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它採取的並非是最優化行為。」經濟學家抱怨說。經濟學家確信，一個理性的作用者會最大化地使用自己的「功能」。

其它研討會將從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複雜性問題。最好的兩個例子是兩個由羅沙拉莫斯生物學家愛倫·泊雷爾森（Allen Perrlson）組織的關於免疫系統的研討會。泊雷爾森早在1987年6月就召開了桑塔費研究所的一個很重要的免疫學研討會，而且一直在桑塔費主持一個小小的研究項目。泊雷爾森的思想是，身體的免疫系統有幾十億個高度敏感的細胞，它們隨血液流動，病毒或細菌一出現，它們就與抗體一起共同中和侵入的病毒或細菌。免疫系統是一個複雜的適應性系統，在這一點上和生態系統及大腦組織完全一樣。所以桑塔費的理念和技術應該能夠對像愛滋病、或多發性硬化症、以及關節炎這類與免疫相關的問題給予啟迪。反過來，因為人們對免疫系統的分子結構的詳情已經了解甚多，所以致力於免疫系統研究的項目應該能夠使桑塔費的某些高深的概念應用於實際之中。

「如果你被空投到日本參加一場談判，而你以前從未到過日本，你對日本人的思考、行為或工作方式一無所知，不能完全理解周圍發生的事情，你所做的事大多不會符合當地的文化背景和習慣。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你注意到你所做的有些事取得了成功。漸漸地，你和你的公司不知怎地就學會了適應環境，了解了當地的行為規範。」 （當然，至於日本公司是否真買你的產品，那是另外一回事。）想象置身於一個諸如下國際象棋那樣的競爭環境，棋手對對手的意圖和能力會獲得一些片斷的信息。為了拿出對策，它們確實會運用邏輯的、演繹的推理方法。但用這種方法最多只能推斷下幾步的路數。棋手更經常地是用歸納法來操作。他們儘力用假設、類比、以往的經驗和實際操作得到的規則來應付局而。不管用什麼方法，只要能獲勝就行，哪怕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其原由也無妨。所以，歸納法不能僅僅依賴於精確的、推論式的邏輯。

但如果把這些同樣的作用者置於模擬的經濟變化和騷動之中，它們仍然能夠發揮作用。但也許表現得不是那麼盡善盡美。它們會跌跌撞撞、會一敗塗地、會一開始就犯各種錯誤，就像人類所表現的那樣。但由於它們被內設了學習演算法，所以它們能夠逐漸學會採取合理行動的方式。同樣，如果把這些作用者置於一個競爭的環境，比如像下國際象棋，使它們必須採取相互對抗的行動，那你就會看到它們如何做出選擇。而如果你把這些作用者置於一個模擬繁榮的模擬經濟環境中，你會看到它們怎樣探索可能性的無窮空間。事實上，無論你把它們置於何地，它們都會力圖做點什麼。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不能解釋經濟中的動力現象和變化，而充滿了適應性作用者的模型卻完全與之不同，後者的動力機制是事先內製的。

阿瑟說：「你會採用約翰·荷蘭德的方法。你會把所有這些作用者當作分類者系統或神經網路、或其他形式的適應性學習系統來模擬，然後讓標界隨著作用者不斷吸取經驗教訓而不斷變化。所以所有作用者開始的時候完全是愚蠢無知的。那就是，它們會做出隨意的、錯誤的決定。但隨著彼此取得反饋，它們會越變越聰明。」也許它們真的會變得非常聰明https://read.99csw.com，也許不會，一切都有賴於它們的經歷。阿瑟意識到，這些具有適應性能力的人工智慧作用者，正是你想用來建立真正的經濟學動力理論的因素。如果你把它們置於一個穩定的、可預測的經濟環境中，你也許會明顯地看到，它們做出的正好就是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所預測的那種高度理性化的決策——這不僅僅是因為它們能獲得完整全面的信息和無限迅速的推理能力，而且也因為穩定性留給了它們充足的時間來找到竅門。

同時，科學委員會還力主將沒有參加過桑塔費項目和研討會的訪問學者和博士后網羅進來。這是研究所自始自終堅持的方法：網羅各路俊傑，然後看看會發生什麼。科學委員會成員開玩笑說，桑塔費研究所本身就是一個湧現現象。實際上，這是一個被他們相當認真地對待的笑話。

「但荷蘭德告訴我們，事情並不是這樣的。當我們和荷蘭德交談，閱讀他的學術論文後，才開始認識到，他所談論的範例都是其內容尚未界定清楚的問題，其環境因時間的推移而不斷變化。我們對他說：『約翰，你怎麼能夠在這樣的環境中學習呢？』」

阿瑟發現，當老闆就是不能總是出去和其他孩子們一起玩耍，而必須用全部的時間來扮演一個成年人。儘管有研究所其他工作人員的幫助，但阿瑟發現他百分之八十的時間仍然要花費在非科研的事務上，而這些事務性工作沒有多大意思。他說，有一次他回到在桑塔費租的房子，對妻子蘇珊抱怨說，他用於從事研究的時間太少了。阿瑟說：「她最後開口說：『哦，別嘮叨了，你這輩子都沒有這麼快活過。』她說對了。」

阿瑟對其中的一系列討論的記憶尤為深刻，因為這組討論提煉了他的思想。他說，當時阿羅和劍橋的漢恩也在場，所以那肯定是在1988年10月至11月他們來訪的時間里。「我、荷蘭德、阿羅、漢恩、也許還有考夫曼和一、兩個其他人聚在一起。我們反覆討論經濟學家能對有限理性做些什麼。」也就是，如果經濟學理論不再假設人們對任何經濟問題，即使是像下國際象棋那麼複雜的問題，都能自發地、像計算機那樣對其結果進行準確無誤的推理，那麼經濟學理論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發掘這樣的人才比以往更加不易了，但確實有這樣的人才存在。而且有越來越多這樣的人才湧向桑塔費，致使小小的修道院經常人滿為患。確實，這種情形簡直讓人難以想象：小教堂長年召開著各種研討會，原本只夠一個人使用的辦公室里常常擠著三、四個人，同僚們沒完沒了地在黑板上塗寫著什麼，爭論著什麼，走廊上和大樹下的自由討論在不斷形成和重組，人們勃發的活力和同志間的情誼就像電流一樣感染每一個人。這正如斯圖爾特·考夫曼所說：「我看待世界的眼光每天都會經歷兩次刷新。」

阿瑟說，確實，1988 年秋季的這些談話使我真正認識到，桑塔費概念會給經濟學帶來何種深遠的變化。「許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曾經天真地假設過，我們從物理學家和從事計算機學習的人們那兒獲得的將是新的演算法、新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新的技術框架。但結果卻大不相同。我們獲得的經常是一種新的態度、看待問題的新角度和全新的世界觀。」

所有這些都符合考溫的心愿。他總是迫切想找到更多的https://read.99csw.com靈魂中燃燒著難以言述之火的俊傑。但考溫認為，這不僅僅是一件挖掘俊傑的事。你可以說，研究所擁有許多才華出眾的人才，但他們卻不知道你到底要幹什麼。研究所要網羅的是能夠相互撞擊出火花來的人才：「其中有些人在接觸中顯得目光獃滯，而另一些人則從此開始與我們保持聯繫。」如果情況是這樣的話，那麼你其實就是在以某種方式行使一種極具強制性的權力：知識的權力。如果你發現對方對桑塔費的概念的理解發自大腦深處，這樣的想法永遠盤旋在他的腦際，那你就算是找對了人。你不是用把人從肉體上拉過來的方法，而是用知識的魅力來聚攏人心。你是用大腦，而不是用狂歡作樂的聚會來吸引他們。

確實，她說的沒錯。阿瑟說，因為儘管有這些事務性工作纏身，剩下的百分之二十的時間也足夠彌補一切的了。到了1988年秋季，桑塔費研究所已經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這不僅是因為經濟學項目上了馬，也因為去年秋末，盼望已久的聯邦政府基金著實通過國家科學基金會和能源部撥發了下來。考溫沒有能夠說服這些機構如數滿足他的資金要求，比如說，研究所仍然沒有資金聘請長期研究人員，但這些基金組織已經承諾從1988年1月份開始，在三年中給桑塔費撥款170萬美元。所以在1991年以前，研究所有了財政上的安全保證。研究所終於有了足夠的資金來認真開始朝其創建的目標努力。

「我認為這正是桑塔費之所以為桑塔費的原因：我們正在努力尋求的答案和我們正在借用的技術手段，恰好正在形成桑塔費派的經濟學概念。」

桑塔費的經濟學家在為這一經濟學前景感到振奮的同時，也含含糊糊地感到某種困擾。阿瑟說，其原因是，他一直到很晚才開始觸及某些問題。「經濟學正如它通常被用來實踐的那樣，是在純演繹法模型的基礎上運作的。任何一個經濟環境都被首先用數學公式來演繹，在這之中，經濟作用者被假設是用嚴格的分析性推理來解決經濟問題的。然後就出現了荷蘭德、神經網路研究者和其他計算機學習功能理論家。他們都談到，作用者在歸納法模型的基礎上運作時，是根據片斷的數據進行推理，並在這個基礎上建立有用的內在模型。」歸納法使我們能夠在瞥見正消失在轉彎處的描尾巴時，推斷出有一隻貓的存在，歸納法使我們能夠在經過動物園時將長著漂亮羽毛的動物歸為鳥類，即使我們以前從來沒有看到過一隻紅冠的鸚鵡，初見時也知道它屬於鳥類。歸納法是使我們能夠在這個頭緒紛亂、不可預測、常常不可理解的世界上生存的方法。

「我們會圍桌而坐。斯圖不特（考夫曼）也許倚在一個爐架上。有人也許會把問題寫在黑板上。我們就開始針對這個問題提出無數個問題，其實都是些非常善意的爭辯。大家從來不惡語相向，但提出的問題卻相當尖銳，因為大家所談論的都是最根本的問題，而不是經濟學研究的技術性問題，不是你如何解決這個或那個定點定理，或在物理學上，為什麼材料在零下253度會出現超導現象這類的問題，而是關於科學走向何方這類的問題。這類問題包括，你怎樣對付有限的理性？當情況真的變得就像國際象棋那樣複雜的時候，經濟學應該怎樣進展？你對永遠在演化，永遠達不到平衡點的經九-九-藏-書濟學是怎麼想的？如果你把計算機實驗應用於經濟學，你會怎麼做？」

「現在我們擔心的是，似乎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研究經濟學。因為經濟學意味著對均衡的了解。我們習慣於用觀察蝴蝶的辦法來研究問題，即，把蝴蝶釘在厚紙板上，把它們擺平衡，然後再仔細觀察它們，而不是讓它們在你身邊自由飛翔。所以漢恩說：『如果事物並不會重複出現，如果事物並非處於均衡狀態，我們的經濟學家該怎麼說呢？你如何預測事情？又如何形成一門科學呢？』」

「當然，這在經濟學上並不是一個全新的觀點。」阿瑟說。偉大的經濟學家約索夫·熊彼特也許並不知道「混沌的邊緣」這個名稱，但他在三十年代就呼籲從進化的角度來研究經濟學。耶魯大學的里查德·尼爾森（Richard Nelson）和西德尼·溫特（Sidney Winter）自七十年代中期以來就一直在煽動經濟學的進化運動，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還有其他一些研究人員做過經濟學領域的學習效果的研究。阿瑟說： 「但在這些早期的學習模擬中，作用者都被假定成已經形成了對外界環境能夠多少做出些正確反饋的模型，學習只是使這種反饋模型通過調節少數一些連接點而變得更加敏銳。而我們所需要的是更加逼真的東西。我們需要的是讓湧現來自於『內設的模型』，作用者在學習的過程中從頭腦內部建立起某種反饋機制。我們有許多可以用來分析這個過程的方法，包括荷蘭德的分類者系統和基因演算法。另外，里查德·派爾莫剛完成一本有關神經網路的書。戴維·闌恩還有我知道如何在概率的基礎上用數學方法做系統分析。」厄姆利夫和凱尼歐夫斯基是猜測性學習研究方面的專家。我們還收集到了完整的心理學研究方面的資料。這些方法真正為我們模擬適應性，精確其演算法鋪平了道路。

如何界定理性的標度？「這是漢恩的比喻，這個比喻使我振聾發聵。我後來對此思考良久，咬了許多鉛筆頭，進行了許多次討論。」阿瑟說。他和其他人就像觀察一張照片上的影像如何在洗照片的盤子里呈現出來一樣，慢慢地找到了答案：界定理性標度的方式就是放手任其發展，讓作用者自己來界定理性的標度。

大家都有同樣的感覺。阿瑟說：「頗為典型的是，每一天上午，大多數人都會鑽進辦公室，你會聽到計算機終端發出的輕微聲音和敲擊鍵盤的響聲。然後就會有人在你的門口探頭探腦。你做過這個嗎？你想過那個嗎？你能和來訪者談半個小時嗎？然後我們就會一起去吃午飯，常常是一起去坎楊路餐館，我們把那個餐廳叫作『教職工俱樂部』，而我們則變成了爛熟的常客，那兒的女招待甚至都不再給我們拿菜單來了。我們總是說：『給我一個五號』，所以她們甚至都不用問就知道給我們上什麼吃的。」

「每天都有人來找我。比如有一個人不知道怎樣換電燈泡，問我是否會換。這個地方太狹小了，我有時不得不去解決各類問題，諸如哪間辦公室可以給吸煙者用？或，怎能與一個一天到晚穿著短褲，露著多毛的大腿的人共用一間辦公室？那個提出問題的人真的無法接受與穿短褲者共用一間辦公室。而且我還得全權負責研討會的組織工作。組織工作的一部分是出去網路人才，與他們交談，徵求他們的意見，到處散布桑塔費經濟研討九九藏書會的消息。」

「相對於何種事物的最大化？」荷蘭德問道。讓我們來談談你們的界定不清的標準：在任何真實世界的環境中，可能性的空間大得使任何一個作用者都無法找到，甚至無法分辨什麼是最優化。更何況環境也許會發生無法預料的變化。

荷蘭德的回答大致上是，你在這樣的環境中學習是因為你必須這樣做：「進化才不在乎問題是否得到了清晰的界定。」他指出，適應性作用者只是對外界對它的回報做出反應。它們用不著對這報酬來自何方做出假設。事實上，這就是他的分類者系統的全部意義之所在。從演算法上說，這些系統都被嚴格界定，然而它們卻能夠在完全沒有被明確界定的環境中運作。既然分類者規則不過是對於世界的假設，而並非「事實」，那它們就可能會相互矛盾。而且，因為這個系統始終在對這些假設進行探測，從中區別出哪些假設是有用的，能夠使其得到報酬，所以它甚至能從支離破碎的信息中，在於變萬化、不可預測的環境中學習。

阿瑟承認，當時甚至他也對此感到困惑不解。「一直到我來到桑塔費，我都認為，你必須要先界定清楚經濟問題，才能探討這個問題。如果不能清楚地界定問題，你又能拿它怎麼樣呢？你當然不能用邏輯來解決這個問題了。」

荷蘭德對這個問題非常認真，對此思考良久。他對他們說，讓我們看一看氣象學吧。天氣從來不會是一成不變的，從不會有一模一樣的天氣。我們對一周以上的氣候基本上是無法事先預測的，但我們卻能了解和解釋天上的各種天氣現象，能夠辨認出像鋒面、氣流、高壓圈等重要的氣象特徵。我們能夠理解氣象動力，能夠理解它們如何相互作用，從而在局部地區產生不同的氣象狀況。一句話，儘管我們無法對氣象做完全的預測，但氣象學卻仍不失為真正的科學。科學的本質在於理解和詮釋，而這正是桑塔費希望對於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所做出的貢獻。他說，就像氣象學能夠了解和解釋鋒面一樣，他們對具有動力的社會現象也能夠理解和解釋。

阿瑟補充說：「事實上，總的說來，第一年對我們至關重要的知識影響是學習使用計算機，具體地說，就是向蘭德學習計算機技術，不是學習凝聚態物理學、報酬遞增率，也不是學習計算機科學，而是掌握學習和適應性。當我們和阿羅、漢恩等人探討這個概念時，令我們大家激動的顯然是，我們竟然能夠用這種完全不同的方法來研究經濟學。」………

阿瑟記得那段時間發生的一次重要的爭論，那場爭論觸及到了最核心的難題。「那是10月至11月份之間的一次長時間的討論。」他說。「阿羅、漢恩、荷蘭德和我，也許有五六個人吧。我們剛剛認識到，如果你用這種方法來進行經濟學研究，如果這就是桑塔費的方法，那麼在經濟學中也許根本就沒有均衡可言了。經濟就會像生物環境一樣：永遠在進化、變遷、永遠在探索新的發展領域。」

「荷蘭德的回答對我來說是一個啟示，讓我激動不已。我已經對經濟的大部分都無法趨於均衡這個問題思考了近十年了，但卻不知道離開了均衡如何從事經濟學研究。約翰（荷蘭德）的論述一下子就打開了我頭腦中的困結，使我茅塞頓開。」

「布萊恩（阿瑟），你是愛爾蘭人。你也許知道。」他問。

他們之間的談話總是沒完沒了，大多數談話非常精彩誘人ｒeａｄ.９9cｓw.ｃｏm。阿瑟說，他記得最清楚的是隨時隨地開始的即興自由討論會。那些討論會永遠在接近中午時分，或從下午開始。「這樣的討論會一周有三次、四次、五次。某個人會走到走廊上說：『嘿，讓我們來討論討論X』，然後就會有五、六個人聚集到小教堂，或更經常的是聚集到廚房旁邊的小會議室里。小會議室里的光線非常昏暗，但它就在咖啡室和可樂機旁邊。房間是印第安風格的，牆壁上掛著一張愛因斯坦的照片，扎著印第安頭巾的愛因斯坦衝著我們微笑。」

阿瑟認識到，這顯然與他對玻璃房經濟的設想有同工異曲之妙處。這正是十年前他讀《創世第八天》時的所悟所獲。只是他現在對此看得更加澄澈了。這就是誘人的 「桑塔費理念」：與強調報酬遞減率、獃滯的均衡和盡善盡美的理性化的新古典經濟學觀點相反，桑塔費強調的是報酬遞增率、有限理性、以及進化和學習的動力。他們不是把自己的理論建立在易於用數學操作的假設上，而是力圖創建在心理上符合情理的經濟學模式。他們不把經濟看作是某種牛頓式的機器，而看作是某種有機的、可適應的、令人吃驚的、有生命力的東西。他們不把世界當作深埋在凍土層的某種獃滯的東西來談論，而是學會怎樣把世界當作平衡在混沌的邊緣的一個具有動力的、永恆變化的系統來談論。

在蓋爾曼和潘恩斯主持下的科學委員會批准召開十五個新的研討會。有些研討會將從核心物理學角度來探討複雜性問題。在這個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將由羅沙拉莫斯的波蘭物理學家祖萊克（WOjciech Zurek）組織的「信息物理學、熵和複雜性」研討會。祖萊克的想法是，從信息和計算機複雜性這樣一些已被計算機科學所界定清楚的概念入手，來探討它們與量子機制、熱動力學、黑洞的量子輻射、以及（假設的）宇宙量子起源之間的深層關係。

他們幾乎每天都在小會議室里討論這個問題。阿瑟記得漢恩曾經指出，經濟學之所以藉助完美理性，是因為那是一個水準基點。如果人們都理性到盡善盡美的地步，那麼理論學家們就可以準確無誤地說出這些人會做出什麼樣的反應。但完全的非理性又是怎樣的呢？漢恩好奇地問。

經濟學項目將於1988年9月在桑塔費研究所上馬，以第二個為期一周的經濟學研討會作為開端。所以阿瑟從6月份開始就住到了桑塔費，他要用一個夏天的時間著手籌備，每一分鐘對他來說都十分寶貴。他發現，到了秋季，當與會者紛紛前來報到時，工作越來越忙亂了。

桑塔費理念

「這整個的歸納法概念使我入迷。」阿瑟說。「你可以設想，作用者面對的是界定不清的問題、界定不清的環境和完全不知走向的變化，你就在這種情況下從事經濟學研究。當然，你只要略想片刻就會認識到，這就是生命的全部含義。人們經常要在含糊不清的情況下做出決定，甚至連自己都對此不明不白。你是在蹚泥塘，不斷改變自己的思想、不斷拷貝別人的經驗、不斷嘗試以往的成功經驗。事實上，經濟學家以前談論過這種行為方式。但我們現在要找出能夠對此做出精確分析的方法，將此融入理論的內核。」

阿瑟笑了，漢恩又認真地接著說，只有一種方法能達到完美的理性，而有無數種方法能達到部分理性。所以對人類而言，哪種方法是正確的呢？「對理性的標度你如何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