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接近戈爾巴喬夫一派改革家理想的藍圖，恐怕要數1921－1928年間的「新經濟政策」了。當年的模式，留下了幾許模糊的歷史記憶。說起來，這項政策畢竟「卓有成就，在農業、貿易、工業、財政諸方面都頗有一番復興氣象，於1921年後維持了幾年的好時光」。同時它也「靠市場之力」，重新使一個已經崩潰的經濟恢復健康（Vernikov，1989，p.13）。更有甚者，從毛澤東路線停擺以來，一項極為類似的市場自由化和地方分權化政策已在中國開花結果，獲得了驚人成就。80年代中國的國民生產總額的增長，僅次於韓國，每年幾乎平均高達10％（World Bank Atlas，1990）。反觀20年代的俄國，民不聊生、科技落後，且大部分為農業；而到80年代的蘇聯，卻已經高度都市化和工業化。但是國中最為先進的工業部門，即軍事-工業-科學的大結合體（包括太空計劃在內），卻只能依賴那獨一無二的唯一顧客。如果說，假定80年代的俄國一如當年，80％的人口仍為農民（就像80年代的中國一樣），「重建」效果可能就會大不相同。因為在一名農村居民的心理，今生對財富的最大野心，恐怕便只是擁有一台電視機——可是早在70年代，蘇聯就已經有七成的人民，每天平均觀看一個半小時的電視了（Kerblay，pp．140－141）。

戈爾巴喬夫以兩項口號，發動他改造蘇維埃社會主義的運動，一是「重建」，政治經濟并行；一是「開放」。

但是中國固然在時間上有著落後，這一點卻不能完全解釋兩國在「重建」效果上的顯著對比。至於中國人依然小心翼翼，保持著他們的中央號令體制原狀不變，也非造成兩個差異的全部原因，遠東的文化傳統，到底對中國人有何幫助？能夠在無論哪一種社會之下，都對經濟發展產生動力？這個問題，就得留待21世紀的史學家去探索了。

1985年時，有沒有人認真以為，6年之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以及它的共產黨，即將不存於世？事實上，連歐洲其他所有的共產黨政權，也都會一起消失？從西方政府對1989-1991年間共產黨世界的失敗完全沒有準備的跡象看，他們所做的種種預言，所謂西方的意識思想大敵即將覆滅云云，其實只是把平常的公開辭令小做修改而已。事實上將蘇聯加速逼近斷崖絕壁的真正原因，是「開放」導致的權威解體，以及「重建」對原有機製造成的無盡破壞，兩者相乘，卻不曾提供另外一個替代之道，人民生活水平因而愈發下降。同時，蘇俄卻又走上多黨制的選舉政治，全國終於陷入無主的經濟混亂：自從計劃經濟問世以來，俄國頭一回不見五年計劃（DiLeo，1992，p 100n）。種種因素湊在一起，造成高度九-九-藏-書的爆炸力，蘇聯政治經濟一統的薄弱基礎，至此完全破壞無遺。

激進派的改革人士，為擊破各級黨組織的高壘深溝，基本上只有向各共和國的民族主義者尋求支持，於是就在這個過程當中，愈發鞏固加強了後者的力量。在俄羅斯的本地，大聲疾呼俄羅斯利益第一的新目標，於是也成為激進派的一個有力武器，在他們趕走躲在中央權力機構壁壘背後的黨官體系的鬥爭中，發揮了極大作用。這種俄羅斯利益高於周邊共和國利益的主張頗具吸引力，因為後者不但接受前者補助，日子也過得比俄羅斯本身舒服。不平感覺，在俄羅斯民眾心中越來越強。而葉利欽其人，原是舊有社會出身的黨內老頭目，手腕高明，左右逢源，不但會玩那老一套的政治把戲（作風強悍、個性狡猾），也懂得新政治中的一切手段（善於煽動、製造氣氛、深諳面對媒體之道）。對他來說，爬登層峰之路，即在攫得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RSFSR）大權，如此即可越過戈爾巴喬夫掌管的蘇聯體制。因為截至當時為止，在蘇維埃聯盟與其最大成員俄羅斯聯邦之間，實無太大區別。但是葉利欽一手將俄羅斯也變成跟大家一樣的共和國，等於在事實上敲響了蘇維埃聯盟的喪鐘，並改由他統治的俄羅斯來取代。其後於1991年發生的實際情況，的確是這般。

經濟上的解體，加速了政治上的解體；而經濟解體之所以發生，卻是由政治解體促成的。隨著5年一度「計劃」的停止，以及黨中央命令的告終，蘇聯根本沒有一個可以有效運作的「全國性」經濟體系。取而代之的，只見各個社區、各個地方、各個單位，只要力能為之，便都一窩蜂地趕緊堅壘自保、尋求自足，或進行雙邊交易。對擁有龐大事業單位的地方城鎮黨政軍負責人來說，這其實是他們慣有的生存手法。生產單位與集體農場之間，一向靠物物交換，以工業產品換取糧食。舉一個給人印象深刻的事件為例：列寧格勒的共產黨領導人吉達斯波夫（Gidaspov），即曾以一通電話，解決其市內嚴重的糧食短缺危機。吉達斯波夫打電話給哈薩克的領導人納扎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雙方議定以前者的鞋類和鋼鐵，換取後者的穀物（Yu Boldyrev，1990）。但是即使這一類由舊有黨首腦人物安排的交易，事實上也等於國家指令式的分配系統。結果實施「地方經濟自由化法令的真正效果，似乎便是造成『地方獨立運作意識』（Particularism）及自主自治的興起，並回歸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行為」（Di Leo，p．101）。

因為此時的蘇聯，正在結構上快速地步向地方化，尤以勃列日涅夫執政的多年歲月里發展最快。它的各個共和國之所以還能聯合，主read.99csw.com要是由於集合全蘇聯存在的黨政軍制度及中央計劃所致。然而在事實上，蘇維埃聯盟只是由「自治封建領主」組成的一個體系，各個地方上的首領們——即共和國的黨書記、其手下的地方司令，以及維持經濟運轉的大小生產單位主管——只有在對莫斯科黨中央機器的依賴這一點上結成一家。後者對他們具有提名、調職、罷黜、選舉的權力，以視需要完成莫斯科「精心設計」的計劃任務。在這些極為寬泛的許可權之內，各地首腦其實擁有相當的自治權力。事實上，要不是有著那些負責實際業務者發展出一套作業網路，在中央之外建立了側面的橫向關係，蘇聯經濟根本無法動作。在蘇聯名義上的中央計劃表相內部，實際進行的手法，卻是各地同病相憐的地方幹部，以協商、交換、互惠的方式彼此幫忙，這套系統也可稱為另一個「次級經濟」。我們也可以這麼說，在蘇聯日趨成為一個複雜的工業化與都市化社會之際，那些擔任實際生產、分銷及民生任務的事務中堅，對於高高在上的政務官及純粹黨的官員，顯然愈來愈離心離德。因為後者雖然是他們的上司，但是除了中飽私囊以外，職務及功能卻不清楚——勃列日涅夫當政時代，這些人當中營私舞弊者大有人在，而且其索求無厭，常令人嘆為觀止。人們對特權階級貪污現象的反感越來越重，於是促成要求改革的原始動力。而戈爾巴喬夫的「重建」政策，也獲得經濟部門的幹部支持，尤其是那些在軍事-工業生產單位服務的人，更衷心希望這個在效率上停滯不進、在科技上麻痹不靈的經濟體系，在管理上能夠有所改進。沒有人比他們更清楚，事情到底已經惡劣到了什麼地步。更有甚者，這些人也不需要黨來繼續干擾，就算黨的官僚系統不存在了，他們依然會存在。他們才是不可或缺之人，黨可不是。事實上果不其然，蘇維埃聯盟解體了，他們卻存留下來，如今，在新組成的「工業科學聯盟」（Industrial－ScientificUnion，NPS，1990）及其後繼者中，扮演著壓力團體的角色。其後並於共產主義破產之際，在自己原先負責管理、卻沒有合法所有權的企業裏面，獲得成為合法所有人的可能。

然而，黨領導的中央指令制度雖然腐化，雖然沒有效率，甚至幾乎全然麻木，可是它畢竟是一個以控製為基礎的經濟之所系。如今黨的威信既去，一時之間，取而代之的卻並不是憲政民主的權力，反而是國中無主的茫然。事實上，這正是當時發生的真實情況。戈爾巴喬夫，以及他的繼位者葉利欽（Boris Yeltsin），均將其權力基礎由黨轉向政府。作為一個憲政總統，他們更合法地積累自己的統治權力，有些時候，甚至比蘇聯任何一位前任頭頭享有的權威都大，連斯大林也不例外（Di 九-九-藏-書Leo，1992，p.111）。但是除了在新成立的民主議會（或所謂憲政公共議會）內部以外，會外根本沒有人給予「人民大會」（People』s Congress）及「最高蘇維埃」半點注意。蘇聯境內，已經無人管事，也沒有誰聽誰的了。

更糟糕的是，在改革人士的心目中，「開放」，遠比「重建」，更具有確定的內容。開放，意味著引進——或重新引進——一個建立於法治與公民自由之上的憲政民主體制。背後的涵義，便是黨與政的分離，並將加大政府的作用，由黨還政於國家（這一點當然與斯大林興起之後的發展完全背道而馳）。如此一來，自然導致一黨專政系統的結束，黨所扮演的領導角色從此告終。這種結果，顯然也意味著「蘇維埃制度」將在各個層級復活——可是這一回，卻將通過真正選舉誕生的代表組成，層層相沿，一直到位於最上一層的「最高蘇維埃」。後者則將是一個具有實權的立法議會，而強大的行政部門的權力由它所授，同時卻也受它控制。至少，在理論上如此。

這種狀況實在危險已極。因為憲政的改革，只是徒然將現有的一套政治機制換掉，改成另外一套而已，至於新制度到底該做些什麼事情，這個問題卻未獲得解答。不過可想而知，民主政治的決策過程，顯然比軍事號令系統累贅多了。對多數人來說，如今有了新的制度，一方面表示每隔一陣子就有一次選舉，大家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做出真心選擇；而選舉之間，也有機會聽聽反對人物批評政府。而在另一方面，「重建」所依據的準繩，並不在於經濟的大原則為何，卻在它日復一日的日常表現，其成效可以輕易指明並測量——判斷的標準，完全在其成果。就大多數蘇聯人民而言，所謂成果，就表現在他們的實際收入、為收入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接觸範圍之內商品勞務的數目種類，以及獲取的難易程度之上。不幸的是，經濟改革家們對自己所反對、所要掃除的事物，雖然界定得很清楚，但是在積極的另一面上，即他們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那個由公私或合作經營的大小企業，在經濟上有生存力，在運作上有自主權，並在「經濟決策中心」的總體統籌之下配合無間的經濟社會——卻終始只是空論的高調而已。這徒然是一種理想，表示在魚與熊掌之間，改革派想要兩者兼得，一方面得到資本主義的好處，一方面又不失去社會主義的優點。但是實際的方法為何，如何才能把一個由國家主導中央號令的經濟體制，過渡成為理想中的新制度，卻沒有人有半點主意。同樣重要的是，在這個可想見的未來必然有公私營制度并行的經濟體系裡，到底該如何動作，同樣也無人知曉。撒切爾和里根派的極端自由市場主義，之所以吸引年輕的改革知識分子，就在它提供的處方不只是一劑猛葯，同htｔｐs://ｒeaｄ.９９csｗ.ｃｏｍ時也許諾他們，所有的毛病都將迎刃而解，自動痊癒（結果它並沒有這種靈效——其實事先就該料到）。

一條漫漫的不歸路，終於在1989年後半期，正當法國大革命200周年那年，到了再也不能回頭的最後關卡。當時，法國「修正派」史學專家正忙著證明當年的一場革命，事實上根本不存在或與20世紀政治無甚關係。然而正如18世紀的法國，20世紀末葉的蘇聯政治體系，也是在新建立的民主（或大致上可算民主）議會於夏天召開之後，隨即于同年出現瓦解現象。1989年10月到1990年5月的數月之間，經濟解體也成無法挽回的定局。不過這個時候，世人的目光卻正緊盯著另一場雖屬相關，事實上卻為次要的突發事件：即歐洲共產黨衛星政權的驟然垮台，這同樣是一場事先完全不曾預料的演變。從1989年8月開始，至同年年底，歐洲地區的共產黨勢力相繼瓦解，不是被逐下台，便是從此消失。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紛紛加入行列；除了羅馬尼亞之外，甚至不曾發一槍一彈。緊接著，巴爾幹半島上兩家非蘇聯門下的共產黨國家，南斯拉夫與阿爾巴尼亞，也退出了共產黨政權之列。東德不久被併入西德，南斯拉夫則很快陷於分裂內戰。這一連串驚人的發展過程，不但天天在西方世界的電視屏幕上頻頻出現，而且也受到其餘各洲共產黨政權的密切注視。這些一旁嚴密觀察的共產黨國家，從激進改革派的中國（至少在經濟事務上是如此），一直到強硬堅持舊式中央集權的古巴（見第十五章）。對於蘇聯當局貿然放手，縱身便跳進全面開放、削弱權威的大胆作風，它們恐怕都心存疑慮，不以為然。自由化及民主運動的風潮襲至中國，北京政府決定以最明確的手段——顯然是在相當的遲疑與激烈的內部爭執之後——重建它的權威。它使用的方法，便是一度也於法國革命期間，派軍鎮壓民亂的拿破崙所謂的「一記霰彈輕煙」。中共出動軍隊，驅散在首都主要廣場上的大規模示威學生群眾。天安門事件，震驚了西方輿論。但是中共當局此舉，無疑保持了它的江山政權的穩定，並使其得以繼續經濟自由化的成功政策，而不必面對立即的政治困擾。1989年後共產黨政權的相繼倒台，於是只局限於蘇聯及其軌道上繞行的衛星政權（並包括在兩次大戰間選擇了蘇聯羽翼而非中國支配的外蒙古）。三家猶存的亞洲共產黨政權（中國、朝鮮、越南），以及遙遠孤立的古巴，則未曾受到直接影響。

結果證明，在重建與開放之間，卻有著不可調解的衝突存在。因為唯一能讓蘇聯體制運作或轉型的事物，就是沿襲從斯大林時代的黨政合一發號施令的結構。這種結構，即使回到沙皇年代，也是俄國歷史中熟悉的景象。改革從上而來，可是在此同read.99csw.com時，黨和國家本身的結構，卻成為進行改革的最大障礙。這個系統是由它所造，它也為此調整適應，它在其中有著極大的既存利益，現在要它為這個系統找出第二條路，實在是強其所難。當然，現實的障礙絕對不止這一項；而且歷來的改革派（不獨俄國），都喜歡把國家人民反應冷淡的原因，怪罪到「官僚體系」身上。但是有一件事卻不能否認，那就是對於任何重大改革，國家機器都多半反應遲純，骨子裡更藏著一股敵意。「開放」的目的，即在動員國家機器內外的支持，以對抗這種反抗勢力。但是如此一來，卻正好毀掉了唯一還可以行動的一股力量。我們在前面也曾提過，蘇維埃的制度及運作方法，基本上是軍事性的，軍隊民主化，並不能改進它們的效率。而另一方面，如果不再需要這個軍事化的系統，那麼在動手毀掉之前，就應該仔細籌劃，先把替代的文人系統建立起來，否則改革非但不能帶來重建，反而導致崩潰。戈爾巴喬夫領導下的蘇聯，便是陷在「開放」與「重建」之間，日益深刻的斷層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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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就像一個破損的巨大油輪駛向暗礁一般，無人掌舵的蘇聯逐漸漂向解體的命運。而最後終將造成崩離的裂縫，其實早已經在那裡了：一邊是聯邦制度之下的地方自主權力系統，一邊則是擁有自主動力的經濟體系。而蘇聯制度所賴以存在的官方理論，一向建立在民族自治之上，包括其中15個加盟共和國，以及各個共和國內部的自治地區，因此民族主義的罅隙，早就暗存在系統之內——不過在1988年之前，除了波羅的海3國之外，各地倒不曾在「分離」上起過念頭。直到1988年時，才有第一家民族主義「陣線」及運動，在「開放」的呼聲下成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亞美尼亞4國）。然而，即使在這個階段，分離的主張也不見得是對中央而發——甚至在波羅的海諸國亦然——主要是反對那能力不濟的戈爾巴喬夫派地方黨團；或如在亞美尼亞，是與隔鄰的亞塞拜然對抗所致。它們當時的目標，均非獨立，不過到1989-1990年間，民族主義的呼聲卻迅速趨向極端。原因有三：其一，各地匆匆趕搭選舉式民主列車所造成的衝擊；其二，現存的黨的勢力集中全力頑抗，與激進派之間衝突日烈，兩方勢力在新選出的議會中激烈格鬥；其三，戈爾巴喬夫與他的眼中釘——即原為他手下的敗將、後為他競爭對手、最終成為他接任者的葉利欽——兩人之間的嫌隙也日益加深。

事實上，新的憲政體制最後也真的設立了。可是新經濟的改革系統，在1987-1988年間卻幾乎不見成形。因為第一，私營小企業——即「次級經濟」的多數形態——合法化的推行不見誠意。第二，原則上卻又決定讓那些永遠賠錢的國營事業自行破產。經濟改革的高調，與日走下坡的經濟現實的鴻溝只有越來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