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農民並不會為那些他們知之甚少的真實國王而奮起抗爭，他們為的是理想中的正義國王，只要正義國王知道其下屬和領主的越權行為，便一定會起來懲罰他們。不過農民們卻經常起來為實際的教會而戰。因為農村教士是他們當中的一員，聖徒當然是他們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而且即使是那些搖搖欲墜的僧侶階級，有時也是比貪婪俗人更加寬容的地主。在農民擁有土地和自由的地方，如蒂羅爾、納瓦爾，或瑞士的天主教各州，其傳統主義是保護相對的自由，而反對自由主義的滲入。在農民沒有土地和自由的地方，農民的革命性會高一些。抵抗外國人和資產階級征服的任何號召，不但是教士、國王還是其他什麼人發動的，不但可能使城內士紳、律師的住屋遭到洗劫，農民們甚至會帶著鑼鼓和聖徒旗幟，浩浩蕩蕩地前去瓜分地主的土地、屠殺地主、強|暴其婦女並燒毀法律文件。農民認為他們的貧窮無地，無疑是違背耶穌基督和國王的真實九-九-藏-書意願。正是這種社會革命的堅實基礎，使農民革命在實施農奴制度和大領地的地區，或私有土地面積狹小且不斷細分的地區，變成很不可靠的反動同盟。促使農民從形式上的正統革命轉變到形式上的左翼革命，所需要的一切，就是意識到國王和教會已倒向當地富人那邊，以及一個像他們那樣的人、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說話的革命運動。加里波底的民眾激進主義，也許是第一個這類運動，但那不勒斯的綠林在熱烈頌揚他的同時，仍繼續讚頌神聖的教會和波旁家族。馬克思主義和巴枯寧主義（Bakuninism），或許是更富戰鬥力的一種，但是在1848年前，農民起義幾乎尚未開始從政治上的右翼轉向左翼。因為那種促使地方性的農民反抗轉變成全國起義的力量，亦即資產階級經濟對土地的巨大影響，要到19世紀中期以後，特別是19世紀80年代農業大蕭條之後，才開始表現出來。

對傳統舊制度而言，儘read.99csw.com管它是暴虐、低效的，但也還是具有相當的社會必然性，而且在最低層次上也具有某種經濟保障，更不用說它被習俗和傳統奉為神聖了。周期性飢荒，令男人40而衰、女人30而衰的勞動重負，都屬於天災；只有在異常艱難困苦的荒年或革命年代，才會成為那些該為此負責者所造成的人禍。以農民的觀點來看，法製革命除了一些合法權利外，什麼都沒有給，但卻拿走了許多。因此在普魯士，解放賦予農民三分之二或一半的舊有耕地，並使他們擺脫強迫勞役和其他賦稅；但解放同時也正式剝奪了農民如下的權利：歉收和牛瘟時要求領主幫助的權利；在領主森林採集或購買便宜燃料的權利；修建住房時要求領主幫助的權利；窮困潦倒時請求領主幫助繳稅的權利；在領主森林里放牧牲畜的權利等等。對一個窮苦農民來說，這似乎是個極其嚴苛的成交條件。教會土地可能經營得很差，但這一事實本身倒頗受農民歡迎，因九_九_藏_書為他們可以在那塊土地上享有根據傳統而獲得的權利。公地、牧場、森林劃分和圈地等政策，都只是從窮苦農民或佃農那裡奪走他（寧可說他作為社區的一部分）有權享有的資源和保留地的手段。自由土地市場，意味著農民可能必須賣掉土地以維生；農村企業家階層的形成，則意味著一個最冷酷精明的階層取代了舊領主，或在舊領主之外繼續剝削農民。總之，在土地上引入自由主義，就像某種無聲的轟炸，粉碎了農村以往的社會結構，而除富人以外，什麼也沒有留下。這是一種叫作自由的一無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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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最自然不過的反應，便是窮苦農民或整個農村人口盡其可能地進行抵制，而且是以傳統社會的穩定象徵，即以教會和正統國王的名義進行抵制。如果我們把法國的農民革命排除在外（而且即使在1789年，一般來說它既不反對教會也不反對君主。），在本書所述時期，所有不針對外國國王或教會的重要農民運動，顯然都有利於教士和統九_九_藏_書治者。南義大利的農民和城市無產階級，一起在1799年以神聖宗教和波旁家族的名義，進行了一次反對那不勒斯雅各賓派和法國人的社會反革命運動；而這也是反對法國佔領的卡拉布里亞和阿普里亞綠林游擊隊的口號，就像稍後反對義大利統一時一樣。教士和綠林英雄也在西班牙的反拿破崙游擊戰中，扮演農民的領導者。教會、國王以及在19世紀早期也極端得古怪的傳統主義，在19世紀30和40年代，激勵著巴斯克（Basque）、納瓦爾、卡斯蒂利亞（Castile）、萊昂（Leon）和阿拉貢（Aragon）的王室正統派游擊隊，從事其似無止境的反自由派戰爭。瓜達露白聖女，在1810年領導農民起義。1809年，教會和皇帝在蒂羅爾共和派霍費爾（Andreas Hofer）的領導下，與巴伐利亞人和法國人作戰。俄國人在1812－1813年，為沙皇和神聖的東正教而戰。加利西亞的波蘭革命者知道，他們發動ｈttps://ｒｅａｄ.９9ｃｓｗ•ｃom烏克蘭農民的惟一機會，便是通過希臘正教或聯合東方大主教派（Uniate：該派一方面承認羅馬教宗的權威，一方面仍保留希臘正教的儀式和習慣）的教士們；結果他們失敗了，因為農民寧願要皇帝而不要貴族。在法國，共和主義和拿破崙主義在1791－1815年間，吸引住很重要的一部分農民；而且甚至在革命之前，教會在許多地方都呈衰弱之勢。除法國外，很少地區（也許最明顯的，是那些教會長期以來扮演著不受歡迎的外來統治者的地區，如教皇統治的羅馬涅和埃米利亞［Emilia〕）曾出現我們今天所稱的左翼農民運動。甚至在法國，布列塔尼和旺代仍是歡迎波旁王室的堡壘重鎮。歐洲農民階層不願和雅各賓派或自由派—— 即律師、店主、土地經理人、官員和地主——共同起事，註定了1848年革命在下列國家的失敗：農民未從法國大革命中獲得土地的國家，或雖然獲得土地，但卻擔心會得而復失的國家，或因為已感到滿足而同樣不積極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