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人數的激增尤為顯著。在此之前，接受大學教育者猶如鳳毛磷角，少之又少，只有在教育普及、大學林立的美國是一例外。二戰以前，甚至德、法、英這3個國力最強大、發展最先進、教育最普及的國家，3國加起來1．5億萬的人口裡，大學生的人數只有微不足道的10萬多，即佔3國總人口的千分之一。然而到80年代後期，法國、西德、義大利、西班牙、蘇聯等國的學生已以數百萬計（這隻是歐洲數國而已），更別提巴西、印度、墨西哥、菲律賓，美國這個大眾高等教育的先驅增長之速自然更不在話下。到了這個時期，凡是推廣教育不遺餘力的國家，大學生人數均佔總人口——男女老少盡在內——的2．5％以上。少數幾個特殊的例子當中，大學生的比率甚至達到3％。在這樣的國家裡，20至24歲的年齡層中往往有20％的人仍在就學，這種比率並不稀奇。甚至那些對推廣學校教育一事一向比較保守的國家——如英國和瑞士——大學生的比率也升至1．5％。但是，學生群數字最大的比率，卻出現於經濟上離先進水準尚有一段遙遠距離的國家，如厄瓜多（3．2％）、菲律賓（2．7％）、秘魯（2％）。

這種現象顯然遠超出社會層級的範圍。新興的學生族群，基本上屬於一組青少年齡群，即漫長的人生旅途當中，一個短暫停留駐足的時期。學生中，更包括人數快速增長，比例甚大的女學生。學生時期，是女性在短暫的青春及永遠的性別之間一段暫停的時間。稍後，我們將探討某些特殊的青少年文化現象，這些文化不但將學生與其他與他們同齡的族群相結合，也與新女性的意識節節相關——後者影響之廣，其觸角甚至遠在大學校園之外。年輕的族群，尚未在成人世界定居下來，傳統上便有著飽滿昂揚的精神，更是狂亂無序的所在，試問中古大學校長對年輕學子的印象，答案也必定沒有兩樣。於是一代又一代資產階級的歐洲父母，便勸誡一代又一代對長輩充滿不信任的兒子說（後來更包括女兒）：一個人在18歲的時候，固然充滿了革命熱情，但等到35歲時，就不是這麼回事了。事實上，這種熱情隨著年齡退去的觀念，在西方文化里如此根深蒂固，某些國家——也許多數是大西洋兩岸的拉丁系國家——甚至完全不把學生的好戰刁性放在心上，有時連年輕一輩武裝游擊的行動也輕描淡與。年輕的心是活潑的，是激動的。有個笑話說得好：（秘魯首都）利馬的聖馬科斯（San Marcos）大學的學生，在進入社會從事與政治無關的中產階級專業之前，必須先在一些激進毛派的隊伍「為革命服役」——不過這是在所謂正常生活還能在這個倒霉的國家進行的年頭（Lynch，1990）。墨西哥學生也學到兩樣功課：一是機關吸收新人的對象，往往來自大學生，而二是學生時代的革命表現愈激烈，畢業后得到的差事就愈好。甚至連我們可敬可愛的法國老大哥，到了70年代初期，也有某位前毛派分子人士在政府中出類拔萃，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

ｒｅad.99csw.ｃoｍ然而，1968年的騷動（其風波一直延續到1969年及1970年），最終卻不能變為一場革命，事實上也從來不曾有過發展成為革命的趨勢。其中原因，即在始作俑者是學生。因為學生人數再多，動員力量再大，單憑這批秀才，畢竟不能成事。學生在政治上所能發揮的作用，主要是為另一股人數更多、卻極易引爆的團體——工人——扮演了信號或雷管的角色。於是在1968-1969年間，學潮在法意兩國引發了巨大的罷工浪潮。但是20年來，全面就業的經濟美景，為工薪階級的生活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此刻雖然罷工，但「革命」一事，卻是這些工人大眾腦海里最不曾想到的一件事情。之後一直要到80年代，學生運動才再度出現——但是這一回出現的場地，卻是在彼此相異不下千里的幾個國家，如中國、韓國、捷克斯洛伐克等。而且這一回，學生們的反抗運動非同小可，似乎確有引爆革命的架勢。至少，他們的聲勢之大，使得政府也不得不予以正視，把他們當作一種真正的威脅看待，因此有北京天安門廣場之類的事件出現。1968年的偉大夢想失敗以後，某些激進學生確也曾訴諸小團體的手段，進行恐怖活動以達革命目的。這一類的活動，雖然在宣傳上形成了相當轟動的效果（至少也滿足了他們最主要的動機之一），但是對實際政治發展，卻少有重大的影響。而且，若真有任何實質影響的跡象，政府也說做就做，往往立刻採取手段。70年代，在那場所謂的「骯髒戰爭」（dirty war）里，南美一些政府便曾無所不用其極，對學生進行有系統的迫害和殘殺。在義大利，也發生過幕後賄賂談判的醜事。本世紀最後十年唯一能夠逃過這種悲慘下場的，只有西班牙巴斯克（Basque）民族主義恐怖分子團體自由黨（ETA），以及在理論上屬於共產黨的秘魯農民游擊組織「光輝道路」（Sendero Luminoso）。後者仍靠阿雅庫喬（Ayacucho）的大學師生之賜方才問世成形，是他們送給該國人民的一項可怕禮物。

在此，我們就感到幾分困惑了。黃金年代眾多的社會因子當中，為何獨獨這個新起的社會群體——學生——會選擇一條左派激進的道路呢？一直到80年代，甚至連民族主義一派的學生也愛將馬列毛的紅色頭像，縫製在他們的旗幟上（只有反共產黨政權的學生暴動例外）。

這段時間里，世界同時興起了另一種趨勢，其變化之大不下於小農階級的沒落，其普遍性則更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就是需要受過中高等教育的人從事的職業的出現。初級教育的普及，即國民基本的識字能力，事實上等於是世界各國政府一致追求的目標。因此到了80年代末期，只有那些實在無藥可救、或是誠實得不得了的政府，才有勇氣承認本國的半數人口仍為文盲。其中更只有10個國家——除阿富汗外，全部位於非洲——承認國內只有不到20％的國民能讀能寫。識字率的提高，的確有著驚人的成就；九-九-藏-書共產黨統治下的革命政權，在這方面的成就更給人印象深刻。當然，若依它們所稱，在如此短暫的時間之內竟能全數掃除文盲，速度之快，有時難免有點不可思議。但是識字率的普及程度，其中儘管不無疑問，中級教育甚或高等教育工作人員的需求量，卻的確在以驚人的速度增長。至於已經結業、或是正在就學的人口數字，自然也同樣快速增加。

學生人數暴光增一事的本向，也許可以為此事提供一個答案。二戰結束時，法國學生人數不足10萬。到1960年，已經暴漲一倍，超過20萬人；10年之內，又再度呈三級跳升到65.1萬餘人（Flora，p.582 Deux Ans 1990 p.4）（這10年間，學習人文學科的學生人數增加幾乎3.5倍，社會科學者更增加4倍之多。）學生暴增之下第一個最直接的後果，便是學生與校方的衝突。一批又一批湧入大學之門的學生，許多都是一家幾代以來才出的第一位大學生。校方措手不及，不論在硬體設施、軟體師資，以及治校觀念上，都無法應付這一股暴漲的洪流。此外，隨著這一年齡層繼續求學人數的增加——在法國一地1950年為4％，1970年則上漲為15.5％——上大學已經不再是什麼非同小可的特權及獎賞，大學校規加在這些年輕（通常兩袖也清風）「小大人」身上的約束便自然難以忍受了。學子們對於校方權威的憎惡，很容易便擴張延伸，變成對任何一種權威都產生反抗的心理，因此，（西方）學生往往傾向左派。於是60年代，便成為學生鬧事「超水準」（par execellence）演出的時代，此事實在不足為奇。再加上各個國家又有其他種種特殊的原因火上加油，學生騷動愈演愈烈——如在美國有反越戰風潮（事實上即反兵役）；在秘魯則有种放族仇恨事件（Lynch，1990，pp.32-37）——不過學生騷動不安的現象實在普遍，一一個別解釋反顯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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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另一個更廣泛的角度來觀察，這一支學生新群眾，卻與社會上的其他族群以一種相當尷尬的角度相對立。與其他歷史悠久、地位已經確立的階級或社群相比，學生在社會上既無確立的地位，與社會之間也無固定的相關模式，學生者，至多隻不過是中產階級生活的少年時期而已——這一股學生暴增的新浪潮，在戰前微不足道得簡直可憐（號稱擁有優良教育程度的1939年德國，僅有學生4萬名）。就許多方面而言，學生大眾的存在，正暗示著孕育出這批新大眾的社會本身的問題。從問題到批評，不過一個跑步的距離。這批新人類如何適應社會？這社會又是怎樣一種社會「學生群如此而已青春年少，這些青春之子與其父母之間的鴻溝如此深闊，問題待解答的程度便愈發緊急，年輕人的態度愈形重要，年輕的孩子屬於戰後一代，他們的父母則難忘當年慘痛，時時不忘恩負義比較；當前的美景，大大超出他們的所想所望。而年輕人的心中，對戰後驚人的增長卻缺乏親身經歷與漸入佳境的意九*九*藏*書識；他們心中的不滿，便毫無緩衝的餘地。新的世界，新的時代，是這些校園年輕男女經歷的全部，是他們所知道的一切。他們對現狀的想法與父母一輩截然相反，他們只覺得凡事都應該更美好更不同——即使他們自己並不知道怎樣反叛達到這個目的。而他們的老一輩呢，習慣了過去失業恐慌的日子——至少也永生難忘——如今情況大為好轉，對於大規模的暴動事件自然便毫無興趣。學生群的不安，正好在全球不景氣達到高潮的節骨眼上爆發；因為在學生的心目中，他們要反抗的事件，儘管模糊盲目，卻正是這個現存社會具有的種種特質，而非由於老社會的進步不夠。矛盾的是，這股新激|情的始作俑者，原是一批與經濟利益不相關的學院中人。但是他們起來騷動的結果，卻感動了另一批向來以經濟動機為出其不意發點的群體。後者在學生一鬧之下，發現原來自己在這個社會中，可以索取遠比目前所得更多的東西。於是歐洲學潮的直接影響，便是一連串工人罷工的活動，他們要求提高工資，並且改善工作條件。

然而以上種種現象，依然不能解釋為什麼這一批天之驕子，這一群有著比其父母、比其非學生的同輩，都有著更好前途的年輕學子，竟然會受到政治激進路線的強烈吸引——只有極少數例外。當然，事實上絕大多數的學生都在安心求學，他們對激進的政治路線毫無舉，專心一致，只求取得將來可以幫助自己飛黃騰達的學位。可是聽話的多數學生，比起好鬧事的少數，所受到的注意力卻遠為遜色，——不過後者的比例雖少，論其絕對數字卻也不可小覷。這些在政治上活躍的少數，藉著各式各樣的公開搞議活動，往往獨霸了大學校園生活水平的焦點，他們在牆上貼滿海報，信筆塗鴉亂畫，又舉辦一連串的會議、遊行、罷課，有聲有色。這種左翼激進的程度，在落後國家雖不少見，對發達國家卻是極為新鮮的事情。因為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中歐、西歐和北美3地的多數學生，通常若非右派，便是對政治漠不關心。

事實的發展是，但凡有能力有機會的家庭，都迫不及待地把子女送入高等學校之門。因為唯有高等教育，才是子女未來的最佳保證；他們可以因此獲得較好的收入，最重要的是，他們可以經由教育晉陞較高的社會地位。60年代中期，美國調查人員曾訪問拉丁美洲各國學生，其中認為大學教育可以在未來10年之內提高其社會地位的人數，高達79％～95％。相對的，只有20％～38％的學生以為，大學文憑可以為他們帶來比其家庭現有情況更高的經濟地位（Liebman，Walker，Glazer，1972）。事實上有了大學文憑，收入水準勢必比非大學生為高，而在那些教育不甚普及的國家裡，畢業證書更好比是鐵飯碗。畢業生不但可以在國家機器里獲得一份工作，權勢、影響力及金錢上的強取豪奪，更隨仕途而來。總而言之，畢業證書便是一把打開真正財富之門的金鑰匙。誠然，多數學生的家庭背景，原本均勝過大部分的人口——否read.99csw.com則明明是養家糊口的工作年齡，父母又哪能供得起他們多年的學費所需呢？——但是也不見得是富貴人家，通常父母都為子女的教育做出極大的犧牲。韓國的教育奇迹，據說便奠基於農家父母的賣牛所得，才儘力將子女送進尊貴的學人之列（8年之間——1975-1983年——韓國學生人數由總人口的0．8％一躍而為3％）。凡是成為一家中第一位大學生的孩子，有誰不能體會其中的用心良苦？全球景氣使得無數小康家庭——包括白領階級、公務人員、店家、小生意人、農家，在西方甚至連收入豐厚的技術工人在內——也有能力供子女全職地求學。西方的福利國家，1945年由美國首開風氣，以各種助學金的方式，大量提供退伍軍人學費補助——不過多數學生還是準備過著極為簡樸的求學生涯。在講求民主平等的國家裡，更把中學畢業後繼續進修一事，視為學生理所當然的權利。以法國為例，即使到了1991年，依然認為州立大學應該完全開放，認為選擇性招收學生不合法（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可沒有此等權利）。於是青年男女紛紛擁進大學之門，政府便得趕緊興辦更多的新大學容納他們——美、日，及其他少數國家除外，大專院校幾乎普遍為公立，少有私立大學。興辦新大學的熱潮，以70年代為最盛，幾乎倍增。此外，60年代紛紛獨立的前殖民地新興國家，也都堅持設立本國學府。大學，就如國旗、航空公司、軍隊一般，都被這些新興國家堅持為一種不可或缺的獨立象徵。

這一切不但是全新的現象，而且其勢更突兀。「根據60年代一項針對拉丁美洲大學生所做的研究調查顯示，其中給人印象最為深刻的事實即為學生人數的稀少。」（Liebman，Walker，Glazer，1972，p.35）當時美國學者曾經下過如此結論，認為這個現象反映了美墨邊界格蘭特河以南的拉丁美洲世界，對於高等教育的立場，沿襲了歐洲主張少數精英精神——雖然拉丁美洲各國的大學生人數，每年其實在以8％的比例增長。事實上，一直要到60年代，學生的地位才比以前有顯著的上升，逐漸演變為一支不可否認的重要政治和社會勢力。1968那一年，世界各地掀起了一片學生激進主義的狂潮，而學生的聲勢，遠比他們在總人口中所佔真正統計數字的比例為大。話雖如此，學生人數激增卻也是鐵的事實，絕對不可忽視。1960－1980年的20年裡，單在學校素質優良的歐洲一地，一般國家的學生人數普遍呈3～4倍的增長之勢。而西德、愛爾蘭、希臘3國，更呈4～5倍的增加；芬蘭、冰島、瑞典和義大利則為5～7倍；至於西班牙和挪威兩國，增長更高達7～9倍（Burloiu，Unesco，1983，pp．62－63）。整體而言，社會主義國家學生朝大學窄門擠入的現象卻沒有如此顯著，乍看之下，似乎不由不生起好奇之心，因為它們特別以本身大眾教育的普及為驕傲。當然，毛澤東的中國是當時的一大變調。這位中國人民的偉大舵手，在文https://read.99csw.com化大革命期間（1966-1976年）使得中國高等教育完全停頓。到70至80年代，社會主義體系的問題日益深重，高等教育學生的人數更遙遙落在西方國家之後了。而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兩國的高等教育人口，更比歐洲其他所有國家為低。

但是進一步探討之下，這種現象還值得奇怪嗎？答案也許是否定的。高等教育不斷擴張的結果，到80年代初期，至少已經在7個國家裡面製造了10萬名以上的大學師資。西方高等教育擴張的現象，其實是由於需求的壓力所致，而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卻無須對需求產生任何回應。對於計劃人士及政府中人來說，現代經濟對行政人員、師資和技術專家的需求量，自然遠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為高。這些人員，都需要經過訓練方可產生，而大學及其他類似形式的高等學府，傳統上便是提供這類訓練的最佳場所，是公職人員及特殊專家的培養場所。人才上的需求，以及一般對教育民主的迷信，固然為高等教育的擴張提出了最好的理由，但在此同時，學生人數暴增的速度，卻遠超過純粹理性計劃本身所能設想的程度。

除了一些超級小國或極度落後的國家之外，各國的男女青年學生及教職員等，動輒數以百萬計，少則也有數十萬。他們或集中於廣大卻與外界隔絕的校園裡，或潮湧入大學城內，眾多大學生隨之在文化和政治上成為一種新成分。大學生這個現象是超國界的，他們跨越國界進行交流，分享溝通彼此的觀念經驗，其勢從容，如魚得水，交換的速度卻又極為迅速，對於新傳播科技的利用，他們比起政府部門也更為得心應手。60年代發展的情況證明，學生群不但在政治上具有爆炸力的激進作用，他們向國內外表達其對社會政治不滿情緒的方式也頗為不凡。在一些極權國家裡，學生更是唯一能夠採取集體政治行動的群體。因此，當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學生人數不斷膨脹之際，在軍事獨裁者皮諾切特治下的智利，1973年後的學生人數卻被迫下降，由全部人口的1．5％減少為1．1％。其政治意義不可不謂深大。1917年以來，革命者晝思夜想，希望有一天各地同時爆發世界性的社會運動，而在1945年後的黃金年代里，最接近這個夢想的一刻恐怕就要數1968年吧。那一年，全球學生起來鬧事，從西方世界的美國和墨西哥，到社會主義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各地一片學潮，其中多數是受1968年5月巴黎學生暴動事件的刺|激。當時的巴黎，可說是一場撼動全歐學潮的震中。老一代的觀察家，如阿龍（Raymond）一輩，對學生的行動頗不贊同，斥之為一場街頭鬧劇，不過是一種為發泄情緒的所謂「心理劇」罷了。然而，學潮雖然算不上革命，但也絕非如阿龍眼中所視，只是一種兒戲。清算1968年這一年的總賬，法國有戴高樂將軍時代的結束，美國有民主黨政府時代的終止，中歐共產黨國家則對自由派共產主義的希望幻滅。隨著特拉泰洛爾科（Tlatelolco）的學生大屠殺事件，墨西哥政治也從此靜靜地展開了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