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其原因並不是與資本主義及超級強權對抗，削弱了社會主義。造成它如此下場的原因有兩層：一是社會主義經濟有缺陷，經濟結構失衡，超速擴展；二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更有活力，更加先進，也更具優勢。因為若單就政治觀點而言，就像冷戰中人，喜歡以「自由世界」對「極權世界」的詞彙代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分明壁壘，視兩者為永遠無法也不願銜接的峽谷深淵之兩壁，如果雙方只是各行其是，老死不相往來，也不進行自殺牲的核戰爭，其中一方就算再不濟也可以支撐下去。因為只要能夠一直躺在鐵幕後面，就算中央計劃式的經濟效率再差再鬆散，也可以勉強苟活——最壞也不過苟延殘喘逐漸衰亡，也不至於猛然崩潰。可是，在60年代蘇聯式經濟制度開始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相互影響之際，便種下了社會主義被挫敗的因子。7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還不肯痛下針砭，著手改革經濟，反而貪圖一時方便省事，追逐利用世界市場上出現的新資源（如借油價大發橫財，或因借款得來容易便大量舉債等等）；此舉無異自掘墳墓（見第十六章）。冷戰中置蘇聯於死地者並非「對抗」，而是「緩和」。

說來湊巧，蘇聯也正好在里根年代的末了瓦解，美國宣傳家便免不了大吹法螺，認為這都是美國發動抗俄滅蘇之功。美國發動了冷戰並大勝於冷戰，如今已經將敵人徹底擊潰，令其毫無翻身餘地。這是一批老戰士對80年代演變所做的闡釋，我們其實不必把他們的版本看得太認真。當時根本沒有任何跡象，顯示美國政府預期到或看出來蘇聯即將解體。待到蘇聯真的垮台，也不見美方預先對此事做過任何準備。儘管它的確希望對蘇聯施加經濟壓力，可是美國自己的情報卻顯示蘇聯的體質還硬朗得很，絕對可以繼續與美國進行長期軍備賽跑。即使在80年代早期，美國還錯估了蘇聯的境況，以為後者還在得意洋洋地從事全球侵略。事實上就連里根本人，不管他的講稿代筆人替他撰寫的言詞為何，不管他那經常顯然不太靈光的腦袋到底在想些什麼，在他的心底深處，也相信美蘇兩國共存是不可避免的現實情況。但是他認為美蘇共存的基礎，不應該建立在相互以核恫嚇的平衡點上，他的夢想，是建立一個完全沒有核武器的世界。剛好，另外有人與他共此清夢，那就是蘇聯新上任的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1986年兩強在秋意正濃的冰島相會，在接近極地的蕭瑟氣氛里，一場奇特卻熱烈的高峰會議恰好展開。戈爾巴喬夫的心意，在此會中顯示得清清楚楚。

華盛頓當局這種歇斯底里的反應，當然不是基於實際的理性考慮。雖然美國的名望大不如前，但就實質而言，其實美國實力較之蘇聯，依然具有決定性的優勢。再以兩大陣營的經濟力量和科技水準相比較，西方（及日本）的優勢更是無法估計，差距何止千里萬里。粗糙僵化的蘇維埃，也許可以憑它的無比蠻力，比誰都更有辦法建造出一個上個世紀80年代那種19世紀式的強大經濟（Jowitt，1991，p．78）。但是在這個20世紀的80年代，就算它的鋼鐵產量比美國多出80％，生鐵產量比美國多出兩倍，發動機比美國更勝5倍；如果它不能調整適應自己，趕上這個建立在硅晶與軟體的時代經濟，就算傳統重工業的產品再多再大，對這個老大帝國又有什麼幫助呢（見第十六章）？而當時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蘇聯打算髮動戰爭，其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唯一的例外，恐怕只是跟中國開戰），至於軍事進攻西方，毫無實行的可能。所謂蘇方發動核攻擊之說，全都是80年代西方冷戰人士的自我夢囈，以及西方政府的高燒宣傳。結果適得其反，反而讓蘇聯人大為恐慌，認為西方很可能先下手為強，對蘇聯發動核攻擊——1983年某段時間，蘇聯甚至以為西方核彈隨時便要打來（Walker，1993，chapter 13）。美方的危言聳聽，更在歐洲觸發了冷戰時期以來規模聲勢最為浩大的反核和平運動，極力反對在歐洲部署新一批的導彈。

在這種心理背景之下，里根所發動的那場十字聖戰——至少在表面看來如此——以全力對抗那股「hｔtps://rｅad.99cｓw.ｃｏm邪惡帝國」勢力的種種行動，與其說是出於為了重建世界權力平衡的實際目的，不如看作幫助美國愈合的心理治療手段。因為重建世界均勢的這項工程，早在70年代末期，便已悄悄進行。當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美國民主黨總統及英德兩國社會民主黨和工黨政府領導之下——已經開始重整軍備。而且從一開始，非洲地區建立的左翼新政權，便受到美國支持的運動及國家的嚴密牽制。美國勢力在非洲中部和南部一帶，進展得頗為成功，並與那實行種族隔離政策、儼然銳不可擋的南非共和國共進退。在西非一帶，美國的鋒頭就沒有那麼沖了（不過蘇聯勢力在兩地則有古巴派遣的遠征部隊給予重要幫助，證明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忠心耿耿，一心以效命第三世界革命並與蘇聯老大哥聯盟為職責）。里根對冷戰的努力，卻屬於另外一種類型，並不在平衡世界霸權。

與此同時，蘇聯方面毫無道理的洋洋得意心態，助長了美國人的抑鬱憂心。其實遠在美國宣傳家大言不慚，事後之明地往自己臉上貼金，吹噓如何一手贏得冷戰，整垮死對頭之前，勃列日涅夫政權就已經引導蘇聯走上敗家破產的滅亡路了。它在軍備上投下大筆費用，使得蘇聯國防支出平均年增長4％～5％，從1964年開始長達20年之久（系根據真實數字統計）。這場軍備競賽毫無意義可言，唯一能夠讓蘇聯感到安慰的事情，便是如今自己總算可以在導彈發射台上和美國平起平坐了，這是1971年。到1976年時，它的發射台數字更居於優勢，以25％領先美國（不過蘇聯的實際彈頭數目始終不及美方）。其實早在當年古巴危機之時，蘇俄微不足道的核彈頭就已經把美國震懾得不敢輕舉妄動，多年瘋狂競賽下來，雙方儲存的實力早就可以把對方炸得瓦礫千層灰燼彌空了。蘇聯更不斷努力建立一支強大海軍，在全球海面爭得立足之點（其實說成在海面以下取得一席之地更為恰當，因為其海軍軍力是以核潛艦為最大主力）。就戰略觀點而言，蘇聯此舉並不實際，不過作為一個全球性的超級大國，就有在世界各地揚旗示威的權利，因此借海軍展現實力為一種政治手段，倒也情有可原。但是蘇聯不再端坐家中守其地盤的事實，卻讓美國各位冷戰鬥士感覺宛如電擊，若不及時展現實力，再度號令天下，此中態勢，豈不證明西方霸權長日將盡。莫斯科躊躇滿志，早將當年赫魯曉夫下台之後，自己在國際舞台上步步為營的那份謹慎拋到九霄雲外。蘇聯信心不斷上升的態度，愈發肯定了美國人的擔心。

冷戰結束，因為兩個超級大國中的一方，或雙方俱皆如此，認清了核競賽邪惡無理的本質，並且相信對方也真心誠意，願意結束這場瘋狂可笑的競賽。就某種意義而言，這種建議可能比較容易由一位蘇聯領袖採取主動，因為莫斯科方面向來不像華盛頓，並不把冷戰當作聖戰似的一直掛在嘴邊；也許是由於蘇聯不必把激動的民情放在心上之故吧。但是反過來說，正因其言辭不像華盛頓那麼熱烈，事到如今，謀和之儀若出自蘇聯領袖之口，其誠意恐怕很難取信於西方各國。因此之故，全世界欠下戈爾巴喬夫的情就更重了。因為他不但首倡此議，而且更憑自己之力，成功地說服了美國政府及西方眾人相信他心口如一、的確有此誠意。當然，我們也不可低估里根總統所做的貢獻，因為他簡單純粹的理想主義心態，才能突破層層迷霧，衝出圍繞在他身邊形形色|色的各種魔障——意識形態販賣專家、神經錯亂的狂熱分子、妄想升官發財的野心家、亡命之徒、職業戰士——憑自己的單純相信了戈爾巴喬夫的誠意。就實質而言，冷戰可說在雷克雅未克（Reykiavik，1986年）和華盛頓（1987年）兩度高峰會議之後便告結束。

60年代初期的某一段時間里，冷戰似乎向恢復理智的方向走了幾步。1947年以還直至朝鮮戰爭高潮的數個危險年頭中，世界總算有驚無險，不曾發生任何爆炸性的事件。即使是斯大林之死（1953年），雖然也在蘇聯集團引發了一陣大地震，最終畢竟安然度過。西歐各國發現，自己不但不必在社會危機之中掙扎，反而開始進read.99csw.com入一個始料未及、到處一片欣欣向榮的時代。下一章將對這段時期作更進一步的討論。老派的外交人士，專門有個行話用來形容緊張關係的減輕，也就是「緩和」（detente）。現在「緩和」一詞變成家喻戶曉的名詞了。

緩和現象首先出現於50年代的最後幾年，當時正是赫魯曉夫（N．S．Khrushchev）在斯大林死後的一片混亂中奪權成功登上蘇聯寶座的時候（1958－1964年）。赫魯曉夫外表看來一介莽夫，其實骨子裡能幹得很，很令人欽佩。他相信改革，主張和平共處，將斯大林一手建立的集中營清理一空，並在接下來幾年裡成為國際舞台上的領銜主角。他恐怕也是唯一由農村男兒出身，躍登世界大國領袖之人。在赫魯曉夫與肯尼迪之間——肯尼迪是美國這個世紀最被稱譽的總統（1961-1963年）——一個喜歡虛張聲勢專以大聲恫嚇衝動行事為能事，另一個則善於故作姿態喜歡玩弄手段。兩人中間有過一段相當緊張對立的時期，「緩和」首先要面對的便是這道難題。於是兩個超級大國，由兩名超級危險玩家負責掌舵；而這個時候，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正充滿著危機感，覺得自己在經濟上節節敗退，輸給了50年代突飛猛進的共產經濟。如今看來實在很難想象，但是在當時人的眼裡，你瞧，蘇聯在衛星、太空人上的驚人成就，豈不證明它在科技上已經勝過美國（其實很短暫）？再看，共產主義豈不出乎眾人意料，竟在佛羅里達數十公里方圓內的古巴大獲全勝（見第十五章）？

蘇維埃制度之所以解體，是否因冷戰結束而導致呢？這兩大歷史事件，雖然在表面上看起來頗有關聯，但在過程上卻各有其徑。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一向自詡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另一選擇。既然資本主義大限未到，而且看起來也絲毫沒有將要離世的跡象，那麼社會主義若要作為世界的另一種前途希望，成功與否，就要看它與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競爭實力的高下了——不過如果1981年時所有社會主義和第三世界的債務國一起翻臉不認賬，並拒絕履行向西方貸款的償付責任，我們倒很想知道資本主義將會變成什麼模樣——但是後者多年來幾度推陳出新更上層樓，當年經濟大蕭條及二戰後，分別有過一次鼎力革新。70年代時，又在傳播和信息事業上經歷了一場「后工業式」（Post industrial）的革命轉型。而社會主義國家卻一路落後，這種愈演愈烈的形勢在1960年後變得極為明顯，它的競爭能力已經完全失去。總而言之，只要兩者之間的競爭，是以兩大政治、軍事、意識強國對峙的形式出現，任何一方只要技不如人，即將註定毀滅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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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越戰還不足以證明美國孤立，那麼1973年發生在猶太贖罪日（Yom Kippur）的阿以之戰，總可以更一步的證明了吧。多年來，美國已經讓以色列發展為它在中東最親密的盟友，而這場戰爭，便發生在以色列與由蘇聯供應裝備的埃及和敘利亞之間，以色列的飛機和彈藥都不足，形勢緊迫，只有求美國火速支援。然而歐洲各國友邦，除了依然堅持戰前法西斯尾巴不放的葡萄牙外，竟然一律拒絕伸出援手，甚至不準美國飛機使用美方在其境內的基地進行援以行動——最後美方物資是經大西洋中部葡屬的亞速爾群島（Azores）才運抵以色列。美國政府認為，阿以之戰與其利害攸關——外人實在很難悟出其中的道理——事實上，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甚至還正式作出核戰警告。這是古巴危機以來，此類警告首次再度出現。基辛格其人，幹練玩世，而此舉正是他一向厚顏無恥缺乏誠意的標準作風（當時他的總統大人尼克鬆，正在白費力氣苦戰，想要避免不名譽的彈劾下場）。可是基辛格的夸夸其談並沒有動搖友邦的立場，它們擔心的是自己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其重要性勝過對美國區域性策略的支持。美國再天花亂墜，唇焦舌燥，也不能說服大家相信它的區域性布局與對抗共產之戰息息相關。阿拉伯國家經由石油輸出國組織，已經發現了一種有力武器，便是用石油供應量的削減，以及石油禁運的恫嚇，足可阻止各國九_九_藏_書不敢前來相助以色列。更進一步，它們還發現自己可以大幅提升世界石油的價格。世界各國的外長，也不得不注意到一向號稱全能的美國，對此趨勢全然無能為力，束手無策。

超級大國在全球勢力上的平衡，以及冷戰中雙方在各個區域相互對抗的本質，雖然尚未因越南與中東兩次事件的本身而改變，美國的力量及地位卻因此大為削弱。不過在1974－1979年之間，全球極大一片地區再度吹起一股新的革命大風（見第十五章），這是短促二十世紀當中的第三回合大動亂。一時之間，彷彿超級大國間的平衡點正離開美國傾斜而去。亞非各地，甚至包括美洲本土，眾多政權紛紛轉向蘇聯——從實質的角度而言，不啻為被陸地包圍苦無對外出口的蘇聯提供了軍事尤其是海軍的基地。第三起世界革命，適逢美國在國際上遭到挫敗的事實，兩相激蕩，二度冷戰於此展開。可是其中勃列日涅夫領導下的蘇聯，在70年代躊躇滿志的心態，對此更有推波助瀾之功。這段時期的衝突現象，主要由第三世界的大小戰爭構成，越南前車之鑒，現在美國不敢再犯當年同樣的錯誤，只有在後面間接撐腰。此外，雙方更瘋狂地加速核軍備競賽。但是兩相比較，各地烽火連天的廝殺，比起核競賽更缺乏理性。

未來21世紀的史學家，既遠離了20世紀70與80年代的親身記憶，對於這一時代發作的瘋狂軍備高熱、侃侃而談的天命預言，以及美國政府在國際間進行的怪誕作為，尤其是里根執政年代（1981－1989年）初期發生的怪事必將感到大惑不解。這些史家若想了解其中真相，必須在主觀性上從探討美國人的心理入手。美國連遭大患，一股股深刻的失敗感、無力感、恥辱感，其痛之深，其恥之烈，實在令70年代美國政治主流深感痛心疾首。尼克鬆為了沒有價值的醜事，名譽掃地黯然下台；繼之而起者又是連著兩任毫無分量的輕量級總統。總統人事的失序，愈發使得美國人心上這道重創的痛楚加深。雪上加霜，羞辱性的伊朗人質事件，美國外交人員竟然被當作人質並用以相脅；中美洲數小國接連掀起赤色革命；石油輸出國組織再次提高油價，造成二度國際石油危機。種種事情，更使美國人的痛苦達到極點。

反過來從蘇聯的角度看，它也同樣焦慮不已。首先，華盛頓當局的言辭曖昧，不過其中充滿了挑釁的意味絕對錯不了。其次，蘇聯本身又與中國在基本路線上決裂，如今中國小老弟一口一聲，指責老大哥對資本主義的態度不強硬。面對這項罪名，原本主和的赫魯曉夫也只有板起面孔，被迫採取比較不與西方妥協的態度。與此同時，各殖民地的解放進程，以及第三世界的革命行動，突然紛紛加速（見第七、十二及十五章），形勢似乎對蘇聯大為有利。於是美國提心弔膽，同時卻又信心十足；蘇聯信心十足，同時卻又提心弔膽。雙方為了柏林、為了剛果、為了古巴，威脅恫嚇，僵持得不可開交。

經濟事務除外，當時尚發生了另外兩件關係密切的事件，以今觀昔，似乎也波動了超級強權之間勢力的平衡。首先，在美國縱身躍入一場主要戰爭，出現多種看來代表美國挫敗及不穩定的跡象。越戰一事，使美國全國人心頹喪，意見分歧，各地混亂的暴動示威反戰遊行，在電視上頻頻播映，一位美國總統因此下台。10年鏖戰（1965－1975年），美國如眾所料，在大敗之下無功而退。意義更深的則是，越戰道破了美國的孤立。因為遍數美國之眾友邦，竟沒有一國派兵前往與其並肩作戰，甚至連象徵性的助陣也不曾有。美國為什麼要去蹚這一趟渾水，為什麼不顧敵友的警告——美國盟邦、其他中立國家，甚至連蘇聯都勸美國不要介入——卻要把自己糾纏進這場註定毀滅的戰爭呢？此中緣由，實在令人費解，只有把它當作一片撲朔迷離、令人困惑、充斥了偏執的歷史濃霧。迷霧之中，但聞冷戰中眾主角摸索的腳步聲。

就某種意義而言，華盛頓當局那批激烈冷戰派的看法倒也不失正確。如今回望，我們可以清楚看見，真正的冷戰其實已經於1987年華盛頓高峰會議之際便告結束。但是一直要到眾人親見蘇聯霸勢已去，或壽終正寢，全世界才肯承認冷戰真的已經終結這一事實。40年來堆積的九九藏書疑懼仇恨，40年來軍事工業巨獸的耀武揚威，不是一夜之間就可消除扭轉的印象。雙方的戰爭機器繼續運轉，情報機構也依然風聲鶴唳。把對方的每一個動作，都當成企圖勾引己方上當、松馳警覺的詭計。一直到1989年蘇聯翼下的大帝國瓦解，1989-1991年蘇聯自己也宣告解體，大家才不再能假裝若無其事，更不能自欺欺人，好像什麼變化都沒有發生一般。

表面看起來驚險詭譎，有如深淵薄冰，事實上若為這段時間算一筆總賬，卻可以得出一個相當穩定的國際局勢。兩強之間，還保持了一種盡量不去嚇倒對方和世人的默契，而白宮與克里姆林宮之間設立的電話熱線，便是此默契的最佳象徵（1963年）。柏林牆的設立（1961年），則確定了東西雙方在歐洲最後一條不確定的界線。對於開在自家門前的共產小店古巴，美國也默不作聲地接受了。古巴革命及殖民地解放的火花，分別在拉丁美洲和非洲點起了星星之火，可是卻不曾掀起燎原之勢，最後甚至明滅不定奄奄將息（見第十五章）。1963年肯尼迪被刺；1964年赫魯曉夫被看不慣他魯莽衝動作風的蘇聯主流派送回老家。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核武器的管制也大有進展：諸如禁止核試驗條約的簽定、禁止核擴散條約的簽署（贊成國都是已經擁有核武器，或不打算取得核武器的國家；而反對者則是正在建立自己核軍備的幾國，如中國、法國與以色列）、美蘇限制戰略武器條約（Strategic ArmsLimitation Treaty，SALT），甚至還針對雙方的反彈道導彈（Anti Ballistic Missiles，ABM）達成某些協議。更有意義的是，美蘇兩國之間的貿易，長久以來由於政治上的齟齬本已瀕臨窒息狀態，隨著60年代進入70年代，卻開始欣欣向榮。一時之間情況大為看好，前途一片光明。

此外，兩個超級大國軍備競賽開支之大，均遠超出其經濟能力負荷。到80年代，美國的債台已經高築到3萬億美元之巨——其中絕大部分花在軍事用途上——但是這個天文數字，幸好還有世界性資本主義的系統提供緩衝。蘇聯的壓力同樣也不輕，可是環顧內外，卻沒有人與之共同分擔這個重荷。而且就比率而言，蘇聯軍費之高，約佔其總生產的四分之一。而美國在80年代的戰爭支出雖也不低，可是卻只佔其數字龐大的國內生產總額（GDP）的7％。出於某種歷史的原因，加上政策運用得當，原本依附於美國生存的各國經濟壯大增長，甚至青出於藍，比祖師爺的美國還更出色。到70年代結束，歐洲組織和日本兩方的生產總和，已經超出美國60％。反過來看看蘇聯的附庸國家，卻始終無法自力更生，每年尚得耗費蘇聯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巨款補給。從地理及人口分布來說，這些蘇聯希冀有朝一日可以通過革命壓倒資本主義全球壟斷的落後國家，總共佔全世界總數的80％。可是就經濟分量而言，卻微不足道居於可有可無的地位。至於科技的發展，西方更一日千里，以幾何級數增長。雙方差異之大，判若天地。總而言之，冷戰從一開始，就是勢不均力不敵的懸殊之比。

前途其實並不光明。70年代中期，世界開始進入所謂「二度冷戰」的階段（見第十三章）。這段時間與世界經濟的大變化相始終，也就是1973年起綿延20年之久的長期經濟危機，於80年代初期達到最高潮（見第十四章）。然而超級強國競賽中的對手，一開始並沒有警覺到經濟氣象起了變化，它們只察覺到一件事：在產油國的卡特爾組織——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成功行動之下，能源價格出現了三級跳。現在看來，此事加上其他幾項發展，似乎表示美國控制世界的地位逐漸有下降的跡象。可是當時，兩個超級大國毫無所覺，還對本身經濟實力的穩固沾沾自喜。比起歐洲，經濟發展的減速對美國影響顯然小得多；而蘇聯呢——上帝若要毀滅誰必先令其躊躇滿志——還以為自己一路順風，一切都照著計劃順利進行呢。繼赫魯曉夫而起的蘇俄頭目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掌權20年間，如今被蘇聯改革人士冠之以「停滯時期」（the era of stag九-九-藏-書nation）。可是當時在勃列日涅夫看來，世界形勢確有幾分值得他樂觀的理由，單就其中一項，就可以令他理直氣壯：蘇聯從60年代中期開始，陸續發現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蘊藏，請看1973年石油危機以來，國際市場價格水漲船高，已經突漲4倍。

里根的貢獻不在實質意義，卻在於意識形態——也就是西方世界對黃金時期之後（見第十四章），世界總是在層出不窮的麻煩及不確定性中打轉的一種反應。黃金時代進行的各項社會經濟政策顯然宣告失敗；長久以來執政的中間路線及溫和派社會民主黨派，一一下台；現在換成一批致力「企業至上」，堅持「完全放任」的右派政府上場。這是80年代，發生在好幾國的情況，其中又以美國的里根，以及英國自信十足的鐵娘子撒切爾夫人（Thatcher）最為突出。在這批右派新貴眼裡，50和60年代由國家大力推動，但從1973年開始便不再有經濟成就做後盾的福利式資本主義，根本上就是出自社會主義的一截枝椏——正如經濟學家暨意識專家海耶克所言，是所謂「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也正是這種社會福利制度的最終產物。里根風格的冷戰，不僅是針對外面的「邪惡帝國」而來，對內而言也是為針砭羅斯福的新政思想而發。總而言之，便是堅決反對福利國家，以及國家以任何形式介入社會、經濟生活。里根政治的死敵就是共產主義及自由主義。

至於歐洲局勢——雖有1974年葡萄牙革命，又有西班牙佛朗哥政權的結束——至此顯示已經完全安定下來，雙方楚河漢界，界線分明；事實上兩個超級大國，都把它們競爭的場地轉移到第三世界。歐洲的「緩和」局面，為尼克鬆（1969－1974年）與基辛格時期的美國提供兩大得分良機：一是將蘇聯勢力由埃及逐出，一是非正式地將中國收編入反蘇聯盟；其中後者代表的意義更為重大。而各地興起的革命浪潮，卻都具有對抗保守政權的態勢。美國既一向藉著這些保守政權自居為全球的護法師，如今形勢逆轉，正好為蘇聯提供機會，一個可以採取主動的好機會。隨著葡萄牙在非洲殖民帝國的崩潰瓦解，舊有地盤安哥拉（Angola）、莫三比克（Mozambique）、幾內亞-維德角（Guinea Cape Verde）等地，一一落入共產黨手中。隨著衣索比亞老皇帝被革命民眾推翻，衣索比亞政治風向向東轉彎，蘇聯海軍快速成長，在印度洋兩岸獲得一個又一個重要基地。隨著伊朗國王狼狽下台出亡，美國人情緒大壞，所有輿論民意，幾達歇斯底里的地步。否則，我們如何解釋，為什麼美國一看見蘇聯部隊開進阿富汗就以為天下大亂將至，風聲鶴唳，認為蘇聯勢力的挺進不久即將抵達印度洋岸、波斯灣口？（見第十六章第三節。其中部分理由，恐怕可以歸之於美國人對亞洲地理的驚人無知。）

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於1980年當選美國總統。當其主政時代的美國政策，完全是以掃除多年銘刻在心的羞辱感為出發點。也只有從這個角度，我們才可以了解里根之所以大耍鐵腕，拚命展示美國高高在上、絕不容任何挑戰，絕不能動搖其稱霸地位的作風。為了重振雄風，美國甚至不惜訴諸武力，以軍事行動對付特定目標，如1983年入侵加勒比海小島格林那達（Grenada）；1986年發動大規模海空攻勢襲擊利比亞；至於1989年對巴拿馬發動軍事侵略，規模更大，更無意義可言。里根顯然摸准了人民心理，看透了他們自尊受到的傷害之深。這份能耐，也許正和他是二流好萊塢影星出身有關吧。美國人心理的重創，最後在死對頭突然暴斃之下得到一點安慰，現在總算又只剩下自家是世界一霸了。但是即使到了這個時節，我們也可在1991年對付伊拉克的波斯灣行動中，看出一點蛛絲馬跡。美國人是想藉著教訓伊拉克的機會，為1973年和1979年兩度石油危機所遭受的奇恥大辱，找回一點遲來的心理補償作用。想當年，堂堂地球上的最大強國，竟然奈何不了區區幾個第三世界弱國湊合的組織，眼睜睜地被它們以斷油的威嚇要挾。是可忍，孰不可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