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如此，第三世界畢竟成為那些依然深信社會革命之人的信仰希望基石。它擁有世上絕大多數的人口，它彷彿一座遍布全球，隨時等待爆發的火山，它是一處稍微顫抖，便表示大地震即將來臨的地震帶。即使是那位認為意識形態已經在黃金時代自由安定的資本主義西方世界里告終的學者（Bell，1960），也承認千福年與革命的希望並未就此消失。第三世界的重要性，並不限於十月傳統的老革命家，或對50年代雖興旺卻世俗的平庸現象感到灰心的所謂浪漫人士，整個左翼路線，包括人道主義的自由派，以及溫和派的社會民主黨人，都需要一樣東西賜與他們理想——單單是社會安全制度立法，以及不斷升高的實際所得，哪裡足夠——第三世界，可以保存他們的理想；而遵循啟蒙運動偉大傳統的黨派，除了理想之外，也需要實際的政治以供他們行動。少了這些，他們便無法生存。否則，我們如何解釋那些主張非革命性的進步楷模：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荷蘭，以及那相當於19世紀宣教團使命的20世紀後期（新教）「世界基督教會協會」（World Concilof Churches），種種熱情支援第三世界的舉動？就是這股熱情，在20世紀後期引導著歐洲各地的自由派人士，扶持著、維繫著第三世界的革命者與革命活動。

發生於第三世界的種種變遷及逐漸解體的現象，與第一世界有一點根本上的不同。前者形成了一個世界https://read.99csw.com性的革命區域——不管其革命已經完成、正在進行，或有望來臨——而後者的政治社會情況，一般而言，在全球冷戰揭幕時大多相當穩定。至於第二世界，也許內部蒸氣沸騰，可是對外卻都被黨的權威及蘇聯軍方可能的干預嚴密封鎖。只有第三世界，自1950年以來（或自它們建國以來）很少有國家未曾經歷革命、軍事政變（其目的也許是鎮壓革命、防範革命，或者甚至是促成革命），或其他某種形式的內部軍事衝突。到本書寫作為止，唯一能夠避免這種命運的只有印度，以及幾處在高壽的家長式權威人物統治之下的前殖民地，如馬拉維（Malawi）的班達（Dr．Banda）——前身是尼亞薩蘭（Nyasaland）殖民地——以及（一直到1994年為止）象牙海岸那位彷彿永遠死不了的烏弗埃·博瓦尼（M．Felix Houphouet－Boigny）。這種持續性的政治動蕩不安，便成了第三世界共有的一大現象。

這種現象，美國自然也看得很清楚。作為「保持國際現狀」的最大護法師，美國將第三世界的動蕩種子歸咎於蘇聯；至少，它也把這種騷亂狀態，看作對方在全球霸權爭奪戰中的一大資產。幾乎自冷戰開始，美國便全力出擊對抗這一威脅，從經濟援助開始，到意識宣傳，正式與非正式的軍事顛覆，一直到掀起大戰，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它採取的方https://read.99csw.com式，以與當地友好政權或收買當地政權合作為上策，可是如有必要，即使沒有當地擁護也不惜為之。於是在一、二兩次大戰戰火告息，世界自19世紀以來進入最長一段和平時期的同時，第三世界卻成了一片戰區。到蘇聯體系瓦解以前，據估計，1945－1983年間發生過100次以上「大型戰爭、軍事行動與軍事衝突」，死亡人數高達1900萬人——甚至也許達2000萬眾——這些大小戰事幾乎全部發生在第三世界區域：其中900萬死在東亞，350萬在非洲，250萬在南亞，50餘萬在中東。這還不包括當時剛開火，堪稱慘酷之極的兩伊戰爭（1980－1988年）；只有拉丁美洲的死難人數較少（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m，1985，p．14）。1950-1953年的朝鮮戰爭，犧牲者據統計為三四百萬（該國總人口也不過3000萬人）（Halliday／Cumings，1988，pp．200－？），而長達30年的幾場越南戰爭（1945－1975年），其慘重更列所有之冠。朝越兩戰，是美國軍方大規模直接參与的僅有戰事，先後分別有5萬名美軍因此陣亡。至於越南百姓與中南半島其他居民的人命損失，更是難以估算，最保守的統計也應有200餘萬。然而除此以外，其他間接與反共有關的戰爭，其殘酷程度也與此不相上下，尤以非洲地https://read.99csw.com區為最。據估計1980－1988年間，在莫三比克和安哥拉共有150萬人死於反政府的戰爭（兩國人口共為2300萬），另有1200萬人則因此流離失所，或瀕臨飢餓威脅（UN，Africa，1989，p．6）。

第三世界的革命潛力，也多具有共產黨屬性，不為別的，單就這些殖民地解放領袖均自認為社會主義者一事即可看出，他們從事的解放手段及現代化運動，也以蘇聯為師，採取同一路線。這些人若受過西式教育，可能甚至將自己視為列寧與馬克思的追隨者。不過，強有力的共產黨派在第三世界相當少見，而且除在蒙古、中國和越南以外，共產黨在本國的解放運動中均未扮演過主要角色——然而，畢竟也有幾處新政權看出列寧式政黨的好用之處，並借鑒或移植挪用，如1920年後孫中山在中國。另有一些獲得相當勢力及影響的共產黨派，則不是靠邊站（如50年代的伊朗和伊拉克），就是慘遭大肆荼毒。1965年的印尼，在一場據說有親共傾向的軍事政變之後，約有50萬名共產黨或有共產黨嫌疑者遭到處決——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政治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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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當1960年蘇聯在國際共運的領導地位受到中國以革命之名挑戰時（挑戰者還包括各種名目的馬克思派別），第三世界遵從莫斯科號令的各家政黨，也始終維持其刻意的修正路線。在這一類國家裡，資本主義——就其存在而言——不是它們的敵人，它們的敵https://read.99csw.com人是資本主義的前身（pre－capitalism）的利益，以及在背後支持這些邪惡勢力的帝國主義（美帝）。武裝鬥爭，並非向前躍進，卻是「民族」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攜手的廣大人民或民族陣線。簡單地說，莫斯科的第三世界策略，沿續著30年代的共產國際路線，反對一切說它背離十月革命宗旨的指責（見第五章）。這項政策，自然激怒了那些主張槍杆子打天下的人，可是有時卻頗為奏效，如60年代初期在巴西和印尼，以及1970年在智利。但是也許無足驚訝的是，一旦這個策略達到目的，卻立刻為繼起的軍事政變所中斷，隨後而來的更是恐怖統治。1964年後的巴西，1965年後的印尼，以及1973年的智利，就是證明。

幾十年來，基本上蘇聯都採取相當實際的態度，來處理它與第三世界革命派、激進派，或解放運動的關係，因為蘇方並不打算，也不期望，擴大它現有在西方世界的共產黨地盤，以及中國在東方一帶的介入範圍（不過它對中國的影響力無法全盤控制）。這種政策，即使在赫魯曉夫時代（1956－1964年）也不曾改變。當時各地有許多「國產」革命，乃是靠著自己力量取得政權，共產黨卻不曾在其中扮演任何重要角色，最著名的例子首推古巴（1959年）和阿爾及利亞（1962年）。而非洲殖民地紛紛獨立，也將當地各國領袖人物一一推上權力舞台，他們的野心目標，最多不過是「反帝國主義者」、「社會主義者」，read.99csw.com及「蘇聯之友」的頭銜。尤其在蘇聯伸出援助之手，提供科技等各項不帶舊殖民主義腐敗氣息的援助時，更願與蘇聯友好。傾向此道者不乏其人，如迦納的恩克魯瑪、幾內亞的杜爾、馬里的凱塔（Modibo Keita），以及比屬剛果悲劇下場的盧蒙巴（Patrice Lumumba）。盧蒙巴不幸被刺身亡，因此成為第三世界的烈士神明，蘇聯為紀念其人，特將1960年為第三世界學生成立的「人民友誼大學」（People』s FriendshipUniversity）改名為「盧蒙巴大學」。莫斯科同情這類新起的非洲政權，並且予以協助，可是沒有多久，就放棄對他們過度樂觀的期望。如比屬剛果這個龐大的前殖民地，在匆忙被授予獨立之後，立刻步上內戰之途。蘇聯於內戰中提供盧蒙巴派軍火援助，對抗美國和比利時的代理或傀儡政權（剛果內戰並有聯合國部隊介入，同為兩個超級大國所不喜歡），結果令人失望。而各地新政權中的一支，卡斯特羅的古巴，出乎眾人意料地正式宣布自己是共產黨政權時，蘇聯雖將之收編翼下，可是在此同時，卻不打算因此永久地破壞它與美國的關係。一直到70年代中期，都沒有任何明顯證據顯示，蘇聯意欲借革命將共產黨陣營地盤向前擴展。即使到了70年代中期以後，蘇聯的動作也表示它只是無心栽柳，剛巧從中得利罷了。老一輩的讀者也許還記得，赫魯曉夫一心一意，只指望社會主義在經濟上的優越性，可以把資本主義埋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