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就爆發了複雜性科學的革命。阿瑟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場革命是針對還原論而來的。當有人說：『嘿，我能從這個極其簡單的系統入手，瞧，它產生了如此複雜而不可預測的結果』時，複雜性科學的革命就算開始了。」複雜性理論不是基於牛頓式機械化預測的比喻，它似乎更接近於一顆樹從樹種長成參天大樹的比喻，或者好比一個計算機程序從幾行編碼展開，甚至或許是一群頭腦簡單的鳥兒，有機而自組。這當然是朗頓頭腦中對人工生命的比喻。他的整個觀點就是：複雜而類似生命的行為是幾條簡單的、由下而上的規則所導致的結果。這個比喻對阿瑟在桑塔費的經濟學研究項目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如果說我對這個項目抱有目的，或自己的觀點，那這個目的和觀點就是，我想說明混亂而生機勃勃的經濟源自於極其簡單而優雅的理論。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創建了這些簡單的股市模型的原因。這些股市會變得很情緒化，會出現崩盤，或完全出乎預料地出現股市的暴漲，就像通曉某種人性。」

阿瑟說，簡而言之，你得把這個系統當作系統來看，就像一個乘在紙船上的道教徒會觀察複雜而永恆變化的河流那樣。當然，歷史學家或政治家本能地就會這樣來審時度勢。最近，經濟學方面有些精彩的研究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但在1989年的研討會上，這個觀點對許多經濟學家來說似乎還是個新發現。「我在談話中十分強調這個思想，」阿瑟說。「我告訴他們，如果你們真的想深入研究環境問題，就必須問自己這樣的一些問題：這和誰有多大程度上的關聯、會形成什麼樣的聯盟、形成什麼樣的基本情勢。這樣你也許會發現可能干預的突破點。」

阿瑟說，但請注意，這不是被動等待，也不是宿命。「這是一個運用自然的非線性動力系統的一個強有力的方法。你不浪費精力，將有限的力量用於最大化的效果。這正是越戰時南越的方法和北越的方法的不同之處、維斯特莫蘭德（Westmoreland）採取猛烈的炮火攻擊，安裝刺網和燒毀村莊的方法，而北越就像退落的潮水一樣。但三天以後，他們又回來了，誰也不知道他們從何而來。這也是隱含在所有東方武術之後的規則：你不是去阻止你對手的進攻，而是讓他們衝著你來，當他向你衝過來的時候看準機會給予他致命的一擊。其思想就是觀察、然後果斷出擊，正確把握時機。」

「另一個觀點就是複雜性的觀點。這個觀點認為，人與自然之間基本上是不可分的。我們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們置身其中，在作用者與被作用者之間不存在區分，因為我們是這個相互鎖定之網的一部分。如果我們人類採取對我們自己有利的行為，而不了解整個系統會如何對此做出調整，比如像砍伐雨林，那我們就會連帶出一連串的事情，這些事情很可能會反過來以不同的模式迫使我們適應，比如像全球性的氣候變化。」

近來，阿瑟每次參加經濟學會議都可以看到事態在這樣發展。他說：「一直都有人對經濟過程和變化的問題感興趣。」確實，早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偉大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就倡導過其中許多基本概念。「但我的感覺是，在最近四五年中，有這種思想的人信心大增。他們不用再為只能對經濟變化做出語言上的和定性的描述而感到歉意了。現在他們已經全副武裝，對經濟過程和變化的研究已經形成了一個蓬勃發展的運動，並正在成為主流經濟學的一部分。」

「所以一旦你放棄二分法，那麼問題就變了。你就不能談論最優化的問題了，因為它變得毫無意義。這就好像家長要在與孩子的對立中找到最優化的行為方式一樣。如果你把自己的家當一個家來看的話，就會感到這個觀點很怪異。你只能談共處和相互適應，怎樣做對這個家庭最有利。」

阿瑟說：「列文丁的這些話對我是一個啟迪。我終於對周遭的萬事萬物恍然大悟。心想，我們終於從牛頓的理論中醒悟過來了。」

「而另一種理論選擇——複雜性的特點——則完全是道教的。在道教中，秩序不是天然固有的，『世界從一開始，一變成二九-九-藏-書、進而變成許許多多，許許多多又導致無窮無盡。』在道教中，宇宙是廣袤的、無定性的、永恆變化的。你無法將其釘死。雖然其元素永遠不變，但它們卻永遠在進行自我重組。所以這就像一個萬花筒：世界的含義在於模型和變化，世上萬事萬物雖有重複之處，但卻永遠不可能一模一樣地重複，世事永遠新穎、永遠不同。」

從桑塔費研究所的角度來看，催化經濟學領域的巨變只是他們為催化整個科學界複雜性革命所付出的努力的一部分。他們的探索也許最終是一場幻夢，但阿瑟相信，喬治·考溫、馬瑞·蓋爾曼和其他人已經準確地把握了最重要的問題。

阿瑟不願意深究這一觀點對制定政策的意義。但他確實記得1989年秋天，在他離開桑塔費之前，馬瑞·蓋爾曼力勸他共同主持的一個小型研討會。這個研討會的目的是探討如何將複雜性科學綜合應用於一個地區的經濟、環境價值和政策制定。比如像亞馬遜河流域，因為建路、建農場，雨林正在以驚人的速度被砍伐。阿瑟在研討會期間所做出的回答是，對雨林（或其他東西）制定政策應該從三個層次上進行考慮。

「桑塔費研究所所做的，正是扮演了這一切變化的偉大催化者。在桑塔費研究所，經濟學界的許多傑出人物，許多像漢恩和阿羅這樣的頂尖人物，能夠與像荷蘭德和安德森這樣的傑才相互交流。他們通過一段時間的相互交談認識到：對呀！我們可以採用歸納學習法，不一定要採取演繹邏輯法。我們可以斬斷均衡的困結，面對指向開放的進化，因為其它學科對這類問題早已開展了研究。桑塔費為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專用術語、比喻、專家諮詢等經濟學領域急需的技術基礎和支持。但更重要的是，桑塔費研究所使這個新的經濟學觀點合法化了。因為當人們聽說像阿羅、漢恩、沙金特這樣的人物在撰寫這類的學術論文時，他們會覺得，那其他人照此行事也就完全合情合理了。」

阿瑟說：「我覺得從事這類研究與個性有關。從事複雜性研究的都是些喜歡過程和模型的人，他們與習慣於靜滯與有序的人正好相反。我知道，在我這一生中，只要碰到簡單的規則產生出湧現而複雜的一片混沌時，我就會禁不住說：『啊，這太棒了！』我覺得，有時其他人碰到這種現象會退縮回去。」

「我所說的，對東方哲學來說基本上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東方哲學一向把世界看作是一個複雜的整體。這個世界觀無論在科學界、在文化界，還是在西方，都變得越來越重要了。人們的觀念正在非常緩慢地從對自然的剝削，即，人類與自然的對立，轉變為人與自然的共存。我們看世界的眼光開始摒棄幼稚，變得成熟起來。當我們了解了複雜系統，就是開始懂得我們是這個永恆變化、互相制約、非線性運動的萬花筒般的世界的一部分。」

「但這和經濟與政治政策又有什麼關係呢？從政策這個方面來說，這意味著觀察、觀察、再觀察，偶爾把船篙放入河水中，做一些改進。這意味著，你力圖看清現實的本來面貌，認識到，你置身的遊戲始終在變化，因此你要弄清楚眼下的遊戲規則。這意味著，你像一隻鷹一樣觀察日本人，不再天真、不再向他們要求公正、不再堅持基於過時的遊戲規則的正統理論，不再說：『只要能夠達到均衡，我們就能生活在富裕之都。』你只是在不斷觀察。當你發現能夠採取有效行動時，就採取行動。」

第二層次的分析完全是制度和政治分析。阿瑟說：這是要弄明白誰幹什麼、為什麼干這些。「比如說，一旦你開始做巴西森林的分析，你會發現各種角色：地主、落戶者、牧場主、政治人物、鄉村警察、道路建設者、土著人。他們不是對環境問題做決策的人，但他們都是這個龐雜而互動的壟斷遊戲中的主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環境。而且，政治體系並非某種遊戲之外的事物，而是遊戲的結果，各種聯盟和派系都是由此而生的。」

「在真正的複雜系統中，不會存在一模一樣的模式，但其中有些共同的主題卻是可以辨認出來的。比如，你可以籠統地談及歷史上的『革read•9９ｃｓw.coｍ命』，雖然這個革命與那個革命也許全然不同。所以我們才要用比喻。其實，許多政策的制定不得不依賴於恰當的比喻。反過來說，糟糕的政策制定總是與不恰當的比喻有關。比如說，把反毒比喻成『戰爭』，讓人想象到槍炮和軍事進攻，也許不太恰當。」

「我們和這個世界的關係是怎樣的呢？我們是由和宇宙同樣的元素所組成的。所以我們是這個既永不變化、又永恆變化的宇宙的一部分。如果你把自己想象成是一隻逆流而上的船，那你就是在和自己開玩笑。其實你只是一隻順流而下的紙船的船長。如果你要逆流而行，那隻會原地不動。另一方面，如果你很善於識辨流向，認識到你是其中的一部分，而水流總是永恆變化、永遠趨於新的複雜性，那你很容易就能用你的篙，撐過一個又一個旋渦。」

他說，你幾乎可以從神學的角度來看待複雜性革命。「牛頓的機械化運動的比喻接近正統的新教，這個比喻認為宇宙基本上是井然有序的，我們並不是有賴於上帝來創造秩序。這樣說有些偏向天主教了。這是說，上帝安排了世界，而只要我們循規蹈矩，秩序自然存在。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各行其責，追求我們各自的正當權益、努力工作。不打擾別人，那麼這個世界會自然趨於均衡。那麼我們就能最大化地實現自己的利益，我們應得的利益。這樣說也許不太神學化，但這是我對基督教的一種印象。」

「因此我認為，聰明的做法，是讓桑塔費研究所從事科學研究，」阿瑟說。「把它變成一個出售政策的商店將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它會使桑塔費的意義貶值，最終使它走向反面。因為當前所缺乏的正是對複雜性系統運作機制的了解。這是今後五十年到一百年科學研究的主要任務。」

阿瑟說，他覺得所有的科學都不再天真，而二十世紀的經濟學卻較之落後了三十年。比如，這個世紀之初，像羅素、懷特海（Whitehead）、佛雷基（Frege）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這樣的哲學家出來證明說，所有的數學都基於簡單的邏輯。他們只說對了一部分。許多數學確實能基於簡單的邏輯，但不是全部。在三十年代，數學家科特·歌德爾（Kurt Godel）表明，甚至某些非常簡單的數學體系，比如像算術，都不完整。它們的系統中總是包括一些甚至在邏輯上都不能被證實真偽的陳述。邏輯學家愛倫·圖靈在差不多同一時期（而且用的是同樣的道理）表明，非常簡單的計算機程序也會猶豫不決。你無法事先知道計算機是否會提供答案。到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物理學家也從混沌理論中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極其簡單的等式能夠產生令人吃驚的、不可預測的結果。阿瑟說，同樣的道理在一個又一個的領域不斷得到證實。「人們認識到，邏輯和哲學是混亂的、語言是混亂的、化學動力學是混亂的、物理學是混亂的、因此經濟自然也是混亂的。這種混亂並不是顯微鏡下的塵土所造成的，而是這些系統本身所固有的。你無法抓住它們，把它們限制在一個潔凈的邏輯之盒中。」

但對阿瑟來說，阿羅在1989年9月對桑塔費式經濟學研究的評價才是令他最為感激的。當時，肯·阿羅是在一個為期一周、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經濟研討會的總結髮言中說的這番話。但不無諷刺的是，阿瑟那天基本上沒聽見阿羅在說些什麼。他說，那天中午他走出小教堂大門去吃午飯的時候，不慎嚴重扭傷了腳。整個下午他在小教堂改成的會議室里忍著疼痛參加閉幕式。考夫曼為他包紮了扭傷的腳，他面前的椅子上還放著一袋讓他敷腳的冰塊。阿羅在閉幕式上的發言直到幾天以後才讓他感到如聞春雷。當時他不聽醫生、同事和妻子的勸告，一瘸一拐地趕到西伯利亞的伊爾庫茨克去參加一個企劃已久的會議。

阿瑟說：「所以，剩下的事就要指望亞當·斯密了。亞當·斯密在蘇格蘭文藝復興巔峰期的愛丁堡發現了隱匿在經濟背後的機制，於1776年出版了《國富論》（The Wealth ofNation）。他在該書中稱，如果讓人們自由地追求他們的https://read.99csw.com個人利益，供求這隻『看不見的手』會負責讓一切都朝著符合共同利益的方向發展。」很顯然，這並非故事的全部。斯密自己也指出了像工人異化和剝削這類令人煩惱不已的問題。但他的牛頓式經濟學觀點之簡潔、強大和正確，使其從此成為西方經濟學思想的主導。「斯密的思想太偉大了，我們都為之傾倒。很久以前，經濟學家肯尼斯·波爾丁（Kenneth Boulding）曾經問我：『你想在經濟學領域做些什麼？』當時我年輕氣盛，毫不謙虛地回答說：『我想把經濟學推向二十世紀。』他看著我說：『難道你不覺得你應該先把它推入十八世紀？』」

而第二種類型的科學家則把世界看作一個流動和變化的過程，看作同種物質以無窮無盡的不同組合不斷循環往複。列文丁把這些科學家稱為「赫拉克利特派」 （Heracliti－ans），因為赫拉克利特這位愛奧尼亞哲學家曾熱烈而詩意地認定，這個世界處於流動的、不斷變化的狀態之中。比柏拉圖幾乎早一個世紀的赫氏因觀察到「你踏入同一條河，但流過的卻是不同的水流」而著稱。他的這句話被柏拉圖意解為：「一個人無法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

阿瑟說：「所有這些都導向第三層次的分析。在這個層次上，我們可以看看兩個不同的世界觀是如何分析環境問題的。一個是我們從文藝復興時期承襲至今的傳統的均衡觀點。這個觀點認為人與自然的關係是二分的，在人與自然之間存在對人類最有利的均衡點。如果你相信這個觀點，那你就是在討論『自然資源的最優化決策』，這是我從研討會上最初的一個發言者那兒聽到的詞兒。」

「他的這些話使我無比興奮。」阿瑟說。「但阿羅還說了第二層意思。他將桑塔費的研究與考勒斯基金會（CowlesFoundation）的研究做了比較。他從五十年代初開始就與考勒斯基金會的研究保持著聯繫。他說，與考勒斯基金會的研究的同期水平相比，還不到兩年的桑塔費研究目前似乎更易為人接受。我聽到他的這番評論簡直驚喜之極，感到受到了莫大的褒獎。因為考勒斯基金會項目組的成員都是當今經濟學界的少壯派人物。他們中間有阿羅、庫珀曼斯、德布諾、科林（Klein）、赫威茲（Hurwicz）等人。其中有四人獲過諾貝爾獎，還有幾個正在步上諾貝爾獎的領獎台。他們是用數學規範了經濟學的大人物，是為後幾代人制定了規範的人物，是實際上在經濟學領域領導了一場革命的人物。」

「所以問題是，你如何在這樣的世界上採取行動。回答是，你要保持儘可能多的選擇。你選擇的是生存能力和可行的方案，而不是所謂的『最優化』。許多人都會對此發問：『這樣你不就選擇了較次的方案了嗎？』不，你沒有。因為利益最大化不再是一個界定得很清楚的定義了。你要做的是在前途未卜的世界上變得更強健、更有生存能力。而這反過來又會使你儘可能多地了解非線性關係和偶然因素的作用。你極其小心謹慎地觀察這個世界，不期望目前的狀況會永遠不變。」

「所以，從這個觀點來看，成立桑塔費研究所的目的，就是要讓這樣的研究所成為創造複雜性系統的比喻和詞彙的地方。如果有人在計算機上做了一項非常精彩的研究，你就可以說：『我們有了一個新的比喻。讓我們把它稱為混沌的邊緣。』或隨便什麼。因此，桑塔費要做的是，在對複雜性系統做出充分研究之後，告訴我們有哪些可供觀察的模型，有哪些比喻適用於永恆變化、不斷發展的複雜性系統，而不是告訴我們有哪些比喻可以適用於機械運動。」

他說，大約在1980年的某段時間，當他仍在苦苦闡述自己對具有動力的、進化的經濟學觀點的時候，他碰巧讀到遺傳學家裡查德·列文丁（Richard Lewontin）的一本書。他被其中的一段話所震撼了。列文丁說，有兩種科學家。第一種科學家把世界基本上看作是均衡的。如果有某種不合時宜的力量在某一時刻將整個系統略微推離了均衡點，他們會感到，從通盤來說，這個系統仍然會回歸到均衡點九-九-藏-書上來。列文丁把持這種觀點的科學家叫作「柏拉圖派」，因為柏拉圖這位雅典哲學家曾聲稱，我們周遭這個混沌而不盡完善的世界不過是盡善盡美的「原型」的各種影像而已。

第一個層次是常規的成本回報法：每一個特定行動的成本有多大、回報有多大、如何獲得最大的投資回報？阿瑟說：「這種評價有一定的道理。他迫使你弄明白每一個替代方案的意義。當然，在研討會上，有一些人對雨林的成本與回報問題爭論不休。問題是，這個方法總的來說是假設所有問題都已經界定清楚了、各種選擇方案也已明確、政治上也做了進退有略的安排，所以分析者的工作只是對各種方案做成本與利益的計算，就好像這個世界是一個鐵路調車場：我們都行駛在同一條軌道上，但我們可以用調度開關來把火車引上其他軌道。」但不幸的是，對常規理論來說，現實世界總不是像我們所界定的那樣，特別是在環境問題上。客觀的成本收益分析往往是草率而武斷的主觀判斷的結果，而對沒人知道如何評估的事情給的就是零分。阿瑟說：「我在討論中挖苦這類成本收益分析說，保存有斑點的貓頭鷹的『收益 』，是要看有多少人來森林遊玩，多少人能看到斑點貓頭鷹，看到這些有斑點的貓頭鷹對他們來說有什麼好處，等等。這簡直是天大的玩笑。這種環境的成本收益分析看起來好像是我們在大自然的櫥窗前說：『那好，我們要這個、這個、還有這個。』但我們自己不是局內人，我們不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我對這一類的研究毫無興趣。如果問大自然如何對人類有利，那就太專橫、太傲慢了。」

「直到現在為止，牛頓對人們的心靈仍有無法想象的深遠影響。」阿瑟說。「天堂，即上帝的住所，已經能夠被我們解釋了。我們不再需要天使來管東管西了，不再需要上帝來主宰一切了。所以，沒有了上帝，這個世紀就變得更加世俗了。然而，當我們面對毒蛇、地震、風暴和瘟疫的時候，我們還是極其渴望知道是誰主宰了這一切。所以，在1680年至整個十八世紀的文藝復興時期，人們的信仰轉為對大自然至高無上的崇拜：如果你讓事物順其自然地發展，大自然會負責使一切事物的發展符合共同的利益。

他說，最根本的是，他開始認識到，桑塔費研究所將是眾多變化的催化劑。沒有桑塔費研究所，這些變化也總是會發生的，但卻要緩慢得多。當然，經濟學研究項目正是如此。他離開后，這個項目在明尼蘇達大學的戴維·闌恩和耶魯大學的約翰·吉納考普勞斯（John Geanakoplos）的主持下繼續進行。「到1985年左右，似乎各類經濟學家都在探索新的方法，他們開始四處張望、各處尋覓，深感統治了以往三十年的常規經濟學理論已經達到了極限。舊有的理論曾經促使他們深入探索能夠用靜滯的均衡分析方法所解釋的問題。但常規理論忽略了過程、進化和型態形成等問題。在這些問題中，沒有均衡可言、偶然因素不斷出現、歷史事件關乎重大、而適應和進化水不衰竭。當然，對這些問題的研究當時陷入了困境，因為經濟學理論在未能用數學形式做完整表述之前，不能成其為理論。大家只知道如何在均衡的條件下從事研究，但一些最優秀的經濟學家已經感到，經濟學研究必須從另一個方向有所突破。」

複雜之道

而且，阿瑟感到這些思想與他和他的同事們在經濟學上致力於研究的問題有很強烈的共鳴。比如，當你透過朗頓的相變之鏡來看這個問題時，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突然就轉化成了一種簡潔的斷言，即，經濟深植于有序領域之中，市場永遠是均衡的，事物如果有變化，也是變化緩慢。而桑塔費觀點同樣也轉化成了一種簡單的斷言，即，經濟存在於混沌的邊緣，經濟作用者不斷地相互適應，事物總是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阿瑟一直很明白哪一種斷言更接近現實。

阿瑟說，行星時鐘般規律的運動成為十八世紀的比喻：簡單的、有規律的、可預測的、能夠自我運行的牛頓式的機器。這個後來主宰了兩個半世紀的還原論科學變成了牛頓式物理學。「還原論科學會說：『嘿，這個世界既複雜又混亂。九-九-藏-書但是你看，只要有這兩三條規則就能把所有這一切還原成簡單無比的系統！』」

三年以後，這位人口研究與經濟學系主任兼教授坐在他的辦公室臨窗的一隅，俯視著斯坦福大學的林蔭大道。他承認，他對在桑塔費所經歷的一切仍沒有完全理出頭緒來。阿瑟說：「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來越欣賞桑塔費的思想和概念。但我想，桑塔費的故事仍然在繼續。」

阿瑟說，這個運動當然使他的日子好過得多了。他的曾經不予發表的報酬遞增率理論現在有了跟從者，他被當作受人尊重的學者邀請到各種場合和很遠的地方作學術報告。1989年，他應《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的邀請，為這個雜誌撰寫了一篇關於報酬遞增率方面的文章。「這是件令我最高興的事。」他說。這篇文章於1990年2月被該雜誌刊登出來，使他成為1990年度進化經濟學最佳研究熊彼特獎的獲獎者之一。

頗具諷刺意義的是，阿瑟當時雖然在桑塔費研究所，但幾乎沒有一點兒時間來關注朗頓的人工生命、混沌邊緣的理論和假設的新的第二定律。經濟學項目已經佔據了他百分之一百一十的時間。但他聽說了這些理論，覺得他們非常吸引人。對他來說，人工生命理論和其它這些理論是這個研究所的某種基本精神。阿瑟說：「馬丁·海德格爾曾經說過，最基本的哲學問題就是存在。作為具有意識的實體，我們在做些什麼？為什麼宇宙不只是一團相互碰撞的混亂的粒子？為什麼會存在結構、形態和模式？為什麼會有意識的存在？」在桑塔費研究所，很少有人像朗頓、考夫曼和法默那樣直接探索存在這個問題。但阿瑟感到，每個人都在從不同的方向切入這個問題。

他說：「那就好像凌晨三點鐘的一道亮徹天穹的閃光。當時飛機剛落在伊爾庫茲克，有一個人在跑道上騎著自行車，手裡晃著一根光棒，指示我們哪兒有計程車。頓時，我想到了阿羅在閉幕詞中所說的話，一下子就恍然大悟了。阿羅當時說：『我想我們現在可以很安全地說，我們已經有了另外一種經濟學。我們原來已經有了一種經濟學，就是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常規經濟學』他很謙虛，沒有把這稱為阿羅－德布諾體系（Arrow－Debre system），但他指的基本上就是新古典經濟學和一般的均衡理論。『現在我們又有了另一種經濟學，桑塔費式的進化經濟學。』他很清楚地說，對他來說，這一年的進展表明，這是研究經濟學的另一種有效的方法，其重要性與傳統的經濟學理論等量齊觀。這並不是說常規經濟學理論錯了，而是我們又探索到了一個新的方法。這個新的方法適用於對常規方法之外的經濟學的研究。所以，這個新的方法是對常現經濟學的一種補充。他還說，我們並不知道這個新的經濟學將會把我們帶向何方。現在這個研究還只是一個開端。但他發現這項研究非常有趣、非常令人激動。」

就像其他桑塔費成員一樣，阿瑟一開始思考其中更為深廣的意義就變得猶豫不決。這個學派的思想尚不成熟，顯得不能自圓其說，讓人聽上去太容易想到這是什麼新時代的玩藝兒。但就像桑塔費研究所的所有人一樣，阿瑟無法不去思考其中更為深廣的意義。

他說：「不是科學家的人總是認為科學是演繹出來的。但其實科學主要是通過比喻而來的。現在的情形是，人們頭腦中的某一類比喻發生了變化。」回顧以往，想象牛頓出現以後我們的頭腦對世界的看法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在十七世紀之前，世界就是樹木、疾病、人類的心靈和行為，這樣的世界既混亂又有機。天堂仍然是複雜的，行星的軌道顯得任意而難解。從藝術的角度來想象一下當時世界的情形吧。爾後，十七世紀六十年代出現了牛頓。他設計了幾條規律、設計了微分學，忽然間，行星看上去就是在簡單而可以預測的軌道上運行了！」

所以，在這一切中，桑塔費研究所扮演的是什麼樣的角色呢？阿瑟說，當然不會是另一個制定政策的智囊機構，雖然似乎總有人這樣期望。不，桑塔費研究所的作用就是幫助我們觀察這個永恆流動的河流，幫助我們理解我們目之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