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使革命正反兩方同感驚訝的事情是，自從1945年後，游擊戰，似乎成為第三世界革命——也是世界各地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二戰以來，共有32場戰爭名列1970年編的「游擊戰大事年表」，除了其中3項以外——40年代末期的希臘內戰、50年代塞普勒斯，及1969年北愛爾蘭對抗英國——其餘全部發生在歐洲北美以外的地區（Lapueur，1977，p．442）。自此之後，這張名單很快地又加長了。但是革命都是從山林草莽間發動的印象，並不盡然正確，未免低估左翼軍事政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後面這種方式，在葡萄牙於1974年戲劇性地創下首例之前，在歐洲似乎不能發揮作用，可是卻是伊斯蘭世界的家常便飯，在拉丁美洲也非意料之外。1952年的玻利維亞革命，便是在礦工與軍方叛變分子攜手之下發起；而秘魯社會最激烈的改革，則是由60年代後期與70年代的軍事政權推動。同樣地，都市民眾具有的革命潛力，也是一支不可忽視的舊力量，1979年的伊朗革命，以及日後的東歐社會，就是最佳例證。不過回到本世紀的第三階段，世人的眼光都以游擊戰為焦點，游擊戰術的優越性，也一再為不滿蘇聯路線的激烈左派思想家所鼓吹。與蘇聯交惡分裂以後的毛澤東，1959年後的卡斯特羅——更確切地說，應該是卡斯特羅那位英俊滯灑的同志，天涯浪子格瓦拉（CheGuevara，1928－1967）——即是其精神領袖。至於實行游擊戰術最成功的頭號隊伍：越南共產黨，先後擊敗法國和強大的美國，受到舉世熱烈推崇。可是，這些共產黨卻極不鼓勵各家崇拜者在左派意識的內鬥中自相殘殺。

在拉丁美洲、在亞洲、在非洲，游擊戰術堪稱成就非凡，並且有可能再上層樓。但是若將戰場移到發達國家，游擊之路則無甚意義。不過在第三世界農村與都市游擊戰雙管齊下之下，第一世界年輕的叛逆者和革命者——或只是文化上的持不同政見者——受到的激勵日廣，自是無足驚訝。有關搖滾樂的報導，便將當年伍德斯托克（Woodstock）的音樂節（1969年），比作「一支和平的游擊隊」（Chapple and Garofalo，1977，p.144）。格瓦拉的畫像，則被巴黎東京的示威學生當作偶像般舉來抬去；他那頭戴貝雷帽、滿臉絡腮胡、顯然充滿男性氣息的模樣，挑動了每一顆心，甚至連「反文化」圈中最不具政治色彩的心靈，也因此為之跳躍不已。雖然第一世界的左派在實際示威活動之中，較常吟唱的口號往往是越南領導人胡志明的名字（「嗨唷！嗨唷！胡志明！」），但是全球「新左派」在1968年曾有過一場極為完備的調查，格瓦拉的大名卻是最常被提起的一個——僅次於哲學家馬爾庫塞（Marcuse）。於是在對第三世界游擊隊的支持之下，以及1965年後，美國青年九-九-藏-書反抗被政府送去與第三世界游擊隊作戰的抗議聲中，左派因此產生了大聯合的聲浪；唯一能與這兩股凝聚力相媲美者，只有反核一事。《地上的可憐人》（The Wretched of theq Earth）一書的作者，原是加勒比海地區一名心理學者，曾參与阿根廷的解放戰爭。書中謳歌暴力，認為它是被壓迫者的一種精神解放形式。知識圈中的某些行動派閱此深受震撼，此書隨之便成了他們的重要經典，影響日大。

於是這股游擊風遂席捲了拉丁美洲，一群群熱情激昂的青年男子，紛紛在卡斯特羅、托洛茨基或毛澤東的旗幟之下發動了他們的游擊戰爭。可是只有在中美及哥倫比亞，由於當地擁有農民支持武裝鬥爭的基礎是為例外之外，這些游擊武裝都同遭立即覆滅的下場，只遺下無名英雄及赫赫人物的屍骨遍地——包括格瓦拉本人死於玻利維亞，以及另一名與他同樣英氣勃發，教士出身的叛軍領袖托雷斯（Camilo Torres）神父死在哥倫比亞。這項戰略的策劃效果實在欠佳，尤其是如果條件得當，在這些國家進行持久並有效果的游擊戰其實不無可能。1964年以來，具有正式共產黨身份的「哥倫比亞武裝革命部隊」（Armed Forces of the Columbian Revolution，FARC）一直延續至今，其活動到本書寫作時仍在進行，就是證明。80年代在秘魯興起的毛派「光輝道路運動」，則是另一例證。

50年代拉丁美洲的各路反叛人士，最後難免發現，革命不能單靠自己歷史上解放英雄的教誨，如全拉丁美洲的革命英雄玻利瓦爾（Bolivar），以及古巴自己的偉人馬蒂（JoseMarti），1917年後的反帝社會革命傳統，即左派理論，顯然也不可缺。兩者都主張「農業改革」——不管它代表什麼意思——而且，（至少在表面上不曾說明）都具有反美的情緒。尤其是貧窮的中美地帶，「離老天爺這麼遠，離美國卻這麼近」——套用墨西哥老一輩強人迪亞斯（Profirio Diaz）的話。而卡斯特羅一幫人雖激進，但是除了其中兩人，他本人及他的同志們都不是共產黨，甚至也不曾表示得到任何馬克思流派的同情和支援。事實上，古巴當地的共產黨——是智利以外拉丁美洲的唯一這類大黨——不但與他們毫無淵源，一開始甚至不表同情，直到相當晚才有部分人參與卡斯特羅的活動。雙方關係顯然極為冷淡，害得美國外交人員及政策顧問常有爭議，搞不清楚卡斯特羅這一股人馬到底贊成還是反對共產黨。如果的確是共產黨，美國中央情報局成竹在胸，很知道該怎麼處置——它已經在1954年解決過一個瓜地馬拉改革派的政府了——可是現在，卻顯然認定古巴這幫人不是共產黨。

事實上，古巴的成功，最可能向它歡呼的是批評莫斯科的人。長久以來，這些人對九九藏書蘇聯決定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為第一優先的政策極為不滿。卡斯特羅的榜樣，激勵了拉丁美洲各地好戰派的知識分子。這片大陸，一向充滿了隨時準備摳扳機，以英勇無私為榮，更愛展現英雄作風的熱血人物。一段時間過去，古巴開始鼓動南美大陸上的叛變行動，格瓦拉更不斷鼓吹；他是泛拉丁美洲革命的頭號鬥士，大力主張應該製造出「兩個、三個、更多的越南」來。至於思想方面，則有一位年輕聰穎的法國左派（除此其誰？）提供了合用的理論。他整理出一套理論，即在一個革命成熟的大陸上，唯一所缺的需要，就是將小隊武裝送入山區，據山為營，形成群眾解放鬥爭的「中心焦點」（focos），便能水到渠成。

當保守主義的氣焰在全球興盛了10年之後，再也沒有另一場革命能像古巴一樣，令西半球及發達國家的左翼人士歡欣鼓舞了，也只有這場革命，為游擊戰做了最佳宣傳。古巴革命里什麼都不缺，要什麼有什麼：有山林草莽的英雄浪漫；有學生出身的年輕領袖，貢獻出他們青春歲月的慷慨無私——年紀最長者也僅過而立之年。一個快樂喜氣的民族，在一個熱帶的旅遊天堂，帶著倫巴韻律的脈動氣息。更重要的是，它的成就、它的作為，可以被舉世的左派人士歡呼。

巴西軍方在1964年接管政權，趕走的也是類似敵人。巴西偉大的民粹領袖瓦加斯（1883－1954年），他的傳人在60年代初期開始左轉，提倡民主化及土地改革，並對美國政策提出質疑。其實出現於60年代末期的小規模游擊活動，對軍政權根本不具威脅，卻成為後者大肆無情鎮壓的借口。不過70年代初期以後，當局的鐵腕漸有放鬆之勢，到1985年，並將政權交還文人，這一點不可不提。至於智利軍方的大敵，則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及其他進步派人士的左翼聯盟——即歐洲人（對此智利亦不例外）稱的「人民陣線」（見第五章）。這個聯合陣線，早於30年代便曾在智利贏得選舉，當時華盛頓對此沒有如今緊張，智利也被一般公認為文人執政的憲政體制。聯合陣線的首腦，社會主義人士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於1970年當選總統，但是政權不穩，隨即於1973年為一場背後有美國支持（恐怕是美方主謀）的軍事政變推翻。智利從此又是1970年軍政權的當家行為盛行——處決、屠殺（官方或半官方式），有系統地折磨虐待監獄犯人，政治反對人士相繼大批流亡。軍方首腦皮諾切特將軍執政17年裡，在經濟上卻執行極端的自由主義。因此再度證明，別的不論，政治的自由民主，與經濟的自由主義，在現實上並非絕對的天生夥伴。

即使在拉丁美洲，政局變化的主力還是來自文人政客以及軍方。60年代，一個個右翼軍政權席捲南美大部分地區，其原因其實並非針對武裝叛亂——至於中美一帶，軍政府始終流行，只有革命時代hｔｔps://ｒｅａd•99csw.ｃｏm的墨西哥及小國哥斯大黎加是例外，後者甚至在1948年一場革命之後，一舉將它的軍隊消滅了——阿根廷的軍方推翻了民粹派首領庇隆，庇隆的勢力，則來自勞工組織及窮人的力量（1955年）。自此之後，阿根廷軍人間歇執政，因為一方面庇隆派的群眾運動始終難以摧毀，另一方面卻再也沒有穩定的文人政府起而代之。1973年庇隆自外流亡返國，這一回，則有當地許多左派抓著他的褲腳助陣。庇隆之歸，再度顯示其支持者的實力。於是軍隊又一次發動流血行動，標榜愛國而奪回大權，一直到他們輸掉了那場短暫、無謂、卻具有決定性的福克蘭之戰（1982年），被趕下台為止。

1964年後，玻利維亞的革命政權被軍方推翻，此事也許和美國擔心古巴在玻利維亞的影響日盛有關。當年浪子英雄格瓦拉，便在一場時機不成熟的游擊行動里于玻利維亞不幸身亡。可是玻利維亞這個國家，不管其統治者多麼殘忍，卻不是一個能讓任何當地軍人長久統治的地方。於是在一連串將軍上台下台更替執政之間，在他們對毒品貿易的暴利越來越眼紅心動之際，玻利維亞軍政權於15年後結束。至於烏拉圭的軍隊，則利用當地一場極為高明的「都市游擊」運動為借口，進行司空見慣的殘殺，可是最後在1972年造成軍方奪權的最大原因，卻是「廣義左派」（Broad Left）人民共同陣線的興起，直接與該國傳統的兩黨政治相抗衡。但是這個可稱為南美唯一民主政治最為悠久的國家，總算保住其一定的傳統，最終畢竟否決了軍事統治者賜予他們的那部帶著手銬腳鐐的殘缺憲法，並於1985年重由文人執政。

2

50年代的第三世界，充滿著層出不窮的游擊戰，而這些戰事，幾乎全部發生在殖民勢力（或移居當地的殖民者）不願放手讓前殖民地輕易和平獨立的國家裡——如分崩離析的大英帝國治下的馬來亞、肯亞茅茅運動和塞普勒斯。至於其中最嚴重的戰事，則發生在日薄西山的法蘭西帝國，如阿爾及利亞與越南。但是說也奇怪，最後將游擊戰推上世界頭版地位的事件，卻是另一樁規模小得多的行動——肯定比馬來亞叛亂為小（Thomas，1971，p．1040）——即不按常理出牌，結果卻大獲成功，於1959年1月1日取得加勒比海古巴島政權的一場革命。卡斯特羅其人，其實倒也不是拉丁美洲政治場上不常見的人物：年輕、強悍、充滿領袖魅力、出身良好的地主家庭；政治觀點模糊，卻決心一展個人英勇——管它是在哪一種自由抗暴的旗幟之下，只要恰當時機出現，決心在其中成為一號英雄。甚至連他提出的口號，也屬於舊的解放運動，雖然可敬，卻缺精確的內容（「沒有祖國就是死」——原為「不是勝利，就是死亡」，以及「我們會出頭」）。在哈瓦那大學（HavanaUniversity）舞槍弄棒的少年當中，度過一段rｅaｄ.9９ｃsｗ.coｍ默默無聞的學生政治期后，卡斯特羅投入對抗古巴獨裁者巴蒂斯塔將軍（Fulgencio Batista）政府的陣營——巴蒂斯塔當年以士官身份，於1933年軍事政變中首次登場后，就是古巴政壇上家喻戶曉的殘暴人物，並於1952年再次奪得政權，一手廢除憲法。卡斯特羅以積極行動的姿態進行抗爭：1953年攻擊一處軍營，然後坐牢、流亡，再度率領游擊隊攻回古巴，並在二度進擊之際，于偏遠的山區省份鞏固了勢力。這場準備並不充分的賭博，竟然大獲回報——其實就純粹軍事角度而言，挑戰的難度並不高。那位游擊戰的天才領袖，阿根廷醫生出身的格瓦拉，只帶領了148名士兵，便繼續前往征伐古巴其餘地方，最後大功告成時，全體人馬也只增加到300人而已。而卡斯特羅本人的部隊，則只在1958年12月，佔領了第一座擁有千名人口的村鎮（Thomas，1971，pp．997，1020，1024）。一直到1958年前，卡斯特羅的最大成就——不過確也非同小可——在於他顯示了小小一支非正規的軍隊，卻可以控制一個廣大的「解放區」，而且能抵擋正規軍的攻擊——當然後者士氣低落，已是公認事實。卡斯特羅之所以獲勝，在於巴蒂斯塔的政權本身脆弱不堪，除了為自己利益者外，別無真誠擁護，其領導人物本身，又在腐化之下怠值懶散。於是從民主資產階級到共產黨，各方政治路線聯合的反對力量一興起，獨裁者自己的左右軍警爪牙也認定他氣數已盡，這個政權便立刻垮台了。卡斯特羅提供了這個氣數已盡的證明，他所率領的勢力自然便成了正統。叛軍勝利的一刻，多數古巴民眾均真心感到解放來臨，從此希望無窮；而這個解放與希望的象徵，就體現在那位年輕的叛軍指揮身上。短促的二十世紀，是充滿了天生領袖氣質人物，站在高台之上、麥克風前，被群眾當作偶像崇拜的年代。在這些天才英明的領袖當中，恐怕再沒有第二個人能像卡斯特羅一樣，擁有如此眾多深信不疑、滿心愛戴的聽眾。這名身材高大、滿臉鬍鬚的英雄，一身皺巴巴的作戰服，毫無時間觀念，一開口就能夠滔滔不絕地講上兩個小時。雖然內容複雜，思緒紊亂，卻能贏得群眾毫無質疑的全神傾聽（包括筆者在內）。終於有這麼一回，革命成為眾人的集體蜜月經驗。它會帶我們往哪裡去？一定是什麼更好的所在吧！

然而，雖然農民也走上了游擊之路，游擊戰本身卻絕非一個農民運動——「哥倫比亞武裝革命部隊」是極為稀有的例外。游擊運動進入第三世界的鄉間，主要是年輕知識人的作為，而這些年輕人的來源，先為本國已有身家基礎的中產階級，隨後又有一批農村小資產階級的兒女為新鮮血液（兒子為主，女兒較少）。日後當游擊戰由內陸的農村轉到都市，如60年代後期某些第三世界左派革命的做法（如阿根廷、巴西、烏拉圭及歐洲），其成員也不外以上read.99csw.com兩種來源。事後的發展顯示，在都市裡，游擊隊反而比農村容易行動，因為前者無須藉助（多為中產階級）。這些「都市游擊隊」或「恐怖分子團體」發現，在都市中可以達到更震撼的宣傳效果，殺傷力也更為驚人——如1973年佛朗哥元帥指定繼承人海軍上將布蘭科（Garrero Blanco）之死，即是分離運動組織巴斯克自由黨下的手；以及義大利總理莫羅（Aldo Moro）於1978年被刺，是義大利紅色旅（Red Brigades）所為——而這些攻擊行動的能力，更是不在話下。總之，在都市進行游擊戰，戰果比在本國鄉間推動革命輝煌多了。

但是當時發生的各種狀況，卻在促使著卡斯特羅的運動一直往共產主義方向走。從那些傾向於拿起槍杆子打游擊的人開始，他們所鼓吹的一般性社會革命理論，到麥卡錫參議員在美國掀起反共高潮的10年間，都自動使得反對帝國主義的拉丁美洲起義者，與馬克思思想較為情投意合。全球性的冷戰局面，更使整件事水到渠成。如果新政權討厭美國——十之八九，一定如此——只消對美方投資造成威脅，保證可以得到美國頭號大敵的同情支援。更有甚者，卡斯特羅經常在數百萬民眾前獨白式的治理作風，也不是治天下的方式，就連任何一個小國或革命也不能長久。即使是民粹主義，也需要某種形式的組織；而共產黨則是唯一站在革命一方，並可以提供他這種組織的團體。兩方彼此需要，不久便結為一體。不過，到1960年3月，早在卡斯特羅發現古巴必須走社會主義路線，自己也得變成共產黨之前（但是他這個共產黨，自有其別具一格的風格），美國便已經決定把他當作共產黨來處置，中央情報局被授命進行推翻他的任務。1961年中央情報局策動古巴流亡人士進攻豬灣（the Bay of Pigs）失敗，一個共產黨政權的古巴便在美國最南端小島基韋斯特（Key West）的百把公裡外存活下來，並在美國封鎖之下，對蘇聯的依賴日深。

簡而言之，身穿迷彩服出沒熱帶叢林的游擊形象，成為60年代第一世界激進派的中心印象，甚至是他們最主要的靈感。「第三世界論」者相信，世界的解放，將由周邊窮苦的農業地帶發動完成，這些被剝削、被壓榨、被眾多文獻稱為「世界體系」里的「核心國家」所迫、淪于「依賴地位」的廣大地區，卻要回頭來解放全世界。這個理論，抓住了第一世界左派理論家的心。如果說，根據「世界體系」說，世上的煩惱之源，不是出於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卻在於第三世界於16世紀陷於歐洲殖民主義之手，那麼，只要在20世紀，將歷史的過程反轉過來，第一世界感到束手無策的革命人士，便能有突破之路，衝出這個無能為力的困境了。難怪有關這方面最有力的言論，往往來自美國的馬克思派，因為想要靠美國的內部力量，產生贏得社會主義勝利的希望，實在太渺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