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政治局勢的最大徵候，其實正是各國政局的不穩定。在絕大多數國家內，現有政權能否安度未來的十或十五年，依最樂觀的估計，情況都不大可靠。甚至連相對之下，政府制度及政權轉移較為穩定的國家，如加拿大、比利時，或西班牙，未來十或十五年內，它們能否依然保持其單一國家地位，也是一大問號。其未來繼起政權的性質形式——若有任何繼起政權——也因此不能肯定。簡單地說，政治這門學問，「未來學」很難有用武之地。

蘇聯體系瓦解了，西方評論家的直接反應，便是此事證實了資本主義及自由民主政治的永久勝利。但是在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政治之間，兩項觀念的不同卻常為北美某些淺薄的世情觀察家所混淆。誠然，在短促二十世紀的末期，資本主義的體質固非處於最佳狀態；但是蘇式的共產主義，毫無疑問已回生乏術。但是在另一方面，自由民主政治的展望，卻不能與資本主義相提並論，凡是處於90年代初期的嚴肅觀察人士，都不會對它抱同樣的樂觀態度。最大的指望，也只能稍帶信九-九-藏-書心地預測：就實際而言，世界各國（也許那些受神明啟示，堅持原教旨主義路線的國家得除去不計）都將繼續表示全力擁護民主、舉辦某種形式的選舉、並對那些有時純屬理論性的反對意見予以容忍。與此同時，則大力粉刷門面，將它們各自的裝飾加在自由民主的意義之上。

不過全球政治景觀之上，卻有幾個特徵極為突出。其一，正如前面已經指出，是民族式主權國家的衰落。民族國家，乃是理性時代以來主要的政治建制，它的成立，一方面通過國家對公共權力及法律的壟斷，一方面則因為就多數目的而言，它也是政治行動有效的行使場地。民族國家地位的降低，來自上下兩項因素。就第一方面而言，它的權力功能，正快速地讓與各種超國家級的組織機構。另一方面，也由於大型國家及帝國的紛紛瓦解，小國林立，在國際無主的亂陣中缺乏自衛能力之故。而在國境之內，各國也逐漸失去對國事的傳統獨霸權力，私人保安和快遞服務的興起，恰好證明原本普遍由國家部門負責的事務，read.99csw.com正大權旁落至民間手中。

社會財富的分配，而非增長，勢將主導著新千年的政治舞台。非市場性的資源配置分派——或至少對市場性配置分派予以毫不留情的限制——是防止未來生態危機的主要途徑。不管採取哪一種手段，人類在新千年裡的命運前途，全在公共權力的重新恢復。

不過這些發展，並未使國家成為多餘或無效的一項存在。事實上就某些方面而言，在科技的相助之下，國家對個人的監督控制能力反而加強。因為所有財務、行政事項、大小銀錢出入（除了小筆現金交易之外），可能都有電腦忠實記錄；而一切通訊對話（除了在戶外當面交談），也可以予以截聽記錄。但是儘管如此，國家的形勢已經變了。本來自從18世紀以來，一直到20世紀的下半期為止，民族國家的管轄範圍、勢力、功能，莫不持續擴增。這是「現代化」不可避免的主要特徵。不論個別政府的性質為何——自由、保守、社會民主、法西斯，或共產黨——在現代化大勢達到高峰之際，「現代」國民的生活種種九九藏書，幾乎都由本國政府的「所為」或「所不為」全面操縱（除了在兩國衝突時，局勢就非本國政府單方面所能控制了）。甚至連全球性力量造成的衝擊，如世界經濟的興衰大勢，也通過政府決策與建制的過濾方才及於民眾。然而到本世紀末，民族國家卻開始被迫改取守勢，去面對一個它不再能控制的世界經濟；面對它自己一手創立，以解救本身國際性不強的超國家機構，如歐盟組織；面對財政上日漸明顯的無能為力，再不能給予其公民短短几十年前還能信心十足提供的各項服務；更有甚者，面對它再也無法依據它自己的標準，去維護公共法律及社會秩序，而這些正是它之所以存在的主要功能。當年在國家權力蒸蒸日上的年代，它將如此眾多的功能大包大攬，集於一身，併為自己設下如此雄心目標，維持絕對的公共秩序與控制。昔日何等風光，與今天的落魄衰頹兩相對照，愈使其無能為力的痛苦加重。

然而，世人如要向市場經濟造成的社會不平等及環境問題挑戰，國家及政府——或其他某種代表公共利益的權力形式——九-九-藏-書就愈發不可缺少。或如40年代的資本主義改革所示，如果經濟體系打算繼續差強人意地運行下去，國家的存在更不可少。若無政府機制在上，對國家所得進行配置及重分配，（比方說）舊有發達國家內的人民將落於何種下場？它們的經濟，全繫於一個所得者日益稀少的基礎之上。緊夾在這群有限所得者的兩邊，一邊是人數日眾、不再為高科技經濟需要的勞動人口；一邊是人數也同樣膨脹、卻不再有工作收入的老年公民。當然，若說歐盟組織的民眾，在其每人收入總值平均於1970－1990年之間躍升了80％的條件下，卻於1990年時，「供不起」在其1970年視為當然的收入及福利水準，此話自是虛妄（World Tables，1991，pp．8－9）。但是這種局面，若無國家居間，絕無可能存在。假定——並非全無可能——目前的趨勢繼續下去，到達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工作有得，其餘四分之三則全無收入的狀況，如此這般20年後，經濟發展也足以產出雙倍于以往的全國收入總值。在這種情況下，除https://read.99csw.com了公共權力外，誰會且誰能保證，全民皆有保障，至少可以有最低限度的收入及福利？誰能夠抗拒那在危機二十年中，如此顯著，急趨於一方的不平等大勢？根據70年代和80年代的經驗判斷，馳援來救者絕非自由市場。如果那些年的教訓帶給世人任何證據，那就是世間最大的政治課題——自然包括髮達的世界在內——不在如何擴增國家財富，卻在如何分配財富，以利人民福祉。分配的課題，對急需更多經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更為重要。巴西，就是忽略社會問題後果的最大例證。1939年，巴西的平均國民所得幾乎為斯里蘭卡的兩倍半；80年代結束時，更高達6倍有餘。可是斯里蘭卡的居民，在主食補助及免費的教育醫療下（直到1979年末期），其新生兒的平均預期壽命，卻比巴西高出數年；它的嬰兒夭折率，於1969年也僅有巴西半數，1989年更減為巴西三分之一（WorldTables pp 144-147，52－127）。若比較兩國的文盲人數，1989年時，巴西更幾乎達亞洲這個島國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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