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既然不行，國王遂愈發倚重靠石油收入養活的工業，而伊朗工業在世界無法競爭，只有靠國內保護推動。農業衰退，工業不行，巨額的進口——武器自是大宗——再加上高漲的油價，伊朗通貨膨脹不可避免。對多數與現代經濟部門或都市新興工商階級沒有直接關係的伊朗人民來說，他們的生活水準，在革命前數年間極可能不高反低。

這些貌似與十月傳統有裙帶關係的70年代革命，事實上卻與十月革命相去甚遠。史家固然能看出這中間的差異；然而換在美國眼裡，卻難免把它們一律視為共產黨強權的全球攻勢。這種推理，一部分是出於冷戰年代的遊戲規則：一方所失，必為另方所得。既然美國已經與第三世界的保守勢力站在一邊——進入70年代尤甚——自然愈發發現，如今自己站在革命的輸家一方。更有甚者，華盛頓認為，應該對蘇聯核武器的進展提高警覺。總而言之，資本主義的黃金年代已經落幕了，黃金年代里美元扮演的主角也隨之下台。在越南戰場上，美國果然如世人早已料定般終告敗退；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於1975年撤出越南，美國的超級強權地位遂大為動搖。自從巨人歌利亞（Goliath）被小大衛的彈弓擊倒以來，人間還未見過這等大不敵小的敗仗。1973年石油輸出國組織大搞石油政變，要是當時的美國信心強一點，說不定就不會如此不加抵抗，便輕易屈服了？看到1991年對伊拉克的波斯灣一戰，更令人不得不有此一問。石油輸出國組織是啥玩意兒？不就只是一群阿拉伯的輕量級國家，在政治上無足輕重，在軍事上也尚未裝備到家，只不過靠著它們的油井，向世人強索高價罷了？

伊朗國王大力推動的文化現代化運動，更產生了反彈作用。國王伉儷確有心改善婦女的生活地位，可是在一個伊斯蘭教國家裡，這種做法很難得到民眾的支持——日後阿富汗共產黨也會有同樣發現。至於伊朗國王對教育的熱情誠意，卻為他自己製造出相當人數的革命學生與知識分子（不過伊朗半數人口仍為文盲）。而工業化則加強了工人階級的戰略地位，尤以石油工業為最。

這就是發生在1979年的推翻了國王的伊朗革命，這是70年代最大的一次，也勢必被歷史記載為20世紀最重大的社會革命之一。革命發生，是針對當時伊朗國王急進激變的手段而爆發。伊朗國王一有美國堅定的撐腰，二有該國石油的財富做後盾（1973年石油輸出國組織大鬧油價革命之後，伊朗也因而暴富），還推動閃電式的現代化與工業化建設（其大肆擴充軍備，更是不在話下）。作為一名擁有強大恐怖秘密警察力量的絕對君主，該有的誇大狂特徵伊朗國王都有了；除此而外，他顯然也希望成為西亞地區的一方霸主。就他的觀點而言，現代化即意味著農業改革，於是眾多的小戶佃農，被改變成眾多缺乏經濟規模的小農；或變成失業勞動力，只好往大都市另尋生計，德黑蘭（Teheran）人口由read.99csw.com180萬（1960年）驟增為600萬。而政府特別看重的資本密集高科技農業，卻使得勞動力愈加過剩，對平均農業產值卻毫無好處，於60和70年代間一直下降。到70年代末期，伊朗所需的糧食多需要依賴進口。

這場革命的新奇之處，在於其意識形態。世界各處的革命原本一直到此時為止都遵循同一種思想，在基本上，也都基於同一種詞彙，即1789年以來的西方革命傳統。更精確一點，始終在某一種世俗左派，即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路線上。傳統性的左派的確也曾在伊朗出現，並且極為活躍，而它在推翻國王一事上所扮演的角色——如策動工人罷工——事實上也不容小覷。但是革命新政權一起，左派勢力便立刻被掃除。伊朗革命，是第一次在宗教性原教旨主義旗幟下發起並獲勝的革命，也是第一起靠民粹神權取代舊政權的革命。而這項民粹神權宣示的計劃目標，乃是要返回公元7世紀的社會——或者換句話說，既然我們所談的是一個伊斯蘭的世界，它所要重返的乃是神聖的《古蘭經》撰成之際，穆罕默德出奔（hijra）之後的社會環境。對老一派的革命者來說，這種新發展就如同教宗庇護9世（Pius IX），竟然起來領導1848年的羅馬革命般不可思議。

葡萄牙革命政變中的激進軍官，是在葡萄牙與非洲殖民地解放游擊部隊的多年作戰之下，徒勞無功的挫敗感中產生。葡萄牙軍隊從60年代初期開始，就在那裡征戰不休，雖然葡軍並未有重大戰局，可是在小小的殖民地幾內亞比索，卻碰上了恐怕名列非洲解放領袖能幹之最的卡布拉爾（AmilcarCabral）。60年代末期，竟能打成了兩軍對峙、僵持不下的局面。剛果衝突之後，又有南非當局為加強「種族隔離政策」（apartheid）火上加油——劃出一塊黑人「家園」限其居住；以及沙佩維爾（Sharpeville）大屠殺等——非洲游擊運動在60年代遂迅速繁衍。不過一般而言卻不甚見成效，加以部落互斗，中蘇對抗，其勢更形衰頹。進入70年代初期，蘇方的援助大增，游擊戰又再度死灰復燃——中國當時卻開始忙著在自家發瘋：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動亂。可是，最後還是由於葡萄牙本國起了革命，各殖民地才於1975年獲得獨立。莫三比克與安哥拉卻馬上投入了一場更為血腥殘暴的內戰，起因又是由於南非與美國從中介入之故。

這一類變化，為投效社會主義（至少在紙面上投效）的政權創造了新的流行。達荷美（Dahomey）宣布自己是一個「人民共和國」，雖然它還是在軍人統治之下，同時也已將國名改為貝南。同樣在1975年，馬達加斯加——即烏拉加西（Malagasy）——在司空見慣的軍事政變之後，宣布致力於社會主義。軍人當政的剛果，更強調自己作為一個「人民共和國」的特色——此小剛果非彼大剛果reａd.9９ｃｓｗ.ｃｏｍ。後者是前者的巨大強鄰，現已改名扎伊爾的比屬剛果，執政者是貪婪出名的親美軍人蒙博托（Mobutu）。而南方的羅得西亞——即今辛巴威（Zimbabwe）——白人移民企圖在此建立一個由白人統治的獨立政權，11年嘗試未果之後，終在兩大游擊運動日增的壓力下於1976年畫上句號。但是兩股游擊勢力，則因部落認同及政治傾向有異而分裂不合（一方親俄，一方親中）。1980年辛巴威在其中一名游擊首領的統治之下宣告獨立。

70年代末期，則見革命的大浪直接撲向美國。中美洲及加勒比海一帶，原是華盛頓鐵腕獨斷的禁育，如今卻似乎迤邐向左馳去。1979年的尼加拉瓜革命，推翻了這個小共和國內的首腦人物索摩查家族（Somoza）；薩爾瓦多的游擊隊勢力日益猖獗；坐鎮在巴拿馬運河旁的托里霍斯將軍（Torrijos），更是一個問題人物。可是這些狀況，對美方在此地的獨霸其實都沒有造成嚴重威脅，至少絕不比當年古巴革命的衝擊為大。至於1983年發生在小島格瑞那達（Grenada）讓里根總統動員全軍一擊的革命事件，更微不足道。但是這些成功的革命事例，卻與60年代的失敗恰成強烈對照，因此，一時之間，確讓華盛頓在里根總統的年代（1980-1988年），興起了一小陣歇斯底里的恐慌。這些事件都屬革命，自是毋庸置疑，不過其中卻帶有極為眼熟的拉丁美洲風情。最令傳統老左派惶惑不解的新鮮事，是其中竟有馬克思派的天主教士支持，甚而領導叛亂行動。傳統的左派，向來是反教士的世俗運動，看到這種新現象自是匪夷所思。這股風氣的始作俑者，起於古巴革命，在哥倫比亞一場聖公會大會（1968年）支持的「解放神學」下，進而有了法理基礎。這種趨勢在最最意想不到的圈子當中——飽學的耶穌會教士——得到了有力支持。至於梵蒂岡的反對，自是意料中的事。

1917年10月的社會革命傳統早已喪失——有人甚至認為，連革命的老祖宗，1793年法國雅各賓黨一脈的傳統也已完全失傳——促成革命爆發的社會政治動蕩卻始終存在，社會不安的火山依然活躍。70年代初期，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告終，新的革命浪潮，開始席捲世界大部分地區。緊接著進入80年代，西方共產黨集團發生危機，最終導致它們在1989年間破產。

正當葡萄牙帝國崩潰之際，另一個非洲獨立資格最久的古老國家，也同時爆發重大革命。為飢荒所苦的衣索比亞，老皇帝於1974年被趕下寶座，政權最終為一個與蘇聯密切合作的左派軍人集團所把持。蘇聯因此也將它在這一地區的支持對象，由索馬里的巴雷軍事獨裁政權身上轉開，當時，後者正熱情地對馬列主義心嚮往之。而衣索比亞的新政權在國內一直有人挑戰，終於也在1991年被推翻，取而代之者，則是同樣走馬克思路線的地區性解放或分離運動。htｔps://reaｄ•99ｃsw•cｏm

那一朵火花，來自伊朗大地上的特殊風土，即素有組織並在政治上極為活躍的伊斯蘭宗教導師，他們在公共政壇上佔有的積極地位，是其他伊斯蘭教世界所未有，即使在其什葉教派（Shiite）內部也屬少見。宗教導師，加上集市上的商人工匠，向來在伊朗政治中扮演著行動派的角色，現在又動員上新起的都市群眾，後者人數龐大，有充分的理由起來反抗。

然而接下來各個政權紛紛垮台，或被推翻，卻證明不論是蘇聯的野心，或是「共產黨的世界陰謀」，都與這些天翻地覆的大變動扯不上真正關係。不看別的，就連蘇聯自己也難逃命運的掌握。1980年起，它也開始趨於不穩，到80年代結束更完全解體。「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瓦解，以及其瓦解本身有幾分可以視為革命，均將在另一章有所討論。不過在東歐各國出現危機之前，曾發生另一場驚天動地的革命，對美國打擊之重，比70年代其他任何變化更為深刻——然而卻與冷戰毫無關係。

伊朗革命的現象，甚至也不代表舊有的傳統從政治場上消失，或就此失去了推翻政權的力量。不過蘇聯共產主義的瓦解，的確將傳統革命的角色從世界極大部分抹去。但是在拉丁美洲，它依然有著相當的影響，當地在80年代爆發的最大叛亂行動，秘魯的所謂「光輝道路」，即以毛澤東思想為帥旗。它在非洲，在印度，也還是生氣勃勃。更有甚者，出乎冷戰一代意料的是，蘇維埃式的「先鋒」統治黨派，即使在蘇聯解體后猶存世間，尤以落後國家及第三世界為最。它們不但在巴爾幹南部的選舉中贏得勝利；在古巴，在尼加拉瓜，在安哥拉，甚至在蘇聯部隊退出之後的喀布爾，它們也證實自己並非純粹扮演蘇聯的代理傀儡。然而，就是在這些地方，舊革命傳統的精神也遭融蝕，而且常常從內部毀壞。如在塞爾維亞，當地的共產黨一改本來面目，變成主張大塞爾維亞沙文主義之黨。又如在巴勒斯坦運動里，世俗左派的領導地位正不斷受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侵蝕。

伊朗國王得到王位，是於1953年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下重返寶座的一場返國政變，當時曾與極具規模的群眾運動對抗，因此國王並沒有太多的民意基礎及合法地位可資倚仗。他本人出身的巴列維王朝（Pahlavis），其實也是源於早年發動的另一場政變，開朝始祖禮薩王（Reza Shah），原只是哥薩克旅的一名士兵，於1925年僭奪了皇室的頭銜。不過在60年代和70年代，舊有的共產黨和民族主義者，都在秘密警察的鐵掌下動彈不得，地方上及族群性運動遭到鎮壓，而左派的游擊團體——無論正統的馬克思派或伊斯蘭式馬克思主義——自然也難倖免。以上這些勢力，都無法提供革命爆發的火花，因此這一場驚天動地的大爆炸，基本上屬於都市性的群眾運動——頗有回歸1789年巴黎，及1917年彼得格勒古老傳統的意境——而伊朗鄉間，則始終一片沉寂https://read.99csw.com。

在紙面上，這些運動都屬於1917年革命世家的一員；在事實上，它們卻是截然不同的一支異類。這種變調是無可避免的後果，尤其因為當初馬列精心研究設計的社會，與今日撒哈拉沙漠以南后殖民世界的非洲國家之間，有著極大的分野。唯一符合他們分析條件的非洲國家，只有那個由移民建立的資本主義國度，經濟發達、工業發達的南非。於是一股跨越部落種族界限的真正群眾解放運動——非洲人國民大會——開始在南非出現；為其助一臂之力者，有當地另一股真正的群眾工會運動，以及效能極高的共產黨。到冷戰結束，甚至連堅持種族隔離的政權也不得不向其低頭。但是即使在此地，革命的運動力也非普遍存在，某些部落對革命的使命感特強，有些卻相形甚弱——如祖魯族（Zulus）——這種狀況，自然也為種族隔離政權從中利用，併發揮了某些效用。至於非洲其他地區，除了一小群受過教育及西方化的都市知識分子之外，一般建立於所謂「國家民族」或別種因素之上的動員目標，根本上，其實只是基於向本部落效忠或部落之間的聯合而已。於是愈發給帝國主義者以可乘之機，鼓勵其他部落向新政權發出挑戰——安哥拉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像這一類國家，若與馬列思想有任何關聯，充其量也只是借用它的秘方，以組成訓練有素的幹部黨團及權威體制罷了。

70年代的革命事件，雖然大多數發生在第三世界，但事實上其地理分佈及政治體制的牽涉範圍極廣。令人驚奇的是，序幕的揭起卻首先發生於歐洲：1974年4月，歐洲大陸壽命最長的右派政權，葡萄牙先被推翻；不久，相比之下極為短命的希臘極右翼軍事獨裁也宣告倒閉。1975年，佛朗哥元帥總算盡享其天命謝世，西班牙政權在和平轉移下由權威統治走上國會政治，這個南歐國家回歸憲政民主的漫長之旅至此終於完成。以上這些轉變，其實都可以看成法西斯主義與二戰時代在歐洲留下的未了之賬的最後清算。

美國從中南半島的撤退，更加強了共產主義的挺進。越南全境，如今已經在共產黨政府獨一無二的完全統治之下，類似政權也在寮國與柬埔寨出現。

伊朗革命雖然成功，然而這並不表示從此革命大纛就將在宗教呼聲之下揮舞。不過從70年代起，在人數日增的伊斯蘭世界里，宗教運動的確也成為中產階級與知識分子群中的一大政治力量，並受到伊朗革命的激勵而轉趨叛亂。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教眾，在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當權的敘利亞起來反抗，被殘酷地予以鎮壓；在虔誠的沙烏地阿拉伯，擁向那最神聖的神座之處；在埃及由一名電機工程師的領導，刺殺了該國總統；這一切，都發生在1979-1982年間。然而除此之外，畢竟沒有任何革命教導能夠取代1789年和1917年傳下的革命傳統；除了將舊政權推翻以外，畢竟沒有任何主導計劃，從事世界性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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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眼看著自己在全球霸權的滑落，自然視這一切為向它的read.99csw.com最高挑戰，更認為這是蘇聯獨霸世界野心的信號。70年代的革命，因此帶來所謂的「二度冷戰」（Halliday 1983）。這一回，跟以往也沒有兩樣，是由兩方的代理政權披掛上陣拚死斗活，主要戰場便在非洲，後來又延伸到阿富汗——阿富汗事件，是二戰以來，蘇聯第一次親自出馬，派軍隊跨出自家地盤作戰的戰爭。但是蘇聯自己，想必也看出新的革命情勢一片大好，對它極為有利——這個說法，我們也不能一概抹煞。至少，蘇聯一定覺得，眼前局勢可以為自己的損失扳回一局。當時它在中國和埃及兩地的影響力，由於華盛頓大拉交情從中作梗，遭受到重大的外交挫敗。此外，蘇聯雖然不曾去蹚拉丁美洲的渾水，可是卻在別處大染其指，尤以非洲為最，其牽涉程度比以往都要為甚，且有相當程度的收穫。單看蘇聯竟允許卡斯特羅的古巴派軍隊前赴衣索比亞和安哥拉，分別對抗美國在索馬里新出爐的代理政權（1977年），以及有美國在背後撐腰的叛軍行動安哥拉全國獨立聯盟（National Unionfor the Total Independence of Angola，UNITA），與南非軍隊，即可看出個中蹊蹺。於是在蘇聯發表的各項聲明中，除了百分之百的共產黨政權以外，現在也把「傾向社會主義」的國家包括在內。於是安哥拉、莫三比克、尼加拉瓜、南葉門和阿富汗等國，便都頂著這個稱謂參加了1982年勃列日涅夫的葬禮。這些革命政權並非由蘇聯起，也不控制在蘇聯手中，可是後者無疑對它們大表歡迎。

這一股綜合大力量的領導人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Khomeini），年高望重，充滿了報復心理。他曾在一處名為庫姆（Qum）的聖地領導過多起示威，抗議一項就土地改革進行公民投票的提案，以及警察對宗教導師活動的鎮壓。於是60年代中期起他在國外流亡，並公開抨擊伊朗王朝違反伊斯蘭教義真諦。進入70年代中期，他開始宣傳一種完全採取伊斯蘭形式的政府，鼓吹宗教導師有責任起來反抗暴政，甚至進一步取得權力。簡單地說，就是發起一場伊斯蘭式的革命。這種觀念，的確是一項極端的創新，即使對政治行動一向積極的什葉教派宗教導師也不例外。霍梅尼的教誨，透過後《古蘭經》時代的新工具——錄音機——傳播給穆斯林大眾，而大眾也側耳傾聽。於是虔誠的年輕學生在1978年于聖城庫姆付諸行動，發動示威，抗議據說是為秘密警察策劃的一起暗殺。遊行的學生慘遭槍殺。更多的示威，更多的遊行，為犧牲的烈士舉行哀悼。這類活動每四十天便重複一次；人數愈增愈多，到同年底，已有上百萬人走上街頭向當局抗議示威。游擊隊也開始採取行動，在一場極具成效的關鍵性罷工里，石油工人關掉油田，集市商人關上店門，全國陷入癱瘓，軍隊不是無法便是拒絕鎮壓暴動。最後1979年1月16日國王逃亡，伊朗革命獲得勝利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