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問題固然頭痛，可是當戰火甫息，殖民的枷鎖剛剛解套，貧窮國家的首要考慮卻不是它們的人口問題。它們的心事，是自己該採取何種形態立於世界？

因此軍事政變性質的政治文化，完全是一種充滿著不安定的政局與非法政府的新時代下的新產物。有關軍事統治的認真探討，首先出現於1931年，是由義大利報人為馬拉帕爾泰（Curzio Malaparte），援當年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思維提出；他的大作《軍事政變》（Coup d』Etat）寫出時，正值大災難時期的中途。到本世紀下半階段，超級大國之間的權力一時獲得平衡，國際局勢似乎轉安，各國政權也同樣近乎穩定，軍方參与政治的現象便更普遍了。單單是因為全球新國林立，多數均缺乏合法傳承政統，加上政治路線不定，政局經常不安，便可以解釋這種強勢軍方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武裝部隊往往是環視國內唯一可以發動政治行動（或任何行動）的力量。更有甚者，由於超級大國在國際間進行的冷戰，多數是由盟邦或附屬政權的軍隊出面的，兩強自然以金錢及武器多方補給己方帳下的成員。有的時候，更是你去我來，輪流供應，如索馬里，便有美蘇兩強先後分別予以武裝。如此一來，坦克開上了政治舞台，軍人在政治上大展身手的空間就更多了。

「民主」也好，「人民」也罷，可是就實質而言，這類名號卻名不副實，最多只能表達新國家想在國際間扮演的角色而已。在事實上，更如拉丁美洲國家的憲法般不切實際，其中原因如出一轍，即它們往往缺乏足夠的物質和政治條件幫助它們達到理想。這種情況，連共產形態的新國家也不例外，雖然它們基本上屬於極權政治，又有一黨制的結構，事實上也較自由性質的共和國政體更適合其非西方背景下的國情。因此在共產主義的國度里，天字第一號的原則之一，便是（文人的）黨高於軍隊。可是到了80年代，幾個由革命黨領導而誕生的政權，如阿爾及利亞、貝南（Benin）、緬甸、剛果共和國、衣索比亞、馬達加斯加，以及索馬里——再加上有幾分古怪的利比亞——均是在政變的軍人統治之下。正如敘httｐs://rｅad•99ｃｓｗ•ｃoｍ利亞和伊拉克也是在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的政府治下一般——雖然兩者版本不同彼此敵對。

野心比較大者，便大聲疾呼，意圖進行有系統的工業化，以結束落後的農業經濟體系，其手段或以中央計劃式的蘇聯為師，或取代進口——其間手法或許有異，卻同樣需要政府的行動與控制。野心較小者，雖然不似前者志向遠大——如夢想著建立起自己龐大的熱帶鋼鐵工廠，巨型水壩下築起巨型水力發電設施，源源不絕帶動工廠的巨輪運轉——卻同樣一心一意打算用自己的力量，控制並開發本國資源。在過去，石油往往是由與帝國強權關係密切的西方私營企業一手把持，如今各國紛紛效法1938年墨西哥的先例，一律收歸國有國營。至於那些避免國有化政策的國家，也發現國境之內，「一油一氣在手」，不啻是與外國大公司談判的最佳籌碼——1950年後，阿拉伯美國石油公司（Arabian American Oil Co-ARAMCO）首開先例，二一添作五答應與沙烏地阿拉伯平分收益，尤其大開甜頭之門——事實上到了70年代，「石油輸出國組織」根本便以全球為目標，在油價上大討贖金。此事之成為可能，全是因為世界石油的所有權此時已由大公司手上移到為數甚少的幾個產油國家所致。但是簡單地說，即使是這些快活享受外來新舊資本家扶持的國度——所謂「新」者，是指當代左翼所指的「新殖民主義」——也是在國家控制的經濟體系下為之。終80年代，以此手法經營最為成功的國度首推法屬象牙海岸（French lvory Coast）。

推動現代化最失敗者，則數那些過分低估本身落後所造成的限制的國家——它們技術落後，經驗不足；技術人才、行政人員、經濟專家都缺乏；人口大多為文盲，對推動經濟現代化的方案既不熟悉又無回應——理想訂得愈高，失敗相對愈慘，某些國家好高騖遠之極，訂下的目標連發達國家都難達到——比方由中央全面計劃的工業化目標。與蘇丹同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最先獲得獨立的迦納，便在這種不切實際的理想下，企圖建立起一個由國家控制的經濟體htｔｐｓ://ｒeａｄ•9９cｓｗ.ｃｏｍ系，而浪擲了自己累積的兩億美元家底（來自高漲的可可價格及戰時收益。這個數字，甚至比獨立印度的英鎊庫存還高）。恩克魯瑪一手倡導的「泛非聯盟」，更是野心勃勃的高調。結果雄心不果，一敗塗地。而60年代可可價格大幅滑落，雪上加霜。到1972年，迦納的鴻圖完全失敗，這個小小國度內的工業，僅能靠各種保護手法如高關稅、價格管制，及進口執照而苟存。黑市經濟盛行，貪污腐敗泛濫，至此一發不可收拾，在該國長存成為無法根除的禍害。四分之三的工資所得者，都在公家單位就業，自給生存所依賴的基本農業卻完全受到忽略（許多非洲國家亦然）。1966年，恩克魯瑪政權為第三世界司空見慣的軍事政變推翻，這個國家隨之繼續朝幻滅路上走去，途中但見此起彼落，家常便飯的軍人上台下台，偶或有文人政府曇花一現地點綴其間。

簡單地說，軍事政治正如軍事情報一般，往往崛起於正常政治力量及情報作業出現真空的時間地點。這種政治形態往往並無一定名號標誌，卻出於周圍環境不安定所致。然而，對這些出身於前殖民地或依賴型經濟的國家來說，它們致力的國策，往往需要本身有安定並有效率的國情才能成事。可是安定、效率，卻偏偏正是它們所缺乏的條件，因此軍事統治便在第三世界成為政治主調。它們一心一意，追求經濟的獨立「發展」，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之後，在世界革命及全球殖民解放之下，過去建築在農產品原產地上的繁榮已經沒有前途，再也不能專靠供應帝國主義國家的世界市場為出路了。這一類舊有的經濟楷模，有阿根廷和烏拉圭兩國的大牧場為先例，墨西哥的迪亞茲和秘魯的萊古亞（Leguia），曾滿懷希望地仿效。但是自從一場世界經濟大蕭條的不景氣后，這類老路顯然已經行不通。更何況在民族主義以及反帝國主義的呼聲下，一國之政策自然是以脫離對老帝國勢力的依賴為當務之急。於是，眼前便有蘇聯出頭為新生國家的「發展」另闢蹊徑，作為各國仿效的楷模。1945年後數年之間，正是蘇聯最為神氣活現的時刻。

共產主義的核心國家在黨的領導下，九*九*藏*書在理論上，軍方臣服於文人政府的治下——不過在毛澤東最後幾年裡，他似乎有隨時放棄以黨領政領軍的念頭。至於西方陣營里的核心國家，由於缺乏政治不安的背景，加上國家具有充分控制軍隊的機制，軍人參政的機會大受限制。因此佛朗哥將軍謝世以後，西班牙在新國王的支持下，各方能協商成功，開始邁上一條自由式民主政治的大道。與此同時，那批頑固守舊的佛朗哥派曾於1981年醞釀一場政變，也被立時平定，因為國王斷然拒絕接受。在義大利，則有美國幕後支持的力量，隨時準備起來推翻當地強大共產黨勢力組成政府的可能性，因此義大利的文人政府始終得以保全——不過70年代時，該國軍方、情報單位，及地下恐怖組織的重重黑幕後面，卻出現過一連串各種無從解釋的活動旋風。遍數西方世界的軍官，只有在老大帝國無法忍受殖民地紛紛脫離統治的心頭恨之下（即慘敗於殖民地之痛至巨至深），才會受到誘惑，對軍事政變產生躍躍欲試之心——如50年代法國在中南半島和阿爾及利亞兩地的失守，以及70年代葡萄牙帝國在非洲地域的崩潰（不過葡萄牙之變帶有左傾意味）。然而，法葡兩國軍方旋即又回到文人政府控制之下。歐洲地區唯一有美方做後盾（但可能是由當地主動發端）的軍政權，事實上只有希臘一地，是於1967年由一群極右派上校軍官發動建立。當時的希臘，仍陷於早年內戰的陰影之下（1944－1949年），共產黨人和反共分子雙方陣營之間的苦澀依然未休。這個由一群蠢軍官發動成立的政權惡名昭彰，專以殘忍手段對付異己為能事，7年之後，便因其政治智商太低而倒台。

世人對軍事政變及軍政權已經如此習以為常——即使在歐洲也不例外——我們在此不得不提醒讀者，其實就目前軍政權甚囂塵上的規模而言，實屬一股前所少有極為新奇的現象。1914年，全球的主權國家裡，除了拉丁美洲外，沒有一國是在軍政府的統治下。但是軍事政變，在拉丁美洲諸國是傳統的一部分，更何況其時其地，唯一不在文人政府治下的主要共和國家也只有墨西哥一國而已，而墨西哥則正在革命及內戰的戰火中鏖戰不已。當時，好戰黷武的政權九*九*藏*書固然不少，也有許多國家的軍方擁有超過份內應有的政治影響，更有如法國軍官分子般對其政府極為不滿的國家。可是在一般正常穩定的國家裡，軍人還是堅守其服從天職，以及其遠離政治的傳統。說得更精確一點，即或他們確有參政的事實，但也只像上層階級婦女一般，於幕后暗施手腕，在表面上卻無聲無息。

事實上，也正是軍政府的泛濫——或動輒便有陷入軍政府的傾向——使得憲法也許不同、結盟地位各異的第三世界，表現出同一面貌。我們若不計第三世界的幾個主要共產黨國家（朝鮮、中國、中南半島數國，以及古巴等等），並將墨西哥革命以來已經長久建立的墨西哥政權除外，1945年以來恐怕很難找到幾個沒有出過幾個軍政權的共和國來（至於其餘少數君主國家，除了某些例外如泰國外，倒好像還安全一點）。只有印度，到本書寫作為止，是第三世界國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個國家。它不但始終如一，不曾打破民選政府主政的延續；而且其政府，也一直由經常性並具相當公正性的普選選出——不過印度是否便配稱全世界「最大民主國家」，則要看我們如何詮釋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了。

這些位於撒哈拉沙漠以南諸非洲新國的記錄雖然不堪回首，但若論及其他地區的前殖民地及依賴性國家，其發展成就卻不容忽視。這些地區和國家，選擇了一條由國家主導計劃的經濟發展之路，因此由70年代以來，國際人士間便開始有了所謂新興工業國家（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NIC）的流行用語，而除了香港之外，這些新工業國的形成，都是建立在國家領導的經濟政策之上。但凡對巴西和墨西哥兩國國情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政府插手的結果，往往是極端的官僚化，無比的腐敗及浪費——可是在此同時，幾十年來也為巴墨兩國創造了7％的年增長率。總而言之，儘管官僚腐敗，兩國卻如願地轉型成功，成為現代化的工業經濟。事實上，有一度巴西甚至高居非共產黨世界中的第八大工業經濟國家。此外，巴墨兩國人口眾多，足以提供廣大的國內市場，因此發展國內工業取代進口的政策，在此可以發揮作用，至少在很長一ｒｅad•９9ｃｓｗ•cｏm段時間里是如此。巴西的國營事業，一度曾經經手該國國內生產總額的近半數，全國最大的20家公司里，國營單位即佔19家。而墨西哥的國營事業人員，更為總就業人口的五分之一，公家單位的薪資賬冊總額，佔了全國總工資的五分之二（Harris，1987 pp．84-85）。至於遠東地區的國家，由國家直接經營的程度則較輕，多是由一些蒙政府許可的私人企業集團運作，但是信用和投資的控制則操縱在政府手上。因此表面的方式雖然不同，其經濟發展對政府的依賴則如一。50和60年代，全球各地可說一律吹著計劃及國家主導的經濟風，在新興工業國家地區裏面，此風甚至一直吹進了90年代。至於風行之下產生的經濟效益，其成敗則要看個別狀況及人為錯誤而有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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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在第三世界的國度里，卻隨時存在著軍人干政的誘因，其中尤以新成立的小國為最，它們國小勢微，數百名武裝軍人便可舉足輕重——何況槍杆子又有外國勢力來助援，有時根本就由外國人出馬代勞。再加上政府經驗不足，能力不夠，於是混亂腐敗，層出不窮，一片狼狽之象。其實，通常在多數非洲國家出現的典型軍人統治者，往往是真心打算收拾這一片亂七八糟局面的有心人，而非冀求個人飛黃騰達的獨裁者。他們本身雖然一時掌權，卻希望文人政府不久便可接手——可是這份心愿常常陷於惘然。最後，治國與文人當政的理想兩皆落空，這也就是為什麼非洲軍事頭目的政權難以長久的原因。但是不管何人主政，只要當地政府有落入共產黨之手的可能，儘管機會極為微小，保證便有美國前來相助。

有幾分不出所料，它們多數都採取了——或被迫而採取——由舊殖民主子體系衍生出來的政治形式。而少數由社會革命或長期解放戰爭之中誕生的新政權（兩者最後的效果相同），則多半遵循蘇聯革命立下的模式。因此就理論而言，新世界里逐漸充塞了無數實行國會制度並實行選舉制的共和國度，再加上一小部分由一黨制主導的所謂「人民民主共和國」（理論上說，這些國家都民主了，可是只有共產黨國家及社會革命政權，還要強調「人民」當家作主，在其正式國名上再加上「人民」或「民主」的頭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