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政治制度的演變，部分反映出布爾什維克黨本身變化的歷史，部分反映了當時年輕蘇維埃政權面對的重重危機及緊急形勢，部分還反映出獨裁者本人的怪異性情——這個喬治亞地區一名酒鬼鞋匠的兒子，早先曾讀過神學院，後來則在自封的「鋼人」政治稱號之下以鐵腕統治蘇聯。首先，由列寧精心設計，並以一批訓練精良的職業革命幹部組成，專在中央領導分配下從事任務的先鋒黨團組織，其本身便極具發展為強權的性質。關於這一點，其他眾多革命熱情不下於布爾什維克的俄羅斯馬克思者，早在當時便已提出警告。因為如此一來，黨便可以取代它口口聲聲領導的人民；（被選出來的）委員會，則可以取代一般黨員，甚至取代固定代表大會的意見；至於大權在握，一人號令天下。（理論上雖經由選舉誕生）實際上定於一尊的元首，取代了一切。這種層層「取而代之」的危險趨向，有什麼法子可以制止呢？當時列寧本人雖然不想也不能做個大獨裁者，而布爾什維克黨團，也從來不像個軍中幕僚單位，反而倒更像一個永遠爭辯不休的學社社團（其實凡屬左翼意識形態的組織，都愛爭愛辯），可是這種「取而代之」的危險性，卻不因此而有所減少。十月革命之後，這種趨勢愈發接近事實，黨由一個不過幾千人的組織，搖身一變，成為擁有數十萬，最終甚至數百萬專業組織者、行政官員、管理者、監督者的龐大政黨。這些人聲勢浩大，成為主流，壓倒了原有「老布爾什維克」的聲音，也蓋過了1917年前加入他們合作的其他社會主義人士，如托洛茨基。他們與傳統左翼原有的政治文化毫不相通，他們只知道黨永遠正確，只知道上級的決定務必執行。因為唯有如此，革命的果實方能得以保存。

兩大「陣營」的隔絕，根本原因自然出於政治理由。自十月革命以來，俄羅斯視世界資本主義為其對頭，一旦世界革命實際可行，務必滅絕剷除。但是夢想中的革命並未實現，蘇維埃俄羅斯反遭隔離，為資本主義的世界所包圍。後者中最為強大的幾家政府，也多致力於防止蘇聯這個全球造反中心，日後且心欲去之而後快。蘇聯政權直至1933年才為美國正式承認，足證明它在後者心中一直存在的非法地位。更有甚者，當一向作風實際的列寧，在事實上已經緊急到準備大讓步，以求國外資金幫助俄羅斯重建經濟之際，這番努力卻全告惘然，因此年輕的蘇聯，事實上非走上自足式的發展之路，與其餘的世界經濟體制隔絕不可。矛盾的是，經濟隔絕的事實，卻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為它提供了最有力的論點。它的與世隔絕，使得它倖免於1929年華爾街崩潰帶來的世界性經濟衰退大災難。

不過，儘管如此，蘇聯體制絕不是一個「極極」政體。「極權」一詞，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開始在共產黨的批評者中盛行起來。究其源流，此詞是義大利法西斯黨於20年前發明的「夫子自道」，用以形容自己追求的目標所在。可是自此之後，卻被外人挪借，專為批評義大利法西斯及德國國家社會主義之用。「極權」代表著全方位無所不包的中央集權體制，不但對其人民施以外在的全面控制，甚至更進一步，以對宣傳及教育機制的壟斷，成功地將它所推動的價值觀念，在人民心中內化。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1948年出版），即為西方世界描繪出極權社會達于極點時的畫面：一個人民大眾都被洗腦的社會，在「老大哥」無所不在的嚴密監視下生活作息。偶爾只有一兩個寂寞的孤人，才會發出不同的異議。

但是蘇聯的種種弊端，其實往往反映著蘇維埃俄羅斯的社會政治狀況，而非布爾什維克設計的本質。合作制度及集體作業，若以不同程度與私有耕耘制相互混合運作，本也可以獲得成功——如以色列實施的集體農業屯墾制度（kibbuzim），就比蘇聯制度更具共產主義本色。而純粹的小農制度，卻往往將精力投往向政府索取補助，反而不肯多花力氣，改善增加土地生產。然而蘇聯的農業政策，毫無疑問，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大失敗，可是後起的社會主義政權裏面，拾其牙慧者卻不乏其國，至少在剛起步時是如此。

基於這套假設而決定的政策，其中有三項因素促成其走向無比兇殘的荒謬境地。

簡單地說，蘇聯體系的設計用意，在於儘快將一個極落後，開發度極低的國家，早早送上工業化的大道。它也假定，它的人民將滿足於一種最基本的生活水準，只要有足以保證其生存所需，最起碼的社會物質條件，一切都好說話。至於這些基本生活程度的高低，則全看這個進一步工業化的經濟體系，在其全面總增長的巨流當中，能夠疏漏下多少給人民消費了。說起來，儘管這個體系極其缺乏效率，極其浪費，卻畢竟達到了上述目標。1913年在沙皇治下的帝俄，雖有著全世界9．4％的人口，卻僅佔全球「國家所得」的6％，以及工業總產量的14．6％（不過其農業產量，卻只比其人口比例稍高而已）（Bolotin，1987，pp．148－152）。俄羅斯已經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工業大國，而它維持近半世紀之久的超級大國地位，事實上也靠工業化的成果所賜。然而後來的發展，卻有違共產主義者先前的期望。當蘇聯經濟發展大車向前走了一段距離之後，由於其引擎結構設計的特殊，駕駛人雖然一再猛踩油門意欲加速，引擎卻不快反慢。它的動力設計，本身便包含著將其力量消耗殆盡的結構。這麼一個制度，卻是1944年後，世界上將近三分之一人口所在的國家經濟沿襲的範本。

所幸在其他實施憲政民主、擁有新聞自由的法治國家裡，體制中自有某些對抗牽制這類思想的力量存在。可是絕對極權的國家就沒有這種福氣，雖然最終也會發展出某種限制權力的成規。不為別的，單單為了求生存的本能，以及當全面權力的使用擴展到無限的時候，它自然會生出自己毀滅的苦果來。偏執妄想，就是濫用權力到極至的最終結果。斯大林死後，陸續登場的接班人等，相繼都有一種默契，決定要為這段血腥年月劃上句號。然而斑斑血跡，斯大林歲月究竟一共付出了多少人命代價，（一直到戈爾巴喬夫年代）只有內部的持不同政見者，以及海外學者和宣傳家去細心追查。從此，蘇聯政界中人總算能壽終正寢，有時甚至得享天年，進入50年代，古拉格牢獄逐漸空去。雖然以西方標準而言，蘇聯仍是一個未能善待其國民的社會，但是至少，這個國家已經不再大規模地逮捕處決自己的人民了。事實上到80年代，蘇聯人民死於犯罪事件、民間衝突、以及國家之手的風險率，甚至低於亞非美三洲的許多國家。但是儘管如此，它畢竟仍是一個警察國家，一個權威統治的社會，而且依據任何實質標準，也還是一個不自由的國家。只有官方認可或批准的信息，才可傳達一般人民，至少就純技術觀點而言，其他任何的信息均屬觸犯法律。這一切到戈爾巴喬夫實行「公開性」政策才改變。至於行動及居住自由，更要看官方的准許而定。這項規定在蘇聯境內雖然越來越有名無實，可是到了邊境地帶，甚至與另一個同屬「社會主義」的友好國家相鄰之地，卻變得真實無比。從這些角度而言，蘇聯實際上不及沙皇時代。更有甚者，雖然就日常行事而言，蘇聯社會是以法治為準，可是行政當局的權力，即任意逮捕、下獄，及境內流放的情況，卻依然存在。

不過這些爭論都已經沒有意義了。如今回頭想，我們發現一旦「無產階級革命」不能攻克德國這塊重地之後，在俄羅斯境內建立社會主義力量的立論也便失去效用。更糟糕的是，內戰下殘存的俄國，比革命之前沙皇統治下的境況還要落後。誠然，沙皇、貴族、士紳，還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都被掃地出門了，200萬人逃到國外，造成人才流失，蘇聯國內知識中堅元氣大傷。在革命的大風之下，一掃而空的還包括沙皇時代累積下來的工業建設。連帶而去的，尚有各業工人大眾，他們所提供的社會及政治實力，是布爾什維克賴以起家的基礎。革命和內戰接連而來，工人傷亡慘重，不幸未死者也四下流散，或由工廠轉而坐上了國家和黨的辦公桌。殘留下來的俄羅斯，是一個更深陷於以往的國家。俄羅斯大地上，是死守老家一地，完全缺乏機動性的無數農民，居住在一個又一個回頭走老路的農村裡面。對於農民大眾而言，革命則賜他們以土地（此事根本與早期馬克思派的判斷相違）。更乾脆一點的說法是，1917-1918年間土地為農民所分配佔有的事實，被革命視為勝利及存活必須付出的代價。然而就許多方面而言，「新經濟政策」時期不失為農業俄國一個短暫的黃金年月。高懸在農民大眾之上的，則是已經不能再代表任何人的布爾什維克黨。列寧觀事一向清楚，深深體會到當時布爾什維克黨唯一可恃者只有一個事實，即是國家有可能繼續作為被眾人接受的既存政府。除此之外，它一無所有。甚至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時九*九*藏*書真正在治理俄國的中堅力量，卻是一群發育不全的大小官僚，而且平均而論，這些官僚的教育和其他水平都比以往為差。

但是形勢急轉直下，一時之間，看來無產階級革命的唯一得勝地盤就只有蘇俄一處了（不過蘇聯的共產黨政權顯然也不短命）。全球革命大業既不可期，眼下布爾什維克黨人的努力目標自然只剩一件，那就是儘快將其落後貧窮的祖國改造成一個進步的經濟社會。為完成這項使命，第一的任務便是打破迷信，掃除文盲，加快進行科技及工業的現代化革命。於是乎，一個由蘇維埃制度出發的共產主義，基本上便成為一個改造落後國家的大業。如此全力集中，快速發展的經濟建設手段，即使在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眼裡，也頗有幾分吸引力。當時，後者正陷於莫大的災難，惶惶然尋找重振雄風之路，蘇聯對於西歐北美以外地區的問題而言，更有直接意義；因為蘇俄落後的農業社會，正是這些國家的影子。蘇聯提出的經濟發展方案——國家統籌、中央計劃之下，超高速發展現代工業社會不可或缺的各項基礎工業及基本建設——似乎正是針對其難症的良方。莫斯科的模式，不僅在本質上比底特律或曼徹斯特模式為佳（因為它正代表著反帝國主義的精神），事實上也更為合宜，尤其適合那些缺乏私有資本及大量私人企業的國家。於是「社會主義」從這個角度發揮，大大鼓舞了二戰後許多才脫離殖民地位的新國家，其政府排斥共產主義之餘，卻擁抱社會主義（見第十二章）。加入社會主義陣營的各國，除捷克斯洛伐克、未來的東德，以及匈牙利（匈牙利的開發層次，較前二者稍低），一般屬落後的農業經濟，因此蘇聯這一張經濟處方，看來也很合用。於是各國領導人物紛紛行動，真心實意，熱情地投入這場經濟建設的時代重任。同時，蘇聯的處方似乎也頗為有效——兩戰之間的年代，尤其在30年代，蘇聯經濟增長之迅速，勝過日本以外的所有國家。而二戰後的第一個15年間，「社會主義陣營」的增長速度，也遠較西方為快。其勢之盛，使得蘇聯赫魯曉夫得意之餘，以為只要自家增長曲線繼續以同等比率上揚，社會主義生產領先資本主義之時，指日可待——甚至連英國首相麥克米倫，也不得不如此相信。回到50年代，持相同看法的人其實不止一位，很多人相信這種趨勢不是沒有可能。

就馬克思派社會主義的信徒來說，它在根本上便屬於一種激|情的個人承諾，它是一組希望，一組信仰，具有某種世俗宗教的特點——不過論其宗教性，並不見得多於那些非社會主義群體的意識形態。更重要的是，馬克思社會主義一旦變成一股洪流，成為廣大的群眾運動，原本微言大義的精幽理論就難免變形。最佳，也只不過流於僵化獨斷的教條；最糟，則幻化成人人須敬而禮之、認同效忠的旗幟象徵。這一類的群眾運動，正如某些深具真知灼見的中歐社會主義人士早已指出，往往具有敬仰甚至崇拜領袖的傾向。不過大家都知道，左翼黨派內部素來喜歡爭辯，因此個人崇拜的程序多少受到抑制。在莫斯科紅場上興建列寧陵墓，將這位偉大領袖的遺體防腐處理，永存於此以供瞻仰。這番舉動，與革命、甚至與俄國本身的革命傳統都毫無關係，顯然是為了蘇聯政權，意欲在俄羅斯落後的農民大眾之中，激發出類似對基督教聖者及遺骨遺物的崇拜熱情。我們也可以說，在列寧一手創建的布爾什維克黨中，所謂正統性的思想，以及對異己的不容忍，多少是以實用性的理由出發，而不僅是作為基本的價值觀。列寧就如同一名傑出的將領——其人基本上屬於計劃行動的好手——他可不要部隊里人人有意見，個個議論不休，因而造成實際效率的損失。更有甚者，正如所有講求實際的天才們一般，他也深信，唯有他自己的意見最對最好，因此哪有多餘的工夫去聽他人糾纏。就理論上而言，列寧屬正統派，甚至可說是一名原教旨主義的馬克思門徒。因為他很清楚，像這樣一個以革命為基本要義的理論，若對其教義文字有任何瞎搞胡掰，都可以鼓勵「妥協修正」意見的出現。但是在實際上，他卻毫不遲疑，著手修改馬克思的觀點，並任意增添內容；同時卻為自己辯稱，實質上始終忠於偉大教師的教誨不變。在1917年前的歲月里，列寧不但一直領導著俄羅斯左翼路線內（甚至在俄國社會民主圈內）飽受攻擊的少數，而且更是這一支力量的代表，因此獲得了一個不容異己的名聲。可是一旦情況改變，他卻毫不躊躇，一如他往年堅決地排除反對者一般，立刻便伸出手來歡迎他們。即使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後，他也從不倚仗自己在黨內的權勢壓人，反而一直以立論為出發點來說服眾人——我們甚至看見，雖然他位高權重，卻也不是從來不曾面臨挑戰。要是列寧後來沒有早死；相信他一定會繼續激烈抨擊反對者，就像在當年內戰時期一樣，他那以實際為用不容異己的作風，必將沒有止境。不過儘管如此，卻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列寧預想到——甚或能夠容忍——自己身後竟會發展出那一種無孔不入、全面性、強制性的國家暨個人全民信仰的共產宗教。斯大林也許並不是自覺地創設出這個宗教，他可能只是懵懂地跟隨著當時自己所見的主流現象：一個由落後農民組成的俄羅斯，一個權威獨裁、講求正統教理的巨大傳統。但是若無斯大林，這個極權新宗教很可能不會出現；若無斯大林，這個新宗教模式絕對不會強加于其他社會主義政權，或為它們沿襲模仿。

當20年代初期大戰及內戰的塵埃落定，屍身及傷口上的血跡終告凝結，1914年前原為沙皇治下的東正教俄羅斯帝國，此時絕大部分，又以一個大帝國的姿態完整再現。但是這一回，新的帝國卻在布爾什維克政權的統治之下並且一心一意，為建設世界性的社會主義而努力。俄羅斯，是眾家古老王朝暨宗教古老帝國之中，僅存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火下的碩果。奧斯曼帝國灰飛煙滅了，它的蘇丹，原是虔誠穆斯林的哈里發。哈布斯堡王朝傾成廢土了，它的帝王，一直與羅馬天主教會有一層特殊的政教關係。兩大帝國，都解體在戰敗的壓力之下。只有俄國，依然維持其多民族的面貌，從西邊的波蘭邊界，向東延伸，直至與東方的日本為鄰。它之所以得以獨存，十月革命顯然是絕對因素。因為以90年代末期，在1917年以來維繫聯盟的共產黨體系廢弛之後，以前迫使其他大帝國潰散的緊張關係，也開始在蘇聯境內出現或復活。當時，未來的前途未卜，但是在20年代早期站起來的俄國，卻畢竟仍是一個統一的單一國家，雖然貧窮落後已極——甚至遠不及沙皇治下的年代——但是疆土廣闊，佔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並決心致力於一個與資本主義迥異、且堅決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

這種難以形容的恐怖，不是出於什麼「為求偉大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信念，也非基於「這一代的犧牲再大，與未來世代因此得受的福祉相比，卻又算得什麼」的理想。它是一種無論時空、永遠全面作戰的原則的體現。列寧主義，基本上是從軍事角度思考——就算布爾什維克所有的政治詞彙均不能證實此點，僅看列寧本人對普魯士兵法家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的崇敬，即可證明這是不爭的事實。也許正因為列寧思想中帶有著強烈的「唯意志論」氣息，使得其他馬克思人士極不信任列寧，將其斥為布朗基派（Blanquist）或「雅各賓」之流。「誰勝誰負？」是列寧的處世箴言：這場鬥爭，是一場不是全輸就是全贏的戰爭，勝者贏得全部，輸家傾其所有。我們知道，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際，即使連自由國家也採取這種心態作戰，準備不擇手段，對敵方人民毫無保留地施以任何苦難折磨（回到第一次大戰時，無盡苦難的對象甚至在自己的部隊內）。於是沒有事實基礎，毫無理由地便將整批人送去犧牲的做法，也的確成為戰爭行為的一部分：比方二戰期間，美國政府將所有日裔美國公民，英國將境內所有德奧籍居民，一律關入拘留營內即為例。美英兩國的理由，乃是基於這些人當中可能潛有敵方姦細。這場不幸的變調，是在19世紀以來文明進步之下忽然有野蠻復萌的悲劇。此情此景，卻像一股黑暗勢力的漫漫長線，一直貫穿著本書涵蓋的悠悠歲月。

就在這個時候，蘇聯體系在斯大林手中變成了一個獨斷專制政權。這個政權，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不但要全面整體地控制其人民生活、思想的各個層面。人的存在，人的價值，但凡可以之處，也完全受制於整體制度的目標與成就。至於目標為何，成就何在，則由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界定指令。這樣一個世界自然絕非馬克思恩格斯兩人設想的未來，也非發展自馬克思路線的「第二國際」（Second International）及其旗幟下的眾多黨派所期。因此與盧森堡同任德國共產黨領袖，並與她同於1919年被反動軍官暗殺的李卜克內西，雖然其父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九_九_藏_書創始人之一，卻從不認為自己屬於馬克思派。而奧地利馬克思派（Austro-Marxists）雖然名列馬克思的門下，並且也戮力于馬克思的學說，可是卻毫不猶疑地別出心裁，另闢蹊徑。甚至連被共產黨官方正式視為異端者，也依然被人視為理所當然，合乎法統的社會民主派人士——如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即因其「修正理論」（revisonism）而被戴上這項異端帽子（事實上，伯恩斯坦也始終是馬恩著作的正宗編輯人）。所謂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強制每個人思想統一的主張，這種論調，若回到1917年前，根本不可能在任何社會主義者的腦海中出現，更別說其領導們聖袍加身，稱其「集體智慧」，擁有如教皇制服絕對無誤的聖質（雖然單讓任何一人擁有這種天才英明，畢竟仍屬不可想象之事）。

這個最高境界，自然是斯大林意欲達到的目標。可是若換作列寧及其他老派的黨員，聞此必然大怒，更不要說祖師爺馬克思了。就將領袖「神化」而言（「神化運動」，日後被人美言為「個人崇拜」），或將他塑造成集美德於一身的聖人斯大林大致有一點成就，正如奧威爾在《1984》中的譏諷描述。但是說來矛盾，斯大林在這方面的成果，卻與他個人的絕對權力無關。當1953年斯大林的「噩耗」傳來，某些在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之外的共產黨人，的確流下了真情的傷心淚，這種人還不少。他們認為，斯大林象徵、並且激發了他們投身的運動大業，而且他們也都是真心自動地投入斯大林陣營。這些外國人不知真相，可是俄國老百姓卻都心知肚明，只有他們才知道自己命中已經吃了多少苦頭，而且還在繼續受煎熬。然而儘管如此，只因為斯大林是這片俄羅斯大地上鐵腕的合法統治者，只因為他是現代化了這片大地的領導人，就某種意義而言，他也便代表著他們自己的某一部分。更何況，在最近一次戰爭的經驗裏面，斯大林又作為他們的領袖，至少對大俄羅斯而言，真正為國家贏得了一場艱苦勝利。

其一，斯大林相信，只有他才知道前途如何，而且一心一意、全力為之。誠然，無數的政治家及將領們，都有這種「捨我其誰，少我不得」的心態，可是只有那些真正絕對權力在握之人，才能迫使眾人也一起相信只有他才最行。因此在30年代掀起的大清算高潮，與此前的恐怖捕殺不同，這一回清洗的對象，是針對黨內而言，尤其是它的領導階層。原因在於許多原來支持斯大林的強硬派黨員開始後悔（包括那些20年代全力支持他對付反對人士，並且真心擁護集體大躍進及五年計劃的人）。他們如今發現，當時手段的無情，造成犧牲的慘重，已經超過他們所願接受的程度。這些人當中，相信有許多人都還記得，當年列寧便不肯為斯大林撐腰，不願讓他接班，理由就在他行事作風太過殘暴。蘇聯共產黨第十七屆大會揭幕，會中形勢，即顯示黨對斯大林有著相當的反對力量存在。這股反對勢力，對他的威脅究竟幾何，我們永遠都無從得知。因為從1934-1939年，有四五百萬黨員及幹部因政治理由被捕，其中約四五十萬未經審判即遭處決。到1939年春天，十八屆黨代表大會召開，當初1934年參加第十七屆會議的1827名代表中，只有37名僥倖仍得以再度出席（Kerblay1983，p．245）。

以上各國於60年代實行的社會主義，套用蘇式意識形態的術語，屬於「現實中的社會主義」——這個名詞其實有點含混不清，好像意味著另外應該還有著別種較好的社會主義，只因固於事實，目前真正在實行的只有這麼一種。而這一地區，也正是歐洲在告別80年代進入90年代之際，其社會經濟系統及政權紛紛崩潰離析的國家。至於東方的社會主義國家，其政權目前仍在進行改革，其中以中國為最。

統治蘇聯的政治權力，是布爾什維克黨人在十月革命中取得的唯一收穫，而權力，也是他們可以用來改變社會的工具。但是這項權力，卻不時遭逢來自不止一方，並且不斷再現的困難夾擊。斯大林曾有一套理論，他認為在「無產階級取得權力的數十年後」，階級鬥爭反而會變得愈加激烈。他這套說法的真正意義即在於此，否則換作其他任何角度，都是講不通的。只有前後一貫地、殘忍無情地、堅持地使用權力，才能除去各種可能的障礙，走上最後成功的陽關大道。

「新經濟政策」在20年代，曾在俄羅斯引起激烈的辯論，到了80年代戈爾巴喬夫掌權的初期，再度掀起爭論高潮——不過這一回爭端的原因卻完全相反。20年代的「新經濟政策」，顯然被眾人視為共產主義敗退的標誌，至少也表示在高速大道上前進的隊伍，被迫一時逸出正路。至於如何再重回正道，路徑方向卻不甚明確。激進派人士，如和托洛茨基一路之人，主張儘快與新經濟政策分道揚鑣，並提倡進行大規模的工業化行動，這項意見最終在斯大林統治時期受到採用。而中間一派的溫和人士，以布哈林為首，則將戰時共產主義年代拋在腦後。對於蘇聯的現狀，他們深刻認識到一個事實：革命之後，這個國家比以前更受小農文化的主宰，布爾什維克政府在這樣一個環境氛圍中運作，在政治經濟上的受限可想而知，因此這派人士贊成「漸變」。而列寧本人的看法，自1922年他突遭病變不幸之後，便無法再清楚表達，他1924年初便謝世了。可是在他難得可以表示一些意思的時候，看來似乎是站在「漸變」一邊。而另一方面，80年代的辯論，卻屬於一種回溯性的探索，想從歷史的角度，為當年實際繼「新經濟政策」而起的斯大林路線，另外找換一條社會主義的可能選擇，即一條新路，一條與20年代左右兩派不同的社會主義之路。撫今追昔，當年的布哈林儼然便是日後的戈爾巴喬夫的原型。

因此，「新經濟政策」註定會走上一個死胡同。這個由國家掌舵，靠農民市場經濟發展的策略，註定不能長久。身為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其內部與「新經濟政策」不合的政策實在太強：新社會才成立，如果現在又回頭推動小規模商品生產及小型企業，叫致力於新社會的一小批鬥士怎麼抵擋？難保不又走上老路，把大家剛剛推翻的資本主義喚了回來？然而，布爾什維克黨人卻猶豫不決，不願意採取另一途徑——若舍「新經濟政策」不用，就只有以高壓手段達到工業化了，即意味著第二輪的革命風暴。這新的革命，將不是由下而上發動。而是國家權力從上向下強制推行。

蘇俄鐵幕時代付出的人命代價，恐怕將永遠無法確切估算，因為甚至連官方對處決人數及古拉格囚犯的統計——不論是現有的或日後可能面世的數字——都無法涵蓋所有的死難損失。而且依人不同，估算的差距更有極大出入。有人曾如此說過：「對於這段時期里蘇聯牲口的死傷數目，我們知道的反而比被蘇聯政權濫殺的反對人數更清楚」（Kerblay，1983，p．26）。1937年人口普查的數字始終秘而不宣，更使這項估算工作難上加難。但是不論各項估計使用的假定如何，前後直接間接的死難人數絕對高過七位數，甚至進入八位數。在這種情況下，不論我們是否採取「保守」估計，將其定位於一千萬，而非兩千萬甚或更高，實在都無關緊要了。面對這種駭人的天文數目，只能令人感到不可饒恕，完全不能理解，更不要說為殺人兇手做任何辯解。在此作者還要添上一筆，不帶任何評論：1937年，蘇聯總人口據稱為1．64億，比起第二個五年計劃（1933－1938年）原先預估的人口總數，一共少了1670萬。

革命之前，不論黨內外對於民主、對於言論自由、對於人民自由、對於寬容異己，對以上種種事項的態度看法為何，1917-1921年間的政治社會氛圍，卻使得任何一個意欲挽救蘇維埃政權于掙扎脆弱的政黨，都不得不陷於愈發走向權威統治模式的境地。其實一開始，蘇聯並非馬上便成為一黨政府，它也不排斥反對力量的存在。可是它卻以一黨獨裁的姿態，靠著強大情報安全工作，以及全力打擊反革命的恐怖，贏得了一場內戰。同樣地，它也放棄了黨內民主的原則，於1921年宣布，禁止黨內對其他可行的政策進行集體討論。在理論上指導它的「民主集中制」精神，如今「民主」不存，只剩下「中央集權」。它甚至不再遵照自己的黨綱行事，原定每年舉行的代表大會愈來愈時有時無，到斯大林時代，更變成毫無准期，偶而為之的稀奇大事。「新經濟政策」年代雖然緩和了非政治層面的氣氛，然而就黨的形象而言，卻沒有多大好處。一般的感覺認為，黨已成為了飽受攻擊的少數分子，雖然也許有歷史站在它的一邊，可是眼前的行事方向，卻不合俄國現狀及民眾的心意。從上而下發布的全面工業化革命號令，遂使整個系統愈發走向強制權威，比起內戰年代，其殘忍無情，也許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這套連續實行權力的機制，如read.99csw.com今更具規模。於是在「許可權分離」之中剩下的最後一項成分，即「黨」「國」之間的分野，蘇聯「政府」最後留下的運作空間日益縮小，這個卑微存在的狹小空間，最終也全部消失。只見一黨壟斷，定於一尊的領導高高在上，絕對的權力在握，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屈從在他的號令之下。

最後使得蘇聯制度陷於絕亡的第三項缺陷，卻是它缺乏彈性的僵化。蘇聯式的生產，一味致力於產量的提高，而產品的種類和質量，則完全於事先決定。其體系內部，毫無一種變換「產量」及「品質」的調節機制（其產量目標只有一個方向：就是不斷上揚）。創新發明，更非此制度所長。事實上，在蘇聯的經濟制度中，「發明」根本不能為其所用，而且也不會用在與「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完全呈對比的民間經濟之上。至於消費者需要的供給，既非通過反映其喜好的市場環境，也非基於以消費為取向的政治經濟制度。在這裏，國家計劃機器扮演了決定一切的角色。充其量我們只能這麼說：雖然蘇聯工業結構本身，繼續偏向于生產資料，它同時卻也提供了更多的消費品。只是其分銷系統實在太過糟糕，更有甚者，組織性的功能幾乎完全不存在。因此要沒有「次級」或所謂「黑市」經濟，蘇聯境內的生活水準，根本不可能有效提高。40年代至70年代之間的改善很驚人，而黑市經濟的增長之快，自60年代結束以來尤為快速。地下經濟的活動規模，自然缺乏官方文件的統計，在此我們只能大略猜測。但是到70年代後期，據估計，蘇聯都市人口花費在私人經營的消費、醫療，及法律服務方面的支出，約有200億盧布，另外還要花掉70億的保安「小費」（Alexeev，1990）。這個數字，幾乎可以與當時蘇聯的輸入總值相等。

同樣地，他將「馬列主義」簡化為簡單絕對的教義問答、教條式口號的做法，也不失為將新觀念灌輸給第一代識字人的上乘方式。而他的恐怖作風，也不可僅視為暴君個人無限度權力的支持。誠然，斯大林本人一定頗享受那種大權在握，得以呼風喚雨的樂趣，那種令人恐懼，定人生死的權力感；但是他對本身地位所可帶來的物質收穫，卻漫不經心。而且，不管心理上精神上，斯大林到底有什麼乖僻怪誕之處，他的恐怖手段其實和他的謹慎作風一樣，都是他在面對難以控制的局面時，一種同樣理性的對付策略。不論是恐怖還是謹慎，都是基於他避免風險的原則考慮。兩者分別反射出他的缺乏自信，不能肯定自己的「評估狀況」能力（套用布爾什維克的術語，即對狀況「進行馬克思主義分析」的能力）。這一點，卻正是列寧的極大優點，兩個人的個性氣質可謂大相徑庭。斯大林恐怖「立業」的唯一意義，只能表示他終身不悔，頑固追求那想象中的烏托邦的世界。甚至在他死前數月，在他最後出版的書中仍致力於這一目標的再堅持、再主張。

到了30年代，政治再度影響經濟，強化了蘇聯經濟的隔絕性。更有甚者，1945年後連蘇聯翼下的世界，也被捲入這同樣的孤立形勢。冷戰開始，東西兩大陣營的政經關係宣告凍結。事實上雙方之間的經濟關係，除了最微不足道（或不可告人）的事情之外，事無巨細，均需經過彼此政府的嚴密控制，因此兩邊貿易全為政治關係所左右。一直到70和80年代，「社會主義陣營」才與外界更廣的經濟世界有所結合。如今回望，從前與外隔絕的經濟天地，我們可以看出這個變化正是「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結束的開始。然而從純理論的角度看，當年曆經革命洗禮及內戰重生的蘇聯經濟，其實並非沒有理由與另一世界經濟體系產生較事實發展更為密切的關係。縱觀全球，就有芬蘭的實例證明，中央計劃經濟也有與西式經濟作業密切聯繫的共存可能——芬蘭從蘇聯進口的比例，一度即曾高達其進口總額的四分之一，並以同樣比例輸往蘇聯。然而史家在此所關心的「社會主義陣營」，並不是「可能」「或許」的理論假設，卻是真正發生過的歷史事實。

眾多的「五年計劃」，從1928年開始取代了「新經濟政策」。這種「計劃經濟」難免粗糙——遠比20年代那批首開計劃之風的國家計劃委員會經濟學者的精密計算為粗糙；而較之20世紀後期政府及大公司企業的計劃工具，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學者自然又拜下風。基本上，這些五年計劃的功用僅在創造新工業。至於如何經營，都不在考慮之列。而開發次序，則以基本重工業及能源生產為優先，二者同為任何大型工業經濟的基石：即煤、鋼鐵、電力、石油等等。蘇聯礦產的資源富饒，因此前述的開發方向既合理又現成。一如戰時經濟——其實蘇聯的計劃經濟也可以算作一種戰時經濟——其生產目標的設定，往往可以不顧實際成本及成本效益的考慮（事實上必須經常如此）。在這種非生即死的拚命情況之下，最有效的方法，便是突然發布緊急命令，不管三七二十一，命令大家竭力趕工交卷。「危機處理」、「緊急作業」，便是它的管理方式。於是蘇聯經濟，便在經常性的作業之中，突如其來，每隔一陣子便來一下抽搐，全民總動員「發狂似地超額勞動」一番，以完成從上而下的緊急命令。斯大林時代終於過去，繼之而起的赫魯曉夫，竭力設法另尋他途，使蘇聯經濟形成制度化作業，而不要只在「咆哮」之下才能發生作用。總之，斯大林深諳「狂風突襲」之道，將其奧妙發揮得淋漓盡致，他一再定下不合理的天文數字為目標，激使國人付出超人式的努力。

蘇聯發展之路上還有另外一大弊端，那就是它碩大無朋膨脹過度的官僚體系，即其政府集中號令下的畸形產物。其龐大繁複，連斯大林本人也對付不了。事實上甚至有人認為，30年代後期由斯大林一手導演的「大恐怖」，其實是他走投無路情急之下想出來的對策，用以克服「官僚陣營的重重障礙，對政府控制禁令的種種迴避伎倆」。至少，他的用意也在防範官僚系統演變成僵化的統治階級，到勃列日涅夫時代，這個僵化的結果終於出現。可是每次欲改進行政效率及彈性的嘗試，卻都難逃失敗命運，反使行政系統愈加腫大，其存在更不可少。到30年代的最後幾年，行政人員每年以二倍半於總就業人口的速度增長，戰爭逐漸到來，蘇聯已經發展成每兩名藍領工人，就有一名行政人員的頭重腳輕之勢。於是在斯大林的高壓統治之下，這一批領導精英的最上層，如人所說，不啻一群「擁有權勢的特殊奴隸，隨時隨地都在大難邊緣。他們的權勢、他們的特權，永遠籠罩在一股『記著，你總逃不了一死』的陰影之下」。斯大林死後，或者說在最後一位「大老闆」赫魯曉夫於1964年被趕下台後，蘇聯體系內，便再也沒有能人可以阻擋沉滯僵化的發生了。

有趣的是，遍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卻從不見兩位導師在任何一處，提及日後成為社會主義中心指導原則的「中央計劃」，以及以重工業為第一優先的超高速工業發展。當然「計劃」，在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制度里原屬當然的內在屬性，此事自不諱言。不過回到1917年前，當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其他各門各路英雄正忙著大斗資本主義之際，大家忙碌熱烈已極，對於代之而起的經濟制度究竟該采何種路線，根本無暇多顧。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後，列寧自己雖然已經一腳踏進社會主義的深潭，卻並不急於冒險深探，冒入那不可知的深處。只因緊接著內戰烽起，形勢驟然逆轉，大勢所趨之下，才促成1918年的全國工業國有化，以及接下來的「戰時共產主義」（War Communism），而布爾什維克政府才得以籌措資源，指揮成軍，與反革命和外國勢力進行一場生死決鬥。凡是戰時經濟——連資本主義國家也不例外——必不可免國家的計劃與控制聯繫在一起。事實上列寧的計劃靈感，得自德國在1914-1918年間的戰時經濟榜樣（不過我們也已看見，德國模式恐怕並不是當時這一類經濟模式的最佳案例）。共產黨的戰時經濟政策，自然在原則上便傾向公共財產及公共管理的手段，並廢除市場及價格的經濟機制。更何況一場全國性的戰事驟來，在毫無準備之下，資本主義特徵根本沒有多大用處，完全不具備倉促應戰的能力。再加上當時共產黨內，的確也有幾名理想派的人士存在。如布哈林（NikolaiBukharin），便認為內戰是建立共產烏托邦基本架構的絕佳時機。危機時期經濟的嚴重衰微，普遍性的物資短缺，基本生活所需物資——麵包、衣服、車票——的限額配給。種種斯巴達式的一面，也都成為社會主義式理想的先兆。事實上，待蘇維埃政權在內戰（1918-1920年）戰火中得勝再生之際，不管眼前的戰時經濟一時之間多麼管用，再往前繼續走去，這條路子顯然就行不通了。部分原因，是由於農民反抗軍隊徵用糧食（槍杆子是戰時經濟之本），以及工https://read.99csw.com人反抗生活的艱難。另外部分原因，則在於戰時經濟的手段，根本無法使這個等於已經毀滅的經濟復甦：幾年的兵荒馬亂，蘇聯鋼鐵產量從1913年的420萬噸，跌為20萬噸。

更有甚者，目標定了之後，還必須讓負責人等明白其中的意義、細節，進而徹底遵照施行。如此一個命令一個動作，深入各地，連亞洲內陸的遙遠前哨也不例外——但是這些負責宣傳、執行任務的行政管理人員、技|師工人，卻多數經驗少、教育差，他們一向習慣的工具，是木製的犁耙而非機器——起碼第一代是如此，卡通畫家（David Low）在30年代訪問蘇聯時，曾畫了一幅漫畫：一名集體農場女工，「心不在焉地在給一台拖拉機擠奶」。基層人員素質低，更使整體計劃質量降低，於是全部重任便落在僅有的上層少數人身上，中央集中化的程度日益加重。當年拿破崙手下的將領技術欠佳，參謀人員挑起重擔。同樣地，蘇聯所有的決策，也愈來愈集中於蘇聯體系的最頂端。國家計劃委員會的高度集中化，雖然彌補了管理人才的短缺，可是卻使蘇聯經濟體系以及各個方面形成嚴重的官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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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蘇聯現代化的成功故事，卻不包括農業部門，以農業為生的人口遭到了遺棄。因為工業化的發展，是踩在被剝削、被利用的農民大眾的脊樑上走出來的。蘇聯的農民及農業政策，實在乏善可陳，幾乎一無是處。倘若尚有一處可堪告慰，那便是他們負起「社會主義初級積累」大業重任。其實並不止農民一族，蘇聯工人，同樣也挑起開發資源、為未來打基礎的沉重任務。

接下來在蘇聯的鋼鐵年代里，手操大權的斯大林可謂一名極為少見的統治者——也許有人會認為他與眾不同，其嚴厲統治施展之廣，歷史上少有。相信當時的俄國若是由布爾什維克黨內其他人領導，老百姓的苦頭一定較少，受難人數也必然較低。然而其時其國其民，蘇聯若採取任何急速的現代化政策，殘酷無情必然難免，人民的犧牲必重，手段也難逃強制。中央號令支配式的經濟，以重重「計劃」推動建設，其結果必不可免會趨向軍事型的作業，而非企業式的經營。但是從另一方面而言，正如軍事行動往往有民眾精神擁戴，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1933）的拚命工業化行動，就在它為人民帶來的「血汗與淚水」之中得到支持。丘吉爾深知一理：犧牲的本身，可以化為最大的鼓舞力。說來也許難於相信，即便是斯大林式的蘇聯經濟，也的確擁有著相當的支持——雖然其再度迫使可憐的小農轉為牢套于土地的農奴，並將其重要的經濟環節建築在400萬到1300萬勞改營（古拉格）獄工身上——但這份支持擁護，顯然絕不來自小農階級。

蘇聯革命，同時也發展出一個極為特殊的政治制度。歐洲左派的群眾運動，包括布爾什維克黨隸屬的馬克思主義勞工社會主義運動在內，都從以下兩項政治傳統出發：自法國大革命以來，一脈相傳的雅各賓時期革命傳統——即選舉式，有時甚至直接式的民主——以及集中式的行動導向。19世紀末葉在歐洲各地風起雲湧的勞工群眾及社會主義運動，不論是以黨派、工會、合作組織，甚或以上三種結合的面貌出現，其內部結構及政治志向，都具有強烈的民主氣息。事實上，凡在普遍選舉權憲法尚未存在的地方，以上這些運動，往往就是促其出現的主要力量。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分子不同，前者在根本上，便一心以政治行動為主要任務。蘇聯的政治制度，卻揚棄了社會主義運動的民主性質（與其經濟制度一般，後來也紛紛為社會主義世界的國家依樣畫葫蘆），雖然在理論上不斷保持著它的科學內涵，不贊同個人獨裁。簡而言之，正如蘇聯經濟是一個統制式的經濟，蘇聯政治也是統制式的政治。

如果說，蘇聯經濟僅以維持半自給狀況為滿足，並只求為現代工業奠定基礎，那麼這個主要於30年代趕工出來的粗糙體制，倒也發揮了它的作用。更有甚者，在同樣粗糙的方式之下，它還發展了自己特有的伸縮餘地。通常在現代經濟那套繁複精密且相互關聯的體制之下，牽一髮即動全身，設定一套目標甲，往往會影響另一套目標乙的施行。可是蘇聯則不然，事實上就一個落後原始、外援斷絕的國家而言，號令式支配型的工業化措施，雖然不乏生產浪費及效率低能之處，卻能夠發揮令人嘆服的驚人效果。在它的指揮之下，數年之間，便將蘇聯一變而為數一數二的大工業國，並能一洗當年沙皇憾事，不但熬過對德苦戰，最終還擊垮了兩次大戰的敵人德國。當然戰爭期間，蘇聯的損失也很慘重，一時曾失去了包括其總人口三分之一的廣大土地，蘇聯各大工業的工廠也在戰火下毀了半數。蘇聯人民的犧牲，更是舉世無匹。世上少有幾個國家，趕得上蘇聯在這場戰事中，尤其是30年代間所忍受的慘重遭遇。蘇聯經濟始終將國民消費所需列為最低優先，1940年間，蘇聯鞋襪產量低到全國平均每人僅一雙略多，但它卻保證人人可以獲得最低額度的供應。這個系統，由控制（貼補）價格及房租的手段，給眾人工作，供眾人吃、穿、住，還有養老金、健康保險，以及原始粗陋的眾生平等地位。直到斯大林死後，特權階級才一發不可收拾。更重要的是，這個體制還賜予眾人教育。像這樣一個文盲普遍的國家，竟能轉變成現代化的蘇聯，如此成就，無論以何種尺度來衡量都非同小可。對數以百萬計出生村野的人來說，即使在當年最艱苦的年代，蘇聯的發展之路也意味著新視野的開啟，代表著由無知的昏昧走向光明先進的城市。至於個人的啟迪、事業的開發，自然更不在話下。新社會證據確鑿，不由得小民不信服。更何況，除此之外，他們又哪裡認識第二個不同的社會呢？

小農大眾，也就是蘇聯人口的大多數，不僅在法律上政府上均列于次級地位（至少直到1936年的憲法制定為止，不過這部憲法根本沒有任何效力），他們的稅負較他人為高，生活的安全保證卻不如。更有甚者，取代「新經濟政策」而起的基本農業政策（便是集體化的合作農場和國營農場制度），不但造成農業的大災難，而且始終未從災難狀況中脫離出來。最直接的打擊，是穀類產量的銳減，牲口數目也頓失其半，造成1932－1933年間的大飢荒。原本就甚低的俄國農牧業生產力，在集體化制度推波助瀾之下，愈發更陷低谷，直到1940年時，才逐漸恢復「新經濟政策」時期的水平。同時，也更助長了未來二戰期間及1950年的災難。蘇聯當局為挽救這一股低落之勢，便大力地推動機械化，但卻同樣成效不明顯，始終沒有特色。戰後蘇聯農業雖曾一度振作，甚至有餘糧可供出口，可是卻永難恢復當年沙皇統治下的出口大國地位。到這段復興時期過去，其農產品再也無法供應國內人口所需。於是自70年代初期開始，蘇聯必須依賴世界穀物市場的供給，有時甚至高達其總需求的四分之一。要不是集體制度還為小農開了一扇方便門，留下了一線生機活口，允許他們耕作少量的個體自留地，並可在市場出售其田間所得（1938年間，個體地只佔總耕地的4％），蘇聯的消費者除了黑麵包外，恐怕就沒啥可吃了。簡而言之，蘇聯付出了極高的成本，卻只將一個極無效率的小農農業，轉換成一個同樣極無效率的集體農業而已。

然而，不論從哪個角度評斷，蘇聯式的體制實在談不上「極權」二字，因此不得不讓人懷疑「極權」一詞，到底有幾分確切的用處。這個體制，一未能實現有效的「思想控制」，二更不曾造成「思想改宗」。相反地，反而使人民對政治隔閡到令人驚異的程度。馬列主義的官方學說，與廣大民眾之間沒有任何明顯關係，因此在他們身上自然發生不了感應。這門奧秘難懂的學問，只有那些打算在這條路上功成業就之人，才會對它發生興趣。在經過40年馬克思主義教育的匈牙利，當問及途經布達佩斯馬克思廣場上的路人「馬克思何許人也？」時，他們的回答是，他是位蘇聯哲學家，恩格斯是他的朋友。我想想看，還什麼可以講的？噢，他死的時候年紀很大了。另外一個插話，當然是個搞政治的。他這個人，你知道，他這個人就是他的名字的意思嘛，——列寧的名字，列寧，列寧的著作——這個嘛，他把這些都譯成了匈牙利文（Garton Ash1990，p 261）。對大多數蘇聯人民而言，高層單位對政治及意識思想發表的公開談話，除非與他們日常生活問題有切身關係（但是這種情況很少），恐怕很難有意識地吸收。只有知識分子，生活在這樣一個建築在號稱理性「科學」的意識形態之上的社會，才不得不對其仔細聆聽、認真看待。這種制度迫切需要知識分子，只要他們乖乖聽話，不公開表示異議，體制便賜予他們豐富的特權與優惠。矛盾的是，也正因為這個事實，總算在國家嚴密的控制之外製造了一個社會出口。也只有如斯大林般的殘忍凶暴，才能封殺住非官方的知識思考。一旦恐懼的冰封開始融化，https://read.99csw.com不同的聲音便立刻於50年代在蘇聯境內出現——《解凍》便是才氣縱橫的愛倫堡（IlyaEhrenburg，1891－1967）魔掌餘生所作的一本極具影響力的寓意小說。在60和70年代，不同的聲音百花齊放，成為蘇聯舞台上的首要場景。這些聲音，包括共產黨內部的改革分子，在不肯定的情況下開始試探更包括純粹知識性、政治性，以及文化性的不同意見。不過在表面上，蘇聯官方仍然維持著口徑一致的「單一文化」（monolithic）——這個名詞，是布爾什維克黨人最愛用的。這種現象，進入80年代變得更為明顯。

60年代起，東歐國家雖有鼓勵旅遊事業的政策，第一世界向第二世界的人口流向卻依然甚低，其中原因顯而易見。至於向「非社會主義」的移民及短期旅行，也受到嚴格限制，有時甚至完全不可能。論起社會主義世界的政治體制，基本以蘇聯模式為師，其獨特之處可說舉世難匹。它們是建立在絕對的一黨統治之上，階級嚴格，層次分明——經濟事務由中央計劃，統一支配號令；政治意識由馬克思列寧思想主導，全民一體通行。所謂「社會主義陣營」（借用1940年起蘇聯的用語）的隔離或自我隔離狀態，在70和80年代開始解體，但是兩大世界之間隔膜的程度，仍令人驚詫不已——更何況這還是一個傳播及旅行發生革命性進展的時代。很長一段時間里，有關這些國家的消息幾乎完全對外封鎖，對內也同樣嚴密封鎖外面的世界動態。如此的封閉隔離，甚至使得第一世界中有知識水準的居民，對這些國家的事物也感到隔膜困惑。因為這些國家的過去及現在，它們的語言與行動，跟自己的距離實在太遠，太沒有辦法了解了。

事實上俄羅斯的新主人布爾什維克黨人，當初從不認為自己可以在孤立隔絕之中求生，更不曾將自己設想為任何一種自足性集體經濟的核心。在馬克思及其追隨者所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不可或缺的各項條件之中，在這個碩大的「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碉堡裏面一樣也沒有，反而成了歐洲「社會經濟落後」區的代名詞。馬克思學說的創導人往往以為，俄國革命，勢必引發先進工業國家的革命之火，因為後者已經具備建設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一如本書前面所述，1917-1918年，這種形勢似乎的確蓄勢待發。而列寧當時惹人爭議的舉措——至少馬克思主義者之中，曾為此爭論不休——看來也不無幾分道理。列寧認為，在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路上，莫斯科只是暫時的指揮中心，一旦時機成熟，其永久總部應該遷往柏林。同理，難怪1919年成立的世界革命參謀總部——共產國際——的工作語言，並不是俄語而是德語了。

一個資產階級的政權，也許可以接受保守政府下台，由自由分子接班的念頭。因為後者縱使上台，仍將不改社會上的資產階級本質，可是資產階級政權，卻絕對不能容忍共產黨接手。同樣地，一個共產黨政權，也同樣不能忍受被一個必定動手恢復舊秩序的力量所推翻。可是這個假定，卻不意味著蘇聯一定會出現定於一人的獨裁，是斯大林其人，一手將共產黨的政治制度，轉換成非世襲的專制君主制。

社會主義地區第一件值得我們觀察的事，便是終其之世，基本上都自成格局，單獨存在。政治上經濟上，成為一個自足自存的自我天地，與外界的資本主義，或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控制的世界經濟往來甚少。即使在黃金時期的大景氣里，國際貿易高峰的年代，已開發市場的出口貨物中，也只有4％輸往所謂的「中央計劃型經濟」地區。甚至到了80年代，由第三世界輸往該地區的比例也不過如此。至於社會主義經濟本身的出口數額雖然有限，它們向外界輸出的比例，倒比後者送進來的為高。不過論其60年代的國際貿易額度（1965年），還是以社會主義集團內部的相互交易為多，約佔三分之二（UN International Trade，1983，voll．p．1046）。

1945年時，退出資本主義社會的地區大幅增加。在歐洲，自德國易北河（Elbe）到亞得里亞海一線以東，以及整個巴爾幹半島，除了希臘和土耳其的一小片土地之外，盡入其版圖。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以及戰後為紅軍佔領，並於日後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德國地區，都投往社會主義帳下。俄羅斯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及1917年革命后失去的領土，以及以前屬於哈布斯堡王朝的部分地區，也在1939－1945年間分別為蘇聯復得或佔領。同時，社會主義陣營更在遠東一帶大有所獲，先後有中國（1949年）、半個朝鮮（1945年），前法屬印度支那（越南、寮國、柬埔寨）于漫長的30年間（1945-1975年），政權易幟投入共產黨治下。除此之外，共產黨勢力沿著另幾處擴展，包括西半球的古巴（1959年），以及70年代的非洲，不過基本上到1950年社會主義在全球的地盤已經大致劃定。而且，多虧中國人口眾多，第二世界一下子便擁有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但是如果不算中國、蘇聯、越南三國（越南人口也有5800萬），一般而言，社會主義國家算不上人口多的國家，從蒙古的180萬到波蘭的3600萬不等。

就許多方面而言，這個矮小、謹慎、缺乏安全感、永遠疑心重重的斯大林，活脫脫就是羅馬傳記大家蘇埃托尼烏斯（Suetonius）筆下《歷代羅馬皇帝傳》（Lives of the Caesars）中帝王的再現，而不是一名現代政治世界的現代人物。他外貌平凡，一般不易給人產生深刻印象，斯大林一直使用八面玲瓏的斡旋手段，一直到他升至頂層為止。當然，即使在革命之前，他就已經憑著這項了不起的天賦，進入黨的高層；在臨時政府垮台之後的首任政府里，斯大林就出任民族部部長。然而在他最後過關斬將，終於登上頂峰，成為無人挑戰的黨內領袖（事實上也是國家領袖）之後，則一概使用令人恐懼的手段，來處理黨務或其他任何他個人權力所及之事。

列寧其人，行事作風一向實際，於是從1921年他宣布了「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NEP），等於重新引入市場原則。事實上——套用他自己的話——從「戰時經濟」退卻，進入「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階段。然而這個時候，俄羅斯本不如人的經濟再受重挫，規模一落為其戰前十分之一（見第二章）。大規模工業化，以及由「政府計劃」達到這一目標的雙重需要，自然便成為蘇維埃政府的首要重任。「新經濟政策」雖然解散了「戰時共產主義」，但是由政府強行控制一切的手段，卻成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唯一模式。第一家主持計劃的機構，「俄羅斯電氣化國家委員會」（StateCommission for the Electrification of Russia），即於1920年開張，其任務自然是科技的現代化。可是次年成立（1921年）的「國家計劃委員會」（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Gosplan）的目標卻極為廣泛，該機構一直以此名存在，直到蘇聯解體。它不但是所有國家級計劃單位的太上皇及指導者，且成為20世紀國家經濟的宏觀總樞紐。

如此政權，能有什麼選擇？更何況它還在外國政府和資本家的重重隔離之下。國家的資產及投資，也被革命盡數徵用。說起來，「新經濟政策」在重建已經毀於1920年的蘇聯經濟上，成就極為出色。到1926年，蘇聯的工業產量大致已恢復戰前水平——雖然事實上其戰前水平也沒有多了不起。一般而論，它還是如它在1913年般，仍是一個以農村為主的國家（農業人口前後均佔82％）（Bergson Levin，1983，p．100；1969）。這個比例龐大的農民人口，人們想向城裡賣什麼，買什麼？他們打算把多少收入存下來？那些數以百萬計留在農村生活，而不願進城做窮人的民眾，又有多少打算離開田地？他們的動向意願，左右著俄羅斯的經濟前途。因為除了所得稅外，這個國家毫無其他任何投資及勞力資源。政治考慮除外，「新經濟政策」若繼續實施下去，不論修正與否，最多也只能達到差強人意的中度工業建設。更有甚者，在工業發展更上層樓之前，農民百姓可向城市購買的貨品極為有限，自然情願坐在老家吃喝，也懶得將所余售出。這種情況稱為「剪刀危機」，兩刃齊下，終於把「新經濟政策」活活扼死。60年後，一把類似的剪刀，不過這一回卻是一把「無產階級」牌剪刀——同樣窒息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政策。蘇聯工人問道：為了啥去賣力提高生產，去掙更多的工資？工資再多，國內經濟也做不出足夠的像樣東西，吸引他們購買。可是相反地，蘇聯工人若不提高他們的生產力，又哪有這些東西生產出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