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行僧的粗布衣服
對奈普接任所長一職的討論就此開始。奈普同意，如果研究所董事會要他出來擔任所長一職，他會接受。當考溫把這話帶給董事會時，董事會成員顯然都鬆了一口氣。本來始終有一個懸而未決問題：蓋爾曼是否願意，或是否可能把自己轉變成一個行政管理者，是否願意把大量耗費在別的興趣上的時間轉移到桑塔費研究所的事務上來，干好這份工作。到1990年底為止，大家總的看法是，他不會的。那麼，既然現在有了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所長人選，事情就變得顯而易見了，就連蓋爾曼自己也明白，如果硬要進行投票表決的話，他必輸無疑。
不足為奇，考溫和阿瑟之間為經濟學項目的經費和該項目的研究速度已經發生過多次爭執。考溫說：「在科學委員會裡，布賴恩（阿瑟）站在經濟學家的共同立場上，認為經濟學項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因此只要經濟學項目仍在順利進展，研究所就不應該為任何別的研究項目而轉移對經濟學項目的支持。研究所不應放棄把寶押在一匹能夠贏的馬上。現在布賴恩成了這派觀點的熱衷維護者。這當然很好。但這個研究所的整個哲學思想是，複雜性系統包括許多方面，其中有神經行為、人類行為、社會行為、以及其它許多經濟學不會專門來對付的方面。所以我力主支持至少一個能在規模上與經濟學項目匹敵的其它研究項目。我們需要拓展我們的學術計劃，分散我們的賭注。儘管對此有很多討論，但科學委員會還是很支持這個基本思想。」
「喬治，」奈普抗議道：「你必須記住我不是個理論科學家，我是一個行政管理人員。」
他最終還是回來了。但那次事件以後，蓋爾曼幾乎再不提「簡單性」這個詞了。
6．在信息傳遞上，我們的科學研究、教育和全球監控要能使大多數人懂得我們現在面臨的挑戰的本質。
考溫和西蒙可以為他們在資金申請報告上的說法提供強有力的事實證明。他們指出，在三年時間里，桑塔費研究所資助了共有七百餘人參加的三十六個跨學科研討會，接納了一百多個訪問研究員，這些訪問研究員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六十余篇有關複雜性科學的論文。研究所還舉辦了年度性的複雜系統暑期學校，一次性地對一百五十多位科學家開設了為期一個月的課程，講授應用於複雜性科學研究方面的數學和計算機技術。研究所還以「桑塔費研究所複雜性科學」為名出版了系列論文集。在撰寫這份資金申請報告時，研究所正在和幾家大學出版社商談出版有關複雜性科學研究期刊的事宜。
他說，特別是，他現在有這麼多時間來思考這門新的複雜性科學。他發現自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為之傾心。「談到這個知識性概念的向心力，我感到似乎我比任何人都為之所吸引。複雜性科學已經緊緊抓住了我的心，使我總是沉浸在一種永恆的激動情緒中。我感到我的生命似乎得到了釋放，是心智的釋放。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成就，使我感到我在這裏無論做任何事都是值得的。」
但同時，考溫不得不對付馬克斯韋爾。1990年初夏，他和西蒙不斷給倫敦發傳真，非常禮貌地提醒馬克斯韋爾不要忘了匯這筆款予。1990年8月，馬克斯韋爾的一張十五萬美元的個人支票，即第一年的第一筆撥款，終於匯到了。直到這時他們才告訴馬克斯韋爾，荷蘭德不接受這個邀請。馬克斯韋爾回問說：「你們認為我親自去密西根大學說服他會起作用嗎？」
所以最終大家都保持了君子風度。1990年12月召開了特別董事會議，蓋爾曼本人也投了奈普一票。奈普獲得了一致通過，當選為所長。
但真正使考溫焦慮的仍然不是資金本身的問題，而是桑塔費社團的脆弱性。經濟學項目的巨大成就使桑塔費研究所存在變成全日制的經濟研究所的危險，而這與桑塔費研究所的初衷是背道而馳的。考溫說：「創建一個沒有科系界限的研究所，然後又只是從事一個學科的研究，這是自相矛盾的。那還不如一開始就創建一個科系。我們必須有一個開始，但同時我們從一開始就要確保不使經濟學項目成為研究所唯一的興奮點。」
當然，就像通常比較幸福美滿的家庭都會將最好的一面展露給外界一樣，桑塔費在其經費申請報告中也隱瞞了一些內情，比如經濟學項目令他頭痛不已的方面。
可以理解，蓋爾曼當然不想當桑塔費研究所的所長。他討厭繁重的行政工作。他這一輩子都在拒絕這類的工作。比如說，他拒絕了加州理工學院物理、數學和天文學系主任的差使。但桑塔費研究所和複雜性科學太重要了，還有誰比他更清楚地知道需要做什麼呢？還有誰能比他更清晰地闡述過複雜性科學呢？還有誰有比他更大的榮譽和更廣泛的社會關係來使桑塔費研究所具有必須有的影響呢？
希望開始與研究所進行合作！？考溫和西蒙對這幾個詞斟酌了好一會兒，最後考溫決定冒險下這個賭注。「我想向他要更多的錢。」他在回信中寄上了一份研究所期刊委員會工作草案，列出了他們關於創辦這份期刊的想法，同時提出出版商在研究所建立一個「羅伯特·馬克斯韋爾教授」席位，每年提供三十萬美元的資助。考溫解釋說，這筆錢不僅僅只是馬克斯韋爾教授一職的年薪，而且要包括僱用博士后和研究生的費用、差旅費、秘書費和其他等項費用。
考溫說：「對我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是創建一個新型的科學社團。這個社團或多或少要具有某種普遍的意義，能夠涵蓋硬科學、數學和社會科學等各個方面。我們一開始就邀請了最優秀的人物，這些人因共同的品位而產生了奇迹。我們按預想將不同學科最優秀的人物聚集在一起，這樣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知識的大融合。我認為我們創建的這個科學社團無論在知識廣度上，還是在質量上都是超群拔類的，我還從未見過歷史上任何一個科學機構聚集過如此傑出的一群人。我寄希望於他們，努力促成他們產生研究成果。」
「這個好處在於，比起聘用常年研究人員來，我們的體制更為靈活。」考溫說。他意識到，畢竟，一旦你聘用了一群全日制研究人員，你的研究項目就會相當局限在一個具體的領域，除非這些人離開或去世。所以，為什麼不讓研究所一直扮演催化合媒者的角色呢？迄今為止，這個方法的效果非常好。不斷更換訪問學者，讓他們在桑塔費住一段日子，參与知識的大融合，然後再回到自己所屬的大學去。他們不但會與桑塔費研究所保持長久的聯繫，而且同時會在自己的同事中播下革命的火種。
1、在人口統計上，過渡到大致穩定的全球人口。
然而，在桑塔費研究所聘請荷蘭德這件事上卻不無諷刺意味。在桑塔費研究所剛成立的時候，考溫和其他創始人就十分希望能夠聘請長期研究人員，使研究所變成一個像紐約的洛克費爾大學這樣全面的研究機構。但財政現狀阻礙了這一點的實現。到1990年，考溫、西蒙和相當一部分桑塔費的常客都開始覺得，這個局限起碼有一大好處：不聘請長期研究員起碼能使研究所在經濟上處境好得多。
「馬瑞直截了當地說，他絕不認同。嗯，這是我第一次認識到，馬瑞想強調他自己想怎麼做，然後希望其他人能按照他的思路去做。我覺得他這也太自我中心了，所以大發脾氣。」
其實，考溫並不是討厭研究超弦。所謂超弦理論，即假設的「萬有理論」，旨在把所有基本粒子描述成微乎其微的、純能量的、劇烈振動的弦，是非常精彩的理論。只是有許多地方、許多人都在研究超弦，人們在那些地方可以盡情地研究超弦、夸克和宇宙。他認為桑塔費研究所沒有時間和資金來做這種重複性的研究。（考溫並不是唯一這麼認為的人。科學委員會的大多數人對超弦研討會的看法都是：「再也不舉辦超弦研討會了。」）但對考溫來說，真正令他惱火的是，蓋爾曼的「簡單性」 聽起來像是以偽裝出現的還原論。他發現蓋爾曼顯然喜歡拒絕任何他個人不感興趣的研究，比如像化學或固態物理學。（他當著菲爾·安德森的面把固態物理學貶為 「污態物理學」，顯然是故意要激怒安德森。）考溫說，也許蓋爾曼這麼做只是為了好玩，但其中尚未完全揭開面紗的內容是：蓋爾曼認為，桑塔費研究所對集體行為的研究是實用主義的和混亂不堪的，因而是非「知識性」的。
其中一部分的原因仍是資金這個老問九九藏書題：考溫在表現不怎麼慈善寬厚的時候，會覺得經濟學家們是想讓研究所來替他們籌措所有的資金，供他們盡情享受。即使在他不那麼暴躁的時候，他也痛感經濟學項目在學術上的成就遠遠大於在資金上的成功。花旗銀行很滿意經濟學項目的進展，已經續延了每年對該項目十二萬五千美元的資助，但這根本不夠支付該項目的全部開支。阿瑟為從羅塞爾、塞吉、史龍和麥倫等較大的基金會爭取資助的努力也全部失敗了。殘酷的現實擺在那裡：就是主流經濟學的研究經費都嚴重不足，遑論資助桑塔費這個冒險的項目了。
當布賴恩·阿瑟于落日的餘暉中驅車返回時，桑塔費的赫拉克利特派主將正準備辭職隱退。儘管經濟學研究項目取得了不可否認的成功，儘管桑塔費掀起了一場混沌邊緣、人工生命等理論的知識熱潮，但喬治·考溫卻非常清楚，桑塔費研究所的永久性基金還是等於零。都已經6年了，他實在是厭倦了經常要向人乞求運作經費，厭倦了為經濟學項目會不會變成一隻獨控研究所的八百磅的大猩猩而擔憂。說起這個八百磅的大猩猩，他還厭倦了不斷要與馬瑞·蓋爾曼為桑塔費研究所的意義而進行意志的較量，包括對複雜性革命對人類創建一個永續的未來的意義這樣的問題進行爭論。考溫感到疲憊不堪。他已經創建了桑塔費研究所，並已經使之投入運轉，他希望能將有生之年投入到研究所的科研工作中去，投入到這個陌生的、新興的複雜性科學的研究中去。所以，在1990年3月召開的桑塔費研究所的年度董事會上，考溫呈交了自己的正式辭職報告。他告訴董事會成員們，他再給他們一年的時間，他們有一年的時間來選擇一個接替他的人，而他則在這一年中儘力為研究所尋找到穩定的基金來源。但僅此而已。
但不管計算機模擬是否有這麼成功，開展適應性計算研究項目的研究無疑能夠帶來一個大家歡迎的副作用：它能讓考溫和研究所找到借口把荷蘭德從密西根大學拽出來，成為研究所的全職研究員。荷蘭德不僅是這個課題的項目主任一職自然而一致的人選，而且同時他還是個精力充沛、點子不斷的人，大家喜歡有他在研究所。
現在他拿著桑塔費的邀請又去找戈爾登博哥了。他對她說：「從研究的角度上來說，這個馬克斯韋爾教授的席位對我來說是非常理想的。我很想接受這個邀請，除非我在密西根大學能用更多的時間來從事研究。」戈爾登博哥再一次對他言聽計從。她為他找來了經費，做出了安排，還幫助他做出了替代方案。荷蘭德將被心理系聘為全職教授，同時減輕他的教學任務，增加他的科研時間。作為回報，他將在桑塔費研究所和密西根大學之間建立長久的關係，密西根大學的教授、博士后和研究生將可以經常到桑塔費從事研究，這兩個學術機構將經常聯合舉行學術會議。這就等於把冰天雪地的安·阿泊變成了桑塔費研究所的前哨。
另一方面，考溫在評價他作為桑塔費研究所的創始人的業績時，變得格外慎重。他說：「我很高興我做了這一嘗試。現在我還無法評介這一嘗試究竟有多成功。但在有一點上，我們的時間沒有白費：現在許多人都認為，是我們桑塔費研究所促使了物理學家走向經濟學。社會學等所謂的『軟』科學的研究。這使這些物理學家不再像以前那樣頑固堅持只研究能夠進行嚴謹分析的現象，而開始進入了以往總是嗤之以鼻的『模糊』領域。一些保守的物理學家批評他們這樣做是把自己也弄模糊了，但複雜這門新的科學的出現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了，研究複雜性科學就是要關心到關於國家和世界的福利和幸福的事。我認為，複雜性科學的研究趨勢，無論對國家還是對學術界都有好處。因為如果這門科學能夠發揮作用，就會導致重大事件的發生。我認為，這重大事件就是，過去幾個世紀變得像一盤散沙一樣的科學事業將獲得重新整合，物理學分析的嚴謹性與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遠見將被重新結合起來。」
但這正是這個尋找接班人的委員會和所有人面臨的問題。考溫是構想成立這個研究所的第一人。他最早預見了複雜性科學，那是在其他人還都不知道該怎麼稱呼這門科學之前。在創建桑塔費研究所，使之成為使所有成員都感染上知識熱情的家園上，他是貢獻最大的人。就像朗頓所說的那樣，只要看見考溫坐在修道院院長的辦公室里，不知為什麼，你就會覺得一切順利。沒人知道還有誰能夠做到這一點。
「但如果我們的資金來源是東拼西湊的，我們的力量馬上就會支離破碎。」可事實上，各基金機構一般都是就某被認可的科學領域的某項專門的研究課題向研究人員個人提供研究資金。這個做法正好與桑塔費的做法背道而馳。「你看，當某個人申請某項研究基金時，他就要花大量的時間來提出申請，然後獲得五萬或十萬美元的資助，他就變成了擁有這筆資助的老闆，如果你想辦法來控制他的自主權，你就犯了莫大的罪。」所以儘管你有最好的願望，甚至儘管所有的人都極力想使自己保持寬鬆的學術態度、顧及社團的利益和研究的氛圍、重視學科交叉，但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會把時間越來越多地花費在自己的研究課題上，越來越少地關注相互之間的交流。「失去了中央協調，你就又回到過去的學術老路上了。」
倫敦的答覆耽擱了一段時間。就像考溫和西蒙早就聽說的那樣，馬克斯韋爾什麼也沒表示。他們能做的就是不斷通過傳真來提醒他答覆這件事，同時也用信件和電話與蓋爾曼、克里斯琴和她的兄弟們保持聯繫。馬克斯韋爾的答覆，「原則上同意」，終於趕在1990年3月研究所董事會召開前夕傳遞過來了。董事會正式決定向荷蘭德提供為期五年的馬克斯韋爾教授職位。
「這太好了。」考溫答道。
所以考溫和他的執行副所長邁克·西蒙以及科學委員會的其他成員那年春天耗費了大量時間來撰寫資金申請報告。他們都知道，這份報告必須極具說服力才行。 1987年他們申請第一筆資金時，要說服這兩個機構資助桑塔費就非常艱巨困難。當時桑塔費研究所極力證明他們聚集了一流的人才，有一個非常好的構想。而申請第二筆經費遠比申請第一筆經費要困難得多。他們的目標是要讓國家科學基金會和能源部的投資合起來提高十倍，從三年撥款二百萬美元，提高到五年撥款兩千萬美元。而且，他們的這份資金申請報告提交得也不是時候，聯邦科研預算目前正在大幅度緊縮，常規學科領域的科研人員都在為獲得科研經費而進行比以往更為激烈的競爭。他們已經聽說國家科學委員會和能源部的中世紀式的管理人員正在犯嘀咕說，現在正兒八經的科研項目資金還嚴重短缺，我們為什麼要把錢投到桑塔費這個冒險的跨學科研究項目上去呢。
4、在社會組織上，人們要過渡到能夠共同承擔對大自然的損耗，同時增加世界上窮人的非破壞性就業機會。
到了1990年5月，這個研究課題已經被改稱為「全球持續」項目，而且早已不在考溫的控制之下了。考溫唯一能做的是把氣憋在肚子里，沉默地聽憑它發展。畢竟蓋爾曼是研究所科學委員會的主席之一，比考溫更有權對任何項目的研究方向發表意見。蓋爾曼能夠、也確實做到了讓這個項目按他的意願進展，而考溫作為研究所所長，只能負責出去為這個項目籌措資金。
當然，其訣竅在於從現在的此岸到達未來的彼岸，避開考溫的A級全球性災難。蓋爾曼說，如果我們想要做到這些，那麼對複雜的適應性系統的研究顯然就是至關重要的。對這六大基本轉變的認識意味著對相互牽制、相互依存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力量的理解。你不能像過去一樣僅僅只從單個問題出發，就希望能對整個系統的行為做出描述。唯一的辦法就是把這個世界當作一個相互緊密關聯的系統來看，即使目前的計算機模型尚原始粗糙。
但考溫對簡單性的惱怒，與他對研究所的「全球持續性」項目的惱怒比起來，就算不得什麼了。起初，這是考溫的項目，這個項目稍稍反映了他對人類在地球上的生存前景的深切關注。但他當時並沒有把這個項目稱為「持續性」。他最初的概念是「全球穩定」或「全球安全」。1988年12月，他以「全球安全」為名組辦了首屆小型研討會。考溫說九九藏書：「起初研究討論的像是某種國家安全，但很快討論的內容就大大擴展了，擴展到今後一百年中我們怎麼避免『A級』災難，生存下去？即某種一代人都解決不了的難題。」在混沌邊緣的術語中，避免這樣的災難意味著要尋找到某種阻止巨大的毀滅性崩落的方法。「起初，我把核戰爭列為最大的A級災難，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列為次等的B級災難。但到我們召開這次研討會時，美蘇兩國恢復了友好關係，這類的核戰爭問題在我的災難排名上落到了第五位。人口|爆炸問題，即厄里奇式的災難，繼之上升到首位，排名第二的是可能的環境災難，比如像溫室升溫效應。對此我個人倒並不認為是A級災難，但其他人認為是。」
考溫說：「在美國，對經濟學研究的資助本來就少得可憐。雖然經濟學家們的薪水都很高，但他們的基礎研究卻得不到資助。通常是企業資助經濟學家從事非常實際的研究，而國家科學基金會和其它政府機構向經濟學提供的資助卻非常少。這是因為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而政府對社會科學從不提供大筆資助。這有點『計劃』供給的味道，計劃不是個好詞兒。」結果，許多經濟學家都把眼睛盯向桑塔費研究所，彷彿桑塔費是另一所資助機構，但經濟學家自己卻不能為研究所提供太多資金上的支持。所以研究所就不得不用相當大一部分的聯邦政府資金來為經濟學項目彌補花旗銀行捐助的不足部分。而這筆錢本來考溫是想用在別的研究項目上的。
1990年的整個夏天和秋天，只要一提及考溫的接班人這個話題，馬瑞·蓋爾曼就會嘆口氣，用迫不得已的語氣說：「我猜我不得不接手了。」
但對考溫來說，暫短的休整對他身體的恢復顯然很有效果。1991年秋天，他又重返桑塔費，在研究所與朗頓共用一個辦公室。不止一個人說過，他現在看上去有多麼健康、多麼精力旺盛。
蓋爾曼說，更重要的是，要從現在的此岸到達未來的彼岸，就要確保未來的彼岸是一個值得生存的世界。一個永久持續的人類社會很容易變成控制嚴酷、毫不寬容、失去人生自由的奧威爾式的可怖的社會。未來社會應該是一個有很強的適應性、很強健、對災難有靈活的應付能力的社會，一個可以從錯誤中吸取經驗教訓的社會，一個不死板僵化、能夠不斷改善人類生活的質量、而不是數量的社會。
在考溫的頭腦中，能與經濟學研究項目匹敵的是「適應性計算」：即，研究開發出一組能夠應用於包括經濟學在內的複雜性科學各個方面的數學和計算機工具。他說： 「如果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概念性構架，就應該有一個共同的用於分析的構架。」他補充說，開始這樣一個研究課題，其實就是從一個方面理清我們現在已有的成就，然後給複雜性研究的各個方面提供更為廣泛的支持。荷蘭德的基因演算法和分類者系統早就滲透到研究所的各項研究中來了，也許會成為適應性計算的支柱性概念。但考夫曼的布林網路（Boolean networks）和自動催化組、朗頓的人工生命、阿瑟和經濟學家們建立的各種玻璃房經濟模型也提供了相似的概念。一個富有生命力的交互施肥正在進行。法默在他的《關聯主義的羅塞達碑》一文中指出，神經網路、免疫系統、自動催化組和分類者系統基本上都具有共同的潛在主題。確實，當邁克·西蒙和考溫在 1989年的一天坐在考溫的辦公室里考慮取個什麼名字才能涵蓋所有這些概念時，西蒙創造出了「適應性計算」這個詞。這個詞不像「人工生命」那樣具有知識的負載。
儘管這話言之有理，但大家卻都非常希望對荷蘭德是一個例外。而且最棒的是，一筆專項支持他的研究的經費已經有了著落。倫敦的羅伯特·馬克斯韋爾（RobertMaxwell），前捷克反政府鬥士、靠自我奮鬥而成功的報界億萬巨賈，居然對複雜性科學產生了奇特的熱情，表示願意提供資助。
他補充說，到目前為止，桑塔費的這一努力已大見成效，特別是在經濟學研究項目上。但誰知道這種努力能延續多久呢？儘管所有的人都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也許仍然會有一天，甚至連桑塔費研究所都會變得停滯不前、保守老化。凡機構都會發生這種情況。「也許不得不關閉這兒的研究所，到別處另開一個研究所。我認為，開辦這個研究所是必要的。無論桑塔費研究所是否能夠永遠辦下去，桑塔費的事業都必須繼續下去。」
就好像這些還不夠令考溫氣惱似的，蓋爾曼的研究議題更讓考溫氣上加氣。其實考溫並不認為這個研究議題有什麼不對。考溫最初也是認為當今的世界遠不能持久，這個世界急需根本性的改變。惹惱考溫的不是這個原因，而是蓋爾曼和他在布魯金斯、邁克阿瑟和世界資源研究所的同夥們過於自信了。儘管蓋爾曼的主張與他們實際所做的完全不同，但只要你實際聽聽他們所說的，就無法不感到他們認為自己完全知道問題的癥結所在，完全知道解決的辦法，他們現在所要做的一切就是採取保護雨林的行動。
所以，如果考溫卸任，誰來接替合適呢？
當然，現在回想起來，馬克斯韋爾於1990年末神秘地溺水而亡，他的報業王國因巨額負債而隨之倒閉。但當時，他看上去就像一個神話故事中的教母一樣。桑塔費研究所與馬克斯韋爾的聯繫始於一年以前。當時馬瑞·蓋爾曼碰巧碰到馬克斯韋爾的女兒克里斯琴·馬克斯韋爾。克里斯琴於1989年5月安排蓋爾曼和她父親共進午餐。當蓋爾曼向考溫報告說，老馬克斯韋爾對研究所的研究頗有興趣時，桑塔費研究所的人馬就開始投入向他申請資助的行動了，誰都不知道馬克斯韋爾到底有多少財產，但肯定有幾十個億。
當然，在實際操作上，桑塔費研究所總是不會放過爭取專項研究經費的。在目前的資金狀況下，研究所無法超越現實，完全堅持自己的原則。確實，花旗銀行對經濟學研究課題的資助就是申請專項課題研究資金的最大實例。考溫為了扭轉這股離心力，迫切需要獲得他所謂的「保護傘經費」：一筆能夠資助所有在複雜性方面有很好構想的人的錢，無論其構想是否是在早已界定明確的常規學科領域之中。比如可以用來資助朗頓、荷蘭德或考夫曼的研究構想。考溫說：「如果你想保持複雜性研究的完整統一，那你就必須創造一個讓其統一性能夠自下而上地湧現出來的社團，而不是由你告訴人們該怎麼做。保護傘經費就是實現這個目標的一個基本條件。」
考溫自己對此也茫然不知。但起碼現在他還沒空為此擔憂。今後12個月的壓力只會有增無減。「在我明智地從所長的位置上退下來之前，我希望獲得今後三年基金的保證，這樣我的接班人就不會一上台就窮得叮噹響。」這意味著，目前他最緊迫、最首要的工作就是向國家科學委員會和能源部提交沒完沒了的申請基金報告。前三年這兩個機構提供的共兩百萬美元的基金已於1987年兌現了，現在需要申請續延。如果不能獲得續延，當這個研究所所長差不多就是名存實亡了。
馬克斯韋爾回傳真說，他樂意接受這個方案。同時，所有人都同意通過馬克斯韋爾的普格蒙出版社來出版新的複雜性科學期刊。考溫和馬克斯韋爾通過越洋電話就其中的具體事宜做了長談。但不久馬克斯韋爾就突然決定出賣普格蒙，騰出資金來另做他圖。1991年2月底，在連續不斷的越洋傳真催促之下，馬克斯韋爾甚至還記得將該年度的第二筆資助共15萬美元匯了過來。
但實際情況是，考溫實在沒有精力再來和蓋爾曼爭執了。讓他去主持這個見鬼的全球持續性項目吧。考溫準備退休以後再回到他概念中的全球穩定性研究上來。「我感到馬瑞和我在知識層面上並不存在很深的分歧。我們太相似了。也許這正是問題之所在。他的社交手段很容易就會讓我感到被冒犯了。而且不止我一個人對他有這種感覺。但我沒有理由非要忍受這些，所以很容易就會不耐煩。如果我的性格再完美一些，就不會出現這些問題了。我已經到了這把年紀了，不會和我已經做出讓步的人去計較了。」
確實，當時考溫在盛怒之下，拿起桌子上的文件說：「我不幹了。」就走出了房間、奈普和卡羅瑟斯趕緊追出門去，大叫：「喬治，回來！」
蓋爾曼說，這裏還有一個關鍵的問題。一方面，人https://read.99csw.com類受到迷信、神話故事的威脅，頑固地拒絕認識這個星球的緊迫問題，堅持各種形式的部落制思維方式。所以，要實現這六大根本性轉變，就必須就原則性問題達成某種廣泛的共識和對地球未來的理性看法，當然更要做到在全球範圍內更加理性地管理我們自己。
考溫和西蒙寫道，談及複雜性研究本身，「尤為值得注意。研究所對自己的研究項目的支持有增無減。其支持的方式再也不是未經檢驗的嘗試了。桑塔費研究所支持了許多傑出人才的研究，包括對才華橫溢的研究生和諾貝爾獎得主的支持，以及對企業高級主管和聲名顯赫的政府官員的研究的支持。桑塔費的研究隊伍、其項目之間的相互支持和所形成的網路，包容了迄今為止最為廣泛的學科領域和最為重大的研究成果。」
在1990 年5月的桑塔費研討會上——那時蓋爾曼已經和考溫共同主持這個項目了——蓋爾曼指出，近來「持續性」實際上已經變成了時髦的胡言和沒完沒了的老生常談。對大多數人來說，這似乎意味著一切正常。但一切正常正是問題所在。在邁克阿瑟基金會主任蓋爾曼的協助下創立的環境智囊庫，華盛頓世界資源研究所，創始人兼所長格斯·斯佩特（Gus Speth）和該所的其他人都認為，只有人類社會在幾十年之內經歷起碼六大根本轉變，全球的永久持續性才有可能實現：
一個認識蓋爾曼的物理學家說：「馬瑞對生活是最抱知識分子觀念的。」他的談話和他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受他知識關懷的驅動。他十分關注桑塔費研究所的知識性議題，他總是瞄準著他希望前進的方向。他對此深有所思，希望確保所有的人都朝這個方向努力。
這就是為什麼他首先想向國家科學委員會和能源部申請資助的原因。除非是天使降臨，帶給他們一大筆資金，否則這兩個機構是唯一有希望提供保護傘經費，不使桑塔費的研究落入各自為政的局面的地方。這也是為什麼考溫感到獲得這兩個機構資助的續延至關重要的原因。如果這個保護傘折閉了，那阿瑟、考夫曼、荷蘭德等人開創的令人無比激動的創造精神很快就會串味變質。
他說，最吸引他的問題是適應的問題，或更準確地說，在不斷變化和不可預測的情況下的適應。當然，他認為這隻是探索全球永久持續性中的核心問題之一。他同時發現，在所有談及「過渡」到一個永久持續的世界的內容中，一直都忽視了適應的問題。他說：「不知是怎麼搞的，我們的研究總是在談一組從A狀態，即現狀，到B 狀態，即永久持續的未來的過渡。但問題是，根本不存在這麼一種狀態。你不得不假設，過渡與轉變會永遠地持續下去。你必須討論的是，這些系統一直保持著某種動力，這種動力根植于其所處環境之中，而環境本身也是在不斷變動的。」就像荷蘭德所說，穩定就等於死亡。這個世界處在混沌的邊緣，必須使自己適應永恆的新奇。考溫說：「對此我還沒有找到合適的詞彙來描述。只是最近，我在玩味海弗勞克·伊利斯（Havelock Ellis）的書《生命之舞》，但這個詞也不盡其意，生命並不是舞蹈，甚至沒有一個特定的節律。所以，如果我們回到赫拉克利特的概念：『萬物皆動』，那麼，『永久持續』這個詞就並沒有抓住其本質。」
桑塔費研究所所長一職剛順利交接完，考溫就離開了研究所。在經受了七年的焦慮和行政重荷之後，他現在最需要的是好好休整一下。這對他來說，意味著愉快地重新沉浸到他和羅沙拉莫斯的同事們已經計劃好的雙貝它衰變實驗中去。這項實驗已經接近尾聲了，他有好幾個月幾乎都不在桑塔費研究所露面了。（雙貝它衰變實驗是考溫長長的一串研究計劃中的一項。該項目於前一年10月受到能源部的表彰，考溫被提名為具有崇高榮譽的費米獎得主之一。這項獎是為表彰在發展、利用和控制核能源方面的傑出科學成果而頒發的。前幾位獲該獎者包括像馮·諾意曼、奧本海默這樣的人物。雙貝它衰變是放射性的一種古怪而極為罕見的形式。它為常規的基本粒子物理理論提供了敏感的實驗測試。令考溫感到欣慰的是，他和他的同事們能夠探測出這種衰變，證明了它完全符合常規理論的說法。）
對局外人來說，考溫對蓋爾曼的簡單性概念的怒氣聽上去有點像中世紀時對神學要旨的神秘爭辯。但考溫和蓋爾曼卻為此爭論得怒不可遏，這種爭論經常會引向別的話題，也會導致其中一人猛然摔下電話。考溫尤為清楚地記得1987年的一次爭論。那是一次私人聚會，當時有五、六個桑塔費的主要人物圍坐在餐桌旁，討論應該如何形容桑塔費研究所。考溫說：「每當我們說我們感興趣的是複雜性科學，馬瑞就會補充說，『還有構成複雜性科學的基本原則。』他指的是夸克。他話中的含義是，社會組織是由眾多的夸克組成的。你可以通過對夸克的研究，理解夸克的各種聚合物。」
考溫說：「我把這稱為理論物理的宗教，這是對對稱性和全面還原論的信仰。我不認為我們有任何理由來遵從這個觀點。所以我就說，我們不打算研究夸克。」考溫認為，湧現的、複雜的系統代表了某種新的、基本的概念，我們需要用這種概念來了解物質超越其基本作用力法則的宏觀行為。考溫的觀點得到了在場的大多數人的支持。
同時，蓋爾曼自己也開始意識到，他想得到的是什麼樣的工作。潘恩斯和其他人花了大量的時間一再向他解釋當一個行政管理者意味著什麼。它意味著財政預算、各種會議和沒完沒了的人事紛爭。潘恩斯一直在勸說他。「馬瑞，這不是你想在桑塔費研究所做的工作。你想做的是當一個教授。」
桑塔費研究所的常客們並沒有對考溫的辭職報告感到大驚小怪。他最近看上去非常憔悴疲憊，大家都開始為他的健康擔心。他的脾氣也變得反覆無常，經常前一天笑容可掬，第二天就變得暴怒而悲傷。他經常對人說，他1984年當這個研究所所長的時候就想申請辭職，之所以一直干到現在，是為年輕的接班人做鋪墊。他早就不止一次地說他要辭職，又被勸留了下來。在1989年的董事會上，他就暗示該是他退位的時候了，並指定了一個為他尋找接班人的委員會。現在這個委員會不得不加快行動，真干實事了。
考溫、西蒙和研究所的其他人顯然不能對他們是否能獲勝打十分的保票。他們必須拿出足夠的證據來表明，在過去的三年中，他們的研究已結碩果。在今後五年中，他們有能力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值得這兩千萬美元的投資。當然，這很微妙，因為他們無法坦然宣稱他們已經解開了複雜性的整個謎團，他們只不過剛開了一個頭。但他們能夠、也確實宣稱過的是，在三年之中創建一個可運作的研究所，專門從事對複雜性問題的研究。他們寫道，正如他們在1987年的資金申請報告中所承諾的那樣，桑塔費研究所「已經開拓了一個綜合性研究項目，是一個富於創意的管理體系，聚集了一群極具資歷的頂尖研究人員，開始形成對複雜性研究的大量的整體需求的支持。」
5．在機構上，過渡到建立有利於全球共同解決全球性問題的超國界聯盟，並允許各國政策之間的相互交融。
他說，要達到這個目的顯然是一場逆流而上的奮戰。在西方，知識分子和管理者們總是非常理性，他們看到的是會導致不利後果的事情，總是尋找能夠防止這些不利後果發生的技術手段。所以我們才會有避孕措施和軍備限制等等。這些手段和方法當然很重要，但真正的解決方案所要求的要比這多得多。真正的解決方案有賴於我們克制、升華和轉變我們的傳統慾望，比如像要超越和戰勝我們的對手，特別是他族的對手的慾望。這些衝動也許曾經是可以調整過來的。但現在確實已經在我們頭腦中紮下了根。可我們再也不能容忍這種衝動存在了。
他說：「我覺得該是換一個新人來執政研究所的時候了。年度董事會是在我七十歲生日剛過一周后召開的。我還很年輕的時候就對自己說過，到七十歲時我不會自以為事事缺我就辦不成，我見過太多擋道的老傢伙了。有許多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該是他們一展身手的時候了。」
他主持這個項目比考溫要激進得多了。蓋爾曼不只是對避免災難感興趣，而且還要獲得全球「持續性」狀態，無論這個詞有多麼九九藏書模稜兩可。
「他這樣做既有利也有弊。我認為，其利處是，桑塔費研究所需要有馬瑞這樣一個強有力的知識分子來推動我們的研究朝富有成效的方向發展。但弊端是，只要有馬瑞在，別的人就很難插嘴。一旦他分析了一個問題，他就認為這個問題已經被透徹地分析過了。如果有人不同意他的觀點，他就會覺得人家沒聽進他的話，或者是沒聽明白他的話。如果他不是把別人的意見忽略不計，那就是更加清晰地重申自己的意見。所以，他總是以他的知識能力和個性力量壓制其他人的意見。一個有目共睹的危險是，桑塔費研究所會成為蓋爾曼個人熱情的載體。」
在密西根，荷蘭德利用桑塔費研究所給他的這個機會與校方討價還價。當時他仍然對計算機與通訊科學系併入工程學院而耿耿於懷，他對這種短視的、以應用為導向的盛行風氣深惡痛絕，因此早已開始腳踏兩隻船了。幾年以前，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就暗示要給他終身教職，所以荷蘭德就施展了從不為人所知的手腕。他立即就去找了大學教務長，提出：「要我在這個大學工作下去，至少要允許我在心理學系兼職。」他以前撰寫《歸納法》這本書的時候就和這個在全國都排名靠前的心理學系有了廣泛的接觸。教務長艾蒂·戈爾登博哥（Edie Goldenberg）既同情他的處境、又急於想把他留在密西根大學，所以對他做了妥善的安排。
其他對他更了解的人想到馬瑞·蓋爾曼當所長都嚇壞了。誰都不懷疑他的才識、他的精力和他籌措資金的本事。他總是無窮無盡地提出各種有趣的、值得研究的科學問題。他在把各路頂尖人物聚集一處這一點上確實能力超群。沒有他，桑塔費研究所就不會發展到今天這個樣子。但讓他當所長？他們立即就想到他的辦公桌上像地質層般堆積了沒有審閱過的文件，他從不給人回電話，卻跑出去救護雨林。更糟糕的是，他們覺得如果他當了所長，桑塔費研究所就會變成「蓋爾曼研究所」。
蓋爾曼說：「我感到有些失望。我很想當這個所長。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對這類行政工作表示興趣。不過我很高興奈普當選了所長。很高興我們選擇的所長是個很好的人，很容易共事。」
嗯，不用了吧。桑塔費能夠採取一個折衷的辦法：從1990年秋季開始的這個學期，由荷蘭德和蓋爾曼分享這筆經費。具體地說，由荷蘭德負責這個新的適應性計算項目的基礎性工作。到1991年度，他們倆的位置就由斯圖爾特·考夫曼和戴維·潘恩斯來接替。同時，桑塔費研究所將利用自己的靈活性來邀請最優秀的年輕人，比如像塞瑟·勞愛德（Seth Lloyd）、詹姆士·克魯奇費爾德和艾爾弗萊德·赫伯爾（Alfred Hubler）。
確實，還有誰能做到這一切呢？研究所尋找所長接班人委員會的工作立刻陷入癱瘓。誰都不傻：蓋爾曼想當桑塔費研究所所長。問題是，他們是否敢讓他當這個所長。有些人感到他們可以認真考慮這個可能性。他們說，蓋爾曼畢竟是科學史上的一個人物，是諾貝爾獎得主。如果他想當這個所長，那為什麼不讓他試試呢？
他倆都不記得當時是誰在談到這個問題時都說了些什麼。但他們很快就觸及到了這個問題：奈普是否有興趣接受桑塔費研究所所長的位置？
對此的討論有一陣子是低調的，主要是因為考溫無論有沒有空都堅持自己組織小型會議。但後來蓋爾曼也開始對此發生了興趣。用全球性的、整合的觀點來看待人類的長久生存性這個想法正好和他產生了強烈的共鳴。畢竟，蓋爾曼的科學入門就是起自他五歲時在中央公園的大自然中的那次散步。他最為關注的是對全球環境的保護，特別是雨林生物的多樣化。所以他就介入了這個項目，非要把考溫的全球穩定研究項目推向他希望的方向。到1990年的時候，他已經成功地修改了這個研究項目的議題，把它變成了他的項目。
蓋爾曼說，當然，研究這類多面的、相互深刻關聯的系統正是桑塔費研究所成立的目的。但他認為，這個研究所的規模太小了，無法獨自承擔對全球持續問題的研究，需要有像世界資源研究所、布魯金斯研究所和邁克阿瑟基金會的共同參与（實際上邁克阿瑟基金會已經是該項目的資助機構之一了）。蓋爾曼說，應該由這些機構來承擔政策方面的研究，而桑塔費研究所則從事基礎理論方面的研究，這樣他們就可以起步，將持續性問題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了。
3、在經濟上，過渡到能夠對商品和服務實行真正的成本兌付，包括對環境成本的計算，這樣，人們對世界經濟發展的積極性就會基於脫離對大自然的盤剝，而不是基於對大自然的消耗。
考溫說，所以，在某種層次上，適應性計算項目能夠給予這方面的研究熱情以正式的認可和協調，更別說還能為從事這些方面研究的研究生、訪問科學家和研討會爭取更多的研究經費。但從長遠來說，他還希望這個研究項目能夠使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甚至歷史學家的研究具有精確度和嚴謹性，就像牛頓發明微分時給物理學帶來的影響一樣。「我們仍在等待，也許還要等待十年或十五年，但我們所等待的是一組真正豐富的、充滿活力的普遍性演算法，它能夠被作為一種方法，對複雜的適應性作用者的相互作用做出定量分析。目前，在社會科學方面的辯論方式是，雙方對問題各執一詞，都強調自己的觀點是最重要的。『我的觀點比你的更重要，因為我可以證明財政政策比金融政策更重要。』等等。但其實你無法證明這一點，因為說來說去最終都只是語言，而計算機模擬則能夠提供一種明確界定的參數和變數，這樣人們起碼可以針對一個共同的話題。計算機可以讓你處理各種變數。所以如果一個計算機模擬包括了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那麼你就能陳述為什麼一種政策結果比另一種政策要重要，其結果也許是正確的。或也許是錯誤的。但這是一個更規範的爭辯。就算計算機模型是錯的，他們也能充分利用這個模型來規範這種爭論。」
考溫這麼認為自有他的道理。自研究所成立以來，他就一直在和蓋爾曼做鬥爭。當然，他儘力控制不要讓他們之間的爭論惡化。考溫深深感到他和研究所有多麼需要蓋爾曼，他感到常常不得不向蓋爾曼讓步，許多人都疑惑他這樣做是否是因為被蓋爾曼的諾貝爾獎給嚇住了，但有時考溫也會感到忍無可忍。
考溫說：「我不知道該如何解釋我從所長的位置上退下來后的感覺。就讓我用這樣的比喻來描述這種感覺吧：這就好像有一個人一直處在一片噪音之中，當噪音突然終止后他就有點回不過神來地說：『那是怎麼回事！？』或者就像你一直穿著一件苦行僧的粗布衣服，當你剛脫下這件衣服時，會有點怪怪的感覺。如果你還具有清教徒的性格，你剛脫下這件衣服時甚至還有點犯罪的感覺。但我現在已經穿上了改良過的粗布衣服，感覺好多了。」
這當然也是考溫看到的危險。公平地說，考溫也聽到蓋爾曼談及研究所需要多樣性、需要容納多種觀點。但他仍然認為，如果蓋爾曼當了所長，他就會破壞研究所不拘一格的自由學術氣氛和多元性。儘管他並不是有意要這麼做，但所有真正的思想者都會明智地離去。考溫說：「馬瑞總是認為他的觀點是唯一可能的觀點，總是要改變別人的觀點。」
但最大的問題是，阿瑟1989年底就要離開了，肯·阿羅已經在尋找一位第一流的經濟學家來接替他的項目主任一職。考溫說：「我們一年一年地在維持著，無法對下一年做出預算。但你想吸引那些能夠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的大腕來這裏做研究，你就必須向他們承諾說，有足夠的資金來保障他們的研究。雖然從經濟學項目一開始，桑塔費研究所就前途未卜，但一兩年之後，這個印象似乎就不那麼明顯了。研究所看上去開始顯得比真正的情況要穩定得多。我們想邀請的人開始把我們當作斯坦福或耶魯大學了。而且，既然這裏沒有終身教職可言，那麼我們不是讓他們掃興，就是得假裝他們的想法完全正確，儘力為他們爭取研究基金。這是完全不同的一種壓力。這場遊戲的實質發生了變化。」
苦行僧的粗布衣服
但對考溫來說，申請基金的報告所包括的遠非基金本身。如果僅是錢的事，他的日子就好過得多了。桑塔費研究所本來也可以像許多九_九_藏_書大學的科學和工程系那樣，堅持讓科研人員自己去向各個提供研究資金的機構去申請資金。這不會太困難，桑塔費研究所有的是既聰明又有經驗的學術界人物，他們一輩子都是從基金會籌措資金的。但考溫知道，這樣一來，桑塔費研究所最終會斷送自己的最大特色。
考溫接著說，當然，也許像混沌的邊緣和自組織的臨界點這樣的概念告訴我們，無論我們怎樣想防患於未然，A級災難都是不可避免的。「巴克已經證明了，各種規模的動亂與崩落，包括最大的災難，都是基本的現象。我相信他的話。」但同時，對神秘莫測、似乎不可遏制的、日益增長的複雜性，他仍然抱樂觀態度。「巴克所觀察的系統並不具有記憶和文化。我堅信，如果你一代代地加入記憶和準確的信息，在這點上比以往有長足的長進，那麼你就會積累智慧。我很懷疑世界是否會過渡為一個沒有創傷、沒有悲劇的樂園。但我認為，人類應該相信自己能塑造未來。如果我們無法完全塑造未來，我想我們起碼能夠實施某種災難控制。也許我們能夠做到讓災難的概率逐代下降。比如說，十年前，核戰爭的可能性為幾個百分點，而現在已經消失為零了。現在我們更加關注的是環境和人的災難。所以我懷疑，如果我們逐日地反覆強調這一點，不斷改善環境惡化和人口|爆炸的狀況，那將會有助於我們創造一個更美好的未來社會。這比只會說：『這全是上帝的旨意』要強得多。」
合作關係於1990年夏天正式建立。為慶祝桑塔費前哨的成立，荷蘭德於1990年秋季組織了為期兩周的研討會，以阿瑟、斯坦福大學的馬克·菲爾德曼和蓋爾曼打頭陣的特別討論會揭開序幕。荷蘭德和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愉快。荷蘭德說：「達德斯塔特校長（James Duderstadt）親臨揭幕式討論會，而且自始至終參加了討論會！甚至還做了筆記。討論會非常有趣，所有的人都非常愉快。」從那以後一直到現在。除了偶爾去桑塔費或出席各種學術會議之外，荷蘭德大部分時間都呆在他家中的書房裡，與他的蘋果二型機作伴。他的家是一座獨特的山頂大別墅，俯瞰著安·阿泊西邊的濤濤山林。最近他甚至開始認真談起要從大學退休下來，這樣他就有更多的時間從事研究了。他說：「生命是有限的。我年事已高（六十三歲），而我的檔卷里還有許多新的想法來不及研究……」
考溫和西蒙在資金申請報告中用十頁的篇幅闡述了適應性計算項目，其中大部分是由荷蘭德自己撰寫的。然後，他們就於1990年7月13日把這整整一百五十頁的資金申請報告寄往華盛頓。在這之後，他們所能做的就剩下等待，祈禱自己交上好運，希望報告審閱人能夠慈悲為懷。
1990 年2月，在通過許多次電話和傳真以後，終於接到了倫敦發來的一份傳真。這份傳真敲定了兩點：第一，馬克斯韋爾說，他希望開始與桑塔費研究所進行合作，條件是每年為適應性複雜系統研究提供十萬美元的資助。第二，他喜歡研究所創立複雜性這個新科學的期刊的主意，對用他下屬的普格蒙出版社（Pergamon Press）來出版這個期刊表示興趣。
但另一方面，「如何寬容和維護文化的多樣性？」蓋爾曼問。這不是政治上是否正確的事，而是不可迴避的現實存在。文化是不會被法令所連根拔除的。看看伊朗國王想全盤西化伊朗而引起的強烈反抗就知道了。這個世界如果不能容忍多元化文化的存在，就會完全失控。而且，文化的多元性對於一個永久持續的世界，就像基因的多樣性對於生物一樣重要。蓋爾曼說，我們需要跨文化的大融合。「尤為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發現為什麼我們的文化對物質的需要超過了對精神的需要。」從長遠來說，要解決物質和精神這個兩難的問題，不但需要敏銳的感覺，更需要行為科學研究有新的突破和更深刻的發展。治愈每個人的精神疾病並非易事，治愈社會痼疾也並非易事。
有這種感覺的並不是考溫一個人。在研究所，有許多人都對全球持續項目抱有很深的疑慮。這個項目已經變成了某種全球環境保護運動了。「如果你早就知道該怎麼做了，那這就不是一個研究項目了。」一位桑塔費研究所的研究員說。「這變成了一個政策實施項目，這不是桑塔費研究所應該扮演的角色。」
2、在技術上，過渡到人均對環境的最小影響。
1990 年已接近尾聲，蓋爾曼仍然是桑塔費研究所所長一職唯一可以考慮的人選。這時考溫湊巧和奈普閑聊了一次。奈普已經回到了羅沙拉莫斯主持介子物理實驗室的工作。奈普是一位身材高大、脾氣隨和的物理學家，有一頭惹人注目的波浪般起伏的銀色捲髮。他在和考溫的閑聊中談及羅沙拉莫斯正在提供非常吸引人的提早退休待遇，這樣起碼可以部分地緩解冷戰後國防經費縮減帶來的壓力。五十八歲的奈普說，他正在考慮是否要藉機提前退休。
在桑塔費，考溫聽說荷蘭德不接受這個教授職位的邀請，感到很遺憾。但他不得不承認，荷蘭德施巧計使自己擺脫了糟糕的現狀，確實令他大為讚歎。使他更讚嘆不已的是，荷蘭德用工作為賭注來維護桑塔費與密西根大學的聯繫，也是非常取悅于桑塔費研究所的事，而且這件事不是因為荷蘭德就不會實現。
他們還可以用一串長長的具體的研究成果來支持他們的資金申請。事實上，資金申請報告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對從人工生命到經濟學項目研究成果的闡述。考溫和西蒙對經濟學研究的評價是：「它是桑塔費研究所最成熟的研究項目，在實質內容上和組織形式上都可以作為其它研究所致力效仿的典範。」
對考溫來說，奈普是他中意的人選。奈普參与了桑塔費研究所最初的創建工作。當時創建這個研究所還是一個在實驗室資深研究員中醞釀的想法。奈普總是很樂意儘力幫助促成這件事，甚至同意擔任了兩年研究所董事會主席的職務。他曾經在華盛頓主持過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後來又主持過美國大學研究協會（Universities ResearchAssociation）。芝加哥城外的費米國家加速器實驗室和能源部新的超導超級對撞機項目都是在這個七十二個成員的大學財團的領導之下的。奈普顯然很關心桑塔費研究所，關心研究所存在的意義。而且，與其他所長候選人不同的是，奈普對研究所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沒有很強烈的個人傾向。
考溫履行了他一年前的諾言，在1991年3月召開的董事會上辭去了桑塔費研究所所長一職。也正像他所希望的那樣，他盡到了自己的良心和義務。國家科學委員會和能源部續延了對桑塔費研究所的資助。但只是續延了三年，而不是五年，維持了兩百萬美元的數額，而沒有提高到兩千萬美元。不過這筆資金確實得到了續延。同時，邁克阿瑟基金會也已經決定將它對桑塔費研究所的資助金從每年三十五萬美元提高到每年五十萬美元。好幾位私人資助者也提高了他們的資助數額，包括高登· 蓋逖（Gorden Getty）、威廉姆·凱克（William Keck）。馬克斯韋爾也答應每年提供三十萬美元的教授基金，儘管他仍然按學期匯寄這筆基金。考溫確實做到了在離任時為研究所近期工作奠定了良好的資金基礎。他的接班人奈普可以從容地繼位，不用一上台就經常要為日常經費而尋求資金了。（但在現實中，生活並不那麼充滿玫瑰色彩。1991年末馬克斯韋爾突然死亡后，他允諾的那筆教授基金也就化為泡影了。這給奈普1992年度財政預算留下了一個大缺口，迫使研究所減少了來訪人員和博士后的名額。但幸運的是，這一虧空只是暫時的，可以彌補得上。）
比如，他們對什麼是研究所最合適的研究課題一直爭論不休。蓋爾曼說：「我認為桑塔費研究所的主題應該是對簡單性與複雜性的研究。對我來說，宇宙的簡單規律及其概率特點、信息的本質和量子力學，這些是我們所研究的主題的整個基礎。在桑塔費，我們已經對信息和宇宙做過兩次討論了。在早期，我們還成功地舉辦了一個研討會，用對數學、宇宙學和粒子物理的總觀看法來探討超弦。但研究所反對研究超弦，對此施加了很大的壓力，我們從此再也沒有研究過超弦。研究所所長喬治· 考溫非常不喜歡研究這些。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