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二十年的經濟困境，不但格外惱人，而且極具社會顛覆的危險，因為其榮衰起伏，恰好又碰上結構上的大變動。70年代和80年代的世界經濟問題，與黃金時期的問題完全不同，乃是當時的特殊產物。那時的生產體系，已經在科技革命下全然改觀，而且更進一步，已然以相當程度的「全球化」（或所謂「跨國化」）獲得驚人成果。此外，我們在前幾章已經有所討論，黃金時期產生的革命性潮流，對社會文化、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甚至早在70年代就已不容忽視。

永久性的失業，並不只是由於工業大量轉移，從舊工業國家及地區轉向新生地帶，將舊工業中心變成「生鏽帶」（rust- belts）而已——有時甚至彷彿徹底蛻皮一般，將原有的工業遺迹從都市景觀中連根拔去——事實上，一些新興工業國家本身的興旺現象更可觀。80年代中期，第三世界內部就有7個這類國家，囊括了全球24％的鋼鐵消耗量，以及15％的產量（鋼鐵的產用量依然不失為工業化的極佳指數）。更有甚者，在經濟潮流穿越國界，自由來去各國之間的世界里（勞工移民的流動卻屬例外，乃是這個時代特有的現象），勞工密集的工業自然只有向外發展，從高工資國家移向低工資地區，即由資本主義的核心富國如美國，走向周邊的窮國。若能以得克薩斯州工資十分之一的工錢，在對岸墨西哥的華雷斯市（Jrarez）雇得人手，即使程度較差，也比留在河這一邊的埃爾帕索（EI Paso）合算。

換句話說，當年農業革命來到，一向在人類歷史記載上佔有絕大多數的農民，開始成為多餘的一群。在過去，這些不再為土地所需要的百萬勞動力，只要願意工作，只要他們做慣農活的身手（如挖土築牆）可以重新適應，只要有能力學習新技能，隨時都可以被他處求人工若渴的職業所吸收。可是，當這些職業也不再被需要時，他們將何去何從？即使其中的某些人，可以經過再訓練，轉行至信息時代不斷擴張的高檔工作（這些工作往往越來越需要較高的教育程度），其數量卻不足以吸收由舊生產線上淘汰下來的人潮（Technology 1986，pp．7-9 335）。就這個層面而言，那些仍在繼續湧出鄉間的第三世界農村人口，真不知下場將是如何？

回到70年代，可沒有半個人會預料到——更不可能有所打算——日後竟會一變如此。到90年代初期，一種缺乏安全感、憤恨的氣氛開始瀰漫，甚至連多數富國也無法倖免。我們將會看見，這種氛圍，造成這些國家的傳統政治形態的解體。到了1990－1993年間，人們再也無法否認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確已經陷入不景氣的事實。但是怎樣救治，卻沒有人敢認真地拍胸脯兒，只能暗暗希望霉頭趕快過去。然而，有關危機二十年的最大真相，倒不在資本主義好像不如當初黃金年代靈光，問題卻出在它的整體操作已經完全失控。世界經濟不穩定，大家都束手無策，不知如何修理，也無人有儀錶可以操縱。黃金時代所用的主要儀錶，即由國家或國際間協調擬定的政府政策，現在已告失靈。危機二十年，是一個國家政府失去其經濟掌握力的時代。

至於貧窮混亂，到了80年代，甚至連許多最富有最發達的國家，也發現如今自己「又開始」習慣於每日乞丐流連街頭的景象了。更駭人的是，流浪者棲宿檐下、藏身硬紙板的鏡頭，大家也都變得習以為常熟視無睹——如果警察尚未乾涉，把他們從眾人視線之內移走的話。1993年，無論在哪一個夜晚，紐約市內都有23000名男女露宿街頭或棲身收容所內。這個數字，實在只是小意思——要知道從1993年開始倒數回去的5年之中，全紐約市更有3％的市民，頭上一度沒有片瓦遮蓋（New York Times 16／11／93）。在英國（1989年），則有40萬人被正式列入「無家可歸」之列（UN Human Develop－ment，1992，p．31）。回到50年代，甚至70年代早期，有誰能預想到今天這般慘狀？

然而，其中的最大打擊，莫過於1970年後世界經濟的趨於全球化，國際化大風所過之處，各國政府莫不在這個難於控制的「世界市場」之下低頭——恐怕只有擁有巨大經濟實力的美國不致受其擺布。（更有甚者，這個「世界市場」對左派政府的不信任，顯然遠超過右派。）甚至早在80年代，富有的大國，如法國（當時在社會黨政府領導之下），也發現僅憑自己單方面的手段，已經無法重振經濟。在密特朗總統上台兩年之內，法國便面臨賬務平衡（balance－of-payments）危機，法郎被迫貶值，凱恩斯派的「需求刺|激」理論也只好束之高閣，開始改弦更張，改用「帶人情味的節約政策」。

當時提出的另外唯一一項對策，來自主張極端自由主義一派的經濟神學。這一群長久以來屬於孤立地位的少數，篤信絕對自由的市場制度，早在股市崩潰之前，就開始對凱恩斯學派及其他主張管理式混合經濟與全面就業的陣營展開ｒｅad.９９ｃｓｗ.ｃｏｍ攻擊。這個一向以來因循套用的政策顯然不再靈光，1973年後尤其嚴重，愈發使得這批個人主義門下老打手的信念更加狂熱。新增設的諾貝爾經濟學獎（1969年），於1974年頒給了海耶克，更促使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風氣在此後的流行。兩年後，這個榮銜再度歸與另一位極端自由主義的名將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於是1974年後，自由市場一派的人士開始轉守為攻——不過一直要到80年代，他們的論調才成為政府政策的主調。其中只有智利例外，該國的恐怖軍事獨裁政權在1973年推翻人民政府之後，曾讓美國顧問替它建立起一個毫無限制、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可見得在自由市場與政治民主之間，本質上並無真正關聯（不過，在此得為海耶克教授說句公道話，他可不像那些二流冷戰宣傳家一般，硬說兩者確有關聯）。

然而，一味把企業當成「好事」，政府看作「壞蛋」——根據里根之言：「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根本就是問題的本身。」——事實上不但對經濟無濟於事，而且也行不通。即使在里根執政的年代，美國中央政府的支出也高達全國生產總額的四分之一；而同一時期的歐共體國家，平均更達四成（UN World Development，1992，p．239）。如此龐大的開銷，固然能以「成本效益」觀念進行企業化的經營（雖然事實上常常相反），但是它們既不是也不能以「市場」的方式運作——即使一般空唱意識高調者硬要如此。總而言之，新自由主義派的政府在現實需要之下，也不得不插手管理指揮。同時卻振振有詞，表示自己只不過是在振興市場的活力罷了。更有甚者，國家在經濟事務里扮演的角色，事實上根本不能減少。看看所有自由市場意識形態性格最強的政權中，首推英國撒切爾夫人的政府，在其執政14年後，英國人的稅負反而遠比當年工黨時期為重便可知曉。

就許多方面而言，這種情形實在令人困惑不已。為什麼世界經濟變得不再穩定？正如經濟學家的觀察一般，各項有助經濟穩定的因素其實比前更強——雖然一些自由市場國家的政府，如美國的里根與布希、英國的撒切爾夫人與她的後繼者，試圖將其中幾項因素的力量減弱（World EconomicSurvey 1989，pp．10－11）。舊有大量生產制度中的一大關鍵所在——即難於控制的「存貨周期」（inventory cycle）——在電腦化的存貨管理以及更好更快的通訊傳輸下，影響力已經大大降低。如今生產線上可以配合需要變化，隨時調整產量：擴張期「剛好趕上」（just in time）大規模地生產，縮減期「原地不動」靜待存貨銷清。這項新方法是由日本人首先試行，並在70年代科技的幫助下成為事實。其宗旨是減少存貨，只需生產足夠數量，「剛好趕上」經銷商的所需即可。總之，生產能力的彈性大幅度升高，隨時因應需求變化，在極短的通告之下靈活調度。這不再是一個亨利·福特，而是貝納通（Benetton）的時代。與此同時，政府開支之大，以及名列政府支出項目下的私人收入——社會福利金及救助金等「移轉性支付」（transfer payments）——也有助於經濟的穩定。前述兩項政府開支的總和，如今已高居國內生產總額的三分之一。如果說，在這個危機時代里有什麼東西上漲的話，恐怕就數這兩項了。單是失業救濟、養老金，以及醫療費用的增加，就足以推動它們的上漲。這個危機時代，一直延伸到短促二十世紀末期。我們大概得再等上數年，才能等到經濟學家也拿起歷史學家的最後武器——即后見之明——為這個時期找出一個具有說服力的解釋。

這場危機二十年的歷史悲劇，即在於生產線上拋棄人工的速度，遠超過市場經濟為他們製造新工作的速度。更有甚者，這個過程，在全球愈演愈烈的競爭，政府（政府也直接間接是最大的單一僱主）肩上日重的財政負擔等因素作用之下越發加速。更嚴重的是，1980年後，更被當時那一批仍佔上風的自由市場神學不斷施壓，要求將工作機會，移轉為以追求最大利潤為標的的企業經營形式；其中尤以將就業市場轉往私營公司一事，造成的影響最大。這些以營利為目的的集團，除了自己的金錢利益，當然天生就對其他一律不感興趣。大勢所趨之下，意味著政府及其他公營事業單位，不再扮演著一度被稱為「最後可以投靠的僱主」角色（World Labour，1989，p．48）。而行業工會的力量，在經濟不景氣中及新自由主義政府的敵視之下，也日漸衰落，越發促成人工淘汰趨勢的演變，因為會員工作的保障，一向是工會最寶貴的任務之一。總之，世界經濟在不斷地擴張，可是擴張之中，原本可以為勞工市場上缺乏特定條件的男女自動製造工作的機制，此時的運轉卻顯然失靈了。

無家可歸貧民的重現，是新時代里社會及經濟愈發嚴重不九*九*藏*書平等現象的一環。其實根據世界性的標準，「發達市場經濟」富有國家在收入分配上，其實並不至於太不公平——至少尚未達到極為不公。在這些國家中，分配最不均的如澳大利亞、紐西蘭、美國和瑞士四國，20％居於最上層的家庭所得，平均為最下層五分之一的8-10倍。至於那高居頂尖的10％的家庭，他們帶回家中的收入，通常更高達全國總收入的20％～25％。而瑞士、紐西蘭最頂端的天之驕子，以及新加坡與香港的富人，其所得比例更高。但是上述差距，若與菲律賓、馬來西亞、秘魯、牙買加，或委內瑞拉的不平等狀況相比，自然更屬小巫見大巫，後者的富人收入，高達其本國總收入的三成以上。至於瓜地馬拉、墨西哥、斯里蘭卡、波札那（Botswana）等國，貧富差距之大，更是不在話下，有錢人收入的比例，占其國總收入四成之多。至於名列舉世貧富懸殊冠軍頭銜的巴西，在這個社會不公達到極至，堪稱「社會不公紀念碑」的國度里，最下層的20％人口中，一共只得全國總收入的2．5％以供分用；而最上層的20％，卻幾乎享有三分之二。至於那居於頂端的10％，更掠去高達半數之多（UNWorld Development，1992 pp．276－277；Human Development，1991，pp．152-153，186）。

這方面的潛在立場，基本上根本無法提出討論。比方說，假定我們可以證明，醫用血液最好的獲取途徑，乃是來自那些願意以市場價格交易的自願賣血者。像這樣一種說法，有可能駁倒擁護英國免費獻血制度的正大言論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蒂特馬斯（R．M．Titmuss）在其《贈與關係》（The GiftRelationship）一書中，即曾為獻血制度慷慨陳詞。他也同時指出，其實英國這種非商業性的獻血方式，論效率並不比商業差，安全度則更有過之。在其他相同條件下，社會中成員若願意慷慨伸手，幫助其他不知名的同胞，像這樣一個社會，對我們許多人來說，總比眾人袖手旁觀為佳。正如90年代初期，由於選民起來反抗當地猖獗的貪污現象，義大利政治體係為之崩潰——唯一不曾為這股正氣大雪崩埋陷者，只剩下那些體制外的黨派。選民的憤怒，並非因為許多人真正身受貪污之害——其實相當數目的人，甚至絕大多數，都從中受惠——而是出於道德立場。總而言之，揮舞絕對個人自由大旗的旗手們，面對著無限制市場資本社會的種種不公不義，卻能視若無睹（如80年代絕大多數時間的巴西），甚至當這樣一種制度無法對經濟增長做出貢獻時，依然不改其堅持的主張。反之，相信平等和社會公平的人（如筆者），卻一有機會就表示，即使如資本主義式經濟的成就，也唯有在國民所得維持相當平衡的基礎之上，才最能穩固，如日本。同時，雙方還將自己的基本信念，進一步轉換成實用觀點。比方說，以自由市場價格決定資源分配，是否盡乎理想，或只應屬次要手段等等。然而唾沫橫飛之餘，兩邊還是要提出實際處理「經濟發展減緩」的適當辦法，才算得上真本事。

凱恩斯學派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論戰，論其內容，並不是兩派經濟專家在純粹學術上的對峙；論其動機，也不是為當前種種前所未見的經濟困境尋找答案。（比方說，當時有誰曾經考慮過，那種迫使70年代必須造出一個新經濟名詞「停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來形容的現象——即經濟增長停滯，物價卻一味上漲，兩種完全意想不到的意外組合？）根本上，這是一場兩派完全不相容的意識思想之戰，雙方都提出自己的經濟觀點。凱恩斯派認為：多虧有優厚薪金、全面就業，以及福利國家三項特色，才創造了消費需求，而消費需求則是經濟擴張的能源。經濟不景氣，就該加入更多需求打氣。新自由主義一派則反駁道，黃金時代的自由政治經濟氣候，使得政府及私人企業不致採取控制通貨膨脹和削減成本的手段，才使得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真正動力，也就是利潤——得以不斷上升。總而言之，他們主張，亞當·斯密所說的那雙自由市場上「看不見的手」，必能為「國富」（Wealth of Nations）帶來最大幅度的增長，國內財富收入的分配亦能因此維持長久。這套說法，卻完全為凱恩斯學派否定。兩方唇槍舌劍你來我往，可是雙方的經濟理論，卻都將某種意識形態予以理性化了，即對人類社會持有某種先驗性的看法。比方說，實行社會民主制的瑞典，當年曾是20世紀一大經濟成功典範，可是新自由主義分子對它卻既不信任又有反感。厭惡的原因，並非由於瑞典不久就會一頭撞入危機的20年——其實當時無論哪一類型的經濟，都將不免於這個噩運——卻因為瑞典的成功，乃是奠定於「瑞典著名的經濟模式，以及其中集體主義性質的平等觀及合作論」上（Financial Times，11／11／90）。相反地，撒切爾夫人領導的英國政府，即使在其read.99csw.com經濟頗獲成功的年代，也為左派不喜歡，因為她的政府，乃是建立在一個沒有社會觀念，甚至反社會的自我中心觀點之上。

事實上遍觀全球，並沒有任何一個所謂完全建立在新自由主義之上的經濟政策——唯一的例外，恐怕只有1989年後的前蘇聯集團社會主義各國。它們在一些西方「經濟神童」的指點下，夢想一夜之間，便變成自由市場，其結果自然可想而知災情慘重。反之，執新自由主義政權牛耳的里根時的美國，雖然表面的正式政策是全力看緊國庫——即預算平衡（balancde budgets）——並遵從弗里德曼的「貨幣供需政策」（monetarism），但事實上，卻是採用凱恩斯派的方法，以花錢為手段，通過驚人的赤字與軍備支出，才從1979－1982年的不景氣中脫身。同樣在貨幣政策方面，華盛頓非但不曾任由美元依本身的價值及市場的運作決定，反而自1984年後，重新通過外交壓力刻意操縱（Kuttner，1991，pp．88－94）。種種事實證明，最堅持自由放任經濟制度的國家，在骨子裡，卻往往是國家主義觀念最深刻，也最不信任外面世界的國家。里根治下的美國，及撒切爾夫人的英國，便是其中兩個最顯著的例子，史家在此，無法不注意其中莫大的矛盾之處。總之，進入90年代初期，世界經濟再度受挫，新自由主義的凱歌也只有悄然中止。尤其在眾人愕然發現，當蘇聯共產主義落幕之後，如今世上活力最足、增長最快的經濟，竟然是共產黨中國。西方那一批專門在企業管理科系發表高論，寫作「管理學新章」的所謂專家學者（企業管理叢書是現今出版最多的寵兒），於是都急忙瀏覽孔老夫子的教訓，或許他老人家對此等成功的企業精神，有何秘密指示也未可知。

甚至在尚未工業化或剛起步的國家裡，機械化的規律也成了最高原則。於是原本最為廉價的人工，由於遲早被機器取代，反而變成一項最昂貴的成本。這些國家，同樣也難逃世界性自由貿易競爭規律的控制。以巴西為例，當地勞工比起底特律或沃爾夫斯堡（Wolfsburg）雖低廉，可是聖保羅的汽車工業，卻同樣步上密歇根和下薩克森（Lower Saxony）的後塵，面對機械化之後勞動力過剩的難題（至少在1992年，作者即聽當地工會領袖如此說）。就實際目的而言，機器的效率及生產力，可以經常地，甚至不斷地靠科技更新提高，而它的成本卻可以同時大幅度下降。可是人類則不然，將航空交通的萬里高速，與短跑選手的百米記錄兩相比較，即可一見端倪。總而言之，無論在任何一段長度的時間里，人工成本都不能減低到該社會所認可——或以任何標準衡量——足以維持人類基本生存所需的水準以下。人體的功能，在根本上就不是為了資本主義式的效率化生產而設計。科技愈進步，人工成本與機械相比就愈為昂貴。

誠然，將70年代至90年代之間的經濟困難，拿來與兩戰之間的難題相比，在方法上自然有其缺陷；雖然在這個新的20年裡，另一場「經濟大蕭條」的恐懼時時縈繞人們心頭。「有沒有可能再來一次？」許多人都問道，尤其是在1987年時，美國（及世界）股市一場極其戲劇化的大跌，以及1992年國際匯兌發生危機之後（Temin，1993，p．99），憂心之人更多了。1973年開始的數十年危機，其實並不比1873年後的數十年間更接近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意義（雖然1873年那段時期也被人視作大蕭條），這一回，全球經濟片刻也未崩潰——不過當黃金時代於1973－1975年結束時，的確有幾分類似古典的循環性蕭條。當時「發達市場經濟」的工業生產在短短一年之內驟降一成，國際貿易則跌落13％（Armstrong，Glyn，1991，p．225）。黃金時代過後，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雖然持續增長，可是比起以前的大好時光，速度顯然緩慢許多，只有某些「新興工業國家」（多數位於亞洲，見第十二章）是例外，後者進行工業革命的歷史甚短，自60年代才開始。但是總的來說，一直到1991年，先進經濟地區的國內生產總額始終在增長，只有在景氣蕭條的1973－1975年和1981-1983年間，兩度稍微受到短暫停滯的干擾（OECD，1993，pp. 18－19）。世界增長的主要動力，即國際工業品貿易，也在繼續增加之中，進入80年代的大發展時期，其加速之勢甚至可與黃金年代媲美。到短促的二十世紀的末尾，發達資本主義世界國家的富庶程度與生產力，總體來說，甚至遠超過70年代初期，而依然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全球經濟，此時也比當年更為活躍。

這個現象，一時之間並不很明顯，因為大多數的政治人物、經濟學家、企業人士，（照例）看不出時代經濟已經走在永久性的轉向關頭。多數政府在70年代提出的對策，只是短期的治標方法，他們以為，不消一兩年的工夫，大局必會好轉，重回往日繁榮增長的htｔｐｓ://ｒｅａd•9９cｓw.ｃom景象；已經靈驗了一代之久的錦囊妙計，何必無事生非隨便亂改？於是這10年的故事，事實上根本就是寅吃卯糧，舉國向未來借光的故事——就第三世界和社會主義的政府而言，它們的對策便是對外大筆借債，希望短期之內即能歸還——並祭起凱恩斯派經濟管理的老方子來治新症。結果，在70年代絕大部分時間里，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均是由社會民主政府登台（或在保守派失敗之後，再度復出），如英國於1974年，美國於1976年。它們自然不可能放棄黃金時代的當家法寶。

以上種種現象，可以從工作場景及失業現象獲得最好的了解。工業化過程中一個最普遍的趨勢，便是以機器技術替代人工技術，以機器「馬力」取代人的氣力，結果自然是把人趕出工作場去。它也「正確地」假定，在不斷地工業革命下，經濟增長規模龐大，必將自動產生足夠的新工作，取代不再需要的舊行業——不過像這樣一種經濟運作，到底要多少人失業，才稱得上是有效率，各方對此，卻意見不一。黃金時期的發展，顯然為這種樂觀看法提供了實據。我們在第十章曾經看見，當時工業的增長之猛，甚至在最工業化的國家裡，工人的數目和比例也未曾嚴重下降。然而進入危機二十年，工人需求的減縮開始以驚人的速率出現，即使連擴張程度平和的國家也不例外。1950－1970年，美國長途電話的通話次數增加5倍，接線員人數只減少了12％。可是到了1970－1980年，通話次數增加3倍，接線員卻銳減四成（Technology，1986，p．328）。不管是相對地或絕對地，工人人數都在不斷減少之中，而且速度極快。這數十年間日益升高的失業不僅是周期現象，而且更屬結構性的失業。年頭不佳時失去的工作，到了年頭變好也不再見找回。而且，它們永遠也不會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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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距轉向東方，情況則完全相反。就在蘇聯集團經濟紛紛崩潰解體之際，中國經濟卻開始了驚人的增長躍升，對比之強烈，再沒有比這個更令人稱異的現象了。在中國，事實上再加上自70年代開始，成為世界經濟地圖上最充滿活力的一個角落在內（東南亞及東亞的大部分地區），「蕭條」一詞，可謂毫無意義——說來奇怪，90年代初期的日本卻不在這些幸運國家之列。然而，儘管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在繁榮增長，其中的氣氛卻不輕鬆。凡是資本主義在戰前世界最為人指責的缺陷——「貧窮、大量失業、混亂、不穩定」——本來在黃金時期已被掃除長達一代時間，1973年後卻開始重現。經濟增長，為嚴重的不景氣一再打斷，先後計有1974－1975年、1980－1982年，以及80年代結束時三次，規模之大，絕非「小小的景氣蕭條」所可形容。西歐地區的平均失業率由60年代的1．5％猛升為70年代的4．2％（Van der Wee，p．77）。在80年代末期景氣繁榮的最高峰，歐共體的失業率，卻竟然平均高達9．2％，1993年更爬升到11％。半數失業人口的賦閑時間甚至超過一年，更有三分之一長達兩年以上（HumanDevelopment，1991，p．184）。問題是黃金年代的戰後嬰兒潮已經過去，潛在的工作人口本應不再繼續膨脹，而且不論年頭好壞，通常年輕人的失業率也都高於年紀較長者。在這種情況下，永久失業率若有任何變化，照常理應該呈縮減之勢。

至於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度失業者，如今都有福利制度可以依靠，然而，那些變成永久性寄生福利的一群，卻被其他認為自己是靠自己工作糊口的人所憎恨鄙視。而窮國的失業人口，只好加入龐大卻曖昧隱蔽的「非正式」或所謂「平行」（parallel）經濟，男女老少，做小工、當小差、交易買賣、因利就便，也不知靠些什麼法子生活著。這些人在富有的國度里則形成（或可說再度形成）愈發與主流社會隔離的「下層階級」。他們的問題，被視為無法解決的「既成事實」，而且是無關緊要的次要問題，因為他們反正只是一群永久的少數。於是美國本土黑人在自己國境內形成的「種族聚居社會」（ghetto），就是這種地下世界社會的教科書標準實例。其實「黑市經濟」（black economy）現象，在第一世界也並非不存在，研究人員曾經驚訝地發現，90年代初期，英國的2200多萬戶人家，竟持有100億英鎊現金，平均每家460英鎊。這個數字如此之高，聽說是因為「黑市只以現金交易」（Financial Times，18/10/93）。

然而，在這「危機二十年」里，貧富不均的現象即使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也愈發嚴重。原本黃金時代眾人都已習以為常的「自動加薪」（即幾乎等於自動增加的實際收入），如今也已黯然終止，更使人有雪上加霜之感。貧富兩極的比例都開始增加，雙方差距的鴻溝也隨之擴大。1967－1990年間，年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以及在5萬美元以上的美國黑人人數都有增多之勢，犧牲者自然是居read.99csw.com於中間的一層（NewYork Times，25／9／92）。不過由於資本主義富有國家的腰包比前更為雄厚，同時整體而言，如今其子民也有黃金時代慷慨設置的社會安全福利系統墊底（見427頁），因此社會不安的程度比原來可能為低。可是社會安全福利的負擔太沉重，如今的經濟增長卻遠較1973年前為低。在出快于進、入不敷出的情況下，政府財政自然日見拮据。然而儘管百般努力，富國的政府——多數為民主國家——卻始終無法削減這方面的巨大支出，甚至連有所抑制都感到極難，即使連那些對社會福利救濟最不存好感的國家亦然。

而在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的人們也感到一片迷茫，到了80年代末期更明顯。一旦黃金時代不斷上漲的繁榮浪潮退去，那些原本在政府政策掩護之下的浪費、缺乏效率，自然一一暴露，新自由主義人士開始對它們不遺餘力地大加攻擊。而許多「混合號」經濟大船，確實也有不得不改頭換面之處，它們生了銹的船體，經此「新自由」清潔劑大加刷洗之後，確頗有一番煥然一新的姿態。最後，甚至連英國左派都不得不承認，撒切爾夫人對英國經濟大刀闊斧所下的狠葯可能有其必要。80年代時的人們，對國營事業及行政效率普遍感到失望，並非沒有道理。

但在另一方面，世界上另有一些角落的狀況就沒有這麼樂觀了。在非洲、西亞，以及拉丁美洲，平均每人的國內生產總額完全停止增長，到了80年代，多數人反而變得比以前貧窮。這10年當中，非洲及西亞的產量多數時候都在走下坡，而拉丁美洲則在最後幾年也陷入同樣境地（UN WorldEconomic Survey 1989，pp．8，26）。對這些地區而言，80年代無疑是它們嚴重不景氣的時代。至於在西方原為「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的地區，80年代始終保持著差強人意的增長幅度，可是1989年後完全崩潰。它們陷入的危機險境，若以「大蕭條」命名倒很合適。進入90年代初期，這些國家的狀況甚至更慘。從1990年開始到1993年4年之間，俄國的國內生產總額年年跌落，其跌幅分別為17％（1990－1991年）、19％（1991－1992年），11％（1992－1993年）。波蘭經濟到了1990年初期雖然開始多少轉趨穩定，可是縱觀1988－1992年間，波蘭的國內生產總額總共銳減21％以上。至於捷克，則減了20％；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更慘，損失高達三成甚至更多。綜觀這些國家在1992年中期的工業生產，只有1989年的半數到三分之二之間（Financial Times，24/2/95；EIBPapers，November 1992，p．10）。

從政策層面觀之，「黃金時代經濟學」支持者的表現並不甚佳。部分原因，是因他們被自己的政治主張及意識傾向所束縛，即全面就業、福利國家，以及戰後的多數議會政治。進一步說，當黃金時代的增長再不能同時維持「企業利潤」和「非企業所得」的增加時——兩項目標中，勢必非有一邊犧牲不可——這批人士便被資本和勞工兩邊的需要夾在中間了。以瑞典為例，在70和80年代，這個社會民主政制的楷模國家，靠著國家對工業的補助，並大量分配及擴張國家與公共的就業機會，於是全面就業獲得相當成功，因此成為整體福利制度的一大延伸。但是全面就業的政策，依然得依賴以下的手段才能維持：限制就業人口的生活水平，對高收入採取懲罰性的稅率，以及龐大的國家赤字。一旦「大躍進」的年代一去不返，這些自然便都成為治得了一時、救不了永久的暫時手段。於是從1980年中期開始，一切都顛倒過來，等到短促的二十世紀之末，所謂「瑞典模式」，即使在原產國也黯然撤退了。

1973年後的20年間的歷史，是一頁世界危機重重，失去支點大舉滑落入不安定的歷史。但是一直要到80年代，世人才明白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返，當年的基石已經粉碎，再也不能成形。直到世界的一部分全面倒坍之後——即實際「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的蘇聯與東歐集團——這股危機的全球性方才為人認識。在此之前，發達的非共產黨地區自然更不承認危機的存在，多年來，眾人都仍將每一回的經濟難題，稱為過渡性的「景氣蕭條」（recession）。半個世紀以來，令人聯想起大災難時期的「不景氣」（depression）和「大蕭條」（slump）二詞，於是成為至今猶未完全解禁的禁語。更有甚者，只要提一下這個字眼，就可以使人不寒而慄，喚回當年那個恐怖的陰魂。甚至當80年代的「景氣蕭條」是「五十年來最為嚴重的一次」時，連這句話也小心使用，不敢直指那段相對照的時期——即30年代。（廣告人的文字魔術，已經被人類文明提高為人類經濟活動中的基本一環；可是文明本身，如今卻陷落在它自己這個專長構築幻境的機制之中。）只有到了90年代初期，才有人敢開始承認（如在芬蘭），目前的經濟難題，確實比30年代還要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