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雖如此，人類種族雖多，卻依然有幾項共同的特徵，比如正式婚姻制度的存在，以及依此享有與配偶進行性關係的專屬特權（所謂「好淫」，是全世界共同聲討的莫大罪行）。此外尚有婚姻關係中丈夫對妻子（「夫權」）、父母對子女，以及長輩對晚輩的優勢支配地位；家庭組合包括數位主要成員等等，諸如此類，都是人世間四海皆有的現象。不論親族關係網涵蓋的親疏遠密，不論其中相互的權利義務複雜單純，基本上，內層都存在著一種核心的同居關係——也就是一對夫妻加上子女——即使在外層大環境里，一同生活的家族或群體比此為大。一般以為，核心家庭是在資產階級和各種個人主義思想興起的影響之下，才於19－20世紀逐漸脫離原有較大的家庭與親族單位，進而演變成西方社會的標準形式。其實這是對歷史的認識不夠，對工業時代之前的社會合作關係及其理論基礎更有著極大的誤解。核心家庭之存在，不始於現代工業社會，即使在具有標準共產性質的社會制度裏面，如巴爾幹半島斯拉夫國家實行的所謂「共同家庭」（zadruga），「每位婦女勤勞操持的對象，均以家庭為最狹窄的定義，即其夫其子。除此之外，她們才輪流挑起照顧鄰里大家庭中未婚者及孤兒的責任。」（Guidetti／Stahl，1977，p．58）。誠然，核心家庭存在的現象，並不表示外圍的親族關係便也大hｔtｐｓ://ｒeａｄ.99ｃｓw.coｍ同小異。

獨居者的人數，也開始直線上升（即沒有配偶，也不為任何較大家庭成員的人）。本世紀前三分之一時期，英國獨居人數一直保持不變，約居全國總戶數的6％，之後便開始緩緩增加。但是從1960年開始直到1980年，20年間，獨居比率竟由12％一躍而為22％。到1991年，更高達全國總戶數的四分之一（Abrams，Carr Saunders，Social Trends，1993，p．26）。在西方許多大城市裡，獨居人口甚至占其總戶數的半數。反之，傳統的西方核心家庭模式，即由已婚的父母帶著子女同住的家庭，顯然呈敗落之勢。在美國一地，核心家庭的比例，20年間（1960－1980年）由44％猛降為29％。在瑞典，80年代中期出生的嬰兒，幾乎有半數是由未婚媽媽所生（WorldsWomen，p．16），核心家庭比例也由37％降至25％。甚至在其他於1960年時猶有半數為核心家庭的發達國家內（加拿大、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荷蘭、英國），到了1980年，核心家庭的比例也劇降，變為絕對的少數。

就某些極端的例子而言，甚至連核心家庭名義上的典型模式地位也失去了。1991年時，全美58％的黑人家庭，是由單身婦女撐持門戶，70％的黑人兒童，由單身母親生養。相較九九藏書於1940年的數字，全美「非白人家庭」之中，只有11．3％是由單身母親主持，甚至在城市裡也只佔12．4％（FranklinFrazier，1957，p．317）。甚至在1970年，也只有33％而已《紐約時報》，1992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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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潮流，當然並末以均等的程度向全球流動。雖說凡在准許離婚的國家，其數字都有上升（這是假定以正式形式解除婚姻的行為，在各國都具有同樣意義而言），可是婚姻制度本身，在某些國家卻特別地不穩定。80年代，凡羅馬天主教會的（非共產黨）國家，婚姻制度均比較安定。伊比利亞半島和義大利的離婚率，甚至連拉丁美洲在內，都較一般為低。甚至在以世故自詡的墨西哥和巴西，前者每23個婚禮中，也僅有一對離婚；後者更低，為33：1（不過古巴更低，為40：1）。此外尚有亞洲的韓國，以其經濟發展之速而言，婚姻觀念可說依然出奇保守（11：1）。日本更奇，甚至到了80年代，離婚率還不及法國的四分之一，比起隨時準備離婚的英美兩國男女，更有天壤之別。即使在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裡，離婚數字高低也依國情不同，不過一般均比資本主義國家為低。其中只有蘇聯與眾不同，倒是一大例外：蘇聯人民急於打破其結婚誓約的心理，僅次於美國（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9，九_九_藏_書p．36）。各國變化程度不一，倒不值得人們大驚小怪。但是同一種變化，卻能跨越國界、普遍滲透「現代化」世界的現象，才是真正值得我們探討的課題。其中最驚人的現象，莫過於全球的大眾通俗文化，或更確定一點，其中的青少年文化，所展現的面貌類似、精神相通之處。

這個現象自然絕不限於英國一地。事實上，在一些傳統道德具有強烈約束力（如天主教）的國家裡面，其中改變愈發顯明。在比利時、法國和荷蘭三地的離婚率數字（每千人中的年離婚數）於1970－1985年15年間，幾乎躍增3倍。更有甚者，即使在一向對這一類束縛限制較輕的國家，如丹麥、挪威，同時期的離婚率也增加近兩倍。西方人的婚姻，顯然發生了什麼不尋常的轉變。根據70年代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某家婦科的病歷記錄顯示，前往就診的婦女之中，「已婚者顯然大為減少，生育意願也大為降低……對兩性之間的關係適應，顯然也有態度上的改變。」（Esman，1990，p．67）由這個橫斷面看到的女性新現象，即使回到離當時10年之前的加州，恐怕也難找到。

公眾對性行為、性|伴|侶及生殖關係看法的巨大改變，與家庭危機有著極大的關係。這方面的變化，可分為正式與非正式兩方面，兩者中的重大轉變，都有確定的年代可考，並與60和70年代的社會變動相始相生。從正式的改變看，這是一個兩性九九藏書關係大解放的年代，不論是異性關係（主要是就女性自由而言，過去一向比男性少許多），還是同性戀者，以及其他各種形式性觀點的非傳統文化，都大大地解脫桎梏。英國絕大多數的同性戀行為，於60年代下半期開始，不再構成犯罪理由，比美國稍遲幾年——伊利諾斯州是美國最先對雞|奸解禁的一州，於1961年判為合法（Johansson／Percy，P．304，1349）。即使在天主教的義大利，也於1970年宣布離婚為合法，並於1974年以公民投票再度認定。1971年，避孕藥物及生育控制資料在義大利開始合法銷售，1975年，新家庭法取代法西斯時期以來一直殘存的舊法律。最後，1978年墮胎正式變為合法，1981年全民投票加以確認。

探索文化革命的最佳途徑，莫過於從家庭與家族關係入手，也就是從性別與世代的角色結構上著眼。雖然在多數社會裡面，人倫與兩性關係，對各種驟變的抗拒性極強，但是也非一成不變。此外，世界各文化的外表雖有不同，但是一般而論，在廣大地區之內，基本模式都大同小異。不過也有人認為，就社會經濟和科技層面而言，在歐亞大陸（包括地中海左右兩岸）與非洲其餘地帶之間，卻有著極大的差異（Goody，1990．XVII）。因此如一夫多妻之制，雖說幾乎已經在歐亞大陸全然絕跡（除某些特權團體和阿拉伯世界），卻依然在非洲大陸方興九-九-藏-書未艾，聽說其中四分之一以上的婚姻，屬於多妻制的婚姻關係（Goody，1990，p．379）。

然而到了20世紀的下半期，源遠流長的核心式基本安排，開始有了劇烈的改變，尤以在「發達」的西方國家為烈（不過即使在西方世界，各地分佈也呈不一之勢）。英格蘭和威爾斯，可列為變化最劇的特例——1938年時，每58樁婚禮中，只有一對以離婚收場（Mitchell 1975，p．30－32）；到80年代中期，每二點二對新婚夫婦就一對分手（UN Yearbook1987）——這股趨勢，在自由放任的60年代開始加速；70年代結束，前述兩地的已婚夫婦，每千對便有十對上離婚，其數字為1961年的5倍（Social Trends，1980，p．84）。

隨著法令日益的寬大，一些原本被列入禁止的行為，如今實行起來自然更為方便，獲得的宣傳效果因而也非同小可。可是在法令與日益鬆弛的性關係之間，與其說前者造成後者的解嚴，不如說後者追認這股新氛圍的存在。1950年時，只有1％的英國婦女曾於婚前與未來的丈夫同居過一段時間；80年代初期，這個數字跳升為21％（Gillis，1985，p．307）。可是不論多少，未婚夫妻同居與否，都跟當時的立法沒有任何關係。以往三令五申視為禁律的行為，現在不但被法律及宗教所許可，同時也為風俗道德並鄰里議論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