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另一影響工人階級和發達國家社會的一大因素，其中尤以已婚婦女的角色為最——不啻為革命性的新現象。這方面的改變實在驚人，1940年，全美女性工作人口中，只有不足14％的比例為有夫有家的已婚婦女。到1980年，卻已超過半數，僅在1950－1970年間便已倍增。不過女性進入勞工市場人數日增的現象，自然絕非自今世起始。自19世紀末葉開始，女性便已大批進入辦公室、店鋪，以及其他某些服務業——如電話接線員、看護性職業等等。這一類工作形成所謂「第三產業」（tertiary occupation）的大量擴張，相對他便侵蝕到作為第一及第二產業的農工業，並將對前二類產業造成絕對性的損害；事實上第三產業的興起，正是20世紀最令人矚目的發展趨勢。至於女性就業人數在製造業方面的演變，則發展不一。在舊有的工業國家裡，傳統上擁有女性就業人口大量集中的勞動密集工業——如紡織及制農業——此時已衰退。在新近變成「生鏽帶」的國家及地區里，那些向由男性為主的機械工業，更別說充滿著男性意象的其他行業——如礦業、鋼鐵業、造船業、汽車製造業——此時也同樣步上衰途。反之，在新興的發展中國家及第三世界增長中的製造中心裏面，對女工求之若渴的勞動密集工業則開始興旺（女工在傳統上不但工資較低，也較男工易於管理）。於是女性在當地就業人口中的比例大增，不過非洲模里西斯（Mauritius）由70年代初的20％到80年代一躍而過60％的例子也是絕無僅有。至於在發達工業國家裡的增減，則依各國情況而定，一般而言，即使增加也多以服務業為主。事實上女性無論在製造業或第三產業就業，其工作性質並無多大分別，因為她們多數是充任次要的職位。而某些以女性為主的服務性行業，也有極為強大的工會組織，尤以公眾及社會服務單位為主。

女性新意識及其利益的影響甚廣，單就女性在經濟活動中就業角色的改變一事並不足涵蓋全面。這場社會革命造成的改變，不僅限於婦女本身在社會上活動的性質，更重要的變化，卻包括她們扮演的角色，即傳統對其角色的期待，尤其是她們在公眾事業中的地位及成就。因為縱有眾多重大的改變，如已婚婦女大量進入勞工市場，卻不一定會有預期中隨之而來的其他轉變——如在蘇聯就是。在20年代初期革命烏托邦的熱情理想幻滅之後，俄國已婚婦女發現自己一肩雙挑，不但得負起掙取收入的新職責，還要照常操作原有的舊家務，可是公私兩面的兩性關係及地位卻毫無改變。總之，婦女雖然大量湧入受薪工作，一般而言卻與她們對本身社會地位及權利看法的改變並無一定關係。真正的推動原因，也許是出於貧窮的需要，或許出於僱主對女工的偏好（因為她們不但比男工便宜也比他們聽話），又或許純系由於女性為家長的家庭數目大量增加所致。本國及本地的男子大批移往外地求生，如南非鄉下人紛紛進城，亞非地區男性不斷湧進波斯灣國家皆是。最後，不可避免留下女性單獨持家，獨力支撐一家經濟所需。此外，我們也不可忘卻幾次大戰造成男性大量慘遭殺戮的可怕後果，1945年後的俄羅斯一地，便因此變成五女對三男的不平衡局面。

更有甚者，50和60年代女性要求走出家庭進入職業市場的呼聲，事實上在經濟狀況良好、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已婚女性中間，還帶有著一股極為強烈的意識動機，是其他階級婦女所沒有的。因為對於前者而言，其中的心理因素與經濟動機無關。反之，貧窮人家或家計拮据的已婚婦女，在1945年後出外工ｒｅad.９９ｃｓｗ.ｃｏｍ作的原因沒別的，殘酷一點來說，則是因為如今兒童不再工作了。童工現象如今在西方几乎完全消失，相反的，讓兒女接受教育，因而改良其人生髮展機會的期望卻為為人父母者帶來比以前為重的財務負擔。簡單地說，「在過去，兒童必須工作，使母親待在家中負起持家育兒的責任。而如今呢，當家中需要額外收入貼補家用之際，出外工作者則是母親而非兒童。」（Tilly／Scott，1987，p．219）新一代婦女雖有家用電器助一臂之力（洗衣機功勞尤大），並有各色現成食品解決炊事之苦，但出外工作一事，若非子女數減少勢無實現可能。但是對於中產階級的已婚婦女而言，丈夫已有了適合其身份地位的可觀收入，妻子再出外工作，其實對家用並無太大助益。只看一項事實便知：在當時開放給女性從事的工作裏面，女性所得的待遇往往比男人低許多。尤其當妻子出外之際，還得另僱人手代勞家務並照顧子女（如清掃女工；在歐洲，則有幫忙家事以交換食宿和學習語文的外籍女學生）。扣除這項開支之後，所余之數就變得微不足道了。

然而，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確實也起了莫大的變化。她們對本身角色的期待，以及世界對她們的看法，都有了重大甚至革命性的改變，此中事實俱在無可否認。然而，某些婦女在政治上獲得的新成就，固然有目皆睹，不過這個現象卻不能用來直接衡量該國婦女在整體上的地位。以由男性文化為主導的拉丁美洲為例，80年代中，拉丁美洲婦女被選入各國國會的比例為11％，遠勝於婦女地位更為「解放」的北美。此外，在第三世界的國家裡，也有相當數目的婦女開始執掌國家及政治的領導職位，但是其權力來源，卻襲自家庭中的男性，如印度的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1966-1984）、巴基斯坦的貝·布托（Benazir Bhutto，1988-1990；1994），以及要不是軍方否決，將已出任緬甸領袖的昂山素季（Aung San Auu Kyi）；她們都是因為大人物千金的身份，才獲這份地位。至於以遺孀資格執掌國事的女性，則有斯里蘭卡的班達拉奈克夫人（Sirimavo Bandaranaike，1960－1965；1970－1977）、菲律賓的克拉松·阿基諾（Corazon Acquino，1986-1992），以及阿根廷的伊莎貝爾·庇隆（Isabel Peron，1974－1976）。這些新一代女強人的接班掌權，在意義上與多年前神聖羅馬帝國的瑪麗亞·特里薩（Maria Theresa）和英格蘭的維多利亞，分別接管哈布斯堡王朝和大不列顛帝國的寶座並無二致。事實上在以上所述由女性治國的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等國度里，女領袖高高在上的地位，與其國中婦女所受的壓制正成鮮明對比，大大表現出女領袖的出現非屬常態。

下面，我們便來看看這是一場怎樣的文化革命。

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原始的革命理念，是以轉變兩性關係為目標，希望能夠從此改變傳統由男性主導的制度與習俗。可是這個理想一如沙上城堡般瞬間消散，甚至連認真追尋它的國度也不能倖免——如早年的蘇聯。一般而言，1944年後成立的歐洲共產黨新政權，根本從未朝此方向真正努力。在落後國家裡——事實上多數共產黨政權都建立於落後國家之內——提升女性地位，改變兩性關係的嘗試，往往為傳統人口以被動不合作的態度包圍。不管法律如何規定，這些人都堅決認定女性的地位就該比男子低。不過女性解放活動中的種種英勇九-九-藏-書事迹，當然也非全然徒勞。法律及政治上的同等權利，教育及職業門徑的開放，甚至包括揭開面紗隨意出入公共場所的自由在內，種種解放婦女的成就絕非小可。此中差異之大，與宗教原教旨主義者治國或復活的國家相比較，即可見一斑。更有甚者，甚至在某些婦女實際地位遠不及理論允諾程度的共產黨國家裡；甚至在一些政府推行不道德的做法，打算重新將婦女定位為生兒育女的傳統角色時（30年代的蘇聯即是），光看新體制賜予她們個人的選擇自由，包括性行為的選擇自由在內，就已是空前未有的盛舉，遠比新政權成立以前為大。真正限制此中理想徹底體現的原因，不全在法律或風俗習慣的抵制，卻出於物質上的短缺，如避孕藥物的不足。諸如此類的婦科需要，往往不是計劃經濟考慮的重點生產，其供應量往往微不足道到稀有的地步。

我們只消將幾本有關60年代新女性主義先鋒的著作隨意測覽一下，即可發現女性問題背後潛在的階級意味（Friedan，1963；Degler，1987）。這些問題主要圍繞著同樣一個主題，那就是「女性該如何兼顧事業與婚姻家庭」。但是只有擁有這種機會的女性，才會面臨這種困擾；而世界上絕大多數婦女，以及所有的貧窮女子，卻沒有這種機遇。這一類議題的宗旨為男女平等，而1964年的美國民權法案（AmericanCivil Rights Act）原意只為防止種族歧視，但從加入「性別」一詞后，平等觀念便成為促進西方婦女法律及制度地位的最佳武器。可是「平等」一詞與「平等待遇」或「機會均等」不同，前者假定不論在社會或其他方面，男女之間毫無差異。可是從世界絕大多數婦女，尤其在貧窮女子的眼中看來，女人在社會上之所以居於劣勢的理由，主要就是由於性別差異——她們不是男子之故——因此，「性別的問題」要用「性別的手段」來解決——比方對懷孕和母職的特殊照顧及保障，或保護婦女不擔心受到另一性的暴力攻擊等等。然而，對於如產假一類與工人階級婦女切身相關的問題，美國的女性主義卻遲遲不曾顧及。雖然女性主義發展到後期階段，也開始注意到「性別差異」與「性別平等」兩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然而女權運動者在強調帶有自由主義精神抽象個人主義，並使用「平權」法律以為武器之餘，一時之間，卻難與「男女之間不必完全相同」的觀念相協調。

因為以上種種改變，並非由於女性主義者的壓力，對於婦女權利地位的伸張也無任何直接的重大影響，即使在投票確有其政治效果的少數國家之內也不例外。然而60年代起情況開始改觀，首先由美國發難，緊接著便迅速普及西方其他富裕國家，並延伸入第三世界受過教育的高級婦女圈內——不過一開始，社會主義世界的心臟地帶卻未受到影響——女性主義再度出現驚人的蘇醒。這一類運動現象，雖然基本上屬於具有一定教育程度的中產階層，但是進入70年代，尤其在80年代，一股空前的趨勢卻在醞釀進行之中，成就之大遠非第一波女性主義所可比擬。新一波女性意識的覺醒，在政治及意識形態上較不具特定的形式，可是卻遍及女性大眾的全體。事實上作為一個族群，如今婦女已是一大政治力量，這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改變。女性性別意識的覺醒，最早也是最驚人的範例，首推羅馬天主教國家內傳統上原本虔信不移的女性信徒的反抗。她們起來抗爭教廷不再受人擁戴的教條限制，最顯著的事例即義大利公民投票贊成離婚（1974年）及較為開放的墮胎法（1981年）。其後又有虔誠的愛爾蘭共和國選出一介女子瑪麗·羅賓遜（Maryｈttps://ｒｅaｄ.９９ｃsｗ•ｃｏm Robinson）就任總統。羅賓遜原為律師，與羅馬教會道德教條的解放（1990年）有極為密切的關係。到90年代初期，兩性之間政治意見的分歧愈發顯著，此事由多國舉辦的政治民意調查結果可見一斑。政客們開始追逐討好這股新女性自然不足為奇，其中尤以左派為著，因為工人階級意識的衰退，已經使左翼黨派的傳統選票大量流失。

在發達國家裡，屬於中產階級的女性主義，以受過教育的知識女性為對象的女權運動，最終開始向外擴散，成為一個涵蓋面更為廣泛的呼聲，那就是「婦女的解放」，至少是「婦女自我認定」的時刻終於來到了。早期的中產階級女性主義，對象面縱然狹窄，有時並不能直觸西方社會上其餘女性關心的焦點，但是它畢竟為所有女性提出了她們共同關心的議題。社會的動蕩，觸發了種種道德、文化上的大革命，造成許多社會及個人行為習俗的大變革，婦女課題也隨之變得日益緊急。在這場空前未有的文化革命中，婦女扮演的角色非同小可；因為這關係著，並標志著傳統家庭形式定義的變化。而婦女，一向就是家庭最中心的成員。

一開始，西方女性，尤其是開女性復甦風氣之先的美國婦女，她們關心的重點主要是中產階級女性|息息相關的議題，至少是那些在形式上影響她們的事物——在美國尤為顯著。美國是女性主義者奪城破寨，首先施壓獲得突破性成功的第一站，美國女性的就業狀況，便大大反映了這番努力的程度。1981年之前，美國女性不但將男子由非管理性質的辦公室及白領工作中掃地出門（不過這些職務雖然受人尊重，地位甚低卻是事實），同時更大舉進攻房地產經紀人要塞（幾乎達半數），以及約為40％的銀行和財務經理的職銜。至於在知識性的專業方面，傳統的醫藥和法律業，則依然將女性限制于橋頭堡一帶活動；但是她們的收穫雖然不盡理想，卻也不容忽視。此外，尚有30％的大專院校教職員，25％以上的電腦專業人員，22％左右的自然科學從業人員，如今是由女性擔任。然而在男性獨霸的勞動性職業方面，無論技術性或非技術的工作，女性卻始終沒造成任何顯著的突破：僅有2．7％的卡車司機、1．6％的電氣工人，以及0．6％的汽車修理工是女性。這些行業對女性攻勢的抗拒之強，不下於男醫生和男律師的作風，後者僅挪出14％的空間讓與女醫生和律師。不過女性對這一類男性獨佔的行業攻勢甚強，其全力以赴之勢絕對不可小覷。

已婚婦女大量進入勞工市場——多數均兼母職——及高等教育的驚人擴展，為60年代起女性主義運動的強力復甦（至少在發達的西方國家如此）提供了發展背景。事實上若不考慮這兩大因素，婦運將無法理解。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爆發以來，女性已在歐洲北美一帶眾多的地區，爭取到了投票權及平等民權等莫大成就（見《帝國的年代》第八章）。可是從此之後，雖然法西斯及反動政權一時的甚囂塵上，也未嘗破壞她們已有的成就，但女性運動卻從陽光之下移入陰影之處。其後反法西斯鬥爭的勝利，以及東歐和東亞部分地區革命的成功，1917年以來爭得的權利終於普及世上多數國家。其中尤以法國和義大利的婦女終獲投票權一事最引人注目，事實上此時在所有的新興共產黨國家、拉丁美洲（戰後10年），以及除了極為少數的前殖民地外，婦女均開始獲得這項權利。到60年代時，但凡有選舉之地，婦女們均已獲得投票權利，只有某些伊斯蘭國家，以及——說也奇怪——瑞士是個例外。但是，女性運動卻始終未從陰影中重新走出。

此外，女性也以極為驚人的比例追求更高hｔｔpｓ://ｒｅａｄ•99ｃsｗ.ｃｏm的教育；因為時至今日，唯有教育，可能指引一條邁向高級專業之門的坦途。二戰剛結束時，在多數發達國家之中的女學生比例，僅為全體學生總數的15％～30％，只有芬蘭例外——這個女性解放的國度——當時該國女學生的比例已經高達43％。但是即使到了1960年，女學生在歐美兩地從未超過半數，唯一的例外為保加利亞——這是另一個較不為人知的親女性國度（就總體而言，社會主義國家鼓勵女性求學較為積極，如東德的增長速度便勝過西德）——可是除教育外，在其他增長女性福祉的項目上的成就則不甚精彩。然而，到1980年，在美國、加拿大及6個社會主義國家裡——由東德和保加利亞占鰲頭——半數或半數以上的學生已為女性。此時全歐只有4國的女性學生不及總數的四成（希臘、瑞士、土耳其和英國）。一言以蔽之，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現象，如今已與男子一樣普遍。

因此，在這些中產階級圈子裡面，婦女若依然出外工作，最大動機便出於自由及自立的需求了。已婚婦女要有自己的地位，她不要只作丈夫及家庭的附屬品，她要世界將她當作一個個人看待，而非只是某一族類的一員（「只不過是人|妻人母而已」）。至於收入的重要性，則不在實質的經濟意義，卻在其中代表的獨立精神：她可以自由花用這筆錢或將之儲存，無須再請示丈夫。但是隨著雙薪中產階級家庭的增加，家中預算自然也開始建立在兩份收入之上。而中產階級子女進入大學的現象日趨普遍，父母為子女提供財務幫助的時段也愈長，可能一直延長到25歲以上甚至更久。至此中產階級已婚婦女的職業便不再是宣示獨立的象徵，轉而與窮人的需求相同，成為一項貼補家用的經濟來源。但是與此同時，工作代表的解放意義依然存在，從「通勤式婚姻」（commuting marriage）事例的增多即可見其中一斑。夫妻二人在遙遠兩地工作的代價甚高（不只是財務上的代價），但在交通和傳播革命的幫助下，如今這種相隔兩地的婚姻在專業界如學術圈中，自70年代始卻日益普遍。在過去，中產階級的婦女往往毫無二話，一定會隨從丈夫工作的調動而遷移（不過子女一旦超過某個年齡，卻不見得跟隨父親搬家）。如今則不然，妻子的事業，妻子對自己事業地點的決定權，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域，至少在中產階級的知識圈內如此。因此就這個層面而言，男女之間，最後總算平等相對待了。

社會主義世界在提高婦女地位的努力上，縱有其成功失敗之處，卻始終不曾造成特定女性主義運動的出現。事實上僅看共產黨國家在80年代中期以前的特性，任何政治活動，若非由政府發起勢不可能成氣候的情況而定，即可得出女性主義自然也無法生存的結論。更進一步來看，即使將這項考慮除外，在此之前西方女性運動關心的話題，事實上也難以引起社會主義婦女的認同與回應。

儘管有此改變，世界各地婦女變化的腳步卻不一致。不論是公眾生活，或是相關的婦女運動政治目標，在第三世界、發達國家，以及社會主義或前社會主義世界三者之間，僅可做勉強的比較。在第三世界里，猶如當年沙皇治下的俄羅斯，縱然正在發展或已經造就出一批少數格外解放和「先進」的婦女（正如沙皇時代女性的知識分子及行動家，多數是固有上層階級和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妻女），但是從西方的角度而言，低下階層教育貧乏的婦女大眾卻依然排斥在公眾生涯的門外。像前述這一類稀有的少數婦女精英層級，即使在殖民帝國時代的印度便已存在；甚至在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者勢力再度將婦女推回不具面目的地位之前，連幾處宗教限制較不嚴的伊read.99csw.com斯蘭國家也有她們的蹤影出現——其中尤以埃及、伊朗、黎巴嫩、西北部非洲阿特拉斯山地的馬格裡布一帶為著。對這些獲得解放的少數而言，本國的上層社會有一塊可供她們活動的公眾生活天地。在那裡，她們可以悠然行動與感受，一如她們（或她們在西方的婦女姊妹）在歐洲北美的生活一般。唯一的不同，也許在她們對其文化中傳統性別習俗及家庭義務方面，放棄的速度不及西方女性，至少不及西方非天主教的女性為快。從這個角度看，「西方化」第三世界里已經獲得解放之婦女的條件，就遠比非社會主義的遠東國家為優越。遠東國家傳統力量深重，連上層的特殊婦女也得依然屈從。日韓兩國受過教育的婦女，一旦在解放的西方里生活一段時日，往往對回歸故國文化的拘束深感畏懼。在她們固有的文化裏面，婦女隸從男子的社會意識此時方才稍有動搖。至於社會主義世界的情況，則有諸多矛盾之處。就事實而言，東歐的婦女已一律進入領薪的就業人口，至少就業男女兩性的數目相當（各為九成），遠比世界其他地區為高。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共產主義一向熱烈地視女性的平等地位及解放為己任，而其主張的層面更是無所不包，——列寧及其妻克魯普斯卡婭（Krupskaya）是少數幾位特別贊成男女分擔家務的革命者。更有甚者，從民粹派開始，一直到馬克思派的革命運動，始終熱情洋溢歡迎婦女——尤其是知識女性的加入——更為她們提供了格外寬廣的活動空間。這種現象，到70年代依然顯著，由左派恐怖主義運動里婦女成員之多可見一斑。但是儘管如此，除了少數例外——如羅莎·盧森堡、菲舍爾（RuthFischer）、波克爾（Anna Pauker）、拉帕修娜莉亞（LaPasionaria）、蒙塞妮（Federica Montseny）——女性在黨內最高層中卻依舊無聞，有時甚至毫無蹤影。在新成立由共產黨統治的國度里，她們的地位甚至更不顯眼，事實上婦女們在領導班子中似乎于革命成功后完全失蹤。雖然偶爾也有一兩個國家，如保加利亞和東德，的確也為婦女同胞提供了如高等教育等格外良好的機會，幫助其在公眾生活中出人頭地；可是就整體而言，共產黨國家婦女的地位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並無二致——即或有一些重大改變，益處也不見得隨之而來。每當婦女湧入某些對她們開放的行業之後——如以俄國為例，在女醫生成為多數之後——該行業的地位及收入卻也同時降低。蘇聯婦女與西方的女性主義者一般，長久以來習慣於工作，如今卻夢想回到家中，享受只須擔負一項責任的「奢侈」生活。

但是話雖如此，若回到二戰前的年代，在任何情況之下，在任何共和國里，由任何女性接任國家領導地位一事，在政治上皆屬不可想象的。可是1945年後卻開始全然改觀——1960年，斯里蘭卡的班達拉奈克夫人成為全球第一位女總理——到1990年，先後已有16國由女性擔任或曾經擔任政治首腦（World』s Women，p．32）。90年代，非托父蔭或夫蔭之賜，卻由本身職業政途身份躍登國家領導人地位的女性，雖屬少數，也開始在政治地平線上出現，前後有以色列（1969年）、冰島（1980年）、挪威（1981年）、立陶宛（1990年）、法國（1991年），英國更不在話下（1979年）；此外更有與女性主義距離無比遙遠的日本，竟然有女性出任最大反對黨（社會黨）的黨魁。雖然女性在政治團體中的地位——即使在最「先進」的國家內也不例外——仍多屬象徵性的（最少可作為一種具有政治壓力的群體），但是政治世界的面目，的確在急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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