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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革命已然褪色，最戲劇性的證據，卻正來自致力於世界革命的國際運動的解體。1956年後，蘇聯，以及在它領導之下的國際運動，開始失去獨家控制，不再能一手掌握革命目標，及其目標背後具有團結效力的理論意識。如今已有許多不同類型的馬克思主義者，幾種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甚至連那少數於1956年後，依然在旗幟上保留斯大林肖像的共產黨，也有了兩三種的不同模式[中國、阿爾巴尼亞，以及與正統印度共產黨分家的印度共產黨（馬列）]。

以莫斯科為中心的國際共運，在1956－1968年間瓦解。1958－1960年間，中共與蘇聯正式決裂，並呼籲其他各國效法，退出蘇聯集團，另行組織共產黨派與之較勁（不過成果甚微）。而其他共產黨派（以西方為主），則在義大利領頭之下，公開表示與莫斯科保持距離。甚至連最初的1947年「社會主義陣營」，如今也開始分裂成對蘇聯效忠程度不一的各種隊伍，從全面效忠的保加利亞起，一直到完全自己當家作主的南斯拉夫。1968年蘇聯軍隊侵入捷克，其目的在於以另外一套政策，取代當時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實行的新政策。蘇聯此舉，最終斷送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從此之後，甚至連執行莫斯科路線的共產黨派，也開始公開批評蘇聯，並採取與莫斯科意見相左的政策——如「歐洲共產主義」（Eurocommunism）。種種唱反調的現象，便成為正常狀況。國際共運的落幕，也是其他任何一種主張國際路線的社會主義或社會革命的尾聲，因為這些異議分子與反莫斯科人士，除了各成宗派之外，再也無法組成有效力的國際組織。唯一尚能模糊喚起全世界解放傳統印象的機構，只剩下社會主義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 1951）。這個組織，如今代表的卻是已經正式放棄任何一種革命路線的政府和黨派，其中多數在西方；更有甚者，多數甚至連對馬克思思想的信仰也完全放棄了。

這是一個大千世界，是諜報小說恐怖故事作家筆下最好的素材，對後者來說，70年代真不啻黃金時光。這是西方歷史上殘暴與反恐怖行為并行的最黑暗時期，這也是現代殘虐暴行的九九藏書黑色時代。死亡與綁架者的魔爪伸延，還有那標誌不明、使人「神秘失蹤」的汽車橫行——可是人人都知道那些車輛來自軍警、來自特務諜報單位、來自已經脫離政府掌握，更別說民主手段能控制的超級組織。這是一場難以啟齒的「骯髒戰爭」。甚至在擁有深厚憲法程序傳統的國家，如大不列顛，也可見到這種不堪手段的運用。北愛爾蘭衝突初起的早年，便曾出現過相當嚴重的狀況，引起「大赦國際」（AmnestyInternational）關切，納入其有關虐待狀況的報告書中；而最惡劣的例子則出在拉丁美洲。至於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雖然並沒有太多人予以注意，不過它們卻並未受到這股邪惡風氣的感染，它們的恐怖時代已經拋在背後，國境內也沒有恐怖分子活動。只剩下一小群持不同政見者深深知道，在他們的處境之下，筆的力量遠勝於劍。或者可以說，打字機的威力（再加上西方公眾的抗議支援），遠勝過炮彈的破壞力量。

儘管如此，這一代反叛學生裏面，畢竟有相當數目之人因而開始注意政治，他們自然都接受了激進革命及全面社會轉型的教導，以他們的精神領袖為導師——即非斯大林派的十月革命偶像馬克思以及毛澤東。自從反法西斯的時代以來，馬克思思想第一次走出家門，不再限於莫斯科正統理論的禁錮，吸引了西方大批年輕的知識群眾（對於第三世界來說，馬克思思想的魅力自然從來沒有停息）。這是一個奇怪的馬克思學說現象，不以行動為戰場，卻在討論會中、學術場上喋喋不休，再加上當時學術界流行的各類思潮，有時還湊上其他形形色|色的意識思想、國家主義、宗教學說。這一片花花世界的聲音，完全從課堂上進發而出，而非工人生活的實際體驗。事實上，這些思想、討論，與這一群馬克思新門徒的實際政治行為毫不相干。他們大聲疾呼，主張進行激進的戰鬥手段，而這種戰鬥行為，其實根本不需要任何研究分析。當初的烏托邦理想如泡沫散滅之後，許多人又回到——或可說轉向——左派的老路上去（如法國的社會黨，即在此時重整，義大利共產黨是另外一例），而如今的左翼黨派，在年輕新鮮血液的注入后，也頗有部分振興的氣九-九-藏-書象。這既是一場知識分子的運動，自然也有許多成員被拉入學術圈的陣營，在美國的學術界里，便因此造成政治文化激進分子空前地眾多。另有部分人，則視自己為繼承十月傳統的革命者，遂紛紛參加或重建列寧式訓練有素的小團體，最好是秘密性質的「先鋒」型幹部組織為佳，以向大型團體滲透，或以恐怖行動為目標。於是在這方面，西方與第三世界合而為一，後者也有數不盡的非法戰將，磨拳擦掌準備以小團體的暴力，補償前線大規模的敗退。70年代的義大利，曾出現各種名目的「紅色旅」，可能便屬於布爾什維克一系在歐洲最重要的勁旅。於是一個奇特的秘密世界從此冒出，在這裏，國家主義的行動團體，與社會革命意識的攻擊部隊，共同在國際密謀網中相結合。其中有「紅軍」（一般規模甚小）、有巴勒斯坦人、有西班牙巴斯克叛亂分子、愛爾蘭共和軍，以及其餘形形色|色各路人馬，並與其他非法地下網路相重疊，同時又為情報組織所滲透，受到阿拉伯與東方國家所保護，必要時甚至予以援助。

時至今日，在繁榮興旺的資本主義工業國度里，若以叛亂騷動，以及群眾運動的古典模式引發社會革命，這種可能性如今根本沒有人認真考慮了。然而就在西方繁榮的最巔峰里，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最核心內，各國政府卻忽然意外地——剛開始甚至甚感不解地——發現自己竟面對著一種彷彿類似舊式革命的現象。此中現象，透露了貌似穩固、卻實有漏洞的政權的弱點。1968－1969年間，一股反叛狂飆，吹遍了三大世界（至少其中的一大部分）。暴動的浪頭，為一股新生的社會力量——各地學生——送往各個角落。此時甚至在中型的西方國家裡，學生人數也已經以數十萬計，不久更要高達以百萬計（見第十章）。更有甚者，學生除了人數眾多，更有三項政治特徵助其威風，愈增其政治要求的效力。其一，他們全部聚集在碩大無朋的知識工廠中，動員容易，比起社會真實大工廠里的工人，空間時間綽綽有餘。其二，他們通常都在各國首都大城之內，隨時在政客的眼目及媒體的照相機緊盯之下。其三，身為受教育的階級，經常也是殷實的中產階級之後，而且更是供本國社會擢九_九_藏_書取統治新秀的來源（舉世皆然，尤以第三世界為最），當局對他們自然多有容忍，不會像對付下等階級般輕易開槍掃射。在歐洲，不論東西，甚至在1968年5月的巴黎，那場驚天動地的大暴亂及街頭格鬥當中，學生都不曾遭到嚴重的傷亡。有關當局小心謹慎，全力避免造成烈士。至於在確有重大屠殺事件發生的地方，如1968年的墨西哥城——在軍隊驅散一次公共集會的騷亂中，根據官方統計，共有28人死亡，200人受傷（Gonzalez Casanova，1975，vol．ii，p．564）——墨西哥政治日後的軌道，因此而永久地改變了。

60年代末期學生的反抗運動，是舊式世界革命的最後歡呼。這個運動，從兩方面看皆具有革命意義。其一，在於其古老的烏托邦理想追尋，意欲將現有價值觀做永久性的翻轉，追求一個完美的新社會。其二，在其訴之以行動的實際運作方式：走上街頭，登上山頭，架起防柵，爆炸襲擊。這也是一股國際性的革命運動，一方面因為革命傳統的意識思想，從1789－1917年，始終是普遍性國際性的追求——甚至連巴斯克主張分離運動的自由黨，這種具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團體及60年代的標準產物，也宣稱自己與馬克思有些瓜葛。而另一方面，也因為有史以來第一次，這個世界真正成了一個國際性的社會——至少在那些高談闊論思想意識的學生圈裡，世界的確是一家了。同樣的書刊，紛紛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羅馬、漢堡各地的書店出現，而且幾乎同時出現——1968年時，馬爾庫塞的著作，更是這些書店架上必備的一本——同樣的一群革命者，穿過大陸，橫渡大洋，從巴黎到哈瓦那、到聖保羅、到玻利維亞。60年代末期的學生，是將快速廉價的電傳視為理所當然的第一代人。索邦（Sorbonne）、伯克利（Berkeley）、布拉格，無論何地有事，學生群都能毫無困難地立刻體會，因為這是同一個地球村發生的同一事件的一部分。而根據加拿大大師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60年代的又一時髦人物）的指示，我們都生活在這同一個地球村中啊！

學生人數的比例雖然不高，但是由https://read.99csw.com於以上緣故卻極有影響。尤其在1968年的法國，以及1969年「炎秋」的義大利，學生暴動引發了巨大的工人罷工浪潮，甚至造成全國經濟暫時癱瘓。然而，它們畢竟不是真的革命，也不可能發展成真正革命。對工人來說，他們加入這些行列，只是從中發現一個機會，原來自己在工業中具有討價還價的能力；而這個講價實力，他們已經默默積聚了20年而不自覺。工人，不是革命者。至於第一世界的學生驕子，他們對推翻政府、奪取權力這類錙銖小事，更不看在眼裡。不過1968年5月法國的一場學生大亂，卻也差點使戴高樂將軍跌下寶座；事實上，也的確縮短了他的統治生涯（戴高樂於一年後告老退休）。而同一年美國學生的反戰示威，則將約翰遜總統（L．B．Johnson）拉下台來（第三世界的學生，對權力的現實面看得比較清楚；至於第二世界的學生，則深知自己對權位最好敬而遠之）。西方學生的叛亂行動，文化革命的色彩較濃，是一種抗拒的表現，排斥社會上由「中產階級父母」價值觀所代表的一切事物，其中細節已在第十章和十一章內有所討論。

再沒有人指望西方世界會真的爆發社會革命了。多數的革命者，甚至不認為工人階級——那被馬克思譽為「資本主義掘墓人」的一群——在根本上屬於革命的同路人；只有那些對正統教條依然忠心的人，才會抱著這個說法不放。在西半球，無論是拉丁美洲堅守理論的極左派，還是北美學生的實際行動派，舊有的「無產階級大眾」甚至被他們嗤之以鼻，被視為激進主義的大敵。因為在他們的眼裡，「無產階級」也者，如今若不是享有優惠的勞工貴族，就是愛國心迷的越戰擁護者。革命的前途，現在只在第三世界（人口正在迅速減少之中的）農民手裡了。然而這些小農百姓，必須靠遠處而來的武裝福音使徒——在卡斯特羅、格瓦拉們的率領之下——才能覺醒，才能將他們從過去的被動服從中搖撼出來。這個事實，卻顯示舊有的信念似乎已露疲憊：所謂「地上被咀咒的一群」（damned of the earth）——那被《國際歌》頌揚的一群——必將「全靠我們自己」掙開他們的鎖鏈的說法，這種歷史必然性的推論，顯然不大說得九-九-藏-書通了。

然而這一場彷彿像是的革命，卻不是1917年那一代革命者所認識的世界革命。它只是一個已逝的春夢，夢想的事物其實早已不存在了。其中的所作所為，只是一種自欺的假象，好像只要我們假裝戰鬥的壁壘已經築起，它就真的築起，在共鳴的魔力下自動築起。難怪那位保守派的才子阿龍（Raymond Aron），會將巴黎的「1968年5月事件」打趣成一出街頭大戲，或是一場心理實驗劇罷了（psychodrama）。

更有甚者，即使在革命已經成為事實，或極可能發生的地方，它還真能保有它的世界性嗎？60年代革命者希望所寄的各種運動，事實上根本與傳統革命的普遍性背道而馳。越南、巴勒斯坦，以及各式殖民地的游擊解放運動，其關心焦點，都只集中在本國本民。它們之所以與外面較大的天地有所關聯，只是因為其領導人或是共產黨之故。而只有共產黨人，才有較為世界性的任務在身。另外一個原因，則是由於冷戰世界體系之下的兩極結構，自動將它們歸位——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舊有的普遍取向，如今已經變得微不足道，從中國即可明證。而目標超越國界的革命，只在某些區域性的行動中保存下來，如泛非、泛阿拉伯，尤其是泛拉丁美洲等衝過水的稀薄運動。這一類運動，倒也擁有某種普遍程度的真實性，至少對於講同一種語言、並能在各國之間自由遊走的好戰派知識分子是如此（如西班牙語、阿拉伯語），如那些流亡者及叛變行動的策劃人。我們甚至可以說，他們之中某些人的確具有國際性的色彩——尤以卡斯特羅一路為最。格瓦拉本人，使曾在剛果作戰；而古巴也曾於70年代，派軍隊往非洲合恩角及安哥拉協助當地的革命政權。但是出了拉丁美洲左派的大門，到底有多少人真心期待社會主義的解放，能獲得一場全非洲或全阿拉伯的勝利？由埃及、敘利亞，加上附帶的葉門，三角組成的短命「阿拉伯聯合共和國」（United Arab Republic，1958－1961），不久即解體。敘利亞和伊拉克，雖由同樣主張「泛阿拉伯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執政，兩國間卻時起摩擦。豈不恰恰證明，超國家的革命主張的脆弱，及其在政治現實上的不實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