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各種層面綜合來看，在已開發資格較久的國家裡，工人階級凝聚一體的意識，在二戰結束時達到高峰。到黃金年代，由於造成工人意識的各種因素遭到破壞，便一路漸走下坡。市面的繁華，市面的就業，以及一個真正大量消費社會的來臨，徹底地改變了發達國家工人階級的生活面貌。而且轉變之勢，一直在持續進行之中。從當年他們父母的標準來看——如果年歲大一些，甚至與本身的記憶對照——他們實在不能再算窮人了。不論由哪一方面衡量，生活上處處可見水準的提高，遠超出美澳新等國以外的民眾從前的想象。科技的進步，以及市場運作的原則，使得生活空間愈發地私人化。有了電視，無須再親臨球場看比賽；有了電視和錄像機，不必再擠進電影院看電影；有了電話，不用上廣場或市場也可以與朋友閑扯淡。在過去，工會會員或政黨成員往往好出席支部會議或政治集會，因為開會時除了討論正事以外，也是一種生活休閑的方式。如今娛樂方式都變得平民化私人化了，除了極端好勇鬥狠者外，眾人開始把時間轉移到其他更有趣的事物上去（以往在競選活動中，不可或缺與民眾面對面的接觸，如今效果也不再突出。這種活動之所以繼續實行，只是基於傳統，併為了給愈來愈趨少有的黨團活躍分子打氣而已）。貧窮與集體化生活為工人凝聚起來的共同意識，便在民生富裕與私人化之下解體了。

對一些缺乏遠見的國家來說，一場工業大屠殺於此開始。1980-1984年僅僅5年時光，英國製造工業損失了25％。歐洲六大老牌工業國從事製造業的人口，從1973年到80年代後期之間，減少達700萬之眾，幾乎等於四分之一；其中半數在1979－1983年間消失。到80年代末期，舊工業國的勞工階級更見減少，新工業國卻日漸興起。此時西方發達國家的平民就業總人口當中，從事製造業者只佔四分之一；美國損失更重，已不到20％（Bairoch 1988）。原來在馬克思主義者的說法里，隨著工業的發展，人口勢必日趨工人階級化，以至絕大多數都將成為（體力勞動）工人。這種臆想，與事實的發展變化相去多遠！其實除了英國是最顯著的一大例外之外，從事工業的勞動階級始終在各國居於勞動人口的少數。然而，至此工人階級及工人運動的危機已出現，在舊工業世界尤為嚴重。它的敗象，遠在其問題趨於嚴重，轉向世界性之前便已出現。

在此之前，世人之所以會產生勞動階級正日趨解體的錯誤印象。主要是因為工人階級內部，以及生產過程當中發生的種種轉變，而非由於工人人數實際的大量減少。如今19世紀及20世紀初葉的舊工業已經漸走下坡，當時這些工業代表著一切工業活動的綜合，給人印象之深刻，更使其敗落的現象愈發顯著。以煤礦工人為例，一度號稱以數十萬計，在英國更以百萬計，如今卻比大學生的人數更為稀少。美國鋼鐵工人的人數，甚至少於麥當勞快餐連鎖店的員工。而一些傳統工業即使未曾消失，也由舊工業重鎮移往新興的工業國家——紡織、成衣、製鞋等工業均出現大量外遷的現象。西德境內，紡織及成衣業的工人人數，在1960-1984年之間跌落一半以上。到了80年代初期，德國成衣業每雇100名德國工人，便在海外雇有34名，但是在不過14年前的1966年，每100名卻還不到3名。至於鋼鐵和造船工業，根本便從早期工業國的九*九*藏*書土地上消失，紛紛轉移地盤，改在巴西、韓國、西班牙、波蘭和羅馬列尼亞等國冒了出來。舊有的工業帶，如今變成了「生鏽帶」（rust belts）——這個名詞首先發明於1970年的美國——而原本與舊工業如同一體的老工業國家，如英國，多數卻走了工業解體的路，工廠舊地，不是變成現身說法的活博物館，就是快要垂垂欲死，記錄著一個已經消失的過去，商場上的新興冒險家藉此招徠遊客，生意還頗為興隆，在南威爾士一地，二戰之初原有13萬人以採煤為生，當最後一處煤礦在此地消失，碩果僅存的老煤礦工人開始充當導遊，帶著觀光客下坑一窺他們當年工作的黑暗深淵。

更有甚者，當時尚有其他幾項發展趨勢，更進一步擴大了不同部門工人階級之間的差距。不過這些現象，要到全面就業的黃金時代結束，在70和80年代的經濟危機中，在新自由主義向福利政策及「統合主義」體系施壓之際，方才轉趨明顯。此前工人階級中較弱的一環，已經在福利政策的資助下得到極大的庇護。一旦經濟景氣轉劣，工人階級中的最上一層——即技術工人及領班管理階級——往往比較容易適應現代化高科技的生產事業。他們所在的地位，事實上也可以幫助他們從自由化市場中獲得實際的利益——儘管另一群運氣比較不佳的兄弟，卻從此受挫而不支。因此在撒切爾夫人領導下的英國，若將最下層五分之一工人群眾的生活與其他工人比較，相去之遠竟比一個世紀以前還要嚴重。英國的例子雖然極端，也可見其轉變之一斑。而最上層十分之一的工人，收入總值卻高達最低層十分之一的3倍。這些位居頂層的工人階級，沾沾自喜于本身境況蒸蒸日上之餘，逐漸開始有一種想法：作為國家及地方上的納稅人，自己等於在補助那些依賴社會福利維生的「下層階級」（underclass）。下層階級這個帶有惡意的名詞，於80年代出現，於是這些完全靠公共福利制度而生的人，便成為前者的眼中之釘；除了一時緊急關心的必要救濟之外，對於長期性的補助必欲除之而後快。過去維多利亞時代貧窮即等於「無品無格」的老觀念，此時又死灰復燃，而且壁壘分明遠比前更甚。因為在早先全球一片景氣的美好時光里，全面就業照顧絕大多數勞工的物質所需，福利金額度便也水漲船高。到了依賴救濟人數大增的今日，比起當年維多利亞時代的賤民「殘渣」，這一大堆由「福利」供養的「無恥之徒」，日子舒適的程度比以前簡直有天壤之別。看在其他認真工作的納稅階級眼裡，這種舒服日子，根本就不是這些不勞而獲者配得的待遇。

因此，那些有技術在身的，「人格應得尊重的」人，便發現自己的政治立場——而且可能是破天荒第一遭——開始右轉。更何況傳統的勞工和社會主義團體，有鑑於極需公共救濟的人數不斷上升，此刻更致力財富的重新分配及社會福利，因此對上層工人的右傾更有火上加油之勢。英國撒切爾夫人政府的成功契機，主要有賴技術工人脫離勞工階層所致。工人階級的凝聚力量日漸離析，或可看作工人結合形式的轉變，更促成了勞工一族的分崩解體。於是有技在身之人，以及有能力往上爬者，紛紛遷出都市內城——更有公司行號、大小企業向四郊及鄉區遷移的助長——市內原本一度以工人住戶為中堅的老社區，或所謂的「紅色地帶」（red belt），不是一落而為特九-九-藏-書定人群的聚居地，便是重新裝修更新變成中產階級的新住處。而新起的衛星城鎮及綠色城郊，其單一階級集中的程度，則遠遜以往都市裡的狀況。留在都市內城的平民住宅，過去原是為工人階級的堅實核心所建，住戶也多是有能力定期支付租金的房客；如今卻淪為社會邊緣人、問題人，以及寄生於福利者的移居地。

工人階級，與徜徉於城郊校園或城中校園的大學學子不同，當時並沒有出現任何重大變化。一直遲至80年代，工人人數才開始呈大幅度的下降。然而，甚至早從50年代開始，人便高談闊論，交口相談都是人類將如何進入一個「后工業的社會」。在這個后工業的社會裡，革命性的科技更新轉化，不但將使生產達到新的經濟規模，而且完全無需人工操作。凡此種種對工人階級的不利預言，自然使得以工人群眾支持起家的政黨及政治運動，在70年代以後開始大起恐慌。但是在事實上，這種普遍以為工人階級將逐漸凋零的印象，其實是一種統計上的錯誤，至少從全球性的角度而言是如此。

與此同時，大量的移民潮流，也帶來一股至少自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國以來，一直局限於美國境內，在某種程度之下也包括法國的現象，即工人階級種族的多元化及多元化造成的種種後果和衝突。但是其中問題的癥結，並不全在種族多元化本身，不過不同膚色者的移入（或膚色原為相同，卻被硬分為不同的情況，如北非人在法國），則往往將人心裏潛存的種族歧視惡性激發出來；甚至連一向被認為對種族主義具有免疫能力的國度，如義大利和瑞典也不例外。傳統社會主義勞工運動力量的式微，愈使種族主義冒頭；因為前者向來激烈反對此類歧視，往往極力阻止其群眾內部出現帶有種族主義心態的反社會言論。然而，除去純粹的種族主義的因素不談。傳統上——甚至於19世紀——外來的勞工移民很少引起工人階級里不同族裔之間的直接衝突。因為各個特定的移民群在整個經濟中都有其特有的專門行業，他們在自己的活動領域里進一步擴大勢力，甚而有獨霸之勢。多數西方國家裡的猶太移民，均大量從事於制衣業，卻從來不曾進入——比方說——汽車製造業。再舉遍及世界的印度菜為例，其從業人員來源集中特殊之處更為罕見。倫敦和紐約兩地，以及全球各處印度餐館里的人手，多數是聘自孟加拉某特定區域的移民圈錫爾赫特地區（Sylhet）；這種現象，即使到了90年代依然不衰。即使不曾形成獨霸的局面，移民群也往往聚居於一定地區，或集中在一定的工廠作坊或行業工作，而不涉及其他地區及行業。因此，在如此這般的「區隔化的勞工市場」之中（套句時髦的流行行話），個別族裔工人內部便油然產生堅強的團結意識，並得以長期維繫。既然族裔團體之間沒有競爭，除了極少數的例外，本身境況的好壞自然難以歸罪於他族他群。

工人生活里尚有一項中心要素，也是他們自成一體的重要原因，即在其生活中處處可見的集體性的氣質，一切都是多數的「我們」，支配取代個別的「我」。當年的勞工運動及黨派，之所以能夠打動工人階級的內心，其中力量就在工人中間一個普遍的信念：像他們這樣的人，若要改變命運，個人無能為力，只有靠集體的行動才能奏效；而最有效的集體方式，便是通過組織，不論是經由相互救濟的手段，還是罷工、投票均可。反之，他們也相信，正因為勞動工人數read.99csw.com字的龐大及情況的特殊，集體行動便成為他們唯一可以掌握的方式。工人發現，憑一己之力，掙脫本身「階級」網羅（在美國，則為其「階級意識」網羅）的機會雖然也非絕無僅有，但是卻不甚符合其階級特有的自我意象。此外，「我們」支配「我」的現象並不僅出於功能性的理由，事實上，工人階級私人的空間如此狹隘，根本便無所逃遁于公眾的方式——尤其是已婚婦女，她們悲苦的一生，狹小的生活範圍囚限於一家四壁之內，必須在市場上、街巷中、公園裡與鄰里共過公共生活。由於家中缺乏空間，孩子們必須在街頭或公園嬉戲，年輕男女得出外跳舞或約會，男人家則在大眾酒館（Public house）里閑扯瞎混。直到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無線電廣播問世，才徹底轉變生活空間只能困在家內的工人婦女生活——但也只有少數幸運國家的婦女有此福氣。在此之前，除了私人性質的小聚會之外，各種形式的娛樂都是以公眾的方式——在某些貧窮國家裡，早年連電視也放在公共場所供民眾共同觀賞。於是從足球大賽、政治集會，一直到假日出遊，生活中的娛樂，往往均以眾人「共襄盛舉」的方式進行。

於是工人終於成為新科技之下的犧牲品——進入80年代尤其如此——生產線上缺乏特殊技術及半技術的男女工人，更難逃這個命運；自動化的機器生產，輕易便可取代他們的地位。隨著50和60年代全球大繁榮進入尾聲，70和80年代便成為世界普遍不景氣的年代。回想當年極盛時，生產作業雖然愈來愈節省人力，工人人數卻不斷膨脹（見第十四章），如今好景不再。80年代初期的經濟危機，使得40年不見的大量失業狀況重現人間，至少在歐洲尤為嚴重。

工人階級之所以自成一體，一方面也因為他們與社會上其他階級大量隔離所致。他們有獨特的生活方式、穿著打扮，他們人生的機會受到極大限制。與白領階級相比，雖然後者在經濟上也同樣感到拮据，在社會的階梯上卻享有較大的流動性。工人子女從未想進入大學深造，事實上也鮮有人躋身學府，一旦達到停學的最低年齡（通常為14歲），多數便不打算繼續求學。實行君主制的尼德蘭，在戰前10至19歲的年齡層中，過此年紀繼續進入中等學校者只佔4％。至於實行民主的瑞典和丹麥，比例甚至更低。工人的生活、工人的住家、工人的預期壽命，均與他人不同。當50年代工人階級與眾不同的痕迹依然相當明顯之際，最早幾位由（英國）工人家庭出身，有幸獲得大學學位的少數幸運兒當中的一位，曾如此表示：「這一類人的住家往往有一定模式，……他們沒有自己的房子，往往是租房子住。」（Hoggart，1958，p.8）

這個危機不是階級本身的危機，卻屬階級意識的危機。在19世紀末葉（見《帝國的年代》第五章）的已開發國家中，各行各業工人大眾在出賣自己的力氣以求糊口之餘，發現眾人原來可以結成一個工人階級。他們也發現，原來這個事實可以作為他們生而為人，在社會上求生存奮鬥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至少，他們當中有相當數目的人得出這個結論，便起而支持以工人為主體的黨派及運動（這些黨派及運動的意向宗旨，從其名稱即可一覽無遺——如工黨等），數年之間，便成為聲勢浩大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工人們不但結合在一雙雙為勞動弄髒的粗手及微薄的工資之下，他們絕大多數，更屬於完全https://read.99csw.com缺乏經濟安全感的貧苦大眾。雖然勞工運動的主幹人物並不至於苦到貧無立錐之地，但是他們對生活的要求是樸素的，離中產階級的需求甚遠。事實上在1914年以前，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與耐用消費品的享用完全沾不上邊，即使到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也只有北美、澳大利亞和紐西蘭3地的工人享有這個福氣。英國共產黨的一名黨員曾於戰時被派往考文垂（Coventry）的兵工廠進行考察。只見考文垂軍火生意興隆，市面繁榮。這位同志回去之後，張大著嘴巴對倫敦友人——作者本人正在其中——驚訝地道：「你想得到嗎？在那裡，連同志們也有車子呢！」

雖然自1965年開始，美國從事製造業的人數開始下降，到1970年後，下降之勢愈趨明顯。但是除了美國外，整個黃金年代，全球各地的勞動工人階級其實相當穩定，甚至連老牌工業國家也不例外。平均約佔就業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事實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21國當中，有8國的工人人數——即8大最先進國家的超級俱樂部——在1960－1980年間繼續增長。在新興的非共產黨歐洲工業國家裡，工人自然更是有增無減，到1980年才進入穩定狀態。日本的增長更為快速，進入70和80年代，開始保持相當平穩的數字。至於那些全速工業化的共產黨國家，尤以東歐為著，工人階級的人數更以前所未有的倍數激增。這種情形，自然也出現在第三世界全力追求工業化的國家——巴西、墨西哥、印度、韓國等等。簡單地說，直到黃金年代結束，全世界的工人數字不但大增，在全球人口當中，製造業人口的比例也比這以前高出很多。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如英國、比利時和美國——1970年時各國工人在總就業人口中所佔的比例，均比無產階級意識覺醒，社會主義黨派激增的19世紀90年代為高。只有到了20世紀80和90年代，工人階級的數字才開始出現大量萎縮的現象。

簡言之，回溯當年傳統性質的勞工政黨與運動成形的年代，各行各業的工人（除非因不可克服的民族或宗教因素分裂），可以假定同樣的政策、策略及制度的改變將同使他們受益；這種情況如今不再自動發生。再加上生產方式的改變，所謂「三分之二的社會」的出現，「勞動性」與「非勞動性」工作之間日益模糊的分野，在使得前此無產階級大眾分明可見的輪廓鬆動消蝕。

3

但是時移勢遷，在眾多因素影響下，加上戰後西歐的移民政策多是由政府主導，以應付勞工匱乏之需，新一批的移民開始進入移居國原居民從事的行業，並擁有同等同樣的工作權益。不過例外的情況也有，如官方特意將外來勞工與本國工人正式隔離，使前者自成一級，作為短期且地位也較低的「客工」（guest-worker）。但是無論哪一種處理方式，壓力都因而升高。法定權利劣於他人的外來男女工人，對本身利益的看法自然與那些享有優惠地位者截然不同。反之，英法兩國的本地工人，一方面雖然不介意與摩洛哥工人、西印度群島工人、葡萄牙工人，以及土耳其工人在同樣的條件之下並肩工作。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卻絕不願意看見這些外國佬——尤其是那些一向被認為集體上先天便屬於劣等的國籍之人——升級加薪，爬到自己的頭上指揮。同理，不同的移民族群之間，也有著類似的緊張存在，雖然他們都共同憎恨著移居國對外來者的態度。

於是新興工興取代了舊有工業，兩者的httpｓ://ｒeａｄ•９9ｃsｗ.cｏm面貌完全不同；不但出現的地點經常有異，在結構上也往往大異其趣。80年代的流行術語，如「後福特時代」，便透露了其中玄機。由生產線連接的大量生產的自動工廠；整個城市或地區投入某一單一工業（如底特律和都靈的汽車工業）；工人階級住家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形成一股緊密連接的力量——以上種種似乎均是古典工業的特徵。雖然不盡正確，其中的真正意義卻並不僅限於象徵的意義。進入20世紀，凡是舊工業結構復甦活躍的地方，如新興的第三世界國家和社會主義經濟，在有意追求工業老祖宗的「福特式作業」時，其與兩次大戰之間，甚或1914年前的西方工業世界相同之處往往極為明顯——類似之處，還包括以汽車（如巴西聖保羅）或造船[如波蘭格但斯克（Gdansk）]工人為主幹的勞工組織，在工業都市中心的興起壯大——正如當年美國的汽車業聯合工會（United AutoWorkers）和鋼鐵業工會（Steel Workers unions）的興起，是由1937年的大罷工而發初。於是舊工業進入90年代繼續存活下來，只是如今均已進入自動化，並有其他一些改變。相反的，新型工業與舊工業卻完全不同。在標準的「後福特」工業地帶——如中北義大利一帶的威尼托（Veneto）、艾米利亞-羅馬涅、托斯卡納等地——均不見舊工業特有的大型工業城市，獨霸一方的廠家，或巨大工廠的蹤影。這些新工業地區，往往是由散布鄉內及鎮上的廠家組成，其網路從郊外的作坊到外表極不起眼（卻屬高科技）的工廠到處都是。某家歐洲數一數二的大公司即曾問過博洛尼亞（Bologna）市長，可否願意考慮讓該公司一大工廠進駐該市。對此建議，市長很有禮貌，卻斷然地敬謝不敏。他表示，他的博洛尼亞，繁榮進步——剛巧也屬共產黨的治下——很知道如何照顧自己以農業性工業為主的社會及經濟：還是讓都靈米蘭這些大城，去擔心它們這類工業大城必有的問題吧。

解體的緣由，並非出於工人階級的面目難以辨別——事實上自50年代末期開始，下一章將介紹的新興青少年文化，其獨特之處，不論服飾音樂，都是向工人階級學的（見第十一章第二節）。真正原因，在於富裕如今已是多數人能力可及之事。說起來，擁有一輛「甲殼蟲」大眾轎車，比之擁有一輛賓士轎車，兩車車主的差異，顯然遠勝有車無車的分野——更何況就理論而言，甚至連昂貴轎車，也可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買到。如今的工人，尤其在進入婚姻生活，必須把開支全用在柴米油鹽之前的最後單身階段里，也可以把錢花在奢侈品上了。面對這個現象，60年代興起的時裝和美容用品工業立刻做出反應，緊抓住這個趨勢不放。於是在新開發出來的高科技奢侈品市場上，從最高價位到最低價位，其間的距離不過是程度上的差異而已——如最貴的哈蘇（hasselblad）相機，與最便宜的奧林帕斯（Olympus）或尼康（Nikon）相機之間，兩種都能拍出相片，不同處只在地位象徵而已。總之，從電視打先鋒開始，以往只有百萬富翁才能享有的個人用品及服務，如今在最普通人家裡也可見到。簡單地說，全面就業及實質性大量消費社會的影響，已使舊有發達國家內工人階級的生活水準大為提高，至少就部分層面而言，遠超過其父輩當年胼手胝足方才勉強糊口的生活上限——老一輩的收入，主要都用在基本生活所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