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如果你走進那兒的阿爾卑斯山山脈的村子里，你會看到那些裝飾華麗的泰若嶺式的屋頂、欄杆和陽台，屋頂上很有特色的瀝青。很有特色的三角形拱頂和窗子上很有特色的百葉簾。但我沒有把這看作是一幅很美的拼插玩具的圖畫，而是看到，這村子里沒有一部分是無目的性的，沒有一部分不是與其它部分相關的。房頂上刷上了瀝青是為了冬天能在屋頂存住適量的雪以隔離嚴寒，伸延出陽台的三角形屋頂的椽檐是用來防止雪落到陽台上來的。所以我曾饒有興味地看著這些村莊自忖，這部分這樣組成是為了這樣的目的，那部分那樣組成是為了那樣的目的，而所有這些部分都是互為關聯的。」

「在愛爾蘭，服從權威的號召從來就不起作用。」

「很少。」

使他受到震動，把他帶回到現實中來的是他去紐約的一個小型智囊機構——人口委員會工作這件事。1974年，在他完成了博士學位，並在柏克萊的經濟系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以後，就來到了這個人口委員會。就這個人口委員會的地理位置而言，它離第三世界未免過於遙遠了：它在公園大道的一座大廈里，主席是約翰·洛克菲勒三世。但這個委員會確實認真地資助了對避孕、計劃生育和經濟發展等項目的研究。從阿瑟的觀點來看，最重要的是，這個委員會有一個儘可能地讓研究人員從他們的辦公桌前走出去，走到研究項目現場的政策。

1966 年，這同樣的決心又引他跨過了愛爾蘭海峽，來到了英格蘭的蘭卡斯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Lancaster），開始攻讀運籌學（operations research）這門數學性非常強的研究生課程——這門工科課程基本上是一套計算技巧，計算如何讓一個工廠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或計算如何保持對一架遭到意外打擊的戰鬥機的控制。「那時，英國的工業狀況很糟糕。我想，也許我們能用科學重組工業，解決眼下的問題。」阿瑟說。

他說，正是愛爾蘭人的反叛特色以一種奇怪的方式使他開始了自己的學術生涯。貝爾法斯特的天主教徒具有極為輕蔑知識分子的傾向。所以嘛，他自己當然就偏要成為一個知識分子。事實上，他記得早在四歲時，在他遠不知道何為科學家之前，就想當一個「科學家」了。只因為當一個科學家的想法有著妙不可言的誘惑力和神秘感。但是，如果年輕的布賴恩僅僅只有這樣的想法，而沒有這樣的決心，也是當不成科學家的。他在學校讀書時，從一開始學工程、物理和嚴格的數學起就投入了進去。1966年，他在貝爾法斯特的皇后大學（Queen』s University in Belfast）獲得了機電工程專業的頭等獎。他母親說：「啊，我想你最終會在哪兒當個小教授的。」其實他母親很為他感到驕傲。在這個家族裡她這一輩的人當中還沒有人讀到過大學呢。

然而，他的另一部分天性卻發現新古典經濟學自有美妙得令人窒息之處。新古典經濟學知識作為一門絕妙的技藝，能與牛頓和愛因斯坦的物理學相提並論。新古典經濟學的嚴格性、清晰性和準確性使得有著數學家天性的阿瑟無法不大為讚歎。而且他也可以理解，為什麼前輩經濟學家會那麼熱衷於它。在上一代經濟學家開始嶄露頭角時，經濟學還處於十分糟糕的狀況。他曾經聽到過那些駭人聽聞的故事。在三十年代，英國的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說，你可以讓五個經濟學家串在一個房間里而得出六種不同的結論。從各方面的報道來看，他這麼說還算是客氣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經濟學家長於觀察，但在邏輯思辨上顯得略微遜色。甚至即使他們的邏輯思維也很強，你仍然會發現他們會在同一個問題上得出非常不同的結論：原來他們是從不同的、未經闡述的假設來探討問題。所以在那些與政府政策或商業循環理論有關的重大問題上，都會爆發不同派系之間的學術論戰。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掌握了數https://read.99csw.com學理論的經濟學家是他們那個時代的少壯派。他們是一群自命不凡的傢伙，決心要清除經濟學的馬廄牛圈，使經濟學變成像物理學那樣嚴格精確的一門科學。他們成就非凡，近乎達到了目的。取得了這一巨大成功的少壯派們——他們中間有斯坦福的肯尼思·埃羅、麻省理工的保爾·塞繆爾森（Paul Samuelson）、柏克萊的傑拉德·德布諾（Gerard Debreu）、羅切斯特的特加林·庫珀曼斯（Tialling Koopmans）和萊昂內爾·麥肯奇（Lionel McKenzie）——他們理所當然地成為偉大的老人，新的法典。

德萊弗斯強化了阿瑟在麥肯錫所學到的知識，並給他提供了很有效用的經濟學課程解毒劑。阿瑟說：「德萊弗斯相信直接深入到問題核心的做法。他教我一直簡化問題，直到你認為你可以對付得了它為止，而不是一上來就解答覆雜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方程式。他讓你找出構成了這個問題的因素，找到關鍵所在，找到主要的部分和主要的解答辦法。」德萊弗斯不會讓他為了數學而陶醉在花哨漂亮的數學公式里。

但阿瑟相信，他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有一個更好的角度，或起碼是更高明的角度：從「時間延宕」的角度來分析人口控制問題，這也是他博士論文的題目。他說：「問題在時間上，如果一個政府今天設法減少了出生率，那麼十年以後就會影響到學校的大小和多少，二十年以後就會影響到國家的勞動力，三十年以後就會影響到下一代的人口，六十年以後就會影響到退休的人數。」從數學上說，這十分像試圖控制遠在太陽系之外的宇宙飛船，而指令需要幾小時才能到達那兒；或像調節你的淋浴噴頭的水溫，在你調節噴頭與熱水淋到你身上之間有半分鐘的延宕。如果你不把這段延宕的時間適當地計算在內，你就會被燙傷。

他就是無法苟同這樣的觀點，即便自由經濟妙不可言，亞當·斯密是個絕頂聰明的人。而且公平地說，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家們已經在基本的經濟模式上發展出了各種詳盡的闡述，以涵蓋諸如前景的不穩定性和財產繼承這類的事。他們已經使經濟學的基本理論適應于稅收、壟斷、國際貿易、就業、金融、貨幣政策——舉凡經濟學家們能想到的一切。但所有這些都沒有改變最根本的假設。經濟學理論仍然無法描述出阿瑟在魯爾河谷所見到的人類世界的混亂無序性和非理性——或者，像他每天都可以在柏克萊的大街上見到的那些情形。

在孟加拉國呆了六個星期以後，阿瑟和麥克尼考回到了美國，在消化了在孟加拉取得的信息和資料之後，他們在《人類學和社會學雜誌》上發表了調查研究報告。阿瑟返美后落腳的第一站就是柏克萊，他到那裡的經濟系翻閱一些參考資料。他記得當他在經濟系時，湊巧翻看了系裡最新近的經濟學課程表。那上面幾乎還是他很久以前學的那些課程。「但我突然有一種很奇怪的印象，好像我與經濟學中心有過一段距離，經濟學在我離開的這一年裡發生了變化。然後我又明白了真相：經濟學並沒有發生變化。發生了變化的是我自己。」他說。孟加拉之行以後，所有這些他花費了大量精力掌握了的新古典經濟學在他眼裡變得毫不相干了。「我突然感到一種全面的輕鬆。就像從身上卸下了一副重擔。我再也不用非要相信新古典經濟學了！我感到了一種極大的自由。」

另外，只要你想學經濟學——阿瑟仍然決定要學——還有什麼其它理論可供選擇呢？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喂，這兒是柏克萊，卡爾·馬克思當然還是有跟隨者的，但阿瑟不是其中之一。在阿瑟看來，能夠被科學預測到的社會各個發展階段中的階級鬥爭進程這些玩藝兒明擺著是愚蠢的。不，就像某個賭徒曾經說過的那樣，這遊戲也許是個騙局，但這是全城唯一的遊戲。所以他只能繼續修他的經濟學課程，決心要掌握這個並不讓他十分信服的理論工具。

1970年，阿瑟又回到了杜塞爾道夫，在麥肯錫公司度過了他的第二https://read.99csw.com個夏天。他發現這次就像第一次一樣吸引他。有時他想，他是不是應該一直與麥肯錫公司保持聯繫，等他畢業後來這裏做一個最高檔次的國際管理諮詢專家，那他就可以過上非常豪華的生活了。

1967 年，當他發現蘭卡斯特大學的教授們全都愚蠢、墮落到令他難以忍受——「有一個愛爾蘭人來我們系不錯嘛，這給我們增加了點兒色彩。」阿瑟儘力模仿著乏味而勢利眼的英國人的腔調說——他離開了那兒，去了美國安·阿泊的密執安大學。阿瑟說：「我一踏足美國就感到像回到了家。那是六十年代，那兒的人很開放，文化也很開放，美國的科學教育是世界一流的。在美國，好像一切都是可能的。」

所以，阿瑟在那個夏天以後，帶著高漲的求知慾，奔赴柏克萊。在對經濟學一無所知的情況下，他宣稱經濟學正是他所想學的。

他說，給他留下了同樣深刻印象的是，當他越過義大利邊境到了多羅米克阿爾卑斯山脈這一側時，村莊的風格就完全不是泰若嶺式的了。沒有一樣你可以指出來是你在泰若嶺見過的。僅僅是因為無數細節的改變，便組成了完全不同的整體。然而義大利的村民們和奧地利的村民們面對的基本上是同樣的落雪的問題。「我多少次地想，兩種不同的文化產生了兩種全然不同的、但都具有自我連貫性的特有形式。」

1973 年，阿瑟把他對人口問題的分析寫進了他博士論文的最後一章：這是一部充滿了數學公式的大部頭書，題目是：「動態規劃在時間延宕控制理論中的應用」 （DynamicProgramming as Applied to Time－Delayed ControlTheory）。「這是從一個很工程化的角度對人口問題的研究，裏面儘是數字。」阿瑟不無後悔地回顧道。儘管他有在麥肯錫工作的經驗，得到過德萊弗斯的指教，對過分數學化的經濟學也有種種不耐煩，但他仍然首先感到把他引向運籌學研究的那種衝動：讓我們用科學和數學來使這個社會理性地運轉。 「發展經濟學領域的大多數人都抱有這種態度。他們是這個世紀的傳教士，只是他們不是想把基督教帶給異教徒，而是試圖把經濟發展帶給第三世界。」

孟加拉國之行對阿瑟來說是個學術上的分水嶺。1975年，他和人口統計學者傑弗里·麥克尼考（GeoffreyMcNicoll）一起去了那裡。澳大利亞人傑弗里·麥克尼考是他在柏克萊做研究生時的同學，但更重要的是，是他把阿瑟引入了人口委員會。他們搭乘了在一起政變后第一架被允許進入孟加拉境內的飛機到達了那裡。飛機著陸的時候他們還能聽見機關槍的掃射聲。此後他們去了鄉村。在那裡，他們就像做調查訪問的記者。「我們和村裡的頭人談，和村裡的婦女談，和所有的人談。我們不斷地訪問，想弄明白孟加拉國的農村社會是怎樣運轉的。」他們尤其想弄清楚的是，為什麼甚至在免費為村民們提供現代化的生育控制措施以後，農村的家庭仍要平均每家生七個孩子——而且村民們對他們的國家因為人口過多而經濟停滯的情況似乎完全清楚。

但不幸的是，在安·阿泊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那就是，那個地方不直接通向阿瑟喜愛的山和海。所以從1969年秋季開始，阿瑟轉學到柏克萊做博士學位。為了獲取支撐他讀完學業的錢，他在轉入柏克萊之前的夏天，向世界上最優秀的一家管理諮詢公司之一，麥肯錫公司（McKinsey）申請了一份暑期工作。

第三世界那些曾經是殖民地的新獨立國家正在為取得經濟生存力而奮鬥。西方經濟學家們則提出了一個又一個的如何幫助這些國家的理論。那時，最普遍而標準的提議是強調經濟決定論：為取得人口的最適條件，一個國家所要做的是給予它的人民適當的經濟刺|激，以控制他們的生育，這樣他們就會自動地、理性地做合乎他們自己利益的事。特別是，許多經濟學者提出，如果，或當一個國家變成了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國——當然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建成的——這個reａｄ•９９csｗ.cｏm國家的公民自然就會經歷一個 「人口數量上的變遷」，他們會自動降低他們的生育能力，以與歐洲國家盛行的人口生育模式相匹配。

於是他就這麼做了。「但麥肯錫的經歷卻使我對經濟學大為失望。在這裏，完全沒有在魯爾河谷時那樣強烈地吸引了我的歷史感。」他說。在柏克萊的教室里，經濟學就像是純數學的一個分支。作為經濟學基礎理論而著稱的「新古典」經濟學，已經把這個多姿多彩而又錯綜複雜的世界簡化成了用幾頁紙就能寫盡的一系列狹隘、抽象的法則。所有的教科書都充滿了數學等式。最優秀的年輕經濟學家們好像都在把自己的學術生涯獻給對一個個定理的證明，而不顧這些定理和現實世界是否有任何關係。阿瑟說：「經濟學如此重視數學使我感到非常吃驚。對我這個來自應用數學領域的人來說，定理是一個永久不變的數學真理的聲明——而不是用許多公式來包裝打扮對瑣事的觀察結果。」

他的運氣好得不可思議。阿瑟直到後來才意識到他有多麼幸運。人們你爭我搶地想受雇於麥肯錫公司，而公司卻看中了他的運籌學背景和他懂德語。他們需要派人到杜塞爾道夫分公司去工作，問他是否有興趣。

當然，這個研究課題使他有機會來往於火奴魯魯東西方人口研究所從事研究，這對他也沒有什麼不好。他在那裡還保留了一塊衝浪板，可以隨時去海邊衝浪。但他對人口問題的研究還是很認真的。那是七十年代初，人口問題正赫然聳立於世人面前。斯坦福的生物學家保羅·厄里奇（Paul Ehrlich）剛剛出版了他的啟示性暢銷書《人口炸彈》。

但麥肯錫不僅僅只是為他個人鍍了一層金。麥肯錫基本上是個出售當代美國管理技術的公司（這個概念在1969年聽起來並不像十五年後聽起來那麼奇怪）。阿瑟說：「當時歐洲公司的特點是，每個大公司都擁有上百個下屬分支。他們甚至搞不清自己都擁有些什麼。」阿瑟發現自己非常有興趣深入到這一類混亂無序的問題之中去，獲取形成這些問題的第一手資料。「麥肯錫確實是世界一流的。他們並不是在兜售理論，也不是在兜售什麼時髦的玩藝兒。他們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完全捲入到錯綜複雜的情況中，就生活于其中，切身地感受它。麥肯錫派出的班子通常會在一家公司一呆就是五六個月，甚至更長時間，研究一系列極其複雜的情況和相互間的關係，直到把其中的模式摸得一清二楚為止。然後我們所有的人就都圍坐到辦公桌邊，有人就會說：『這事肯定會是這樣的，因為什麼什麼原因。』另一個人就會說：『如果這事是這樣的，那麼那件事的結果肯定會是那樣的。』然後我們就走出辦公室去核對。也許一個地方分支的總經理會說：『嗯，你們基本上是對的，但你們遺漏了這一點或那一點。』所以我們又要花費好幾個月的時間一次次地澄清問題，直到完全搞清楚為止。解決問題的答案便在這個過程中自然產生了。」

他無法不感到經濟學理論過於簡化了。不，他反對的並不是數學的嚴謹。他喜歡數學。在費時數年來學習電機工程和運籌學之後，他的數學功底要比他的大多數經濟學同窗強得多。不，困擾他的是經濟學的不可理喻的非現實性。計量經濟學家們如此成功地把他們的學科轉變成了假扮的物理學，在他們的理論中，人類所有的弱點和激|情都被濾去了。他們的理論把具有動物本能的人描繪成了像粒子那樣的東西：「經濟人」，像神一樣的存在物。這些存在物的理性思維永遠是完美無缺的，永遠是冷靜地追求可以預測的自我利益。就像一個物理學家可以預測一個粒子對任何一組特定的力會作出何種反應那樣，經濟學家也可以預測經濟人會對什麼樣的特定經濟形勢作出何種反應：他（或它）會正好把自己的「實用功能」發揮到極致。

委員會的主任會問：「布賴恩，你對孟加拉國的人口和發展知道多少？」

這個深刻的發現使他對想找到一個對人類生育問題的普遍的、決定性的理論不再抱任何希望。他開始把生育問題看作是在特定的社會習俗、神話和道德慣例下九*九*藏*書形成的、具有自我連貫性的特有形式的一個部分。而且，每一種文化都有不同的特有形式。「你可以在一個國家衡量像收入和生育這樣的事，而在另一個國家卻發現既有可以用同種標準衡量的文化，也有完全不能用同種標準衡量的文化。它們是不同的特有形式。」所有的事都是相互纏結在一起的，沒有一個謎是可以脫離開其它因素得到解答的。孩子的數量與社會的組成是有著相互關聯的，社會的組成方式與這個社會中的家庭生育孩子的數目也有極大的關係。

阿瑟對德萊弗斯的指導心領神會。「他的方法既好也不好。」阿瑟有點傷心地說。如果他在後來把他的報酬遞增率用厚厚的數學公式包裝起來，也許更能使那些傳統經濟學家們接受。其實他的同事也都勸他這麼做，可他就是不願意。他說：「我想把它闡述得儘可能的平鋪直敘、簡練明了。」

特有形式。阿瑟認識上的這一飛躍使他發現，特有形式的概念與他腦海里的某種東西產生了共鳴。他這一生一直都被特有形式所強烈誘惑。在飛機上，如果可以讓他選擇的話，他總是要坐在靠窗口的座位，這樣他就可以從窗口看到飛機下面不斷變化的景色。無論在哪裡，他總是會看見同樣的東西：石頭、泥土、冰、雲彩等等。這些東西會組合成一種別具特色的地貌，也許會連綿伸延半個小時。「所以我就問自己一個問題：為什麼會有這樣特有的地貌形式？為什麼會有某種石頭形狀和蜿蜒而流的河流組成的特有地貌，而在半小時以後又有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地貌？」

阿瑟和麥克尼考合寫了一份八十頁的調查研究報告，發表於1978年，成了社會科學方面的經典之作——而且立刻遭到孟加拉國政府的禁止。（兩位作者指出，孟加拉政府對首都之外的廣大農村基本上失去控制，這片地區基本上是被封建教父們所控制的。這使首都達卡的上層深感惱火。）但無論如何，人口委員會派到敘利亞和科威特的其他調研人員回來后只證實和加強了他和麥克尼考的觀點：從數量學和工程化的角度來探討第三世界人口問題——人類會像機器一樣對抽象的經濟刺|激做出反應的觀點——至多只是個極其有限的方案。經濟學，就像任何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可以告訴人們的那樣，是與政治和文化緊緊糾纏在一起的。這個教訓也許是很淺顯的，但阿瑟說：「我卻費了那麼大的力氣才懂得了它。」

一個科學家的教育

布賴恩·阿瑟操著貝爾法斯特人特有的柔軟的升調說，在貝爾法斯特，當你做為一個天主教徒長大以後，一種叛逆的精神自然而然地在你的性格中形成了。這並不是因為他確切地感到過被壓迫。他父親是個銀行經理，他的家庭是個地道的中產階級家庭。他親身被捲入的唯一的一起宗派事件發生在一個下午，當他穿著教會學校的校服往家走的時候，一夥信基督教的男孩子向他扔磚頭和石塊。有一塊磚頭擊中了他的前額。（當時前額上的血流進了他的雙眼，擋住了他的視線——但他狠狠把那塊磚頭扔了回去。）可他並不認為基督教徒真的就是魔鬼。他的母親就曾經是基督教徒，與他父親結婚後改信天主教。他也從來沒感到自己特別具有政治色彩。他的興趣更傾向於思想和哲學。

然而，叛逆的精神卻仍然像是從空氣中滲入了他的性格。「愛爾蘭文化並不教你去領導，而是教你暗中破壞。」他說。看看愛爾蘭人都崇拜些什麼人：沃爾夫·托恩、羅伯特·埃米特、丹尼爾·奧康納爾、佩德雷克·珀斯。「所有的愛爾蘭英雄都是革命者。而最高形式的英雄主義是領導一個絕無希望取得勝利的革命，然後在你被絞死的前夜，在審判席上發表你一生中最偉大的演說。」

當然，在這段時間里，阿瑟也一直在撰寫關於運籌學研究方面的博士論文。他的導師、數學家斯圖亞特·德萊弗斯（Stuart Dreyfus），是一個很出色的老師，而且是一個和他相同的人。阿瑟記得1969年他剛到柏克萊不久去德萊弗斯辦公室做自我介紹時，碰到一個蓄著長發和鬍子的研究生剛好從裏面出來。阿瑟問他：「我在找德萊弗斯教授，你能告訴我他什麼hｔtps://ｒｅaｄ•９9ｃｓw.cｏｍ時候能回來嗎？」

阿瑟說：「我們發現，孟加拉的可怕困境，是村民的個人利益和群體利益之間的關係導致的結果。」對任何一個農村家庭來說，既然孩子很小就可以開始幹活，儘可能地多生孩子就可以帶來很大的好處。由於一個沒有防禦能力的寡婦，其親戚和鄰居很可能登門來把她的財產拿走。所以一個年輕的妻子為了自己的利益就要儘可能多、儘可能早地生兒子，這樣等到她老了的時候就有已經成年了的兒子來保護她。所以就有這樣的話：「族長們、竭力抓住丈夫的女人們和農業社會——所有這些利益合起來造成了多生孩子阻礙發展的現象。」

但他沒有這樣做。他發現自己已經被經濟學領域中的一個比歐洲工業問題還要混亂無章的研究課題，即第三世界人口增長問題給吸引住了。

「我就是德萊弗斯。」那研究生說。他的實際年齡在四十歲左右。

其實，他並不想這麼晚了再來重新改換門庭。在密執安大學，他已經修完了大部分運籌學的博士課程，剩下的只是完成博士論文了。每個博士候選人都得完成具有自己獨創性研究的大部頭博士論文，以證明他或她已經掌握了這門技巧。但阿瑟還有充分的時間來寫論文：加州大學堅持他必須在柏克萊住滿三年，以符合讀博士學位的年限要求。所以阿瑟被允許用他的富裕時間選修所有他能夠上的經濟學課程。

阿瑟並沒有讓這些想法爛在自己心裏。「我想，因為我很強烈地流露出對定理的不耐煩和想學習真正的經濟學的意圖，所以惹惱了好幾位教授。」他說。而且他知道並不是只有他持有這樣的看法。他在參加經濟學會時時常能在會議室的過道上聽到有類似的牢騷。

來的。這對阿瑟來講是一次新的發現。「我突然意識到，這就是經濟學。」如果他想了解這個如此強烈地吸引著他的混亂無序的世界，如果他想真正改變人們的生活，那他就必須去學經濟學。

但現在他目之所及皆是各種特有形式。比如1977年，他離開了人口委員會，去了一個被稱為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IIASA）的由美蘇合作的智囊機構。這個機構是勃列日涅夫和尼克鬆作為緩和的象徵而創建的。研究所坐落在距維也納十英裡外的一個小村子里，是一座具有盧森堡瑪利亞·特麗薩十八世紀建築風格的華麗的「狩獵居」。阿瑟很快就弄清楚了，這裏離泰若嶺（Tyrole）阿爾卑斯山的滑雪斜坡僅咫尺之遙。

沒過多久阿瑟就認識到，當他面對複雜的真實世界時，他在學校里花費了那麼多時間掌握的漂亮的方程式和花哨的數學僅僅是工具——而且是很有限的工具。最重要的是一個人的洞察力，看到事物之間相互聯繫的能力。不無諷刺的是，正是這種認識把他引向了經濟學。他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情形。那是在他就要離開麥肯錫去柏克萊之前。有一天晚上，他和他的美國老闆喬治·陶切開車行駛在德國西部的魯爾河谷，那是德國的工業中心。在行車途中，陶切開始談起他們經手過的每個公司的歷史——哪個公司把什麼東西擁有了一百年，整件事是如何有機地、歷史地發展起

「你想去了解這些情況嗎？」

他有興趣嗎？這是阿瑟一生的黃金機遇。他上一次去德國時，乾的是一份每小時七十五美分的暑期藍領工作，這次他又到了德國，才二十三歲，去指教巴斯夫（BASF）的董事會成員們如何解決石油部門和煤氣部門的問題，或如何經營價值幾億美元的化肥公司。「我從中得知，最上層的管理其實就像最下層的管理一樣簡單。」他笑著說。

同樣，新古典經濟學把經濟狀況描繪成永遠處於完美的均衡之中，供總是正好等於求，股票市場永遠不被瘋癲和狂瀉所覆沒，任何一家公司都不會強大到能夠壟斷市場，十全十美的自由市場的魔術總是能夠把經濟效益發揮到最大值。沒有比這種觀點更能使阿瑟想到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了。啟蒙運動時期的哲學家們把宇宙看成是艾薩卡·牛頓完美運行定律下的一種巨大的、精確有如時鐘的裝置。唯一的區別是，經濟學家們似乎把人類社會看成是在亞當·斯密那隻看不見的手操縱下的一個上足了潤滑油的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