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財經時報》（Financial Times）的這同一篇社論，卻也同時表示（24／12／1993）：

隨著新千年的腳步日進，眼前的第一任務更為明顯。我們沒有時間再對著蘇聯的殘骸幸災樂禍了。世人應該重新考慮：資本主義內在的缺陷究竟是什麼？對症下藥，應當從哪裡下手？而缺陷若消除，資本主義體系是否仍將恢複本來面目？正如美籍捷克裔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曾經指出，資本主義的循環波動現象，「不似扁桃體，可以單獨分離個別處理。相反地，卻如心跳，正是表現心跳徵候的機體的本質所在。」（Schumpeter，1939，I，V）

黃金時代的經濟奇迹，是以「發達市場經濟」實際收入的增高為基礎，因為大量消費的經濟，需要大批擁有足夠收入的消費者，消化高科技的耐用消費品。在高工資的勞工市場里，這類收入多屬勞動性的工資所得，而如今這筆收入面臨威脅，經濟對大量消費的依賴卻更甚往昔。誠然，在富有國家的消費市場上，其勞動力已因由生產性工業移向第三產業而趨穩定——第三產業的就業情況，一般而言也較少變動——而移轉性收入的大幅增加（多數是社會安全暨福利收入），對消費市場的穩定也不無貢獻。以上收入，約佔80年代後期西方發達國家國民生產總值的三成；回到20年代，卻僅不到4％（Bairoch 1993，p．174）。此中變化，也許可以解釋當1987年華爾街九九藏書股市大幅滑落時，雖是自1929年以來的最大一次，卻不像30年代的那樣，造成了世界資本主義的大蕭條。

不論這一類問題性質為何，一個毫無限制，且無法控制的全球自由市場經濟，顯然不能提出解答；更有甚者，它極可能使得永久性失業和增長低落的現象更加惡化。因為一切以理性從事，專事追求利潤的公司企業，選擇途徑無他，自然是：①儘可能裁減人員，要知道人事費用可比電腦昂貴多了；②儘可能削減社會安全稅負（或其他任何稅負）。全球性的自由市場經濟，同樣也不可能解決以上問題。其實直到70年代以前，不論是國家或世界資本主義，從未在完全自由開放的情況下運作一天——即使有過，也不見得曾經從中獲益。以19世紀為例，就可以舉出一點質疑：當時真正的狀況，「恰好與古典模式相反：自由貿易，與不景氣及保護主義同時發生，或者說，前者可能正是造成后兩項發生的主要因素。而最後一項，恐怕也正是今日多數發達國家之所以能有今日發展程度的主因。』（Bairoch，1993，p．164）至於20世紀的經濟奇迹，更非遵循「自由放任」，根本是反其道而行之。

因此，主導了80年代，並在蘇聯體系倒閉后達到意識自我滿足高峰的經濟自由化及「市場化」高調，事實上不能持久。90年代初期，世界經濟爆發危機，加以所謂「休克療法」在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一敗塗地，已經令許多這之前興奮相隨者進行反思——1993九-九-藏-書年的經濟專家顧問，竟宣稱「也許馬克思畢竟沒錯？」這種話在以前誰能料到？然而，回歸現實的道路上，卻又遭遇兩大阻礙。其一是缺乏重大的政治威脅，如共產主義及蘇聯集團，或如納粹之攫取德國政權在當時造成的重大危機。這一類的威脅，本書已經一再顯示，都是促使資本主義進行自身改革的重大因素。然而，如今蘇聯已然解體，工人階級及工人運動也日趨沒落解體，第三世界在傳統戰爭中的軍事意義很小，以及發達國家的真正窮人，已經貶落而成少數的「下層階級」身份——凡此種種，都降低了主動改革的刺|激。而極右派運動氣焰高漲，前共產黨國家對舊政權傳人的支持意外地復活，也不啻世界的一大警訊。到90年代，此中的警告意味更濃。其二是全球化的過程本身，在國家保護機制的解體之下更加強化。全球化的自由經濟體系，被得意地讚揚為「財富的製造場……被舉世視為效果最宏大的人類發明。」可是論到這項偉大發明的社會成本，其中的犧牲者卻不復有往日的國家手段來保護了。

然而，這股力卻有其不完美處……在快速的經濟增長之下，全球三分之二左右人口從中所得的益處卻很低微。甚至在發達的經濟地區里，收入最低的四分之一人口，也不見利益涓滴下流，反見財富不斷向高處迴流。

但是其中卻有一大例外，即在貧富國家之間，差異的鴻溝不但日漸加深，而且無可反轉。這種貧富差異深化的現象，因80年代給第三世界的重大打擊，以及前社會主九-九-藏-書義國家步入貧窮而愈發加速。而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長始終不會大幅滑落，這道差距看來好像只會有增無減。根據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理論，無限制的國際貿易，將使貧國與富國的距離逐漸接近；這種想法，不但與歷史事實正好相反，也不合一般常識。一個建立在不平等更加深化的世界經濟體系，未來頭痛的問題只有日重一日。

從經濟自由主義隱含的全球角度再度觀之，不平等的增長現象根本無關緊要——除非可以在全球的層面之上，顯示出負面多於正面的總體效果。從這個角度觀察，只要成本比較的結果許可，就經濟而言，法國便沒有理由不全面停止農業生產，而改向國外全面進口糧食。同樣的，只要科技及成本效益可行，也沒有理由不把全世界的電視生產，一律搬到墨西哥城。但是這種觀點，自然不能彼此身同在「國家」經濟及「全球」經濟範疇之下生存的世人（即所有國家的政府及其境內居民）全盤接受。其中最大的原因，自是我們無法規避世界性變亂造成的社會政治後果。

經濟的活動，絕不能自外於它的大環境及它造成的後果而獨立存在。我們在前面已經看見，20世紀後期的世界經濟，共有三大層面值得世人提高警惕。其一，科技不斷進步，更使人類勞動力脫離商品和勞動的生產過程，卻不會為這些被遺棄的勞動力，提供足夠或類似的工作替代；也無法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足以吸收這些餘下的人工。黃金時代曾出現於西方的全面就業，如今甚至連短時間的恢復也無人敢預期。其https://read.99csw.com二，人力雖然依舊是一大生產主力，經濟的全球化卻使工業中心開始轉移，由勞動力成本昂貴的富國，移向在其他條件相同之下，卻擁有廉價勞動力為其最大優點的國家。於是便造成以下各種後果：工作由高工資地區轉向低工資地區；同時高工資地區的工資（基於自由市場運作的原則），也在全球工資市場的競爭壓力之下下降，舊有的工業國如英國，只好也跟上廉價勞動力的路子，卻在社會上帶來爆炸性的後果，以致無法在這個基礎上與新興工業國家競爭。歷史上諸如這一類的壓力，通常是由國家採取行動抗衡，如舉起保護主義大旗。然而，這正是世紀末世界經濟的第三項隱憂，即由於世界經濟的繁榮勝利，以及納粹自由市場意識的高舉，使得因經濟變動而產生的種種社會衝擊，不再有有效的工具予以處理，至少，也減弱了處理的力量。世界經濟，便成為一台力量日漸強大卻無法控制的發動機。這台引擎究竟能否控制？即或能夠，又由誰來控制？這個現象，自然同時帶來了社會與經濟的問題。在某些國家裡（如英國），其直接嚴重的程度，顯然更甚於另外一些國家（如韓國）。

4

然而，就連上述這兩項提供安定作用的收入形式，如今也正面臨破壞之中。隨著短促的二十世紀步入尾聲，西方政府及「正統」經濟學派開始一致同意，公共社會安全與福利的負擔太重，必須予以削減。同時，在第三產業中向來最為穩定的幾項行業裏面，大規模的人事縮減也成家常便飯——如國家機關、銀行金融，以及就科九-九-藏-書技而言後於重複多餘的大量辦公室型工作等等。不過對於全球性經濟而言，一時將不致造成直接威脅——只要舊市場的相對萎縮，可以由世界其餘地區的擴張相對彌補即可。或者說，從全球觀點而言，只要實際收入增加者的人數，其增長率始終超過其餘人口即可。用更殘酷的口吻說明，如果全球經濟可以無視一小群貧窮國家，徑將其列為無關大局的經濟末節，那麼，它自然也可輕視本國境內的窮人于不顧，只要那些值得看重的消費者人數夠大夠多即可。從企業經濟觀及公司會計學的高台鳥瞰下顧，誰需要那佔美國人口的10％，從1979年以來實際鐘點收入直線下降幾乎達16％的一群？

其實單獨而言，世界經濟的問題並不嚴重。若放手任其為之，世界經濟必然繼續增長。如果康氏長周期理論出現任何波動，也必定是因為世界再度于千年之末以前，進入了一個繁榮擴張的歲月。雖然這份繁榮，短期內將因蘇聯社會主義的解體餘震、世界部分地區陷入無政府的戰亂現象，以及世人過度投入全球自由貿易的無限熱情（對於此份幻想，經濟學家似乎比歷史學家更要不切實際）而暫時受挫。不過，經濟擴張的前景極其無限。我們在前面已經看見，黃金時代，基本上是「發達市場經濟」的大躍進，這個經濟區域也就大約有6億人口居住的20個國家（1960年）。全球國際化與國際生產的重新分配，將繼續促使世界60億人口中的其餘大多數邁進全球經濟的領域。此情此景，相信連最悲觀的人士也得承認，企業的前途極為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