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這些共產黨國家無論是土產或被外力強加，基於反西方勢力的團結理由，都在蘇聯老大哥的領導下，結合成一個集團。甚至連1949年由共產黨人全面掌權的中國，儘管自30年代中期毛澤東成為中共一致擁戴的領導人後，莫斯科對它的影響已相當薄弱，對此也表示支持。毛一方面向蘇聯表示效忠，一方面卻自行其是。而重實際的斯大林呢，也小心翼翼，不願與這位其實極為獨立的東方兄弟大黨搞壞關係。到50年代，赫魯曉夫卻把雙方關係搞僵，結果招來了一場大決裂，中國隨之在國際共運里開始向蘇聯的領導地位挑戰——雖然不大成功。不過，對於歐洲地區為蘇軍所佔領的國家及共產黨政權，斯大林的態度卻沒有那麼懷柔了，一部分原因自然因為他有恃可憑，蘇聯的部隊還駐在東歐。另外則由於他也以為，自己可以依賴當地黨對莫斯科以及對他個人的真心效忠。因此當1948年南斯拉夫共產黨領袖竟然敢違抗蘇聯旨意，甚至快到公開決裂的地步，斯大林自然大吃一驚。要知道，南斯拉夫領導層向來十分忠誠，幾個月前才獲殊榮，被指定為重組后的冷戰共產國際總部（共產黨情報局）所在地。蘇聯越過鐵托，試圖向忠實於它的南斯拉夫的好兄弟直接呼籲，可是沒有什麼重大回應。斯大林此驚非同小可，典型的反應，當然便是向其他衛星政權的共產黨頭目們開刀，掀起一場大清算。

40年代出現的新政權，雖說在歐洲地區都與紅軍的勝利有關，可是其中只有4國，波蘭、蘇聯佔領的德國部分、羅馬尼亞（當地原有的共產黨，最多不過數百余名，其中多數還不是羅馬尼亞本族人），再算上匈牙利，其政府是由紅軍直接扶上台的。至於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兩國，其共產黨政權可算是自家成長。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則在1947年獲得40％的選票，證明當時人民對他們真心擁戴。至於保加利亞共產黨的影響力，受到該國普遍親蘇感情的強化。而中國、朝鮮，及前法屬印度支那的共產黨勢力——或者說，在冷戰陣勢擺明之後，位於這些國家北方的共產勢力——則與蘇軍無關。1949年後，其他一些較小的共產黨政權，有一段時間甚至曾受惠于中國的支持。至於日後以古巴為始，陸read.99csw.com續加入「社會主義陣營」的新會員，也都是靠自己的力量，方才掙得入會資格。不過非洲地方的游擊解放運動，卻有蘇聯集團的大力幫助。

與此同時，獨立於政治事件之外，對蘇聯式中央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改革的要求，變得更為刻不容緩。就一面而言，非社會主義的發達經濟在此時開始突飛猛進，繁榮景象前所未見（見第九章），愈發加深兩大體系之間的差距。這種現象，在一國之內兩制並存的德國尤為明顯。就另一面而言，原本直到50年代一直領先西方的社會主義經濟，此時卻明顯地開始落後。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由50年代5．7％的年增長率（幾乎與1928－1940年間頭12年的工業建設同速），一路下滑，先降為60年代的5．2％，70年代前半期的3．7％，以及後半期的2．6％，到戈爾巴喬夫掌權之前的5年（1980－1985年），已經陷入2％的深谷（Ofer，1987 p．1778），東歐國家的記錄同樣悲慘。為了使系統變得比較有彈性，60年代，蘇聯集團各國紛紛開始進行改革的嘗試，基本上是解除中央全盤計劃的手段，甚至連柯西金為總理的蘇聯也不例外。可是除了匈牙利外，一般都並不特別成功，有些甚至起步維艱，毫無成效。或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樣由於政治上的理由，根本不讓實行。至於社會主義大家庭內的獨行俠南斯拉夫，出於對斯大林主義的敵意更一舉廢除了中央計劃型的國營經濟，在70年代進入一段茫然不定的新時期，東西雙方，已無人再對「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經濟抱有任何期待，人們都認定它絕對不可能迎頭趕上非社會主義的經濟了——而且，恐怕連並駕齊驅都難辦到。不過當時，雖然張望前路，道上雲霧似乎比以前為多，但是短時間內，似乎也無足堪憂。然而，不久這個狀況就要改變了。

然而，即使在完全靠紅軍扶持的共產黨國家，剛一開始，新政權也享有過一段短時間的合法地位，並獲得民眾相當時期的真心支持。我們在第五章曾經看見，在一片觸目所見盡皆廢墟的焦土上重建新世界，激發了許多青年人及知識分子。不論黨及政府多麼不受歡迎，但是它們投入戰後重建工作的那read.99csw.com股精力、決心，畢竟贏得眾人也許勉強、但是一致的贊同。事實上新政權在這方面獲得的成就，的確不容否認。我們已經看見，在一些落後程度比較嚴重的農業國家裡，共產黨政府全力進行著代表進步與現代的工業化行動，這些舉措獲得的迴響，其方向絕不只來自黨內的高官。誰敢懷疑，像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這一類的國家，竟然會以在戰前看來不可思議的速度進步。只有那些原本就比較不落後，卻為蘇族佔領或強征的地區，或是那些擁有發達都市的地帶，如1939－1940年間移交與蘇聯之處，以及德國的蘇軍佔領區內（1954年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好長一段時間內，由於1945年後蘇聯本土亟需重建之故，對它們的資源大加掠奪，才使得這些地區在復興的平衡表上赤字一片。

然而，南斯拉夫的拂袖而去，並未影響共產黨圈內的其他成員。一直要到1953年斯大林死去，蘇聯集團才逐漸出現政治潰散的現象。等到蘇聯官方也開始對斯大林大肆抨擊，並於1956年在蘇「二十大」上也對斯大林謹慎地試探評判之後，這個現象更為明顯。攻擊的內容，雖然僅對蘇聯國內一群極少數的聽眾發布——赫魯曉夫的秘密演講，對外國共產黨一律保密——可是蘇聯政治已告分裂的風聲，不久便傳到外面。此事在蘇聯控制的歐洲地區，立即引起了迴響。不到幾個月，由波蘭改革派共產黨組成的新領導班子，為莫斯科當局平和接受（也許是中國忠告之故）。匈牙利卻爆發了一場革命。改革派納吉（Imre－Nagy）宣布結束一黨統治，這項主張蘇聯也許可以容忍，因為蘇聯自己內部對此也意見不一。可是納吉的動作太過火，竟然同時宣布匈牙利從此中立，退出華沙組織。此舉蘇聯可絕對不能容忍，1956年11月，匈牙利革命被俄國軍隊大舉鎮壓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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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外一個不同的問題，即經濟改革刻不容緩的重大壓力，以及如何在蘇維埃式的體系裡，注入一點理性和彈性，在60年代也成為難以抗拒的洪流。我們在以下將會看見，這種感覺，此時普遍感染了整個共產黨集團。經濟上解除中央極權，這項要求本身雖然不具政治爆炸力，可是一旦與知識解放read.99csw.com甚至政治解放的呼聲相結合，就立刻變得極具爆炸性了。在捷克斯洛伐克，這項要求的呼聲尤其強烈，一方面固然由於斯大林作風在捷克實行得特別殘酷且長久，再一方面也因為眼前政權的真相，與自己心中依然保存的理想差距太大，令許多共產黨員感到心驚不已（這種感受尤以黨內知識分子為強烈。當初納粹統治前後，共產黨的確擁有過民眾的真心擁戴）。正如許多被納粹佔領過的歐洲地區，共產黨曾是地下抵抗運動的核心，吸引過多少年輕的理想分子，他們的奉獻承諾，在那時候是一種多麼無私的保證。希望的明燈，加上可能面對的苦難與死亡，除此之外，一個人在加入共產黨時（就像筆者一位友人，於1941年在布拉格參加共產黨時的心情一般），難道還會有其他什麼期望嗎？

除了蘇聯，其他共產黨國家，都是二戰之後才出現的，而在它們內部執政的共產黨，也都是師法蘇聯模式，即斯大林的模式。就某種程度而言，甚至連中國共產黨也不例外，雖說早在30年代，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中共便已從莫斯科獲得了實際的自治地位。至於那些位於第三世界的「社會主義陣營」新會員，與其接近的程度也許較輕——如卡斯特羅的古巴，以及70年代崛起於亞非及拉丁美洲，試圖正式與蘇聯模式同化的大小短命政權。在所有這些國家裡，都可見到一黨制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由官方審定推行的文化思想、中央集中式的國家計劃經濟。此外，甚至也不乏在蘇聯軍隊及特務人員直接佔領的國家裡，當地政府往往被迫遵循蘇聯榜樣，比方依照斯大林的模式，對地方上的共產黨分子進行公審清算。可是這種司法鬧劇，當地共產黨派並沒有自動自發的參与熱情，在波蘭和德國，甚至想辦法完全避免，因此當地始終沒有半個共產黨要人被殺或送交蘇聯情報單位。不過在與鐵托決裂之後，保加利亞和匈牙利的當地領袖——保加利亞的柯斯托夫（Traicho Kostov）、匈牙利的萊耶克（Laszlo Rajk）分別遭到處決。斯大林在世最後一年，捷共內部也發起一陣令人難以置信的大審判之風，許多重要人物遭劫。這股清算狂風，帶有強烈的反猶氣息，當地共產黨原有的領導階級被粉碎。這read.99csw.com些現象，與斯大林本人愈來愈嚴重的妄想癥狀有關係，很難判定。因為這個時候，他的健康與精神狀態，都已日走下坡，他甚至還打算把自己最忠誠的擁戴者也清除掉呢。

可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發展就完全兩樣。自從50年代初期兇殘的清算風暴結束之後，人民變得政治冷淡，不過卻小心翼翼，開始試著解除斯大林套上的箍咒。進入60年代下半時期，這一發展如雪球般加速擴大（包括共產黨內的斯洛伐克人），為黨內提供了潛在的反對力量。1968年黨內發生政變，當選黨的書記的是斯洛伐克人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因此也就不足為奇。

一如常態，改革的動力往往來自上層——即來自黨內，其實看看各共產黨國家的結構，這種情況根本無法避免。1968年「布拉格之春」（Prague－Spring），在政治文化動蕩騷亂的先導之下，與當時全球性學生運動同時爆發（見第十章）。這一場全球學生運動，屬於極少數能夠跨越地理阻隔及社會階級鴻溝的事件。於是從加州、墨西哥，到波蘭、南斯拉夫，各地同時發動了多場社會運動，多數以學生為中心。捷克斯洛伐克當局的「行動綱領」，本來是否會為蘇聯接受，很難論定，不過它當時試圖由一黨獨裁轉向多黨民主的舉動，的確相當危險。東歐蘇維埃集團的凝聚力量（恐怕甚至連其基本存在在內），都似乎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布拉格的春天」，愈發暴露並進而深化了這道內部裂痕。一邊是缺乏群眾支持的強硬派政權（比方唯恐捷克斯洛伐克的影響，將導致自己國內也趨不穩的波蘭與東德），它們對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批評甚激；另一邊則是為多數歐洲共產黨、併為改革派匈牙利人熱烈支持的捷克斯洛伐克民眾。後者的支援力量，尚來自集團之外，包括南斯拉夫有鐵托領導的獨立共產黨政權，以及1965年來以齊奧塞斯庫為新領導的以民族主義立場與莫斯科漸遠的羅馬尼亞（但是對於國內事務，齊奧塞斯庫卻與共產黨改革派完全背道而馳）。鐵托與齊奧塞斯庫均曾訪問布拉格，受到當地民眾英雄式的歡迎。此情此景，是可忍孰不可忍，莫斯科內部縱有分歧遲疑，也決定當機立斷，以武力推翻布拉格的政權。蘇聯此舉，為以莫斯九九藏書科為中心的國際共運劃上了句點——其實它早已於1956年出現裂痕——但是也幫助蘇聯集團再度苟延了另一個20年。不過從此開始，它的結合只能在蘇聯軍事干預的恐嚇之下勉強存在。在蘇聯集團的最後20年裡，甚至連執掌政權的共產黨領導人，也對自己的作為失去了真正信仰。

政治層面既被牢牢控制，其與經濟之間的發展便也難於分野。因此在波蘭和匈牙利，人民既已清楚表示，對共產主義缺乏熱情，政府就不得不在經濟上作出讓步。波蘭重新解除了農村的集體化政策，雖然此舉並不見得提高該國農業的效率。最重要的是，工人階級的政治勢力，在沖向工業化的大浪中獲得極大的強化，同時也被政府所默認。說起來，1956年一連串發生在波茲南（Poznan）的事件，就是因工業化運動造成的。從那個時候開始，一直到80年代末期團結工會的最後勝利，波蘭的政治經濟動態，都處在那無可抗拒的力量（共產黨政權），以及那無法制服的工人階級的對峙中。一開始並沒有組織的工人階級，最終終於組成一般古典式的勞工運動洪流，並與知識分子結為聯盟，最後並發展成政治運動，正如馬克思的預料一模一樣。可惜的是，馬克思門徒不禁哀嘆，這場運動的意識形態非但不反對資本主義，反而掉過頭來倒打社會主義一槍，減輕政府對基本生活成本的大量津貼負擔。於是工人便起來罷工，最後往往在一場政治危機之後，由政府讓步打消此意。至於1956年革命被鎮壓之後的匈牙利，蘇聯在該國設立的領導階層，倒具有比較真誠並有效果的改革。首先，卡達爾（Janos Kadar，1912－1989）有系統地將匈牙利政權進行自由化的改革（多半也有蘇聯重要人物的默許），並與反對勢力講和。於是在實際上，在蘇聯許可的限度之內，不費一兵一卒，完成了原先1956年的革命目標。就這一點而言，直到80年代，匈牙利可以說相當成功。

蘇聯集團發生的這場內部大危機，卻不曾為西方聯盟趁火打劫（只不過趁機大肆宣傳而已），證明東西雙方關係的穩定，兩邊都心照不宣，接受了彼此的勢力範圍。50和60年代間，除了古巴以外，全球各國均不曾出現過任何足以擾亂這種微妙平衡關係的重大革命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