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情況，同樣也出現在蘇聯。蘇聯共產黨及政府的傾覆，一直到1991年8月之前，進展都較緩慢。「重建」政策的失敗，以及隨之而來戈爾巴喬夫的遭民眾反對，都一天比一天更為明顯。然而西方對蘇聯國內的現象卻不曾認識清楚，對戈爾巴喬夫始終保持著極高（其實也應當）的評價。種種演變，使得這位蘇聯領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背後密謀行動，不時在蘇聯政治走上議會化之後興起的不同政治群與權力群中，改換並選擇戰友，這種做法，使他失去了早先與他並肩作戰的改革派的信任（後者在他一手扶持之下，已經成為一支對國事舉足輕重的力量），而權力已經被他一手擊破的黨的集團，對他也同樣疑懼叢生。戈爾巴喬夫，在過去與未來的歷史上，都是一名悲劇人物，是一名如「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II，1855-1881）般的共產黨版「解放者沙皇」（Tsar－Liberator）。他摧毀了他所要改革的事務，最終，連他本人也在這個過程中遭到毀滅。

在那些裝飾門面的選舉中，大多數人之所以去投票，主要是為了避免不愉快的後果——雖然並不很嚴重。他們參加硬性規定的遊行活動……因為警方輕而易舉，就可以招來告密者。只需施以小惠，再加上一點小小壓力，後者便同意從命了（Kolakowski，1992，pp．55-56）。

但是最後的關頭來臨，卻不是一場經濟危機而是政治風暴。因為在蘇聯現有的整個體制里，從黨開始，計劃人員、科學家，一直到政府、軍隊、安全機構、體育單位，根本無法接受所謂蘇聯體系全面分裂的說法。至於出了波羅的海三國，其他任何民眾有無如此冀求、甚至曾經臆想過這種情形——即使在1989年後——我們也不能臆測。不過，事實上卻不大可能，因為在1991年3月的一場公民投票里，畢竟仍有76％的蘇聯選民，依然希望維持蘇聯架構——雖然我們對這個數字也許有所保留——「以更新的聯邦形式，由各個具有主權且平等的加盟共和國所組成，不分國籍種族，人人自由的權利都有保障。」（Prauda，25／1／91）。蘇聯的解體，當然也不是聯邦內任何一名重要政治人物的正式政策。但是中央權力的解散，終不可免加強了離心勢力的力量，分裂勢成定局。何況又有葉利欽從中攪和，隨著戈爾巴喬夫的主星漸黯，他的幸運明星直入中天。事到如今，聯盟已成一個影子，只有各共和國才是千真萬確的實物。4月底，在9個主要共和國的支持之下，戈爾巴喬夫開始協商一紙「聯盟條約」（Treaty of Union），頗有1867年「奧匈帝國協議」（Austro-Hungarian Compromise）的折衷風味，其主要精神在於維持一個中央聯邦的權力所在（並設立直選誕生的聯邦總統），主管軍事外交，並與世界各國協調有關經濟事宜。條約定於8月20日生效。

1989-1990年間發生的演變，其實可以看成一場東歐革命。這種觀點似乎相當合理，更何況時間上正當1789年的200周年。至於就這些事件徹底推翻了當政政權而言，確也有其革命性質可言。然而革命這個字眼，雖然不失恰當，在此卻難免有幾分誤導作用。因為事實上，這些東歐政權沒有一個是被人民「推翻」的。除了波蘭外，也沒有一國內部擁有一股力量，不論是有組織或臨時聚合，足以對當局造成嚴重的威脅。更有甚者，正因為波蘭有這一支強大的政九九藏書治反對勢力，反而愈發保證其共產制度不會於一夕間突然倒閉。相反地，波蘭是通過不斷協商改革的過程，才取代了原有制度；這種情況，與1975年佛朗哥將軍去世之後，西班牙過渡到民主政體的安排頗類似。而當時各東歐衛星國面對的最大威脅，只可能來自莫斯科，可是後者已經將心意表露無遺，絕不會再像1956年和1968年那樣，插手管它們的閑事了——也許是因為冷戰已奏尾聲，它們對蘇聯的戰略地位已經不再那麼重要了吧。如果這些國家還打算生存下去，照莫斯科看來，它們最好趕緊追隨波蘭和匈牙利共產黨的自由化、彈性化改革路線。同理，莫斯科也不會跑到柏林或布拉格，幫它們強迫死硬派屈服。總而言之，它們現在全得靠自己了。

對於舊有的黨政勢力而言，這又是戈爾巴喬夫另一次的紙上談兵，跟他以往開出的處方一樣註定失敗，因此這股勢力視這紙條約為聯盟的墓碑。於是就在生效兩天之前，幾乎包括蘇聯中央所有重量級人物在內：國防和內政部長、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的頭目、蘇聯副總統和總理，以及黨內要人，宣布總統暨總書記不再視事（度假時遭到軟禁），改由一個緊急委員會（Emergency Committee）接管國家政權。這其實不太算是一場政變——莫斯科無人被捕，甚至連廣播電台也末被接收——卻是一種宣示，表示真正的權力機器現在又回來當家了，重回秩序與大政，相信民眾一定會熱烈歡迎，至少也會默不作聲靜靜接受事實。而此舉最後失敗，其實也不是因為民眾起來革命或騷動，因為莫斯科市民始終保持安靜，那一項籲請眾人共同罷工，反對政變的要求也無人理睬。正如蘇聯過去許多頁歷史一樣，這是一場由少數演員，踩在長期受苦的民眾頭上的演出。

象徵性的政變，可以用象徵性的反抗擊退。因為主謀者最沒有準備、也最不希望發生的一件事，就是出現內戰。事實上他們的舉動，其用意正好與民意不謀而合，即在於制止民眾最害怕發生的變故，即演變成一場衝突。因此，當灰影朦朧的蘇維埃聯盟，與主謀者採取同一步調之時，灰濛色彩不及聯盟的俄羅斯共和國——如今在剛由相當多數選票選為總統的葉利欽當政——卻沒有隨之而去。數以千計的民眾，趕到葉利欽的指揮部捍衛助威，而葉利欽本人則為了全球電視觀眾大做表演，故意向駐紮在他門口的坦克部隊挑戰，部隊大感尷尬。主謀者經過這一場對抗，除了自認失敗，還有何計可施。葉利欽的政治稟賦及決斷能力，與戈爾巴喬夫的風格恰成對比。此時見機不可失，他便大胆地，並且也很安全地解散了共產黨，並將蘇聯僅余資產盡納俄羅斯腰包。數月後蘇維埃聯盟正式告終，戈爾巴喬夫本人也被推到為世人遺忘的角落。原本準備接受那場政變的外面世界，現在自然接受了這個顯然有效的葉利欽政變，並將俄羅斯視為已故蘇聯在聯合國以及其他所有組織的當然繼承人。原本打算搶救蘇聯老骨架的企圖，反而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更為突兀、更無可挽回地被完全拆散了。

蘇聯撒手不管，愈發造成東歐共產黨政權的破產。它們之所以依然在位，只不過因為多少年來，它們已經在自己周圍製造了一個真空地帶。持不同政見者除了移居國外（如果有可能的話），或由知識分子組成一些微不足道的群體之外（人數極少），在現有狀況之下，共產黨政府的權力並沒有第二種勢力可以取代，眾多的東歐百姓只有接受眼前一切，因為他九-九-藏-書們沒有第二條路可供選擇。但凡有活力、有才幹、有野心之人，都只能在體制內工作，因為所有需要這些能力的職位，甚或任何能讓他們公開發揮才能的途徑，都只在體制內部存在，或得到體制的允許方可進行。即使連那些與政治無關的活動，如撐竿跳或下棋等技能也不例外。這項原則，甚至延伸到登記在案註冊許可的反對團體，主要是一批文人（共產黨的體制漸衰，才允許這些勢力公開存在）。可是這些不曾選擇移民之途的不同政見作家，卻在共產主義失勢之後吃了苦頭，發現自己被人列為舊政權的同謀。難怪多數人寧願安安靜靜地過日子——雖然如今權威已逝，不滿的聲音不再受到嚴厲處罰——這種過日子的方式，包括表現出對體制依舊支持的行動，如行禮如儀的投票或遊行。但是在骨子裡，只有天真的小學生還信仰這個體制。舊政權倒台之後，飽受眾人憤怒抨擊，其中原因之一，即在於：

他這方面的缺陷，若與另一名同一代人的共產黨領袖相比，便可一目了然。年紀也是50餘歲的納扎爾巴耶夫，于這一次改革風潮中在1984年接掌亞洲的哈薩克共和國。但是他正如蘇聯其他許多政治人物一般（卻與戈爾巴喬夫，事實上更與非社會主義國家任何一名政壇人士不同），乃是由工廠基層起家，然後才一路升至完全的公職生涯。他從黨務轉為政府工作，成為其共和國的總統，大力推動必要的改革，包括地方化及市場化。並先後度過戈爾巴喬夫下台和蘇共解體的兩起風波——可是這兩項發展，他都不表歡迎。蘇聯解體之後，他也依然是空虛蒼白的「獨聯體」（Community of IndependentStates）中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納扎爾巴耶夫一向是個實際派，他不遺餘力，有組織地推動各項可以改善人民生活的改革政策。他也小心翼翼，確保市場性的改革不致造成社會混亂。市場運作是必要的，但是毫無控制的價格上漲則絕對不行。他最青睞的策略，就是與蘇聯（或前蘇聯）其他共和國進行雙邊交易——他贊同組成一個「中亞蘇維埃」共同市場（Central Asian Soviet common market）——並與國外資金一同創辦企業。他也不反對激進派的經濟主張，因為他不但從俄國召來一批這一派的學者，甚至遠赴非共產黨國家，請來一位創下韓國經濟奇迹的智囊人物。種種舉措，顯示他對二戰後真正成功的資本主義經濟範例頗有認識。生存之道，甚至邁向成功之道，其主要成分，恐怕不多在動機的善良，卻在靠現實主義的堅定行動吧。

短時間內，取而代之者是一群代表著不同聲音的男女（在此，女性再度極少），或是那些曾經組織過，甚或成功地號召過群眾起來示威，向舊政權發出和平退位信號的人。除了擁有教會和行業工會作為反對力量基石的波蘭之外，上述人士多為某些極有勇氣的知識分子，並屬於階段性的領袖——而且正如1848年革命時（作者正好想起這個先例），多屬於學界中人或文人——一時之間，發現自己忽然變成一國人民的領導，於是屬於不同政見的匈牙利哲學家、波蘭的中古歷史學者，便都被列入總統或總理的考慮人選。在捷克斯洛伐克，甚至有一位劇作家哈韋爾（Vaclav Havel）真的當上總統，身邊則圍繞著一群奇奇怪怪的顧問，從醜聞不斷的美國搖滾樂手，到哈布斯堡貴族家族成員——施瓦岑貝格王子（Prince Schwarzen－berg）。有關九*九*藏*書「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討論，在各地掀起一股如海嘯般的浪潮——即由市民志願團體或私人性質活動的大結合，取代以往權威政府的角色。此外，眾人也紛紛談論，如何重返起初的革命原則，恢復它的本來面貌。啊，就像在1848年一般，這一刻自由與真理的火光卻不曾久存。新氣象一閃即逝。各國政治，以及它們的執政職務，不久便復歸那些通常原來就會佔有這些職位者的手中，擔負特殊使命而起的「陣線」或所謂「市民運動」，正如它匆匆而生一般，便曇花一現地倏忽謝去。

但是表面儘管屈從，卻少有人真心相信這個體制，也無人對它保持忠誠，甚至連當政者也不例外。但是當最後群眾終於不再被動，開始喊出他們的不滿，當局顯然大吃一驚——這驚愕的一刻，已經永遠捕捉在錄像帶上。即1989年12月間，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面對滿地群眾，不想眾人發出的竟是噓聲，而非忠實掌聲——可是令共產黨首腦驚奇的事情，並不是人民的不滿情緒，而是他們竟然付諸行動。於是當出現民意難違的那一剎那，沒有一個東歐政府下令開槍，各政權都自動悄然讓出大權。只有羅馬尼亞例外，其實即使在那裡，臨垮台前的抵抗也極短暫。事實上，它們也許再不能重奪政權，而且也沒有一國作此嘗試。各地的極端共產黨派，更沒有一人起來為他們的信仰——甚至為了這40年來成績其實不算平平的幾處共產黨統治——戰死在壕溝裏面。因為如果他們起來作戰，到底是為了捍衛什麼呢？是事實擺在眼前，他們已經遠落後于西方鄰國，如今更一路下滑，證明完全不可救藥，連認真改革及高明處方都回天乏術的經濟呢？還是那一套在過去，曾經支持其共產黨前輩奮鬥，如今卻已然失去的存在理由，即所謂「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並註定取而代之」的那個體制呢？事到如今，還有誰再相信這個天方夜譚？——雖然回到40年代甚或50年代，這段理論看來並非不可行。如今即使連共產黨國家，也不再聯合一致，有時甚至還彼此交戰（如1979年的中越之戰），因此還可以再談什麼「共產主義陣營」？舊日理想如今僅存的希望，只有那十月革命的國度——蘇聯——依舊是全球兩個超級大國之一的事實了。也許只有中國除外，其他所有的共產黨政府，以及第三世界眾多的共產黨派、政權及運動，大家都很清楚，幸虧有這位大哥大撐場面，才能與對方陣營的經濟及戰略霸勢相抗衡，挽回一點平衡局面。可是如今的蘇聯再也不能負荷，顯然決意卸下這項政治軍事重擔。甚至連那些並不依靠莫斯科為生的國家，如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也頓然感到若有所失。這才發現蘇聯一去，損失多麼重大。

無論如何，在東歐，一如在蘇聯，過去一直靠舊信仰支持的共產黨人，如今已成過去。1989年時，但凡年紀在60歲以下者，已經沒有幾個人還有著把共產主義與愛國情操併為一體的經驗了——即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地下抵抗運動——至於50歲以下的人，更少有人對那個時代有第一手的親身記憶。因此當政者的合法地位，完全要靠官方辭令及老一輩話說當年軼事來維持。上一代之外，甚至連黨員本身，也可能不再是舊意義的共產黨了；他們只不過是一批事業有成的男男女女（哦，女性實在很少），而他們所在的國家，剛巧是由共產黨統治罷了。時辰一變——如果情況允許——他們二話不說，立刻便會改投門派，換上不同的行頭。簡單地說，主管蘇維埃衛星ｈｔｔｐｓ://read•９9cｓｗ.ｃom政權的人們，早已失去了對本身制度的信心——也許從來就不曾有過。如果這套系統還能運轉，他們就繼續運轉它。待到形勢明朗，連蘇聯老大哥自己都砍斷纜繩，任它們漂流而去，改革派政權便試著謀求和平轉移（如在波蘭和匈牙利）。強硬派則仍然堅持到底（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一直到大勢已去，人民顯然不再服從聽話，才棄械投降——雖然事實上它們依然可以指揮軍警。但是不管是哪一種情形，原有的共產黨政權一旦認清自己氣數已盡，便都靜靜地自行下台。這一招，無形中卻正給了西方宣傳家一記耳光。因為後者早就一再辯稱，要「極權政權」自動地安靜交出大權，無異緣木求魚。

5

蘇維埃聯盟在其最後幾年的光景，就彷彿一場慢動作的大災難。1989年歐洲衛星政權紛紛瓦解，再加上莫斯科勉為其難接受了德國統一的事實，證實蘇聯已不復為國際上的一個大國，更別提其超級霸權的世界地位了。1990－1991年間波斯灣危機風雲突起，蘇聯依然無能為力，無法扮演任何一種角色，只不過再度強調它無可挽回的敗落之勢。就國際觀點而言，蘇聯就好似經歷了一場大戰，遭到全面潰敗——只是事實上並沒有這場戰爭。但是它仍然保留著它作為前超級大國身份的軍力及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ty－industrial complex），反而對它的政治活動造成某些局限。然而，蘇聯國際地位的下降，雖然助長了某些民族主義情感強烈的共和國的分離主張，尤以波羅的海諸國和喬治亞為最——立陶宛首先一試，於1990年3月挑釁地先行宣布獨立——蘇聯最後的解體，卻不是來自民族主義的壓力。

不過也不盡然——短短10年之前，只消一聲令下，宣布實權誰屬，即可大事敲定。但是反過來說，即使到了10年後的此時，多數蘇聯民眾還是低首服從，一聲不吭。根據一項調查，48％的蘇聯百姓，以及70％的黨委（這一點倒不必驚訝），支持這一「政變」（Di Leo，1992，pp．141，143n）。同樣重要的是，雖然嘴裏不肯承認，事實上國外也有許多政府以為政變將會成功。可是舊式黨政軍權力的認定，在於全面普遍自動地贊同，而非一一清點人頭。然而到1991年時的蘇聯，中央權力已不復存在，全民服從也無蹤跡。如果這是一場貨真價實的真政變，倒有可能在蘇聯多數地區成功，獲得多數民眾支持。而且，縱使軍隊及安全部門內部有裂隙、情況不穩，應該也可以召集足夠的部隊，在首都進行一場成功叛變。可是今天的情形已然改觀，徒然在形式上象徵性宣布權力，已經不夠了。戈爾巴喬夫畢竟沒錯：「重建」政策，改變了這個社會，打垮了陰謀叛變者的企圖。可是，也同樣擊垮了他自己。

但是，經濟、國家、社會，各種問題卻一項也未解決。就某方面而言，現在反而比原來更糟，因為其他共和國小弟弟，都開始害怕起俄羅斯老大哥了——在此之前，它們根本不用擔心不講民族主義的蘇聯。更何況俄羅斯民族主義，正是葉利欽手上最有用的一張好牌，可以用來籠絡以大俄羅斯人民為核心的軍隊，而且，由於其他共和國內住有大量的俄羅斯族居民，葉利欽也暗示可能有重談版圖的必要，於是更加速了全面分離的腳步：烏克蘭立刻宣布獨立。突然之間，原本被中央集權一視同仁的廣大人口（包括大俄羅斯本土人民在內），現在卻頭一回開始擔心莫斯科會以大欺小，為本國利益欺壓他們。事實上，這份心事九*九*藏*書也終結了在表面上維持一個聯盟的假象，因為繼蘇聯而起的「獨聯體」幻影，不久便失去所有的真實性。甚至連蘇聯所余的最後一支隊伍，那支在1992年奧運會上擊敗美國、極為成功的聯合代表隊（United team），也註定不能長久。於是蘇聯的瓦解，逆轉了幾乎達400年的俄羅斯史，使得這個國家重返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72-1752）之前的幅員與國際地位。自從18世紀中期以來，不論是在沙皇抑或蘇聯治下的俄國，一直是世界上一大強國。因此它的解體，在的里雅斯特與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間，造成一個現代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國際權力真空，除了1918－1920年俄國內戰的一段短時間是例外。這一片浩大無垠的地面，充滿著混亂、衝突與潛在的巨變。而這也是這個千年將盡之際，有待世界上外交家與軍事家處理和解決的課題。

風度迷人、態度誠懇、真心為共產主義理想所動，卻眼見它從斯大林興起以來徹底失敗的戈爾巴喬夫，說來矛盾，事實上卻是一個色彩強烈的組織者，與他自己一手創造的民主政治格格不入。他坐在委員會裡計劃研討的作風太強，不容易採取果斷行動；他與都市和工業性格的俄羅斯經驗相距太遠——他從來沒有這方面的管理經歷——無法如老共產黨頭子般，深刻地體會現實的基層群眾一面。戈爾巴喬夫的問題，並不完全在他缺乏一套有效的經濟改革策略（自從他下台以後，也不曾有人有過），卻在他與本國民眾的日常經驗距離太遠。

蘇聯的瓦解，主要是由於中央權力的解體，迫使境內各個區域或下級單位，不得不開始自己照顧自己，並全力搶救眼前這已一塌糊塗的殘存經濟。蘇聯最後兩年發生的大小事情，背後都有飢餓和短缺兩項因素存在。改革派失望灰心之餘（他們多數是開放政策下最明顯的受惠者——學者們），被迫走上預言式的極端：除非舊系統完全瓦解，有關它的一切全部毀去，否則將一籌莫展。就經濟角度看，即以完全私有化徹底粉碎舊的一套，並以百分之百的自由市場立即取代之，而且不計任何代價，務在必行。於是在數周或數月之內，迅速推動這項計劃的驚人藍圖出籠了。當時甚至有一個所謂「五百天計劃」之說。可是這些政策，並非基於對自由市場及資本主義經濟的任何認識，但是來自英美經濟界的訪問學者及金融專家，對此卻熱烈推薦。後者的高見，同樣也不是基於對蘇聯經濟真相的任何了解。雙方面都認為，現有的制度（或者換句話說，目前還存在著那個中央指令制度），遠不如以私有財產制及私人企業為基礎的經濟制度。他們也同時看出，舊有的系統即使再經修補，也必將註定滅亡。以上看法固然相當正確，但是他們卻不曾處理實際上的問題，即如何將這樣一個中央計劃指令型的經濟，轉型變成任何一種的市場驅動經濟。相反地，他們只一味抽象論證，證明在5年經濟期內，市場經濟將帶來何等好處。他們聲稱，一旦供需法則得以自由發揮，屆時貨架上將自動堆滿一度為廠商扣壓的商品，而且價格實惠合宜。可是長久以來受苦受難的蘇聯百姓，知道這種好事不會發生——等到舊系統消失之後，這種震蕩式的自由派療法，也曾獲得短期施行，結果好夢果然沒有成真。更有甚者，當時凡是態度嚴肅的觀察家，都相信到了公元兩千年時，蘇聯經濟的國營部門，還將佔有極大比例。這種公私制并行的混合經濟，根本就為海耶克和弗里德曼的信徒所駁斥。他們毫無操作或轉變這種經濟的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