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主吻了青蛙。

記憶對於行為是必不可少的。任何重要的東西沒有一件不是從根本上建立於記憶之上的。我們的意識和我們的行動是由經驗構成的。而且，我們的經驗使我們成為現在的樣子，是因為它們具有長期的影響力。

我意識到自己對哈佛心理學系所限定的心理學概念的狹窄含義極不滿意。我剛剛在陽光里度過了玩玩打打的一年。回到一個一頭被心理物理學束縛住，另一頭被|操作性的條件制約所束縛的世界里去是件令人極不情願的事。我決定，要麼是哈佛讓我創立某種類似於斯坦福大學研究中心那種交換式激發的東西，要麼是我走人。

發展心理學家傑羅姆·凱根使用了另一種類比：行星運動的優美法則顯示的一些現象無法用其所從構成的原子來描述。

在所有認知過程中，特別是在更高級的物種中，記憶是最為基本的。認知神經科學家一直在想辦法辨認記憶力如何以及存儲在分子水平的什麼地方。下面是他們進行研究的一些辦法：

一位長得很胖的父親和兩個年輕的兒子必須在森林里跨過一條湍急的河。他們找到了一條廢棄的船可以劃過，但如果過載就會沉沒。每個孩子重100磅。兩個孩子加起來的重量與父親相等，這條船最多只能載重200磅。父親和孩子如何過河呢？

米勒把自己的不滿和建立一所新中心，專門研究心理過程的夢想告訴了朋友和同事傑羅姆·布魯納。布魯納理解他的感情，也看出他的意圖。他們倆人一起去找院長麥克喬治·班迪，得出了他的同意，並在卡耐基公司的資助下建立了哈佛認知研究中心。取這樣一個名字使米勒感覺上像一位公開的叛教者：

在心理學界本身，至少在學術界，認知革命很快贏得了某些高級心理學家的認可以及大多數年輕的心理學家和大多數心理學研究生的狂熱。一開始，就跟神經科學家們一樣，他們首先集中精力于知覺，可很快就將注意力轉移到了思維對知覺的利用上了——其高級心理過程。到1980年，心理過程的理論家約翰·安德森將認知心理學定義為「理解人類智力的本質及人們如何思想」的嘗試。

這種萬有原則當然不包括語法和詞彙在內；從這個角度來看，英語、斯瓦希里語、巴斯克語可以說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可是，在聽說這些語言而長大的孩子們中間，他們能夠在不需要教授的情況下區別名詞的單複數形式，代表過去和現在的動詞形式等等，併為自己建造一套主管這門語言的規則。同樣的，他們直覺地學會了掌握詞序的基本規則，並能利用正常的詞序建造一些簡單的感嘆句來。沒有哪一個講英語的孩子會說：「牛奶更多一些想我。」也沒有哪個講另外一種語言的孩子會把基本的詞序搞錯。

另一種比喻是認知科學家厄爾·亨特說的：「我們可以從生理測量中知道，大腦左太陽穴區在我們閱讀時處於活躍狀態，可是，我們不能確定這種活躍狀態是由讀莎士比亞的著作，還是由讀阿佳莎·克里斯蒂的作品時引發的。」

這樣的探索方法中的一個例子可以說明IP模式是如何使認知心理學家們確定思維裏面發生的事情的。在1967年的一項實驗中，一個研究小組請受試者盡量快地大聲說投在屏幕上的兩個字母是否有相同或者不同的名字。當受試者看到

最近，其它研究在兩種短期記憶之間作了區分（上圖並未表現出來）。一種是語言的：我們剛剛討論過的對數字、單詞等的直接記憶。第二種是概念性的：一個概念或者通過一個句子或者其它好幾個部分的表達傳達出來的意義（比如某個代數方程）。在1982年進行的一項實驗中，讓受試者看一些句子，每次看一個單詞，每個單詞只給十分之一秒的時間；他們可以輕鬆地記住如下所示的有效句子（不過不一定是真實的）：

一些最有興趣的工作不僅與特定記憶的整體丟失有關，而且與重要細節及其由新材料所替代的遺忘有關。我們的法定系統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一種假定，即如果我們記得某個事件，我們所記憶的一定就是事件的原委。法庭和許多心理治療者也相信，遺忘的材料如果通過催眠加以檢索出來，也一定就是實際發生的事件的真實記錄。可是，心理治療者早就有了證據，知道我們會修改記憶，以便使回憶出來的東西更易為自我接受。伊麗莎白·洛夫特斯也收集到了大量證據，顯示一種令人震驚或者創傷性的事件會被創傷本身所扭曲，對一個事件的記憶會在一位有經驗的檢察官提出的有圈套的問題面前發生傾斜，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會給記憶里增加新的信息，沒有辦法得出原來的真實情況。催眠有時候會檢索出深埋于記憶深處的東西——有時候又會調出一些人為的東西來。

「我們，孩子，我們所有人，和我，我們有一陣子在……您知道……工作過很長一段時間，那種地方，我意思是說在……後面的那個地方……」

第二個特徵是信息處理：通過程序進行數據的變形和操縱以達到一個目標。在GPS情形中，進入的信息——即每個步驟的反饋——是以它導向什麼地方進行評價的，用來確定下個步驟，存儲在記憶中，需要時再調出來等等。通過類比，認知心理學家可以把思維看作一種信息處理程序，它可以將知覺和其它進入的數據變成心理代表，並一步步地評估，用它們確定達到目標途中的下一個步驟，把它們增加進記憶中，再在需要時重新調出來。

認知神經科學家——他們當中有些是研究過心理學的神經生物學家，還有一些是研究過神經科學的心理學家——不是在思維過程上進行研究的，而是以「濕件」中實際發生的現象進行研究的，這些「濕件」是一萬億到二萬億構成人腦的神經元。使他們發生興趣的是像鈉和其它離子作為電脈衝沿著神經元的提軸（主桿）進出的現象；神經傳遞器（突觸中產生的化學物質，脈衝通過它進入其它神經元的聯接處）的分子結構；從一個神經元帶著激發或者抑制的信息跳過顯微級的突觸間隙，到達另一個神經元的神經傳遞器分子；和由不同刺|激及心理活動引發的神經通道和網路。

確切地說，這項發現是從結果中得出的推論，而不是對過程的直接觀察。可是，與行為主義教條不一樣的是，從結果中推論一個看不見的東西，這在「硬」科學中是不合理的。地質學家根據沉積層來推斷過去的事件，宇宙學家根據遙遠星系古老的光來推論宇宙的形成和發育，物理學家根據瞬時原子粒子留在霧室或者乳膠上的痕迹來判斷其特徵，生物學家通過化石推論產生了人類的進化通道。探索思維的內部宇宙也是根據同樣一些方法：心理學家不能進入裏面，可是，他們可以根據可以說是通過可視的思想過程這個痕迹而推斷它工作的情形。

認知神經科學，也叫做行為主義神經生物學的爆炸性發展也給認知過程帶來了完全不同的一線曙光。生物學的這個專業分支是要解釋神經現象水平上的心理過程；我們在胡貝爾和威塞爾的實驗中看到過一個例子，它歷史性地發現了只對特別形狀或者運動方向有反應的一些視網膜細胞。

一開始，計算機只處理數字問題。可是，如數學家約翰·馮·紐曼和克勞德·香農和其它計算機專家很快就指出的一樣，任何符號都可以代表另一個種類的符號。一個數字可以代表一個字母，一系列數字可以代表一個詞，數學計算可以代表通過語言表達出來的關係。比如，＝號可以代表「與……相同，」≠號代表「與……不同」，＞代表「大於」或者「太多。」設定一套使字變成數字和邏輯關係，或者反過來的規則，計算機就可以執行一些與某些人類推理類似的操作。

許多其它的研究也曾統計過，當孩子獲取語言能力時，他們會在有過與狗、貓、松鼠和其它動物的經驗后，慢慢地發育像「動物」這類範疇的東西。確切地說，父母也向孩子們教授這種概念，可是，有一部分好像是天生的。這種傾向在所有民族中都如此常見，以致於成了一種天生的人類特徵。人類學家布倫特·伯林發現，在12種不同的原始社會的民族中，人們都將植物和動物以驚人地相同的方式歸結成類了，也就是說是以層次的方式進行的，從與生物學種類相類似的子類開始，並把一些類似生物學的種屬的東西放在一個較大的門類之下，進而按照生物學中的植物和動物界的方式將一些範疇歸結在一起。

有三分之一強的學生對該事件的時間、地點、誰告訴他們的，等等的回憶是完全錯誤的，他們在1986年的報告中的回答也是如此，另有四分之一的人有部分錯誤。當受試者看到他們自己原來的說法時，哈爾什和萊塞報告說：「許多人因為原來與現在的說法之間出現的差距而不安……有趣的是，許多人繼續認為自己現在的說法是正確的，原來的說法可能有誤。」錯誤是從哪裡來的？哈爾什和萊塞把它們稱作「敘述重構」，與巴特利特在1932年描述的類型一樣。

在荷蘭，有一位名叫利普謝的男人專做鏡片。有一天，他的孩子們在玩一些鏡片，他們發現，如果兩片鏡片放在約一英尺遠的間隔內時，東西好像更近些。利普謝開始實驗，接著，他做的「間諜鏡」吸起了人們極大的注意。他就此給伽俐略寫了一封信，就是義大利那位偉大的科學家。伽俐略建起了自己的儀器，第一個晴朗的夜晚就把儀器抬了出來，他很驚奇地發現，空闊的黑色夜空里掛滿了星星！

——心理語言學家研究語言獲得和用途，他們得知，思維在獲取並控制我們稱作語言的複雜的符號系統。

當喬姆斯基遇見他的時候，哈里斯正打算髮展一個基於行為主義原理的語言學系統，這個系統將能夠解釋語言模式而不必推論其意義。可是，他的計劃有誤，而且，在許多年裡，喬姆斯基花了很多精力試圖使其產生作用。當他達不到目的時，他放棄了哈里斯的理論，並在兩年時間內形成了自己的理論。可笑的是，喬姆斯基是位左派分子，而他的學說的中心議題，如他在《句法結構》專題論文中所述的，卻九-九-藏-書是說，語言知識和能力的某些方面是天生的，不是後天學成的，這個觀點是左派分子、自由主義者和接受過行為主義培訓的心理學家們認為是唯心靈主義和反動的。

更早一些時候（1967年）進行的一項實驗已很清楚地顯示出，我們很容易在短期記憶中保持住一個句子的意義，可是，很快會忘掉一些準確的詞。研究者雅克琳·S·薩奇讓受試者讀下面這句話：

2．他給伽俐略這位偉大的義大利科學家就此寄了一封信。

「您說的那個，我也說過的，布馬，就在那個走運的，走近的，坦布，就在3月的第4天附近。我的天，我都搞混了。」他回答說，看上去很是困惑，好像是說語言之流完全並沒有使我滿意。

要麼是教育所致，要麼是鬼迷心竅，他改變了自己的世界觀。他在阿拉巴馬大學讀二年級的時候，因為一位女孩子的影響（後來他娶了她），他去參加了一次非正式的心理學講座。講課的是唐納德·拉姆斯德爾教授。米勒對拉姆斯德爾教授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幾年之後，當他完成語言及交流碩士學位以後，拉姆斯德爾給他提供了一份教心理學本科生的工作，儘管米勒以前從沒有正式上過這門課。到這時，米勒已經結婚併當了父親，他需要一份工作，因而就同意了。教了一年心理學以後，他轉變了自己。

這可以解釋實驗中的反應——時間差別。如果一個圖象直接從最開始的「處理」框向「意識」框進發，它會以比必須通過其它兩三個框而達到目的的過程更快些。為了辨別包含在AA中的字母是相同的字母，受試者只需要完成視覺圖象中的視模式辨別就可以了；為了辨別Aa中的字母是否是相同的字母，受試者得把記憶中每個字母的名字定位下來，然後看看它們是否一樣——這額外的處理需要74毫秒，一個很小但是必然的差別，也是思維如何完成這個小任務的證據。因此，基於IP模式的哪怕微不足道的一個實驗也可以顯示出思維裏面發生的事情。

他的自我暴露並非出自激進的政治信仰，亦非迫在眉睫的桃色事件，雖然這兩項在當時是司空見慣的常事。他的問題在於他對思維的興趣。

對我來說，就算已經晚到了1960年，使用「認知」這個詞仍然是一種反叛的行為。當然，對傑里[布魯納]來說可能沒有這麼嚴重；社會心理學家們從來就沒有像實驗科學家一樣因為行為主義的盛行而銷聲匿跡。可是，對一個接受過減約科學，並應該尊敬這種科學的人來說，「認知心理學」就是一項明確無誤的聲明。它意味著我對思維有興趣——我從暗處露出身來了。

可是，孩子們不會犯這樣的錯誤。他們只犯一些很小的錯誤，如「牙奇」，而不會犯嚴重的錯誤。他們可以感覺到思維元素之間的關係——其句法構成或者「短語結構」。正是通過這種「萬用語法」的知識方法，孩子們才使自己聽到的東西產生意義，並毫不費力地構造自己從沒有聽說過的正確句子。

這個圖案是由紙上的墨跡分子構成的，這個東西與其意義沒有任何關係。在較高層的組織水平上，分子構成字母，它們本身是沒有意義的符號，可是，在這裏卻組織起來形成「認知」這個詞。可是，我們還沒有完。這個設計儘管看上去像是真實的，而是三維的，可是，它卻是一種不可能存在於現實世界的東西；這種似真又假的錯覺是一種心理附帶現象。如果可能的話，可以用墨水、字母的分子這些術語來解釋，或者把它解釋成視覺皮層神經元的能量發射。

遺忘：許多研究曾探索過，我們為什麼會忘掉某些事情，但不會忘掉另外一些事情；怎樣才能改善記憶力，特別老年人的記憶力，因為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都會經歷某種程度的非病理性記憶力減損。（與年齡相關的正常的記憶力問題經常可以通過助記術和其它培訓得以改善。還有一種可能是，就在不遠的未來，人們會找到一種藥物生理學的治療辦法，以重新平衡被更改過的神經傳遞器輸出。）

——早在1949年，唐納德·赫布這位加拿大心理學家就曾提出過假設，說記憶的存儲是通過對連接神經元的突觸的修改而形成的（這與笛卡兒的想法大同小異）。他說，突觸在學習經驗中反覆的激發多少會加強突觸，並將兩個神經元連接到一種電路或者「記憶痕迹」上。赫布的假設多少在1973年得到印證，當時，一位英國神經生理學家蒂莫西·布利斯及其同事特傑·洛莫測量了一隻兔子大腦中一個神經通道中的電壓，然後沿著這個通道反覆地施放電流，後來發現，這個通道攜帶有比平時更高的電壓。突觸已經因為電脈衝而得以加強。其含義是，這就是學習時發生的事情。

然而，這個問題仍然存在，即，這種基因決定的語言能力是否基本上是派生的－是否是總體認知的、生理學的和其它支持人類智力的非具體系統的副產品－或者，它是不是因為一些語言學上的具體和獨特的能力所致。

及其被動態：

對比而言，布洛克區受損的病人儘管能夠理解語言，但要說出話來卻非常不容易。他說的話支離破碎，缺少語法結構，而且沒有名詞和動詞的修飾詞。

心理語言學家們還探索了語言與思維之間的關係中其它的一些重要問題。我們是總以詞彙的形式思考問題呢，還是有時候如此？我們母語中的一些詞彙是會塑成或者是會限制我們的思想？這些問題一直在進行辯論，也得到過很多的研究。這裡有一些材料：

這個人很高。

米勒於1960年秋季回到哈佛，可他已經變了一個人。如他在回憶錄中所述：

一系列證據在說服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即，人類的大腦不是一台「總體目標」的計算機，而是說，它可以助長的語言能力最好看作由其自身的一套不同原理規定的自動認知系統。

大多數認知心理學家因此而相信，從記憶裏面抽出的一個詞，與神經元成百上千萬次的發射及其結果的幾百萬甚或幾十億突觸傳遞不能相提並論，可是，它卻是這些發射或者傳遞的結構或者模式的產品。對記憶的神經生理研究雖然很有價值，可是，它不能告訴我們如何學習一些東西，如何辨認我們早先經歷過的一些事物，或者從記憶裏面檢索出所需的一些東西——比如我們講話時要用到的一些詞。這些現象，或者副現象，不是由認知神經科學，而是由認知心理學掌握著的。

按一般人的話來說，短期記憶是指最近幾小時或者最近幾天的事件的保留，可是，按行話來說，它是指任何成為當前心理活動中的一部分，但在使用過後不再保留下來的東西。這種形式的記憶是短暫的。我們所有人都有這樣的經歷，找到一個電話號碼，然後遇上佔線，得重新再找到號碼才能撥號。但是，我們可以自己把這個號碼念幾次后使其在腦海里保持好多秒甚至好幾分鐘——心理學家把這種活動叫做「預演」——直到用完為止。

許多因素都助成了這場運動的形成。在過去的20年中，格式塔心理學家、性格研究者、發展心理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都在以不同的方法進行心理過程的探索。其它科學領域（其中一些我們已經聽說過，還有一些我們馬上就會了解到）里的一些發展碰巧也在形成有關思維工作機制的其它情況。具體有：

有些工作還帶著滑稽的色彩。一位研究者在一隻雄草蜢的肌肉里植入了16根微電極，以期記錄其神經元在交尾期間的電脈衝。另外一些人把微電極插入蟑螂左前腿和蝸牛的足部，以測量它們爬向目標時的神經脈衝。調查者們認為這些是對「動機行為」的研究。

人們當然也可以說語言是思維的足跡，因為語言不僅僅傳遞思想，而且還在其結構中帶有思維如何工作的痕迹。對通過這些痕迹顯露出來的思想過程進行的研究是心理語言學家的地盤。（語言學是一門舊學科，它主要處理語言本身的特性。）

到第二年的末尾，即1957年，紐厄爾和西蒙以及一位大學生克利弗德·肖已經編寫成了另一個聰明得多的程序，即GPS（通用問題求解器），它合成了一系列寬泛的原理，與許多智力任務差不多，包括求證幾何公理，解決密碼算術問題和下國際象棋。GPS會先走一步，或者首先探索，開始決定「問題空間」（在開始狀態與預期目標之間所含所有可能步驟的區域），察看結果，以確定這個步驟已離目標更近一些，調合接下來的可能步驟並加以測試，看哪一個會使它向前更進一步接近目標，如果一系列推理偏離了方向，則倒回到最後一個決定點，從另一個方向重新開始。GPS早期能夠很容易地解決的簡單問題如下所示（問題不是以這些單詞表現出來的，因為GPS不理解，而是以數學符號表達出來的）：

——最近幾年，丹尼爾·L·阿爾肯及其在國立神經及交流疾病及中風研究院的同事們對一種海洋蝸牛進行培訓，以使其產生一種它平常不會產生的對光的反應。這種海洋蝸牛很快就爬向光源了。另外，當水流很急時，它會本能地展開觸鬚，以抓到表面的東西。阿爾肯把這些反應合併起來。他們往池子里打光線，並把水攪動，因此就使蝸牛適應了條件形成——教它——使其一看到光線閃動就展開觸鬚。然後，他發現，在這種蝸牛的某些光電接受神經元里，PKC分子，即一種對鈣敏感的酶從神經元的內部轉移到了膜上，它們在這裏減少了鉀離子的流動——這是對記憶的分子級解釋。

1．伽俐略這位偉大的義大利科學家，就此給他寄了一封信。

——一代人以前，語言學家本傑明·沃夫曾提出理論說，思維是由一個人的母語中的句法和詞彙塑造的，並給予跨文化的證據來讓他證明自己的觀點。他舉的一個例子是，赫必族印第安語並不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作出區別，至少不象我們這樣區別（這是幾乎全球通用原則的一個很少見的例外）。的確，赫必族人講話時通過變調來指示他或者她是指的過去，現在或者將來要發生的事情。沃夫及其同事相應地認為，我們所用的語言會塑造我們，並影響我們看到或者思想的東西。

喬治九九藏書·A·米勒雖然在1960年看上去還相當年輕，雖說年近40，可看起來還喜歡搞些惡作劇的樣子，他是哈佛大學心理學系的教授，他在這門職業當中所佔據的有名望的地位和舒適的生活方式已經是早有保障的了，真是前程似錦。然而，就在這年，儘管為此極感不安，可他還是感覺到一股無法遏止的衝動，想要暴露自己的本色，哪怕這意味著放棄他在哈佛的位置。

短期記憶中的新信息在我們使用之後就遺忘了，除非我們使其經過進一步的處理變為長期記憶的一部分。一種形式的處理是死記硬背，如小學生背誦乘法表一樣。另一種是將新信息與某些很容易記憶的結構或者助記憶術聯繫起來，如單調的兒歌（學齡前兒童背誦字母表的歌）或者是押韻規律（「看見字母C，記得加上E」）。

本人就是一位腦科學家的諾貝爾獎得主羅傑·斯佩里提供了另一種類比：高級心理過程就像是一隻朝山下滾的輪于，滾動是由輪子「整體的系統特性」決定的，而不是由原子和由它們構成的分子決定的。

1954年，西蒙和他的一位極聰明的年輕研究生艾倫·紐厄爾發現，他們對計算機和思維（兩人後來都在心理學中得到學位）以及創造一種會思維的計算機程序擁有極大的興趣。一開始，他們選擇了非常有限的思維種類，也就是形式邏輯中的求證定律，這完全是一種符號和幾乎是代數的過程。西蒙的任務是要求出公理的證明，「不僅盡量拆細，不僅是求證步驟，而且要找到引導我的一些提示。」接著，他們兩個人一起試著把這個信息合成一個流程圖，他們把這個流程圖變成了一種計算機程序。

按照信息處理學說，最基本的第一步是進入記憶的數據的儲存，不管是存儲幾分之一秒還是存儲一輩子。如詹姆斯·麥戈在最近的一次講座中所言：

－－在過去的30年裡，詹姆斯·L·麥戈及其他研究者給學會了鑽過迷宮的老鼠注射了腎上腺素（腎上腺分泌的一種荷爾蒙）及其它兒茶酷胺類神經傳遞器物質。腎上腺素特別引起了老鼠對已經學會的東西比沒有注射藥物的老鼠記憶更長的時間。通過其它研究中得出的一個解釋好像是，腎上腺素的一種副產品能夠克服阿片樣物質，這是一組神經傳遞物質，它可以達到一些有用的目的，可是卻會堵塞突觸接受一側的接受器。結果：更多的接受器保持張開狀態，突觸更高地起作用，記憶得到加強。

同樣地，如洛夫塔斯和另外一個同事阿倫·柯林斯所發現的，人們面對「鴕鳥是一種鳥」這樣的說法，回答「是」或者「不是」，比面對「金絲鳥是一種鳥」這樣的說法所花的時間要長些。含義在於：金絲鳥是一種比鴕鳥更加典型的鳥類，它更接近於範疇的中心，因此需要較少的時間就可以辨認出來。

喬姆斯基認為，孩子使聽到的語言產生意義，以及獲取語言的途徑，不是通過語言的語法而來的，（「表層語法」，按他的說法），而是通過天生的能力來辨識聽到的句子中間所包含的元素短語之間的深層句法關係而來的，這就是他稱作起支撐作用的連接的「深層結構」的東西。他指出，作為一種證據，孩子們擁有一種輕鬆感，他們可以輕易地理解一種形式的句子轉換成另一種形式的句子時的真實意義，比如，當一個陳述句轉變成問句時，而且還可以自己完成這樣一些轉換關係。如果表層語法是孩子們所依靠的東西的話，他們可能會從轉換句子中得出不正確的抽象。下面一些例子可以說明這些問題：

同樣的希望卻繼續激發許多研究者的靈感。在過去的40年間，特別是在過去的15年間，認知神經科學中超凡的進展已經使得一些狂熱者宣布，像需要、情緒和思想這樣一些概念會被生物學數據所代替。一位神經科學家保爾·丘奇蘭德宣布，當人類能夠得到這些數據時：

對記憶和其它心理過程採取的神經科學研究辦法具有很大的哲學意義。它好像給靈肉這個古老的論題一次性的劃上了句號，因為它能夠以物質和現象的術語解釋所有的心理過程。記憶和其它高級心理過程只是一些在大腦的迷走神經和極微管道中流動著的離子和分子。

喬姆斯基和其他採納了他的觀點，或者開發出自己的觀點的一些語言心理學家們開始以新的形式回答一些老問題。這在行為主義時代是不允許進行的，這些問題涉及知識是否在經驗之間就存在於思維之中。他們的答案是：雖然語言本身是學習得來的，但大腦的結構殊同一般，孩子們可以自發地從他們聽到的東西裏面抽取語言的規則，而不需要人們來告訴他們這些規則，雖然他們會犯一些枝節性的錯誤，但能在構造自己的句子時利用這些規則。

這兩個句子表達的是同一個意思；它們都是語言的表達，焦點不一樣，但它們是同一個命題，或者是同一個關係知識的單元。

神經科學方法早已有之，至少可以回溯到笛卡兒時代。儘管他相信思維是非物質的，可是，他猜想，如我們所看到的，反射是由「活力」通過神經系統的流動引起的，正如御花園裡的自動裝置的移動是由水管里的水流衝動所致，而記憶是特種「大腦孔隙」擴大所致，通過這些孔隙，活力就可以在學習期間通過。同樣的，一個世紀以前，年輕的弗洛伊德很自信地宣布說，所有的心理過程都可以當作神經元「可以進行數量確定的狀態」，儘管他後來很快懊惱地承認，進行這樣的理解時間尚未成熟。

這時，我插話說：『對不起，我想知道您做的是什麼工作。」

特徵之一是代表：即用符號代表其它符號或者現象。在GPS中，數字可代表詞彙或者一些關係，而在由GPS進行操作的硬體中（即實際的計算機），成組的晶體管通過二進位開關的開閉代表這些數字。通過類比，認知心理學家就可以把圖象、詞彙和其它一些存儲在思維中的符號當作外部現象的代表，把大腦神經反應看作這些圖象、符號和思想的代表。換句話說，一個代表對應於它所代表的東西而不需要完全與它相似。可這實際上是新瓶裝舊酒；笛卡兒和費馬很久以前就曾發現，代數等式可以通過圖中的線條表現出來。

今天，許多心理語言學家研究到最後都相信，環境的確給語言獲取帶來很大的影響，這與喬姆斯基所認為的要多些。比如，他們強調，由「母親親昵之語」，即一些母親（包括一些父親）對小孩子談話的特別方式，進行的非正式語言培訓。然而，儘管許多心理語言學家都對喬姆斯基的L．A．D．學說的一些細節提出了疑問（他本人對此也做了進一步的完善和修改），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同意，人類具有基因決定的能力，以理解和獲取任何語言。另外，按維克多利亞·弗羅姆肯的說法：

這還只是語義記憶網路中微不足道的一個例子。圖中的每個結點還與其它許多的結點鏈連接在一起，這裏沒有顯示出來，比如「游泳」也許可以跟「鯨魚」、「人類游泳運動員」、「運動」。「有益的鍛煉」連接在一起，而這每個詞又可以與其它許多的詞和特點及其它東西連接起來，無窮無盡。

但對於同樣長度的無效句子，他們就束手無策了，比如：

到1975年，柯林斯和洛夫塔斯在這樣一些資料的基礎上，象徵性地把長期語意記憶描述成複雜的網路，它是層次性的（一個總的範疇圍著具體的例子），也是聯想性的（每個例子都與一種特徵相聯）。他們用下面這個圖描述了這種情況：

答案雖然很簡單，要求退一步才能前進。兩個孩子上船過河，一個上岸，另一個划回去上岸；父親劃過去下船，另一邊的孩子再划回來，把這邊的孩子拉上去再一起劃過河。GPS在設計和測試這個解時，在做與人類思維類似的事情。通過同一類的啟發過程——廣泛的探索及評估——它就可以解決類似但困難得多的問題。

IP模式把任何簡單的認知過程都看作一系列一步一步以數據形式採取的行動。下列簡單的流程圖是認知心理學家們經常畫的典型的圖例，它可以象徵當我們看到並辨認出事物時發生的事情：

我們在終於到來的真正充裕的框架內，將著手對內部的狀態和活動加以重新考慮。我們對人們彼此之間的行為的解釋會利用像神經藥物生理狀態、專門化的解剖學區域的神經活動，以及被新理論視作有關的所有無論什麼狀態。

所有這些信息是如何組織起來的，對此，我們已知的許多東西都是通過反應——時間實驗得知的，比如請受試者在很短時間內說出盡量很多紅色東西的名字，或者說出水果的名字，或者說出一些以某個字母開始的東西的名字。利用這些方法，華盛頓大學的伊麗莎白·洛夫特斯發現，在一分鐘的時間內，志願者平均可以說出12種「鳥類」，但「黃顏色的」東西一分鐘只能說出9種來。她的結論是，我們不能在記憶中直接地找到符合某種特徵的東西，但能很快地找到範疇（鳥、水果、蔬菜），並在每個範疇里尋找到這些東西。

儘管喬姆斯基平常很嚴肅認真，但他也會有很幽默的時候。為了演示一個句子元素之間的深層關係，他構造了一個完全荒誕不經的句子，從此以後變得非常出名：「沒有色彩的綠色思想憤怒地睡著了。」儘管這個句子毫無意義，可它對讀者來說還是與這樣一句同樣沒有道理的句子很不同：「思想憤怒地綠色毫無色彩睡著了。」任何熟悉英語的人都會覺得，第一個句子多少讓人能夠忍受一些——它幾乎是能夠表達什麼事情的——而第二個句子完全是令人不快的垃圾堆。其理由是，第一個句子遵循了表層語法和深層語法的規則，而第二個句子卻沒有。

思維？這有什麼可破壞或者爭辯的？這不正是心理學關係的核心問題嗎？

他成了一場運動的領袖，並極大地改變了心理學的焦點和研究方法，而且從今以後引導著心理學的方向。

結果是：薩奇的受試者都知道第一句不在原文中，可大多數人都說第二句在原文中。他們錯了。它的內容當然是正確的，可其形式卻不對，read.99csw.com他們在讀第二句之前讀過第一句，而衰退時間長得足以讓他們忘記用詞和內容。

心理語言學當時還是一個不太為人知道的新學科，4年以後，哈佛教授協會的一位29歲的年輕會員發表了一篇專題論文，從而使這門學問受到人們的注意。在這篇專題論文中提出來的理論，已經成為當前這個時代里心理學的兩大重要發展之一（另一個是人工智慧）。其作者便是諾姆·喬姆斯基，他的一些觀點我們在前面已經聽說過。

每種觀點的倡導者都有很多證據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我們早先看到羅傑·謝帕特做的「心理旋轉」實驗，就指明，我們看到物體時是以「心靈之眼」進行的，而且在對待這些圖象時，就好像它們是三維的物體。在類似的一項實驗中，阿蘭·帕維沃問受試者一座鐘上面的指針之間的角度是6：15還是11：25，是6：15時大些還是5：15時大些。他們回答說第一部分，因為這部分的角度差別大些，也更明顯，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也快些。當受試者看著實際的鍾時也是同樣的情況。帕維沃合理的結論是，不看實際的鍾就解決了問題的受試者是在心理之眼中「看著」這些鍾的。

3．他就此給伽例略寫了一封信，就是義大利那位偉大的科學家。

G K R X

T Y Q N

他去哈佛學習研究生課程，在行為主義心理學方面得到了堅實的基礎教育。他使自己成了出類拔萃的學生，得到博士學位以後，他當上了講師。在接下來的14年時間里，他首先在哈佛，然後又到麻省理工學院，在這些地方進行語言及交流方面的實驗研究。儘管他接受過這方面的教育，可是，跟以老鼠為基礎進行的實驗不一樣，這種工作迫使他要對人類的記憶和其它高級心理過程進行思考，不管他願意不願意。他參加了在斯坦福大學進行的一次暑假研討班后，更加接近唯心主義論了，因為他與語言心理學家諾姆·喬姆斯基在這次會上進行了緊密合作。他在學年休假中去帕羅阿爾托的行為主義科學高級研究中心工作了一年，並掌握了大量進行思維研究的新方法，特別是通過計算機程序進行思維過程的刺|激。

在第一種看法中，蝙蝠會以一種圖象的形式在記憶中與關係到自己的語言說明的形式記錄下來；在第二種觀點中，蝙蝠只會以一種關係的形式記錄下來（如在圖39中的語義網路關係中一樣），雖然它不是語言的，但與「蝙蝠有翅膀」，「蝙蝠有皮毛」等等是相等的。另一個命題性的例子可以在下面的句子中看出來：

R B L A

個子很高的那個人在房間里——

喬治·米勒1955年在東岸心理學協會的一次會議上發表過一篇演講，這篇演講後來成了研究記憶的認知心理學理論家們的界標。米勒以慣常的活潑風趣把這次講話稱作「神密的第七，加上或者減去二」。他一開始就說：「我的問題在於，我一直受到一位整數的折磨。」這個整數就是7，米勒為此感到很神秘和難以忍受的東西是，如許多實驗已經顯示的，人們可以立即轉入記憶的往往是這個位數。（人們經過短時間的研究之後可以暫時記住像9237314這樣一位數字，但記不住像5741179263這類數字。）

《認知》雜誌以前用的刊標就可以證明基礎現象與副現象之間的差別：

信息處理（IP）或者思維的「可計算」模式自60年代開始一直就成了認知心理學指導性的比喻，並使研究者及理論家們能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內部的宇宙。

然而，神經科學家們已經開始尋找提示了。最近，在手術期間進行電極探查、腦電圖掃描和其它方法對一些語言能力受損的病人進行的大腦功能的複雜分析顯示，語言知識不僅位於維尼克和布洛克區，而且還位於大腦的其它許多地方，並在需要時可以集合起來。愛荷華大學醫學院的安東尼奧·達馬西奧就是這樣一些研究者之一。他們現在認為，關於任何物體的信息都是分佈極廣的。如果這個東西是比如說一隻聚苯乙烯杯子（達馬西奧的例子），它的外形會存儲在一個地方，其易破碎性在另一個地方，紋路在另一個地方，等等。這些東西通過神經網路與「會聚區」連接起來，並從這裏向一個語言區移動，名詞「杯」就在這裏成形。這與柯林斯和洛夫塔斯對語義記憶網路的抽象描述（圖39）極為相似，奇怪而且令人鼓舞。

——另一方面，人類學家發現，在其它許多文化中，人們使用的表示顏色的詞比講英語的國家的人使用得少些，可他們體驗這個世界的方式卻毫無二致。新幾內亞的達尼人只有兩個表示顏色的詞：mili（黑夜），mola（白晝），可是，對達尼人和其它缺少許多明確的色彩詞彙的人進行的測試表明，他們對於色彩的記憶和他們判斷色彩之間的差別的能力與我們自己的是一模一樣的。至少，當談到顏色時，他們不需要詞彙就能思考。

接著，薩奇問他們，下面這三個句子里，哪一句出現在他們剛剛看過的原文中：

這個想法吸引了赫伯特·西蒙，當時他還是卡耐基學院（現在是卡耐基－默倫大學）講政治科學的一位年輕教授。然而，「講政治科學的一位教授」幾乎沒有對他描述。西蒙是一位電氣工程師的兒子，非常聰明，在學校總是跳級，比自己的朋友和同學都年輕一些。他不喜歡運動，在威斯康辛長大，很清楚自己的猶太背景，因此，他使自己成為一名知識分子而安慰自己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可是，實際上，他的興趣是見異思遷，非常廣泛的；他雖然成了一名政治科學家，可是，他對數學卻有興趣，自學了數學、經濟學（他為此獲得1978年的諾貝爾獎）、管理、邏輯、心理學和計算機科學。

GPS的兩個基本特徵（及後來的人工智慧程序）給認知心理學帶來了深刻的變化，因為它們給了心理學家一些更為詳細和可操作的心理過程概念化，這超過了他們以前所具有的一切，而且還有調查問題切實可行的辦法。

一年半之後，西蒙和紐厄爾在1956年于麻省理工學院舉行的的一次信息理論學術會上震驚了出席會議的人。他們描述了自己的智力產品——「邏輯理論器」。這種程序在一座由真空管製造的原始大型機約尼阿克上首次運行，能夠以邏輯形式證明一系列的公理，每個公理求證時間從不到1-15分鐘不等。（如果用現代計算機，需要的時間可能不夠眼睛眨一下。）「邏輯理論器」是第一道人工智慧程序，它當時還不是非常智能化的。它只能證明邏輯公理——求證的速度跟一位普通的大學生所需的時間差不多——而且，還必需以代數符號進行。可是，作為第一道能進行某種類似思維的活動的計算機程序，它的確是一種石破天驚的成就。

按理，他們會把這個句子轉換成：

愚蠢的學生討厭沒有經驗的老師。

紫色具體培訓想象性的蒼道。

他們會得出一個規則：從開始處著手，轉到下一個出現「is（是）」的地方，或者另外一個動詞，再把動詞移到前面去。可是，這個規則太簡單了；遇到象下面這個句子時，他們就不起作用了：

可是，哪怕是用程序分塊，暫時記憶的能量與材料的巨大數量比較起來也還是不那麼重要的——我們的日常經驗、語言和各種總體的信息——這些我們學習並存儲在長效記憶里，並在需要的時候調出來的東西。

很值得注意，也很神秘的東西是，暫時記憶，我們能夠注意到的東西中的限制性因素竟會如此短小。局限可以起到很關鍵的一個作用：它會把進入的數據極大地修整成思維可以在任何時候急需的東西，從而注意並作出決定，這種功能無疑會幫助我們原始的祖先在叢林和沙漠中的生存。可是，它也提出一些令人困惑的問題。這麼小的一個注意區是如何處理我們在開車或者滑雪時必須注意的知覺的泛濫的？或者，在一個人對我們談話。或者當我們試圖向他們說點什麼時，聲音和意義是如何混合起來的？

可是，命題論的提倡者也有同樣好的證據來支持他們的觀點。他們辯論說，圖象不能傳達像「有」，「引起」和「與……押韻」等的關係，也不能代表範疇和抽象的概念。赫伯特·西蒙和威廉·蔡斯發現，國際象棋大師只需幾秒鐘掃一眼棋盤就可以重複整盤棋的布局——但他們能夠這樣做的前提是，這盤棋必須是實際比賽中下的真棋。如果是隨意擺的棋，棋子擺在任意位置上，他們就記不住了。含義是：大師的記憶不是視覺上的，而是基於幾何關係——棋子的攻防移動位置。最後，計算機程序中的信息是以命題形式存儲起來的，如果可計算性是一種好的認知模式，思維以同樣的方式存儲信息就不無道理了。

最後，還有認知心理學家喬治·曼德勒說的一句話：「思維具有的一些功能與中樞神經系統中的一些功能有所不同，正如社會在某些方面起的作用，不能從單個頭腦中得出的一些功能中推導出來一樣。」

這隻是心理語言學家們在語言中找到的思維過程留下的少數痕迹之一。這並不是只在英語中才有的情況。類似的情形可以在任何語言中找到，而且好像還是人類思維的特徵之一。「我們對人類語言觀察得越多，」洛衫磯的加利福尼亞大學領頭的心理語言學家維多利亞·弗羅姆肯說，「它們越像是由同一些萬有原則和制約所掌握著。」

對於這一點，最後的結論尚不得而知。

概要：1932年，英國心理學家弗雷德里·巴特利特給受試者講一些非西方文化來源的民間故事，然後讓他們複述故事。他們不能準確地記住故事，偶爾補充一些細節，修改一些事件，以便給發生的事件提供一些道理，並漏掉一些細節，因為這些東西對西方頭腦來說沒有意義。巴特利特的結論是：「記憶不是對無數固定的、無生氣的和零碎痕迹的重新激發」，而是以我們自己有組織的經驗體為基礎的「想象性的重構，或者建築」。他把這種組織起來的東西稱作「概要」。

然而，大部分認知心理學家都認為，神經現象並不能提供對認知現象足夠或者有用的解釋。很少有人是相信非物質思維意義上的二元論者，然而，他們強調，心read.99csw.com理過程儘管是由神經現象構成的，但它們是這些構件組織或者多元結構的特性，而不是構件本身，就好像是說，掩蔽之所不是磚石、屋樑和薄板的特性，而是用這些東西製成的房子的特性。

這裡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語言的痕迹：小孩子們傾向於把不規則動詞和名詞當作規則動詞和規則名詞進行處理（「小狗跑溜走了，」「那個小孩子長生了兩粒牙」）。可是，他們並沒有聽到過成人這麼說，因此也不是模仿所致。心理語言學家說，這種錯誤顯示，孩子們能夠辨認成人語音中的一些規則，如加上「ed」就可以形成一個簡單的過去時，加上「s」或者「es」就可以做成名詞，然後認為這種規則適用於所有動詞和名詞（這種傾向稱作「過高歸納」）——這證明，人類思維自發地根據例子而形成概念，再把規則應用到新的情形中。

計算機可能在某些方面發揮思維功能的思想——當時，這種想法聽上去更像是科幻小說而不是科學——1948年首先由馮·紐曼和神經生理學家沃倫·麥卡洛克在加利福尼亞科技大學舉行的一次「人類行為的大腦機制」學術會上提交出來討論。

概念化：許多研究證實，人類思維具有一種傾向，會自動地把一些類似的物體在記憶裏面組成相同類別，並從其相似性中找出總體的概念或者範疇。哪怕只有幾個月大的嬰兒好像都知道進行簡單地概念化工作。一項研究顯示4個月大的嬰兒會把不同的藍色、綠色、黃色和紅色分成類別。看到過一種色彩組的不同物體以後，它會顯示出對別的任何色彩組的愛好。結論是：色彩分類要麼是天生的，要麼是在出生后迅速形成的。

——皮亞傑和其他發展心理學家對兒童思維進行的研究顯示，語言和思維之間存在很強的相互聯繫。一方面是層次化的範疇，它是一種強有力的認知機制，可以使我們認知並利用自己的知識；如果有人告訴我們說，異族雜貨店裡有一種不熟悉的東西是一種水果，菲利普·利伯曼說，我們馬上就知道它是一種植物，可食用，還可能是甜的。這種推理能力是建築在語言中的無生的能力，並在發育的正常過程中獲取的。研究顯示，兒童在約18個月就開始了語言的範疇化工作，其中的一個結果就是「取名爆炸」，這是每個父母都很熟悉的一個現象。因此，利伯曼說：「特種語言並不會天生地限制人類的思想，因為兩種能力［語言和思維］好像都涉及緊密相聯的大腦機制。」

巴特利特的思想最近幾年得到復甦。概要——也稱作「框架」——現在被認為是對不同話題整合信息的包裝，它們保持在記憶中，我們依靠他們來解釋暗指和零散性的信息，一般的對話——甚至最有敘述性的寫作是由它們構成的。1978年，當時還在聖迭哥的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大衛·魯美爾哈特報告了一些實驗，他在這樣的一些實驗中給受試者讀故事，一句一句地讀，看他們是怎樣以及何時形成對整個故事的清晰思想的。比如，當他們聽到：「我被帶到一間白色的大房子里，我的眼睛因為明晃晃的光線的刺|激而眨巴起來」時，約有百分之八十的受試者立即猜想到，他們聽的一定是在某個醫院或者審訊室里的情景，並對他們聽到的幾個詞提供了大量信息。如果下一句或者下兩句與他們的猜想不一致，他們會把故事改過來，根據不同的概要重編故事。

孩子們是在什麼時候以及以怎樣的方法來獲取這種萬用語法和深層結構的知識的？喬姆斯基的答案完美地代表了針對行為主義理論的一場革命，因為行為主義認為新生兒是一塊白板。他認為，在大腦的某個地方，有一個專門化的神經結構——他把這個地方稱作語言獲得器，或者叫L．A．D——這個地方是靠基因連接起來的，可以辨認由名詞片語和動詞片語所代表的一些事物和動作與彼此作為主動者、動作和客體之間發生聯繫的各種方法。

（還有第三種提法，是有些理論家贊成的，即，有好幾種類型的心理代表方式：命題式的、心理模式型的、圖象式的，每種方式都能在不同的抽象程度上對信息進行編碼。）

到70年代末尾，認知心理學和這些相關領域均慢慢形成各認知學科，或者集合地稱作認知科學。認知革命決不僅指心理學中一場空前規模的深化和擴展，它是非同尋常的——的確，可以說是令人完全難以相信的——它是六門有關心理過程新知識的科學同時的發展。

那個高人會是在房間里？

概念化的能力也許是由進化選擇而成的。它具有生存價值，因為從這些分組開始，我們可以對一些陌生的事物進行有效的推論。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洛切爾·格爾曼及其一位同事讓受試者看紅鶴、蝙蝠和一隻山鳥的照片。受試者被告知說，紅鶴「這種鳥的心臟只在右邊有一個動脈弧」，然後又對受試者們說，蝙蝠的心臟「只在左邊有一個動脈弧」。然後，問他們說，山鳥「這種鳥的心臟有什麼」？幾乎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正確回答說「只在右邊有一個動脈弧」。他們的答案不僅以蝙蝠和山鳥的相似性為基礎，而且以紅鶴和山鳥的範疇為基礎。哪怕4歲的小孩子面對這樣一種類似和簡單的測驗時，百分之七十的時間里也會以範疇的成員關係為基礎回答問題。

記憶對於思維具有何等至關重要的意義，這對任何知道一位經受著深度阿爾滋海默氏病影響的人來說，是非常痛苦且記憶猶新的。他可能在話講到一半時忘記了自己想說什麼，沿著小路去自己的信箱時可能會突然迷路，認不得自己的孩子了，對他自己的信息突然不熟悉了，因此而大發雷霆。

本世紀中葉以前，心理學與語言學幾乎不搭界，可是，隨著認知革命的到來，有些認知心理學家和語言學家看到了各自學科的新發展，並呼籲通過另外一門學科來擴張自己這門學科。比如，語言學中有關語法工作機制的某些新理論意味著，思維在處理概念時會執行一些行為主義心理學不能解釋的複雜操作。1953年，一系列心理學家和語言學家在康奈爾大學舉行了一次學術會議，討論了它們共同感興趣的領域，並採納了「心理語言學」這個名字，以確定為語言心理學研究的名稱。

大腦的這些機制中，至少有一部分現在已經找到了精確的位置，有些在很早以前就發現了，是通過對失語症的研究發現的，因為失語症是由大腦某個部分的損傷或者切除造成的一種語言病症。如我們在前面看到過的，對維尼克區的切除會導致相對流暢但沒有語法意義的語言；受害者要麼嘰吱吱地說不出話來，要麼就是找不到他們需要的名詞、動詞和形容詞。研究過失語症的哈佛認知心理學家霍華德·加德納舉出了下列例句，是從他與一位病人的對話中搞出來的：

有時候，哪怕是在快速發展的認知革命中，會發生更多此類變化……

在宏觀上就知道這麼多。可是，在正常人的維尼克和布洛克區內的神經網路是如何執行語言功能的，對此，我們一無所知。這些區域對心理學家們來說一直還是個「黑箱子」——其輸入輸出的機制是知道的，可它內部的機制卻仍然是個謎。

因此，為了測量短期記憶的正常保留期，研究者們只好防止預演。印第安那大學的一組研究人員1959就進行了這樣的實驗。他們告訴受試者說，他們得努力記住三個三個一組的輔音，這很容易做，可是，他們一看到輔音時，得根據節拍器的節奏倒著念輔音，這把他們事先的注意力倒空了，使預演不可能產生。研究者在不同的時間內使受試者倒讀的活動突然停止，看看他們能夠把三個輔音保持多長時間；沒有一位受試者的保留時間超過18秒的。許多後來的實驗都確證，短期記憶力的衰退時間為15－30秒鐘之間。

可在過去的幾年裡，米勒已經慢慢變成了一位轉變過來的唯心論者了。他出生在西弗吉尼亞的查爾斯頓市，並在這裏長大，他讀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對心理學全無興趣，甚至稍稍有點厭惡；他在回憶錄中像平常一樣半開玩笑地說，他看到有一本心理學教科書裏面有大腦和其它器官的插圖，「因為是在信基督教的科學家家庭長大，我從小就學會避開藥物，如果碰到惡魔，我會認出他來。」

為了解釋這種不一致的現象，並確定記憶如何工作，認知心理學家在60和7O年代進行了許多實驗，實驗結果串在一起形成了人類記憶的信息處理全圖。在這幅圖中，記憶是由三種存儲形式構成的，從幾分之一秒到終生不等。只需要用幾秒種的經驗或者信息項在使用過後很快就消退了，或許會轉變成半長久或者長久的長效記憶中。研究者和理論家們以類似於後面的流程圖的形式描述了其中信息的類型和傳遞。

最簡單地記憶力形式由感覺「緩存器」構成，進入的感覺首先被接收和保持。研究者們通過速轉實體鏡證明，緩存器是存在的，而且還測量過長效記憶在消失之前會在緩存器里保持多長的時間。在1960年進行的一項經典實驗中，心理學家喬治·斯伯林在一塊屏幕上閃動如下所示的字母圖案，讓受試者仔細觀察：

可是，哪怕最新的和最詳細的神經科學研究，對這些區域里的神經元的發射如何變成了一種性狀、一種圖象或者在人的思維中形成了一種概念也隻字未提。神經生理學的學說不是一種認知的學說，神經科學和心理學對同一種現象的看法是如此不同，他們也可能永遠也不會連接起來。可是，這還須假以時日。

計算機科學在當時對心理學的影響最大。這個新的研究領域是二戰期間深入研究的結果，當時，盟軍急需能計算的機器，使它可以快速地處理大量數字，以引導防空火炮，操作航行設備等。可是，哪怕很高速的計算機器都需要人類操作員來告訴它做什麼，每次計算之後，下一步做什麼，這就嚴重地阻礙了它們的速度，並引發了計算不準確的情況。到40年代，數學家和工程師開始給機器提供一套存儲在其電子記憶中的指令（程序）。現在，機器可以快速和準確地指導他們自己的操作，貫徹很長順序的操作，並作出一些下一步做什麼的決ｈｔtps://read•９9ｃsw•coｍ定。計算機器成了計算機。

——計算機科學家，這是一種新的雜合學家（一部分是數學家，一部分是邏輯學家，還有一部分是工程師），他們提出了有關思維的全套嶄新的理論模式，並設計出了一些好像能思考問題的機械裝置。

——神經科學家，他們利用微電極探針和其它一些新技術，觀察涉及思維過程的神經現象和細胞交換連結。

不，當時並非如此。自從行為主義4O年前開始主宰美國心理學以來，情形一直並非如此。對於行為主義者來說，看不見的、非物質的和只能推測的思維，是一種過了時的形而上學概念，任何一位關心自己的前途和名聲的實驗心理學家都不會去碰這個話題，更不會花時間去弄這個課題。

這些字母閃動約二十分之一秒，這個時間太短，受試者不可能看到所有的字母，儘管看完之後，他們馬上能寫下任何一行的字母。（閃動之後，會有聲音告訴他們寫下哪一行。）他們聽到聲音時還能「看見」所有三行字母，可是，等他們寫完一行時，他們已經就不清楚其它的幾行了。記憶已經在不到一秒的時間內消失了。（別的人用聲音進行的一些實驗得出了可比較的結果。）很明顯，進入的知覺存儲在緩存器里，並從這裏很快消失——所幸的是，如果它們保持更長一些時間，我們看到的世界將會是一片模糊。

然而，由於我們需要將目前所關心的東西保持更長一些時間，因而就必須有另一種持續時間更長的臨時記憶形式。當我們注意感覺緩衝器裏面的材料時，我們可以用好幾種方式中的任何一種進行。一個數字不僅僅只會是一個知覺到的外形，而是一個符號-4會有一個名字（四），它還會有一個意義（它所代表的數量）；同樣的，我們讀到或者聽到的詞會有意義。這個處理會把我們正在注意的東西從緩存器里傳遞到米勒正在說的短期和立即記憶中。

——人類學家分析不同文化中的思維模式，他們發現了哪些心理過程是根據民族不同而有所變化的，哪些是全球一樣的，因而決定哪些是天生的。

——邏輯學家和數學家形成了信息理論，並利用它解釋人類交流的能力和局限性。

最近進行的其它許多工作都確切地證明，我們理解並解釋——或者說經常錯誤地解釋——我們聽到，看到和體驗到的東西，是通過喚起我們的預期和有組織的知識結構來進行的。總起來說，記憶不僅僅是需要是可以喚醒的一種信息登記冊，而且是能指導我們思維的程序。

同樣的，我們可以在「長時間記憶」中，將我們談過的一些話，我們讀過的一些書，我們經歷過的一些事情的要點和我們得知的無數的事實保持幾個月，幾年或者終生不忘，可是，沒有人，或者只有很少一些人，能夠記住這些事情發生時準確的用詞。以這種方式記憶住的大量的材料比我們大多數人能夠記憶住的多得多：數學家約翰·格里菲斯計算過，一般人類的記憶終生的記憶能量是十的十一次方（100個百萬的立方）比特（在信息學說中，比特是最小的信息單位，它等於一個簡單的是或者不是。一個數字或者字母表中的一個字母等於好幾個比特），或者是《大不列顛百科全書》裏面所包含信息的500倍。

喬姆斯基有一頭蓬鬆的頭髮，戴著眼鏡，是位渾身皺巴巴的天才——可說是知識分子的典型。他差點就沒有當成心理語言學家。他在大蕭條時代紐約激進的猶太社區里長大，但他父親卻是一位知名的猶太學者。年輕的喬姆斯基還在小時候就已經掌握了閃族語的一些基本結構知識，也了解到語言學大致是什麼東西。這兩樣，一樣是繳進的政治學，一樣是語言學，從此以後就主宰了他的一生，可有一陣子，喬姆斯基政治的一面幾乎就克服了語言學的一面。他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讀過兩年書，發現學術生活比較起左派政治生活來說十分枯燥無聊。1948年，他準備去以色列，準備在那裡從事一種激進的、理想主義的阿拉伯-猶太工人階級運動，這時，他遇到了澤爾格·哈里斯這位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語言學教授。他們因為共同的政治信仰而相遇，可是，喬姆斯基很喜歡，也很敬佩的哈里斯讓他對語言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使他放棄了去以色列的打算，轉而投身於語言學和左激政治運動。

時，他們幾乎立即就說出「相同」，而當他們看到Aa時，他們也差不多同時就說「相同」。可是，研究者們利用高精度計時器測出了極細微的差別。平均來講，受試者在549毫秒的時間內回答AA，在623毫秒的時間內回答Aa。這肯定是個細微的差別，可在統計學上卻是個有意義的差別。用什麼來解釋這個差別呢？

科學家從標本、事件、自然現象和這種或者那種實驗發現中推論出自然法則。對認知科學家而言，可比的原始材料就是思想，可是，神經的排放，或者可以指示思想的腦波儘管可以通過示波圖加以追蹤，但卻不能透露裏面的任何東西出來。體態、表情、數學或藝術符號及演示（如在運動培訓中）可以傳達思想，但也只在非常狹窄的範圍內。思維可以觀察到的主要形式還是語言，因此，它也就堂而皇之地被稱作「心靈的窗口」。

「您以前做過什麼樣的一些工作，約翰遜先生？」我問。

然而，我們幾乎所有的人都確切地相信，某些事件永遠地，準確地留在了我們的記之中，揮之不去，磨之不掉。對有些經驗的回憶，如聽到肯尼迪總統被刺的消息時，或者聽說挑戰者號太空飛船爆炸等，在心理學家們看來是「閃光燈泡記憶」，因為它們是非常生動的人生定格，很難忘掉。最近，艾莫利大學的阿爾里克·萊塞及助手尼可勒·哈爾什抓住了一次特別的機會，研究了這種現象。挑戰者號空難發生（1986年1月28日）的次日，他們請一大批大學生記錄了他們如何聽說空難的消息。兩年半以後，再請還能找到的這些回答者填寫一份有關該事件的問卷，6個月後又加以採訪。

這個人高嗎？

喬治·米勒站了出來，這是60年代發生在實驗主義心理學中的典型事件。最開始是少數一些人，接著，大部分人都拋棄了老鼠、迷宮、電柵欄和可以發放食物的槓桿，轉而進行有關人類更高級心理過程的研究。在整個60年代，這場運動形成了很大的勢頭，因而獲得了「認知革命」的美譽。

記憶研究已經伸展到了很遠的地方，我們只得就此打住，看看其它許多發現的簡短報告，然後繼續往前走。

代表：研究者們一直就不了解材料存儲在記憶中的形式。有些人相信，它是以形象和詞彙雙重形式存儲下來的，這兩種資料庫之間還存在著交流。其他一些人則以信息理論和計算機模式為基礎，認為信息只以「命題」的形式存儲在記憶中。一道命題是一種簡單的「思想單元」或者是一些像蝙蝠和翅膀（蝙蝠有翅膀）或者蝙蝠與哺乳動物（蝙蝠是哺乳動物之一）之間的概念關係的形式象徵出來的知識。

——也是在70年代早期，一位美國心理學家威廉·格林努夫在兩種環境里飼養老鼠，一種環境里裝有玩具、迷宮和其它刺|激用的裝置，另一種裏面完全是空的。在刺|激環境裏面長大的老鼠長有更多的樹突，因而產生了比枯燥環境中的老鼠更多的突觸。後來，通過電子顯微鏡檢查，格林努夫和一位同事實際上發現，環境豐富一些的老鼠大腦中受到影響的皮層區裏面的突觸數比另外一些老鼠多出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學習生成了額外的連接；記憶痕迹多少一定在這些突觸裏面記錄下來了。

可是，最為重要的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進行的實驗中變得非常明顯起來的一種，即「精細處理」，根據這種方法，新信息與我們現存的有組織的長期記憶聯繫起來。我們可以說是將它疊接到語義網中了。如果新項目是一枚我們以前從未見過的芒果，我們會把這個詞和概念與合適的長效記憶聯繫起來（不是一種物理的位置——思想和圖象現在被認為是散佈於大腦中的——而是一種概念上的位置：即「果子」這個範疇），連同芒果的視覺圖象、觸覺、口味和嗅覺（我們將它們分別列入圖象、觸覺品質等等的範疇中），再加上我們所知的、有關它的生長地、它的價格等等的其它信息。將來，當我們試圖想起芒果時，我們會以上述任何一種辦法檢索出芒果來：通過回憶它的名字，或者思考水果，或者回憶有青皮的水果，或者想起黃色的切片，或者任何其它的範疇或者聯繫起來的特徵。

青蛙被公主吻了一下。

喬姆斯基引發了激烈的爭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他的先天論思想，儘管他並沒有斷定天生的思想，而只是說天生能夠以有用的方式體驗語言的能力。有些批評家排斥L．A．D．的假設后同意說獲取語言的能力的確是天生的，但他們說，那是總體的知識能力的副產品。其他覺得天生的語言獲取器很難接受的一些人也在不停地尋找證據，以期對之加以反駁。最近的一位是心理語言學家菲利普·利伯曼。他說，基因傳遞的器官服從變異是生物學的原則。果真如此，有些孩子就具有不正常的語言獲取器，因而在語言理解的某些領域里就會出現不足情形，可目前好像還沒有這方面的證據。

除開這些爭議之外，在三十多年時間內，心理語言學家和認知心理學家一直在收集證據，以期顯示語言與思維是如何發生聯繫的，並希望顯示出思想過程。有些人很有耐心地觀察孩子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出現的錯誤和自我糾正行為。有些人分析語言遊戲，還有一些人研究發育語言障礙，如失語症和由大腦損傷造成的獲取語言的丟失疾病。更有一些人進行反應——時間實驗。最後一種實驗的例子是：赫伯特·克拉克及其他人發現，當給受試者顯示一個簡單的圖案時，比如加號上面的一顆星，然後在它旁邊寫上一個正確的陳述句（「星在加號上面。」）或者一個真實的否定句（「星不在加號下面。」）他們說第二個否定句是正確的時間，比說第一個肯定句是正確的時間長十分之二秒。我們好像更習慣於思考什麼東西是什麼，而不太習慣於思考什麼東西不是什麼，為了處理這些句子，我們得首先把否定句改寫成肯定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