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上的結果長期看來是有益的，儘管在短期內損失嚴重，就像在重大土地變革中經常見到的一樣。到了1830－1831年，普魯士的牛羊數剛恢復到該世紀初的水平，地主現在擁有較大的土地分額，而農民只有較小的分額。另一方面，在這個世紀的前半期，耕地面積大致增長了三分之一以上，而生產力則增加一半。農村剩餘人口顯然在迅速上升，而既然農村狀況極其糟糕（1846－1848年的飢荒，在德國也許比愛爾蘭和比利時之外的任何地方都要嚴重），於是移民就擁有足夠多的誘因。在愛爾蘭飢荒之前，各國人民當中，日耳曼人的確提供了最大量的移民。

但是，即使農民實際獲得土地，或被確認具有所有權，像在法國、德國一些地區或斯堪的納維亞一樣，他們依然沒有像預期的那樣，自動轉變為富進取心的自耕農階級。而正是因為這一單純原因，當農民想要土地時，他很少也想要一個資產階級式的農業經濟。

因此，正如我們看到的，保護資產階級土地所有權制度的實際法律步驟，大多數是在1789－1812年間實行的。除了法國和一些鄰近地區外，這些步驟的結果顯得相當緩慢，主要是因為拿破崙失敗后社會和經濟力量的反動。總而言之，自由主義每前進一步，便將法製革命從理論向實際推動一步，而舊制度的每一次復辟，則延遲了這種革命，特別是在自由派迫切要求出售教會土地的天主教國家。因此在西班牙，1820年自由主義革命的暫時勝利，帶來了一項允許貴族自由httpｓ://reaｄ•９9cｓｗ•ｃom出售其土地的「解除束縛」（Desvinculacion）新法律；1823年的專制主義復辟，又廢除了該法律；1836年自由派再次勝利后，又重新加以確認，如此等等。因而，除了在中產階級購買者和土地投機商願意積極把握機會的地區外，在本書所論時期，就算我們算得出來，土地轉移的實際數量仍十分有限。在波倫亞（Bologna，義大利北部）平原，貴族土地從1789年總價值的78％，經1804年的60％，下降到1835年的51％。反之，西西里全部土地的 90％，直到很久以後仍留在貴族手中。（似乎有足夠的理由認為，「實際上指導和操控義大利統一的社會階層」，是強大的農村資產階級，因其本身的土地取向而傾向於理論上的自由貿易，這使英國對義大利的統一具有好感，但也妨礙了義大利的工業化。）

對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來說，不幸的是，這種土地的大規模再分配，並沒有如預期中確定的那樣，創造出一個具有企業精神、進步積極的地主或自耕農階級。在經濟不甚發達和道路難以到達的地區，中產階級購買者（城市律師、商人或投機者）為什麼要自找麻煩地投資土地，並費力把它經營成良好的商業性|事業，而不輕輕鬆鬆地從前貴族或教士地主那裡，取得他迄今仍被排斥在外的地位，然後再將這些地位所擁有的權力，行使在金錢而非傳統和習俗之上。在南歐的廣大地區，一批更加粗放的新「男爵領地」，read.99csw.com更加強了舊貴族特色。大型領地的集中現象，在有的地方略微減輕，如義大利南部；有的沒有變化，如西西里；有的甚至加強，如西班牙。在這類社會中，法製革命就這樣用新封建加強舊封建；而且小購買者，特別是農民更是如此，因為他們幾乎沒有從土地出售中獲益。可是，在南歐的大部分地區，古老的社會結構仍是那麼強大，甚至使大量移民的設想都不可能。男子和婦女生活在祖先生息之地，而且如果他們別無他法，就餓死在那裡。義大利南部的大規模人口外移，是半個世紀以後的事。

這三項因素，即法國大革命的影響、政府官吏的經濟合理性論據和貴族的貪婪，決定了普魯士1807－1816年間的農民解放。法國大革命的影響顯然是決定性的，因為法軍剛剛粉碎了普魯士，並且以極為戲劇化的力量彰顯出那些沒有採用現代方式——即法國方式——的舊制度的絕望無能。像在利沃尼亞，解放與廢除農民以前享有的適度法律保障，根本是裡外不一的。為了回報領主答應廢除強迫勞役和封建捐稅以及賦予他們新財產權，農民被迫在其損失之外，還要把他舊有土地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或是相等數目本已不多的錢財，給予先前的領主。漫長複雜的法律轉變過程，直到1848年離完成還有一段遙遠的距離，但是形勢已經很明顯，領主受益最大，少數小康農民因其新財產權也多少受益，多數農民顯然惡化，而且無地的僱工迅速增加。（由於缺乏地區性工業的發展和一兩種可供出口的作https://read.99csw.com物產品［主要是穀物〕，大型領地和無地僱工遂應運而生。這樣的環境很容易助長這類結構［在俄國，當時90％的出口商品穀物來自於領地，只有10％來自於自耕農地〕。反之，在地區性工業發達的地方，已為附近城鎮的糧食產品創造了日益增長、多種多樣的市場，農民或小農場主人便佔有優勢。因此，普魯士解放農民的過程是剝削農奴，而波希米亞農民則從1848年後的解放中獲得獨立。）

2

在大部分拉丁民族居住的歐洲地區、低地國家、瑞士和德國西部，廢除封建主義的力量，是決心「以法蘭西民族的名義立即宣布……廢除什一稅、封建制度和領主權利」的法國征服軍，或與之合作和受其鼓舞的當地自由派。因而在1799年之前，法製革命已在鄰近法國東部和義大利北部、中部的國家取得勝利，而這種勝利通常只是完成一個早已取得進展的演變。1798－1799年的那不勒斯革命失敗后，波旁家族復辟，使得義大利南部廢除封建主義的工作推遲到1808年。英國的佔領將法國勢力排除出西西里，但那個島上的封建主義，直到1812－1843年間才正式廢除。在西班牙，反法自由派在加的斯成立的議會，於1811年廢除了封建主義，而且於1813年廢除了某些限定繼承權，儘管通常是在那些因長期併入法國而深受法國影響的地區之外。然而，舊制度復辟延遲了這些原則的實際執行。因此，對萊茵河以東的德國西北部和伊利里亞諸省（伊斯特利亞［Istria〕、九九藏書達爾馬提亞、拉古扎〔Ragusa〕，後來還包括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部分地區）的法製革命而言，法國的改革只是開始或繼續，而非完成。這些地區直到1805年後，才處於法國的統治或控制下。

這裡有個例外，即教會土地。這些幾乎總是低度利用、放任不管的廣大領地（據稱1760年前後，那不勒斯王國有三分之二的土地是教會的），其中幾乎沒有看護人，只有無數的野狼在遊盪。甚至在約瑟夫二世的開明專制崩潰后，在信仰天主教的奧地利專制主義反動中，也沒有人提議要交還已經世俗化和已分配的教會土地。於是，在羅馬涅（Romagna：義大利東北部）的一個自治社區里，教會土地從1783年占該地區土地面積的42．5％，下降到1812年的11．5％，但是失去的土地不僅轉到資產階級地主手中（從24％上升到47％），而且還轉到貴族手中（從34％上升到41％）。因此不足為奇的是，即使在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時斷時續的自由主義政府，於1845年前也得以售出一半以上的教會土地，而在教會財產最集中或經濟最先進的省份尤為明顯。（在15個省份當中，超過四分之三的教會領地已被出售。）

然而，法國大革命並不是有利於對土地關係進行徹底革命的惟一力量。贊成合理利用土地的純經濟理論，已給前革命時期的開明專制君主留下深刻印象，而且也得出類似的答案。在哈布斯堡王朝，約瑟夫二世實際上已廢除農奴制度，而且在18世紀80年代已使許多教會土地世俗化。九_九_藏_書出於類似的原因，再加上堅持不懈的起義，俄國利沃尼亞（Livonia）的農奴，正式恢復到他們較早時期在瑞典政府統治下享有的自耕農地位。然而這對他們沒有絲毫益處，因為全能、貪婪的地主很快就把解放變成一種只能用來剝削農民的工具。在拿破崙戰爭之後，農民少得可憐的法律保障被清掃一光，而且在1819－1850年間，他們至少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土地，而貴族領地卻增長了60％－180％，現在為他們耕作的是一群無地僱工。

正如我們已看到的，法國封建主義的廢除是革命的產物。農業的壓力和雅各賓主義所推動的土地改革，超出了資本主義擁護者所希望的限度。因此法國整體上成了既不是地主和農場僱工的國家，也不是商業性農人的國家，而主要是各種類型農民土地所有者的國家。他們成為此後所有不威脅奪走土地的政治制度的主要支持者。自耕農人數增長了50％以上（從400萬增至650萬），這是較早的估計，似乎是可能的，卻又不容易加以證實。我們當然知道，這類自耕農的數目沒有減少，而且在某些地區增長得比其他地區更快，但是在1789－1801年期間，增長40％的摩澤爾省（Moselle）是否比保持不變的諾曼厄爾省（Norman Eure）更為典型，則有待進一步研究。從整體而言，土地上的狀況相當良好。甚至在1842－1848年，除了部分僱工外，農民並沒有遇到什麼真正的難關。因此很少有剩餘勞動力從農村流向城鎮，而這一事實則阻礙了法國的工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