相信這種形態是舉世皆應風從的典範。跟蘇聯相異的是，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不幸的是，美國這民主的特徵，對世界局勢來說卻更具有危險性。

如此說來，到底該由誰為冷戰的局面負責呢？這種辯論，就像一場你來我往始終難分勝負的意識形態網球賽一般，一方把過錯全部推在蘇聯身上，另一方則將罪咎一古腦怪在美國頭上（說來有趣，持此見解者卻多是美國的異議分子）。既然找不出結論，我們難免就想做和事佬居中調停，認為一切都是因雙方面彼此疑懼的誤會造成。由於相持不下，結果越害怕越抗拒，最後才演變成「兩大武裝陣營九_九_藏_書，高舉不同大旗，全力動員對抗。」（Walker，1993，p．55）這種說法完全正確，然而卻不能道盡全部事實真相。它可以解釋1947-1949年雙方前線的「凍結」（congealing）現象；也可解釋從1949－1961年柏林圍牆建成，德國國土遭到的一步步劃分。這項理論也可以解釋，為什麼西方各國的反共力量，不得不在軍事上形成同盟，唯美國的馬首是瞻（其中只有法國的戴高樂將軍，膽敢不理會美國的指使）；同時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東西思想分水嶺另一邊的東歐諸國，同樣也無法逃脫向蘇聯全面臣服的命運（其中也只有南斯拉夫的鐵托元帥，可以不睬莫斯科的號令）。可是這一套說辭，卻無法說明冷戰中帶有替天行道意味的天啟口吻。這道「天命」呼聲，來自美國。而西歐各國的政府，無論國內共產黨勢力大小，卻都一律井然風從，全心全意反共，誓死抵抗蘇聯的可能入侵。若要在美蘇之間擇一而事，無論哪一國都不會有片刻猶疑；甚至連那些向來在傳統上、政策上，或經協商決定堅守中立者也不例外。奇怪的是，其實在這些號稱民主政治的大小國家裡面，所謂「共產世界陰謀論」，跟它們的國內政局並沒有什麼嚴重的關係，至少在大戰剛結束的幾年內是如此。民主國家中，也只有美國總統是因以反共為號召而當選（如1960年肯尼迪）；但在實際上就國內政治而言，共產主義之於美國，正如同佛教之於愛爾蘭般風馬牛不相及。然而，若要論起所謂的十字軍東征精神，並讓它在國際強權對抗的現實政治之中扮上一角，這扮演十字軍大將者就是華盛頓當局。但是在事實上，肯尼迪的競選辭藻固然雄辯滔滔，論其中關鍵深意，其實不在警告共產強權將支配全球的危言聳聽，卻在維繫眼前美國獨霸實權的呼籲。不過我們也得加上一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各會員國雖然對美國政策不完全贊同，但是只要那個實行恐怖政治制度的軍事強權存在一天，就只有在美國的保護之下，自己的安全才有保障，因此也就心甘情願地奉美國為正朔了。這些國家對蘇聯不信任的心態，絕不下於美國。總而言之，「遏制政策」固然合乎眾人心意，徹底消滅共產主義一事則不盡然。

簡單地說，正當美國為了未來可能出現的蘇聯世界霸權而擔憂的同時，莫斯科卻為了眼前的現象，美國在全球除了紅軍佔領區以外的各個地區顯示威風的事實而難以安枕。當時國力遠比各國全加起來還要強大的美國，輕而易舉便可以將國疲民乏的蘇聯收入麾下。面對這種態勢，堅持到底絕不妥協，自然是最合邏輯的對應之術。我們不妨姑稱之為莫斯科的紙老虎計吧。

在此同時，對選票極度過敏的美國政客們，基於政治精神分裂症的需要，極力主張美國政府及友邦執行一種既能打退「共黨野心」狂潮，又最經濟實惠，對美國百姓優裕生活打擾最低的如意政策。這一套政策不但是指一種以「炮彈」，而不以「人員」取勝的核戰略，也包括一項於1954年提出的「大規模報復」（massive retaliation）的全面策略。即一旦敵人來犯，即https://read.99csw.com使對方系採取傳統型武器小規模攻擊，我方也必以核武器報復。簡單地說，在政客多方鉗制下，美國政府發現自己動彈不得，被局限在一種攻擊性的地位，最多只能在戰術上找到一點變通的餘地。

總之，儘管蘇聯自顧不暇，但是形勢使然，雙方卻不得不都採取對抗的政策。一方是蘇聯，對自己朝不保夕的地位心知肚明；另一方則是世界超級強國的美國，對中歐和西歐瞬息萬變的局勢，以及亞洲大部分地區撲朔迷離的政局也同樣不安。就算沒有意識形態牽涉其中，對峙局面恐怕也難避免。1946年初，美國外交官凱南（George Kennan）首先提出併為華盛頓當局積極採納的「遏制政策」（containment）。凱南本人，便不相信俄國真的在為共產主義聖戰賣力，而他自己，更不屬於任何意識戰爭的十字軍先鋒——從其日後職業生涯中可見一斑（唯一的例外，是他對民主政治的評價甚低，因此大加反對）。凱南其人，其實只不過是一名由舊式權力政治學派出身的俄國問題專家——美國駐歐人員之中不乏這號人物——在此類人眼中，俄羅斯沙皇派，或是布爾什維克派，都屬於一個落後野蠻的社會。而俄羅斯人向來便有一種「缺乏安全感的傳統直覺」，其統治者更是一群充滿了這種恐外心理的白痴。這個國家，老是自絕於外面的世界，一向為獨裁者所統治，總是處心積慮地從事死亡鬥爭，很有耐性地等著對手徹底毀滅。既不合作也不讓步，判斷和行動，從不訴諸理性，只能聽憑武力，硬碰硬地解決。在凱南眼裡，共產主義無疑火上加油，更大大地增高了舊俄帝國的危險性，因為它標榜著舉世最最無情的烏托邦思想——即壟斷全球的思想意識——為這個舉世最最兇殘的勢力添翼。因此依照凱南這套理論實行起來，便意味著唯一能與俄國抗衡的強國——美國——絕對不能有半分妥協。無論俄羅斯是否信仰共產主義，都得將之「遏制」，以防其毒素影響滲透。

於是40年間，兩個陣營不斷增強軍備以相抗衡。可是這種長期武裝對峙的形勢，卻建立在一項不切實際而且毫無事實基礎可言的假定之上：那便是世局極其不穩，隨時可能爆發一場世界性的戰爭，只有永久地相互牽制下去，才能防止世界大戰于萬一。這種心理現象，究竟從何而來？首先，冷戰之說純系一種西方觀點，如今回頭看去固然可笑不堪，但是當年在二戰餘震之下，卻屬自然反應。當時眾人都以為人類的災難時期尚未完結，世界資本主義和自由社會的前途依然未卜。多數觀察家都認為，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前車之鑒，此次戰後也必有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甚至連美國也難倖免。某位在日後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便曾於1943年作此預測，警告美國將「遭遇前所未有的大量失業和工業失序的經濟低潮」（Samuelson，1943，p．51）。大戰勝利以前，華盛頓當局分身之術，對經濟事務自是無暇全神顧及。但是對於戰後的國策方針，美國政府用在避免另一場經濟大蕭條襲擊所花費的心血，更勝於為防止另一場戰爭發生所作的努力（Kolko，1969，pp．244－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