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有的外國人說，中國的股市很像一個賭場，而且很不規範。賭場裏面也有規矩，比如你不能看別人的牌。而我們的股市裡，有些人可以看別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詐騙。坐莊炒作、操縱股價可說是登峰造極。現在中國市場上操縱股價的一類是中介機構；一類是上市公司的某些知情人，即有內幕消息的人；還有一類就是資金的供給者，可以是銀行，也可以是其他的資金供給者。他們共同密謀以後就低價吸納。炒作的辦法大概有兩種：一種是關聯機構互相炒作、互相買賣，買賣非常頻繁，把價格炒上去。另外一種就是由有關的上市公司放出利好消息，然後把股價拉升上去。當他們發現有中小投資者或局外的大投資人跟進的時候，就偷偷地跑掉，把後來跟進的人套住，這時股價就不斷地往下跌。」

這年，對中國經濟來說是一個好年景。在即將加入WTO的利好推動下，從年初開始，宏觀經濟景氣就明顯上揚，國內生產總值超過8.9萬億元，比上年增長8％，企業經濟效益有所改善。最讓人意外和振奮的景象是，一向萎靡不振的國有企業居然表現最為搶眼，它們的數量大為減少，效益卻飛速提高，全年共實現兩千多億元的利潤，同比增長140％，創下90年代以來盈利水平的最高紀錄。這一切，當然是「國退民進」的戰略調整所帶來的。

上海的春秋國旅是一家從事旅游業務的私人公司，從1994年起它就成了這個行業的全國老大，飛行員出身的董事長王正華從1997年開始進入航空包機業務，他依仗自己有旅行團的業務資源，大胆包下一些中小航空公司的飛機，其票價當然大大低於同航線的國有公司。為了規避禁折政策，王正華有意模糊價格，他把旅客的導遊費、住宿費和飛機票等費用都打包在一起。主管當局儘管非常的氣惱，卻對他無計可施。後來他承認說，「其實我們的內部定價是非常低的，比如上海到廈門的機票價就比火車硬卧票價還要低。」第一個從事支線航空承包業務的民營企業家是溫州的王均儒，1991年7月，25歲的王均儒承包了長沙到溫州的包機航線，他因此被稱為「膽大包天」。2004年11月，王均儒病故，公司由其胞弟王均金接掌。2005年6月，均瑤集團獲准成立吉祥航空。∕∕「禁折新聞」一直到2006年還在發生。這年的11月，春秋航空推出從北京到濟南的「一元特價機票」，濟南市物價局對此開出一張15萬元的罰單，並且禁止了春秋航空上海到濟南的航線。其執法依據是民航總局於2004年4月出台的機票「限折令」：國內航線機票價格在規定的基準價基礎上，上浮不得超過25%，下浮不得超過45%。事實上，一些國內航空公司以及進入國內的外資航空公司也紛紛突破了這一規則的促銷票價，卻沒有一家被罰。

一是獲得了新建站點的壟斷資格。2001年6月，國家經貿委等三部委下發《關於嚴格控制新建加油站問題的通知》，明確規定今後各地新建加油站將統一由中石化和中石油兩大集團負責。這個嚴控政策曾經引起了地方政府的不滿，就在通知下發20天後，浙江省嘉興市就發出了一個政府批文，批准在當地新建24座加油站，其中18座是由兩大集團以外的投資商建設。此文當即引起石油主管部門的反彈，引發出一場不大不小的爭吵。媒體的分析一針見血：在經貿委的通知之前，各地都有建設加油站的許可權，而「嚴控」之後，稅收主要歸了中央，地方少了一塊財源，自然會有反彈。

縱觀天下局勢，納斯達克的崩塌對中國經濟的現實影響並不大，反倒讓我們有了水落石出、一枝獨秀的表演機會。經濟學家樊綱在接受中央電視台採訪時談到，開始於2000年的國際經濟衰退，主要是因為IT泡沫的破裂，而中國因為是一個后發國家，我們的IT產業還沒有真正和世界同步，因此受到的打擊和衝擊比較小。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中國有點幸運。

主犯賴昌星，1958年出生於晉江市青陽鎮。晉江是改革開放早期商品流通最活躍、走私最為猖獗的地區之一。跟當地的很多商人一樣，賴昌星小學沒有畢業就下海經商。他靠辦紡織配件廠起家，後來又辦了服裝廠、雨傘廠和印刷廠等。從1994年起，他在廈門構建了一個規模龐大、組織嚴密的「走私王國」。經查明，1996-1999年上半年，賴昌星在廈門關區走私進口成品油450萬多噸、植物油45萬多噸、香煙300多萬箱、汽車3588輛，以及大量西藥原料、化工原料、紡織原料、電子機械等貨物，價值高達人民幣530億元，偷逃稅款人民幣300億元。

遠華大案被認為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一起經濟犯罪案件。11月8日，中紀委、監察部向社會通報了這起特大走私案的查處情況。

這是新世紀的第一年，整個世界都在重新想象中國。

隨著全球互聯網泡沫的大破裂，在美國上市的幾家中國公司也不能倖免，新浪的股價跌到1.06美元的低點，搜狐跌至60美分，網易則更慘，它的股價一度只有53美分。稚嫩的中國互聯網經濟早早地進入了「幻滅的低谷」。日後來看，這也許是一段必經的苦痛，初冒的嫩芽唯有經歷一番寒霜的考驗方能成熟。

1999年，中國電信實現收入2295億元，年度增長25％。有專家對電信的收費制度提出了疑問。根據當時電信收費的規定，消費者撥打電話，不足3分鐘的都要按3分鐘來交費，有人計算了一下，電信公司每年因此多收的費用高達266億元。在輿論的壓力下，電信部門召開了一次資費聽證會，中央電視台專門進行了拍攝播出。在媒體記者咄咄逼人的提問下，電信官員不耐煩地回答說，「實在沒有精力向大家解釋調整詳情。」

葯監部門的這種監管思路看上去很可笑，然而，其內在的邏輯卻十分清晰，那就是要防止壟斷或半壟斷行業內，國有企業之間的互相「砍殺」，對管制者來說，手心手背都是肉，競爭的結果就是國有資產的流失，最優的狀態當然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發生在航空業的故事就很有典型性。

資費調整和「振鈴新聞」都熱鬧一時，最後還是不了了之。電信公司的價格鬆動最後還是靠市場競爭來推動的。

自上年以來的牛市行情還在持續中，莊家們的表現仍然無比兇猛和肆無忌憚。就在人們開始對此頗為厭惡的時候，公眾輿論開始傳播這樣一個理念：有一股健康而穩定的力量存在，那就是剛剛興起的基金公司。跟那些貪婪的私人莊家不同，基金公司正以科學、負責及可持續的專業精神成為資本市場上值得信賴的勢力。1998年以來，每一批基金來到市場，無不承載著監管層的厚愛和輿論的褒揚，更被視為引入西方成熟市場經驗、培育機構投資者的重要舉措。與這部企業史上所有令人炫目的神話一樣，它很快被證明是一個新的謊言。

一種巨大的百年感慨讓無數中國人心旌蕩漾，情不能禁。

刺破神話的是一個叫趙瑜綱的無名小卒。他是上海證券交易所監察部的研究人員，為了對基金管理的現狀做一個例行的調研，他以1999年8月9日到2000年4月28日為區間，對國內10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22個證券投資基金進行了追蹤，將它們在上海證券市場上大宗股票交易的匯總記錄細緻分析，寫出了《基金行為分析》和《基金風格及其評價》兩份報告。就是在這兩份報告中，趙瑜綱披露了投資基金大量的違規、違法操作事實。報告是在5月份形成的，很快就以非正式的方式流傳到了社會上。當《財經》記者找到趙瑜綱的時候，他正垂頭喪氣，甚至有點後悔自己搞的這件事。就在6月27日，交易所監察部給了他一個嚴重警告處分，理由是「未九*九*藏*書經批准，擅自將工作中知悉的內部信息外泄他人」，違反了《上海證券交易所保密工作條例》。

兩大石油集團組建后，立即展開了對加油站的爭奪。在它們的決策人看來，只要能夠在跨國石油巨頭闖進中國之前，將所有的加油站收入囊中，那自然就可形成一道「馬其諾防線」，至少有了談條件的空間。2000年，中石化率先宣布在5年內斥資251億用於收購加油站（實際上，到2003年末這筆費用就超過了400億），中石油隨即提出了完全相似的收購計劃。根據「划江而治」的原則，兩大企業應當在各自的地盤上收購，可是，這條約定很快就被突破，全國各地的加油站頓時成了哄搶的對象。在當時，經濟發達的沿海城市興建一個加油站的成本約為60萬元到100萬元不等，在收購大戰中，因兩大巨頭競買導致出售價格水漲船高，一些熱門的站點一年之內漲了3-4倍。據《南方周末》的報道，兩家不計成本的搶奪抬高了價格成本。在四川，收購一家加油站的費用大約在200萬-800萬元不等，而在深圳、廣州，一般都在1000萬-1500萬元左右。在福建省石獅市，為一間位居要津的中型加油站，中石化和中石油爭奪了十幾個回合。到2000年底，中石化宣布在全國範圍內新增加了9000多座加油站，也就是說每天收購將近30家，使整個集團加油站的總數達到25000多座。中石油則新增加油站4530多座，加油站總數達到11350多座。之後3年，全國8萬家加油站大多被兩大公司獵獲，民營資本幾乎全數退出。這種排擠戰略一直在進行中，民營加油站的成品油貨源主要是當地的中石油和中石化，如想從其它渠道進油，它們沒有批發經營權，得不到許可。2007年，全球油價持續上漲，中石油和中石化採取了「停批保零」的策略，只保證直銷和本系統內的直屬加油站和加盟站的零售供油，對民營加油站停止了批發業務，這直接導致大量的民營加油站鬧「油荒」。8月，國家發改委下發通知，要求兩大石油公司對系統內外成品油經營企業要一視同仁。於是，兩大公司推出了「價格雙軌制」，「低價油」專供直屬加油站，「高價油」則用於對外批發。

呂梁之敗完全是信心崩盤所導致的。在他的肆意炒作下，中科創業已經創下連續22個月股價持續上漲的奇迹。便在這樣的時候，那個與他聯手坐莊的朱煥良沉不住氣了，他開始暗地裡出貨套現，然後雇了幾條小快艇把數十箱現金偷運出國境，其數目應該在11億元人民幣左右。到年底風聲日緊，那些跟著呂梁做「老鼠倉」的人也有點慌了，於是不斷拋出股票。這些蛛絲馬跡很快被外界察覺，普通股民本來就對高位的股價頗為敏感，稍有風吹草動立即就會誘發大規模的出逃，於是，建在一片謊言之上的中科神話陡然倒塌。中科創業的股價崩盤是從12月25日開始的，在度過了一個吉祥無比的平安夜之後，高傲了將近兩年的股價在聖誕節這天突然高空栽蔥，一頭摔在了跌停板上。更可怕是，這一跌停就是一連9個，股價從33.59元一路下跌到11.71元，50億元市值旦夕之間煙消雲散。中科創業的崩塌迅速波及中科系的其他成員，中西藥業、歲寶熱電等均上演跳水慘劇，股價數日之內腰斬一半。

自90年代以來，各地建航空公司的熱情大漲，先後冒出來大大小小34家國有航空公司，成為全球航空公司數目最多的國家。這些公司為了搶奪客源，紛紛開展打折競銷。據稱在1998年一年，各大航空公司共讓利了50億元，到1999年初，全行業陷入虧損，民航總局終於忍無可忍，它以「競相打折的做法導致巨額國有資產流失，必須要制止」為理由，于這一年的2月下達「禁折令」，嚴令各公司一律不得再打折。此令一出輿論嘩然，紛紛指責民航總局置行業利益於消費者之上，靠行政手腕干擾市場競爭。

2000年1月1日，在中國大地上，新世紀的第一縷曙光照射在浙江省溫嶺市一個叫石塘的臨海小鎮上。新華社記者用抒情而充滿寓意的筆調描寫道，「漁燈點點，在海港灑下粼粼波光，漁民敲響大鼓，鼓聲震撼黎明前的黑暗。海天之間，由淺黃而橘黃，轉眼騰起萬道光芒，映紅長空，彩霞滿天。」記者接著又很現實地計算說，第一縷曙光為無名小鎮石塘帶來了1.2億元的商機。

第三是利用「倒倉」操縱市場。「倒倉」是指甲、乙雙方通過事先約定的價格、數量和時間，在市場上進行交易。基金公司利用旗下擁有多隻基金的條件，常常互相倒倉，既解決了先上市基金的流動問題，又不影響甚至可以提高凈值。

這個主動出擊的學者是時年70高齡的吳敬璉。在10家基金管理公司發表聯合聲明的半個月後，吳敬璉挺身而出。在接受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和《南方周末》的採訪時，他對基金事件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而在此前，經濟學界全部噤聲。外表謙和溫潤的吳教授此次語出驚人，他直接將股市比喻成了「賭場」。

這年6月1日，新一屆世界博覽會在德國漢諾威舉辦。著名人文作家余秋雨為鳳凰電視台做一檔《歐洲之旅》的節目，剛剛途經此城，他專程去了中國館參觀。他看到很多人在場館門口排隊，由於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館成為博覽會最受歡迎的場館之一。但是，「中國館找不到主題，更沒有一個構思，門外照例是長城照片和京劇臉譜，裏面除了有一個簡單的三峽工程模型外，稍有印象的只有兩點，一是幻想中的中國人登上月球的模型，二是以一個針灸穴位人體模型為中心的中醫介紹。這實在是草率得太離譜了，不知在驕陽下排著長隊的各國觀眾，看了作何感想。」

此文一出，頓時平地掀起千重巨浪。先是財大氣粗的基金公司勃然大怒。10月16日，被點名的10家基金管理公司聯合發表聲明，指斥《基金黑幕》一文以聳人聽聞的形式刊發頗多不實之詞和偏頗之論，它們說，「中國的基金公司已經是國內監管最嚴格、制度最完善、透明度最高的投資機構之一。《基金黑幕》依據的資料數據採樣不準確，研究方法不科學，對基金的交易行為的判斷與事實嚴重不符。該報告的作者和《財經》嚴重違背了新聞客觀、公正的職業操守，對中國基金業兩年來的試點成果給予全盤否定，是可忍孰不可忍。」10大基金公司因此強烈表示要追究作者和媒體的誹謗責任。被質疑職業操守的胡舒立毫不退縮，她當即在三家證券報上發表聲明，稱《基金黑幕》資料具有正當來源和可靠依據，符合客觀、公正的事業原則。被夾在中間最難受的人是高西慶，這位12年前滿懷激|情地回國籌建中國資本市場的華爾街律師此時已經身居高位，時任中國證監會主席。他公開表態說：「證券市場經過一定階段的發展形成的特定市場文化，不是一夜之間就可以改變的。其實這一現象（指基金灰色操作現象）與市場發育水平有關，可能不全是基金管理公司本身的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在發展中解決。」而在私下裡，他對基金公司說，「人家要是報道錯了，你去告她。如果沒錯，就沒什麼說的了……」

如果說對壟斷行業的戰略重組頗見成效的話，那麼如何對國營企業進行有效管理仍然是一件讓人頭痛的事情。於是，一些很有點「黑色幽默」的新聞層出不窮。國企重組獲得成效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傾斜性的稅收優惠。據《中國財政年鑒》（2001年）的數據，從1985年至2000年，國家財政稅收總額從2040.79億元增至12581.51億元，年均增長12.89%，同期國有企業的所得稅從595.84億元增至827.41億元，年均僅增長2.21%，遠遠低於稅收總額的增長速度。

這種不無浪漫而無比務實的筆調體現read.99csw.com了那個時期的公眾價值觀。相對的，全國發行量最大的周刊《南方周末》則在新年發刊詞中用一種更為堅定而煽情的筆調說：

不過，「禁折令」的成效卻立竿見影，僅半年後，民航總局就宣布全行業6個月實現扭虧，累計實現盈利2.6億元，同比減虧4.7億元，也就是說，靠不打折挽回了7億元的國有資產。可是，「禁折令」無法改變航空業已然出現的競爭格局。沒過多久，各航空公司為了搶生意把明折變成暗折，漸漸又回到了原來的狀態，民航總局三令五申卻擋不住商業規律的步伐，到2001年上半年，全行業又報出20億元的虧損。就在國有航空公司內戰不止的同時，一些民營業主已經悄悄進來了。

從兩年多前開始的這項改革一直在堅定而不無忙亂中進行著。正如我們在之前已經描述過的，由於中央政府一直沒有出台產權清晰化改革的具體方案，所以各地的民營化試驗呈現出各顯神通的狀態。而在那些國資壟斷的領域，變革也同樣在進行中，不過表現出來的方式卻不太一樣。

由「基金黑幕」到「股市賭場」，好比一張桌子失火殃及了整幢房子。吳敬璉的出擊鼓勵了與他一樣有良知的經濟學者，那些在股市上橫行一時的莊家開始受到懲罰。

第一是穩定市場的作用未被證明。定量分析顯示，基金在大盤處於下跌期中，一般借高位反彈減倉；而上升期中，則一直處於顯著的減倉過程中。因此，「發展證券投資基金，究竟為誰服務的問題，可能目前還不十分明確」。

在主編胡舒立的堅持下，《財經》以選編的方式刊發了趙瑜綱的報告，這篇題為《基金黑幕》的長篇文章對中國基金市場提出了6個方面的重大疑問。

亞洲最資深的政治家、77歲的李光耀出版了自傳《李光耀回憶錄》。他深情地回憶了22年前與已經去世的鄧小平的那段交往，他繼而預言，「中國有可能實現其到2050年成為現代化經濟大國的目標，它將以一個平等和負責任的夥伴姿態參与世界貿易和金融活動，以及成為世界重要成員中的一員。如果它不轉移教育和經濟兩大發展中心，中國很有可能成為世界第二大貿易國。這就是中國50年的一個構想—現代化、自信和負責任的大國。」

如果這場「口水官司」僅僅局限在對基金的學術批判上，它可能只是一個「茶杯里的風波」，誰也沒有想到的是，一位重量級的經濟學家突然卷了進來，而他的矛頭直指中國股市。

自從1995年以來靠價格戰擊退跨國公司之後，國內的幾大巨頭沒有在核心技術的創新上動腦筋，而是繼續實施低價策略和玩弄「概念創新」。1998年底，行業老大、四川長虹的倪潤峰突然想出一個奇招，他試圖通過控制核心部件的方式來一舉擊敗所有對手。在彩電製造中，彩色顯像管佔總成本的70%。倪潤峰秘密地與國內八大彩管廠簽訂了壟斷供貨協議，將國產76%的21英寸、63%的25英寸和幾乎所有29英寸及29英寸以上大屏幕的彩管共計300萬隻收歸長虹。這個釜底抽薪式的消息一被披露，當即引起軒然大|波，長虹股票大漲，業內同行一時陷入絕望般的恐慌。他們紛紛上告信息產業部，主管部門也對長虹的這種做法頗有微詞。1999年4月，長虹在南京再次宣布大幅降價，幅度在10%-20%，其他彩電公司被迫迎戰跟進。在一次行業會議上，康佳的陳偉榮怒斥說，「長虹的做法是逼著大家一起跳樓。」陳偉榮的大學同窗、創維的黃宏生勸導倪潤峰說，「一個健康的生態環境，應該是先有森林，後有大樹。」後者則霸氣十足地回答說，「我的觀點是，先有大樹，後有森林。」

第二是基金「對倒」製造虛假成交量，所謂「對倒」是指某股票處於弱勢時，即使割肉出售也未必有人買，做鬼的辦法就是自己做托，這是莊家建倉和炒作題材時慣用的伎倆，基金坐莊也「按例操作」。根據趙瑜綱的調查，大部分基金都有過「對倒」行為。

杭州電信局跟12名教授代表進行了對話。面對自己當年的老師，電信局人士給出的解釋是：「造成超短時收費，有可能是對方線路上有傳真機、錄音電話、伺服器等，也可能對方手滑，電話剛拿起來就掉了，杭州電信肯定沒有問題。」對話不歡而散，一位教授戲嘲說，「我們這些人中有計算機專家、自動控制專家，也有通信系統專家，為什麼學生給出的答案不是我們教給他們的呢？」

余秋雨的憂慮如一團紛亂了的中國蠶絲，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解起。

比廣告限額更荒唐的政策當然還有。為了防止國有藥店互相競爭搶生意，一些地方的葯監部門專門出台了一項政策，規定「500米範圍內不準開設第二家零售藥店」，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有點哭笑不得地提問說，「政府怎麼保證得了500米以上就是合理布局？它就是50米內開5家店，是賺是賠自有藥店經營者擔受後果，何須要政府勞神呢？」周教授的設問很有力，不過還是有人提出反詰，「如果那些國有藥店虧損了，還不是要政府來給它們擦屁股？」兩個問題，又把延續了二十多年的矛盾扯到了體制上。

趙瑜綱調研的10家基金管理公司分別是：博時、華安、嘉實、南方、華夏、長盛、鵬華、國泰、大成和富國。

9月的《中國企業家》上描述了三種變化，一是大規模整體海外上市，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中國石油等先後在紐約或香港成功上市，一向保守的國有公司集體「闖海」，絕不僅是個普通境外融資問題，這其中包含了主動變革的巨大決心和痛苦抉擇。二是基於打破壟斷、增強競爭的大跨度拆分重組，在世人對電信等行業的一片指責聲中，「寡頭」們不動聲色地對自己舉起了手術刀。中國電信一分為五，中國石油、石化重新分家，中國民航醞釀重組，中國有色金屬集團就地解散，中國五大軍工集團五分為十，幾乎所有的老牌國有公司都在「分家」。三是國有公司的企業家群體浮出水面，初顯企業家本色。作為上市和重組的兩大變革的直接操作者，這個一貫低調求穩的群體被推上浪尖，他們身上的企業家潛質得到前所未有的激發和展現。國際媒體也同樣觀察到了這種變化，《亞洲華爾街日報》在一篇述評中認為，這些壟斷企業的新行動，表明中國的經濟模式正在發生重大的改變。

第五是肆意玩弄「凈值遊戲」。報告破解了之前人們的一個誤解，以為股價在高位下跌且無量，就把莊家也給套住了。其實，在很多情況下並非如此。因為如果莊家在上升的階段反覆洗盤，即經常高拋低吸，做階段性的盈利，而且時間足夠長，到了最後，它的成本已經極低。此時，即使股價暴跌，它仍有一倍甚至幾倍的利潤。」

「這是新年的第一天……陽光打在你的臉上，溫暖留在我們心裏。有一種力量，正從你的指尖悄悄襲來，有一種關懷，正從你的眼中輕輕放出。在這個時刻，我們無言以對，唯有祝福：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讓往前走的繼續走，讓幸福的人兒更幸福；而我們，則不停為你加油。

第六則是「投資組合公告」的信息誤導愈演愈烈。

吳敬璉的勇敢和率直讓他的聲望達到了頂峰。12月，中央電視台第一次評選「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在10位當選人中吳敬璉以唯一學者的身份入選，在網路票選中他遙遙領先，排在「人氣排行榜」首位。在獲獎者專訪中，主持人問白髮蒼蒼的吳敬璉，「我們曾經把冰心老人稱做是中國文壇的良心，那麼現在也有人把您稱做是中國經濟界的良心。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中，『經濟』這兩個字無處不在。大家都在講錢，都在講創造財富和盈利，良心這兩個字有什麼用處？」後者答道，「中國老話就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市場經濟它需要一個人和人之間的信任關係，沒有這樣一種信任關係，如果靠爾虞我詐是發展不到現在九九藏書的市場經濟的。」在專訪的最後，主持人頗有感慨地說：「舊的一年過去，好在我們把良心留下了。我們也許不需要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我們需要敢講真話、講實話的經濟學家。」與吳敬璉相似，在本次基金揭黑中表現堅定的《財經》主編胡舒立也聲名大噪。2001年7月，她入選美國《商業周刊》評選出的50位「亞洲之星」之一，對她的評語是：「這是中國證券界最危險的女人」。

位於新疆庫車縣的依奇克里克油田是中國首片廢棄的整裝油田，從1958年起，經過近30年的開採，共打井286口，累計生產原油90餘萬噸。由於油田原油產量逐漸減少，近於枯竭，被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認定不具備工業開採價值，歸為「廢油井」。1998年，中石油撤出依奇克里克油田，很快，一家叫金禾的民營企業進入油田，它與地方政府達成合作意向，在近300口廢棄油井採油，每年竟可出油4萬噸左右。金禾在「廢油井」采出油來，讓中石油頗為不悅，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多次向自治區政府反映，狀告庫車縣政府與金禾公司的合作是越權經營油氣資源開發行為，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侵犯了中石油的探礦權。跟發生在嘉興的加油站事件一樣，石油公司對油田的壟斷同樣引起了地方利益的反彈。2002年7月，中石油向國家經貿委遞交報告，反對陝西省政府提出的將陝北私營油田進行省內重組的方案。報告稱陝北地區的私營以及縣級鑽采公司亂開濫采，夥同私營的油老闆搶佔中石油下屬的開採面達9000多平方公里的油田，雙方10年間多次發生糾紛，引發150多起群體衝突事件，導致多人傷亡。而陝西省經貿委也向國家經貿委遞交了報告，辯稱當地的石油開發已經走上了科學、規範、有序的軌道，以當地的石油公司、現代中國的第一個油田—延長油田為主體的地方石油企業有能力合理開髮油田。陝西省的報告還稱，中石油利用國家資源管理機制和自身便利條件，搶先登記了陝北地區的絕大部分石油資源，甚至將延長油田的地塊又登記到自己名下，造成資源閑置，沒有進行實質性開發。報告說，離開了石油，陝北的地方財政將重新陷入困境。

劉姝威的呼籲書一出，理所當然地引來藍田股份的強烈反擊，公司當即將她告上法庭，湖北省洪湖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侵害藍田公司名譽」為名通知她馬上到庭聽審，她的家中隔幾天就會衝進一批不同身份的人，要求她「公開道歉、消除影響、否則後果自負」。連刊登劉姝威短文的一張雜誌也趕緊發表聲明撇清干係，宣稱「文章純屬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編輯部。」劉姝威向有關機構報告，亦得不到任何的迴音。後來她不無悲情地回憶說，「此時我已經變成了一個強大勢力集團的對立面，只有以死相拼了。」所幸的是，有良知的財經媒體站到了她的一邊，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財經》等媒體記者紛赴藍田股份所在的洪湖市瞿家灣鎮，他們拍攝和記錄了看到的現場：「藍田工業園裡雜草叢生，大部分車間都是鐵將軍把門。很難想象這就是藍田公司生產野蓮汁、野藕汁的部分設備，水管已經生鏽，閥門、壓力表也是銹跡斑斑，裝化學原料的玻璃瓶不知道已經放了多長時間，流出來的汁液已經泛黃。」他們得到的財務報表顯示，「藍田的巨額收入從會計角度無法最終確認，藍田的業績真假無從辨別。」事實呈現在陽光下，撒謊者卻肆無忌憚地橫行天下，這便是資本遊戲檯面下的黑暗。隨著新聞輿論的參与，相關銀行相繼停止了對藍田股份的貸款，2002年1月，藍田董事長保田因「涉嫌提供虛假財務信息」被拘傳接受調查。在幾個月里日夜失眠的劉姝威「僥倖」勝出。在2002年度的「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評選中，她成為繼吳敬璉之後當選的第二位學者。在發表獲獎感言時，她說了一句話：「集體失語是一個民族的悲哀。」

一度無限風光的中國彩電業陷入全行業虧損，這是很多人難以理解的現實，其因果由來實在跟企業家們的戰略思考有關。

「我們不停為你加油。因為你的希望就是我們的希望，因為你的苦難就是我們的苦難。我們看著你舉起鋤頭，我們看著你舞動鐮刀，我們看著你揮汗如雨，我們看著你谷滿糧倉。我們看著你流離失所，我們看著你痛哭流涕，我們看著你中流擊水，我們看著你重建家園。我們看著你無奈下崗，我們看著你咬緊牙關，我們看著你風雨度過，我們看著你笑逐顏開……我們看著你，我們不停為你加油，因為我們就是你們的一部分。

2000年4月，中石油在香港H股上市。10月18日，中石化在香港、紐約和倫敦三地證券交易所上市，2001年7月繼而在國內A股市場成功發行28億A股，成為中國股市上最大的藍籌股。據透露，在股票發行前，中石化高層曾三次拜會香港的華人首富、和黃集團主席李嘉誠，後者「受誠意感動」當即決定購買1億美元的中石化H股股票。中石化股票的發行價在當時引起過一場爭議，該公司發行167億股H股的時候，價格為1.6港元，而發行A股的時候則定價為4.22元，A股是H股的2.48倍，這種內外有別的做法引起股民很大的爭議。在上市過程中，中石油和中石化的海外戰略投資者都是以定向募集的方式進行的，除了香港的李嘉誠家族、美國「股神」巴菲特以及高盛投資之外，還有全球最重要的石油巨頭，其中，埃克森美孚、殼牌以及英國石油公司（BP）集團一起成為中石化的戰略投資者。三家購買中石化全球發售股票的一半，BP還以戰略夥伴身份斥資6.2億美元購買約35億股中石油股票，占當時流通股的近20%。據財經觀察家葉檀的計算，到2007年3月，中石化H股的價格為6.3港元，相當於為海外投資人創造了100億美元的財富。在某種意義上，這些海外投資人成為分享中國改革成果的最大獲利者之一。到2007年10月，巴菲特出售所持全部中石油股份，總獲利35.5億元美元，約合277億港元。

這是一場預言中的失敗。呂梁故事的尾聲是這樣的：2000年的最後一個夜晚，他打電話約見媒體記者，聲稱自己正寫作自述，將把真相全部大白于天下。據他說，參与中科炒作的機構多達四百多家，都「非常的有名」。全中國的媒體都屏聲息氣地期待他揭開那隻神秘的「黑暗之盒」，呂梁會是一個說出真相的「偉大的叛徒」嗎？開年後的2月3日，呂梁被北京警方在家中抓獲，9日，被監視居住的他突然神秘失蹤，從此再無音訊。據稱，「那天他披著軍大衣潛離，消失在初春亞運村川流不息的人流中。」他的結局大概有三種：至今潛藏在國內的某個地方；出逃到國外的某個地方；被人謀殺在地球的某個地方。無論死活，那個文學青年呂新建、股評家呂梁和莊家K先生都不會，或者沒有機會說出所有的秘密了。

除了把現有的加油站收入囊中之外，中石油和中石化還以國家利益的名義實施了兩大壟斷性戰略。

從年輕的沈灝到年邁的李光耀，誰也不能否認，中國以短短二十多年的時間讓世界重新認識了自己，發生在這裏的每一個變化都讓人驚奇。不過，也許只有生活在這裏的人們才真正能夠體會到，在這場偉大的經濟運動中所伴生的失落、痛苦與彷徨。

石油石化行業的變局，是對上述判斷的最好例證。2000年，全中國最緊俏的商品是加油站，在一些地方，它的價格一年內狂漲了三四倍。加油站搶手，不是因為它特別賺錢，而是因為有人在哄搶。

在資本上形成血緣關係后，那些跨國石油公司相繼取得了進入中國成品油市場的資格。BP集團獲准分別與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廣東省和浙江省合資各九九藏書建立500座加油站，埃克森美孚和殼牌獲准分別與中石化在廣東省和江蘇省各合資建500座加油站。此後，BP與中國石油簽訂了在福建設立800座合資加油站的協議，而中石化也與埃克森美孚簽訂了在福建設立600座加油站的協議。

對陳偉榮的離去，同學黃宏生十分傷感，他對記者說，「現在做彩電真的沒有意思，一台電視機的平均利潤不到10元錢，因此賣彩電還不如賣白菜賺得多。」把彩電與白菜放在一起比喻，是黃宏生的即興之言，但是這種恥辱性的新聞真的就很快發生了。2001年8月，武漢媒體報道，該市漢陽商場和21世紀購物中心推出了「按斤論兩賣彩電」的促銷活動。商場內的長虹、康佳、海信、海爾、TCL、金星、樂華、熊貓等十多種品牌的幾款29英寸彩電分別擺在商場營業大廳，彩電上插著「每公斤30元」的醒目標籤，顧客里三層、外三層地搶購著。一台29英寸的彩電包裝盒標著凈重52.5公斤，論斤算來，僅售1575元，比原價又降了近300元。商場負責人稱，「論斤賣彩電」乃廠商變招，這些彩電都是新近出廠的一線品牌機，質量絕對可靠。據報道，「這一招還挺靈，彩電論斤賣以來，日均銷售彩電400台左右，銷售量較以往成倍增長。」

由30歲的傳媒人沈灝執筆的這篇發刊詞在中國知識分子和大學生中傳誦一時。人們聯想起整整100前的一個暗夜，27歲的維新派領袖梁啟超在赴日本流亡的海船上寫下的那篇《少年中國說》，「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制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梁氏研墨為文之際，正是諸國列強瓜分中國的絕望時刻，而百年以降的今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終於成了一個令人血脈賁張的事實。

這樣的彩電業無疑已走進了死胡同，價格戰帶來了雙重危機：一是財務危機，巨大的庫存、越來越多的應收賬款正在侵蝕著所有的企業；另一個是創新危機，沒有力量投入研發，當然也沒有機會分享高技術的利潤。2000年，全國彩電企業生產近3000萬台，庫存累計600萬台，首次出現了全行業的虧損。據信息產業部的官員透露，彩電價格戰使整個行業的實際損失起碼高達200億元。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洋彩電銷售額和利潤率呈強勢反彈趨勢，市場佔有率從過去的10%左右，一舉躍升到30%以上。在高價位市場上，國產彩電更是徹底失去控制權。5年前的輝煌戰果，幾乎被揮霍一空。發生在彩電業的技術空心化現象，在家電業普遍存在。格力電器的朱江洪講述過一個故事：2000年前後，格力與海爾、春蘭競標重慶一家體育館的中央空調項目，而其實這三家中國最重要的空調企業都沒有能力製造這種空調。為了顯示自己的能力，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向擁有該技術的日本三菱公司詢價。最終格力中標，朱江洪把三菱空調買回后拆了商標，再自降100萬元出售。朱江洪赴日向三菱購買這項技術，當場就遭到拒絕。三菱說，我們為此研究了16年，你們中國人認為用錢就能買走呢？朱江洪深以為恥。

二是對民營油田進行大規模、強制性的收編和排斥。90年代中後期，民營資本已經滲透到石油開採領域，在陝西、新疆以及吉林等地，民營業主通過「聯合經營、承包開發」的方式從事採油業。這些油田都是開採成本較高、規模甚小的小型油井，有的甚至是國營油田棄而不採的「廢棄油井」。這些私營業主的存在被認為是擾亂石油市場秩序和製造環境污染的源頭。於是，收編和整頓成為一個戰略性的措施。《中國企業家》披露過一個很能說明實際情況的事例。

這年6月，國家工商局突然出台了一個政策，宣布國有企業如果要做廣告，其投放金額必須控制在企業銷售收入稅前比例的2％。這條「禁令」據稱是為了防止國有企業亂投廣告，浪費國家財產。這兩年，中國消費品市場的廣告巨星是東北一家叫哈葯集團的國有藥廠。在1999年之前它還是一家名不見經傳的中型藥廠，其總資產不過1億元，每年的科研開發費用也從沒有超過250萬元。可是從這年開始，它突然實施廣告轟炸戰略，1999年砸下7億元，2000年的頭5個月接著砸下5.7億元，一舉成為中國第一廣告大戶。哈葯的知名度和銷售額也急劇上升，在它的示範效應下，各地的國有藥廠、電器廠紛紛打起了廣告戰。「廣告限額令」一下，企業頓時亂作一團，僅僅半年多，工商局只好再做補充條款，宣布製藥、食品、日化和家電企業這些最有廣告投放衝動的行業可以把廣告投放比例提高到8％。很快，這條「限額令」再也沒有人提及了。

在賴昌星的拉攏下，廈門市的很多政府部門相繼「淪陷」。廈門海關幾乎就是為賴家所開，遠華有專門的中轉點「海鑫堆場」，貨物從港口直接拉到堆場后，海關人員先是圈定要查驗的集裝箱箱號，走私分子則立即根據集裝箱號單，將裝有香煙、汽車等高稅率的走私貨物集裝箱掏空，再填進事先準備好的木漿、聚丙烯等低率、且與報關品名相符的貨物，辦妥手續交付海關查驗。經過如此一番「倒櫃」，走私物品就順利入關。廈門商檢局為遠華提供虛假的「鑒定證明」，使走私貨物「合法化」。福建一些地方公安機關為走私汽車非法辦理汽車罰沒證明，使幾千輛走私汽車流入國內市場。一些金融機構向遠華提供大量貸款，僅交通銀行廈門市分行就先後違規開出25筆信用證，總金額達3841萬美元。

2000年12月，為了扶持日漸衰落的鐵路交通部門，國務院批准鐵道部成立中國鐵道通信信息有限責任公司，特許它開展固定電話通信業務。鐵通一成立，開門第一招就是宣布電話的初裝費為600元。在過去的幾年裡，電話初裝費一直是電信公司利潤最穩定和豐厚的一塊，在消費者的多年呼籲下，這筆費用從5500元降到了1250元，卻再不肯往下降。這次鐵通沖了進來，戰略自然要調整，中國電信迅速做出反應，宣布取消初裝費。鐵通想從「壟斷之碗」中大搶一把的算盤落了空，反倒意外給了全中國的消費者實惠。

石油行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行業，根據WTO的規則，中國一旦加入該組織后，將在一兩年內將成品油進口關稅降至6%，3年內放開零售，5年內放開批發。為了應對這種勢必出現的競爭態勢，1998年，一直處於獨家壟斷的中國石油石化行業進行了一次大重組，組建了中國石油、中國石化兩大集團公司。按當時的規劃，兩大企業切分了全國的油田資源和煉油企業資產，在業務上則實行以長江為界的「划江而治。，這種方案看上去既形成了上下游一體化的企業格局，又避免了面對面的業務競爭。

專制帶來效率，壟斷產生效益。其實從一開始，人們就對壟斷行業的暴利現象提出了質疑。最早成為靶子的是跟每戶家庭有關的電信公司。

這年4月，一直高傲地一路上飆的美國納斯達克股市在毫無預兆的情形下突然調頭下挫，綜合指數在半年內從最高的5132點跌去四成，8.5萬億美元的公司市值蒸發，這個數值超過了除美國之外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年收入。僅美國在線—時代華納一家公司就損失了1000億美元的賬面資產，在10年前，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家公司的市值能夠超過這個數目。幾乎所有知名的互聯網公司都遭遇重挫，思科的市值從5792億美元下降到1642億美元，雅虎從937億美元下跌到97億美元，亞馬遜則從228億美元下跌到42億美元。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用不無黯淡的語調寫道，「泡沫破裂了，經濟陷入了衰退，這種結果的發生是無法避免的—建立在ｈtｔｐs://ｒead•９9ｃｓw•coｍ虛假根基之上的喧囂的90年代，最終將走向終結。」

這一仗殺得是天昏地暗，空前慘烈，但是清掃戰場誰也沒有想到，最大的輸家竟然是挑起事端的四川長虹。倪潤峰的封侯一招看上去既狠又准，但是老謀深算的他卻漏算了兩件事情：一是彩管公司的信用，它們多年來受品牌製造商的壓榨，此次乾坤顛倒，成了爭搶的香餑餑，怎肯錯過百年一遇的發財機會，於是紛紛加大產能，有錢便是客，暗地裡向其他彩電企業大量供貨；二是華南地區的走私彩電管因此火暴。這兩條灰色渠道的存在，讓掏出真金白銀巨資囤積彩管的倪潤峰看上去像是一個最大的「傻瓜」。長虹背上了沉重的財務壓力，但是「斷源戰略」宣告失效，價格戰自然也無法收到決定性的成果。經此一役，長虹元氣大傷。2005年5月，倪潤峰被撤換下台。南方的TCL乘機發力，於2001年成為新的彩電業盟主。

這樣的景象讓余秋雨感到很鬱悶，他十分警覺地寫道，「各國都以異樣的真誠爭先恐後地向世人承諾，自己將在新世紀投入革新創造，相比之下，中國館的差距是整體上的。展覽做成這樣有點偶然，而這種偶然背後卻隱伏著一種文化精神生態上的必然。」

10月，《財經》雜誌刊登封面調查《基金黑幕》，將中國股市中一個剛剛誕生的光鮮神話一下子刺破了。

事端製造者長虹失利，彩電市場的價格戰卻已經一發而不可收。自倪潤峰下台後的一年裡，各大廠家先後發動了6輪降價戰，彩電價格一降再降，好比軍閥混戰，終於殺到所有的參与者丟盔卸甲。第二個戰敗的是與長虹、創維和TCL並稱「四大家族」之一的康佳，由於價格陡降，康佳不堪再戰，2000年，公司宣布虧損近8億元，陳偉榮辭職出走。

「總有一種力量它讓我們淚流滿面，總有一種力量它讓我們抖擻精神，總有一種力量它驅使我們不斷尋求正義、愛心、良知。這種力量來自於你，來自於你們中間的每一個人。」

在對莊家和基金進行猛烈的抨擊后，吳敬璉的矛頭進而直指中國資本市場的定位。他批評道，「不要把股市變成尋租場，由於管理層把股票市場定位為為國有企業融資服務和向國有企業傾斜的融資工具，使獲得上市特權的公司得以靠高溢價發行從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錢，從而使股市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尋租場』，因此必須否定『股市為國企融資服務』的方針和『政府托市、企業圈錢』的做法。」

10月底，中央財經大學的女研究員劉姝威撰寫《應立即停止對藍田股份發放貸款》一文，明確指出大熱門股藍田股份已經成為一個空殼，建議銀行儘快收回所有貸款。這篇僅有600字的呼籲書，頓時掀起軒然大|波。如果說吳敬璉的批評是宏觀式的，那麼外表柔弱而毫無知名度的劉姝威則直接把矛頭對準了一個具體而強悍的敵人。來自湖北省的藍田股份是股市上一隻老牌的、以「生態農業」為題材的績優股，自1996年發行上市以後，它在財務數字上一直保持著神奇的增長速度，總資產規模在4年裡連著翻番增長了10倍，歷年年報的業績都在每股0.60元以上，最高達到1.15元，即使遭遇了1998年特大洪災以後，每股收益也達到了不可思議的0.81元，創造了中國農業企業罕見的「藍田神話」，被稱做「中國農業第一股」。根據劉姝威的研究，藍田股份的所謂輝煌業績都是謊言，全是靠虛假會計報表偽造出來的。

這年3月，浙江大學107位教授聯名致信政府和媒體，對電信公司的另一個收費制度——「計時收費從對方接聽電話開始」提出投訴。聯名信的發起人鄭強教授說，我們有很多打通但沒人接聽的電話，都是自己掛斷的，卻被電信局收了費。他們提供了厚厚一疊話費清單，在一張共有50次長途通話記錄的清單上，短於30秒的通話情況共出現5次。還有一頁明細單，23個電話中「超短時長話」出現了10次。細心的教授們還專門做了一個測試，他們撥打了多次「振鈴」但其實並未接通的長途電話，結果在電信局列印的長話明細單上都被收了費。鄭教授簡單算了一筆賬，杭州有200多萬電話用戶，按每月打一次這種沒有接聽的長話計，被收取的振鈴費便達120萬元，一年就是1000多萬元。教授們希望，對那些不明不白多付的錢要給個「說法」。

第四是質疑基金的獨立性。報告認為，「從基金雙向倒倉時的肆無忌憚看，人們很難相信在機制上並未獨立運作的基金與其股東和發起人之間沒有更嚴重的違法聯手坐莊行為。」《財經》記者還描寫了一個在市場口口相傳的景象：「在熱氣騰騰的桑拿浴房中，談判的雙方『坦誠相見』」，沒有錄音或者泄密的可能，希望基金接盤的機構開出價碼，「每接我一股，我給你個人一塊錢」。

除了藍田股份，另一個遭到報應的是上年最活躍的大莊家——中科創業的呂梁。

在實現了對油田資源和銷售渠道的雙重控制之後，中國的兩大石油公司則加快了海外上市的步伐以及與全球寡頭石油公司的合作。

除了發生在壟斷行業的重組事件之外，這年，中國企業界最具爆炸性的新聞有三條，一是廈門遠華走私案告破，二是彩電業初次出現全行業虧損，三是基金業黑幕被曝光。

這樣的「中國故事」發生在所有國有資本控制的壟斷行業，它將在2003年受到挑戰，然後又在2004年得到堅實的鞏固。

如此巨額的走私活動若無官員協助斷無可能，遠華案發之後，賴昌星拉攏官員的種種手法都被曝光。為討好公安部副部長、全國打擊走私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李紀周，賴昌星向他在美國的女兒一次性匯款50萬美元，還為李紀周妻子的公司送去100萬元人民幣。他出資160多萬元為廈門市副市長藍甫在澳大利亞上學的兒子購買別墅，還出1000多萬元替廈門海關關長楊前線包養情婦，並在香港、廈門購買別墅供其姘居。遠華在廈門市湖裡區華光路有一座外表平常的7層磚紅色小樓，當地人稱為「紅樓」。賴昌星將之裝潢豪華，內設包房、桑拿、KTV等娛樂設施，專門用來招待各路官員，廈門多名市委副書記、副市長及銀行行長是紅樓的常客。

遠華案被中央通報的時候，賴昌星已於上年8月潛逃加拿大。2001年，遠華案公審，三百多人被起訴定罪，其中廈門海關關長楊前線被判處死刑，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廈門市委原副書記劉豐、張宗緒、副市長藍甫等均被判死緩或無期徒刑。賴昌星出逃后，向加拿大政府提出難民申請，中國政府一直在努力將之引渡回國。遠華案震驚國內外，它展現了中國政府全力打擊走私的決心和行動，而在民間，人們則從一個側面目睹了官商勾結的陰暗一面。2001年8月，為了警示全民，有關部門在賴昌星的「紅樓」舉辦《查處廈門特大走私案展覽》。在短短50多天時間里，近20萬人、1300多個團體參觀了「紅樓展」，它成為廈門最熱門的「景點」。人們在這裏看到賴昌星腐蝕官員的桑拿按摩房、歌舞廳以及禮品儲存室等，以及他訓練打手的「搏擊廳」，在一層還擺放著4輛賴昌星從香港花巨資拍賣得來的國家領導人乘坐過的防彈轎車及賴家子弟買給一位當紅女歌星的紅色保時捷跑車。這個展覽進行了將近兩個月，「紅樓」宣布被「永久關閉」。

正是經過這一系列十分強勢、有計劃而高效率的戰略調整，兩大國營石油公司渙然一新，日後隨著全球能源價格的持續上揚，它們相繼成為「中國最賺錢的企業」。發生在石化領域的這場令人炫目的大變局十分生動地體現了壟斷領域發生的兩個變革邏輯：第一個是「以國家的名義壟斷，以市場的身份盈利」，在資源性行業內形成國企之間的「內競爭格局」，民營資本被全部排斥在遊戲之外；第二個是在壟斷前提下加快資本化運作以及與寡頭式跨國資本的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