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心理學中還有許多其它的定案。這裡是一些非常著名的例子，每種定案裏面都有一兩個重要發現：

莫頓·多伊奇（1920-）現在是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的榮譽教授，他長期以來一直是衝突研究領域的元老。他懷疑，他對這個課題的研究也許是在兒童時期就埋下了根子的。在一個波蘭猶太人移民家庭中，他是第4個最小的兒子，在家裡，他總是失敗者，他把這種經歷轉換成了對社會公平和和平解決衝突的終生研究。

個人之間的交流：配偶、朋友、同事和其他人之間的交流通常是模糊不清和被錯誤理解了的，這種交流通常可以通過培訓組、治療組和婚姻諮詢的經歷得到很大的改善。參与者被告知他們自己的交流中存在一些問題，因而對對方的話更加敏感一些……一些清晰和公平理由的表達會教給衝突中的夫婦，這就會相當程度地改變他們的交流和關係……情感交流中的信息，只有很小一部分（也許不到十分之一）是通過詞彙來傳達的，其餘的部分是通過身體語言、眼部接觸或者迴避、雙方保持的距離及類似方式表達的；還可以教給他們一些非語言的交流技巧。

為了刺|激威脅的形成，多伊奇和克勞斯讓每個玩家在各自單行道的一端能夠掌握路卡的控制權。談判時，雙方都可以威脅對方，說要關掉自己這端的門，除非對方同意自己的條件。這項實驗在三種情況之一中可以玩20輪：雙方威脅（雙方都可控制路卡），單邊威脅（只有阿塞姆這一方能控制路卡），沒有威脅（雙方都不能控制路卡）。另一個重要的變化是交流。在第一個實驗中，玩家只通過他們所採取的步驟來傳達意圖；在第二個實驗中，他們可以與彼此談話；在第三個實驗中，他們只能在每次嘗試時談話。由於雙方玩家都想儘可能多地掙錢，他們在總共20輪遊戲中所掙的錢是對其解決衝突中成功與否的直接衡量。主要的發現如下：

由於雙方都不知道另外一方會幹什麼，各方就只好自己決定走哪一步最好。可是，就像在原來的「犯人兩難」遊戲中一樣，邏輯推理是幫不了忙的；只有當兩個玩家都彼此信任對方會選擇最有利於雙方的步驟時，他們才會分別選擇X和A，然後兩人都贏9美元。如果隨便哪一方不信任對方，或者試圖只顧自己的利益而不管對方情況如何，則他可能贏回10美元而對方也會輸掉相應數目，可是，他也有可能輸掉10美元而讓對方贏回相應數量，或者，也有可能與對方一起共同輸掉9美元。

偏見：當人們被分配到或者屬於某個小組時，通常他們會認為這個小組比別的小組要好些，以便可以保持其自信和積極的自我形象……人們會假設，其他一些與自己共用某種品味、信仰或者態度的人，在其它一些方面也會跟自己一樣，而那些與自己在很多話題上意見不一的人，在其它方面可能也跟自己不一樣……在敵對或者競爭集團中的人們之間對彼此都有一種厭惡，如果他們必須為某個對雙方都有好處的目標而進行合作時，這種厭惡會得到某些消解。

他研究領域當中的一個焦點一直就是人們在「混合動機情形」中的行為，如勞資爭議或者裁軍談判，在這樣一些情形中，一方總是尋找辦法來從對方的代價中獲取更多的利益，但又有與對方共同的利益存在，因而也不想去毀滅對方。在50年代，他在實驗室里仔細研究了這些情形，主要方法是自己動手修改「犯人兩難」遊戲。在多伊奇式的遊戲中，每個玩家都想法在兩種選擇中選一個好的答案來增加想象中的總數——其結果取決於另外一個玩家同時作出的選擇。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玩家1可以選擇X或者Y，玩家2可以同時選擇A或者B。在決定做什麼的時候，雙方都不知道另外一方準備做什麼，可雙方都知道，他們所作選擇的任何組合-XA，XB，YA，YB——都有不同的後果。比如，玩家1想：「如果我選X，而他選了A，我們都可以得9美元——但如果他選了B，我就會輸10美元，而他也就得10美元。如果我選Y呢？如果我選了Y，而他選了A，我就會贏回10美元，而他也就會輸掉10美元，但是，如果他選B，我們兩人就都輸9美元。」而玩家2也面臨同樣的兩難境地。

他們當夜就此長談了數小時，達到了一致的感悟。拉塔內回憶說：

另外，許多道德學家都認為，哪怕是無害的隱瞞，無可辯駁地也是對人權的侵害。他們還說，這種研究是沒有必要的，因為研究可以使用非實驗的方法，比如問卷、面談、綜合調查、對自然情形的觀察等等。可是，雖然這些方法在心理學的許多研究領域里都是切實可行的，但是，在社會心理學中，它們不太有用，或者完全無法實施。

在約半個世紀以前，社會心理學家開始對下述問題產生興趣：哪些因素會促進合作而不是競爭，人們在哪些地方而不是另外一些地方會更有效地工作。過了不久，他們又重新定義這個課題，把它叫做「衝突方案」，把他們關心的問題定義為當人們競爭或者合作時得到的結果，因此可以達到目標。

他花了很長時間才發現這才是他的真正興趣所在。他還是個中學學生的時候，因為閱讀了弗洛伊德的著作而對心理學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並且對他自己體驗到的一些情感過程產生了強烈的反應。到大學后，他計劃要當臨床心理學家。可是，30年代的社會激蕩和二戰的爆發讓他對社會問題的解決產生了更強烈的興趣。戰後，他找到了克特·魯溫。魯溫的磁性人格和令人激動的想法，特別是有關社會議題的一些想法使多伊奇相信自己應該成為一名社會心理學家。為了完成博士論文，他研究了衝突解決法，直到今天還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這個課題符合他的性格：跟其它許多社會心理學家不一樣的是，他說話慢條斯理，為人和藹可親，也熱愛和平（除開在網球場上，他打網球默不出聲，但極具競爭性——至少跟我打球時是這樣的，他在球場上給我以痛擊的次數可不少——筆者），而作為一名實驗者，他主要依靠利用既不涉及隱瞞，也不會對受試者產生不快的遊戲法。

——人們對窮人、嗜酒者、事故受害人、強|奸受害人和其它一些不幸者的反應都以「公平世界假設」來解釋——人們需要相信，這個世界是有秩序和公正的，好有好報。這就導致人們認為，受害者的不幸是因為他們自己不小心、懶惰、冒險、容易受誘惑及類似原因。有些研究發現，受害者受到的損失越大，人們越是認為他們自己活該。

吸引：一種並非羅曼蒂克的現實：生理上的接近或者某個集體中的成員是一些羅曼蒂克的喜好和朋友關係中的決定因素……在近距離和集體成員的參數中，生理的美是約會的夥伴中重要得多的因素，可是，自信心較低或者中等的人會因為害怕被拒絕而避免接觸最喜歡的夥伴……在朋友選擇和配偶選擇中，性格一致、背景相同所具有的吸引力，遠較傳統的相反特徵吸引力為大。

——如果雙方都接受教導，可以進行交流並給對方提出合理的提議，則他們會比在沒有指點的情況下更快地達成協議。

作為例子，格根九-九-藏-書說，米爾格萊姆服從實驗取決於現代人對權威的態度，可是，這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認知失諧理論宣稱，人類覺得前後不一致是令人不快的，可是，早期存在主義者卻認為這是受人歡迎的；而順從研究報告說，人們更容易受到朋友而不是別人的影響，這個結論在美國可能是正確的，可是，在一些朋友扮演不同角色的社會裡，事情可能就不是這樣的。格根的果敢的結論是：

然而，總體上的助人行為研究——有利於或者不利於非緊急情形之下的助人行為的社會及心理學因素——還在不斷大量地進行著，直到80年代，最近才算告一段落。助人行為是親社會行為的一部分，在理想主義化的60年代，它開始替代社會心理學家戰後對進攻行為的大力研究；它今天仍然是社會心理學研究領域中一個重要的方面。

80年代以來，歸因理論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到更為廣泛的「社會認知」領域里去了。這個領域研究人們對於社會問題是怎樣認識的。在這個框架之中，它仍然是當代社會心理學的中心概念。它使心理學家對人類行為的解釋範圍又增加了很大一塊。

小組集體決策：小組會比單獨一個人作出更加冒險或者更為保守的決定，主要是因為集體討論和公開表達意見，會使一些人採取比獨自一人時更為極端的立場……小組比單獨一人完成任務好些時，是指那些需要把每個人的努力加起來的任務，而不是指只有一個正確解決辦法的任務；在後者的情況下，如果一個人提出一個方案，但沒有得到至少其它一個人的支持，小組可能會拋棄這個正確方案……在一些組織起來解決一個具體問題的小組中，有兩個人是最為重要的：一是任務專家，他說得最多，他主意最多，並作為領導人看待。還有一個是宣傳鼓動家，他做很多的工作來促進和諧與士氣增長。

這個單子可以一直開下去，可是，我們已經看到足夠多的例子了。社會心理學家在他們很短的專業歷史中已經很熱情地擔當起，後來又放下了一大批的課題分類，有某些情況下是因為他們發現他們的假設有問題，而在另外一些情況下是因為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解決掉了這個問題，並已增加到對人類本質和人類行為已經接受的知識體之中。

在大學生身上可能是正確的東西，不一定在其他的人類身上也是正確的，對於這種說法，方法學家們說，為了證實一個假設的正確性，選來做研究的人並不是一個關鍵的因素。如果變數X導向變數Y，而沒有X就沒有Y，則X與Y之間的在這個組中的因果關係就被證明了。如果這種關係證明在其它的組別中也存在，則它可能是一種普通真理。許多發現就是這樣形成的，包括米爾格萊姆服從現象和拉塔內的旁觀效應，這些發現在這個國家和不同的實驗受試者的不同組別里都得到過映證。

到現在仍然正確的是，社會心理學沒有統一的理論，但是，其許多中期理論都已經證明是極其有效的，它們大量混雜的發現對人類行為和本質的自我理解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可是，在聲勢不斷浩大起來的人權運動時代，從道德上反對這類研究的人獲得了勝利。1971年，衛生、教育與福利部採納了一些規定．對研究批准計劃進行資格審查，這極大地束縛住了社會心理學家和生物醫學家，使他們不能自由地進行利用不知情者的試驗。1974年，這個部門更加收緊了這些規定；人不準在沒有自己的書面同意的情況下在自己身上做任何事情的權力弄得非常之嚴，這不僅使米爾格萊姆類型的實驗過程無法實現，而且使許多對人體相對無痛苦和非常溫和的、依靠隱瞞實情才能進行的實驗也無法進行了，因此，許多社會心理學家放棄了一系列非常有趣但好像再也無法進行研究的課題。

這些不知情的參与者不管假設是在與其他一個人或者兩個人或者5個人談話——說假設，是因為事實上他聽到別人說的任何事情都是錄音機上播出來的——第一個說話的聲音總是一位男學生，他說出了適應紐約生活以及學習的難處，並承認說，在壓力的打擊下，他經常出現半癲癇的發作狀態。這話是理查德·尼斯貝特說的，當時，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研究生，今天，他是密西根大學的一位教授，他在試演中表現最好，因此選了他來扮演這個角色。到第二輪該他講話時，他開始變聲，而且說話前後不連貫，他結結巴巴，呼吸急促，「老毛病又快要犯了，」開始憋氣，並呼救，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我快死了……呃喲……救救我……啊呀……發作……」然後，再大喘一陣后，一點聲音也沒有了。

來自科學界的抗議自70年代開始越來越高，到1981年，衛生及人類服務部（前身為衛生、教育及福利部）多少放鬆了一些限制，允許在人類實驗中有較少的隱瞞和保留信息措施，但必須是對「受試者造成最小的風險」，除開這些以外，研究「不能實際地進行」，而對人類的益處應該超過對受試者造成的風險。「風險-益處」計算必須在一項研究提案被認為是可以合法進行之前，交由一個評估委員會進行評估，這種計算已經允許進行隱瞞研究——不過，不能進行米爾格萊姆式的實驗——一直進行到目前。在所有社會心理學實驗當中，有一半以上是利用了隱瞞實驗的，但都是在相對無害的形式和環境下進行的。

另外一方面，不管實驗者如何有力地控制和操縱實驗變數，他或者她都不能控制位於人腦內部的多重變數，除非受試者被欺騙了才行。如果他們知道調查者希望看到他們聽到隔壁某人從梯子上摔下來的聲音時會有什麼反應，他們一定會作出更加令人讚歎的行動，而不會是事情本來的樣子。如果他們知道調查者的興趣不在通過懲罰來增強記憶力，而在於到某一點他們才拒絕對另一個人施加痛苦，他們就更有可能更高尚地行動，而不會是在他們不知情的情況下所作出的行為。因此，對於許多種社會心理學研究來說，隱瞞實驗目的是一個必須做的事情。

（這）是我的想法，即社會心理學是極為重要的——社會心理學家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可以讓這個世界成為一個更好的地方。的確，我更誇張一些的時候，在心裏還在暗想，社會心理學家處於一個獨特的位置，可以對我們的生活產生深刻而有益的影響，他們可以為理解像順從、說服、偏見、愛和進攻性這類的重要現象提供更多的解釋。

1964年3月，在紐約昆士鎮的克尤公園發生了一起謀殺案，很快成為《紐約時報》的頭版新聞，並使全國感到震驚。這件謀殺案受注意的原因跟兇手、被殺害者或其謀殺手段都沒有什麼關係。吉娣·格羅維斯是位年輕的酒吧經理，她于早晨3點回家途中被溫斯頓·莫斯雷刺死。莫斯雷是個事務處理機操作員，根本不認識她，他以前還殺死過另外兩名婦女。使這場謀殺成為大新聞的原因是，這次謀殺共用了半個小時的時間（莫斯雷刺中了她，離開，幾分鐘后又折回來再次刺她，又離開，最後又回過頭來刺她），這期間，她反覆尖叫，大聲呼救，有38個人從公寓窗口聽見和看到她被刺的情形https://read.99csw.com。沒有人下來保護她，她躺在地下流血也沒有人幫她，甚至都沒有給警察打電話。（有個人的確打了——在她死後。）

通常，玩家不知道對方的選擇時同時作出了選擇，可是，有時候，多伊奇會讓第一個玩家選擇，然後把他的選擇傳遞給第二個玩家，第二個玩家也就會作出自己的選擇。在另外一些時候，一個或者兩個玩家都允許在聽說對方的選擇后改變自己的選擇。還有些時候，雙方都可以傳遞紙條，把自己的意圖說出來，比如：「我會合作，因此希望你也合作。這樣的話，我們兩個都能贏。」

阿塞姆-波爾特汽車運輸遊戲立即成了經典的遊戲，很快為許多人所引用，並獲得了聲望極高的社會科學研究AAAS獎。跟許多突破性的研究一樣，它立刻也成了批評者的目標，很多人懷疑這些變數是否是以能在現實生活中找到的東西為基礎。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問題已經自行解決了。一種衝突可以當作一個問題來看待，可以通過「什麼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這樣一個問題來接近它，這個概念已經被其它的許多種研究所借用，並已變成實踐培訓的教程。在最近幾年，由師範大學的多伊奇領導的「合作及衝突解決國際中心」、哈佛法律學院的「哈佛談判工程」及其它一些談判中心，已經在教授談判者以建設性方法解決爭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些爭端存在於勞資之間、離婚及法人律師、政府官員及立法機關、師生之間、房客與房主、家庭成員之間和其它一些衝突情形中。多伊奇希望，衝突解決研究發現的許多事實，最終能夠為世界大國領導人所了解。

這些只是社會心理學目前正在積極進行的一些特別研究領域的抽樣而已。其它一些包括找借口和自我束縛研究（把事情弄成很容易失敗的樣子，這樣就有了失敗的借口）；電視暴力節目對行為的影響；愛與婚姻不斷變化著的形式；陪審團的決策過程；從領土權和擁擠到民族關係和社會公正。毫不奇怪，社會心理學的疆界是無法劃定的，它的觸角伸及人類思想、感情和行為的廣大世界。

在以為只有自己和有癲癇病的那個人在談話的參与者中，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衝出工作間去報告有人發病，甚至遠在病人不出聲之前；在那些認為還有4個人也聽到這些發作的參与者中，只在百分之三十一的人動了。後來，當問及學生說，別人的在場是否影響到他們的反應時，他們都說沒有；他們真的沒有意識到其巨大的影響。

集體交流及說服：政治性的、銷售及其它並不事先指明它們是要來說服你的宣講，比那些直截了當地宣布其目的的東西更有說服力一些。站在兩面的立場上，即先提出一種反面觀點，然後駁倒它，再提出並支持自己的觀點，這比只是簡單有力地提出一種觀點有效得多。直接了當地表達出對某個有爭議的話題的觀點，這隻會為一些已經接受了這個觀點的人所理解，而不會把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所接受。令人遺憾的是，非直接的、訴諸情感、欺騙性的和不公正的方法，往往在改變一個人的觀點時比直接談到某話題更有效果。

如果說它沒有合適的界線，沒有一致同意的定義，也沒有統一的理論，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格根刻薄的批評過後許多年，社會心理學家召開了無數搜索靈魂的學術會議，主要解決其論點問題。艾德華·瓊斯說，由於格根的悲觀結論並非新鮮事，「人們可以奇怪為什麼現代社會心理學家會把許多的精力浪費在這些奇談怪論上，」並說，「一種廣泛的自我懲罰需求也許是社會心理學家們獨有的，它可以解釋傑根的話裏面所包含的益處。」這種特別的需要來自何處？瓊斯並沒有說什麼，可是，也許它是對心理學這門職業到那時為止自以為是、自我主義和目空一切的特點的悔過。

對於那些更喜歡嚴肅例子的人來說，歸因可以通過早期由魯溫的兩個學生泰波特和亨利·萊厄肯做的一項實驗來打比。他們給不知情的志願者分派任務，一次見一個人，讓他們進行一個實驗項目，進行途中，每個人都會意識到，他需要在場的另外兩個人的幫助，一位是研究生，另一位是新生。（這兩人都是研究者的內線。）每位志願者都向他們求助，結果都得到了幫助。當後來問志願者為什麼他們會感到得到了其他人的幫助時，大部分人說，研究生給了他們以幫助，因為他希望幫助人，而大學生也幫了忙，那是因為他覺得非幫忙不可。這種歸因不是以他們知道的任何經驗為基礎的，而是建立在他們對社會地位和權力的事先理解上面。

多伊奇說，令人鼓舞的結果是，「哪怕是在雙方都不關心對方的利益時，也可能發生對彼此的相互信任，在這種情況下，這個情形必須具有下述特點：它們會引導一方期望自己的信任能夠得到實現。」這就是比如這樣一種情形，玩家的一方能夠給對方提出一個合作方案，有規定和違規的處罰措施；或者，當一個人在作出自己的選擇之前知道對方會做什麼時。或者，當一方可以影響對方的結果時，其結果是，違反一項協議不是另外一方的興趣所在。

在70年代，認知失諧作為社會心理學頭等課題的地位，已經被一個新課題，即歸因所替代。這個詞指我們在自己的生活或者別人的行為中進行有關事件起因的推因過程。

在紐倫堡審判之後的許多年後，對在人類受試者不知情或者不同意的情況下進行人體實驗的批評與日俱增，而由生物醫學研究者和社會心理學家進行的欺騙性實驗也受到了嚴重攻擊。米爾格萊姆服從實驗受到特別攻擊，不僅是因為它在沒有事先警告的情況下給人們施加痛苦，而且因為它可能會給這些人造成長期的心理傷害，因為這些實驗揭露了他們自己身上一些可惡的方面。米爾格萊姆對這些批評表示「萬分驚訝」，他請以前的一些受試者談談他們對這次經歷的體會，並報告說，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說，他們很高興參加過這次實驗，百分之十五的人持中立態度，而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很遺憾自己參加過這樣的實驗。

有人將社會心理學研究的發現缺乏外部有效性的缺點加以擴大，因而提出了最為嚴厲的攻擊。1973年，斯瓦思摩爾大學的肯尼思·格根在一篇猛烈攻擊其自己的職業的文章中說，社會心理學不是一門科學，而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它宣稱要發現對全體人類都適用的行為準則，可是，這實際上只是一些現象，它們符合歷史某個特定時間和在某個特定文化背景上的既定人類的抽樣。

對這些已成定案的許多例子，特別是上面詳述的三個例子以及以它們引發的數百個研究來說，一個共同的因素是使用了精心構思的假研究目的。在對人格和發育進行的實驗研究中，或者在今日心理學的大多數領域中，幾乎都沒有過這類的東西，可是，在許多年裡，假目標研究實驗一直就是社會心理學研究的本質。

想法轉變（或說服）：自信心很差的人比自信心很強的人更容易被說服……人們更容易受到一位權威人士所說的話的影響，如果一個人不是權威，人們就不太注意他說的同等甚至說得更好的話……ｈｔtｐｓ://reａd.９９csｗ.cｏm他們還更容易被一些道聽途說的話所說服，而不太相信人們告訴他們的話，也容易採取被引誘出來的行動（如在弗斯丁格的認知失諧實驗中一樣），而不願根據邏輯推理採取行動。

為了徹底反駁格根的攻擊，佛羅里達大學的巴里·謝倫克指出，自然科學開始的時候也只有有限的和互相矛盾的一些觀察結果，慢慢才發展出一些可以將看似矛盾的一些不一致的地方統一起來的普遍理論的。同樣，社會科學在有限的環境里已經分辯出什麼是全人類共通的東西，並把一些分佈甚廣的證明收集到一起了。比如，人類學家和心理學家開始提出，後來也證明，所有的社會都有近親通婚禁忌、某種形式的家庭和某種維持秩序的辦法。社會心理學走的是同一條路。社會認知的原則、順從和地位控制都是一些已經在多重文化里得到映證的發現。

一方面，通過這些方法獲取的證據在很大程度上是互動的，而在X和Y因素之間的相互關係只意味著它們以某種方式互有關係；它不能證明一個因素就一定是另一個因素的引因。在一些社會心理學現象當中，情況尤其如此，因為這些現象都涉及到多種因素的同時作用，任何一個可能都像是正在研究之中的某個效應的原因之一，可也許實際上只是某個別的原因的附帶效應。可是，實驗方法可以分離一個單獨的因素，一個「不依賴的變數」，可以修正它（比如，通過改變在一個緊急情形發生時站在旁邊的旁觀者的數量）。如果這會產生一個「非獨立變數」的變化，即這個處於研究中的行為，則人們就有堅實的證據，可以證明因果關係。這樣的實驗方法可以與某些化學實驗相比。在化學實驗中，一單個催化劑加到某種液裏面會產生一種可測量的效果。如阿倫森及兩位合著者在《社會心理學手冊》中所言：「實驗可以提供因果關係毫不含糊的證據，允許對一些無關的變數進行控制，也可以對一種複雜現象進行尺度和參數等的分析探索，這些方面是其它方法所不能比擬的。」

可是，在過去的15年裡，很有藝術創見、極聰明和大胆的實驗風潮已經退下；今天，大部分社會心理學家都更為謹慎，他們比弗斯丁格、金巴多、米爾格萊姆和巴利及拉塔內慎重多了。可是，隱瞞實驗法的特別效果對一些研究者仍然有很大的吸引力。當人們遇到或者與這樣一種研究人員談話時，人們會得到一種印象，即他們都是一種極具競爭性，喜歡探根究底，滑稽，大胆，喜歡玩特技和非凡的人物，與像馮特、巴浦洛夫、比奈和皮亞傑這類不苟言笑的人絕然不同。

多伊奇利用修改後的「犯人兩難」遊戲進行研究是社會心理學中一個播種的工作。它引發其他人進行了好幾百個類似研究，他們修改並變更了玩家的條件，以探索其它一些在衝突解決法中可以鼓勵合作或者競爭性風格的因素。

——心理學家斯圖爾特·華林斯請男性大學生看裸體女人的幻燈片，並給她們的美醜評分。學生們一邊看的時候，一邊還可以通過耳機上的聽筒聽到假定是他自己的心跳，而事實上，這些心跳都是華林斯事先錄製好了，並且由他來控制的。志願者聽到的撲通撲通的心跳，會在某些幻燈片而不是另外一些幻燈片出現時加快。當他們後來評定這些女人的吸引力時，他們認為那些好像使自己心跳加快的女人最有吸引力。

其它許多既有科學興趣，也具實踐意義的課題，也在最近幾年被社會心理學家們加以探索了，而且還在積極的探索中。下列課題中每個都還有一兩個樣板式的發現：

多伊奇本人很快轉移到了另一種遊戲中，在這新遊戲中，他和一位研究助手羅伯特·M·克勞斯一起調查威脅會怎樣影響到衝突解決。許多人，在發生衝突時，都相信通過發出威脅可以誘導對方多多合作。發生爭吵的配偶會發出分居或者離婚的暗示，以圖改變對方的行為；管理層會警告罷工者說，除非他們坐下來談判，否則他們會關閉公司；互相發生衝突的國家會把軍隊調集至邊境上，或者進行武器試驗，以圖逼迫對方讓步。

最後，這場辯論並沒有得出可以答覆由格根和其他人提出來的一些辛辣問題的答案，也沒有把社會心理學作為一門科學的形象恢復起來。

心理學家們都覺得海德的思想很是令人激動，因為使人們進行歸因的那些因素的知識會極大地增大人類行為的可預見性。60年代對歸因的興趣一直不減，而到70年代時，它已經成了社會心理學中的熱門話題。

巴利和拉塔內實驗引起了廣泛的興趣，並激發人們進行了大量類似實驗。在接下來的十多年時間里，在30座實驗室里進行的56項研究把明顯的緊急情形提供給了總數為近6000人的不知情實驗受試者，他們要麼是孤身一人，要麼還另有一人、幾人或者很多人在場。（結論：旁觀者數量越大，旁觀者效應越明顯。）各個階段的緊急情形有許多種：隔壁房間里一陣巨響，然後是一女士的呻|吟；一位穿著整齊的年輕人拿著一根手杖（或者，有時候換成一位渾身髒兮兮、滿口酒氣的年輕人），他在地鐵車廂里突然摔倒了，掙扎著爬不起來；表演出來的偷書情形；實驗者本人暈倒等等。在56項研究中的48項中，旁觀者效應都明確地表現出來；總起來說，當一項緊急情形出現時，如果只有一個人在場，則有約半數的人會伸手相救；如果知道有其他人在場，則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人會相助。由於這個總計結果只有不到五千一百萬之一的偶然可能，旁觀者效應就成了社會心理學中最為確定的假設之一。由於已經徹底確立，其效應在許多種情形之下進行過單獨的測量，因此，最近幾年，它已經不再是許多研究的課題，成了一件定案。

——雙方玩家都不能發出威脅時獲得最大利潤（集體而言）；在單邊能威脅時稍差一些；還有，與常識看法相反的是，當每個玩家都能發出威脅時獲得最少。（我們一般認為，「相互威懾」是避免核大戰的辦法，這個想法是不是一種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代價高昂的錯誤判斷呢？）

利他主義：前面說到過的旁觀者效應，如果了解它的話，就可以克服它。在一項實驗中，聽過旁觀者效應講座的學生，在發現一個受傷的陌生人時，比平常更具幫助的傾向……在許多利他主義的活動中，自我利益是最為主要的動機（人們幫助一個處於壓抑情緒中的人，可以使自己從不快中，或者從看到一個人受苦的內疚中解脫出來），可是，有些利他主義的行動卻只是由看到別人的需要和社會經驗已經將其轉換成真正的同情心的感情所促發的。利他主義，或者至少叫同感，可以在教室裏面成功地培養出來，培養的方式可以是在小型心理劇中扮演角色，可以完成一些想象的故事，可以進行集體討論，還有其它一些方法。

艾略特·阿倫森最近表達了大部分社會心理學家對他們自己的研究領域的看法：

認為社會心理學的過程是自然科學意義上的基本概念，這是錯誤的。反過來，它們更有可能應該被看作文化常規的心理學對等物……社今心理學研究主要是現代歷htｔpｓ://rｅａｄ•９9cｓw.cｏm史的系統研究。

多伊奇對這些情形作了一些變更，這樣，學生志願者就可以玩這個遊戲，以刺|激和測驗在一系列實際情形中的效果。為了誘發合作動機，他告訴一些志願者說：「你們得考慮你們是合作者。你們對夥伴的好處和對自己的好處一樣關心。」為了誘發個人動機，他告訴另外一些人說：「你們惟一的動機是儘力多贏。你們對對方是輸是贏沒有任何興趣。這不是競爭型遊戲。」最後，為了誘發一種競爭氣氛，他再告訴另外的一些人說：「你們的動機就是要盡量為自己多贏，而且還得比對方做得更好。你希望賺錢而不是賠錢，可是，你還想要超過其他的人。」

——李·羅斯和兩位同事請成對的學生志願者玩一種「測驗表演遊戲」。一個裝提問者，另一個裝競賽者。提問的人要求拿出10個相當困難而他自己又知道答案的問題，再讓競賽者回答這些問題。（競賽者平均可答對6個問題。）之後，所有的參与者都要求來評定彼此的「總體知識」。幾乎所有的競賽者都說，他們認為提問的人比自己更有知識；實驗的公正觀察人也是這麼想的。哪怕他們都知道，這些提出問題的人所提出的問題都是他們自己知道答案的問題，他們還是因為他們所扮演的角色而認為其知識更多。

弗里茨·海德是位奧地利心理學家，他早在1927年就提出到過歸因概念，可是，在許多年裡，一直沒有人注意到他的提議。海德很早就移民到美國了，在1958年，他進一步擴大了這個概念，海德在《個人關係中的心理學》一書中提出了我們的社會行為的因果關係概念，他還說，我們不是在對實際的刺|激產生反應，而是對我們認為引起這些現象的東西產生反應。例如：如果一位妻子正試圖通過不與先生講話而使他生氣，他可能會想，要麼是他很擔心，要麼是他已經做了某件使她惱火的事情，而他的行動將會取決於不僅是她的行為的真實原因，而是他把這件事歸咎於什麼原因了。海德還在這些歸因之間做了極有價值的區別，一是指向外部原因的歸因，一是指向內部原因的歸因。這比朱利安·羅特在內部和外部控制位的歸因作為關鍵的性格特徵上的重要工作早80年頭。

在多伊奇和克勞斯的阿塞姆-波爾特汽車運輸遊戲中，有兩個玩家，雙方都是「卡車司機」，一方是阿塞姆公司，另一方是波爾特公司。本圖代表他們會相互行動的一個世界：時間是兩個玩家要關心的根本。近路意味著利潤；遠路意味著賠錢。兩邊同時以相同的速度開車（位置會出現在控制盤上），雙方都可以選擇彎曲的路或者走近路。而走近路雖然是明顯的好辦法，可它涉及到一截單車道，一次只能過一輛車。如果雙方玩家都同時選擇了這條路，他們會形成面對面的塞車，其中一方或者雙方都得倒車，因而賠錢。很明顯，最好的路線是，他們達成協議，輪流過單行道，讓雙方都能獲取最大的或者近乎平等的利潤。

在研究中，紐約大學心理學入門課的72名學生參与了一項未說明的實驗，以滿足課程必需的一項要求。巴利、拉塔內或者一位研究助手會告訴每個到達的參与者說，該實驗涉及都市大學生的個人問題討論。討論以2人組、3人組或者6人組的形式進行。為了盡量減少暴露個人問題時的尷尬，他們將各自分配在隔開的工作間里，並通過對講機通話，輪流按安排好的順序講話。

這最後一項批評是最難逃過的。1974年，當自我批評走向高潮的時候，在一家主要學術刊物中報告的百分之八十七的研究實驗中，其受試者都是大學生，而在其它一些專業雜誌中，所報告的研究實驗中，有百分之七十四的實驗受試人也是大學生。這樣的實驗研究，批評者說，在內部可能是有效的（它能顯示出它說能夠顯示的東西），可是，在外部來看，它不一定，也的確不是有效的（它所顯示的東西不一定適用於外部世界）。一個像米爾格萊姆的服從實驗這樣高度人為和特別的實驗室情形，以及它所激發出來的行為，他們說，都很難與納粹的死亡集中營相比，在那裡，自信而不可能產生誤差的野蠻的官員和看守們每天將赤身裸體的猶太人趕入「淋浴間」，然後打開毒氣閥。

——最後，當實驗由一位漂亮的女性研究助手而不是男性來主持時，雙方玩家——男性大學生——會以大男子主義的方式行動，他們會更頻繁地利用控制路卡，達成協議時會遇到相當大的困難。

——自由交流絲毫無助於達成協議，特別是當雙方都威脅對方的時候。如果雙方都可以威脅的話，交流的義務也無濟於事，不過，如果只有一方能夠威脅，則可能會有用。

跟其它許多的心理學分枝一樣，它經歷過很多來自外界的批評和內部的反叛。其混雜的課題、伸得過長的戰線、大胆和有時候冒犯性的實驗方法以及整體理論的缺乏，都使它成為眾矢之的。

比前述發現的重新解釋更為重要的是，從歸因研究當中湧現出了很多新的發現。一些著名的例子如下所示：

報紙、電視、每個人都在傳言說，事實是有38個人目擊了這場暴行而沒有一個人出來做點什麼事情，就好像是說，如果只要一兩個目擊者看到了，而沒有做什麼事情的話，事情就容易理解多了。因此，我們突然間就有了一個想法：也許，正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即的確有38個人解釋了他們的無動於衷。在社會心理學中，人們把一種現象顛來倒去地分析，然後看看你認為的後果是否是確就是那個原因，這是一箇舊把戲了。也許，這38個人中的每個人都知道，還有其它的人都在看，這就是他們什麼也沒做的原因。

他們後來提出，有三種思想過程在支撐著旁觀者效應：當著別人的面採取行動的猶豫，除非人們知道幫助或者別的什麼行動是合適的；感覺著其他不動的人可能理解這個情形，即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責任的分散」——即一種感覺，由於別的人都知道這個緊急情況，一個人自己得採取行動的責任就減輕了。後來由拉塔內、巴利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進行的其它一些實驗也證明，根據旁觀者是否能看見其它的旁觀者，是否被別人看見，或者完全知道有其他人，那麼，這三種思想過程中的這種或者那種就會起作用。

如多伊奇所假設的一樣，當玩家們傾向於考慮對方的利益時，他們就會以彼此信任的方式動作（他們選擇X和A），因而整體來說結果都很好，哪怕有一方可能會成為大輸家，如果對方欺騙了他的話。可是，當要求他們盡量多贏，並勝過對方時，大家通常都假定另外一方也是極力想以犧牲自己的代價去贏他，因而所做的選擇就只考慮自己，使對方多輸，或者兩方都輸。

它還得出了在教育中的很多應用（學生被告知，他們失敗的原因在於自己努力不夠，而不是能力問題），對憂鬱的治療（讓憂鬱症患者盡量減少他們的個人責任感，他們生活當中的負面影響不是他個人的責任），促進一些有害怕心理的人和失敗主義者的操作水平和進取心（引導他們將所擔心的失敗歸因於缺少練習和技巧，而不是性格缺陷）等等。

可也只是一個熱門話題而已，不到形成理論的時候。的確，它是一大堆小理論，每個理論都是對一read•9９csw.ｃｏm個社會心理學現象以前的某種解釋以歸因論的術語重新炒作一遍而已。認知失諧理論被重新解釋為，一個人將自我的行為自我歸因至人們認為自己的信仰和感覺應該是的樣子。（如果情形逼迫我對某人作出很壞的行為，我就對自己說，這人活該如此，從而從我自己的行為歸因至我對他的「真實」本性的解釋。）「一腳在里」現象也是這麼重新加以解釋的：如果我第一次給收錢的人出了一點錢，因此第二次就多給一點，這是因為我把第一次捐贈歸因於我是一個好人，一個仁慈的人，等等。社會心理學領域的大片地區都受到了歸因論者的侵襲，併為他們所佔領。

——調查者發現，我們通常將極引人注目、長相不同或著裝醒目者的行為歸因於遺傳品質，而將容易忘記或長得一般的人的行為歸因於外部（環境）的力量。

——賭注越高，他們達成協議的難度就越高。

我們的推因過程，不管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在我們如何思想，感覺到什麼，以及如何行為方面，比起客觀現實來要起更大的作用。比如，研究顯示，我們一般將更多的溫暖、更多的性感和更可愛的一些特性歸屬於更漂亮的人而不是長得丑的人，並據此決定對他們的行為。那些把婦女較低的就業狀態和付薪水平歸因於她們對成功的害怕和缺乏決斷魄力的人，在對待婦女時也比那些相信其原因是男性偏見、男性在工作場合一統天下和關於女性角色的傳統看法的人採取不同的態度。

——研究者請幼兒園的一組以前喜歡用多色彩軟尖筆畫畫的孩子過來玩遊戲，以獲取「好玩家」獎。他們請一個控制組用這種筆來玩，但不提獲獎的事。過了一會兒，兩個組都到了自由畫畫時間，因此都可以拿這種筆。那些獲得過獎項的孩子不像沒有獲獎的孩子們那樣對這些筆有興趣。歸因解釋為：以前準備拿獎的孩子會在心裏想：「如果我是為了拿獎才這麼做的，我就不能表現出使用這種筆來畫是件非常好玩的事。」

巴利和拉塔內現在對克尤公園現象有了令人信服的社會心理學解釋了，他們把它叫做「旁觀者介入緊急事態的社會抑制」，或者，更簡單地說：「旁觀者效應。」正如他們所假設的一樣，正是因為一個緊急情形有其他的目擊者在場，才使得一位旁觀者無動於衷的。對旁觀者效應的解釋，他們說，「可能更多的是在旁觀者對其它觀察者的反應，而不太可能事先存在於一個人『病態』的性格缺陷中。」

可是，從特里普萊的時代到今天為止，社會心理學的價值一直就是在對一些根本原則更深刻的理解和將這些原則運用於實際生活之中。社會心理學有益的利用是相當不錯的：其中有使病人更好地遵守醫療過程的辦法；利用合作而不是競爭性的課堂教育法；對孤寡失助和處於危機中的人們以提供社會支持的小組和網路；在培訓小組中進行人際交流的培訓；給養老院的病人們更大的控制權和決策權，以改善其情緒和精神功能；治療憂鬱病人、孤獨症患者和害羞者的新方法；在課堂上教育學生，培育同感和有利社會的行為；通過小組和家庭療法來控制家庭衝突的辦法。

到70年代末，這場危機退潮了，再過幾年後，艾德華·瓊斯可以用樂觀態度看待社會心理學和這個研究領域的未來：

——如果雙方都可以發出威脅，在發生僵局時口頭的交流會比在發生僵局前進行交流更快地導致一個有用的協議。很明顯，陷入死局是一個有促進作用的經歷。

社會心理學家們在最近幾年裡一直在積極探索的有些課題，是自從魯溫時代以來一直在進行的。其它一些課題是最近才提出來的。這些前進中的探索雖然彼此並不相關，但有一個特徵是共同的：關聯。幾乎所有的課題不僅有科學興趣，而且有深刻地潛質，可以改善人類的狀態。我們可以看兩個著名的例子。

儘管時間比較晚一些，可這兩人還是立即開始設計一項實驗，以檢測他們的假設。好幾個星期過後，經過周密籌劃和精心準備，他們啟動了一個廣泛的旁觀者針對緊急情形的反應調查，環境各個不同。

新聞評論人和其他學者都認為這38個證人無動於衷的言行是現代城市人，特別是紐約人異化和不人道的證據。可是，有兩位生活在這個城市的年輕社會心理學家，他們雖然都不是紐約本市人，對此一概而論的說法甚為不滿。約翰·巴利是紐約大學的副教授，畢博·拉塔內是哥倫比亞大學的講師，他們都曾是斯坦利·沙切特的學生。謀殺發生后不久，他們在一次聚會上相遇，覺得兩人有共同之處。雖然兩人有很多地方不同——巴利是黑頭髮，彬彬有禮，青藤學院派頭；拉塔內個子瘦長，一頭濃密的頭髮，一副南方農家子弟的樣子，口音也是南方的——作為社會心理學家，他們都覺得，對於證人們的無動於衷，一定有個更好的解釋辦法。

最為嚴厲的攻擊來其內部。從70年代早期開始的六七年裡，在所謂的社會心理學危機期間，社會心理學家都捲入了一場自我批評的狂歡中。在他們攬到自己身上來的各式各樣的攻擊中，有一項是說，他們對實際的應用注意太少了（可實際情況是，他們對理論發展注意太少）；說他們對無足輕重的一些細節所花精力太多（可反過來，它們從一個大題跳向另一個大題目，而沒有將其細節弄清楚）；說它對人性作出了無法證實的概括，因為其基礎是利用美國大學生做的一些小型實驗。

——一些考得並不好，但為其報告的假成績卻很高的志願者，他們傾向於把所謂的考試順利歸因於他們自己的努力或者天才的能力，而認為考得不好的原因都是外部的，比如考試不公平，考試環境太吵等。

歸因的現象可在一個古老的笑話中略見一般。兩個男人，一個信新教，另一個信天主教，他們看見一位牧師進了妓院。新教徒看見了證據，因而對天主教的虛偽信條抱之酸酸的一笑，而無主教信徒卻驕傲地微笑起來，因為他看到一個證據，說一位牧師敢於去任何地方，哪怕是妓院，為的是拯救一個天主教徒行將死去的靈魂。

社會心理學的危機已經開始確立其作為在社會科學的漫長歷史中一個小小的插曲的位置了。這個領域的學術力量並沒有受到致命的影響……社會心理學的未來之所以前途無量，不僅僅是因為其研究主題極為重要，而且是因為其獨特的概念上的及方法上的力量，它們可以確定日常生活中起支持作用的一些原理。

許多社會心理學家以前常利用這種方法並不是因為這個有效的原因，而是因為另一種不那麼有效的原因。仔細起草的隱瞞實驗法是一個挑戰；聰明而複雜的腳本受到極大的重視、會造成聲望，會引人激動。而隱瞞研究有一部分是一種遊戲，一種魔術表演，一種戲劇化的表演；阿倫森曾把實驗者感覺到的刺|激與一位成功地再現了某種日常生活場景的劇作家的喜悅相比。（阿倫森和一位同事曾設計過一種實驗，不知情的受試者被引導著相信，她本人是一個串通人物，正在進行某種實驗。事實上，她本人的角色就是實際的需要，而所謂不知情的受試者才是實際的串通人。）在60年代和70年代，這時候，大部分本科生都曾聽說過隱瞞實驗法，按照上述辦法就可以繼續誤導受試者，然後再詢問他們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