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事至如今，面對已經無法抹去的「過去」，不繼續「掩蓋」似乎也已經沒有退路了。可是，我已經說過，「掩蓋」行動已經成為一個不斷會長出新的腦袋來的多頭怪物，怎麼砍也砍不及。

盧兄：你好！

這樣，在總統大選年，對全部的眾議員和三分之一的參議員來說，也是他們的「大選年」。於是，到了最後的一段時間，國會就必須關門大吉，休會了。再有天大的事情，也得等選完之後的下屆國會再說了。是不是有點「荒唐」？

在3月21日，七名被告審判的前兩天，尼克鬆召集那幾個「掩蓋」行動的主要人物，開會商量對策。第二天，同樣性質的會又開了一次。

在此之前，在調查「水門事件」的時候，誰也沒有想到過迪恩這個人。因為你也看到了，直至事件發生，迪恩確實一直是「圈外人」。他確實沒有參加「水門事件」，當然也就不會有任何有關這一事件的證據和證詞指向他。他是在「掩蓋」行動開始之後，才一頭扎進去的。因此，準確地說，他確實不是一個「水門事件」的罪犯。但是，他現在卻是在以一個涉嫌者的形象慢慢浮出水面。這是一個「干擾司法」罪的嫌疑者。

可是，你千萬不要看到這裏，腦子裡就冒出我們都很熟悉的一句話：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因為在這裏，「認罪」並不完全等同於「坦白」。在這種情況下，被告只是認定自己有罪，他完全可以在「認罪」的同時，並不「坦白」與他人有關的全部案情。再說，一旦被告宣稱「認罪」，繼續審理也就不存在了，律師也不再有機會在法庭上步步緊逼，追出漏洞和其他的作案人。作為檢察官，對於這一名特定被告的起訴，是在罪犯「認罪」的一刻就宣告成功了。而作為想揪出罪犯後台的法官，可能反而是意味著一個失敗。

因此，執法嚴格是司法部門一個強有力的威懾。在坐牢即將變為現實的最後一刻，涉案者的心理防線是最容易一下子全面崩潰的。他們在一瞬間，會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樣，願意講出一切真相以換取待在監獄外頭。所以，在整個「掩蓋」行動剛剛開始的時候，這些參与「掩蓋」的人對於這一現象是遠遠沒有估計充分的。相反，他們，包括尼克鬆在內，總是對於越上層、越是自己身邊的人，信任的程度越高。卻沒有預料到這些人實際上有著比常人更為薄弱的弱點。這樣，他們的「掩蓋」行動從一開始，就是在一個火藥堆上進行的。他們安全的唯一希望，就是通向這個火藥堆的每一條引線都被掐斷。

誰會料到，就在國會「水門事件」聽證會之前的三個月里，尼克鬆沒有找到一個好的對策，反倒錯下了一步棋。前面曾經提到過，尼克鬆的司法部長始終沒有向白宮透露「水門事件」的調查進展。但是，聯邦調查局的副局長格雷卻是尼克鬆的一個親信，他曾經透露過一些「水門事件」的調查情況給白宮，不過也沒有涉入太深。不管怎麼說，從法律的角度說，他也已經是一個「有罪的知情者」了。

當然，作為一個多年的政府官員，麥克考爾德不至於愚蠢到連總統的許可權都不知道。判刑是美國政府司法分支的事，總統只是行政分支的頭兒，井水犯不了河水，想管也管不了。因此，他倒是表現得比亨特平靜得多，沒有頻頻向白宮提這提那，因為他知道，他們想救也救不了他。可是，他一天也沒有停止琢磨，他不停地想出一些自救的花招，當這些花招都不起作用，而判刑的一天又逐步逼近的時候，他只有最後一招了。

美國的國會對於行政部門的調查，歷來就是極難對付的。因此，這個開關一啟動，尼克鬆以及他周圍那些正在從事「掩蓋」行動的人，立即如臨大敵。尼克鬆本人在二十多年前，也擔任過國會的調查委員，當時，他也曾成功地抓住過別人的偽證。如今，他卻在指使自己的部下去作偽證，這不可能不使他感到心裏發慌腳底發虛。

法庭的第一個回合併不算成功，下一個回合也前途未卜。然而，西里卡法官明白，即使司法分支最終沒有成功地掌握「水門事件」幕後人的證據，也並不意味著美國人民就已經認輸。他知道國會調查將是一股很強的力量。他說：「大家都知道，國會將就此案展開調查。我不僅作為一個法官，也作為一個偉大國家的公民，並且作為成千上萬盼望得知真相的人們之一。我坦率地希望，參院在憲法所賦予國會的權力之下，把此案查個水落石出。」

我們先看看這個國家的立法機構——國會。大選年的美國國會說來是有點「荒唐」。為什麼呢？因為憲法規定美國眾議員的任期只有兩年，他們的選期有一次和總統的大選年是重合的，另一次則是在中期選舉，也就是兩個總統大選年的中間。而參議院呢，是每兩年重選三分之一，參議員的任期就是六年，但可以連選連任。也就是說，在總統候選人緊緊張張地在那裡拼著競選的時候，國會的兩大塊，眾院和參院，也各自在為競選忙作一團。

但是，當辛普森案件已經審理結束后，佛曼還是由於「明明罵了人卻在法庭上發誓說沒罵」這樣一個問題，被迫走上被告席，成為一項重罪，即「偽證罪」的被告。最後，他的律師代表他以「不抗辯」交換較輕的判刑。法庭判他三年監督，以及不得再擔任警察職務。他之所以從一個別人案子里的證人，變成自己案子里的罪犯，就因為他有了一次ｈｔｔpｓ://ｒｅad.99csｗ•cｏｍ「誓言之下」的謊言。

3月23日，對已認罪的七名「水門案件」被告的宣判的時刻到了。開庭之後，法官西里卡宣布，被告麥克考爾德有一封信給法庭。隨後，書記官打開信之後交給法官，西里卡當庭開念。主要內容就是：被告曾受到政治壓力而保持沉默；此案凡涉及政府部門，涉及他們的作用及作案理由，都有人作了偽證；此案尚有其他罪犯。

你是不是以為，這一來，「掩蓋」行動徹底破產，尼克鬆的「水門」故事就可以結束了呢？那你可就小看了權力的魅力和威力了。權力的魅力，使得尼克鬆無論如何不會輕易就交出白宮。而權力的威力，則使得掌握權力的人，會有比一般人所具備的強得多的能力去對付自己的危機。

與此同時，連任之後，在他的白宮「小圈子」里，他也不得不讓幾個與「水門事件」有關的親信離職。這裏面有他的私人秘書，也有「特別顧問」。他要抽掉那幾根易燃的柴棒，以免他們引著白宮的後院火堆。

尼克鬆再任了，可是「水門事件」的陰影卻揮之不去。在美國，不論是首任還是連任，每當一個總統開始他為期四年的任期，他總是要重新組閣。也就是把他這個行政系統各個部分的負責人，重新做一番安排調整。這一次，這些新任部長們的各項指標中，屬於「忠誠」和「強有力」這方面的素質，對於尼克鬆來說就格外重要。因為，「水門事件」還像影子一樣跟著他，一起跟進了尼克鬆的第二個總統任期。在說不定的什麼關鍵時刻，他會需要自己的部下拉他一把。

這個國會聽證會畢竟是格雷陞官的資格審查。因此，前往國會參加聽證的格雷，只有興緻勃勃地準備提升局長的思想準備，而沒有在這個時候接受「水門事件」嚴肅調查的預感。所以，對有關他在「水門事件」中應承擔什麼責任的各種問題，他也不會有充分的應對準備。

這位竊聽專家他要什麼呢？他要在自己被當場抓住，並且已經在法庭上承認了全部罪行之後，仍然舒舒服服地留在家裡，而不去坐牢。他想來想去，他被許諾的兩年以後的總統大赦也不要，他一天牢也不肯坐，他一心就是要待在家裡。

事後人們形容這封信就活像一顆炸彈一樣，在法庭上當庭炸開。記者們就像被炸飛了的彈片一樣，一休庭就直撲電話機，不出多久，這已經是美國民眾嘴裏的一條新聞了。

很自然，越是原來處境比較好、地位比較高的人，就越無法接受坐牢這個現實。至於一些曾經或正在當著高官的人，更是以前從來沒有轉過自己要去坐牢這個可怕的念頭。對於他們來說，從白宮的座上客淪為階下囚，無論刑期長短，哪怕只坐一天牢，也是人生一個毀滅性的質變，是一場滅頂之災。

在格雷聽證會的第二天，尼克鬆和他的法律顧問迪恩就發現情況大大不妙。儘管尼克鬆很想撤回他對格雷的提名，可是在當時的形勢下，他已經無法前去關掉這個程序的開關了。格雷這個「提名局長」是想當不想當都得當了。

誰知這名《洛杉磯時報》記者居然不幹。因為在美國，記者與他的採訪對象之間的關係，就像律師和他的客戶、心理醫生和他的病人、神父和他的信徒一樣，他們之間的談話內容是受法律保護的。記者的新聞來源受到「新聞自由」的憲法保護，如果他不願意交出來，誰也奈何不了他。法官西里卡一怒之下，就以「藐視法庭罪」當場拘留了記者。因為判「藐視法庭罪」在美國是法官的權力，不必通過陪審團。但是，如果被判的人不服，當然可以上訴，由上訴法院對於法官的這一權力進行監督和審查，以防法官的權力被濫用。結果記者上訴之後，上訴法院立即下令，限法官西里卡在兩小時內把記者給放了。他當然只好乖乖地服從。

可能是格雷在突如其來的有關「水門事件」的發問下慌了神，就本能地試圖推卸責任。也可能是他在國會聽證會上也不敢撒謊。不管怎麼說，就在國會審查格雷的新任命的聽證會上，他幾乎把總統顧問迪恩對聯邦調查局「水門調查」中的插手和干擾，全給講出來了。

這時，是1973年的3月初，是尼克鬆第二個總統任期剛剛開始的兩個月之後。除了政府權力的司法分支和立法分支這兩個方向之外，在第三個方向，又一根導火索被點燃了。3月8日，就在格雷聽證會開始的第八天，《華盛頓郵報》刊登了一篇詳盡的報道，是有關尼克鬆的私人律師卡姆巴赫在「非法使用款項」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向美國民眾介紹了卡姆巴赫與「水門事件」的「堵嘴錢」的關係。這是又一個由於涉及「掩蓋」行動而曝光的白宮官員。同時，參院的調查員也開始調查這位尼克鬆的私人律師。參院也已經提出，將會要求包括迪恩和卡姆巴赫在內的幾名白宮顧問到聽證會作證。

也許，這也是大選之前的最後階段，「水門事件」沒有被國會擺上議事日程的原因之一。但是，當尼克鬆再任總統之際，也是新一屆參眾兩院的國會議員們到任之時，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國會九*九*藏*書議員由於是公眾推選出來的「專業」監督，因此，他們較之於一般的民眾更為敏感。

在這次會上，尼克鬆第一次知道他的前顧問亨特的威脅。尼克鬆在會上十三次提到要付亨特的錢。尼克鬆關照要「做好證人的工作」。尼克鬆談到如何在今後兩年裡搞現金。尼克鬆關照有關他們自己「妨礙司法」的情況，要一刀切去，等等等等。那天晚上，他們把亨特所要求的現金的一半，派人偷偷扔進了亨特的律師的信箱。

凡是國會的這類聽證會，證人也都必須在作證前宣誓。一般地說，整個作證過程都是通過電視，向全美國民眾播放的。這就是說，證人將在全美國人面前，一手按著《聖經》，舉起另一隻手宣誓，誓言自己說的將句句都是實話。對於那些可能被國會傳去作證的高層官員們，如果當著全國的人民的面在「誓言之下」作偽證，這將冒多大的政治風險乃至刑事風險。

也就是說，在美國，一個人在任何地方撒謊，只牽涉一個道德問題。但是，在法庭的「誓言之下」的謊言，不論這個謊言多麼輕微，它就是一個重罪的犯罪行為。當然按照常理，證人本身並不是被告，一個證人也應該不會擔心受到什麼法律處罰。但是如果一個證人不想站到被告席上去，也不想進大牢的話，那麼，當他手按著《聖經》發過誓之後，最好還是實話實說。所以，在美國法庭上，律師在向一個證人取得關鍵證詞的時候，常常在提出問題之前提醒證人，你的回答是在「誓言之下」的。在這種情況下，一般證人是不敢把這樣的提醒當作耳邊風的。

對於這個案子，恰恰就是這樣。審理還剛剛開始，被起訴的涉案者就全部認下罪名，審理似乎也就到頭了。法官西里卡眼見著一條條幕後的「大魚」有可能就在他的手裡輕輕滑過去，悄沒聲地逃出法網，真是心有不甘。但是，檢方試圖進一步以減刑為交換條件，誘使幾名被告做出全部實情坦白的努力又沒有成功。法院一頭的戲，好像是唱不下去了。

除了「堵嘴錢」的因素之外，還有一個「掩蓋」行動即將面臨的難以對付的問題。這就是，涉案的人害怕坐牢。所有涉案的人，在他們得到一個「好照顧」的承諾的時候，也許確實想過，就豁出去坐上兩年牢。但是，當這種想象越來越接近現實的時候，每個人的反應是不同的。這種反應不僅與每個人的個人素質有關，更與這些人原來的地位和處境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這是怎麼回事呢？

在五個月後，當尼克鬆被迫交出他的錄音帶時，這次會議的錄音是當時的特別檢察官聽的第一盤帶子，聽完之後，檢察官們就鄭重建議尼克鬆自己去雇一個刑事律師。

另一個西里卡被上訴法院推翻的判決是有關證據呈堂的問題。這我在去年給你的信中也提到過的，在美國，由於憲法修正案對於搜捕狀的嚴格規定，因此，所有在法庭上出現的證據都必須是合法得到的。凡是以非法手段得到的證據都不得在法庭上出現。判定證據是否可以呈堂，也是法官的權力，但是這一權力同樣受到上訴法院的監督。

更何況，這一屆的參眾兩院，都由尼克鬆的對手黨，即民主黨，佔了多數議席。這在美國是十分常見的。美國人非常習慣於把行政和立法兩大分支，分別交給不同的政黨。這樣看上去更有利於政府結構平衡制約的原則，所以美國沒有歐洲國家的執政黨、在野黨的說法。三大分支的產生方式截然不同，這是分權制度的保證。沒有一個總統會願意麵對一個由反對黨占多數的國會。可是，這些席位全部一個一個地來自各州的選民，尼克鬆對於產生這樣的局面，完全無可奈何。

同時，由於一個案子的審理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因此，一般檢方都鼓勵被告「認罪」，以免去冗長的審理。為此，一般還會以減刑作為「認罪」的交換條件。所以，一般凡是證據確鑿無法抵賴的案子，被告一般會選擇「認罪」以換取減刑。這種情況下，這是對雙方都有利的一種選擇。事實上，美國大部分的刑事案，都由於檢方掌握確鑿證據而以被告認罪結案。

前白宮顧問亨特儘管已經和尼克鬆撕破臉皮，儘管他提出的錢的要求也非常難辦，但是，畢竟還是有可能解決的。如果說，他的怒火還可以用錢去熄滅的話，那麼，對另一個被警察當場抓住的「認罪被告」麥克考爾德，對他不顧一切要達到的目標，白宮實在是無能為力了。

從這一刻開始，尼克鬆和他周圍的人，大概是有點醒了。在此之前，他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對「水門事件」本身進行「掩蓋」上。而到了這個時候，當他們的「掩蓋」行動本身開始曝光，他們必須意識到，既然由「水門事件」的犯罪行為引出的「掩蓋」行動的種種作為，就是「干擾司法」罪，而且，這是一項更為嚴重的犯罪。那麼，「掩蓋」行動本身就更需要「掩蓋」。問題是，那「新的掩蓋」又是什麼呢？是否還需要「更新的掩蓋」呢？而每一次「掩蓋」都無疑會留下或多或少的蛛絲馬跡，不進一步「掩蓋」又怎麼行？這無窮盡加速惡性循環的前景，已經嚇壞了所有的「圈內人」。

參眾兩院的議員們都來自不同的州，都是每個州的百姓直選出來的。他們必須回到家鄉，向當地的選民們闡述自己的政治理想並且和選民溝通，與自己的競選對手辯論、打廣告戰等等。除了競選範圍比總統競選要小（在一個州九_九_藏_書或一個選區的範圍內），他們的其他諸多麻煩絕不小於總統候選人。

這一切，尼克鬆和他的「掩蓋」行動的主要人物，還都被蒙在鼓裡。但是，即使沒有麥克考爾德，他們面前已經是一張千瘡百孔的遮羞布。他們面臨即將開始的國會聽證會，他們面對新聞界的追蹤，他們面對幾名白宮顧問的曝光，他們面對亨特向法院坦白的威脅和籌集「堵嘴錢」的重重困難。導火索甚至在他們自己的座位下嗞嗞作響，在尼克鬆行政系統之下的司法部，又查出了前白宮顧問亨特和李迪，在「管子工」時期闖入艾爾斯伯格的心理醫生辦公室的舊賬。

麥克考爾德給法官西里卡寫了一封信。這一天是3月19日，正是法官西里卡六十九歲的生日。他看完信，又把它重新封了起來。法官西里卡只悠悠地說了這樣一句話：「這是我一生得到的最好一件生日禮物，它將把這個案子兜底翻開。」

李迪是個理想主義的狂熱極右派，從頭到尾堅持了「沉默石牆」的角色。但是，對於另外兩個人，在現場與古巴人一起被抓住的竊聽專家麥克考爾德，以及和李迪一起指揮「水門事件」的前白宮顧問亨特，法官西里卡所威脅的漫長刑期，一直在他們耳邊嗡嗡作響。

你還記得嗎？我在去年給你講的辛普森案中，有一個在關鍵時刻被辛普森的律師揭露了證詞虛假的佛曼警官。最後在法庭上，放了他的一些錄音，是他在過去十年中，向一個女劇作家提供的有關洛杉磯警察的情況。他在錄音中談到大量後來經司法部調查判定是在吹牛的事。但是，這與「偽證」無關，因為這是他與女作家的私人談話，而不是在法庭的「誓言之下」說的謊，因此也沒人可以據此起訴他有「偽證罪」。

可是，火藥引線已經從幾個方向被點著了。

首先是，「水門事件」已經被聯邦調查局盯上的那幾個涉案者，已經被大陪審團批准由檢察官起訴。「水門事件」要正式開庭審理了。也就是說，美國政府的司法分支在這個案子上的作用，正式啟動了。

前白宮顧問亨特，在審判之前終於沉不住氣，向白宮發出了威脅。他的要求就是錢。他為自己的沉默開出了新的價碼，並且給出了最後的限期。他提出，如果白宮不能滿足他，他就全部交代。要知道，僅僅不久以前，亨特還是尼克鬆的一個親信顧問，誰會想到，短短的一段時間之後，他就可能發出這樣的威脅。這已經是一個信號，它說明，從此，由於面臨的處境不同，這一圈人的分化和關係的惡化已經勢不可擋。

但是，法官西里卡第一個回合併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原因是已經起訴的那幾個傢伙，包括李迪在內，一個個紛紛開始表示「認罪」。

你的問題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在美國，法官西里卡的反應也是很自然的。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我前面也有過介紹，在這裏除了少數政治活動家，個人對於一個政黨如果產生認同的話，他基本上只有觀點認同，而幾乎沒有什麼組織認同。所以，首先，法官西里卡不會對政黨組織有任何顧忌和心理壓力。因此，他是一個終身的共和黨人，只是說明他是一個具有非常固執的保守派觀念的人。

結果，就在那些當庭播放的錄音中，發現他幾十次使用該侮辱性字眼。此後在辛普森的那個案子里，他引用憲法修正案第五條，拒絕回答一切問題，脫身而去。把他由於作偽證而給這個案子帶來的全部混亂，統統留給了狼狽不堪的檢察官。

就在剛剛開始的「水門案件」審理過程中，在對李迪起訴時，開庭不久，他已經有兩個決定被上訴法院推翻。一個被推翻的決定是這麼回事，《洛杉磯時報》的一名記者有一份採訪錄音，採訪對象是「水門案」的一個被告，也就是「水門事件」發生時，那個悠悠地在大樓外觀賞夜景，忽略了那兩個「嬉皮」打扮的便衣警察，「玩忽職守」的望風者。在被採訪時他說出了一些實情，而這些實情的坦白顯然有利於對李迪的定罪。法官西里卡就要這名記者交出採訪錄音帶。

負責這個案子的法官名叫西里卡，年輕時當過職業拳擊手。他早早就念完了法學院，六十八歲時，在艾森豪威爾執政期間，成為聯邦地區法庭的一名首席法官。他也是一名共和黨人，出名的保守派。他也痛恨六十年代風潮中自由派的觀點作為，以及自由派對於傳統美國生活的衝擊。他的個人政治傾向看上去幾乎和尼克鬆一模一樣。因此，在他以往的法官生涯中，他的判案有不少是被自由派佔上風的上訴法院推翻的。這對於一個首席法官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沮喪的記錄。

西里卡法官在他以往的判案歷史中，儘管有過多次他的判決被上訴法院推翻的記錄，但是，他也有他的殺手鐧。就是在他的權力範圍之內，他會把這個權力用足。你知道，在美國，法官是沒有權力判定被告是否罪名成立的。這一權力始終在陪審團手中。但是，在判定「罪名成立」之後，同一罪名的刑期長短，是有一個有限的可調幅度的，也就是rｅad.99cｓw•cｏｍ同一罪名可判的最高刑期與最低刑期之間，有一個差距。在法律規定的限度之內量刑，法官是有一定的權力的。西里卡就常常把判最重刑期，作為自己對罪犯的一個威懾武器。

收到你的來信很高興，你說，正等著我把尼克鬆再任總統之後的「水門事件」再講下去。確實，「水門事件」此後的發展，是整個「大故事」里最精彩的一部分。看了後面的這部分，對美國建國者們在兩百多年前的設計，對於這個制約權力的「收銀機」的操作機制，你就會有一個非常形象的了解了。

因此，越來越多的證人被傳到大陪審團面前，這對於尼克鬆絕對是一個嚴重的威脅。你很難指望所有這些證人，都不考慮自己面臨的重罪罪名，而一味地為了保住自己的上司而當庭作偽證。事實上，已經不斷有人講出他們所知道的真相。例如，那名辭職的出納員，已經講出了交給李迪的非法活動經費的準確數目。同時，也講出了他的前上司、共和黨總統再選委員會副主席如何教他作偽證。線索已經在往上扯，之所以還沒扯到根子上，完全是因為那些已經坦白的人也對底細所知有限。

結果，法官西里卡在他自己的信念的支持下，在預審聽證中就發出連珠炮一樣的「重磅」問題。他要檢方注意，陪審團想知道的是：誰雇了這些人；他們去幹什麼；是誰付的錢；是誰「發動」了此案。法官西里卡的目標顯然不僅僅是眼前已經站在被告席上的幾個人，他一開始就表現出了一追到底的勁頭。

但是，你一定還記得，尼克鬆畢竟只是這個政府的「行政大主管」。在美國政府的三大分支中，他僅僅管著其中的一個分支。且不論即使在行政分支中，各個部門還有其總統控制不了的「獨立性」。那麼，在尼克鬆總統控制的範圍之外，「水門事件」正在以什麼樣的狀態發展呢？

相信這種儀式是源於這個國家很深的基督教傳統，雖然美國一直是一個政教分離的國家，雖然來到法庭的信仰不同宗教的各色人等都有，但是，這個顯示敬畏上帝的基督教儀式卻一直延續了下來。各色人等的美國，也沒有人提出要取消這個儀式。它已經被抽去了宗教的色彩，卻把神聖和敬畏抽象出來。大家都接受這樣一個儀式，它已經自然地成為法律尊嚴的一部分了。大家也認同這樣一個契約，你在發了誓之後，就必須說實話，否則，就是犯了偽證罪，而偽證罪在美國的法律中屬於重罪。證人在法庭上如果出爾反爾，法官也可以判其藐視法庭罪。

在這兩天的會議之後，儘管他們還在商量和進行新的「掩蓋」活動，但是一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感覺，像一條惡狗般緊緊追趕著他們。因此，除了尼克鬆之外，其餘的幾個人，都紛紛開始為自己尋找律師。

結果，打電話的人得知錄音要呈堂，立即向美國公民自由聯盟請求幫助。這個聯盟我在去年也向你介紹過，他們專門提供最好的律師，為公民權受到侵犯的平民打官司，甚至經常是免費的。這一次，他們又代表了那名打電話的人，在電話錄音呈堂之前提出異議。最後，法官西里卡判定該竊聽錄音可以呈堂。但是，這一判定又被上訴法院給否決了。

西里卡法官的「殺手鐧」，就是針對這些「認罪者」在以上兩個即將展開的聽證會上作證的態度，發出的警告。

看到這裏，你一定會有些迷惑不解。既然法官西里卡與尼克鬆以及被告李迪一樣，也同是一個共和黨人，也同樣持有十分頑固的保守派觀點，那麼，他對落在自己手上的這麼一個案子，一個對於自己所屬的政黨在競選中發生的醜聞案件，為什麼非但沒有庇護和「手下留情」的傾向，反而看上去好像是在賣力「追殺」？

因此，這個本來根本不起眼的「水門事件」，隨著尼克鬆的頑強抵抗也愈演愈烈，直至最後的部分高潮迭起。今天已經很晚了，等我下封信再向你介紹吧。

在這裏我想解釋一下，就是在美國的法庭上，按程序先向被告宣布所指控的罪名。然後，被告可以在律師諮詢下決定，是否自己覺得「罪名成立」。如果被告否認，就按照法律程序繼續審下去。在審問過程中，各種證據將呈堂，各個證人也將被傳來作證。律師會當庭向證人提出不同問題。因此，在律師的努力下，在一個案子的審理過程中，不論是發現新的情況，還是發掘出新的涉案者都是有可能的。

從尼克鬆這方面，「掩蓋」的工作卻變得越來越困難。困難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總統弄不到那麼多違法的「堵嘴錢」，國庫並不是總統的私人腰包。需要的錢必須是到處「化緣」而來，這樣，當前急需的錢，如這一批人的律師費、生活費都無法及時到位，更不用說下一步還需要大量的錢去安頓這些人的家庭等等。第一個問題解決得不好，「堵嘴錢」落實得不順利，自然馬上就帶來了「掩蓋」工作的第二個困難，就是很難堵住這麼多張嘴。

美國的證人在作證之前，都要一隻手按在《聖經》上，一隻手舉起來宣誓，發誓自己此後的作證說的都是實話。我曾經有很長時間里，一直對這樣一個情節覺得挺好笑的，總想，這管什麼用啊。後來，漸漸發現，這樣的一個儀式確實有它的道理。

這裏面，倒只有李迪是一個例外。他還是保持他原來理想主義的色彩。他向上面保證他的沉默，並再三聲稱他的沉默不是以金錢為代價的。

民主黨一直對尼克鬆總統與「水門事九九藏書件」之間的關係疑慮重重。他們對於共和黨在總統大選中搞的「水門把戲」，當然要一查到底。新的國會剛剛開張，參院的多數派領袖就寫信給參院的司法委員會，建議國會組成一個中立的調查組，調查競選中發生的不正常情況。至於眾議院的多數派領袖，始終相信共和黨在競選中的違法事件，其根子在尼克鬆，他一上來就對他的眾議院同事說，他們可以做彈劾總統的準備了。因為美國的憲法規定，只有眾議院有提出彈劾的權力。

更何況，他還是一個保守派的法律工作者。事實上，在這一類保守派的觀念中，希望保持傳統生活和傳統價值觀，崇尚秩序，把法律作為至高無上的準則，對違法和破壞秩序的現象深惡痛絕，主張嚴厲懲罰等等，是十分典型的，也是非常符合他們的信念邏輯的。對於法官西里卡，他認的就是維護秩序，其餘的六親不認。任何犯罪現象，落在他手裡就一追到底，因為他肯定覺得這是實現他個人理念的最佳方式。

這是因為，這些被告自己的案子儘管隨著「認罪」而宣告結束了，但是，檢方還在考慮起訴其他涉嫌者，所以這個案子的大陪審團尚未解散，他們將繼續舉行新的聽證會。只是，隨著這些認罪者本身案子的結束，他們就從被告變為其他涉嫌者的證人。也就是說，政府權力的司法分支，對「水門事件」的干預並沒有完全結束。可是，如果這些證人全部不配合，大陪審團就很難批准對高一層人物的起訴，因為他們並沒有被當場活捉，暴露的罪證不像下面這些人那麼多。可以說，這些已經認罪者的證詞將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法院能否在這個案子上進一步有所作為的關鍵。

當時，對李迪起訴的證據之一，是我前面所提到過的，聯邦調查局曾經在法律限定還不很明確的情況下，應尼克鬆的要求在白宮裝的電話竊聽器的錄音。這個電話並不是李迪打的，但是其涉及的內容與案情有關。

因此，法官西里卡不僅不會受到來自於任何與政黨有關的組織壓力，而且，雖然他和尼克鬆「同屬」一個共和黨，尼克鬆還是該黨推出來的領袖，那麼，堂堂尼克鬆總統和他周圍的人，是否就可以貿貿然以「同黨」為名和法官「套個近乎」，打個招呼呢？那可不行，「妨礙司法」，那可是重罪。

祝好！

格雷的提名一到國會，國會對格雷的審查很快集中到他在「水門事件」所扮演的角色問題。這樣，審查提名格雷任聯邦調查局局長的聽證會，迅速演變成了國會「水門事件」聽證會的「預演」。

更為重要的是，政府權力的另一個分支，立法機構——國會，對「水門事件」的調查也已經正式啟動。參議院的調查委員會已經成立，聽證會迫在眉睫。這些涉案的被告無疑也會成為國會聽證會的證人。

前面說過，尼克鬆趁著連任總統職位的時機，想要調整下面的班子。也許首先是考慮格雷的忠誠，其次，格雷已是一個知情者，也許尼克鬆也想安撫他。總之，尼克鬆在聯邦調查局原局長去世缺任的情況下，決定提升副局長格雷為新一任的正局長。不知為什麼，這一次，老謀深算的尼克鬆居然忽略了「國會審查新提名行政官員聽證會」的嚴重性。

在第一個回合中看上去並不成功的司法分支這一頭，法官西里卡的「殺手鐧」其實也在無形地起作用。對於已經起訴的七個人的刑期宣布，定在3月23日。在這裏面，四個是古巴難民，他們基本上只是受雇幹活，知道的內情十分有限。而另外三個人，就是與上一層官員的連接點。他們手裡都有相當可觀的「內情」，可以作為交換「寬大」的籌碼。

與此同時，在司法方面，還有那二十三名普通華盛頓市民組成的大陪審團。為「水門事件」組織的秘密聽證仍在正常進行。越來越多的有關人員被傳到聽證會作證。

已經在調查局掌握之中的這些人，都得到過將會受到「照顧」的許諾。這些許諾包括律師費，一年幾萬美元的生活費，兩年之內得到大赦出獄等等。對於許諾是否會兌現，這些人本來就疑疑惑惑的。如果連審判之前的費用都不能及時到位，他們對於自己入獄之後的將來會有什麼安全感呢？被拋棄的感覺時時都會產生。因此，他們就像是一鍋往外冒的泡泡，幾乎是捂都捂不住。

但是，佛曼仍然被以「偽證罪」起訴。其原因是他一開始在辛普森一案作證時，在法庭的「誓言之下」，宣稱自己在十年內沒有用過「黑鬼」一詞。當時，估計辛普森的律師已經掌握了他此言不實的證據，因此再三在法庭上要求佛曼確認他的這句證詞。他也信誓旦旦地確認了。

國會參院的調查委員會成立之後有一個準備階段，因此，正式聽證還有三個月時間。尼克鬆和他的幾個親信顧問再三分析形勢，商量對策。例如，那已經「認罪」的七個被告，肯定都會被國會傳去作證。他們會鬆口講出真相嗎？問題是，連最起碼要送到的「堵嘴錢」都沒有把握籌齊。他們還在考慮，迫不得已時，是否就再讓前共和黨總統再任委員會的正副主席——米歇爾和麥格魯德，頂上去做替罪羊等等。

這時，法官西里卡決定拿出自己的「殺手鐧」。他把宣判的日期先拖一拖，但是，他向幾名已經認罪的被告預示了一個法律許可範圍的嚇人刑期。他說，將要宣判的結果，全看這些人與國會聽證會以及大陪審團合作的情況。如果他們不合作，他就盡量判長刑期，反之，他將手下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