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的相對論原則
荷蘭德說，確實，共同演化是任何複雜的適應性系統突變和自組的強大力量。他由此而明白，如果他真要想從最深層次來理解這些現象，他就必須從他的系統中排除來自外部的獎賞機制。但不幸的是，他也知道，對來自外界獎賞的假設是與分類者系統的市場比喻緊密相關的。在荷蘭德建立的分類者系統中，每一條分類者規則都是一個極小、極簡單的作用者，它們一起參与內部經濟體系，在這個內部經濟體系中，通用的貨幣就是每個作用者的「強度」，而唯一的財富之源就是來自最終用戶的回報，即來自程序員。如果不徹底改變分類者系統的構架，就根本無法繞過這個問題。
荷蘭德承認，其實那時他反正也到了強弩之末了。在蓋爾曼給他打來的那兩次電話之間，他盤算著怎樣才能讓蓋爾曼接受他的拒絕，他也已經開始越來越多地考慮，如果他只能同意的話，他該從何處入手做這件事。而且他開始認識到，做這件事也許會帶來許多機會。進化當然遠遠不止是隨機變化和自然選擇。進化同時也是實現和自組。但正是在這一點上，儘管考夫曼、朗頓和許多其他人做了最大的努力，但仍然沒有人能做出全面的理解。也許這是一個進一步提高認識的機會。荷蘭德說： 「我開始認真考慮這件事，我認識到，我可以做一個讓馬瑞滿意的模型，同時從研究的角度，我也能在其中做點有趣的事。」
他說，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你就能飽餐一頓：你對手儲備庫里所有的資料符號和它的兩個染色體序列都歸你所有了。而且，如果吃掉你以前的對手意味著，目前你的儲備庫里有足夠的資料符號來複制你自己的染色體，那麼你就能通過創造一個全新的生物體來自我繁衍，其中也許會有一、兩個變種。但如果情況不是這樣的話，那你就回去接著吃草。
這本書出版不久，愛克斯羅德就與荷蘭德當時帶的研究生史蒂芬尼亞·福萊斯特（Stephanie Forrest）共同將這種合作的情形用計算機模擬了出來。問題是，共同演化的一個人群是否能通過基因演算法來找到針鋒相對的策略。結果答案是肯定的：在計算機運作之中，會出現針鋒相對的策略，或與之類似的策略，並很快在該群人中流行開來。荷蘭德說：「當這種情況出現時，我們都高舉雙手，三呼萬歲！」
荷蘭德把那篇關於自發湧現的論文稱為「一個單一的觀點」，他以前和後來都再也沒有寫過這樣的論文。但湧現和自組的問題卻一直在他的腦海里盤旋不去。事實上，一年前在羅沙拉莫斯時他還就此和法默、朗頓、考夫曼等人做了長時間的反覆討論。「所以，馬瑞的高壓使我想到，也許對此進行深入研究的時機已經成熟了。也許現在我會為這些想法建立一個真正的計算機模型。」他說。
荷蘭德做了再次拒絕，但他已經看到，要堅持下去不會那麼容易。所以在和蓋爾曼做了一場長談之後，他放棄了一切抵抗。「好吧，」他對蓋爾曼說：「我試試看。」
當然，因為只有為數不多的程序參与了競賽，針鋒相對策略的勝利也可能只是一種僥倖，但也許不是。在上交的十四個程序中，有八個是「善意的」，它們永遠不會首先背叛。而且這些善意的程序都輕易就贏了六個非善意的程序。為了決出一個結果來，愛克斯羅德又舉行了第二輪競賽，特別邀請人們從針鋒相對策略那裡將桂冠奪過來。這次有六十二個程序參加了競賽，針鋒相對策略又一次奪魁。結論是無可爭議的。好人，或更準確地說，善意的、寬容的、強硬的、簡單明了的人，確實總是贏家。
荷蘭德說：「這一觀點的改變極其重要。」確實，進化生物學家用一個名詞來表述其重要性：生態系統的生物體不只是演化，而是共同演化。生物體不是像費什這一代生物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是通過攀登某種抽象的強健制高點來得以變遷的（古典人口基因學中關於強健最大化生物體的觀點，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關於功能最大化作用者的觀點看上去如出一轍）。而在現實中，生物體在共同演化的無限複雜之舞中，經常在循環往複、相互追逐。
但荷蘭德並不像考夫曼和其他人那樣被這個觀點擊得潰不成軍。他想，隨機的化學反應固然很不錯，但化學催化劑又起到什麼作用呢？這就一定是非隨機的嗎？所以荷蘭德在他的數學模式中假設分子的太初原湯，即，由不同長度的弦線連接的任意的符號，受到自由漂浮的「酶」的作用。「酶」就是對弦線發生作用的運作體。「它們就像拷貝（copy）這ｈttｐs://rｅaｄ.9９csｗ•coｍ種非常原始的運作者，依附在任意一根弦線上，對其進行拷貝。」荷蘭德說。「其實我能夠證明一個定理。如果一個系統中有這些運行體漂浮其中，假如各種長度的任意弦線，也就是建設磚塊，能夠相互組合，那麼這個系統就會產生自我複製的實體，其產生的速度會遠遠快于純粹的隨機行為。」
荷蘭德說，這種模型的實際應用為期還早，但他確信，這方面的一些優秀的計算機模擬也許會比桑塔費其它研究項目對這個世界做出的貢獻要大。「如果我們做得好的話，那些不是科學家的人，比如華盛頓的官員們，可以不需要了解這些模型運行的詳情便能夠建立這類模型，從而助使他們把握各種政策性選擇的真正含義。」他說，從大體上說，這樣的模型就像政策的飛行模擬器一樣，能夠使政治家模擬經濟的強迫著陸，而不需要讓兩千五百萬人都搭上這架飛機。這些模型甚至不必做得很複雜，只要能讓人對情況的發展和最重要變數的相互作用力產生逼真的感受就行了。
在接下來的戰鬥中，戰鬥的結果取決於每個生物體的那對「染色體」，這染色體只是一組資源象徵符號串成的兩個序列，比如aabc和bbcd。「如果你是其中的一個生物體，那麼你就用你的每一序列的『攻擊性』染色體與對方的第二序列『防禦性』染色體相匹配，如果它們倆能夠相互匹配，那你就得到高分。這種情形非常類似於免疫系統：如果你的攻擊能對應對方的防守，那你就打開了缺口。而對方也對你報之以交互的行動，即，他的攻擊與你的防守相匹配。這種相互作用極其簡單。主要看你的攻擊與防守能力能否強過對手。」
當然，在現實世界里，信任與合作很少達到如此兩難的境地。談判、人際關係、強制性的合同和其它許多因素左右了當事人的決定。但囚徒的兩難境地確實抓住了不信任和需要相互防範背叛這令人沮喪的真實的一面。讓我們看看冷戰時期兩個超級大國將自己鎖定在一場四十年的軍備競賽中，其結果對雙方都毫無益處。還有看上去永無止境的阿以僵局，和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的永恆傾向。在自然界，看一看過於相信他人的生物也許會被吃掉。所以這個問題又出現了：為什麼所有生物體都敢於相互合作呢？
著名的「囚犯的兩難境地」很精彩地揭示了這個問題的本質。「囚犯的兩難境地」最初是由一群數學家從博弈理論發展而來的。這個故事說的是：兩個囚犯被分別關在獨牢里。警方對他們倆共同犯的一個案子進行審訊。兩個囚犯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選擇：他要麼供出他的同夥（即背叛他），要麼保持沉默（也就是與他的同夥合作，而不是與警方合作）。現在，這兩個囚犯都知道，如果他倆都保持沉默的話，他倆都會被釋放，只要他們拒不承認，警方無法給他們定罪。但警方也完全明白這一點。所以他們給這兩個囚犯一點兒刺|激：如果他們其中的一個人背叛，告發了他的同夥，那麼告發的囚犯就會被無罪釋放，同時還會得到一些獎賞。而他的同夥就會被按最重的罪來判決，而且為了羞辱他，還要對他施以罰款，作為對告發者的獎賞。當然，如果這兩個囚犯相互背叛的話，兩個人都會被按最重的罪來判決，誰也不會得到獎賞。
針鋒相對策略的勝利對生物進化和人類事務所具有的深刻含義是顯而易見的。愛克斯羅德在1984年發表的《合作進化》一書中指出，針鋒相對策略能導致社會各個領域的合作，包括在最無指望的環境中的合作。他最喜歡舉的例子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自發產生的「自己活，也讓他人活」的原則。當時在前線戰壕里的軍隊約束自己不開槍殺傷人，只要對方也這麼做。處於無人區的軍隊根本無法與地方軍隊取得聯繫，而且他們當然不會是朋友。但使這個原則能夠實行的原因是，雙方軍隊都已陷入困境數月，這給了他們相互適應的機會。
「馬瑞不愧為施壓能手，」荷蘭德笑道。他說，1988年夏末，蓋爾曼打電話到密西根找他。「約翰，你一直在做基因演算法的研究。現在我們需要一個例子來駁斥創世主義者。」蓋爾曼說。
「在研究所，除了生態系統之外，我們還在創建其他三個模型，一個是股市模型，一個是免疫系統模型，還有一個是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家湯姆·沙金特建立的貿易模型。我發現這些系統之間具有非常相似的特點。它們都有『貿易』的存在，都有以各種方式進行交換的貨物，都有『資源轉換』機制，比ｒeａd.９９csｗ.ｃｏm如通過酶或各種生產過程實現資源的轉換。而且它們都有作為技術發明之源的『交配選擇』機制。所以我由此開始創建一個完整的共同演化的模型。我記得史蒂芬尼亞·福萊斯特、約翰·米勒和我坐了下來，努力想弄清楚，如何在生態系統中設入最小的裝置，來模擬出所有這些特點？我們的結論是，用不著改變基本的模型，只消在進攻和防禦染色體上增加內容就能做到這一點。我提供可以由染色體來界定的額外的分辨體，從而增加了貿易的可能性，這些分辨體類似於商標，或細胞表面的分子標籤。同時我必須在這個生態系統中加上一條類似規則的東西，我這是第一次這麼做。這條規則是：『如果其他人顯示這樣的識別標籤，則我就和他進行貿易，而不是進行戰鬥。』這就產生了合作的演化，以及說謊和模仿這類非常規現象。我基於這樣的設想，草擬出如何做一個沙金特式的模型的想法，然後就開始構思如何通過從另一個方向把生態系統設計成看上去像一個免疫系統的模型。現在的生態系統模型正是由此而來的。」
在這本書的其中一章中，愛克斯羅德還指出，針鋒相對的相互作用使得自然界即使沒有智能也能產生合作關係。這一章是他與他的合作撰寫人，巴奇小組的生物學家威廉姆·漢彌爾頓共同寫的。在這方面他們舉了地衣等例子：真菌從地下的石頭中汲取養分，為海藻提供了住食，而海藻反過來又為真菌提供了光合作用；金蟻合歡樹為一種螞蟻提供了住食，而這種螞蟻反過來又保護了該樹；無花果樹的花是黃蜂的食物，而黃蜂反過來又為無花果樹傳授花粉，將樹種撒向四處。
創世主義者仍然喜歡引用的那些通常的計演算法，是科學家們在五十年代提出來的。爭論的焦點是，自我複製的生命形式不可能起源於初始原湯中的隨機性化學反應，因為這樣所要求的時間要遠遠超過宇宙的年齡。這就好像期待英國博物館地下室的猴子從亂敲鍵盤開始，進化到能夠創造出莎士比亞全集：它們會做到這一步的，但這需要非常漫長的時間。
更具體一些說，生態系統代表的環境是一片廣袤的平原，其中遍布著「泉眼」，從泉眼裡噴出以a、b、c、d為象徵的各類資源。單獨的生物體隨意地漫遊在這個環境中，像平靜而溫和地在四野吃草的羊一樣一路吞食資源，並儲存到自己的內部資源庫中。但只要當兩個生物體相遇，它們馬上就會從羊的狀態轉入狼的狀態，相互進攻。
荷蘭德承認，當他在華盛頓談論這個飛行模擬概念時，並沒有引起聽眾的重視。大多數當政的政治家都忙於躲閃迎面而來的打擊，無暇顧及下一次飛行的政策問題。另一方面，他顯然不是唯一從模擬角度來考慮策略的人。1989 年，加州奧林達的麥克塞斯公司推出了一種叫「模擬城市」的遊戲。這個遊戲可以讓玩者扮演市長的角色，面對犯罪、污染、交通堵塞、抗稅等種種問題，努力使他或她的城市繁榮昌盛起來。這個遊戲很快就躍上了暢銷排行榜之首，同時贏得了真正的城市規劃管理人的高度信賴。他們說，儘管「模擬城市」的遊戲在具體細節上去冗刪繁，但它找對了感覺。荷蘭德當然也買了這個遊戲，而且非常喜歡它。「『模擬城市』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個飛行模擬概念的例子。」他說。桑塔費研究所正認真和麥克塞斯公司商談改造「模擬城市」的介面，使其能夠用於桑塔費的許多模擬中。荷蘭德現在正和麥克塞斯公司一起開發一個用戶友好介面的生態系統版本，使任何人都能在上面做計算機實驗。
這一點一直令他煩惱不已。撇開宗教的問題不說，現實世界運轉正常，並不需要宇宙仲裁人的裁決。生態系統、經濟體系和社會等所有這一切都在依循達爾文的相對論原則運行。每個人經常不斷地在與其他人相互適應。正因為如此，我們就不可能掂量著一個作用者說：「它的強健度為1．375。」生物學家分辨說，無論「強健」意味著什麼，自從達爾文時代以來，強健度已不可能是一個單一而確定的數字。這就好像是拿一個體操運動員和一個相撲摔跤手做比較，這個問題是毫無意義的，因為這兩者之間不存在一個共同的衡量標準。一個特定的生物體的存活和繁衍的能力有賴於它躋身於怎樣的生存空間。它周圍都有什麼別的生物體、它能得到什麼樣的資源，甚至與它以往的歷史也有關。
婉轉一些說，這個生態系統不完全是蓋爾曼想要的那種，使用者會感到沒有什麼好玩的，也沒有一點兒九九藏書新奇的圖像。但荷蘭德才不會去理會這些呢。他會打入一串密碼和符號來啟動這個系統，然後看到它產生出更多的密碼，看到一行行字母數字亂碼像瀑布一樣在屏幕上湧現出來（那時他的計算機已經升級到蘋果二型機了）。這個生態系統是荷蘭德式的遊戲。在這個遊戲中他終於排除了明顯的外來回報。他說：「這是一個封閉的圈子。你真正回到了『如果我不能尋找到足夠的資源來複制我自己，我就無法生存』這樣一個概念。」他抓住了他認為是生物競爭本質的東西。現在他可以把這個系統當作知識樂園，當作一個探索和了解共同演化的真正作用的地方。「我將生態系統中的很多現象都列入了研究計劃。我想證明，即使用這個極其簡單的結構，每種現象也都能夠以這種或那種方式顯現出來。」
荷蘭德說，生態系統的這個統一的版本做得非常成功。這個系統可以演示合作演化，同時也可以演示食肉動物和獵物之間自發形成的關係。這一成功激勵我開始研究設計更高級版本的生態系統。「我目前正在編寫的最新版本能演示多細胞生物體的演化。所以現在我們不只限於探討貿易，我希望我們還能探討個體和組織的湧現。每個作用者都極力提高其繁殖率，但又總是受到總體組織延續的制約，這裏面有許多值得研究的名堂。癌症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就先不談美國的自動化工業的情形了！」
荷蘭德在桑塔費度過他一生中最快活的時光。他最喜歡的事莫過於和一群才思敏捷的人坐在一起討論各種問題。但更重要的是，這些談話促使他對自己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方向性改變。正是這些談話，再加上他不知道該如何拒絕馬瑞·蓋爾曼，使他就範了。
那好吧，蓋爾曼說。但為什麼不想想再說呢。沒過多久，蓋爾曼又打電話給他：約翰，這件事確實十分重要。他問荷蘭德能不能改變主意。
反對「創世科學」的鬥爭確實一直是蓋爾曼熱情投身的許多事情之一。他幾年前就捲入了這件事。當時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舉行了一個聽證會，為是否要把在學校像傳授達爾文的進化論一樣傳授創世科學做為一條法律進行辯論。蓋爾曼說服了幾乎全美國科學界他稱之為「瑞典獎」得主，即諾貝爾獎得主，在一份協助法庭解釋的簡報上籤了名，呼籲撤銷這條法律。州立最高法院確實以七票對二票的表決結果否定了這條法律。但事後蓋爾曼讀到了報紙的報道，才意識到事情遠不止是少數宗教狂熱者的問題。「人們寫信來說：『當然，我不是一個極端主義分子，我根本就不相信創世科學的一派胡言。但在我們的學校傳授的所謂進化論的科學似乎也有問題。這個世界當然不可能是由盲目的機會而誕生的。』他們不是創世主義者，但他們也無法相信，僅僅機會和選擇就能創造出我們目所能及的一切。」
特別是，他想了解進化中的一種深層的自相矛盾性。事實上，這種無情的競爭不但導致了進化的軍備競爭，也導致了共生現象和其它形式的合作現象。確實，荷蘭德把各種形式的合作作為自己的研究興趣毫不奇怪。這是生物進化的根本問題，更別說這也是經濟學、政治科學和所有人類現象的根本問題。在這個競爭激烈的世界上，生物體究竟為什麼會相互合作？為什麼他們會對輕易就會翻臉的「同盟者」門戶開放？
在斷斷續續地對分類者系統做了這些年的研究以後，建立一個計算機模型對他來說似乎是手到擒來的一件事。既然在最初的論文中，自由漂浮的運行體具有規則的效果 ——「如果你遭遇如此這般的弦線，則對其採取如此這般的行動」——那現在要做的事是，就這樣把它們寫入程序，把這個模型弄得越像分類者系統越好。但荷蘭德一開始按這個思路思考就意識到，他的分類者系統有一個嚴重的哲學上的缺陷。在那篇關於自發湧現的論文上，自發性是真實的，湧現也完全是來自內部的，但分類者系統儘管具有學習的功能和發現突發規則群的能力，但卻仍然存在在緊要關頭突然出現，從而扭轉了局面的外部因素。這個系統仍然依靠程序員的影子操縱。「分類者系統獲得獎賞只是因為我決定了輸贏的規則。」荷蘭德說。
嗯，不，荷蘭德實際上不情願幫這個忙。當然他很欣賞蓋爾曼的想法和計劃，但他的研究工作已經排得滿滿的了，其中包括他還要設計一個能應用於阿瑟的經濟學模型的分類者系統。從這一點來說，蓋爾曼的進化模擬會分散他的精力。再說，他已經完成了基因演算法，他看不出來用另一種九九藏書形式再做一遍能有什麼新名堂。所以荷蘭德一口拒絕了蓋爾曼的要求。
這個答案大部分來自荷蘭德在密西根大學巴奇小組的成員羅伯特·愛克斯羅德組織的一場計算機競賽。愛克斯羅德是一個政治科學家，對合作的問題久有研究興趣。他組織這個競賽的思路非常簡單：任何想參加這個計算機競賽的人都會扮演其中一個囚犯的角色，然後這個程序會被成雙成對地融入不同的組合，參与者就開始玩「囚犯的兩難境地」的遊戲，每個人都要在合作與背叛之間做出選擇。但這裡有個不同之處：他們不只玩一遍這個遊戲，而是一遍一遍地玩上200次。這就是博弈理論家所謂的「重複的囚犯的兩難境地」，這更逼真地反映了某種經常而長期的人際關係。而且，這種重複的遊戲允許程序在做出合作或背叛的抉擇時參考對手程序前幾次的選擇。如果這兩個程序只玩過一個回合，則背叛顯然就是唯一理性的選擇。但如果這兩個程序已經交手過多次，則雙方就建立了各自的歷史和在這方面的聲譽。然而，對方的程序將會如何舉動卻極難確定。確實，這是愛克斯羅德希望從這個競賽中了解的事情之一。一個程序能總是不管對手做何種舉動都採取合作的態度嗎？或者，它能總是採取叛賣行動嗎？它是否應該對對手的舉動回之以更為複雜的舉措？如果是，那會是怎麼樣的舉措呢？
所以，荷蘭德要做的就是徹底改變分類者系統的構架。他認為，他需要的是一個全然不同的、更加徹底的對相互作用的比喻：戰鬥。他設計了一個生態系統，在這個高度簡化的生物社區中，數字化的生物體在數字化的環境中遊盪，尋找著賴以維生和繁衍的資源，這些資源就是數字化的水、草、殼物、草莓等。當這些生物碰到一起時，它們當然會試圖將彼此作為資源。荷蘭德說：「我把這與我女兒曼加的『郵寄怪獸』的遊戲做了比較。在這個遊戲中，你有很多攻擊和防守的可能步驟，你怎樣利用這些可能的步驟，決定了你在與其它怪獸戰鬥中的輸贏。」
當荷蘭德談到，研究所的人應該像觀察「鋒面」那樣觀察社會科學時，他指的正是這種關乎合作起源的針鋒相對的機制。他說，當他在設計開發生態系統時，他腦海里盤旋的是整個關於合作的問題。合作的機制當然不可能出現在這個程序的第一版本中，因為他在第一個版本中設入了單個生物體總是會互斗這樣一種假設。但在新的版本中，他力圖完善生物體演化的各個方面，包括其合作的可能性。確實，他想把生態系統設計成某種能夠共同演化的、「整體的」模型。
在1988 年秋季，荷蘭德當然無法就進化的軍備競賽做太多的研究。那時他的生態系統還只是一個書面設計。但在一年左右時間里，這個系統就運作得非常成功了。「如果從非常簡單的生物體開始，只用一個字母來代表生物體的進攻性染色體，用另一個字母來代表防禦性染色體，那麼我就會看到多字母染色體的生物體（這些生物體可以通過變種來加長它們的染色體）。它們在共同演化。如果一個生物體把攻勢增強了一些，另一個生物體就會增強其防禦力量。因此它們越變越複雜。有時它們還會分裂，這就產生了一個新的物種。」
荷蘭德說：「這時我看到，如此簡單的機制能產生軍備競賽和物種的形成，我的興趣更加濃厚了。」
事實上，競賽的第一個回合后交上來的十四個程序中包含了各種複雜的策略。但使愛克斯羅德和其他人深為吃驚的是，桂冠屬於最簡單的策略：針鋒相對（TIT FORTAT）。這是多倫多大學心理學家阿納托·拉帕波特（Anatol Rapoport）提交上來的策略。針鋒相對的策略以合作開局，但從此以後就採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策略。那就是，針鋒相對的策略實行了胡蘿蔔加大棒子的原則。它永遠不先背叛對方，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是「善意的」。它會在下一輪中對對手的前一次合作給予回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是「寬容的」。但它會採取背叛的行動來懲罰對手前一次的背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又是「強硬的」。而且，它的策略極為簡單，對手程序一望便知其用意何在，從這個意義來說它又是「簡單明了的」。
所以，這兩個囚犯該怎麼辦呢？是相互合作還是相互背叛？從表面上看，他們應該相互合作，保持沉默，因為這樣他們倆都能得到最好的結果：自由。但他們不得不仔細考慮。A犯不是個傻子，他馬上就意識到，他根本就無法相信他的同夥會不向警方提供對他不read.99csw.com利的證據，然後帶著一筆豐厚的獎賞出獄而去，讓他獨自坐牢。這種想法的誘惑力實在太大了。但他也意識到，他的同夥也不是傻子，也會這樣來設想他。所以A犯的結論是，唯一理性的選擇就是背叛同夥，把一切都告訴警方，因為如果他的同夥笨得只會保持沉默，那麼他就會是那個帶獎出獄的幸運者了。而如果他的同夥也根據這個邏輯而向警方交待了，那麼，A犯反正也得服刑，起碼他不必在這之上再受罰款。所以其結果就是，這兩個囚犯按照不顧一切的邏輯得到了最糟糕的報應：坐牢。
荷蘭德和巴奇小組的其他成員對這一切當然深為著迷。「我一直對『囚犯的兩難境地』深感苦惱，」荷蘭德說。「這是我不喜歡的事情之一。所以看到這個競賽結果我非常高興。這真令人鼓舞。這遊戲太棒了。」
荷蘭德最有興趣研究的生態現象是被英國生物學家裡查德·達金斯稱為進化的軍備競賽現象。這就是為什麼植物的表層演化得越來越堅硬，越來越能產生有毒的化學驅蟲劑來抵抗害蟲襲擊的原因。而害蟲也演化出更堅硬的顎和更複雜的化學抵抗機制來與之抗爭。在這點上，紅皇后假設又是著名的一例。這個假設來自於《愛麗絲夢遊仙境》一書。書中的人物紅皇后告訴愛麗絲，她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奔跑才能呆在原來的地方。進化的軍備競賽似乎是自然界日益複雜化、日益專業化的主要的推動力量，正如冷戰中真正的軍備競賽是日益複雜化、日益專業化武器產生的主要推動力量那樣。
他說，他把這個學術報告稱為「自發的湧現」，他的論文也是基於這個觀點。現在回想起來，他當時的研究角度與自動催化模型相當接近。當時，差不多在同一時期，考夫曼、曼弗萊德和奧托·羅斯特也正在建立自動催化模型，但都是在孤軍奮戰。「我的論文不是這樣一種計算機模型，而是可以用來做數學運算的正式模型。我力圖顯示，可以設計一個自動催化系統，這個系統可以產生簡單的能夠自我複製的實體，其計算速度要比通常快得多。」
達爾文的相對論原則
這個模型其實就是他早在七十年代所做的模型的再現。那時他正努力研究基因演算法和撰寫《適應》這本書。那時他應邀去芬蘭的一個學術會議上做一個演講。為了好玩，他決定找一個全然不同的話題：生命的起源。
所以，他對荷蘭德說，他的主意是，拿出一系列計算機程序，或甚至計算機遊戲也行，向這些人展示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這些計算機玩藝兒可以向人們揭示，機會和選擇的壓力，在一代又一代的生長繁衍中，能夠產生多麼巨大的演化和變遷。你只要安排好原始條件——基本上也就是一個星球——事情就會發展成熟。蓋爾曼說，事實上，他正考慮在研究所組織一個研討會，專門來討論這樣的計算機遊戲。荷蘭德能為此做些什麼嗎？
荷蘭德說，從表面上看，共同演化像是一片混沌。在研究所里，考夫曼喜歡將此比喻成在一個橡皮場景中攀登強健度的制高點。每攀登一步，整個橡皮的場景就會變一次形。然而，這樣的共同演化之舞所產生的結果卻一點兒都不混亂。在自然界中，花朵靠蜜蜂的幫助來受精繁殖、蜜蜂靠花蜜來維持生命。獵豹追逐吞食瞪羚，瞪羚則能從獵豹的爪下逃生。共同演化產生了無數能夠完美地相互適應，並能適應于其生存環境的生物。在人類社會中，共同演化之舞產生了同樣完美的經濟與政治的相互依存之網，比如像同盟與競爭，以及供求關係等。這正是阿瑟的玻璃屋經濟的動力之源。在阿瑟的這個概念中，你能夠觀察到人工經濟作用者在相互適應。這是深埋在阿瑟和考夫曼的自動催化技術變遷分析中的動力之源，這也是在這個沒有中央權威的世界上隱藏於各國關係之中的動力之源。
更廣泛地說，共同演化會使針鋒相對的合作風格在這個充滿背信棄義劣行的世界上蔚然成風。愛克斯羅德說，假設少數採取針鋒相對策略的個人在這個世界上通過變種而產生了。那麼，只要這些個體能相互遇見，足夠在今後的相逢中形成利害關係，他們就會開始形成小型的合作關係。一旦發生了這種情況，他們就能遠勝於他們周圍的那些背後藏刀的類型。這樣，參与合作的人數就會增多。很快，針鋒相對式的合作就會最終佔上風。而一旦建立了這種機制，相互合作的個體就能生存下去。如果不太合作的類型想侵犯和利用他們的善意，針鋒相對政策強硬的一面就會狠狠地懲罰他們，讓他們無法擴散影響。愛克斯羅德寫道：「這樣，社會進化的齒輪就會有所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