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著這種異常繁榮，可謂人所未料的經濟增長，我們到底該如何解釋其中發生的原因？更何況在它的前半生里，這個欣欣向榮的經濟體系原本似乎一直在近乎毀滅的死亡線上垂死掙扎。這一段長時間的經濟擴張與富強康樂，是跟隨在同樣一段漫長時期的經濟破滅無限煩惱災難之後而來。此中的循環往複，毋庸我們在此解說。因為自從18世紀末期以來，此類高低往返，長達50年的長周期現象，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經濟史的基調。我們在第二章討論過，在「大災難期」的時候，人們便開始注意到循環的經濟現象，但是其中原因何在，卻始終捉摸不清。長周期理論，一般是以俄國經濟學家康德拉捷夫之名傳世。就長期角度而言，黃金時代不啻是康氏長周期上揚的又一例證，正如1850－1873年間維多利亞時期的大景氣——說也奇怪，百年前這個景氣歲月的年分，與百年之後景氣幾乎完全吻合——以及維多利亞後期暨愛德華時期的另一景氣一般。幾次上揚的時期，其前後也都曾出現過長期的下沉階段。因此，本世紀的黃金時代，不用在這方面另做解釋，我們需要探討的事物，卻是這一次上揚的幅度與深度。因為其中所表現的程度，正好與其之前出現的危機與蕭條恰成對比。

資本主義本身的改變，促成了一種「混合式經濟制度」的出現，使得國家更易進行現代化經濟事務的計劃與管理，同時也相對地大大推動了需求的增加。戰後發生於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成功範例，往往是一連串由政府支持、監督、引導，有時甚而由政府主動計劃、管理的工業化發展的故事。這一類由政府主導的成功事例涵蓋全球，從歐洲的法國、西班牙，一直到遠東的日本、新加坡、韓國皆是——例外情況少之又少（如香港）。在此同時，各國政府也信誓旦旦，致力於全面就業的形成；並設法盡量減少社會上生活的不平等，即全力保障社會福利和社會安全制度。經由以上這兩項政治承諾，奢侈類產品打開了大量消費的市場，成為民眾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通常越是貧窮的階層，耗費在基本所需如食物一項開支的比例越高——這項極為合理的觀察，是以「恩格爾定律」（Engel』s Law）而聞名。回到30年代，即使在富甲全球的美國，家計中三分之一的開銷，依然是用在食物上面。可是到了80年代初期，食物開支卻一落而為13％，剩下的百分比，都花在其餘用項之上。黃金年代來臨，「市場」也變得民主化了。

種種改變，實在非同小可；種種改變，甚至竟使美國資本主義政客陣營中一位死硬派人士哈里曼（Averll Harriman），於1946年對國人做出以下表示：「（我們）這個國家的民眾，如今對於『計劃』一類的字眼再也不會感到畏懼，……民眾已經接受一個事實，那就是這個國家的政策一如個九_九_藏_書人，一定非得計劃不可。」（Maier，1987，p．129）此外還有法國政經學家莫內（Jean Monnet，1888－1979），原是經濟自由主義的最大擁護者，並對美國經濟制度稱羡不已，此時卻變成法國經濟計劃的熱情支持者。風氣所及，原本力主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羅賓斯（Loinel Robbins）——一度曾全力維護正統經濟學說與凱恩斯派大戰，並在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Economics）與海耶克一同主持講座——卻搖身一變，成為英國戰時半社會主義式經濟制度的領導人物。30年間，「西方」思想界與決策者中有著一種共識，尤以美國為著；這種共識，不但決定著資本主義國家該有的行動方針，更操縱著它們不該從事的絕對禁忌。它們共同的目標，是要創造出一個生產日增的世界，一個國際貿易不斷增長的世界，一個全面就業、工業化、現代化的世界。它們全力以赴，意欲實現這個經濟大同的世界。如有必要，它們甚至願意訴諸混合經濟，以政府控制管理的手段，有系統地實現這個目標。它們也願意與有組織的工會運動合作，只要後者不與共產黨同路。資本主義的黃金歲月，若無這個共識，勢無可能成形。而這個共識，就是眾人意識到「私有企業」的經濟體制（「私有企業」另有一較受歡迎的名詞，即「自由企業」，必須從它自己形成的困境中拔出，方才能夠存活。

資本主義內部的重組，再加上經濟事務的國際化，形成黃金時代的核心。至於科技革命帶來的衝擊，其例雖多，但是否能解釋黃金時代的緣由，卻不及前面兩項顯著。我們已經討論過，這數十年間欣欣向榮的新工業化現象，多數是建立在舊有科技之上的舊有工業經濟不斷向外擴散於新興國家的結果。比方社會主義國家，拾起了19世紀西歐各國的牙慧，即後者賴以起家的煤炭和鋼鐵工業；而歐洲各國，則向20世紀的美國學步，仿效其石油和內燃機的新興工業。高級研究鼓勵的科技生產，恐怕一直要到1973年後的危機年頭開始，才對民間工業產生大規模的衝擊。1973年後，幾項在信息科技和遺傳工程方面的突破發展開始紛紛出現，在此同時，科技在其他未知領域也有了重大的進步。各項主要新發明之中，立刻在戰後發揮其改變世界力量者首推化學製藥。它對第三世界人口的影響，可說是立即性的（見第十二章）；它對人類文化的衝擊，雖然沒有這麼迅速，在當時卻也指日可見——60和70年代在西方世界興起的性革命浪潮，全靠抗生素出現才成為可能。抗生素的發明，使得雜交、亂|交性關係的危險度大為降低，原因有二：其一如今性病輕鬆可治；其二從60年代開始，避孕藥到處供應，唾手可得（但是雜交的危險性，在80年代又九_九_藏_書隨著艾滋病重回人間）。

至於盎格魯撒克遜體系以外的其他地區的決策者，他們對於全球貿易和金融體制的重建自然毫無置喙之地；然而對於舊有市場制度自由主義的揚棄，眾人卻深有同感。本來由國家主導計劃的經濟政策，從法國直到日本，在許多國家都非新鮮事——某些工業甚至根本屬於國有或國營，早是眾人相當熟悉的安排，1945年後，也在西方國家更加普遍。國營的趨勢完全與社會主義和反社會主義之間的爭議無關，不過戰時種種地下抗敵的政治活動，自然有為這股風氣造勢之功，使其在戰後一時甚為風行——1946-1947年間法國和義大利通過的新憲法，即為一例。反之，在社會主義政府執政15年後的挪威，不論在絕對數字和比例上，國營企業的規模卻都比西德為小，而後者自然絕非再是一個嚮往專制主義的國家。

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資本主義雖然進行了自我改革，但是在檢討這個以前不能想象的大變革的積極意願的同時，這家經濟新飯館的大廚們開出來的新菜單到底效果如何，卻值得我們慎思明辨。其中的分野距離，實在很難判別。因為經濟學家就像政治人物一般，往往善於將成功的案例歸功於自己政策的聰明睿智；而在黃金年代的時期里，即使連當時最軟弱的經濟體如英國，也呈現一片欣欣向榮之貌。如此一來，更使眾人沾沾自喜，慶賀自己妙計成功。不過，其中雖然也許有幾分丑表功的曖昧，我們卻也不可因此便忽略其政策的精心設計之處，自有其足可驕傲的成功佳計。以1945-1946年間的法國為例，即開始推動一連串有意設計的計劃，將法國工業經濟帶上現代化的大道，這番將蘇聯式經濟理想綜合而成一資本主義混合式經濟制度的構想，必有其可圈可點之處。因為在1950-1979年的20餘年間，法國從原本代表著經濟發展遲滯、飽受眾人嘲笑的形象搖身一變，竟然在追趕美國生產力的經濟競賽里，施展出遠比其他任何主要經濟國家為佳的優異表現，甚至比起德國也要更勝一籌（Maddison，1982，p．46）。但是歸根結底，各個政府各個不同政策之間孰優孰劣（這些政策，往往與凱恩斯的大名有不解之緣，但是凱恩斯本人卻早已於1946年謝世），這個話題我們還是留待經濟學家辯論吧。要知道經濟學家這一族，素來就以好激辯好爭論而聞名。

至於戰後在歐洲甚囂塵上的社會主義黨派，以及各種工會勢力，更在這股新興的改良式資本主義潮流中如魚得水——因為就實質意義而言，它們並無自己的經濟主張。只有共產黨人例外，而他們的政策不外奪權上台，然後便一路跟著蘇聯老大哥的腳印走去。斯堪的納維亞各國的左派人士相當實際，掌權后始終保持國內私有企業的部門原封不動。1945年的英國工黨政府則不然，可ｒeａd•9９ｃｓｗ.ｃom是對於改革大計，卻持袖手旁觀的消極態度，對於經濟計劃一事，其莫不關心的程度更使人驚異不已。相形之下，當時非社會主義的法國政府，對計劃性現代化大計表現得很積極，與英國政府恰成對比。事實上左派政府的主要心力，都花在改良勞工階級選民的生活條件，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改革之上。可是對於經濟改革的大事，左派政府除了一味主張徹底剷除資本主義之外，其實並無良方——就連剷除資本主義一事，社會民主黨的政府也不但不知從何下手，更無一人進行嘗試。因此，社會民主黨只有依靠強大的資本經濟，藉著前者創造財富之餘，才能進而幫助其達到本身的社會目的。事實上，也只有一個認識到勞工及社會民主重要性的改良式資本主義，才能吻合此派政府的中心目標。

總而言之，創新性的高科技發明，迅即成為經濟大規模景氣當中的一部分。單獨來看，雖然不具決定性因素的力量，整體而言，我們卻不可將它由黃金年代成因的解釋理由中排除。

簡單地說，各人的目的雖然有異，但是在戰後的政客、官員，甚至許多企業家的心目中，重歸完全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場經濟老調，卻是斷然不可行的。至於在眾人眼中列為首要目標的基本政策——如全面就業、遏制共產集團、使落後的甚或已遭毀滅的經濟迅速現代化等等——則不但具有列為當前第一要務的急迫性，更需要強有力的政府力量存在。在此先決條件之下，甚至連一向致力於經濟政治自由主義的國家，也開始了種種治國手段——這些手段若在以往施展，必定被貼上「社會主義」的標籤。說起來，這種以國家為先導的經濟政策，其實也正是英國甚至美國於戰時經濟實行的政策，於是人類的未來，便正好靠這種「混合式的經濟制度」了。雖然舊式正統學說的主張，如國庫的平衡、幣制和物價的穩定，仍不時被考慮，但是這些說法的力量卻大大不及從前。1933年以來，一向在經濟田地里用以嚇阻牽制通貨膨脹與赤字財政的稻草人，如今再也不能趕走雀鳥，可是田地里的莊稼卻似乎不受騷擾，依然繼續蓬勃地生長著。

3

戰後的資本主義，正如前面所引克羅斯蘭（Crosland）之語：「已經全然改觀，再也認不出它的本來面貌了。」所謂老店新貌，正像英國首相麥克米倫所言，是一箇舊系統的「新」版本。黃金年代的種種面貌，絕非只是由兩次大戰之間的錯誤中幡然回頭，重歸舊有世界的「正常」老路，維持住「高比例的就業率，……並享有高層次的經濟增長」而已（H.G．Johnson，1972，p．6）。從基本核心而言，此番繁榮再來，是經濟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政治的兩大聯姻（借用美國人的術語來看，即羅斯福的新政政策），其中向蘇聯借鑒之處甚多，而後者首開世界各國計劃經濟之先河。這也就是為什麼到九-九-藏-書了70和80年代，當建立於這樁聯姻體制的政策不復有經濟上的成功保護之際，一批奉自由市場學說如神明的經濟學者，開始對計劃一詞口誅筆伐，恨之如見蛇蝎。因此如奧地利經濟學家海耶克等輩，從來就不屬於實際派的人士，雖然我們可以在言辭上勉強說服他相信，一些有悖自由主義原則的經濟手段也有其效力可言，但是這派人士會以他們高妙的辯辭，全力主張在事實上這種效力根本屬於烏有。他們是「自由市場即等於個人自由」的信徒，因此自然便如海耶克於1944年出版的著作書名所示，《到奴役之路》（The Rood to Serfdom），對任何有悖這項法則的手段大加撻伐。即使在經濟恐慌大蕭條的深谷之中，他們也堅守著市場理論最純粹的原則。而隨著全球各地不同的市場制度及政體的相互攙和，世界愈發富庶，資本主義（再加上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再度繁茂。這些人卻繼續堅持其書生之見，撻伐著種種使得黃金年代發光發亮的緣由。於是在40年代至70年代之間，再也沒有人傾聽這些老信徒的喃喃囈語了。

國際化活動的進步，則大大提高了世界經濟體的生產能力，因為如今國際分工愈加精密老練。剛一開始，這種精細分工的現象只限於所謂「發達國家」的領域，即歸屬美國陣營的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當時社會主義國家仍多處於各自為政的狀況（見第十三章），而50年代第三世界一些最為活躍的發展中國家，則選擇了一條隔離式的計劃經濟工業化之路，全力發展本身的工業生產，取代由國外廠家輸入的工業產品。西方資本主義的核心國家，卻與海外其餘世界進行貿易，而且往往佔盡上風，因為交易的條件當然對它們極為有利——也就是它們可以極為廉價的代價，取得所需的原料和糧食——不過真正呈爆炸性增長的貿易項目卻屬工業產品，以工業化核心國家之間的交易為主。1953年後，20年之間，製造產品的世界總貿易額躍增了10倍以上。19世紀以來，製造業在全球貿易中始終佔有著一個極為穩定，稍少於半數的比例，如今卻直線上升，一躍而為60％以上（W．A Lewis，1981）。此外，即使納粹以數字而言，黃金年代也反映著核心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活動之頻繁旺盛。1975年中，僅以資本主義陣營的7大國家為例（7國為加拿大、美國、日本、法國、西德、義大利和英國），即囊括全球汽車總數的四分之三，幾乎不下於其電話機的佔有比例（UN Statistical Yearbook，1982，pp．95ff，1018ff）。不過，儘管如此，新的工業革命的浪頭，卻不再僅限於地球上某一特定地區了。

此外，資本主義的改頭換面，事實上是經過一批人的深思熟慮才實現的，尤其要靠大戰最後幾年，那些身居要津的英美人士；這是一個九九藏書不容置疑的事實。兩次大戰之間的惡劣經驗，尤其是經濟大恐慌時期殘留的恐怖回憶，其創痛巨深，沒有一個人夢想著立即重返空襲警報響起之前的戰前歲月。這種心態，和上一次大戰之後政界人物急欲恢復當年景象的心理恰恰相反。拿著戰後世界經濟秩序藍圖規劃大筆的政壇學界「諸公」（當時女性還不被容許踏入公共事業的門檻），都曾身歷大蕭條的低谷，如凱恩斯。自1914年之前開始，他們便已在公共事業的舞台上演出。如果說單靠30年代經濟低潮的慘痛記憶，還不足以磨礪他們亟亟改革資本主義的慾望；那麼剛剛結束的一場政治生死斗——這場與大蕭條之子納粹德國的殊死戰——其致命之處，卻是再明顯不過了。更何況眼前還面對著共產主義及蘇聯勢力的西進浪潮，高大的浪頭，正卷向失去了作用的資本主義，意欲吞噬這滿地的殘骸。

資本主義經濟此番展現的大躍進，以及因此所造成之史無前例的社會衝擊，幅度之廣，實在難以找到令人滿意的解釋。當然從表面看，美國以外的一些國家，有著很大的空間可資發展，以求趕上堪稱20世紀工業經濟楷模的美國。而美國作為一個國家，既不曾受到戰爭的破壞，也未受戰敗或勝利的絲毫影響，只有那經濟蕭條的大恐慌時期，為它劃下了一道短淺的傷痕。事實上其他國家，的確也全力以赴，有系統地企圖仿效美國。這個全力仿美的過程，加速了經濟發展的腳步。模仿容易創新難，前去適應修正一個已存的科技，顯然遠比重起爐灶從頭做起容易得多，有了模擬仿效的基礎，發明創新的能力日後便自然隨之而來——這一點，日本就是最好的例證。然而急起直追心態提供的動力，並不能全然解釋大躍進的現象，因為在資本主義的核心深處，尚興起了一股重大的改革與重組，而在經濟活動的全球化方面，同樣也掀起了一個極為強大先進的發展。

對這批決策人士而言，當時一共有四項事情非常明顯。第一，兩戰之間的災難動亂，絕對不可以讓它再臨人間。而動亂災難之所以發生，主要是由於全球貿易和金融制度的崩潰，方使得世界分崩離析，落入奉行獨裁的國家經濟或帝國之手。第二，全球經濟體系在過去確曾有過穩定的局面，而其主控力量則在英國經濟的霸權——或至少由其經濟上的中心地位——及其貨幣系統（即英鎊）所維繫。但是到了兩次大戰之間的年月，英國及英鎊均不復強大，再也不能挑起穩定世界經濟的重擔；這副擔子，如今只剩下美國及美元可以承接了（這個結論自然使得美國人大為興奮，其他國家人士則不盡然）。第三，大蕭條之所以出現，是因為自由市場毫無約束地任意發展所致。因此，當今之計必須經由公共計劃和經濟管理的幫助，或藉此從市場內部的架構著手，方可加強市場經濟的生機和活力。第四，從社會和政治的觀點著眼，絕不可再容許大量失業現象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