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聯合國於1945年成立以來，世人不知設立了多少機構以處理這類問題。聯合國的創立，乃是建立於美蘇兩強繼續肩負國際事務的假定上，可是這個美夢不久便破滅了。不過比起它的前身國際聯盟，聯合國畢竟還有一項成就差強人意。它總算曆經了20世紀下半期的時光而始終存在；而它的會員資格，也逐漸成為國際間正式承認一個國家獨立主權的身份證明。然而根據其本身憲章所定，聯合國的權力來源及資源全部來自會員國的授予，因此它並沒有獨立行動的權力。

國際間對協調的需要既然日增，危機二十年裡，新國際組織紛紛出現的速度便比之前任何一個時期快。到80年代中期，全球已有365個官方的國際組織，而非官方的不少於4615家，比70年代初期超過兩倍有餘（Held，1988，p.15）。更有甚者，對於諸如環境生態保護等重大事宜，人們也愈發認識到應有立即採取國際共同行動的必要。可惜唯一能夠達成以上目標的程序，卻曠日廢時，拖泥帶水，因為國際協定必須經過各個國家分別簽字認可方能生效。在保護南極大陸及永久禁止獵鯨二事上，即可見其效率遲緩之一斑。而80年代的伊拉克政府，竟然將毒氣用在自己國民身上，等於從此打破了世界上少有幾項真誠的協定之一，即1925年禁止使用化學武器的《日內瓦公約》，更進一步削弱了現有國際手段的效力。

危機二十年裡的分離立國運動，有一部分即起因於這種集體的自我中心心態。南斯拉夫的分離壓力，來自「歐裔」的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力量，源於大聲叫囂位於「西部」的捷克共和國。加泰羅尼亞與巴斯克兩地，是西班牙最富裕最發達的地區；拉丁美洲一帶唯一最重大的分離運動，也出自巴西最最富庶的一州南里奧格蘭德州（RioGrande do Sul）。而其中最可代表這種自掃門前雪心理的，當屬80年代末期興起的倫巴第聯盟——日後改稱北方聯盟——其目標，乃是將以義大利「經濟首都」米蘭為中心的地區，自政治首都羅馬的統治分離出來。該聯盟的語彙，不斷提及過去中古時代的榮光，以及倫巴第當地的方言，是民族主義者常用的煽動性辭藻。可是真正的關鍵所在，卻在於富區不願自家的肥水外流。

族群認同政治，與世紀末的種族國家主義具有一項相同之處，即兩者都堅稱，在一個人對群體的認同里，包含著某種關係到生存和所謂與生俱來、不可更易而因此屬於永久性的個人特質。而這些特質只與群體中的其他成員所共有，除此之外，別無他人擁有。絕無僅有的排他性，便成了最高定義，因為各個人類社會之間的相異性，事實上已經極為稀薄。於是美國的猶太年輕人迫切尋「根」，因為當年指認他們為猶太族的鮮明印記已經失去效力，二戰之前的隔離歧視更不復見。加拿大的「魁北克」，雖然口口聲聲力主自己是一個「截然不同的社會」，但是魁北克之在加拿大成為一支主要力量，卻正在它退下了直到60年代以前始終「九九藏書截然不同」的鮮明色彩之後方才發生（Ignatieff 1993，pp．115－117）。都市社會中的種族成分變遷流動，若高舉種族分辨群體的絕對依據，實有專斷造作之嫌。以美國為例，除黑人、西班牙語裔，以及具有英國及德國血統者是為例外之外，在美國當地出生的各個民族女性，至少有六成是與外族通婚（Lieberson，Waters，1988，p．173），於是「個人的認同性」愈發需要建立在「他人的不同」之上。若非如此，我何以存？德國的新納粹光頭黨，穿制服、理光頭、踏著四海皆同的青少年文化的音樂起舞，若不痛打當地的土耳其人和阿爾巴尼亞人，如何確立他們的德國屬性？若不盡數剪除那些「不屬於」我們的人，又如何在那有史以來的多數時間裏面，即為各民族各宗教混居為鄰的地面上，建立起我們克族（Croat），或塞族（Serb）的「特有」性格？

第二個現象，最可以用富者的集體自我中心做一番描述，同時也反映了各個大陸之內，國家之間，以及地區之內貧富差異愈大的現象。老式的各民族國家，不論是中央或聯邦性質，以及如「歐盟」類的超國家聯合實體，通常都負起開發其整體區域的責任，就某種程度而言，也平攤了它們之間總體的負擔與利益。這種舉動，意味著比較貧窮落後的地區，可以從比較進步富有的地區獲得補助（經由某種中央分配的機制體系），有時甚至予以優先投資，以求縮小差距。但是歐共體組織實際得很，它的會員資格，只授予貧窮落後程度不致造成其餘會員國過度負擔的國家。這種挑精揀肥的實際作風，卻不見於1993年的「北美自由貿易區」（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Area，NAFTA）。美國和加拿大（1990年平均國民生產總額為2萬美元），只好挑起國民生產總額只有其八分之一的墨西哥這一重擔。而一國之內，富區不願意補助貧區的心態，一直為研究地方政府的學者所熟悉，美國就是最佳例證。美國的「都市內城」（inner city）貧民彙集，更由於原居民紛紛遷離，向郊區出奔，以致稅收不足，其中的問題即多肇因於以上所述心理。誰願意替窮人出錢？洛杉磯的富裕郊區，如聖莫尼卡（Santa Monica）和馬利布（Malibu）兩地，即因此選擇退出洛杉磯市；90年代初期，東岸的史坦登島（Staten Island）也出於同樣理由投票主張脫離紐約。

其三，或許主要是屬於一種反應，一種對20世紀文化革命，即在傳統社會常態、紋理即價值的解體之下，產生的迴音。發達世界中有許多人，在這場驚天動地的社會文化變革中成為被棄的孤人遊魂。「社群」（community）一詞，在這數十年間濫用得如此空洞抽象，不切實際——如「公關族」、「同性戀族」等等——因為原有社會學意義的所謂社群，在現實生活中已經再難找到。於是所謂「認同群體」（identreaｄ.9９csw•ｃomity group）興起，即一個人可以毫無疑惑，確實肯定地「歸屬」于某種「族類」；這種現象，自60年代末期開始，即在一向擅長於自我觀察的美國境內為人指出。其中絕大多數，自然都訴諸共同的「族群」背景，不過但凡以集合性分離主義為目標者，都喜歡借用類似的民族主義式語言，比如同性戀捍衛者即愛用同性戀國度（the queernation）一語。

聯合國際行動的另外一項武器，同樣是在免除主權國家及民主政治的牽涉之下運作，其程度或無過之，但起碼旗鼓相當，即二戰之後設立的國際金融組織，其中以國際貨幣基金，以及世界銀行為主（見第九章第四節）。這兩家機構是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寡頭壟斷支持之下，于危機二十年裡獲取了日益強大的決定權力——這幾大國是以「七大工業國」（Groupof Seven）的模糊頭銜命名，而「七大」的寡頭勢力，自70年代以來，愈有成為正式制度化存在之實。國際匯兌的風雲變幻，第三世界的債務危機，以及1989年後蘇聯集團經濟的瓦解，使得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必須仰賴富國鼻息，倚仗後者是否同意出借貸款的意願行為。而種種借款，更日益走上一個先決條件，即債務國的經濟政策，必須合於國際銀行當局的心意。80年代正值新自由神學意氣飛揚之際，其主張表現為政策，即是有系統地走向民營化，以及實行自由化市場的資本主義。這兩項政策，被強行加諸那些已經傾家蕩產，根本沒有絲毫力量抗拒的政府身上；也不管它們對這些國家的經濟問題，能否產生直接影響（蘇聯倒閉后的俄羅斯即是一例）。凱恩斯和懷特，若見到當初自己建立的這兩項世界金融組織竟然一變至此，將不知做何感想。他們當初懷有的目的——更別說兩人在各自國內達到全面就業的目標——與今天的演變完全不同。然而，這項疑問縱然有趣，但是卻沒有任何意義了。

然而在事實上，危機二十年的分離民族主義，卻與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民族國家草創期大有不同，它根本屬於三種現象的結合。其一，現有民族國家對本身降格為區域成員之事極力抗拒。這種現象，在80年代歐共體會員國（或準會員國）努力保有自主權一事上愈發明顯。這些國家的政治性格也許相去甚遠——如挪威和撒切爾夫人治下的英國——但是在與本國攸關重大的事務方面，它們卻如出一轍，同樣想在泛歐全體的標準化中，保持自己一地一國的自主性。然而，傳統上作為民族國家自衛的主要支柱，即保護主義，在危機二十年裡顯然比當年大災難時期脆弱許多。全球性的自由貿易，此時依然是最高理想，令人驚訝的是，甚至也不失為當代事實——在國家統一號令的經濟制度崩潰之後，更是如此——雖然某些國家暗地保護自己對抗外來競爭，據聞日本與法國就是此中高手。不過義大利人竟然也有高招，始終能讓自家汽車——即菲亞特（Fiat）——吃住國內市場大餅的特大一塊，尤令人印象深刻。不過，這ｒeaｄ.99csｗ.cｏｍ些都只能算作後衛性的防守，雖說愈戰愈烈而且有時頗為成功，但是最激烈的火線，往往是在經濟以外並涉及文化認同之處。法國人——德國人在某些程度之內亦然——就拚命爭取，意圖保全為自家農民提供的高額補助。其中原因，不但是因為農家握有攸關的選票，同時也由於法國人真心相信，一旦小農式的農業不存在——不管這種方式多麼不經濟，多麼缺乏競爭力——那田園風光，那悠久傳統，那法國國家特徵的一部分，也將隨之毀滅。而美國也一再要求法國，開放影片及視聽產品的自由貿易，可是法國人卻在歐洲其他國家的支持之下大力抗拒。因為若應美方所請，美國娛樂事業挾著好萊塢的舊日雄風，在大有重建世界影視霸權的氣勢之下，其產品必將泛濫法國的公私銀（屏）幕（雖說這些以美國為基地的娛樂事業，如今已為多國所有並控制）。但是真正原因還不止此一端，法國人還覺得——倒也不失正確——豈可讓純粹成本計算的謀利經營，導致法語影片生產的末日。不論經濟的理由為何，人生當中，畢竟還有一些必須刻意保護的東西。如果說，就算我們可以證明，在原地興建豪華旅館、購物中心、會議廳堂，將為國民生產額帶來較原有觀光旅遊更大的增值，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難道便會因此認真考慮，竟把自己的沙特爾聖母大教堂（ChartresCathedral）或泰姬陵（Tai Mahal）鏟為平地嗎？像這一類的問題，只需提出，答案便早已在那裡了。

矛盾的是，或許無足驚訝的是，民族國家衰頹的現象，卻與一股將舊有領土切割成很多新的小國的熱潮並進。這些分割領土的主張，多數是基於某些群體對民族語言文化獨佔的要求。一開始，這股自治分離運動之風的興起——主要自1970年後——多屬於一種西方國家的現象，在英國、西班牙、加拿大、比利時，甚至瑞士、丹麥均可見到；70年代初期以來，更在中央集權色彩最淡的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境內出現。共產主義的危機來臨，遂將此風吹至東方，在那裡，1991年後方才成立的名義上的新國（new and nominally nationalstates），較20世紀的任何一個時期為多。不過直到90年代，加拿大邊境以南的西半球並未受到此風半點動搖。至於在80年代和90年代一些國家瓦解的其他地區，如阿富汗及部分非洲，取代舊有國家而起的新形態，卻多是無政府的混亂局面，而非分離成眾多的新的國家。

幸好除此之外，國際行動的保證還有兩條路子可走，而這兩項方法在危機二十年裡也獲得了相當程度的強化。其一，許多中型國家紛紛將國家權力交出，自動讓給超國家的權力機構掌握，因為它們感到本身的力量不足，無法繼續單獨在世上屹立。80年代改名為「歐洲共同體」，再於90年代改為「歐洲聯盟」的「歐洲經濟共同體」，於70年代成員加倍；進入90年代，也極有再度擴張的可能，同時並不斷強化它對會員國事務的決定權力。其成九-九-藏-書員數目的增加，以及歐共體本身權力的擴大，雖然難免引發各會員國政府及國內輿論的不滿及抗拒，可是其規模權力的增長，卻是不容置疑的事實。歐共體的力量之所以如此強硬，是因它非經選舉設立的布魯塞爾中央機構，可以獨立裁定決策，完全不受民主政治的壓力左右。唯一極為間接的影響，只有經由各會員國政府的代表舉行定期會議及協商（各會員國政府則是由選舉誕生）。歐洲聯盟特殊的辦事方式，使得它可以以一個超國家權力機構的方式有效運作，只須受到某些特定的否決權牽制而已。

世界上有兩大地區，將對它們的效果進行檢驗。一個是蘇聯地區及與它相關的歐亞地帶的經濟，它們自西方共產制度解體之後已經衰敗。另一個是充滿了社會火藥庫的第三世界。我們在下一章將會看見，自從50年代以來，第三世界已成為地球上政治不安的最大來源。

然而，這些卻是極為有效的國際權力機構，尤其是富國將政策強加于窮國之身的最佳利器。本世紀即將結束，這些政策的後效如何，對世界的發展將有何種後果，答案依然尚未完全出現。

隨著跨國性經濟控制世界的密網愈漸收緊，同時也嚴重地毀壞了人類社會的一大制度，即自從1945年來屬於普遍性的一大制度：建立在領土主權之上的民族國家。因為如今這些國家，對其事務控制掌握的範圍日漸縮小，凡是其行動運作是立足於領土疆界之內的各類組織，如行業工會、國會、國家公共廣播系統等等，從此失靈。反之，其行動運作不為領土疆界所局限的另一類組織，如跨國公司、國際貨幣市場，以及衛星時代的全球媒體傳播事業，卻開始高唱凱歌。過去可以操縱附庸政權一舉一動的超級大國，如今也失去蹤影，更加強化了這種國界模糊化的趨勢。甚至連民族國家在20世紀中所創設，那個最無可取代的重大功能：即經由社會福利、教育，或醫療以及其他各項資金分配的「移轉性支付」手段，所達到的「所得重分配」的功能，如今在理論上也無法於國界之內自足了——雖然在實際上多數會繼續如此——不過，超國家組織，如歐共體，目前已開始在某些方面予以補助。在自由市場神學家如日中天的時節，國家觀念甚至更遭到進一步的破壞，因為其時興起了一股大風，使得許多原本在原則上由公共事業從事的活動，均被分解「回歸」于「市場」之手。

這種發展的確充滿了矛盾，簡單地說，這些新的小國面對的種種煩惱，論其源頭，與舊國時代來自同一缺陷，而如今國小勢弱，毛病卻反而更大。但是它同時又無甚驚奇，因為時至20世紀末期，世上唯一現存的國家模式，只有划疆立界、擁有自主機制的一種類型——簡而言之，即革命時代以來的民族國家模式。更有甚者，自從1918年以來，世界上所有政權都在「民族自決」大原則的旗下，而其定義更日益局限在語言文化的種族範疇之內。從這個角度出發，列寧與威爾遜總統的看法不啻一致。《凡爾賽和約》之下的歐洲，以及後來成為蘇聯的廣大地界，都建立在由民族國家形成的組合之上。https://read.99csw.com以蘇聯為例（南斯拉夫日後也仿蘇聯前例），則由這一類民族國家聯合而成，後者在理論上——然非實際——有從聯合中分離的權利。這類聯合體一旦解體，自然沿著事前劃定的界痕而分裂。

因此，認同式的政治，以及世紀末的民族主義，並不是用來處理20世紀末期種種困境難題的方法，它只是面對這些難題時產生的情緒反應。然而在本世紀接近尾聲之際，解決這些難題的機制何在？方法何在？卻顯然越來越成問題。民族國家不再能挑起這個任務。可是誰能夠呢？

5

這種「新族」現象，在最具有多族群結構的國家裡也層出不窮，顯示所謂認同群體的政治性質，與傳統的「民族自決」大相徑庭。後者追求的目標，是創造出一個擁有一定國土的國家，與特定的「人群」認同，基本上屬於民族主義者的思想。可是分離國土的要求，對於美國黑人，或義大利人而言，並不是他們「族群政治」的一環。同樣地，加拿大境內烏克蘭裔的政治屬性，也不屬烏克蘭而是屬加拿大。事實上，在天生便屬於異質社會的都市內部，其族群政治或類似政治的本質即在相互競爭，即不同的族群在一個非族群的國家裡面，各自發揮效忠己群的心理為政治作嫁，共為分食那一塊資源大餅而較勁。如紐約市政客操縱改划選區，以為拉丁裔、東方裔及同性戀團體選出代表，這種人一旦當選，所求于紐約市者自然更多。

這種高度排他性的認同政治，不論其終極目標為何，不論其是否要求建立獨立國家，其悲劇性卻在它根本就行不通，眾人只能在表面上佯裝，它是可以實現的事實。布魯克林（Brooklyn）的美籍義大利人，對本身的義大利特色極為強調（可能還日益強烈），他們喜歡用義大利語彼此對談，為自己對本來應該是母語的語言不甚流利感到抱歉。可是他們生活工作的所在，明明是美國經濟社會，義大利與否，除了對某些極小的特殊市場而言，根本無關緊要。至於所謂黑人、印度人、俄羅斯人、或女性、或任何一種認同群體，自有其本身不可對外言喻、不可為外了解的心理，這種說詞，只有在其唯一功能，即為鼓勵這種觀點的機制里，才能生存，一旦出外根本站不住腳。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研究的物理學，並不是伊斯蘭物理學；以色列工程師學的工程學，也不是猶太哈錫德派（Chassidic）專有的工程學。甚至連文化民族主義觀念最強烈的法德兩國，也不得不承認身在科技專家學者共同合作的地球村裡，勢必需要一種類似中古拉丁文般的國際共通語文；而今世的國際語言，恰好是英語。也許在歷代的種族屠殺、集體驅趕、「種族凈化」之下，在理論上，這個世界已經依種族被分裂為許多同質性的領土。然而即使在這樣一個世界里，由於人口的大量流動（工人、旅客、生意人、技術專家等等），時尚的風行，以及全球性經濟無孔不入的觸角，而無可避免再度變成異質性的社會，此情此景，于中歐歷歷在目；而此地於二戰期間及戰後，卻曾遭過「種族凈化」的毒手。此情此景，也必將發生在一個愈發都市化的世界裏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