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進入第三個千年的世界，顯而易見，必將仍是一個充滿了暴力政治與激烈政治劇變的人間。唯一不能確定的是，我們不知道這一股亂流，將把人類引向何處。

然而群眾運動的復甦還有另外一項因素，即全球的都市化，尤其在第三世界為最。在早期古典的革命時代，從1789-1917年，舊政權都是在大都會中遭到推翻；可是後來新起的政權，卻是在話都講不清楚的鄉村草民擁戴之下成為永久。20世紀30年代之後的革命，其新奇之處，即在於革命是從鄉間發動，一旦勝利之後，再進入城市。但是到了20世紀後期，除了幾處實在落後的地區之外，革命又開始從城市發動，甚至在第三世界也不例外。這種趨向，勢無可免，因為如今任何一個大國家的人民大多居於城市（至少看來如此），而且，也由於權力中心所在的大都市，足以抵擋農村來的挑戰（現代科技之功，自然絕不可沒）——只要當權者尚未失去民心。阿富汗戰爭（1979-1988年）即證明，一個以城市為基地的政權，依然可以在農村反叛力量層出的典型游擊戰鄉間繼續生存。因為它有人撐腰，有人給資金，更有現代高科技的武器裝備，甚至在它一度完全依賴的外國軍隊撤出之後，也依然可以不為所動。納吉布拉（Najibullah）總統的政府，出乎眾人意料，在蘇聯軍隊撤退數年之後依然殘存。即使它最後終於垮台，也不是出於喀布爾再不能對付農村武力，而是因為它自己麾下的職業士兵倒戈。1991年波斯灣戰爭之後，海珊（Saddam Hussein）也照樣屹立於伊拉克而末倒，雖然軍隊元氣大傷，卻依舊能ｒeａd•9９ｃsｗ.ｃｏｍ夠南征北討，對付其國內的反叛勢力，其中原因，即在他未曾失去巴格達城（Baghdad）。20世紀後期的革命，必須在都市起事才能成功。

20世紀末期的革命，因此具有兩個特徵：一是既有革命傳統的萎縮，一是群眾力量的復興。我們已經看到（參見第二章），1917-1918年以來的革命，很少有建於基層群眾基礎之上者。多數由行動派的少數推動，全力投入，組織有素；或從上層發動，強制實施，如軍事政變或軍方佔領——雖然這並不表示在適當的狀況之下，它們就沒有真實的群眾基礎（只有當變動是來自外來的征服者時，情況才會有所不同）。但是到20世紀末期，「群眾」再度回到舞台上，這一回，再不只是充任背景的角色，反而一轉身擔綱演出。而少數人的行動主義，則以農村或都市游擊隊及恐怖分子的姿態出現，繼續在發達世界活動，而且甚至成為當地固有的現象。在南非的重要地帶，在伊斯蘭教的區域，它們也是經常不斷的景觀。根據美國國務院的統計，國際恐怖事件已由1968年的125起，增加到1987年的831起，犧牲的人數則由241人增為2905人（UN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9，p．165）。

這個新現象也充滿了暴力不安——罪惡之重，比前更甚——同樣關鍵的是，並有各式武器橫流。以希特勒奪得德奧兩個政權之前的幾年為例，當時種族之間的緊張與仇恨雖重，卻很難想象他們會惡化到如同今天的新納粹青少年光頭黨（neo-Nazi teenage skinheads九-九-藏-書）一樣，縱火焚毀一戶土耳其移民人家，燒死了其中6口。然而到了1993年，當這種激烈行動發生在德國的寧靜深處，特別恰好又是在其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傳統最為深厚的索林根（Solingen）城內，卻已是司空見慣、令人見怪不怪的常事了。

政治暗殺的名單也愈來愈長——埃及的薩達特總統（Anwar Sadat，1981）、印度的甘地母子（Indira Gandhi，1984，Rajiv Gandhi，1991）不過其中一二。愛爾蘭共和軍在英國，巴斯克自由黨在西班牙，這兩個團體的活動也都屬於典型的小群暴力行為。它們的優點是，可以憑很少的數百人，甚至數十人完成任務，因為有興隆的國際軍火貿易源源供應的爆炸力超強、價格低廉、攜帶方便的武器炸藥相助。這是三大世界日趨野蠻的一大徵候，生活在千年末世的都市人群，愈發學會如何日日生活在為恐怖不安污染的氣氛之中。但是這些行動，對政治革命的真實貢獻卻極小。

但是群眾的力量則不然。正如伊朗革命所顯示的，數以百萬的百姓，隨時願意走上街頭，對革命有很大影響。10年後的東德亦然；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民眾，打定了主意，用他們的雙腳，用他們的汽車投票，紛紛向西德方向出發，顯示其反對東德政權的決心。這一場大遷移，事先沒有任何組織，完全是自發性的現象——不過匈牙利決定大開門戶，自然也有加速促成的作用。短短兩個月內，在柏林牆倒塌之前，即有13萬東德人民踏上這條西奔之路（Umbruch，1990，pp．7－10）。還有羅馬尼亞，是電視媒體第一次抓九*九*藏*書住革命那一刻鏡頭的地方。被政權召集來到公共廣場上的民眾，不但沒有鼓掌喝彩，反而開始噓聲四起，獨裁者鬆弛下垂的老臉，反照的正是群眾顯現的革命意志。更有在巴勒斯坦被以色列佔領之處，掀起了大規模的不合作運動（intifada），從1987年發起之時開始，證明從今而後，以方只能用全力鎮壓，方能維持它的佔領。按兵不動，默許接受，已經鎮不住澎湃洶湧的巴勒斯坦民情。一向缺乏活力的遲鈍黎民，到底是受到什麼刺|激忽然翻身採取行動——現代傳播科技，如電視、錄音機，使得即使最偏遠隔離之人，也難自外於世局衝擊——但是歸根結底，群眾蓄勢待發準備上陣的態勢，才是決定一切的關鍵所在。

為什麼用腳投票的現象，在20世紀最後10年當中成為政治場上如此重大的一部分，對此我們還不甚了解。若試探其原因，其中之一，必定由於在這段時期里，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距離，幾乎在世界各處都加大。不過在設有政治機制經常了解民意，並有方式讓民眾表達其政治傾向的國家，差距日重的現象，不足以造成革命，或導致上下之間完全斷層。全民一致喪失信心的表現，最有可能發生的地方，是在早已失去或從來不曾擁有合法基礎的政權（如以色列在其佔領地），而在當權者極力掩飾事實真相的地方更為顯著。但是即使在國會體制穩定的民主政體內部，大規模反抗現實政治或政黨體系的示威活動也經常發生。如1992-1993年義大利的政治危機；以及諸多國家出現的新選民力量。這股強大新趨勢的共同現象，即在其對任何固有的政黨，都不予以「認同」。

但是群眾運九九藏書動，並不曾也不能單靠自己便推翻政權。某些實例顯示，這股力量，有時甚至立即被高壓擋了回去。民眾大規模運動的最大成就，在於凸顯出政權已經失去其合法的代表地位。在伊朗，以及在1917年的彼得格勒，政權合法性的失去，是以最古典標準的形式展示，即軍警拒絕繼續聽命于政權。在東歐，群眾運動則讓已經在蘇聯拒伸援手之下銳氣大挫的舊政權認清事實，恍然自己的氣數已盡。這真是列寧教科書的標準範例：人民用腳投票，可能比真正的選票更為有效。當然，單單靠老百姓不能成事，革命不會因此便成功。他們不是軍隊，只不過是一群民眾而已，或是各個人在統計上的聚合。他們需要有人領導，需要有政治上的結構或策略才能使革命奏效。伊朗民眾之所以能夠動員是出於一場反對國王政權的政治抗議運動，但是將這個運動轉化成革命的關鍵，卻在數百萬人欣然從之。群眾應上層政治號召，直接大規模地介入。眾多先例，也都符合這同一類的模式——如20年代和30年代印度國大黨呼籲民眾對英國採取不合作運動（見第七章），以及阿根廷有名的「效忠日」（Day of Loyalty）上，庇隆總統的支持者，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主廣場（Plaza de Mayo）要求釋放他們被捕的英雄（1945年）。更有甚者，最重要的因素並不在其人數，卻在如此眾多的人數可以在一個讓他們高度發揮效果的狀況下行動。

更有甚者，具有高度爆破力的武器彈藥，如探囊取物，隨手可得，以致一度為發達社會獨霸的軍備優勢，也不再是世間的理所當然。前蘇聯集團境內，如今是一片貧窮不堪貪慾橫流的混亂九-九-藏-書現象。核武器的擁有，甚至製造方法，極有可能流入政府以外的團體手中——這種駭人的可能性，也不是難以想象的事情了。

不過，雖然世界肯定將繼續充滿狂亂不安——至少極大一部分地區將會如此——這些變亂的本質卻依然不明。在短促的二十世紀行將結束之際的世界，是處於一種社會崩潰而非革命危機的狀態，雖然其中難免也包括如70年代伊朗般的國家。在那裡，具備起來推翻已然失去合法性併為民眾所憎恨的政權的條件，在足以取而代之的領導帶動之下，民眾掀起叛亂反抗；如本書寫作時的阿爾及利亞，以及在種族隔離政權下台之前的南非（不過，即使革命的條件潛在或已存在，革命也非必然成功）。然而在今天，像這樣一鼓作氣、集中焦點對現狀不滿的現象並不很多，一般較普遍的情形，多為分散式的排斥現有狀況，或政治組織不存在，對政治組織感到極端地不信任。總而言之，也許根本就屬於一種解體的現象，各國的國內外政治也只有盡其所能，竭力地適應。

這一都市革命會否繼續進行？20世紀的四大起革命風雲：1917－1920年、1944-1962年、1974－1978年、1989年至今，是否還會有另一波排山倒海的洪流？回頭望去，世間不經過幾場革命、武裝反革命、軍事政變、平民武裝衝突，而能存在於今的政權屈指可數。看過了這樣一個流血革命的百年，誰還敢下賭注，擔保和平憲政式的轉變，真能在普天之下勝利成功？——1989年時，某些深信自由民主憲政的人士欣喜若狂之餘，便曾誇下此等空想預言。然而進入第三個千年階段的世界，可並不是一個擁有安定國度與社會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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