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床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和實驗心理學家魯溫——這是兩位巨人，他們的名字在我們這個心理學時代的歷史上會排在所有人前面。因為正是他們互為對照但又相互補充的洞察力，才第一次使得心理學成為一門能夠適用於真正的人類和真正的人類社會的科學。

米爾格萊姆的另一項令人不安的附屬研究，是他對人們在這種情形之下認為自己會怎樣想的調查。他向大學生、行為學科學家、心理工程師和外行人詳細講解了實驗的構成，然後問他們到什麼份上他們會停下來。儘管他們的背景有差別，可是，所有像他們這樣的小組都說他們會在約150伏的時候違背實驗者的要求而停下來，因為這時候，受害者是在要求放開他。米爾格萊姆還問過一些本科生，說到什麼水平上他們會不聽實驗者的話，答案也在約150伏左右。因此，人們對他們會採取什麼行動的估計和他們對自己應該如何行動的道德觀念，與他們實際上在一個受權威控制的情形下的所作所為都沒有什麼關係。

所有這些小騙局都有個嚴肅的目的：它是針對「社會性投機取巧」進行的一系列研究的一部分。「社會性投機取巧」是指一個人在集體中傾向於不發揮最大能力，除非他所做的工作是別人承認和知道的。在本例中，其證據是每個人的喊叫被測量出來的力度（每個學生都單獨裝有一個微音器）。當一名學生相信他是和另外一名學之一起喊叫時，他只用獨自喊叫時所發力量的百分之八十二。而當他認為所有6個學生都一起喊叫時，他的平均力量輸出就減少至獨自喊叫時力量的百分之七十四。研究小組在研究報告中總結說：「在人類的本質中存在一種明顯的社會性投機取巧的潛勢。我們懷疑，社會性投機取巧的影響有一個範圍甚廣、非常深刻的後果……（它）可以被視作一種社會疾病。」

——當人們以一種使自己看上去很蠢或者不道德的方式行事時，他們會改變看法，以使自己相信其行為是有道理和公平的。比如，吸煙者會說，抽煙與癌症之間的關係的證據是不完全的；作弊的學生會說，每個人都在作弊，因此，他們只好也去作弊，以免使自己處於不利的地位。

在三十多年的時間內，許多研究者都通過各種辦法利用過「囚犯二難」，進行過信任、合作以及造成這些東西的條件和相反情況的研究。

答：社會心理學。與其說它是一個領域，倒不如說它是心理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片無人之境，它與社會學彼此重疊，還對好幾種其它的社會科學造成影響。自從社會心理學誕生之後，它的實踐者們就開始對它究竟是什麼產生意見分歧。心理學家以一種方式給它定義，社會學家以另一種方式給它定義（本書只關心社會心理學的心理學部分），而大多數教科書編者都提出一些模糊的定義，他們什麼都說，什麼也沒說，希望把兩種意見都綜合進來，並覆蓋這個領域整個的雜湊課題。舉個例子：「（社會心理學是）對影響一個人的社會行為的個人和情境因素進行的科學研究。」

這時候，基切夫人也接到話了，說由於信徒的良善和信徒創造的人，上帝已經決定收回這場災難，讓世界得以安寧。其中一些成員，特別是一直就心存懷疑或者不太確信的人，他們無法承受自己信仰所託的預言的失敗，最終退出去了，可是，一些堅信不疑的信徒——有些人甚至辭掉了工作，賣掉了家產——他們的行為正如研究者們所料。他們最終更加堅定不移地信仰由基切夫人傳達出來的真理，這樣就消彌了他們曾經信仰的東西與令人失望的現實之間的衝突。

由於1號囚犯不能夠與2號囚犯討論一個方案，他只能想象一下各種可能性。如果他招認而2名不招認，則他（1號）只會判半年，這是他能得到的最好的待遇，而2號則會判20年，這是他能得到的最壞結果。可是，1號知道，這樣做很冒險，如果他和2號都招了，則每個人都會判8年。也許他最好還是不要招認。如果他不招，2號也不招，則每個人只判一年，不算太壞的結果。可是，假如他不招而2號招了——則2號就只判半年而他卻會判非常可怕的20年。

認知失諧

弗斯丁格當時正在編製他的學說，他年輕的同事們看到了一個研究認知失諧的黃金機會到手了。他們在《當預言落空時》這篇於1956年出版的報告中提出一個假說：

我本人找不出可以清楚地把社會心理學的課題從保持為普通實驗心理學或者社會學或者人類學或者語言學課題之內的一個特性或者數種特性的組合。當然，粗略地說，社會心理學關心一個人的精神過程（或行為），其範圍是，這些過程或行為是由過去或者現在與他人的相互影響所致，可這隻是粗略的說法，它不是一個可以排除其它什麼東西的定義。

魯溫戴一架深度眼鏡，一副學者風度，他是個少見的人：一位極有社交能力而且與人為善的天才。他喜歡，也鼓勵一些與同事和研究生們一起進行的激烈和自由發揮的心理學問題小組討論；討論的時候，他的思想是一塊知識的打火石，會帶出暴雨般的火花——一些他隨便交給別人的假說和用以激發實驗的思想，而對他所安排的這些實驗，他會歡天喜地地據為已有。

研究者向兩位男人，真的和假的志願者，解釋說，他在研究針對學習的懲罰效果。其中一位將扮演教師，另一位扮演學習者。每當學生犯一個錯誤，老師就會給他一個電擊。兩位志願者抓閹決定各自扮演什麼角色。「天真的」那位志願者抓到了「教師」那張。（為了確保效果，兩張條子上都寫著「教師」，可是，串通好的那位會在抓起紙后立馬扔掉，不拿出來看。）

看守和囚犯的關係很快就進入老式的模樣：看守們開始認為這些囚犯次人一等而且十分危險，囚犯開始覺得看守們都是流氓和施虐狂。有位看守這樣報告：

最終，基切夫人接受到等待已久的信息了。太空飛船將於某時在某地降落，以解救信仰者，並把他們帶到安全地帶。可是，飛船既沒有在特定時間到來，也沒有在後來數度更改的地方降落，而12月21日也最終過去了，沒有發生任何洪水。

在一家大學的心理學實驗室里，6位二年級男性學生坐在單間里，每個人都戴一對耳機。參与者甲通過他的耳機聽到研究者說，等他倒數到底時，參与者甲和丁都要盡量大聲地喊「啦！」還要保持幾秒鐘。第一輪過去后，甲聽到說，這次只有他自己一個人在數完數后喊，下一次是全體6個人一起喊；如此下去。有一部分時間里，這些指令傳給全部6位受試者，可也有的時候，這位或者那位會聽到假指令。比如，參与者甲可能被告知，所有6個人都要喊叫，可是，事實上，其它幾個人都被告知不要喊叫。為了掩蓋實際發生的事情，所有6個人每次測驗時在耳機上都聽到的喊叫聲都是事先錄下來的喊叫聲。（這個實驗跟其它許多的社會心理學實驗一樣，在現代通信設備開發出來之前簡直無法想象。）

這裡有三個著名的定案。

社會心理學即是較近代的知識領域，亦可說是較古老的知識領域。60年以前，它才以現代形式出現，而且直到50年代才形成規模，可是，哲學家和原型心理學家們早就在構建一些有關的理論，即我們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是如何影響我們的精神生活，而且，反過來，我們的精神過程和性格是怎樣影響我們的社會行為的。按照奧爾波特的說法，人們可以找出證據來說明，柏拉圖是社會心理學的奠基人，或者如果不是他的話，則亞里士多德也行，或者再不行的話，後來的一些政治哲學家，如霍布斯和邊沁等也可以。不過，所有這些先輩所貢獻的都是沉思默想，而不是科學。創始之父的宣稱越來越多，可是，在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同樣不牢靠：奧古斯特·孔德，艾米爾·塗爾干，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霍頓·庫雷，還有其他許多人都有過社會心理學議題的著述，可是，他們的著述大多還是扶手椅上的哲學思考而不是實驗科學。

可是，用下一個寫字板的時候，第一位ｈttｐｓ://ｒｅａd•９9csw.ｃｏm志願者說「1號」，不過，在U．V看來，1號明顯比標準線條長些。當其它一些人依次明確地說了同樣的結果時，U．V越來越感到不安了。輪到他的時候，他感到局促不安，猶豫不決，神經緊張，困惑不安，不知道該說什麼。當他和其它處於同樣情況的人最終說話的時候，有百分之三十七的時間是與大多數人保持一致，至少在一部分時間里，四分之三的人所說的答案不是自己看起來稍長些就是稍短些。

謝天謝地，米爾格萊姆並沒有報告他本人在觀察這些教師受折磨時所體驗到的一些癥狀。他是個生氣勃勃的、誠實的小個子，他沒有講到他自己對這些受試者的痛苦有何感覺，否則，這篇報道一定會更加增色不少。

這些病人的意見是對的，員工們錯了。1973年進行的這項實驗是要研究精神病院的員工與其病人之間的相互影響，一位心理學教授和7名研究助手住進了東海岸和西海岸的12家醫院，說自己有幻聽的毛病。一旦住進去以後，他們就立即有正常行為。作為病人，他們公開地觀察員工對病人的態度和行為，而如果他們被認出是研究人員，永遠也就不會有機會直接目擊這些情況了。在他們令人震驚的一些發現中有：

魯溫大胆和富於想象力的實驗風格遠遠超出了早期的社會心理學家，並成為這個研究領域最突出的一個特徵。他所體驗到的納粹獨裁和他對美國民主的嚮往激發了他的一項研究，這可以作為一個例子。為了探索獨裁和民主政體對人民的影響，魯溫和他的兩名研究生羅納德·里比德和拉爾夫·懷特創立了一系列為11歲兒童設立的俱樂部。他給每個俱樂部提供一位成人領導，以幫助他們學習手藝、遊戲和其它一些活動，並讓每位領導採取三種管理方式之一：獨裁、民主或者不干涉主義。實行獨裁製的那組小孩子很快變得充滿敵意，或者很消極，實行民主制的那組很友善，具有合作精神，而實行不干涉主義的那組小孩子也很友善，不過很淡漠，也不太情願去做什麼事情。魯溫對此實驗結果十分自豪，因為它證明了他的想法，即獨裁製有極其有害的影響，而民主制對人類的影響是極其有益的。

這無疑是社會心理學中最有影響的理論，也是這個專業從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早期各雜誌中最熱門的話題。自此之後，它慢慢失去了自己作為焦點的位置。今天，它是已經被接受下來的知識體卻不再是活躍的研究領域。

問：現代心理學中什麼領域極為忙碌和高產而又沒有明確的身份，甚至沒有一個普遍接受的定義？

從直覺上看，人們也許會想，那些得到20美元的人——在1959年這算得上是一份錢——會不會比那些得到1美元的人更傾向於改變其觀點。可是，弗斯丁格和卡爾史密斯所預測的卻與事實正好相反。得到20美元的受試者會有一個非常堅實的理由來為自己撒謊找到理由，可是，那些得到1美元的人所能為自己找借口的機會是很小的，他們仍然會感到失諧，他們減輕的辦法就是，這些活一直是有趣的，他們也就沒有真正的撒謊。而這就是實驗結果真正顯示出來的。

他們得知，基切夫人早已集合了一小圈子人，他們定期聚會，已經在為將來籌劃，正在等待著來自克拉利昂行星的最後指令。這個小組起草了一份研究計劃，讓三個人都參加，再加上5個學生助手來當「不公開的參与觀察家。他們披著真正信仰者的外衣，訪問這個小團體中的成員，參与他們的活動，在7個星期的時間內參加了60次會議。有些訪問只有一兩個小時的時間，可是，其它一些卻像是降神會一樣無休無止，一開就是12-14個小時。這個研究無論在身體或者情緒上都令人精疲力竭，一方面是因為必須在會議期間對一些荒誕不經的事情掩蓋自己的反應，另外一方面是，要記錄由基切夫人和其他人在恍惚狀態中讀出來的守護者的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弗斯丁格後來回憶說：

到第5天，實驗者突然宣布實驗結束，以保全所有人。可是，他們感覺到，這次實驗是極有價值的；它表明，「正常的、健康的、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在『監獄環境』的團體壓力下如此迅速地發生轉變」是多麼輕易的一件事。

最後，還有一個「自然實驗」的例子，可以看出人類通過理性化來減少認知失諧的情形：

弗斯丁格和卡爾史密斯讓本科的男大學生受試者做一件極端煩人的工作：他們得把十幾把湯匙裝進一隻盤子，然後再一把把拿出來，然後又放進去，一直重複半個小時。然後，他們得轉動記分板上的48個木釘，每根都順時針轉動四分之一圈，再轉達四分之一圈等等，一直工作半個小時。每個受試者都弄完以後，研究者之一會告訴他說，實驗的目的，是要看看人對某件事情有多麼有趣的想法，是否會影響到他完成這件事情的效率，還對他說，他是在「無期待組」里，而其他人會被告知說這工作很有興趣。不幸的是，研究者繼續說，本應該去把這個情況告訴下一個受試者的助手剛才卻打來電話說他不幹了。研究者說，他需要人來接替助手的工作，並要求受試者出來幫忙。有些受試者得到一美元來干這事，有些得20美元。

二十多年之後，在這本教科書的第二版里，布朗甚至沒有費時間去說任何這類的話，一個定義都沒有就直接開始。這是個好主意，讓我們也照搬吧。作為對這個領域的初步探查，我們先來看看一些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例子：

30年代，魯溫差不多就要接觸到這個課題了，當時，他在探索人的態度如何受到其作為某個決策團體一員而發生改變，以及這樣一個人如何就因之而堅守這個決定，從而忽略以後與之相矛盾的信息。魯溫的學生里昂·弗斯丁格把這個研究推向了深入，並發展了認知失諧的理論。

——在一個集團中越是很難成為成員（比如，需要經過令人厭煩的篩選或者糊弄過程），被接受的成員就越是覺得這個集團了不起。我們使自己相信，引起我們痛苦的東西我們就會去愛它，以使自己覺得這份痛苦是值得的。

特里普勒不僅僅證實了自己的假設，他還創立了一項社會心理學調查的粗略模式。他的方法，即一項刺|激現實世界情形的實驗，會把研究者真正的目的掩蓋起來，並把一項變數（在此例中是站在旁邊看的孩子）在場或不在場造成的影響進行比較，這個方法成了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導性方法。另外，他的話題，「社會性輔助」（觀察者對一個人的表現的積極影響），仍然是過去三十多年來社會心理學家們研究的一個主要問題——奧爾波特甚至還說過這是惟一的問題。

看守思想中很快形成的施虐心理可以從他們中的一個人說的話中看出來。實驗開始前，這人說他是位和平主義者，不喜歡進攻別人，他無法想象自己竟然會虐待別人。到第5天，他在日記中說：

他早期的格式塔研究主要處理動機和靈感的問題，可是，他很快轉移到了把格式塔理論應用到社會問題中。魯溫以「場論」構想社會行為，即一種透視影響一個人的社會行為的各種力量的整體概念的方式。在他看來，每個人都被一種「生命空間」或動態力場所圍繞，他或她的需要和目的在這些力量中與環境的影響互相發生作用。社會行為可以用張力和這些力量的互相作用，及一個人在這些力量中維持平衡或者在這種平衡被打破時恢復平衡的傾向加以系統化。

一家大型精神病院的員工說，X先生有精神分裂症。他是一位衣著整齊的中年人，來到醫院的時候說自己幻聽。他對入院精神病醫生說，這些聲音聽不很清楚，可是，「就我所能分辨的，這些聲音好像是說『空的』，『假的』和『砰砰聲』」。由於已經被接受住院了，他再也沒有談到這些聲音，從那以後行為也很正常，可是，醫院的員工還是說他有精神病。護士們還在他的卡片上記錄了一個頻繁的反常行為：「病人有寫作行為。」他的好幾個同室病友卻不這麼看。其中的一位說：「你沒有瘋。你是位記者或者是位教授。你是在檢查醫院的情況。」

「犯人」們在一個靜悄悄的星read.99csw.com期天早晨被「逮捕了」，戴上手銬，在警局登上名冊，然後帶入「監獄」（在斯坦福大學心理學系大樓的地下室里設的一套房間），在那裡脫衣、搜查、驅除虱子、配上囚衣。看守們配上警棍、手銬、警用哨子和囚室鑰匙；他們被告知，其工作是要維持監獄的「法律和秩序」，可以自行設計控制囚犯的辦法。典獄長（金巴多的一位同事）和看守設計了16條辦法讓囚犯遵守：他們在進餐、休息時和熄燈后得保持沉默；他們只准在進餐時進餐，別的時間不行；彼此稱號只能叫號碼，所有看守都稱作管教「幹部」，等等。觸犯任何條例都將召至懲罰。

一位本科生志願者——把他叫做U．V吧——來到心理學大樓的實驗室參加「視力感覺」實驗。有6位志願者已經在那裡了。研究者們說，實驗與區別線條的長度有關。在屋子的前面是一張寫字板，上面有一根豎直的線條，好幾英寸長（這是標準長度），右邊的另一塊板上有三根線條，編有1，2和3。志願者要說出標有號碼的線條中哪些線條跟標準線條一樣長。U．V能很輕鬆地看出，第二條線符合標準長度，第一條和第三條都短些。其它志願者也說了他們的選擇，每個人到他說的時候都說第二根標準，如U．V的選擇一樣。實驗者換了寫字板，過程重複一遍，結果也類似。

米爾格萊姆不斷地變換實驗方法，從而證明他的解釋是正確的。有一種變化是這樣的，在研究者還沒有來得及向教師說完繼續使用更高電壓的重要性的時候，突然有電話找他；他的位置將會被一位志願者來接替（也是串通好的人），他好像對按需要加壓非常有興趣，不斷要求教師繼續加壓。可是，他是個替代者，而不是真正的權威；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教師會一直幹下去。米爾格萊姆還變化著辦法把隊伍的構成調整一下。一般是，學習者長得和善、矮胖，中年人，而教師是穿戴整齊，嚴肅的年輕研究人員。可他又把角色倒換過來。在這種情況下，教師一路進行到底的比例會減少，但也只到百分之五十。很明顯，是權威與受害者的角色，而不是各人的性格在起主要作用。

弗斯丁格繼續發展和出版（1957年）他的認知失諧理論。它立即成了社會心理學的中心問題，並在15年多的時間內一直是實驗研究中主要的課題。1959年，他和一位同事，J·麥里爾·卡爾史密斯，進行了另一項研究，它後來經常作為古典認知失諧實驗而被引用。他們巧妙地哄騙了志願受試者，不讓他們知道實驗的真實目的，因為這些受試者如果知道研究者們想知道他們是否會改變其對某些話題的觀點，以減少認知失諧的話，他們也許會因為太不好意思而不這麼做。

弗斯丁格1933年去艾荷華大學專門投奔魯溫，當時他是位年輕的研究生，對社會心理學沒有什麼興趣，他是要跟魯溫學他早期在動機和靈感上面的工作。可是，在魯溫的影響下，他被吸引到了社會心理學上，1945年還成了魯溫在麻省理工學院集體動力學新研究院的助教。

魯溫死後，弗斯丁格去了明尼蘇塔大學，在隨後的幾年裡，他繼承魯溫的衣缽，繼續進行此類研究。由於他生性聰明，他帶給教學中的激動興奮，他進行越軌研究，以獲取否則就無法獲得的數據時的大胆，最終都安全無事。從一個方面來說，他是在與魯溫大胆的競爭，可是，還有一部分是表達了他自己的性格。他是個性子火辣辣的中等個子，喜歡玩紙牌和象棋，玩起來都是非贏不可的樣子。他身上有一股子男人常見的強勁、性急和進攻型的精神，這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紐約東下區暴風雨般的生活中長大的人中常有的性格。

金巴多及其同事沒有預料到兩個組都會如此迅速地發生轉變，後來在報告中寫道：

——1983年加利福尼亞的一次地震后，聖塔克魯茨市根據加利福尼亞一項新的法案，委派聲望卓著的戴夫·斯迪夫思工程師去評估當地建築的抗震情況。斯迪夫思認為有175棟建築可能會在大地震中遭受嚴重損壞，而這些建築有許多是在主要的商業購物區里。市政委員會被他的報告和暗含在裏面的大量工作嚇壞了，他們退回了他的報告，並一致通過要等待州立法律條款明確下來以後再說。斯迪夫思被稱為一位大驚小怪的傢伙，他的報告對全市人民的利益是有妨害的，從此以後再也沒有採取任何措施。1989年10月17日，聖塔克魯茨市近郊發生7．1級地震。300棟民房被毀滅掉了，整個聖塔克魯茨縣有五千多民房受到嚴重損壞；市內商業區被夷為平地；3人在地震中殞命，2000人受傷。

今天，再沒有任何研究者使用這樣的方法了，也不敢這樣做，作為歷史發展的結果，我們只是簡單地看一下而已。

然而，有一種對認知失諧理論的批評卻不是可以輕易辯駁的。研究者們幾乎總是哄騙志願者去做一些平常不會做的事情（比如為錢而撒謊），不經他們同意就要他們去做一些勞神費力或者荒誕不經的事情，或者把他們自己身上不好的一面呈現在他們面前，從而使他們的自尊心受損。調查者事後會「詢問」受試者，解釋實驗的真實目的，說合理欺騙是必需的，他們的參与使科學受益無窮。這樣做是為了恢復他們的有益感，可是，批評者堅持認為，把別人擺在這樣的體驗中而不告訴他們或者沒有他們的同意是不道德的。』

這次模擬監獄體驗最令人吃驚的結果是，這些極為正常的年輕人身上竟會很輕鬆地激發起施虐行為，而在這些因為情緒穩定而嚴格挑選出來的人中間，竟會很快散布一種傳染力極強的情緒病狀。

這三位社會心理學家覺得，基切夫人公開的聲明和接下來的事實，正好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十分寶貴的例證，說明對一種相反證據互相矛盾的反應是如何形成的。他們給基切夫人打電話，說自己一個是商人，另外兩位是朋友，他們對她的故事十分好奇，想知道更多的情況。萊厄肯說了自己的真名，可是，沙切特是個幽默得要命的人，他說自己是里昂·弗斯丁格，這使大吃一驚的弗斯丁格沒有選擇，只好說自己是斯坦利·沙切特，並在與基切夫人和她的信徒的一切接觸中都使用這個身份。

教師這個角色，研究者說，是要宣讀一些成對的詞（比如藍色，天和狗，貓）給學習者聽，再考他的記憶力。先念一組詞中的第一個詞，然後念四個可能答案詞，讓他選擇其中正確的一個詞。學習者通過面前的按紐來選擇答案，教師桌上的燈泡就會亮起來。每當學習者選擇了錯誤的答案，老師就掀動開關，給他一個電擊，從最低的水平開始。每當學生犯一個錯誤，老師就給他一個更高級別的電擊。

在30年代，社會心理學擴大了，它超過了特里普勒的話題。一位在哈佛和哥倫比亞大學接受過心理學研究生培訓的土耳奇人，名叫穆扎法·謝里夫（1906-1988年），他研究了其他人對一個人的判斷力而不是表現的影響。謝里夫讓受試者坐在一間黑屋子裡，一次一人。他們凝視著一盞昏暗的燈，讓他們說出這隻燈什麼時候開始動，移動了多遠。（他們不知道，幻覺運動是一種常見的錯覺）。謝里夫發現，每個人在接受單獨測試時對燈移動了多遠有非常獨特的印象，可是，當還有組裡面的其他人的意見時，他就會因為這些人的意見而產生動搖。他的實驗強烈地顯示出，個人對社會觀點的判斷力很脆弱，併為後來的20年間進行的幾百次依從實驗指出了方法。（前面描述的阿什線條長度著名的依從實驗，幾乎是在20年以後進行的。）

——當一些認為自己有足夠人性的人處於一種傷害別人的情形時，就比如士兵在戰爭當中經常要傷害平民一樣，他們會以貶損受害者的方式來減少這種失諧（「那些婊子養的在幫助敵人。一有機會，他們會在背後捅你一刀。」）當人們從社會不公正當中得到好處而使其他人受難時，他們經常對自己說，這些受害人根本沒有能力得到更好的東西，他們已經滿足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很懶，又臟，沒有道德感。

儘管柏林的學生都擠著聽魯溫的課，https://read.99csw.com觀摩他的研究項目，可是，跟其他的猶太學者一樣，他在學術階梯上沒有什麼進步。可是，他極聰明的場論寫作，特別是應用在個人間衝突和兒童發展領域里的寫作，使他在1929年獲得一份去耶魯大學講課的邀請函，並於1932年又獲得一份作為訪問學者去斯坦福6個月的邀請函。1933年，希特勒成為德國元首后不久，魯溫從柏林大學辭職，並在美國同事的幫助下，在康奈爾大學獲得一份過渡性工作，後來又在愛荷華大學獲得一份永久性教職。

弗斯丁格和卡爾史密斯得到廣泛讚揚；社會心理學家們覺得能發現某種並非如此明顯或者與我們通常的印象相反的東西而特別高興。如沙切特經常對其學生說的，學習老祖母心理學是對時間的浪費；就跟你回家對老奶奶說什麼時，她會說：「還有什麼新東西沒有？他們就為這個給你付工資？」

大屠殺之後，許多行為主義科學家都在尋找辦法來理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正常的、受過文明教化的德國人竟會對別的人類實施如此不可理喻的暴行。1950年發表的一項巨型研究報告描述了由一個多學科研究組進行的心理分析方向的實驗，它將偏見和種族仇恨歸因於「強權人格」，這是某種特別的為父之道和兒童體驗的自然生長。可是，社會心理學家們發現這個解釋太過狹窄；他們認為，答案可能更多地要牽涉到一種特別的社會情形，它引起正常人產生與性格不符的殘暴行為。

這些道德問題在認知失諧研究當中並不是十分特別的；在其它更為嚴肅的社會心理學研究當中也存在這樣的情形。一個著名的例子是1971年由菲律普·G·金巴多及三名助手做的一項實驗，他是斯坦福大學的一位社會心理學家。為了研究被囚禁的社會心理學，他們召收了本科生志願者，讓他們體驗監獄生活，大家分別當看守或者犯人。所有志願者都接受採訪和性格測試；21位中產階級白人經過評定被認為情緒穩定、成熟和守法，因而被挑選出來。根據扔幣法，10人被派當犯人，11人當看守，共進行兩周實驗。

選擇了40名20-50歲的男子，各自分配了不同的見面時間。在一間很大的實驗室里，大家都去見一位打扮整齊、身著灰色實驗制服的小個子年輕人。同時見面的還有另一位「志願者」，一位長得像愛爾蘭美國人的中年人，看上去樣子不錯。穿實驗制服的人，即明顯的研究者，實際上是31歲的中學生物學教師，而中年人是一位職業會計師。兩人都是進行這項實驗的心理學家——耶魯大學的斯坦利·米爾格萊姆的合謀人。他們將擔當斯坦利編寫的角色。

他對這些結果的解釋是，這種情形是利用文化上面的期待產生了對權威的服從現象。志願者進入實驗時是要扮演合作者和受試者的角色，而研究者是扮演的權威角色。在我們這個社會和許多其它的社會裡，孩子們從小就被教導著遵守權威，而不要管有權威的人讓你去做的事情是對還是錯。在實驗中，研究者感覺到有必要執行命令；他們可以對一個無辜的人施加痛苦和傷害，就因為他們感覺到研究者，而不是他們自己要對其行動負責。

為了探索這種可能性，1960年早期，紐黑文市的一張報紙上發表了一則廣告，尋求志願者來耶魯大學進行記憶力和學習方法的研究。任何不是大中學在校生的成年男性都可以報名申請，參加者可獲每小時4美元（約相當今天的20美元）外加交通費的報酬。

為了描述這些相互關係，魯溫總在黑板上、紙片上、灰砂上，或者在雪地里划著「喬丹曲線」——代表生命空間的橢圓——並在這些曲線上面構畫這些力在社會情形中的推拉作用。他在柏林的學生把這些橢圓叫做「魯溫蛋」；後來，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又把它們稱作「魯溫澡盆」；再后，在艾荷華的學生又稱它們為「魯溫土豆」。不管叫蛋也好，叫澡盆也好，或者叫土豆，它們都構劃出在小型的面對面的級別中發生的一些過程，這些都是魯溫視作社會心理學領地的現實段落。

幾天之後，囚犯們組織了一次反叛活動。他們把身份證號撕掉，用床頂住門不讓看守進來。看守們用滅火器噴他們，讓他們從門後退下去，撞入囚室，扒掉衣服，拿走床鋪，總體來說讓他們大大地受一頓驚嚇。

（實驗的真正目的被說穿了之後，所有的學生都要求退還這筆錢。只有一個學生不肯還——他只得了1美元。）。

儘管魯溫的努力起了催化劑的作用，可在若干年裡，社會心理學只在少數較大城市的大學里站穩了腳跟。在其它地方，行為主義仍然是心理學研究之王，而行為主義的信徒們覺得社會心理學太注重於心理過程，因而無法為人接受。可是，在二戰期間，軍事需要促進了社會心理學中最為重要的士兵行為和士氣研究，戰後，一系列社會影響和社會問題引出對年輕一代進行紀律教育的極大興趣。其中有：美國人口不斷增強的流動性及其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及個人的問題；在不斷擴大的商業世界里尋找一種新的、更有說服力的銷售技巧；社會科學家們了解納粹進行種族滅絕活動的努力以及範圍更加廣泛的進攻性的起源及控製法；認知主義對心理學的緩慢回歸；麥卡錫參議員的崛起，因而刺|激了對順從主義現象的興趣；還有連續不斷的國際談判，它使社會心理學家的注意力轉向了集體動力學和談討理論的研究。

它關心的是兩者之間的任何事情，一個人因為別人所想或者所為而進行的任何思考或者產生的任何行為，或者說第一個人認為第二個人在想什麼或者幹什麼。戈登·奧爾波特許多年以前曾寫過，社會心理學是要「理解和解釋一個人的思想、感情和行為如何受到別人實際的、想象的或者暗示的存在的影響」。這隻能算是個極小的描述，可是，看過一些例子之後，我們開始理解他的意思，也了解到把這些用語言表達出來的難處。

令人萬分驚訝的是——米爾格萊姆本人也甚為驚訝——有百分之六十三的教師當真進行下去了，一直進行到底了。可是，這不是因為他們是些施虐狂，能夠從他們以為正在發生著的痛苦當中體會到什麼快|感（標準性格測試顯示，在完全的順從受試者與那些到某些點就拒絕進行下去的人之間沒有什麼差別存在）；而是說，相反的情況是，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在遵照研究者的命令進行下去的時候是體會到了很嚴重的痛苦的。如米爾格萊姆在報告所言：

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弗斯丁格的率直和不同凡響。他搞了一個研究項目，他和兩位學生，亨利·W·萊厄肯和斯坦利·沙切特（曾是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一起當了7個星期的假間諜。他們曾在1954年9月的一份報紙上讀到一條新聞，說一位名叫瑪麗安·基切（並非她的真名）的家庭主婦宣稱，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她一直在接受來自超級存在物的信息，這些存在物被她認出來是克拉利昂行星上的守護者。（這些信息是她在恍惚狀態下以自動寫作方式傳過來的。）她對媒介說，12月21號，按照守護者的說法，一場大洪水即將到來，淹沒北半球，所有生活在這裏的人們都將消失，只留下少數幾個選民。

這項發現可能很重要，可是，在許多倫理學家們看來，這項實驗是極為不合道德的。它在志願者身上施加了生理和情緒上的壓力，而這些是受試者沒有預料到，也沒有同意的。這樣做的話，他們就違反了1914年最高法院強調的一項原則，即「任何有正常頭腦的成年人類都有權決定可以在自己的身上幹什麼」。因為道德問題，監獄實驗不準重複；它已經成了定案。

一開始，實驗進行得很容易，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學習者會給出一些正確的答案，也有一些錯誤答案，老師在每個錯誤答案之後給學習者一引起輕微的電擊，然後繼續進行下去。可是，隨著學習者犯的錯誤越來越多，電擊程度也越來越高了-當然，這些儀器都是些假擺設，實際上沒有任何電流從裏面出來-情形是越來越糟糕了。到75伏的時候，學習者發出了聽得見的呻|吟聲；到120伏的時候，他九九藏書喊出聲來，說電擊已經弄得他很痛了；到150伏時，他叫出聲來：「放我走，我不想試了！」每當教師動搖時，站在他旁邊的研究者都說：「請繼續下去。」到180伏時，學習者喊叫起來，「我疼得受不了啦！？到270伏時，他嚎叫起來。當教師猶豫不決時，研究者說：「實驗要求你進行下去。」後來，當學習者開始撞牆，或者更後面，他開始尖聲大叫時，研究者嚴肅地說：「你得進行下去，這是絕對必需的。」超過330伏時，隔壁只有沉靜——這與選擇了錯誤答案是一樣解釋的——研究者說：「你沒有別的選擇；你必須進行下去。」

——認為某個病人有精神分裂症的員工在與病人的接觸中盡量少花時間。一般來說，他們會對病人的直接提問置之不理，抬著眼皮走開。

正是這類的課題和實驗證實了魯溫對社會心理學堅實的影響。（場論使他能夠設想到這些研究，可是，這個場論從沒有能夠成為這門學科的中心課題。）里昂·弗斯丁格（1919-1989）是魯溫的學生、同事和學術繼承人，他說，魯溫的主要貢獻是兩方面的。一方面，他選擇了非常有趣和重要的課題；很大程度上，社會心理學正是通過他的努力才開始探索集體粘接、集體決策、專制與民主管理、態度轉變技巧和衝突解決。另一部分是，他「執著地嘗試在實驗室里建立有力的、可以發出巨大變化的社會情形」，和他在設計方法時超凡的創造性。

很明顯，理性思維不能夠為兩個囚犯得出最好的結果，除非他們彼此信任對方會作出對兩個人都好的選擇。如果兩人之一因為害怕或者貪心而做出選擇，則兩個人都會失敗。可是，除非兩個人都確信另外一方會做同樣的事情，否則，在對兩個人都好的基礎上做選擇是沒有意義的。這樣一來，志願者就來做選擇，結果的數字可以根據條件和研究者的指令隨便變。（為彼此的好處而努力只是有時候的結果。）

然而，主要的原因並非是作為社會心理學的本質的潮流。在其它的大部分學科當中，有關某個特定現象組的知識會逐漸積累起來，並不斷深化下去，可是，社會心理學要處理的是一系列各個不同的問題，它們之間互不關聯，其知識也不會增長起來。結果，許多現象捕捉到了社會心理學家們的興趣，被人們加以深刻研究，而後加以本質的解釋。而只有一些詳細情況必需了明，對於所有的意圖和目的來說，這文件上都標著「解決了」，案子也就告一段落，權作了結。

——員工們經常在工作或者彼此交談時置病人于不顧，就好像他們根本不在身邊。這些研究的高級作者大衛·羅森漢寫道：「人格解體到了這樣一個程度，假病人感覺到，他們是隱形人或者至少是不值得人注意的。」

在米爾格萊姆看來，他的實驗系列有助於解釋為什麼那麼多正常的德國人、奧地利人和波蘭人竟會進行死亡營這類的暴行，或者至少接受了對猶太人和吉普賽人及其它被厭惡的民族的集體屠殺命令。（阿道夫·艾奇曼說，當他在以色列接受審判時他發現自己在消滅成百上千萬猶太人中扮演一個角色時非常噁心，可是，當時他只好執行權威的命令。）

魯溫1890年出生於波森的一個小村莊（當時是普魯士的一部分，如今屬於波蘭），他家在村上開了一間雜貨鋪。他上學的時候成績不太好，也沒有顯示出任何知識天賦，也許是因為同學中有反閃族的傾向。可是，當他15歲的時候，他的家搬到了柏林，他在那裡獲得了智力的豐收，對心理學產生了興趣，最終在伯林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可是，當時的許多心理學課程都是馮特傳統的理論。魯溫發現這些理論處理的一些問題太小了，很無聊，而且對理解人類特性無所脾益，因此，他急切地尋求一種更有意義的心理學。他在一次大戰期間從部隊複原回到大學不久，克勒成了研究院的負責人，而且韋德海默也當了教研室的成員，因此，魯溫就找到了他一直在尋求的東西，即格式塔理論。

認知理論本身有很強的說服力，它很容易逃過各種攻擊。弗斯丁格最早提出來這個理論的25年及他離開社會心理學轉而研究感知的16年後，對社會心理學家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有百分之七十九的人認為他對這個領域作出了最大的貢獻，只有魯溫接近這個數字，即百分之七十。

假設有某人真心真意地相信某事情；再假設他受此信仰的約束，從而採取了某些不可逆轉的行動；最後，假設他確有證據在手，一種毫不含糊、不可否認的證據，證明他自己的信仰是錯誤的：會發生什麼事呢？這個人會不斷地出現，而不是消沉下去，反而比以前更加確信他的信仰的正確性。

這樣的取樣法，無論怎麼變化都不能公平地處理社會心理學受試者的範圍和研究方法，可是，也許這些樣品可以讓我們揣摸出這個領域是關於什麼，或者至少不是關於什麼的。它不關心一個人在嚴格意義上的大腦里實際發生的什麼事情，比如像在卡特森式、詹姆斯式或者弗洛伊德式的研究中所進行的一樣，它也不關心更大一些的社會學現象，如社會層次分析、社會組織和社會慣例。

實際情況是，每次只有一個人——在本例中就是U．V——是真正的受試者；其它所謂的志願者都是所羅門·阿什這位研究人員的助手，他要這些作為志願者的助手們有時候故意作出錯誤的選擇。在50年代早期進行的這次標準實驗的目的，是要確定產生依從——即屈服於實際或者想象的壓力而與本集團成員大多數人的觀點保持一致的傾向——的條件。如許多進一步的實驗所證實，依從有許多的原因，其中有保持正確的慾望（如果其它人都同意，也許他們是對的），還有不被人看作喜歡唱反腔的人或者怪種的願望。

米爾格萊姆的服從研究吸引了很多的注意力，並因為其在社會心理學領域的研究而獲得1964年美國科技進步獎。（1984年，當米爾格萊姆51歲因心臟病去世時，羅傑·布朗稱他「也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心理學中最有天賦的實驗科學家之一」。）在十余年時間里，進行了約130例類似實驗，包括在其它國家進行的一些實驗。大部分實驗證實和擴大了米爾格萊姆的發現，而且，在許多年裡，他的實驗過程或者其變化腳本，都是進行服從研究的重要範本。

兩位學生志願者，就日常文書雜事進行過討論和實習后，按實驗者的要求玩一種叫做「囚犯二難」的遊戲。前提為：

我對自己感到驚奇……我讓他們彼此對罵，並用光光的手去清洗便池。我實際上是把這些犯人當牲口看的，我不斷地對自己說，得小心看守他們以免他們圖謀不軌。

到50年代，社會心理學積極地拓展開來，美國各處的心理學系紛紛開設這門課程。美國60年代青年的反叛、越戰引起的思想混亂、黑人、婦女和同性戀激進主義及其它社會問題使它成了越來越緊迫的研究領域。可是，更為經常的情形是，當生意人和立法者轉向社會心理學家尋求答案時，他們在一些聽證會上誇大說，社會心理學家們只剛剛開始其工作，並沒有現成的答案可以提供。可是，不久之後，研究者們獲取的數據就已經開始對美國社會產生深刻影響了。如下列所示。美國高級法院在其1954年的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中說，「現代權威」的證據表明，黑人孩子正受到種族歧視教育的毒害，並引用了大量社會心理學研究的成果，說種族隔離學校哪怕是平等的，也讓黑人孩子感到次人一等，他們的自我估價很低，還有對自己的怨恨。魯溫如果在世，他一定會為其後繼者感到自豪。

一位大學生在加利福尼亞的帕羅阿爾托市按很多家的門鈴，自我介紹說是「安全駕駛公民活動」的代表，並提出了一個荒謬的要求：允許在他家前院的草坪里放一塊大牌子，上面寫上「小心駕駛」的字樣（這個要求之所以荒唐，是因為從他拍攝的照片上可以看到，一幢漂亮的房子有一部分被一塊巨大的標誌牌擋住了，上面還寫著書法很差的大字）。毫不奇怪，大多數居民都不同意。可有些人同意了。為什麼他們會同意呢？因為read.99csw.com對於他們來說，這不是第一次請求。兩個星期以前，另一位學生聲稱是「交通安全居委會」的志願工作者，他請求他們展示一塊整整齊齊地寫著「做個安全的駕駛員」的3平方英寸的標語牌，他們已經答應了這個無害的要求。事先沒有被先前那個謙遜的要求軟化的居民只有百分之十七的人會對標語牌說行，那些先前同意展示3平方英寸標誌牌的居民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人同意。

許多心理學家都感覺到，他們的領域太容易受到潮流的影響了。「熱門話題」作為一門領導潮流的學科在其簡短的40年中來來去去，而曾經好像是社會心理學的精髓的一些課題，如今也歸入倉庫、束之高閣了。

我們三人輪流去廁所記筆記，進出的頻率控制得好，不會引起別人說三道四，而廁所是在這個房子里惟一談得上有什麼隱私的地方。我們當中的一個或兩個會不時地說出去走動一下，呼吸一點新鮮空氣。然後，我們會飛快地直奔旅館房間，把記下來的筆記錄下來……到研究結束時，我們都已經差不多累垮了。

幾乎所有的人都同意把明顯是說謊的內容告訴下一個受試者（而實際上，這人是串通好的。）他們這樣做了之後，有人會問受試者說他們自己覺得這件事幹得有沒有意思。由於前面所提之事明顯是一點意思都沒有的，而對別人撒謊就形成了一種認知失諧（「我對別人撒謊了。可我並不是這樣一種人。」）關鍵問題是，他們所得的錢數是否引導他們減少認知失諧，從而認為這些活是真正很有意思的。

社會心理學領域規模更大的擴展是由德國納粹的興起引起的。一批猶太心理學家在30年代移民到美國，其中一些人具有比美國傳統更為廣泛的社會心理學觀點。難民中有普遍認為是這個領域的真正父親的科克·魯溫，我們在以前曾談到過這個人。他是伯林大學的格式塔心理學家，他所帶的研究生布魯馬·塞加尼克進行過一項實驗，以測驗他自己的一項假說，即，沒有完成的任務比已經完成的任何更容易記住。（他是正確的。）儘管魯溫的名字從未為大眾所熟悉，直到今天也只有幾位心理學家和學心理學的一些學生知道，但是，蔡斯·托爾曼在他於1947年去世之後提到過他：

這以後，看守們不斷地增加新的管制條例，半夜三更經常喚醒犯人點名，迫使他們進行無聊和無用的勞動，因為「不守規定」而懲罰他們。受到羞辱的犯人開始對不公的處罰習以為常了。有些人慢慢感到頭腦混亂；有個人完全到了很嚴重的程度，到第5天時實驗者只得考慮不到實驗結束就放他出來了。

可是，與另一項同樣也有很高價值，現在同樣也是一件定案的實驗比較起來，這還真是小巫見大巫。讓我們打開卷宗，看看學習到了什麼，是以何等超常的方法來進行該項實驗的。

然後，研究者會帶領兩位受試者到一個小房間里去，學習者坐在一張桌子前，他的雙臂被綁起來，電極接到手腕上。他說，他希望電擊不會太重；這人有心臟病。然後，教師被帶入另一個鄰近的房間，他可以在這裏向學習者說話，也可以聽到學習者的聲音，可看不到他。桌子上有一個閃亮的大金屬盒子，說是裏面有一個電擊發生器。前面有擺成一排的三十多個開關，每個開關上都標著電壓數（15到450），另有「輕度電擊」、「中度電擊」等等，直到在435上標著「危險：嚴重電擊」，還有兩個開關，上面只是簡單地標著「XXX。」

為了實現自己長久以來的理想，他於1944年在麻省理工學院成立了自己的社會心理學研究所，即「群體動力學研究中心」，並在那裡召集了一流的研究人員和一群頂尖級學生。它成了主流美國社會心理學的主要培訓中心。1947年，僅3年後，當時57歲的魯溫就因心臟病發作而去世；群體動力學研究中心很快搬到了密西根大學，他的學生在這裏和後來的其它地方繼續傳播他的思想和方法。

我把這人（一個囚犯）挑選出來進行特別處罰，因為他極想受到這樣的處罰，也因為我特別不喜歡他……新囚犯（416）不吃這種香腸……我決定強行讓他吃，可他還是不吃。我讓食物從他臉上流下來。我無法想象是我自己在干這樣的事。我為逼迫他吃東西而感到內疚，可是，因為他不吃我感到更火。

這項實驗是1966年做的，在許多探索登門法的實驗中，這是第一項，這個辦法對一些要別人出很少一部分錢，而後得到大筆回報的融資者們非常熟悉。可是，研究者們對融資或者安全駕駛沒有興趣，他們的目標在於研究這些勸說的方法為什麼會成功的原因。他們得出結論說，同意一個較小請求的人結果會把自己看成是有益於人而且有民生思想的人，而這個自我感覺使他們感到下次更願意幫助，而這次的請求卻大得多。

兩名嫌犯被扣留起來並分開羈押。地方檢察官確信他們共同犯了一樁罪案，可他沒有足夠證據來起訴他們。他對兩個人中的每個人說，如果沒有一個人招認，則他會減輕對他們的判決，每個人判一年了事。可是，如果有一個人招認，而另一位沒有招認，招認的一方會得到特別處理（只判半年）而另一方則會判最為嚴厲的刑罰，可能要判20年監禁。最後，如果兩個人都招認，則他會請求寬大處理，各判8年監禁。

認知失諧理論說，人類如果有互為矛盾的想法時，會感覺到緊張和不愉快（比如，「某某是個饒舌婦，很是令人心煩，」不過，「我需要某某作自己的朋友和夥伴」），他會想辦法減輕不和諧（「要是你了解他，某某並不一定就那麼壞，」或者，「我並不是真的需要他；沒有他，我也過得挺好的。」）

認知失諧理論引起了好多敵對的批評。弗斯丁格毫不留情地罵這些批評是「垃圾」，還將這些批評歸咎於一個事實，說這個理論提出了「並非非常現實的」人類圖景。不管這些批評者的動機如何，大量的實驗證明，認知失諧是最為堅實（彼此連貫）的發現。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個豐富的理論。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家艾略特·阿龍森回憶說：「我們所做的一切就是坐著不動，能在一個晚上的時間內想到十個假設……這類假設幾年以前甚至連做夢都不會想到的。」這個理論還解釋了一系列的社會行為，而用行為主義的理論是無法解釋清楚這些東西的。下列是一些例子，都經過實驗證明了的：

在很多情況下，緊張到了在心理學實驗室里很少看見的程度。可以看見受試者出汗，顫抖，口吃，咬嘴唇，呻|吟，手指甲都抓進肉裏面去了……一位成熟的、開始很有自制力的生意人，進實驗室的時候滿臉微笑，十分自信。在20分鐘時間里，他就變得顫搐，口吃起來，很快接近精神崩潰……可是，他還是繼續對實驗者的每一句話作出反應，一直執行著命令，直到最後。

——一些持有不同觀點的人傾向於以極不相同的辦法來解釋有關被爭辯問題的同一個報告或者事實材料；他們會注意並記住對自己的觀點有用的材料，掩蓋或者忘記會引起失諧的東西。

可是，1897年，一位美國心理學家名叫諾爾曼·特里普勒的，進行了第一次常識社會心理學推想的測驗。他在書上看到，自行車賽手們在有人追趕時比自己一個人騎的時候速度跑得快些，因此他想到，也許一個人的表現會受到別人在場的影響這也是一個事實。為了證實這個假說，他讓10-12歲的孩子們單獨或者成對地卷釣魚線（但不把真實的意圖告訴他們）。他發現，其中的許多孩子在有別人在場時的確卷得快些。

問題在於，社會心理學沒有一個統一的概念，它不是從一個理論構造的種子上發展起來的（行為學派和格式塔學派卻是），而是像一片雜草一樣從社會科學的領域里蔓生出來。1965年，哈佛的羅傑·布朗在他著名的社會心理學教科書的引言中說，他可以列出普遍認為是屬於社會心理學的一個課題單子，可是，它們之間卻看不出有任何共同特性：

——精神病院員工一旦認為某個病人有精神分裂症，對於這個病人日常生活中正常的舉動，他們要麼就看不見，要麼就錯誤地解釋它。平均來說，假病人需要19天的正常行為時間來放鬆他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