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而言之，戰後的世界經濟是一個以美國為中心運轉的經濟。從維多利亞中期以來，國際間各項生產因素自由移動所遭遇的阻礙，從未比現在更少過。其中只有一項例外，那就是國際間移民潮的恢復似乎異常緩慢，仍然陷在兩次大戰之間的緊縮狀況之中——其實這也只是一種假象。因為促成黃金年代大繁榮的動力，不僅來自原本失業如今重返就業市場的勞動人口，更包括內部移民的大洪流——這股洪流從鄉村移向都市，從農業移向工業（尤其來自高地的貧瘠地帶），從貧窮地區移向富庶地區。於是義大利南部居民湧入倫巴第（Lombardy）和皮德蒙特（Piedmont）兩地的工廠；而義大利中西部的托斯卡納（Tuscan），20年間，更有高達40萬的佃農離棄了他們的田地。東歐地區的工業化過程，基本上也是這樣一個建立在大批移民之上的過程。更有甚者，某些地方的內部移民，其實根本可以列入國際性的遷移，因為當初這批外來人口初到此地，並非出於謀職求生的動機，卻是1945年後大批難民流離失所，被迫離鄉背井遠赴異地的結果。

企業的交易活動與企業的經營，逐漸脫離傳統的國家界限，這種趨勢，並不僅限於少數幾家巨型公司。隨著工業生產逐漸由作為工業化資本化先鋒的歐美地區向外遷出——遷出的速度一開始相當緩慢，後來越來越快——跨國性的生產經營方式也隨之愈發顯著。誠然，終黃金年代，歐美各國始終保持其經濟動力大發電廠的地位。50年代的中期，工業國家製成品的出口總數中，有五分之三是在工業國家圈內相互銷售；到70年代，比例更上升為四分之三。但是也就從此刻起，情況開始有了轉變，發達國家向世界其餘地區輸出製成品的比例開始增加——而意義更為重大的是——第三世界也開始向發達工業國家輸出工業成品，而且數額比率不低。隨著落後地區傳統的主要出口項目開始減弱（除了能源是一大例外，這還多虧石油輸出國家起來鬧了一場價格革命），它們開始向工業化的路途轉進，雖然只是拼拼湊湊，速度卻奇快無比。1970-1983年間，以前在全球工業品出口總額一直僅佔5％的第三世界突飛猛進，一下子增加了一倍以上（Forbel et al，1986，p．200）。

60年代中期，有人小小地動了一個腦筋，立刻便使國際金融舊中心的倫敦，搖身一變也成為全球境外活動的一大重地。這項手法，便是「歐洲貨幣」（Eurocurrency）——也就是「歐洲美元」（Eurodollars）——的發明。這些歐洲美元留在境外不歸，存進美國境外的銀行，主要目的是避免美國銀行法的諸多限制。自由流動的所謂「歐洲美元」，成為一種可流通轉讓的金融工具。再加上美國在海外日漸增多的投資，以及美國政府在軍事上的巨大開支，其數額開始大量累積，並開始形成一個毫無管制的全球性市場，其中主要是以短期借款為主。「歐洲美元」市場的凈值，由1964年的140億美元左右，到1973年增加約為1600億美元，5年之後，更幾乎高達5000億美元。當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會員國忽然發現自己的錢多得不知如何投資是好，歐洲美元市場便成為產油國家投注利潤的遊戲場地，大筆金錢宛如個人牌戲般，循環往返（見第十六章第二節）。於是美國首先發現，自己成了這場國際金融遊戲中任人擺布的犧牲者，只見一筆比一筆更盛的巨額獨立資金，繞著地球一周又一周地由一種貨幣換成另外一種貨幣，一路追逐快速的利潤回收。最終hｔtps://rｅaｄ•９９ｃｓｗ.ｃｏm，各國政府都在這場遊戲下犧牲，因為它們不但無法控制匯率，也無法管制全球貨幣的供應量。到90年代初期，各國中央銀行聯手出動，也無法起任何作用了。

然而，儘管存在著以上這種人口大量移動的事實，在這種經濟迅速增長，勞工急遽短缺的年代里，在這個西方世界致力於資源和產品自由流動的經濟體系裡，各國政府的政策卻汲汲於抵制移民，全力反對人口的自由移動，此番現象就更值得我們注意了。通常當這些政府發現自己在無形中允許移民流入時（如加勒比海及其他英聯邦地區的居民，因具有合法英國子民的身份有權在英國本土定居），便舉起鐵腕關上大門，斷絕外來人口的移入。而且在多數情況下，這一類的移民——多數來自開發程度較為落後的地中海一帶國度——往往只能獲得有條件的暫時居留，以備一旦有事，可以輕易將其遣返。不過隨著「歐洲經濟共同體」會員國的日益增多，許多移出國也開始加入這個合作組織（如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臘），使得遣返工作日漸困難。總之，到70年代初期，約有750萬人口流入發達的歐洲國家（Potts，1990，pp．146－147）。但是，即使在黃金年代的歲月里，移民始終是一個極為敏感的政治問題；到了1973年後日子轉為艱難的20年裡，移民問題更在歐洲民眾當中掀起一股公開仇外的心理。

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則是另外一大主要原因。自由貿易資本經濟的最大障礙——與美國人的想法正好相反——其實並不在於外國實行保護主義，卻在美國本身傳統的關稅制度，以及美國人一心一意，務必大量擴展本國出口額的心態所致。而華盛頓當局在戰時的計劃專家們，認為美國出口擴張，是「達到美國全面有效就業的必要手段」（Kolko，1969，p．13）。於是大戰剛結束，制定美國政策的人們，便野心勃勃地打算開始大肆擴張。結果冷戰開始，才迫使他們重新考慮，採取了比較長遠的看法。冷戰改變了他們的心意，使他們發現唯有儘快幫助未來的競爭對手加速發展，才能對付眼前刻不容緩的政治需求。有人認為，從這個角度觀察，我們甚至可將冷戰視為推動全球大繁榮的主要動力（Walker，1991）。雖說這種想法也許有失誇張之嫌。但是馬歇爾計劃巨額的慷慨援助，對於被援國的現代化顯然有不可磨滅的功勞——如奧地利和法國——美方的援助，對西德和日本的轉型增長更有加速之功。當然，即使沒有美國相助，德日兩國遲早也將成為經濟強國，其中關鍵所在，單看一個事實足矣：作為戰敗國家，它們既無法決定自己的外交方針，自然便無須往軍費的無底洞里倒錢，反而因此大佔便宜。但是反過來看，美援在德日兩國復興上所扮演的角色也絕對不可忽略，我們只消問一句，如果德國的復興必須仰歐洲的鼻息，德國經濟將會變成什麼模樣？要知道歐洲各國就怕德國勢力再起。同樣的，如果美國先不曾於朝鮮戰爭，后不曾在越戰這兩次戰爭時期，將日本建立成它在遠東的工業基地，日本經濟恢復之速度能與事實上發生的狀況相比嗎？日本生產總值於1949-1953年間（朝鮮戰爭時期）能夠加倍，全靠美國基金資助；13年後的1966－1970年間（越戰時期），日本再度進入增長巔峰，自然更非巧合——這段時間日本的年增長率不下於14．6％。因此，我們絕不可低估冷戰對全球經濟的貢獻，雖然就長期觀點而言，各國將寶貴資源浪費于軍備競賽之中，對經濟自然造成九_九_藏_書了破壞性的負面影響。而其中最極端的例子首推蘇聯，最終對該國經濟造成致命的打擊。同理，即使是美國，也因為強化軍事力量的需要而導致經濟力量的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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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設在一國，經營卻遍布多國的公司，自然愈發要擴展它們的業務。這一類「多國性的公司」其實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在美國便有很多，從1950年計有7500家，到1966年已增長為25000家，而它們的分號絕大多數位於西歐及西半球（Spero，1977 p．92）。但是其他國家也逐漸開始跟進，比方德國的赫希斯特化學公司（Hoechst），在全球各地45個國家與117家工廠有直屬或合夥的關係，其中除了6家工廠之外，其餘均是1950年後才建立（Frobel，Heinrichs，Kreye，1986，Tabell IIIA p．281ff）。跨國性企業的新鮮之處，在於其作業規模幅度的龐大。80年代初期，美國跨國大公司的出口總值即佔美國全國總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而其進口總值也幾達美國總輸入的半數。英國境內的數字更為驚人（包括英國本國及外來的跨國事業在內），竟然囊括英國出口總量的80％以上（UN Transnational 1988，p.90）。

世界經濟的政治層面，因此在結構上產生了一種矛盾的改變。隨著全球作業日益演變成一家，大國的國家經濟體系逐漸拱手向境外中心讓步，而境外中心的所在地卻往往以小國甚或超級小國居多。舊殖民帝國的解體，自然促成這一類小國數字的增加。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統計，到1991年結束時，全世界少於250萬人口的經濟體共有71個之多（其中18處的人口甚至不到10萬）。這個數字表明，全球具有獨立經濟體身份的政治實體當中，有五分之二屬這一類的超小單位（World Development，1992）。在二戰爆發之前，它們的經濟力量原本被世人當作取笑的對象，根本不將其當作真正的國家看待。事實上不論過去或現在，面對著現實猙獰的國際叢林，這些小國也不具任何足以捍衛自己名義上獨立地位的實力。可是進入黃金年代，卻開始出現一件不容否認的事實，那就是軍事上它們雖不足自保，在經濟上卻毫不遜色，藉著直接投入全球經濟的生產行列，它們也可以像大國般欣欣向榮，有時其表現甚至比大國更佳。於是便有諸如香港、新加坡一類的城市小國興起，在此之前，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見到這類政治體繁榮的時代，必須回溯到中古時期。還有波斯灣沙漠地帶的一角小地，搖身一變，成為國際投資市場上的一大玩家（科威特）。更有那一處又一處的境外藏身之地紛紛出現，保護著眾家公司逃遁國家法律的約束。

新的國際分工從此開始，舊秩序便難以維持。德國的大眾公司（Volkswagen）在阿根廷、巴西（三家工廠）、加拿大、厄瓜多（Ecuador）、埃及、墨西哥、奈及利亞、秘魯、南非，及南斯拉夫各地設立了汽車工廠——這些海外工廠都是於60年代中期之後開始建立。第三世界的工業不但應付本地日漸增長的需求，同時也行銷全球。它們的產品中，有的完全由本地生產（如紡織產品，到1970年，其生產中心已由舊工業國紛紛轉移至「發展中國家」），有的則成為跨國生產作業中的一環。

然而，跨國性的經濟活動，此時也開始嶄露頭角，這種趨勢從60年代起尤其顯著。在跨國性的經濟活動裏面，政治範疇的國家疆域，以及國與國的界線，不再能規範經濟活動的九九藏書範疇，最多只是跨國活動中錯綜複雜的因素之一。在最極端的情況下，一個所謂的「世界經濟」開始成形，其中不但沒有任何特定的國家地區與疆界領域，相反的，反而進一步為各國經濟活動界定了所能施展的極限，甚至連最強盛的國家也無法逃出它的掌握。70年代中期的某段時間里，像這樣一種超越國界的經濟體，逐漸開始成為一股籠罩全球的強大勢力。1973年後開始的危機20年裡（Crisis Decades），這股勢力不但繼續發展，而且發展得愈發快速——事實上，說起這20年的重重問題，其實大可怪罪跨國經濟的興起。當然，跨國經濟是與「國際化現象」的增長同時並進。從1956－1990年間，全球產品的出口比率一躍增加兩倍（World Development，1992，p235）。

宏觀的立意與微觀的應用之間存在的差異，在國際經濟重整一事上特別顯著。所謂從大蕭條中得到的「教訓」（這個名詞在40年代經常被人放在嘴邊），成為戰後國際經濟制度實質安排中的前事之師。美國的霸權當然已是既成的事實，有的時候，雖然改革的構想是來自英方，並由英國首先發起，但是要求眾人付諸行動的政治壓力卻往往來自華盛頓。遇到意見相左時——如凱恩斯與美方發言人懷特（HarryWhite），即曾在新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Monetary Fund，IMF）一事上各持己見——佔上風的也往往是美方的意見。在原始的構想里，新自由主義的世界經濟秩序，是屬於國際新政治秩序的一部分；而國際新秩序的實現，乃是經由大戰末期籌劃成立的聯合國。但是到冷戰期間，當初聯合國的原始模式開始崩潰，此時各國才依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協約」（Bretton Woods Agreements），正式成立「世界銀行」（World Bank）——又名「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兩個國際組織，至今仍然存在，並在維持匯率穩定，同時也負責處理國際間債務支付平衡的問題（balance of payment）。除此之外，各國卻不曾成立任何機構專管其他方面的國際經濟事務（比方基本民生物資價格的控制，以及維持全面就業的國際性方針等等）；即使有所擬議，往往也未能徹底實施。原本曾建議成立的「國際貿易組織」（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最後卻僅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的形式出現，只能經由定期協商的手段降低各國之間關稅的壁壘，比起當初構想的規模及範圍均遜色許多。

從某種角度來看，其實這些進出口數字並無任何意義，因為所謂跨國企業的主要功能，即在「整合內化跨越國境的眾多市場」，即獨立於政治國家及國界限制之外的作業。一般有關進出口的統計數字（多數仍是由各國分別搜集統計），事實上等於跨國性企業內部的貿易數字，如美國的通用汽車公司，在全球各地40個國家設有業務。跨國企業既然能夠跨國經營，自然愈發強化了資本集中的趨勢。這種現象，自馬克思以來即為世人所熟悉。1960年時，據估計全世界非社會主義國家中最大的200家公司的營業總額，等於非社會主義集rｅaｄ•9９ｃｓｗ•cｏｍ團國民生產總額的17％；1984年更升高為26％。而這一類的跨國公司，多數是在「發達國家」設總部；事實上在名列所謂「兩百最大」的公司當中，85％將總部設於美國、日本、英國和德國4國，餘下的15％則分佈於其他11個國家。然而，這些超級巨型公司與本國政府之間聯繫的密切程度，到黃金年代末期，除了日本公司及某些以軍火為主的企業，它們簡直可以視同為本國政府及國家的利益。當年底特律某位介入美國政界的汽車大亨曾經對此有過一句名言：「凡是利於通用汽車的事，必然也利於美國。」可是隨著時間過去，這種利益息息相關的聯繫也開始模糊。因為如今本國的市場、本國的業務，以「美孚石油公司」（Mobil Oil）為例，不過是該公司在全球上百個市場中的一個；再以德國賓士汽車公司（Daimler Benz）為例，更只是暢銷全球170餘國當中的一國而已。母國市場的地位，怎麼可能再在跨國公司遍及全球的業務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分量？對一個國際性的石油公司而言，在其企業經營的策略邏輯里，無論是母國、沙烏地阿拉伯，還是委內瑞拉，在它經營的天平上必將一視同仁。即一方面計算利益得失，一方面比較公司本身與各個政府相對力量的大小，依此制定公司決策的方針。

所謂「境外」一詞，大約於60年代開始進入公眾詞彙，是用以描述企業鑽法律漏洞，一種將總部在海外小國註冊的逃稅手段。這些大企業駐在的境外小國或領地，往往異常大方，給予企業充分自由，允許它們不必接受如在本國境內必將面臨的各項限制和稅金。因為到本世紀中葉，只要是正常的國家或領地，不論其立國宗旨如何致力於追逐個人利潤的最大自由，此時為了全民整體利益著想，均已對合法企業的經營行為設下某種程度的控制及限制。在這種情況下，仁慈大方的小國——如庫拉索島（Curacao）、維爾京群島（the VirginIslands）、列支敦斯登（Liechtenstein）——便在其企業及勞工法上大玩法律漏洞的高招，這種複雜卻高明的手法，正合大公司的口味，可以在後者的財產損益表上製造出驚人的奇迹。因為「境外性質的最高精神，即在於將眾多的法律漏洞，一變而為生機蓬勃毫無管束的企業結構」（Raw，Page，Hodgson，1972，p．83）。當然，這種境外手法的運用，在金融交易方面可以發揮最大的功用。至於巴拿馬和賴比瑞亞兩國，長久以來在船隻註冊上大發其財，因為其他國家商船的船主，覺得本國對勞工及安全管制的規定太過繁瑣，於是紛紛前來，巴拿馬和賴比瑞亞兩國政客因此獲得莫大的收入。

在這股跨國之風裡，共有三項層面特別明顯，即跨國性的公司（又稱為「多國公司」）、國際性分工的新組合，以及所謂境外融資的興起（offshore finance）。其中又以最後一項的境外融資，不僅是跨國現象崛起的最早形式之一，也是最能生動展現資本主義經濟活動逃避國家控制——或任何控制——的高明手法。

儘管如此，黃金年代的世界經濟，卻一直停留在「國與國間」（international）而非」跨國」（transnational）的活動層次。世界各國相互貿易的活躍，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期。甚至連美國，這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以自給自足為主的國家，此刻也開始伸出觸角。1950-1970年間，美國向世界各地輸出的總額不但一躍而增4倍；而且從50年代起，它也成為消費產品的一大進九*九*藏*書口國，到60年代末期，美國甚至開始從國外進口汽車（Block 1997 p．145）。然而，各個工業國家雖然彼此交易採購，它們絕大多數的經濟活動卻仍然在本國之內。即使在黃金年代的最高潮期，美國的出口總值也不及國內生產總額的8％。更令人驚訝的是，甚至以出口為主的日本，其輸出總值的比率也只比美國的比率略高而已（Marglin，Schor，p．43，Table 2．2）。

簡單地說，計劃這一片美麗新世界的袞袞諸公，原本打算藉著一系列的經濟組織來實行他們遠大的構想，就這一方面而言，他們的理想算是失敗了。從戰火中重新建設的世界，並未按他們所想的方式運作。這個世界，並沒有形成井然有序的國際體系，環繞著多邊自由貿易及償付系統生生不息地運轉。美國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在大戰勝利后不到兩年便告瓦解。然而，寄託于聯合國的政治理想雖然失敗了，國際貿易及兌付的制度卻開始發生作用，雖然與原始預期的構想並不盡然吻合。事實上黃金年代的確不失為一個自由貿易、自由資本流動，及貨幣穩定的時代；就這一點而言，戰時計劃人士的理想總算獲得實現。而這方面的成功，毫無疑問，主要得歸功於美國及美元在國際經濟上佔有的壓倒性支配地位。而美元的穩定，很大一部分的功勞卻要靠其與黃金維持一定的比例之賜——一直到60年代後期70年代初期，美元與黃金固定的關係宣告破滅為止。我們切切要記得一件事情：在50年代，美國一國，便分別獨佔全球先進國家資本總額及總產量的60％左右。即使到了後來眾人一起欣欣向榮的黃金年代高潮時期（1970年），美國也仍然持有先進國家資本額總數的50％，其產量也接近各國總產量的半數（Armstrong，Glyn，Harrison，1991，p．15）。

國際分工的新現象，可說是黃金年代特有的一項發明，不過這個趨勢一直要到後來方才完全發展成熟；而交通運輸傳播方面興起的革命，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因為唯有進步的交通運輸，才能在符合經濟效益之下，將一樣產品的製造分在多地進行——比方說休斯頓、新加坡、泰國——利用航空貨運，將半成品轉運於三處完成，並利用現代信息科技控制整個流程的進行。60年代中期開始，各主要電子廠家便投入這種國際化生產線的潮流。生產線上移動的路徑，不再只限於單一地點的廠房之內，卻環繞著地球進行——其中的某些生產線則終止於特設的「自由加工生產區」（Free Productionzone），或一些境外工廠之內。這一類特殊的作業區，如今在各地紛紛興起，尤以有大批廉價年輕婦女勞動力的貧國為最，而這也是跨國企業逃避單一國家管束的另一新手法。南美亞馬孫叢林（Amazon）深處的馬瑙斯（Manaus），便是此類「自由生產區」的先驅之一，為美國、荷蘭、日本眾多廠家生產紡織品、玩具、紙類製品、電子產品、電子錶等各式各樣的消費產品。

如此一來，20世紀晚期在各地甚囂塵上的民族主義運動便愈發站不住腳。因為一個獨立的科西嘉（Corsica）或加那利群島（Canary Islands），勢必無法單獨生存；它所能獲得的唯一獨立，只不過是在政治上脫離了原來的國家而已。在經濟上，如此小國勢將對跨國性的經濟實體依賴更重，而後者對經濟事務的影響多年來更是有增無減。對於這些巨大的多國公司而言，一個最合乎其心意，最方便其運作的世界，自然便是一個充滿著小國或根本不成其國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