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的中國經濟進入一個加速發展的階段，各項投資明顯加大，在主要的經濟指標上竟與宏觀過熱的1988年有得一比，國民生產總值增長12%，工業增長20%，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6%，1988年的這三個指標分別是11.2%、17.7%和25.2%。

與日漸開放的中國相比，全球政治和經濟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彭建東的起家極富傳奇。1982年，32歲的彭建東還在深圳的貧民窟里嚮往著好日子，他後來對《亞洲華爾街日報》記者說：「我經常帶著妻子出去，把一個月的工資花在一頓好飯上。」1987年，善於鑽營的彭建東組建深圳市原野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註冊資金150萬元，其中兩家國有企業占股60%，港資20%，他和另外一個人各出15萬元，分佔10%，而他的錢則是向香港的一位舅舅拆借來的。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原野完成六次股權轉換，最後一家國營企業占股5%，彭建東控制的香港潤濤公司佔95%，他此時已搖身變成一位「知名的外商」。1990年2月，原野成為深交所最早上市的五家公司之一，在上市招股說明書上，董事長及主要股東一欄中居然都找不到彭建東的名字。在此後的兩年裡，原野公司11次變更股權，屢屢發布誘人的投資預期，導致股價節節上升，彭建東則多次乘機拋股套現，在1990年6月到9月間，就向社會轉售法人股1843萬股。彭建東成為南粵的資本明星，他用560萬美元在香港購置了一幢華貴的濱海住宅，還出4400萬港元在半山買下一棟日式花園別墅，在他的邊上住著全球華人首富李嘉誠。這個貧民窟里出來的窮小子用不到十年的時間實現了他「過好日子」的夢想。

1992年，就是這樣一個充滿了起點感的年份，中國公司的成長故事正在路上。

如果說，突然間冒出來的黃鴻年提供了一種搞活國營企業的「另類辦法」，那麼，除此之外，確乎是看不到有什麼新的奇特招數。國務院頒布的各項通知，仍然是「繼續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繼續限產壓庫」、「繼續抓好品種質量效益」、「繼續清理三角債」。在這期間，還發生了一起半途中止的「破三鐵」改革運動。

黃鴻年的新聞出現在各大報刊的財經版頭條，自然讓各地的國企廠長們暗慕不已，他好像是一個「天使」：背著錢袋從天而降，用一堆真金白銀換走一張股權證，然後人不換，事不管，卻可以讓企業從此擺脫「婆婆們」的束縛，換來一個全新的「老闆機制」。泉州的41家企業被收購后，泉州輕工局、商業局便被撤銷了，廠長們只需對黃鴻年一人負責。中策提供的模式似乎可以繞開所有發生在國企改革中的難題。

4月，廣州舉辦了一場盛況空前的賽馬邀請賽，然而由於實在太火暴了，政府擔心滋生出地下賭博業，便沒有再舉辦第二場。

從1月份開始，中美貿易談判者在華盛頓就保護美國公司在中國的版權和專利問題，進行激烈的商討，雙方几乎已經走到了貿易戰的邊緣。幾個月以來，關於中國的紡織品問題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假如談判失敗，華盛頓威脅要對即將到岸的價值15億美元的中國出口產品徵收100%的懲罰性關稅。同樣，北京也威脅對美國公司採取同樣的報復手段。

在青島，張瑞敏的海爾已經晉陞為國家一級企業，他先後兼并了青島的電鍍廠、空調器廠、冷櫃廠和冷凝器廠，構築起了多元化的家電製造格局。企業效益很好，因而成了遠近知名的明星企業，每天有絡繹不絕的人從全國各地趕來參觀學習，張瑞敏整天陪看陪講陪吃，一天往往要接待十多批人，實在不堪其擾。於是，青島市政府專門下了個文件，要求市內企業減少去公司參觀的次數，也懇請各地考察團盡量不要在旺季「騷擾」企業。

財經作家、《中國企業家》主編牛文文評論「92派」說，他們是中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水者，和之前的中國企業家相比，他們應該是中國最早具有清晰、明確的股東意識的企業家的代表，這些人往往在政府部門待過，有深厚的政府關係，同時又有一定的知識基礎，具有前瞻性的預測能力，創立一個行業並成為行業的領頭羊。這些從體制里出來的人，對「中國」、「國際」等字頭仍有相當的好感，這或許能契合他們未了的一種情懷。在他們看來，帶中國字頭的企業是「局級單位」，可以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經營，而且天然地就好像是中國第一。

從以上三地情節來看，中策購併基本上都是「市長工程」，黃鴻年的做法如出一轍：與政府一把手直接溝通，借南巡東風，用好政治牌，高舉高打，以氣造勢。泉州之後，「中策現象」已經非常轟動，黃鴻年趁熱打鐵又在大連一攬子收購了101家國營業。從1992年4月到1993年6月間，中策集團斥資4.52億美元購入了196家國營企業，隨後又陸續收購了100多家，后雖因中國政府的干預中止了部分合同，但中策仍在短短的時間內組建了龐大的企業帝國。

跨國公司迫不及待地紛紛加大對中國的投入，一度擱淺的通用汽車、摩托羅拉、杜邦等公司的投資已全數恢復，克萊斯勒公司正在商討擴大北京吉普的運營，波音、惠普和通用電氣等製造商正在四面八方展開大規模的銷售，在比爾·蓋茨親自督導下，微軟在北京開設了辦事處。雅芳一位的產品經理說：「我們對市場非常樂觀，自1990年11月開張以來，我們已經簽下了8000名銷售小姐。」而寶潔說他們在中國的業務正在以50%的速度往上漲。

20世紀70年代初，為了對付「隨時可能發生」的世界大戰，北京和上海等大中城市都修建了眾多的防空洞，多年來它們一直陰冷地空置著，現在，善動腦筋的人們突然發現這裡是做生意和娛樂的最佳場所。路透社的記者看到，北京市有14萬人在這些地下軍事工事里工作，他們開出了數以百計的乒乓球館、卡拉OK中心、電影院和地下旅舍，單是旅舍床位就多達4萬個。每當夜幕降臨，穿著牛仔褲的長發青年們就湧進那裡，空氣潮濕而渾濁，彩燈在昏暗中旋轉。人們在這裏消耗過剩的精力、倒賣外匯、嘗試新的生活方式。

毛振華是陳東升在武漢大學經濟系讀書時的同班同學，他在中南海的國務院政策研究室上班，到了周末經常晃晃悠悠地騎著自行車到崇文門陳東升的家瞎聊，夜深了便抵足而眠。就在陳東升辦嘉德的半年後，他下海創辦了中國第一家評估公司——中國誠信證券評估有限公司，他的目標是要做中國的標準普爾和穆迪。在物資部對外合作司工作的田源是陳和毛高三屆的校友，他在12月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期貨經紀公司—中國國際期貨經紀公司。此前，田源是政府系統中對期貨最有研究的專家，他在兩年前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選派，到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和芝加哥期貨交易所進行訪問研究，他還是中國期貨市場工作小組組長，正是在他的主導下，設計出了第一套期貨管理條例，而就在這個條例頒布之後，田源創辦了自己的公司。期貨是一個高風險行業，成敗往往轉瞬達成，為了提醒自己和員工們注意控制風險，田源在公司的門口設計了一塊「風險台地」，由凹凸不平的石頭鋪成，每日進出都磕磕絆絆的。

中國在加快改革和開放上的姿態，讓美國人和歐洲人大大地鬆了一口氣。自1989年以來，瀰漫在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的不信任的迷霧逐漸散去。

在收購之初，黃鴻年把重點放在了橡膠輪胎和啤酒兩大行業。他將太原和杭州的兩家橡膠廠納入在百慕大群島註冊的「中國輪胎控股公司」名下，而後增發新股並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然後，他又用募資所得的一億美元先後收購了重慶、大連、銀川等地的三個輪胎橡膠廠，中策所得的五家工廠中有三家是我國輪胎行業的定點生產廠。在啤酒行業中，中策收購了北京、杭州以及煙台等地多家啤酒廠，組建了在百慕大註冊的「中國啤酒控股公司」，在加拿大多倫多招股上市成功。數年後，黃鴻年又將手中所持股份整體出售給日本伊藤忠，伊藤忠再售予朝日啤酒。黃鴻年還策劃進入醫藥行業，后因國家有關部門干涉，未能成功。

三鐵既破，然而社會保障體制卻沒有健全，成千上萬的工人下崗，一下子變成了無依無靠的社會棄兒，嚴重的失業迅速演變成一場社會危機，一些地方相繼發生被裁員工人跳樓自殺和行兇報復的事件。4月，地處京畿的天津市盛傳天津手錶廠搞「破三鐵」出了亂子，工人罷工、女工自殺、廠長免職，此類傳言迅速散飛整個華北地區，后經媒體調查，手錶廠事件有點出入，然而，滿城風雲並非空穴而來，「破三鐵」因缺乏相關社會福利制度保障而可能誘發的社會動蕩卻引起了決策層的警惕。在5月召開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上，有人明確提出，轉換企業經營體制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破三鐵」。新華社旗下的《半月談》刊發權威人士言論，稱「破三鐵，要謹慎」。一位叫賀中天的經濟學家批評說，「徐州搞破三鐵，市委規定虧損企業工人扣多少，廠長扣多少，政府職能不轉變，光扣廠長工人的工資，企業轉換不了機制」。北京大學校長吳樹青更論證說：「試圖用皮鞭加飢餓的辦法搞活國營企業是行不通的，每個公民都有憲法賦予的勞動權利，砸鐵飯碗是違法的。

正如發現了「創新」奧秘的美國經濟學九-九-藏-書家熊彼特所言，「發展是一個突出的現象，它在流動的渠道中自發的、非連續的變化，是均衡的擾動，它永遠地改變和取代著先前存在的均衡狀態。」中國社會的發展也正如此，它一直在「自發地變化」，它來自一個單純而僵硬的均衡狀態，經過15年的發展，一切秩序都被顛覆，一切價值觀都遭到質疑，一切堅硬的都已經煙消雲散。

1992，從年初開始，人們就在揣測87歲的鄧小平在南方到底講了一些什麼話。從1月18日到2月21日，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其間他斷斷續續地講了不少話。他的此次南下顯得非常神秘，連慣例應當隨行的新華社記者也沒有帶上，媒體沒有做任何相關的報道。當時負責接待工作、后擔任廣州市政協主席的陳新枝那時正在南海度假，他回憶說，廣東省委書記謝非突然打來電話，說了一句只有他們才聽得懂的話：「我們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來了，請你馬上回來。」陳對南海的官員說：「有很急的事情要回去，也許很快可以告訴你們，也許永遠不能告訴你們。」

《福布斯》用一種戲劇化的口吻寫道，「在這個世界上，任何意外都可能發生，而像中國總有一天會崛起成為經濟強國這樣確定的事情已經很少了。」時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後來出任過美國政府財政部長的勞倫斯·薩默斯預言，根據對中國GNP的購買力平價估計，中國到2014年時可以在總產出上超過美國。這自然引起不小的震動。這一年，在西方的主流媒體上，還出現了一個新的經濟名詞—大中華區（Greater China）。《財富》高級編輯路易斯·克拉拉在一篇題為《沒有疆界的嶄新中國》中指出，來自中國台灣和香港的金錢和管理經驗正在把中國大陸的南方變成整個亞洲的產業發動機。他寫道：這是亞洲南部的某條街，商店裡出售著日本相機、銳步鞋、法國白蘭地、摩托羅拉手機和M&M糖果，夜裡人們湧進卡拉OK廳、有大屏幕的咖啡吧，昏暗的舞廳擠滿了身穿緊身衣的年輕人……這裡是香港嗎？不，這裡是廣東的東莞。這個離香港50英里的地方，有港台商人投資的近6000家工廠，出口的玩具、塑料和服裝源源不斷從這裏出來。

4月，一個身材高大、臉龐飽滿的44歲印尼華裔商人來到了中國。他可能是最早從南巡講話中讀出商機的外籍企業家。這個名叫黃鴻年的中年人有一個顯赫的家族，他是印尼第二大財團、金光集團董事長黃奕聰的次子，黃家當年靠販賣椰乾和食用油起家，成就10億美元的家產。印尼華商的崛起，大多與政府主政者有絲縷關係，所以也特別注重維繫與官方的互動。或許正因為如此，60年代初，黃奕聰把他的第二個兒子黃鴻年送到了高幹子弟雲集的北京26中就讀中學，黃鴻年參加過紅衛兵，還短暫地到山西農村下鄉插隊。30年後，當他轉戰中國的時候，那些已經當上了領導職務的學兄學弟們自然為他提供了大量的方便。

於是，到年中，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就突然戛然而止了。

百萬股民的空前熱情、股市的暴漲狂跌，乃至發生在深圳的舞弊事件，讓決策層以最直觀的方式看到股票市場這個金融工具的可利用性。當時，全國民眾的銀行儲蓄已經超過1.3萬億元，成為一隻隨時可能誘發通貨膨脹的可怕的「籠中虎」，而中央政府的財政則十分拮据，幾無可能對國營企業的資金需求提供幫助，而股市的火暴讓決策者們突然發現，這可能是拯救已經陷入泥潭，而政府無計可施、無血可輸的國營企業們的最佳手段。一些經濟學家紛紛獻策論證，認為，「通過股票市場融資，是搞活和增強國營企業實力的戰略選擇」。在此之前，「冒險上市」的企業幾乎清一色是滬深兩地的中小企業，各大型骨幹企業避之唯恐不及，而現在，事實讓人們一夜之間轉變了觀念。證監會成立后的第一項重大決策是，把兩市的上市指標權「上繳」中央，證交所再無決定權，從此後，上市指標變成了「資本輸入」的代名詞，證監會成為最有權勢的機構之一。

鄧小平異乎尋常的南巡旋風，不但在政治上造成了空前的震動，同樣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那些諳熟中國國情的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了。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在江蘇的華西村，每天準時收看新聞聯播的吳仁寶一看到鄧小平南巡的新聞，當晚就把村裡的幹部召集起來，會議開到凌晨兩點，他下令動員一切資金，囤積原材料。為此，他整日奔波，一方面四處高息借貸，另一方面到處要指標、跑鋁錠。他的大兒子吳協東後來透露，「村裡當時購進的鋁錠每噸6000多元，三個月後就漲到了每噸1.8萬多元」。

也是在深圳，已經成為全國青年楷模的史玉柱決定建造巨人大廈。當時的巨人資產規模已經超過一億元。最初的計劃是蓋38層，大部分自用，並沒有搞房地產的設想。這年下半年，一位領導來巨人視察，當他被引到巨人大廈工地參觀的時候，四周一盼顧，便興緻十分高昂地對史玉柱說，這座樓的位置很好，為什麼不蓋得更高一點？就是這句話，徹底改變了史玉柱此後的人生。他當即把大廈的設計從38層升到了54層，再後來，又有消息傳說廣州正計劃蓋一幢63層的全國最高樓，在眾人的慫恿下，史玉柱一口氣把樓層定在了70層。就這樣，危機潛伏其後，導火線已噝噝地冒出青煙。

中策一攬子收購某地全部國營企業的做法，則顯得十分大胆和圖謀深遠。在泉州一案中，中策與泉州國有資產投資經營公司合資成立泉州中僑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中方以全部41家國有企業的廠房設備等固定資產作價投入，占股40%，中策出資2.4億元占股60%。中僑公司擁有大量土地儲備，其後續的地產經營前景十分可觀。

在此之後，我們即將看到，中國開始從觀念驅動向利益驅動的時代轉型，政府將表現出熱烈的參与慾望和強悍的行政調控力，國營、民間和國際三大商業資本將展開更為壯觀和激烈的競爭、博弈與交融。

「破三鐵」，是企業改革15年來，第一次把改革的矛頭對準了企業中的一般職工，在此前，所有的改革理念和措施都是針對經營層與國有資產管理層的。「破三鐵」，其實也就是解除了企業與工人的「終身勞動契約」。在某種意義上，大張旗鼓的「破三鐵」是一次無可奈何的觀念運動，它讓人們意識到，他們一直以此為家的國營企業不再是永遠的保姆和不沉的大船。在媒體的熱烈鼓噪和「徐州經驗」的啟發下，本溪鋼鐵廠宣布10.6萬名職全部實行全員合同制，它被認為是中國大型企業第一次打破」鐵飯碗」，上海、四川和北京等地的老牌國營企業也紛紛以深化改革為名義大幅度裁員，大批工人下崗回家。有些地方政府官員更直接提出，以三鐵精神（鐵面孔、鐵手腕、鐵心腸）來破三鐵。

1992年的春天，給喜好「大歷史闡述」的中國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至於在後來的很多記憶中，這一年整個兒都是春天。

一個時年37歲的吉林人沈太福辦起北京長城機電科技產業（集團）公司，他聲稱自己發明了一種交流無級調速電機，可以節能30%。他在北京和各大城市的報紙上猛打廣告，想通過社會集資的方式來投資開發他的新技術，為此他開出了24%的驚人年息。他的設想聽上去確實非常吸引人，連老資格的社會學家費孝通都為之心動，他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從「長城」發展看「五老」嫁接》予以熱情的推介。

1月底，鄧小平在南巡期間到潘寧的珠江冰箱廠視察，這家國內最大的冰箱製造工廠裝備了全世界最先進的生產線，站在寬敞而現代化的車間里，鄧小平顯得非常的驚奇，感慨鄉鎮企業竟能有如此的規模和裝備。

棉紡工人出身、早已名聲遐邇的張藝謀導演了一部名叫《秋菊打官司》的電影，它獲得了第49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大獎—金獅獎。這部電影講的故事是，一個叫王慶來的農民為了自家的承包地與村長發生爭執，被村長一怒之下踢中了要害，王整日躺在床上幹不了活，他的妻子秋菊挺著懷孕的大肚子一次又一次地外出告狀。放在15年前，這是一個很讓人難以理解的故事，而在這一年，它卻引起了廣泛的共鳴。在一個傳統意義上的道德是非觀念日漸模糊的商業社會，人們突然懷念起秋菊那種認死理的性格，「討個說法」成為當代社會的一個流行詞彙。

遭到質疑的彭建東鋌而走險，他分別起訴人民銀行和工商銀行，並頻頻在香港媒體上質疑管理當局的做法。矛盾由此變得公開化。人民銀行宣布原野的大股東香港潤濤公司將原野的1億元外匯資金轉移境外，還有2億元的貸款逾期未還。7月7日，原野成為中國證券史上第一隻被停牌的股票。

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很快成為中央的決策主軸。6月9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向省部級學員發表講話時，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他的論述將之前圍繞著商品經濟與計劃經濟而展開的種種爭論給予了澄清。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召開，大會報告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同時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寫入黨章。鄧小平出現在大會的閉幕式上，這是他最後一https://read.99csw.com次出現在黨的代表大會上。

在中國的改革史上，「鄧小平南巡」是一個重大事件。在有些時候，它甚至被認為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主軸已經向經濟成長轉移，然而圍繞經濟領域中出現的種種新現象，仍然有不少人以意識形態的標尺去丈量和批評。每當宏觀經濟出現波動的時候，便立刻會有批評和指責的思潮出現。這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經濟持續成長的最大的思想屏障。從上一年開始，《解放日報》發表皇甫平系列社論，對一些思想進行系統化的批評，當時引起某些人士的猛烈反撲，然而，加快改革與開放，畢竟已成為全民的共識，此次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是對僵硬思潮的致命一擊。從此之後，在公開的輿論中，姓「資」姓「社」之類的討論日漸平息。

除了科技人員，那些有商業創意的人也成為了新的明星。7月29日，《中國青年報》在頭版頭條別出心裁地刊出一條獨家新聞：《何陽賣主意，賺錢40萬》，消息稱，「思想、策劃、主意也能賣錢。北京一位名叫何陽的發明家光靠給企業出謀劃策，賺了40萬元。他創辦的和洋民用新技術研究所，目前已獲中國專利20多項，技術轉讓總收入100多萬元。」

陳東升是「92派」這個名詞的發明者。1992年，他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做宏觀經濟研究，同時還擔任了一本管理類雜誌《管理世界》的常務副總編。有很長一段時間，他一直在興緻勃勃地策劃一個評價體系，想仿照美國《財富》雜誌的模型，搞一個中國500家大企業的排行榜。就在這時，國家體改委出台了《股份公司暫行條例》、《有限責任公司暫行條例》，陳東升認為這兩個條例「是中國企業發生真正變革的轉折點」，他後來說，「當時想創立企業，可是不知道資本從哪兒來，有了這兩個文件后，就可以去募集資金，可以去依據一種商業模式尋找投資人來投資」。5月，陳東升辭職下海了，選擇當時在國內一片空白的拍賣業，成立了嘉德拍賣公司，「那個時候就是滿腔熱血，當時都沒有拍賣的概念，除了在電視上看過，什麼都不懂。今天請教這個，明天請教那個，還去香港把拍賣過程錄下來，回來大家一起看」。很有學術素養的陳東升相信「創新就是率先模仿」，「要做拍賣，就得像索斯比（全球最大的拍賣公司），對一流企業就要跟蹤它、學習它、追隨它」，到了1996年，嘉德已經成長為國內首屈一指的大型拍賣公司。就在這一年，陳東升又募資創辦了泰康人壽保險公司。

9日上午，抽籤表準時出售，僅兩個小時就宣布發售完畢，各發售點的窗口全數拉下。上百萬人興沖沖而來，兩天兩夜苦候，卻沒有幾人買到了抽籤表。怒火迅速地在深圳遍地蔓延，無法控制情緒的人們潮水般地湧向市政府，市中心各大馬路全部癱瘓，商店被砸，警車被燒，政府出動大批防暴警察並拉來了高壓水炮。中國股市上的第一個惡性|事件在猝不及防中爆發。11日凌晨，深圳市政府緊急宣布，增發50萬張認購申請表，當晚市長鄭良玉發表電視講話，事態才漸漸平息下去。

黃鴻年在杭州的購併引起了媒體的關注，「中策現象」由此而生。南巡講話后，發展意識復甦，舉國期盼開放而不得其法，黃鴻年高舉「為改造國企服務」的大旗，自然一呼百應。通過前兩年的改革，各地對於通過引進外資來改造國營企業已漸成共識，黃鴻年凌空而降，自然讓各地官員大喜過望，國內媒體也對黃的到來寄予厚望，以為靠黃鴻年的資本和機制雙注入，將可能是改造積重難返的國營企業的一劑良藥。

馬不停蹄的黃鴻年像割稻子一樣地四處收購企業，看上去跟幾年前的馬勝利非常相似，但是，其實質卻有很多的差異，馬的收購對象大多為陷入困境的中小企業，而黃專選資本質量好、有盈利前景的國家骨幹企業，馬收進企業后，沒有將之改造的能力，而黃從一開始就做好了打包出售的計劃。

11月3日，46歲的民主黨候選人威廉·傑弗遜·柯林頓以壓倒多數票獲勝，成為第42屆美國總統，他終結了共和黨人長達12年的統治。在這段時間里，羅納德·里根讓低迷的美國經濟重新回到了強勁成長的軌道上，這位前好萊塢明星與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崇尚的自由經濟主義被稱為是「里根——撒切爾經濟學」，他一手策劃了「星球大戰」計劃，讓蘇聯沒有辦法集中精力于經濟發展，在他的任期內，蘇聯解體，柏林牆倒塌，持續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東西方冷戰結束了。而他的繼任者喬治·布希則發動了海灣戰爭，使得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獨霸天下。正是在這種一國獨大的格局中，世界以前所未見的速度進入了全球化的商業世紀。

在離開中國后，黃鴻年一直沒有介入金光的家族業務，而是獨闢蹊徑，在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的股市從事資本活動，他嗅覺靈敏，多次狙擊獲利，竟有「金手指」的雅號。為了實施他的進軍中國策略，黃鴻年收購了香港股市一家名叫紅寶石的日資虧損公司，將之易名為中策，自稱「配合中國改革開放策略」之意。中策除了黃鴻年以30.5%控股之外，李嘉誠的和黃公司、金光集團及美國摩根士丹利等大證券商也是重要股東，此外，他還與日本的伊藤忠財團等也有很密切的關係，其資本背景十分複雜。很顯然，那些隱身在背後的資本大鱷們都想靠黃鴻年的突擊，獲取利益。

深圳舞弊事件爆發期間，一位名叫呂新建的自由撰稿人目睹了驚心動魄的整個過程，他以「呂梁」為筆名寫了一篇很生動的新聞通訊《百萬股民「炒」深圳》，被包括《北京青年報》在內的不少媒體採用，很是讓他賺了一筆稿費。也是從此開始，呂新建成了深交所里的常客。誰也沒有想到，十年後，以「呂梁」行名的這個人將成為中國股市最兇猛和神秘的「莊家」。

那些崛起於鄉土的鄉鎮企業家們也走到了事業的一個轉折點。它們已經佔有了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

夏天，美國通用電氣公司（GE）的GEO傑克·韋爾奇來到中國，他此時在美國商界已經是一個傳奇人物了，自從十年前接掌那個龐大而笨重的企業之後，他大刀闊斧地裁撤了350餘個部門，管理層級由12層銳減至5層，副總裁由130名縮減至僅僅13名，他也因此落下一個「中子彈傑克」的綽號。此外，他還通過一系列的購併讓GE的資本迅速膨脹，日漸構築成全美最大的產業集群。韋爾奇是鄧小平南巡講話后第一個趕到中國來的重量級跨國公司CEO，讓人不解的是，當時的國內和海外媒體竟均對此沒有任何的報道。在上一年，GE已經在南京辦起了第一個企業—嘉寶照明工程有限公司，投資生產民用燈泡，韋爾奇出任CEO之前一直在照明集團工作，這可能也是他親自來中國鼓勁的原因之一。他在北京看到的景象令他非常興奮，他對屬下們說，中國是目前世界上最激動人心的市場，GE將在80多年後重返中國。

1991年年底，管理層發現了原野的操縱股價問題，調查結論認為，「原野問題的基本線索是：注入資本（或他人代墊）成立公司—獲取貸款搞基建—轉換股權轉走資金—評估資產將升值收益分配匯出境外，並擴大賬面投資額—轉讓法人股獲利，增大年度經營實績。這是一個投機取巧鑽管理上、政策上空子的案例。」1992年4月，人民銀行深圳分行發出公告，向公眾披露原野問題。

何陽的出名，讓每一個對商業沒有惡感的人都感受到了「知識就是金錢」，在一定程度上激勵了青年人投身到商業活動中去。

另一個在此次認購大戲中獲益的，還有遠在烏魯木齊、靠開彩印店起家的唐萬新。從1986年起，他搞過服裝批發，辦過挂面廠、化肥廠等，都有虧無盈，直到1990年開始做聯想電腦和四通印表機的代理生意，才賺到了錢，這年初，他註冊成立了新疆德隆實業公司。深圳的發售公告一登報，他就嗅出了金錢的氣味，於是，他花錢一下請了5000人以出去玩一圈的名義到深圳排隊領取認購抽籤表，這些人一排就是三天，領到的抽籤表很是讓德隆公司賺到了一筆錢。從此，唐萬新迷上了「來錢最快」的股市。十多年後，他叱吒風雲，構建起一個總資本高達1200億元的「沙地上的帝國」。

在任何時代，像何陽這樣的聰明人都是一個「寶」，而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中國，產品積壓和缺乏創意是所有大小公司共同的困擾，何陽似乎總是能夠一語點破天機，通過一些聰明的主意讓滯銷商品頓時變活。在《中國青年報》的報道之後，何陽迅速成為全國知名的新聞人物，他被譽為「點子大王」，各地找上門來求教的企業絡繹不絕，他四處演講，成為最受歡迎的「商業智多星」，他的演講會常常成為現場的諮詢大會，台下的人報出一個滯銷商品，何陽一眨眼就能說出一條「救活的點子」。一年多后，他順勢出版了一本名為《何陽的點子》的小書，它的發行量超過50萬冊，其中例舉了數十個新奇的產品創意，包括「刻著星期的筷子」、「避孕泡泡糖」、「魔術酒瓶」等等。何陽熱直接催生出了一個「諮詢策劃產業」，在他的身後出現了很多九-九-藏-書類似的聰明文化人，他們以善於策劃和出點子聞名，成為中國商業界一群活躍的身影。

這些熱烈的言論給予了中策現象以無比崇高的改革定位，使之收購行為「超越」了商業利益的自身邏輯。在眾多媒體的轟擁下，黃鴻年和中策意外地成為了中國企業改革的新風標。黃鴻年後來回憶說，中策進中國，一開始是來試水的，沒有想到會受到如此大的歡迎，其收購成本又能如此優惠和低廉，其後便一起熱昏了頭，很多項目是糊裡糊塗地定下來的，泉州和大連的兩起「一攬子計劃」更是在熱浪中匆忙實施的「不可能任務」。

杭州之後，黃鴻年來到祖籍所在地福建泉州。黃說：「市委書記和市長跟我談了很久，希望我能在泉州搞個項目，我就問市長，你們泉州市總共有多少個廠？市長說總共有41個企業，我說一起合了行不行？市委書記當場給省里的陳光毅書記和賈慶林省長打電話，這個事情就這麼定下來了。兩天兩夜內，我們喝了一兩瓶茅台酒，把這個項目簽了意向書。很快，在7月1日黨的生日前夕，我們在香港簽下正式合約，向黨的71歲生日獻禮。」

3月26日，一篇1.1萬字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在《深圳特區報》刊發，第二天，全國各報均在頭版頭條轉發。以往，此類重大報道均由《人民日報》或新華社統一首發，這篇通訊的非同尋常實在耐人尋味。而通訊的發表之日，正值北京召開兩會期間，它所誘發的轟動和新聞效應可以想見，一時間，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為輿論之共聲。

在中國股市雛形初成的時候，醜聞就已經如一道無法擺脫的影子隨身而至了。4月，深圳最早上市的「老五股」之一原野公司爆出大股東彭建東惡意操縱股價事件。

「三鐵」，分別為鐵飯碗、鐵交椅和鐵工資，實指國營企業的勞動用工、分配和人事制度改革，它們被認為是國營企業的傳統優越性所在，也是其內部機制僵化累贅的癥結。所謂「破三鐵」，就意味著企業可以辭退工人，工作崗位將不再「世襲」，企業管理人員—之前稱為「幹部」—不再終身制，員工的工作也不再是鐵板一塊，而將根據效益和績效浮動。根據報道，江蘇省徐州市在過去的一年多里，針對「企業辦不好，廠長照樣當；工廠虧損了，職工錢照拿；生產任務少，誰也減不了」的現狀，通過「「破三鐵」讓企業恢復了活力。《經濟日報》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發稿36篇，它堅決地認為，破三鐵是國營企業改革的一次「攻堅戰」。新華社也發表述評，稱「破除三鐵，是今年企業改革的主旋律。」到3月底，全國「破三鐵」試點企業已逾千家。

吳仁寶顯然不是唯一一個行動起來的人，南巡之後，全國立即出現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辦公司熱。從2月開始，北京市的新增公司以每個月2000家的速度遞增，比過去增長了2~3倍。到8月22日，全市庫存的公司執照已全數發光，市工商局不得不緊急從天津調運一萬個執照以解燃眉之急。在中關村，1991年的科技企業數目是2600家，到1992年底衝到了5180家。四川、浙江、江蘇等省的新增公司均比去年倍增，在深圳，當時中國最高的國際貿易中心大廈里擠進了300家公司，「一層25個房間，最多的擁擠著20多家公司，有的一張寫字檯就是一家公司」。

這些講話的核心其實便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他似乎已經沒有耐心繼續在「理論」的層面上對那些糾纏不清的問題進行討論了。事實上，早在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元旦獻詞》中，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已經把主要闡述集中於經濟方面，涉于意識形態的話題只輕輕掠過。鄧小平在南方的講話則把這一思想推到了極致。根據凌志軍的記錄，「鄧小平的這些講話先由小道上傳來，但官方不予證實，國內人們到處打探消息，境外報界紛紛揚揚，北京的新聞界則遵守新聞的紀律不讓此事見報，靜待上級指示。」

5月，郭凡生的同事、中央黨校法學碩士、在國家體改委任過職的馮侖決定到海南去碰碰運氣。他一年多前就辭職下海了，此前曾經給南德的牟其中當過一段時間的幕僚，每月領250元的顧問費。今年，他通過關係，用數萬元「換」來了一家信託公司500萬元的投資，然後扛著「萬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興沖沖地南下到了海南。

事實上，當法院判決書下來的時候，穿著一身休閑服的彭建東正在悉尼市郊一幢價值200萬美元的別墅里悠閑地澆水養花。他是第一個在詭異扭曲的中國股市上渾水獲利的商人，但肯定不是最大的一個。

3月9日，珠海市宣布重獎科技人員。珠海生化製藥廠廠長、高級工程師遲斌元從市長梁廣大手中接過價值29萬元的奧迪轎車鑰匙、三房一廳的產權證書和26.7184萬元的獎金，上百家海內外媒體拍下了他熱淚盈眶的情景。珠海重獎新聞很快誘發連鎖效應，遼寧錦州市政府拿出76.7萬元獎勵5個科技人員，四川用80萬元獎勵一位農學家和他的助理們，山東、安徽和江蘇等省紛紛用現金、轎車、住房或家電等獎勵當地的科學家。幾年前還偷偷摸摸的「星期六工程師」現在被允許公開承包項目，江西省規定，科技人員搞技術承包，可與所在企業分成，承包者所得不低於50%。

靠販賣科技器械起家的萬科，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家以房地產為主業，同時又無所不做的「集團公司」，王石先後辦起了連鎖超市、建材工廠、影視文化公司和酒店經營公司等，旗下公司超過50家。很多年後，他打趣地說：「這樣說吧，就是除了黃賭毒、軍火不做之外，基本萬科都涉及了。」

或許就是受這段話的刺|激，這一年的股市從春天開始就呈現亢奮的態勢。5月21日，尉文淵宣布上海證券交易所全面放開股價——此前一直執行漲跌停板制度，上證指數從20日的616點連日上躥，到25日已高達1420點，豫園商城的股價升到10009元，空前絕後。當時，全上海只有證交所這麼一個交易點，股民每天把這裏擠得水泄不通，尉文淵突發奇想，包下上海一家有半個足球場那麼大的文化廣場，作為臨時的交易場所。媒體記載：文化廣場是一個露天大棚，股民席地而坐，廣場每隔5分鐘播報一次股票行情，委託點接受單子后，馬上通過電話傳入上交所處置。這個交易大棚風雨無阻，一直開了一年半才關閉。在辦了文化廣場之後，尉文淵又發明出「大戶室」制度，那些有錢的人可以交一筆錢進入一些封閉的、有專線電話、能坐能睡能喝茶的「大戶室」，這裏的股票行情是即時通報的，買賣更是有優先權，比文化廣場幾分鐘才報一次行情當然要優越得多。中國股市從一開始就把股民在制度上分成了散戶和大戶——後來又有了「莊家」，成為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的遊戲場。

跟上述三人相比，國家體改委幹部郭凡生的下海經歷則要曲折得多。極善言談、近乎于「侃爺」水準的郭凡生少年得志，1982年他從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畢業后，自願回家鄉內蒙古工作，自治區黨委政策研究室專門成立了一個戰略組，由郭凡生等八個大學畢業生組成，他們對內蒙古的發展提出了一系列讓人耳目一新的戰略研究報告，發行量超過100萬冊的《中國青年》雜誌專門發表了《20多歲的「戰略家」們》，對他們褒賞不已。郭凡生後來調進國家體改委，1990年，對宦途升遷意興闌珊的他已經身在曹營心在漢，去一家科技貿易公司當兼職副總經理。南巡講話后，郭凡生決意脫下「官服」下海創業。在北京官場，他幾無任何人脈和資源可以利用，於是只好白手起家。善於觀察的他發現，在喧鬧嘈雜的中關村，每天都在進行著各種電腦用品的交易，但卻沒有人對這些信息進行整理。於是，他辦起了一家慧聰公關信息諮詢公司，其主要業務就是每周油印一本《慧聰商情廣告》的小冊子，每天，郭凡生就帶領20多人騎自行車穿梭在中關村的各家商戶之間。慧聰的業務竟非常的好，幾年後，他成為中關村最大的商情信息提供商。「戰略家」出身的郭凡生在管理企業時，仍然不改制度創新的本色，他制定了一些很古怪的規定，比如新員工入職都要去爬十三陵水庫的一座山，不能在規定時間爬上去就堅決辭退。他還設計出一套「全員勞動股份制」的制度，規定「任何人的分紅不得超過總額的10%，股東分紅不超過總額的30%，每年分紅的70%給不持股的職工」。這個制度一直執行到1999年。在互聯網興起的2000年前後，慧聰轉型成一家電子商務公司，後來發展成僅次於阿里巴巴的第二大B2B公司。

由於效益不彰，搞活無策，龐大的冗員越來越成為國營企業不堪其重的負擔，一些調查顯示，在絕大多數國營企業中，在崗而沒有工作可做的工人佔到了一半以上的比例。從2月份開始，因討論國營企業「生死」而聲名大噪的《經濟日報》刊發一組《破三鐵，看徐州》的稿件，繼去年報道「四川企業安樂死」之後又掀起了一股「破三鐵」的熱潮，這一改革措施得到了中央的首肯，並迅速在國營企業中廣泛實施。

鄧小平在視察期間的講話後來都被整理成文——「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判九*九*藏*書斷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兩個文明建設都搞上去，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青春寶被正大控股，引發了一場「靚女該不該先嫁」的爭論。在之前人們的觀念中，拿出來與國外合資的都應該是一些瀕臨倒閉、實在經營不下去的「醜女」，像青春寶這種盈利能力很強的「靚女」與外商合資，很有國有資產流失的嫌疑。日後來看，這個爭論基本上是一個「偽命題」，因為那些國際資本並非慈善組織，如果沒有升值的潛質，則根本不具備被收購的可能。馮根生在評說青春寶合資一事時，自稱是「被迫披洋衣，欣然換機制」，言下之意，是通過出售控股權的方式擺脫原有的體制。而客觀上，他也因「披上洋衣」而得以繼續掌控這家由他創辦，卻在資產上跟他沒有關係的企業。

7月，改革策略重新回到原來的放權主題上，國務院發布《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宣布賦予企業14項經營自主權，其中包括產品銷售權、物資採購權、資金支配權等。從《條例》的文字表述看，企業經營者的所有權利都已經被全面地下放，因此，它被認為是政府自1978年放權試點、1984年頒布《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之後，第三次大規模的放權行動。從實際的執行情況看，這些許可權中，有的早已下放，如銷售和採購權等，有的定義模糊，如資金支配和投資決策，有的缺乏政策配套，如進出口權始終被國家外貿系統所壟斷，其他企業根本不可能染指，還有的則根本不可能落實，如拒絕攤派。在新華社開展的對百家國營企業廠長調查中，90%的廠長承認「即使有拒絕權也不敢用」。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的國家，到底該如何管理和控制國營企業，始終在「收與放」的悖論間徘徊，進退維艱。

在過去的15年裡，觀念的突破一直是改革最主要的動力，哪些地方的民眾率先擺脫了計劃經濟的束縛，那裡就將迅速地崛起，財富向觀念開放的區域源源地流動。而很多的改革又都是從「違法」開始的，那些與舊體制有著千絲萬縷關聯的規定成為改革的束縛，對之的突破往往意味著進步，這直接導致了一代人對常規的蔑視，人們開始對制度性約束變得漫不經心起來，他們現在只關心發展的效率與速度。查爾斯·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那段有關「叢林法則」的經典論述，正成為中國企業史的一條公理：「存活下來的物種，不是那些最強壯的種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種群，而是那些對變化做出最積極反應的物種。」

歷史在此刻完成了一個周期。1978年12月，在鄧小平的主持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15年後，又是在他的一力主導下，十四大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

柳傳志的聯想公司正試圖從上一年的黑色風暴中緩過氣來，當時全國一年的電腦銷量只有20萬台，主要銷售對象是政府和企業用戶。柳傳志敏銳地感覺到，電腦家庭化的時代好像已經到來了，他委派年輕的楊元慶擔任新成立的微機部總經理，推出了中國第一個家用電腦品牌「聯想1＋1」，「人類失去聯想，世界將會怎樣」的廣告詞風靡大江南北。

中策的突然成功自然引發了其他國際公司的效仿。就在他收購了杭州啤酒廠之後，與他背景十分相似的泰國華裔首富正大家族的四公子謝國民則來到了杭州青春寶葯業公司。這家公司的總經理赫赫有名，是清末紅頂商人胡雪岩創辦的胡慶余堂的關門弟子馮根生，他於1972年白手創辦這家企業，研製開發出暢銷一時的保健藥品青春寶，1988年，全國第一屆優秀企業家評選，馮根生是浙江企業家中入選的第一人。青春寶當時是華東地區最賺錢，也是品牌度最高的藥廠，馮善於經營，性情剛直敢言，某年，正當他為了市場銷售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上級主管部門通知他去參加一場經營管理考試，他憤而罷考，鬧了一出不大不小的風波。到1992年，馮根生已經59歲，按照慣例他將在一年後退休。便在這時，在他的極力主導下，正大集團于第二年以凈資產核算的低廉價格獲得了青春寶的控股權。謝國民對馮根生做出承諾，他可以做到不再想做的那一天。一直到2007年前後，馮根生一直是正大青春寶的總裁。他也因此成為近30年來最「長壽」的企業家。

此時的海南，用馮侖的話說，「已經熱得一塌糊塗了」。由於受特區開發政策的影響，海南一直頗受投資商的關注，據稱從1990年開始，每年都有10萬大學青年渡海淘金，到了南巡之後，熱浪終於席捲全島，而首先遭到爆炒的就是房地產。在1991年6月之前，海口的公寓房售價是每平方米1200元左右，而到1992年6月，售價已上漲到每平方米3500元。炒賣地皮成為最快的暴富手段，馮侖回憶說，一些從北京南下的人，靠政府背景拿到一塊地，僅憑一紙批文就可以獲利上千萬元，看得讓人心驚膽戰。很多樓盤一拿到報建批文就登廣告，連地基還沒有開始打，價格已經驢打滾一樣地翻了幾倍，海南重現當年倒車時的瘋狂景象。據經濟觀察家閻卡林的統計，海南省這一年共出讓2884公頃的土地，而實際在建和竣工的竟不到20%，大量土地閑置，被用來囤積炒賣。

在山西得手后，黃鴻年轉赴杭州，在市長王永明的一力促成下，黃收購了兩家效益很好的企業，西湖啤酒廠和杭州橡膠廠，同時還「搭購」了一家虧損的電纜廠。黃自嘲說，在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下，80%的農民決定了小農經濟，小農經濟決定了意識形態，講究配套，配了一個虧損的電纜廠，我也莫名其妙地答應了。

事後的調查表明，抽籤表的發售工作出現了集體舞弊的事件，涉及金融系統4180人，各發售點平均私分私購達44.6%——很多知情者認為，事實應該遠遠高於這個比例。舞弊事件對股民信心造成沉重打擊，在之後的四天內，兩地股市大跌，上證指數的跌幅更高達45%，幾乎跌去一半。深圳事件生動地展現出中國早期股市灰色、曖昧和野蠻的一面，它直接促成了證券管理機構的誕生。10月12日，國務院證券委員會成立，朱鎔基副總理兼任主任，其辦事機構是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證監會，它成為中國股市的最高直接管理當局。證監會首任主席為劉鴻儒。

一個更偉大的技術事件也是在這一年發生的。9月的某日，蒂姆·伯納斯·李打電話給同事格納羅，要他幫忙將一些「CERN女郎」的照片掃描並放進他剛剛發明的萬維網（WWW）上。雖然格納羅當時實在不太清楚這個所謂的「萬維網」是什麼，但是他還是用Mac電腦掃描並用FTP上傳到CERN的官方網站info.cern.ch—全球首個WWW網站。這幅圖片是LHC歌唱組合的合照，也是互聯網上首張可通過瀏覽器點擊查看的圖片。出身於倫敦的伯納斯·李後來被尊稱為「互聯網之父」，正是他在一年前寫出了世界上第一個超級文本瀏覽程序，它使得人們能夠將各種知識在超級文本網上結合起來。

原野被停牌后，彭建東便失蹤了。8月，他辭去公司的一切職務，據《證券市場周刊》披露，「在中央有關部門的安排下，香港的一家中資機構接管了原野」。1995年9月，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挪用公司資金罪和侵占罪，判處澳大利亞籍的彭建東有期徒刑16年，附加驅逐出境。

蕭山的魯冠球擊敗國內所有的萬向節專業製造工廠，他的產品擁有全國60%的市場份額，這一年，他讓自己21歲的兒子魯偉鼎出任萬向集團的副總裁，而他自己則忙著飛北京跑公司上市事宜，在證監會，連門衛都不給他好臉色，到了中午只能坐在台階上吃盒飯，一年後的11月，「萬向錢潮」股票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天津的大邱庄成了全國第一個億元村，禹作敏靠創辦鋼鐵企業硬是把這個當年的團泊窪公社變成了中國首富村，然而，沒有人料到的是，歲末的12月13日，大邱庄一個名叫危福合的公司職員因涉嫌貪污，被嚴刑逼供，毆打致死，禹作敏包庇下屬，引發一場驚天大地震。

鄧小平在南巡期間，專門就證券業說過，認為證券和股市要堅決放開試，錯了可以糾正。

黃鴻年在1992年的熱走，徹底炒熱了「資本經營」這個名詞，後來不少經營者在談及中策時，均印象深刻，認為其啟迪「超過100本教科書」。外來的中策現象，加上國內的牟其中「罐頭換飛機」，讓人們生動地看到了資源流通所帶來的神奇效益。

馮侖在海南碰到了五個志同道合者——王功權、潘石屹、易小迪、王啟富和劉軍，這夥人合稱「萬通六兄弟」，後來均成了中國商業界的風雲人物。他們都是從政府部門辭職出來的，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在洶湧迷亂的海南，他https://read.99csw.com們倒賣批文、炒作土地，很快掘到了第一桶金，「那個時候很好玩，很快活，像是大姑娘初婚，很幸福，幸福又糊塗。」馮侖後來說，「幾乎是遊俠般的生活，江湖日子。江湖和遊俠在中國實際上就是脫離體制邊緣的一種自由狀態。都是生人，誰也不欠誰，不管你過去是怎麼樣的，海南不相信眼淚，不承認過去，大家都這樣，然後該求人的就求人，沒錢了就去蒙，這吃一口，那吃一口，人都沒有身份感了。」有意思的是，就是這樣的過程中，他們清醒地看到，「海南的好景長不了」。一年後，六人就撤離海南，馮侖和潘石屹再回北京，後者離開萬通創辦了紅石房地產公司，他從開發SOHO現代城開始，成為中國地產業的標誌人物。

公告一出，深圳郵局當即被雪片般飛來的身份證淹沒，其中最大的一個特快專遞包裹有17.5公斤，裏面是2500張身份證。當時深圳有60萬常住人口，兩日內一下子湧進150萬人，廣州到深圳的軟座火車票30多元，黑市竟炒賣到200元。許多人沒有邊防證進不了特區，當地農民自告奮勇帶路鑽鐵絲網，每位40元。從7日下午開始，全市300個發售點就排成了長龍，有人拿來長長的繩子，男男女女緊緊抓住繩子甚至把繩子繞在手腕上，在最緊張的時候，人們緊緊抱住前面人的腰，不敢鬆手，深圳市內到處瀰漫著難以分辨的惡臭味。

何陽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北京一家化工廠，1988年，32歲的他辭職下海，成為了一個「知識個體戶」。他想去《北京晚報》登招聘人的廣告，報社讓他先去人才交流中心開證明，中心的答覆是個體戶不能登招聘廣告，他情急之下就滿大街去貼廣告，結果下午果然來了四個人，定睛一看，是四個市容檢查隊的，讓他一張招貼罰款一塊錢。就這樣，何陽的「研究所」幾年下來只有他一個職員，而他卻靠給企業出點子創了一條路出來。一家塑料廠的一次性塑料杯大量積壓，何陽出點子說，把京廣鐵路沿線站名印在茶杯上，再印個小地圖，在鐵路沿線的火車上賣。塑料廠一試，果然大靈。一家燈具工廠的檯燈賣不出去，何陽想起海灣戰爭中大顯神威的愛國者導彈，便建議工廠設計一種愛國者導彈形檯燈，樣品拿到香港的博覽會上居然脫銷，何陽收到6萬元酬金。浙江的金華火腿已有800年歷史，但近年銷路不暢，何陽出點子說，為何不把火腿開發成罐頭食品呢？就這一句話，何陽收到10萬元的點子費。

同樣是受南巡講話的影響，在政府的中低層官員中出現了一個下海經商熱，後來他們管自己叫「92派」。香港《亞洲周刊》引用遼寧省委組織部的數據說，該省在1992年前後有3.5萬名官員辭職下海，另有700名官員「停薪留職」去創辦企業。據《中華工商時報》的統計，當年度全國至少有10萬黨政幹部下海經商，其中最為知名者，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時任北京市旅遊局局長的薄熙成，他於7月辭職下海，創辦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這幾乎是一個創世紀式的時刻。在中國進行了15年的變革之後，世界把它的左腳踏進了互聯網的河流之中，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是幸運的。

黃鴻年試水的第一家企業是在他當年插過隊的山西省。黃回憶說：「我去山西，有一天吃完晚飯的時候，當時的省委書記王茂林同志問我，『明天有事嗎？』他要去考察一個他蹲點的工廠，當時叫做太原橡膠廠，我可以跟他一起去。看了工廠以後，當時的廠長謝功慶做了一個彙報。這個企業的設備、廠房都是典型的老國營企業，王書記問我有沒有興趣合資，我就當場答應了。從我們討論合資到簽約，到新公司開業，到我們資金到位，前後也就一個來月的時間。」

就當黃鴻年在各地大肆收購的同時，尾隨其後的是由理論界和傳媒界人士組成的龐大的「拉拉隊」，他的出現讓改革派理論家們似乎看到了讓國營企業擺脫舊體制的曙光，於是，對之的稱頌便有點「上綱上線」，有些竟帶有幻想的玫瑰色。很多經濟學家認為，「中策現象是國有企業重組的有效模式」，「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深化的時代產物」，黃鴻年的購併終於讓國有企業實現了多年未有突破的產權多元化，這將使得國營企業改革徹底地走出籠子里改革的老路子。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經濟學家劉國光更評論說，可以利用中策熟悉國外企業上市的原則和渠道把一些國營企業經過重整后，轉換成為具國際性的企業，陸續在國外上市，更多地吸引國外資金來投入國內企業發展。

儘管上蒼令中國這頭巨獅沉睡了很久，但它還是憐憫的。它讓這個國家在1949年結束了漫長而殘酷的戰亂，然後舉全民之力開始了一場頗有點軍事色彩的農業和重工業建設，在1978年以後，它又讓國家的成長主題從主義之爭重新回到經濟發展的軌道上。於是，在十多年之後，當互聯網這個幽靈從美國東海岸的實驗室里躥將出來，攪亂整個商業世界的遊戲規則時，已經初步完成了體制和觀念轉軌、特別是形成了一定的民間資本力量的中國正好踩在了這個轉型點上。很難想象，如果中國的經濟改革再遲十年，或互聯網的浪潮提前十年到來，中國的今天和未來將會是一番怎樣的格局。

就當伯納斯·李發明了萬維網的時候，中國的網路英雄們正奔波在各自的命運之路上。三年後即將創辦中國第一個網路公司瀛海威的張樹新正在中關村與新婚不久的丈夫忙碌地做著傳呼機的生意；同樣在中關村混日子的軟體設計員王志東創建了新天地電子信息技術研究所，他在家裡研發出「中文之星」中文軟體平台，後來創辦著名的新聞門戶網站新浪；全球最大的B2B電子商務公司阿里巴巴的創建人馬雲那年是一個28歲的英語教師，他在杭州辦了一家小小的海博翻譯社；創辦了中文搜索引擎公司百度的李彥宏時年24歲，正在美國布法羅紐約州立大學攻讀計算機科學碩士學位，比他小三歲、創辦了網易的丁磊則在成都一所大學里讀三年級；看上去跟互聯網走得最近的，是剛剛從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拿到物理學博士學位的張朝陽，他結識了學院里一位失意的新媒體研究教授尼葛洛龐帝，後者在兩年後出版了著名的《數字化生存》，也是在尼葛洛龐帝的鼓動和投資下，張朝陽下決心回國創辦了搜狐。

在上海，各家銀行門口每天圍聚著很多身份不明的人，見到一個路人，他們就低聲問道：「有外匯哇，要外匯哇。」他們被稱為「打樁模子」，都是炒賣黑市外匯的下崗工人，總數大概有五萬人。在上海，已經形成了外匯倒賣的行業鏈，有在街上四處兜售的「打樁模子」，還有中間周轉的下家，最後是一些資本稍大的倒賣公司。

在深圳，股市之熱有過之而無不及。前幾年無人問津的股票現在已成了萬人爭搶的寶貝，發行新股只好實行抽籤的辦法。8月7日，深交所發布1992年度《新股認購抽籤表發售公告》，宣布發行國內公眾股5億股，發售抽籤表500萬張，中籤率為10%，每張抽籤表可認購1000股。認購者憑身份證辦理有關事宜，一證可花100元買一張抽籤表，每個認購者最多可持有10張身份證買抽籤表。發售工作將在兩天後開始。

在深圳的任正非，迎來了人生的一個轉機，華為自主研發的大型交換機終於在這年研製成功，當時國內的城市通訊設備市場已經被阿爾卡特、朗訊和西門子等跨國公司把持，很喜歡讀《毛澤東選集》的任正非想起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以低價和城鎮市場為突破點，到年底，華為的銷售額超過了1億元。

1992年是一個新階段的起點。當市場經濟的概念終於得以確立之後，面目不清的當代中國改革運動終於確立了未來前行的航標，改革的動力將從觀念的突破轉向制度的創新。在之前，人們認為，中國之落後主要在於科技，只要大量地引進生產線和新技術，就能夠很快地迎頭趕上。而現在，很多人已經意識到，觀念突破和技術引進所釋放出來的生產力並不能夠讓中國變成一個成熟的現代國家，經濟學家吳敬鏈因此提出「制度大於技術」。

路易斯·克拉拉繼而分析說，隨著香港、台灣和滾滾向前的南中國之間的經濟界限越來越模糊，這裏正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大中華區」既不是一個政治實體，也不是一個組織有序的貿易區，但它卻在同一種文化和共同對發展渴望的驅動下，連成一體。它整合了中國台灣的技術和財力、中國香港的國際市場經驗和中國大陸巨大的土地、勞動力資源，還有野心。大中華區是一股非常有潛力的經濟力量，亞洲唯一有可能抗衡日本的力量。

但僵局在觸到美國底線之前被打破。根據協定，中國答應查辦盜版軟體並保護農業化學產品和藥品的專利。而華盛頓則承諾不把中國從貿易最惠國名單上去除。6月，恢復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幾乎已成定局，這一消息令所有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經商的美國公司鬆了一口氣。麥當勞的副總裁托馬斯·庫里肯對《商業周刊》說：「我們咬著手指等了很久，謝天謝地，他們終於都同意了。」此外，一個更讓人期待的事實是，中國一直在努力爭取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所有的人都知道，唯有這樣才算是真正地加入到了全球自由貿易的大循環中，而這將是一條沒有退路的全球化旅程。

這真是一個矛盾重重的年代。人們常常困頓于眼前，而對未來充滿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