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一族的成員雖然一直在變——通常一個人能夠跨身所謂學生「代」的年限，往往只有三四年極短的時間——但是後浪推前浪，它的座位始終不空，一定有人填。青年人自覺到本身是促進社會作用的一個因子，這種青年自我意識增長的現象，也日益為社會所覺察。而其中的商人自是不遺餘力，大肆歡迎。至於老一輩人，雖不情願，也只有勉力接納。市面上充斥著針對青少年的產品，為凡是不願意在「兒童」與「成人」之間選擇其一者，開闢了另一個廣大的空間。到60年代中期，甚至連巴登·鮑威爾（Baden Powell）自己一手創建的英國童子軍組織（English Boy Scouts，也不得不把組織名稱的男童部分去掉，作為向時代氣氛低頭的表示。還將制服中原有的寬邊圓帽，換成強制意味比較不那麼強烈的法式貝雷帽（Gillis，1974，p．197）。

首先，所謂「少年十五二十時」，如今不再被視作成人的預備時期，卻意味著完成人生成長的最後一個階段。人生，就像運動一樣，以青少年時為其高峰（在今天，又有多少數不清的少年郎希冀在運動場上揚名），一過30歲，便顯然開始走下坡路了，對運動的興趣也大為降低。可是在社會的現實正好相反，權勢、成就、財富，卻隨著年齡增加（只有運動界及某些演藝界是例外，又或許純數學也可算作其一吧）——這個現象，毋寧說是人世間不合理安排的又一佐證。請看直到70年代，戰後世界可謂完全掌握在老人手裡，「老人政治」現象之盛，甚至比前代有過之無不及。換句話說，這些在位的老人——絕大部分是老頭子，老太婆少之又少——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有的甚至在大戰開始時便已成年。這種老人當道的現象，不獨資本主義世界（阿登納、戴高樂、佛朗哥、邱吉爾），甚至連共產黨世界也不例外（斯大林、赫魯曉夫、毛澤東、胡志明、鐵托），並包括各前殖民地的大國（甘地、尼赫魯、蘇加諾）。即使在軍事政變出身的革命政權當中，也少見40歲以下的領袖——而事實上以軍事政變達到政治改變的，往往多由低級軍官為之，因為比起高級將領，前者的行動就算失敗，損失也比較少。因此當年僅32歲的卡斯特羅奪得古巴政權時，少年英雄，意氣風發，一時間在國際上引起多少衝擊。

如果說離婚、非婚生子女、單親家庭（絕大多數是單身母親）泛濫的現象，顯示著兩性之間的人倫關係陷於危機；那麼全球各地興起的一股青少年強勢文化，則指向世代之間人倫關係的重大轉變。青少年作為一支具有強烈自我群體意識的族群，年齡層從青春期發育開始一直到25歲左右，已經發展為一股獨立的社會動因——發達國家少年男女的青春期萌動，更比上幾代提早數年（Tanne九_九_藏_書r，1962 p．153）。60和70年代最驚人的政治現象，就是這一年齡層的社會總動員。在政治意味比較沒有那麼濃厚的國家，這一代為唱片業帶來了巨大財富；75％～80％的總出片量——總而言之就是搖滾者音樂——全部被14歲至25歲之間的消費者買去（Hobsbawm，1993，pp．28，39）。60年代，各種文化異議邊緣分子期待的政治激化現象，也由這個年齡層的男女一手包辦。向下他們排除兒童，甚至連青年期也一概抹煞（對他們來說，青年期之意，即意味著還不太成熟的半成人）；向上除了幾位大師級人物尚能豁免之外，更完全否定30歲以上眾人的一切人性地位。天地之間，唯我族群獨尊。

其實社會中分出年齡層團體，此事並不自今日始，即使在資產階級式的文明中，社會也一直承認有這樣一群人。他們在性功能的發育上已臻成熟，可是在智能及其他生理方面仍在繼續成長，對於成人生活也毫無實際接觸與經驗。現在則由於青春發育期提前開始，身高體型也提早達到成人期的身量（Floud et al 1990），這一群人的年齡日益降低，但是並不能改變社會一向便有他們存在的事實。唯一造成的改變，在於青少年與父母師長之間的緊張關係因此升高，因為後者依然堅持將他們當作小孩看待，可是青少年自己卻覺得已經長成了。傳統資產階級的氛圍，往往預期其青年男子會度過一段喧囂狂亂的成長期，在這段「年輕放蕩」的日子過去之後，必將「安定」下來。新時代興起的新青少年文化，卻在三方面與以往的看法大異其趣。

青少年文化的第二項新特徵，直接由第一項而來：即這項新文化運動成為「發達市場經濟」的主力部隊。一是因為當今年輕一代，代表著一股極為集中強大的購買力量；一是由於如今每一代新起的成人，本身也都曾是具有自我意識的青少年文化的一部分。他們既走過這段社會化的路程，精神上自然接受其洗禮，帶有其標誌。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莫過於科技驚人發展，吸收學習能力強勁的年輕人，自然比年長保守者佔上風，或至少比適應能力已漸僵化的年齡層佔有極大的優勢。美國的IBM，日本的日立（Hitachi），不論其管理階層的年齡分佈如何，新電腦、新軟體的設計人員，卻都正當雙十年華的時期。雖說這些機器程序的設計，都是以「傻瓜也能用」為原則，可是對那些不曾和新科技一起成長的那代人來說，顯然比新生一代吃虧多了，孩子們如數家珍，父母卻完全沒有概念的新事物新知識越來越多，相形之下，父母所能教給兒女的東西彷彿越來越少。兩代之間的角色，似乎來了一個大翻身。美國大學校園更首開風氣之先，來來往往的青年學生人人一條破htｔpｓ://ｒead•9９cｓｗ.cｏm牛仔褲，他們要學工人百姓的穿著，故意不要像他們的長輩那麼高貴講究。這副打扮，逐漸向外傳染開來，於是不分上班放假，處處可見到牛仔褲；在某些所謂「創意性」或嬉皮式的工作圈裡，甚至可以看見牛仔褲的主人，頂著一頭灰白的頭髮。

各地激進極端的青年男女，除了在中國是由年邁的毛澤東領軍之外（見第十六章），其他都是由同齡的群體帶隊。當時覆蓋全世界的學生運動浪潮，更是如此，即使連學生運動引發的工人事件，如1968－1969年間法意兩國的工潮也往往由青年工人發起。也只有從來不曾有過半點實際人生經驗的年輕人，才會提出如1968年巴黎五月工潮和義大利次年「炎熱的秋天」那般大胆可笑的口號：「我們什麼都要，而且現在就要！」（tutto e subito）（Albers/Goldschmidt/Oehlke，pp．59，184）。

誠然，不論新事物的裙角是否再度掠掃他們而去，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都比以往年輕了。在大多數出生率始終居高不下的第三世界國家裡，於20世紀下半期任何一個時期當中，都有五分之二到半數國民的年齡在14歲以下。不論他們家族之間的關係有多親密，生活中傳統網路的制約有多強大，新一代人口如此眾多，兩代之間在人生的經驗期望上，無法不存在一道巨大的深溝。90年代初期，海外流放多年的南非政治人士重回祖國，雖然飄舞著同樣的旗幟，同為南非國民大會黨而效命，可是他們的心情，與南非各地城鎮新起的年輕「同志」，卻有著極大的不同。相反地，索韋托（Soweto）的多數群眾，這些在曼德拉（Nelson Mandela）入獄后多年才出生的一代，除了把他當作一個象徵或聖像之外，實在難有相通之處。就許多方面來說，這些國家的代溝其實比西方更大——因為後者的老少之間，至少還有永久性的制度，以及政治上的延續性為之相連。

黃金時期的到來，加深了這道世代鴻溝，至少到了70年代方才中止。生長於全面就業光明時期的少年男女，如何能體會掙扎於30年代經濟蕭條黑暗的蒼老心境？反之，滿身創傷誠惶誠恐的老一代，又怎吃得消年輕浪子的洒脫？對後者來說，工作一事，不再是多年漂流於暴風海上好不容易才尋得的避風港（特別是一份既安定又有養老金保障的工作），職業者，隨時唾手可得——如果忽然想去尼泊爾充電一陣子——更是隨時可棄之物。這種代溝現象，並不只限於工業國家，因為農民人口的大量減少，也在農工兩代與人力機器之間，裂下一道斷層深痕。法國老一輩的歷史教授，都生長於每個法國孩童均來自農村或至少在鄉間度過假期的時代，如今卻發現自己得大費周章地向1979年的學生解釋九*九*藏*書，擠奶女工的活兒是怎麼回事，堆著糞堆肥料的農舍庭院又是什麼模樣。這道巨大代溝，甚至波及一向居於本世紀驚濤駭浪邊緣的眾多人口——世界人口的絕大部分——一向以來，政治上的各項騷動只是遠遠掃過他們。其中種種熱鬧紛擾，除了對個人生活造成很少影響的部分，他們都興趣索然不予置評。可是如今，這份安靜清閑卻不再有了。

但是，世界雖然仍握在老人手裡，他們卻已經默默地，也許甚至不覺地，將位子一點一點地讓給年輕一代了。至於欣欣向榮的化妝品業、護髮用品業、個人清潔品業，更受年輕消費者歡迎不暇。這些行業的繁榮興旺，絕大多數得益於少數發達國家的財富積累。60年代末期開始，各國興起一股將投票年齡降至18歲的趨勢——即美英德法4國——對於青年男女開始（異性）性|交的年齡，社會上也有普遍認可降低的跡象。另一個趨勢卻是，隨著人類平均壽命的延長，老人比例大增，以及——至少在幸運的上層階級和中產階級里——老化現象的延後；退休年齡卻也提早來到，到了公司經營拮据之時，「提前退休」竟成了裁減人事的最佳渠道。大公司主管年過40，一旦失業，會發現處處碰壁，覓職之難不亞於白藍兩領職工。

文化霸勢的現象並非自今日始，但是其中的運作方法已經全然改觀。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美國電影業是其主要的傳播媒介，事實上也是當時唯一擁有全球發行網的事業。二次大戰之後是電影觀眾人數的最鼎時期，高達數億。隨著電視及各國電影事業的興起，以及好萊塢影棚作業體制的結束，美國電影業的霸勢稍有失色，也流失了許多觀眾。1960年美國電影的年產量，即使將印度日本兩大電影王國除外，也不及全球影片總產量的六分之一（UN Statistical Yearbook1961）——不過後來它還是扳回幾許頹勢，再振雄風。至於電視事業，由於市場分佈甚廣，語言類別過多，美國倒從來不曾計劃在國際間建立與電影獨霸程度相等的王國。因此它的青少年文化風格，乃是藉著某種非正式的滲透直接散布；或者也可以這麼說，它的信號乃是經由英國轉運，對外擴大傳播。其中媒介，先為唱片，后是錄音帶；而兩者的行銷渠道，不論今時以往，卻都是以有年頭的古老方式——無線電廣播。年輕人中日盛一日的國際旅行風氣，將一小群一身牛仔衣褲的青年男女——人數雖少卻日漸增多——連帶著他們的影響力，川流不息地送往世界各地。各國大學之間，從60年代開始，也建立了快速交流傳播的設施。於是藉著向世界各地傳送的文化形象，藉著徒步天涯年輕旅人的親身接觸，藉著各國大學生日益密切的聯絡網路；更重要的，藉著廣大消費社會時尚流行的強大力量及儕輩壓力，青少年文化向世界各地傳送，一個國九-九-藏-書際性的青少年文化於此誕生。

都市青少年文化還有第三項與眾不同的特質，即其驚人的國際化現象。牛仔褲與搖滾樂，成為現代摩登少年的標誌，成為註定將變為多數的少數人的記號。這種現象，不獨一般正式容忍它們存在的國家為然，就連蘇聯的青少年，從60年代開始至今，也紛紛追逐這股牛仔搖滾之風（Starr，1990，chapters 12－13）。有的時候，搖滾歌曲中的英文歌詞甚至無須翻譯，同樣可以令青少年如痴如醉。此情此景，固然反映美國通俗流行文化及生活方式的霸權地位——披靡全球，所向無敵——我們同時卻也要注意一個真相：其實西方青少年文化的心臟重地本身，也是與文化沙文現象持相對立場。這種反文化沙文的心態，尤其可以從他們對音樂趣味的取捨看出來。他們非常歡迎來自加勒比海、拉丁美洲的風格，80年代開始，更對非洲風情情有獨鍾。

這股新文化出現的時機，可能會在更早以前產生嗎？答案是絕對的否定。因為若不到這個節骨眼上，青少年文化的皈依人口定將減少許多——不論就絕對數字或相對數字而言，皆是如此。因為只有到了這個年代，就學年限才大為延長，大學里也才開始同時廣收男女學生。同年齡的青年男女，從此在校園裡共同生活，青少年文化的人數，因此大為擴張。更有甚者，那些提早離開學校，加入全職就業市場的少年男女（在一般發達國家中，多為14至16歲之間），在金錢上也遠比先輩擁有更為獨立的支付能力。這還得多虧黃金時代百業興盛全面就業的繁榮所賜，也得感謝他們父母一輩經濟能力的好轉，子女收入對家用負擔貢獻的比例，自然也相對減輕。青少年市場於50年代中期首度被商人發現，掀起了流行音樂工業的革命；在歐洲，則徹底改變了以大眾市場為導向的時尚工業的面目。英國的「十五少年潮」（teen－age boom），即在此時開始；主要基礎，是來自都會中驟然集中的一批收入頗豐的年輕少女，她們擁入不斷擴增的寫字樓和商店工作，手上可支配的收入往往比少年男子為多，再加上當時女孩子尚未染上傳統男性特有的花費習慣——煙酒——因此她們用在其他採購上的能力自然更為可觀。少女們「雄厚的消費實力，首先在以女性為主要對象的行業上顯現出來，如女襯衫、裙子、化妝品及流行歌曲唱片等等」（Allen，1968，pp.62－63）。至於流行歌曲演唱會廣受少女的歡迎更是不在話下，她們是會場上最招人注意也是嗓門最尖的一群。青少年金錢的購買實力，可以從美國唱片的銷售量一窺究竟，從1955年搖滾樂問世時的2．77億美元開始，猛升為1959年的6億美元，再到1973年的20億美元（Hobsbawm，1993，p．29）。在美國5至19歲https://read.99csw.com的年齡層中的每一個人，他們在1970年時用來購買唱片的費用，至少是1955年的5倍。而且國家越富，唱片業越興隆：美國、瑞典、西德、荷蘭、英國等國的青少年，平均每人花費在唱片上的金錢，高達其他財力不及但也在快速發展中的國家如義大利、西班牙的7至10倍。如今既可以獨立恣意遨遊於市場的五光十色之間，青少年自然更易為自己找到物質和文化的認同標記。但是在這個認同新象徵的背後，卻愈發橫亘著兩代之間巨大的歷史鴻溝，或可說存在於1925年之前與1950年後出生者間的重大差距。這一代父母子女之間的代溝，遠比以前任何一個時期為大，從60年代開始，家有青少年的父母都深深感受此中問題的尖銳及嚴重性。新時代青少年所居住的社會，與舊時代割斷了臍帶關係；有的因革命而改頭換面，如中國、南斯拉夫、埃及；有的由於被外來勢力佔領，如德國、日本；有的則因為自殖民統治之下解放出來。年輕的一代，沒有大洪水以前的世界記憶。上下兩代，老少之間，他們唯一的共同經驗，可能是一起經歷了一場國家大戰，如英俄兩國的老少曾經一度團結，共度時艱。或是除此之外——即使當老輩人願意談談過去，就像多數的德國人、日本人和法國人勉強為之一般——少年人對長一輩的經驗、感受，可謂完全懵然不知。對一名印度的年輕人來說，國會之於他，只不過是一個政府或一架政治機器而已，怎麼叫他去了解老一輩曾經將國會視作一國奮鬥爭取自由之象徵的感受？縱橫世界各大學經濟系的印度青年學子才俊，又怎麼能夠了解課堂上老夫子的感慨萬千；對於年長的後者來說，想當年自己在殖民時代的最大野心，能夠向大城裡面的榜樣「看齊」就已經心滿意足了。

青少年作為追求「自治」地位的新族群，一個單獨成立的社會階層，更因某種現象，大大擴展其象徵意義。其象徵意義之豐富，可說自19世紀初浪漫時期以來所未有：英雄的年輕歲月，與其肉體生命同時終結。這種生命倏忽的英雄形象極為普遍，在50年代便以早逝的歌星詹姆斯·迪安（JamesDean）開其端。其後成為青年文化宣洩口的搖滾樂壇，更找到標準的理想象徵：巴迪·霍利（Buddy Holly），賈尼斯·喬普林（Janis Joplin），滾石樂團的布賴恩·瓊斯（Brian Jones），鮑勃·馬利（Bob Marley），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以及其他多位廣受崇拜的偶像人物，都成為早夭生活方式下的犧牲者。他們的死亡，之所以沾染上濃烈的象徵氣息，是因為他們代表的青春，先天就擁有永恆的意味。演員這份行業，也許可以從事一生；可是作為一名「青春偶像」（jeune premier），卻註定只能發出片刻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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