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民營企業要啟動一個投資上百億元、佔地近萬畝的鋼鐵項目，是很難得到重要有關部門的批准的。中國經濟改革，向來有「闖關」的傳統，即所謂「見綠燈快快行，見紅燈繞開行」。很多改革便是在這種闖關中得以成功實施，在日後流傳為美談，也有不少在這個過程中黯然落馬，成為違法的典型。這種改革發展與制度設計的落差，成為貫穿中國企業史的一個灰色現象。

這年3月，41歲的戴國芳站在長江南岸的長堤上，用帶著濃重蘇南口音的普通話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鐵本要在三年內超過寶鋼，五年內追上浦項。」同時說這話的時候，興奮得像一個已經把獎盃搶到懷裡的大孩子。寶鋼、浦項分別是中國和韓國最大的兩家鋼鐵廠，分列全球第五和第三。只有小學文化水平的戴國芳計劃在長江邊上建造一個年產840萬噸的大鋼鐵廠。

劉家兄弟在飼料行業稱王之後，就對壟斷行業表現出濃厚興趣。老四劉永好通過參股民生銀行順利地進入門閥森嚴的金融業，老二劉永行則對重工業情有獨鍾。他的判斷很簡單，「目前中國重工業的主要力量是國企和外資，一般的民營企業因資本門檻進不去，如果東方希望介入重工，可以發揮經營管理中既有的『快、省、好』特點，很快建立低成本、高效率的競爭優勢。」從1998年起，劉永行一直在尋找一個合適的項目，他對台灣石化大王、台塑集團創始人王永慶很是崇拜，甚至冒出過一個有點「瘋魔」和可笑的想法：「我要去跨國公司，特別是華人的重工業企業里去打工！我不要工資，義務服務三年，全心全意地為它做事。如果我為王永慶當3年助手的話，我一定可以做自己的大產業。」聽者暗自發笑，而劉永行不覺得自己在開玩笑，他還真的通過一些中介人士，請他們幫助聯繫過王永慶。

1967年出生的郭廣昌畢業於復旦大學哲學系，是國內民營公司中的少壯派。他於1992年創辦復星，最初的業務只是為上海的一家房地產公司做銷售和市場推廣代理，兩年後復星推出了自己開發的房地產項目，在上海房產的高溫時代獲得爆發性增長。其後，復星相繼進入醫藥、金融、零售等領域，並在證券市場上翻雲覆雨，構築了中國股市上赫赫有名的「復星系」。在2002年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郭廣昌名列第九，更讓人矚目的是，他的頭上頂著一大串「光環」：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工商聯常委，「上海市十大傑出青年」、上海市浙商商會會長。復星進入鋼鐵業的時間是2001年。

「電荒」甚至已影響到民生，8月，素有「不夜城」美譽的上海外灘關閉了大部分景觀燈光，為了節約用電，市政府號召市民將空調溫度調高一度。從11月開始，湖南全省開始拉閘限電。省會長沙過去幾乎無人問津的蠟燭和應急燈出現脫銷。12月，華中電網供應給浙江的電量從原先的每天70萬千瓦降低到15萬千瓦，杭州被迫於12月1日拉電，38條線路斷電，殃及幾十萬城區居民。同一日，廣東省宣布對月用電量超過300千瓦的居民增收費用。

這一年，造車新聞層出不窮：浙江中譽集團聯手東風註冊成立武漢中譽汽車有限公司；浙江鐵牛實業有限公司出手重組汽配件類上市公司ST金馬；寧波華翔集團通過受讓股份，持60%的股份收購了河北中興汽車製造公司；製造空調的奧克斯集團收購了瀋陽雙馬汽車95%的股權，並宣布在5年內將斥資80億元進軍汽車產業；金華青年集體與貴州航空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簽訂合作協議，入主貴州雲雀；連靠傳呼機和手機起家的寧波波導集團也宣布將投資40億元建設轎車基地。

近年來，隨著宏觀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鋼鐵價格普遍持續上漲。鐵本廠的門口，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卡車每天排成長龍，等候提貨，這樣的景象天天出現。按戴國芳的估算，中國的這股鋼鐵熱起碼還可以延續5-6年，他決定新建一個更大的鋼鐵廠。鐵本的新建計劃得到了常州市政府的熱情支持。常州與蘇州、無錫並稱「蘇錫常」，但大型企業卻是一條短腿。誰都知道，鋼鐵是一個大投入、大產出的產業，鐵本的夢想一下子變成了常州的夢想。在常州的很多官員看來，戴國芳是一個值得信賴和託付的人。他面容消瘦，沉默寡言，平生沒有任何愛好，只是整天窩在工廠里，和技術人員共同切磋。他是當地出了名的「五不老闆」，不坐高級轎車，不進娛樂場所，不大吃大喝，不賭博，甚至不住高級賓館，平日生活十分儉樸，家中所有積蓄都投到了工廠里，父親和繼母一直在鄉下種菜為農。他的一家住在鋼鐵廠里一棟簡陋的小房子里，房屋的一面被大卡車撞了一個口子，他也沒有在意。他常年開的車子是一輛抵債來的桑塔納2000，即便是成了富人榜上的億萬富翁，他也不改節儉本色。

9月23日，上海的《東方早報》刊文《溫州千億民資全國炒樓》，記者稱「10萬溫州人在全國各地炒樓，動用民間資本約1000億元。溫州約有8萬人在全國購置房產，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樓。保守估計，炒樓群體在7萬人以上，以企業白領、政府官員家屬及公司負責人為主……溫州全民在炒房。按照回報率15%計算，1000億元投資可凈產出150億元，這比任何一個產業都要賺錢，可謂『溫州第一產業』。」據稱，炒房團還把全國房產市場分成四級：一級市場是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房價5500元／平方米以上；二級市場為東部沿海地區，如大連、煙台、南京、蘇州、福州等，房價4000-5000元／平方米；三級市場為東西部結合地帶的省城，或西部經濟發達城市，如呼和浩特、武漢、長沙、合肥、南昌、烏魯木齊等，房價2500-4000元／平方米；四級市場為位置比較特殊的省會周邊城市，如廣西桂林、安徽黃山等一些地級城市，房價1000-2500元／平方米。

2001年4月16日，朱鎔基視察上海國家會計學院時，為該校題寫校訓：「不坐假賬」。同年10月29日，視察北京國家會計學院再題字：「誠信為本，操守為重，遵循準則，不做假賬」。他要求學院去做一個調查：「我最關心的是這些學員做不做假賬，你可以對學員做一個不記名的調查，發一個卷子，讓他打鉤；一個事嚴重做假賬的；一個是稍微做點假賬的；一個是不做假賬的。你做一個調查看看，得出一個百分比。調查要確實不記名。」

事實上，就在劉永行一腳踏進鋁業的時候，國內電解鋁產能大幅擴張，對氧化鋁的需求水漲船高。在2003年，全國對氧化鋁的需求超過1100萬噸，國產氧化鋁產量只能滿足一般需求，半數以上都是通過中鋁集團和中國五礦集團進口，而且前者還控制了國內100%的氧化鋁生產。這樣一種供需狀況，使得國內氧化鋁價格由上年年中的1300元／噸快速上升至3700元／噸。據劉永行的計算，每噸氧化鋁的成本為1000多元，高度壟斷是中鋁集團的暴利超過了300%。

當上「首富」的是前兩年還有點意氣闌珊的網易丁磊，這個自稱「跌倒了也要抓一把沙子在手裡」的寧波青年終於熬到了頭。從2002年第二季度起，網易首次實現凈盈利，網易股票開始領漲納斯達克。2002年，網易成為納斯達克3600多家上市公司中表現最優異的股票，全球著名的財經通訊社彭博社評論說，「其成長性可以成為納斯達克第一股。」2003年10月10日，網易股價升至70.27美元的歷史高點，比年初股價攀升了617%，比2001年9月1日的歷史低點攀升了108倍。丁磊的紙面財富也超過了50億人民幣，他成為第一個靠互聯網做成「中國第一富豪」的創業者，這個事實第https://read.99csw.com一次讓互聯網的財富價值以數字的方式被清晰而準確地呈現出來。

常州人在鐵本項目上，也嘗試了「闖關」手段，鐵本的840萬噸項目被拆分成7個子項目和1個碼頭項目分別上報，鐵本相應成立了7家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資公司」。在建設用地的權證審批上，用地被「化整為零」，切分成14個土地報批申請。項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區經濟發展局在一天內，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項目。戴國芳日後再看守所里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當時的所有手續都是政府去搞的，我們也沒有去過問這些事。當政府說可以了，我們就開工了。」

「電荒」出現的原因有兩個，一是經濟的快速成長，二是煤電兩大壟斷行業的多年扯皮。一直以來，煤電實行的是計劃調撥式的供應方式，每年年初，由國家有關部門組織煤炭、鐵路和電力部門專門舉行一個煤炭訂貨會，簽訂一年的電煤購銷合同，然後按「計劃」實施。在這種政策安排下，有「電老虎」之稱的電力部門一直高高在上，向來是效益最好的壟斷企業之一，而煤炭企業則頗感不平，因為每年的計劃購銷價都低於市場價。於是，發生在計劃體制年代的那些故事一再上演，煤炭企業與電力部門年年吵架，同時，把大量煤炭出售給計劃外的民營企業。而電力部門為了「保證」自己的效益，寧可少要煤，也不肯提價。這種扯皮直接導致電力建設投資佔全國基建投資比例逐步下滑，由「八五」時期（1991-1995年）的12.09%降到「九五」（1996-2000年）的10.4%，到2002年僅為7.17%，已落後於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幅度。在2003年初的全國煤炭訂貨會上，國家有關部門為了保護煤炭公司利益，宣布取消電煤指導價，希望通過市場化的手段平抑兩大部門之間的利益不平衡。不料此舉引起電力部門的強烈反彈，各省電力公司串聯抵制，拒絕購煤，訂貨會上居然無法確定本年度的電煤價格。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電荒」出現了。

中國的外向型企業繼續扮演成長的主力角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發現，全國的進出口總額佔國內生產總值總量的比重已經超過50%，這說明外需在經濟增長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美國杜克大學高柏教授對中國與日本的外向型經濟模式進行了對比，他發現，在與國際市場接軌方面，日本模式堅決發本國的品牌，而中國模式則完全是為全球價值鏈服務；在技術創新方面，中國更多地依靠引起外資帶來的生產技術，日本注重的則是獨立的知識產權為主的研發發明；在國內生產總值對貿易的依賴程度上，日本在最高的時候也沒有超過30%，而中國在2004年久已經超過了65%；在能源利用方面，日本一直是全球的節能楷模，而中國在2004年卻使用了當年世界1／3的鋼鐵與水泥，創造了大約相當於6%的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他因此認為，中國模式在外部條件發生重大變化時的生存能力肯定要比日本弱。高柏沒有考慮到的一個要素是，跟日本相比，中國有龐大的內需潛在市場，它可能成為危機爆發時，中國產品的一個巨大的緩衝地帶。根據美國科爾尼企業諮詢公司的統計，「中國製造」正在世界大行其道，從LG到三菱，從通用電氣到東芝，從西門子到伊萊克斯，從飛利浦到惠而浦，從諾基亞到摩托羅拉，從戴爾到IBM，從迪斯尼到Mattel，從耐克到GAP……當今世界幾乎所有的名牌都有在中國生產的產品。科爾尼的數據顯示，「中國製造」已在集裝箱、家電、電子玩具等領域的上百個產品市場以第一的份額傲視全球，其中，集裝箱為90%，DVD播放機為80%，玩具為75%，禮品為70%，體育用品為65%，自行車為60%，微波爐為50%，彩電和冰箱都為30%。它因而斷定說，「中國製造」將迅速取代「日美製造」、「歐洲製造」而成為新世紀製造業的代名詞。

向來思維慎密的劉永行不可能沒有全盤考慮所有的風險和勝算。55歲的他顯然深知這次選擇的份量，「一旦失誤的話，幾十年的積累就前功盡棄，所以必須一步成功。」因此，他從一開始就表現得非常謹慎和低調，東方希望的二十多億啟動資金沒有一分錢是從銀行貸款的，包頭工程的開工儀式非常簡單，除了一位與劉永行私交甚好的《南風窗》記者外，沒有其他媒體被邀請到場。

最突出的表現是電荒。這年夏季之後，全國各省市爆發缺電危機，上海、廣東、江蘇、浙江等用電大省，甚至包括煤炭資源豐富的山西省，均不斷出現拉閘限電的尷尬。據國家電監會提供的數字，這年全國電力需求增長14%，為25年來用電增幅最快的一年。由於鋼鐵、化肥、水泥等重點耗煤行業持續發展，致使煤炭消耗量快速增長，帶動全國用電負荷和用電量攀升。

國資委的成立及相關政策的出台，表明在決策人士心目中已經形成了一個「理想」中的企業格局：靠「輕小集加」在產業下游的完全競爭領域起家的民營企業獲得生存和發展的空間，而大型國有企業則全盤控制上游的若干壟斷型行業，如此「楚河漢界，涇渭分明」。然而，現實的世界卻不可能這樣「計劃」。就在「第二次重工業化」成為共識的同時，在經濟學界引發了一場爭論，爭論的焦點在於重型化的路徑到底該如何選擇。以厲以寧為代表的一派觀點認為，在經濟結構向重型化轉化的過程中，政府應發揮調整主體的作用，因為其財政收入、政績考核決定了政府必然要要搞產值大、稅收高的重化工業，同時，政府也有能力發展重型工業，因為它擁有土地和貸款權這兩個最大資源。以吳敬璉為代表的學者則認為，產業結構調整應該發揮市場的力量，允許民營資本進入，現在政府在那裡紛紛投資、紛紛參与是不對的。與學界的爭論相呼應的是，2003年的中國民營企業出現了一場如火如荼的「重型化運動」。

以網易的鹹魚翻身為標誌，互聯網經濟在經歷了兩年多的沉寂之後，重又回到了井噴的時代，新浪、搜狐相繼實現盈利。一些在日後將主宰中國網路經濟的重要力量也在這年雛形乍現。

這是一個從蒿草叢裡長出來的苦孩子，他出生在江蘇常州市一個叫瀆南村的小村莊。12歲那年，因家裡實在是太貧窮，只好輟學去謀生，第一份工作就是撿廢銅爛鐵。他在商業上似乎有特別的天賦，在稍稍積攢了一點錢后，他就去買了一台壓塊的機器，將收來的碎鐵壓成鐵塊，可以賣出更高的價錢。1996年，戴國芳註冊成立江蘇鐵本鑄鋼有限公司，註冊資本200萬元。「鐵本」之意，以鐵起家，不離本業。到2000年前後，鐵本的廠區面積擴大到了270畝，擁有1000多名工人，在當年度的《新財富》「中國400富人榜」上，他名列第376位，估算身價為2.2億元。

為了應對危機，各地紛紛頻出奇招：除了錯峰、避峰、拉閘限電等計劃用電方案外，各省市均對高耗能產業限制用電或部分停電。廣東省政府決定，一旦出現緊急情況將高價進口煤炭，緩解供需緊張壓力。四川省規定，從12月至次年4月，實施煤電價格聯動機制，即電煤、煙煤每噸漲5元，無煙煤每噸上浮10元，電價每千瓦時漲2.9厘。中小企業眾多的浙江、江蘇省被迫對企業實行「開二停一」、「開五停二」甚至「開三停四」的用電計劃。這是1978年之後從未出現過的局面，很多工廠叫苦不迭，一些縣市的商場到了晚上只能點起蠟燭接待顧客。

真正「牛」的事情還正在發生中。讓世界非常吃驚的是，儘管遭遇如此猝不及防的災難，2003年度的中國經濟增長竟然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對「炒房團」ｒeａd•99ｃsｗ•cｏｍ的撻伐，事實上預示著中國房地產的暴漲時代已經來臨。跟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及中國香港和台灣一樣，在經濟高速成長的通道里，最具景氣特質的地產業必定會成為成長最快也最暴利的集中之地，房地產將成為孕育中國新生代富豪最肥沃的土壤，也是30年裡最為放縱和充滿罪惡感的行業。在2003年的《福布斯》「中國內地百名富豪榜」上，人們十分驚愕地看到，以房地產為業務（或涉及房地產）的富豪多達40人。前十大富豪中，房地產商（或涉及房地產的）佔了6人。相比較，當年度《福布斯》「全球百名富豪榜」中，以房地產為資金來源（或涉及房地產）的為7人，前10位中無一人靠房地產起家。

在全國範圍內，造車的熱浪也頗為壯觀。在廣東，全國最大的小家電製造商美的集團受讓湖南三湘客車集團有限公司的股權；全球最大的鎳電池製造商比亞迪集團收購西安秦川汽車有限責任公司77%的股權；在重慶，生產摩托車的力帆集團先後收購重慶客車廠和重慶特種汽車公司，重組成立重慶力帆重客商用汽車製造有限公司；另一家摩托車企業重慶隆鑫則收購成都山鹿汽車有限公司，進入客運車市場；在河北，保定的長城汽車集團于這年12月在香港主板掛牌，發行1.14億股H股，募集資金15.16億港元，成為首家在港上市的民營汽車企業；在江蘇，已經得手科龍的顧雛軍宣布收購揚州亞星集團所持有的60.67%國家股，從而成為亞星客車第一大股東……

3月6日，也就是朱鎔基做政府工作報告的第二天，北京市政府報第一例非典病例，一個叫SARS的「幽靈」侵入中國。這是一種傳染性很強、可能導致猝然死亡的嚴重急性肺炎，更可怕的是，它的病原尚未確定，所以被稱為「非典型肺炎」。世界衛生組織當時稱其為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簡稱「SARS」。2002年11月16日，廣東佛山發現第一起非典病例。2003年2月3日至14日廣東發病進入高峰。它飛速蔓延，從廣東道香港再到北京、上海，幾乎每天都有死亡的病例出現。到4月28日，僅北京市就確診病例1199人，疑似病例1275人，死亡59人，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委副書記孟學農因防治不力被免職。一時間，抗擊非典成為舉國上下的頭等大事。因為這種病毒的傳染性非常強，所以一旦發現一個疑似病例，當即就要進行大面積的整體隔離。2003年的上半年，全中國正常的生活和商業活動被全部打亂，每一家企業都在驚恐中度過一個又一個難熬的日子。與非典的作戰一直到6月24日才總算告一段落，這一天，世界衛生組織宣布解除對北京的旅遊警告。在王府井百貨大樓門前，一位售貨員高興地貼出一張慶祝標語，上面只有四個字：「中國真牛！」。

就在包頭項目開工前，他已經在山東聊城投資7.5億元生產鋁錠和鋁業深加工，同時還在河南省三門峽啟動了投資總額為45億元的年產105萬噸的氧化鋁工程。這一系列組合式投資表明這位「飼料大王」成為中國「鋁業大王」的雄心。在包頭項目開工后不久，劉永行又利用他在民營企業中的號召力，在北京召集國內知名的13家民營企業開會，提議合組一家投資公司，目的是出國探礦，去海外投資氧化鋁廠，萬向集團的魯冠球亦派出代表北上開會。劉永行用自己的行動證明重工業的前景，他說，「我做飼料二十多年，如今才不過三十多億元的產值。我的兩個鋁廠到2008年就應該達到115萬噸的產量，如果按現在1.6萬元的價格，就是接近200億的產值。」兩相對比，與會者都興奮地感覺到了何謂「重工業」。

在2003年，戴國芳顯然不是唯一一個進入鋼鐵行業的民營企業家。就當他在長江邊做鋼鐵大夢的時候，上海復星的郭廣昌也正謀劃在浙江寧波建一個鋼鐵廠。

就在他做完政府工作報告的第二天，《南方周末》以整整24版的篇幅出版了朱鎔基專輯，向人們描述了一個盡職、強勢、充滿憂患意識、有時還略顯悲情無奈地中國總理。朱鎔基在任內巡視各地時，一向秉持「不題詞、不剪綵、不受禮」的三不原則，實在推脫不過，就只寫「朱鎔基」三字而已。他僅有的幾次「破戒」，均可見其內心的憂慮。

在搜索引擎領域，全球霸主Google遭到一個中國天才青年的狙擊。這年，一家叫百度的中國公司在第三方評測中首次超越Google，成為中國網民首選的搜索引擎。三年前，1968年出生的山西青年李彥宏放棄博士學位從矽谷回到北京中關村，創建百度，公司名稱源自南宋詩人辛棄疾的那句凄美的千古絕唱：「眾里尋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而百度的戰略也絕對是中國式的，它不斷推出富有特色的中文類別搜索服務，看上去像一顆從黃土地里長出來的苗木，相比較，高高在上的Google則更像是從美國移植過來的一個盆景。2001年10月，李彥宏推出了全新的搜索服務「搜索引擎競價排名」，把盈利來源直接對準了廣大的中下企業，它們只要付出幾百元的推廣預付金，就能讓自己的網頁更容易被搜索到，這種界乎于點擊廣告與電子商務之間的服務讓百度一下子撞開了盈利的大門。

效益大漲、活力復甦為國有企業的整合營造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氛圍。3月，國務院做出了重大決策，宣布成立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集合了原中央企業工委、財政部、國家經貿委、國家計委等部委對國有企業的管理職能，接受管理總量17.84萬億元的國有資產、15.9萬家國有及國有工商控股企業，其中，國資委直接管理的中央直屬企業為196家，是為「中央軍」，其中絕大多數為「國進民退」后的壟斷型企業。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宣稱，國資委的目標是到2010年，將「中央軍」調整和重組到80-100家，其中30-50家具有國際競爭力。國資委是一個權力高度集中、兼有多種行政及市場管理職能的機構，之前還從未有一個部門被賦予過如此眾多的權力，其中包括：任命和撤銷或提名國有企業負責人，制定國有企業重組計劃，國有資產的分割、合併或撤銷，幫助國有企業發債融資，決定國有股的轉讓，執行國有企業整體的報酬分配指導原則，並負責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

就在很多人祝賀劉永行衝進了一個「好行業」的時候，他卻擔憂起來，因為，「太賺錢的行業，一般不是我們的行業。」果然，東方希望集團的突進很快引來了壟斷者中鋁集團的不悅，中鋁董事長郭聲琨明確表示：「一不反對，二不評論，但是我們表示遺憾。」劉永行後來對媒體承認，「在中鋁的示意下，瀋陽和貴陽兩個鎂鋁設計院相繼停止了對三門峽項目的設計工作。」

跟丁磊、馬雲或李彥宏的創業故事相比，曾經是校園詩人的江南春則更有傳奇色彩。1973年出生的江南春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跟人合夥辦起了一家廣告公司，這是一個精力極其旺盛、喜歡當推銷員又愛好寫點分段抒情文字的年輕人，他平時只睡4個小時，每天穿梭在上海的各個寫字樓里尋找客戶。這年1月，他一臉倦怠地擠在一個寫字樓的電梯廳里傻等，身邊時同樣無聊而表情麻木的上班白領，就在這個時刻，靈感突然如天使一般從半空降下，擊中江南春。他盯住兩部電梯之間的白牆忽然想到，「是不是可以在這裏裝一台播廣告的電視機呢？」5月，分眾傳媒成立，江南春在兩年時間里，把2萬台電視播放器掛進了全國45個大中城市的電梯廳，而成熟的IT技術讓他解決了即時更新廣告內容的難題。

在解決方案方面，楊小凱並不在主張立即就搞國有企https://read.99csw.com業私有化。他認為，「這個東西不能搞得太快、太早，我主張吸取台灣的經驗，搞自由化，就是對私人企業不歧視。我們中國大陸現在包括銀行、證券在內的三十多個行業不準私人經營，還有二十多個行業限制私人經營，這些都與WTO的原則不相符合，遲早要去掉的。所有隻需搞自由化而不必搞私有化。台灣自由化搞得差不多了，才搞大企業的私有化。這是成功的。私有化涉及產權的大的變動，短期內一般會使效率下降，所以應該慎重，而且應該掌握時機。但是自由化是可以提早搞的。這裏講的自由化不是指自由價格，而是實行自動註冊制，讓私人經營所有行業。」楊小凱的這些分析和主張與吳敬璉11年前就已經提出的「制度大於技術」的改革觀念如出一轍，無非楊小凱的論調在此時顯出更緊要的迫切性。

從鋼鐵到鋁業、從汽車到石化，民營企業在2003年發動的這場「重型化運動」，在很多奶奶后仍然讓人津津樂道，市場的車輪似乎正在碾向堅硬的壟斷地帶。在過去的30年裡，中國民營資本力量在1987年和1996年先後有過兩次突破所有制藩籬的努力而未能成功，那麼，2003年的這次「重型化運動」則是第三次，也是實力最為強大的集體衝鋒。針對這一活躍景象，《中國企業家》雜誌在年底的一篇評論中不無感慨地寫道：「當民企的升級和中國的新型工業化正在適時對接，民營『企業家精神』和民營資本一併注入中國的重工業時，人們不再懷疑，耕耘在重工業領域的民營資本在未來數年內將刷新中國民營企業的最強陣營；這輪以市場化力量為主要發動機的新工業運動將托生出中國第一批不是官員出身、不被政府任免、只以市場論功過的重工業巨頭。」這段評論在日後讀來，恍若前世夢語。

在外貿無比熱鬧的同時，國內市場的房地產熱浪則成為拉動內需的第一動力。自1998年房地產政策解凍之後，市場回暖漸成必然之勢，首先升溫的是私人資本最為雄厚的浙江及珠三角地區，繼而蔓延到上海。房產成為投資的新熱點，這年，一個很古怪的名詞突然爆熱媒體——「溫州炒房團」。從年初開始，沿海一些城市的新開發樓盤裡，出現了一群又一群的溫州人，他們舉著「溫州購房團」的小木牌，像買菜一樣地買進中意的房子。

7月，亮度當選「中國首富」的四川劉氏家族的劉永行在包頭宣布，東方希望集團將在這裏投資100億元建設百萬噸級的鋁電一體化項目。劉永行說，他為進入重工業已經準備了8年。

在民營經濟最為活躍的浙江省，則出現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民企造車運動」。浙江向來是汽車配件製造的基地，受同鄉李書福獲得「准生證」的新聞刺|激，一大群與李書福類似的企業家紛紛燃起了製造整車的衝動。

受「電荒」影響，原本就已供應緊張地各種原材料更是乘勢上漲，水泥、鋼鐵價格到了「一月三月」的地步。在長江三角洲一帶甚至流傳著一種新「五個一」的說法：「生產一噸鋼只需投資一千萬元，一百萬噸的產量只需一年建成，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資。」這種瘋狂的投入產出效率，聽來近乎傳奇。利益驅動投資，便是在種種主、客觀因素的推動下，2003年的中國經濟和產業結構發生了一個十分重大的轉型——從輕型化向重型化的躍遷。

互聯網就是這樣一個造就傳奇的地方，這裏好比是一個激|情四射的大窯，烈火之中，偶然必然每每天人交戰，絕美陶瓷時時驚艷出世。

自1991年臨危受命赴京出任主管經濟的副總理，到1998年正式接任總理，朱鎔基用專業和強勢的方式全面改造了中國經濟。在他的任內，宏觀經濟一直完全地行走在「三八線」內，即通貨膨脹不超過3%，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始終高於8%。正是這種持續的高速成長讓中國在動蕩的世界交替年代保持了「風景這邊獨好」的繁榮景象。他通過「分灶吃飯」，徹底改變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收入格局，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的能力。他在國有企業的改造上更是取得了出人意料地成效，在「抓大放小」和「國退民進」戰略的堅決推行中，一向萎靡的國有資本集團獲得了近乎脫胎換骨般的改觀。1998年，當他宣布將在任內完成對大中型國有企業的改造任務時，國內外輿論一片質疑，而最終的事實卻證明他用自己的方式兌現了承諾。

在對「后發劣勢」進行反思的同時，還有人提出要警惕「拉美化」。在12月的「2003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上，一些經濟學家和民營企業家討論了這個話題。他們認為：「在歡迎巨大外資的同時，中國所有的民營企業家應該有一絲悲哀，因為捆住了私人企業的手腳才使得外資大規模進入。」華裔經濟學家、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教授的觀點最為鮮明，他說，「我們看中國經濟主體的時候，發現真正主導中國經濟主體的不是中國的企業。中國對外資的依賴正在造成『拉美化』。」

即便是在國有資本最為強勢的石油領域，也出現了民營資本的試水者。這年，一家叫天發石油的民營企業獲得商務部頒發的全國成品油和原油進口牌照，成為唯一同時擁有兩個牌照的民營石油企業。

「中國製造」與地產熱，直接營造出一個內外俱旺、無比繁榮的經濟景象。與此伴生出現的，便是對上游能源的空前饑渴。2003年以來，各種原材料及能源因緊缺而價格一路飛漲。

北京大學教授、以竭力推動股份制改革而有「厲股份」之稱的厲以寧教授是最早觀察到這一現象的經濟學家之一。他在年初撰文認為，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經歷了輕工業的高速發展之後，中國的「二次重工業化」初露端倪。這裏面既有「由輕到重」的客觀規律起作用，又體現了產業發展本身對設備更新改造的巨大需求，因此，「從政府到企業，都應該在戰略布局和技術創新等方面順應這一趨勢」。為厲教授的觀察提供支持的最好佐證，是大量聚集在上遊資源型領域里的國有壟斷企業的全面復甦。在能源緊缺的大背景下，幾家歡喜幾家愁，愁的是下游的眾多民營製造工廠，歡喜的自然是上游的壟斷企業。這年，大型國有壟斷企業利潤大漲。2002年，國有企業實現利潤3786億元，這在幾年前是一個不可想象的成績單，要知道，在1998年，國企盈利僅為213億元，4年增長18倍，增速實在駭人。而且，這樣的景象才剛剛開頭。到2003年，利潤數據進而衝到了4769億元。在未來的幾年裡，國企利潤仍將每年以超過30%的驚人速度遞增。有人做了一個統計，在2003年，僅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寶鋼集團、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等7家公司實現的利潤，就佔到了全部中央企業利潤的70%，其中6家是國家壟斷的石油化工和電信行業，僅3家石油企業通過漲價就憑空得到了300多億元的利潤。

在30年的企業變革史上，朱鎔基是繼鄧小平之後最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之一，如果說鄧小平以開放的胸襟決定了中國變革的方向，那麼，朱鎔基則完成了路徑的選擇。在今後十年乃至更長的時期，中國企業一直行走在他設定好的變革邏輯中。

國資委成立的第二個月，就實施了第一次央企重組，中國藥材集團被成建制地併入中國醫藥集團，由此組成了中國醫藥集團，由此組成了中國最大的醫藥集團。7月10日，國資委召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家庭會議」。在本次會議上，5對中央大企業的合併案集體浮出水面；中煤建設集團公司被併入中國中煤能源集團公司，中國科學器材進出口總公司被併入中國生物技術集團，中國食品發酵工業研究院被併入中國輕工業集團公司，中國藥材集團公司被併入中國醫藥集團總公司，中國華輕事業公司被併入中國工藝美術（集團）公司。李榮融與一百ｒeaｄ.９9csw.cｏｍ多位企業老總一一簽訂了業績考核合同。國資委對這些大企業的管理顯然參照了傑克·韋爾奇的「第一第二」戰略。李榮融說，「國家給三年時間，必須成為各行業的前三名，自己找對象，達不到的就要調整，不是你調就是我調。「國資委的強勢出現，表明中央政府對國有資產的新型管理制度終於成型，自1978年以來的」機制放活、體制創新「兩大改革主題宣告完成。一個不太為人關注的相關新聞是，就在國資委成立的3月份，在中國企業改革史上發揮過重要作用的國務院體改辦被撤銷，其人員併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體改部門的變遷：1982年5月，五屆全國人大決定設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簡稱國家體改委），列入國務院部委序列，成為指導全國企業改革的最重要的政府部門。1998年3月，體改委降級為」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同時，虛設一個國家體改委，由總理兼任，有關部長任委員。2003年3月，隨著國資委的成立，國務院體改辦被正式撤銷。

網易名列三大門戶網站之一，不過要提及的是，它的盈利增長竟與門戶沒有一點關係。事實上，靠廣告收入為盈利來源的門戶網站在2003年前後已經走向中衰，網易的成功正在於丁磊的率先反叛。他找打了兩個新的業務，一是簡訊業務，二是網路遊戲。簡訊業務靠的是通信壟斷企業的「施捨」，隨著手機的普及，移動簡訊業務突然爆炸，靠用戶增加就已經賺到手軟的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兩大公司尚無暇開發這個業務，於是網易就成了簡訊內容的重要提供商。根據當時的協議，用戶通過網易發送一條收費為1元的簡訊，移動公司分走0.2元，網易可得0.8元。在2002年，中國移動發送的簡訊約為750億條，其中，網易等服務商代理的簡訊比例約佔到20%，顯然，這是一塊讓人垂涎的大蛋糕。除此之外，丁磊還把重點放在網路遊戲上，他推出了一款《大話西遊》的大型網路角色遊戲，它迅速為網易帶來了滾滾財源。丁磊大難不死，在30而立之年經歷了一次職業的大磨難，後來他在一所大學演講時說道，「在30歲之前，我最大的收穫並不是賺到了兩三個億，而是有過一段虧掉了兩三個億的經歷。」

到2002年時，劉永行逐漸形成了鋁電一體化的想法，他是這樣盤算的：因為鋁是高耗能的，只有把鋁和電力結合起來做，才能爭取到更大的產業空間，而中國的電力供應系統式總所周知的低效率，如果自己做點，不但能供應鋁生產，還能賣出去。讓劉永行興奮的是，鋁電產業鏈甚至可以和飼料業嫁接：電不能直接支撐飼料，但是發電產生的大量蒸汽可以二次利用，如果做熱點聯產，正好可以支撐飼料的原材料——賴氨酸的生產。就這樣，劉永行形成了鋁電複合——電熱聯產——賴氨酸——飼料生產的龐大產業鏈。

在電子商務領域，馬雲的阿里巴巴呈現出一騎絕塵的態勢。年初的非典事件讓這家企業經歷了一次奇異的考驗，阿里巴巴一位參加廣交會的女員工被發現有感染非典的嫌疑，全公司五百多名員工立刻被宣布「居家隔離」，公司的正常運作被全部打斷，大家只能在家裡上網工作。4年後，馬雲仍然心有餘悸地認為，「我覺得非典期間是我們最大的挑戰。」不過，出乎他意料的是，非典竟是中國電子商務猛然覺醒的轉折點，由於正常的商務往來和會展交易被徹底打斷，很多企業只能靠互聯網來維持聯繫和尋找商機，阿里巴巴的流量大增。上年，馬雲設想出了一個有償服務的「誠信通」業務，推出之後一直沒有起色，業務部門使出了吃奶的力氣，一周也只能簽回幾單合同。非典之後，情況頓時大有改觀，在虧損黑暗中苦苦摸索的阿里巴巴突然看到了黑暗中的光明。

1998年10月7日，出任總理不久的朱鎔基去中央電視台視察，在當時國內批判之聲最尖銳和最具影響力的《焦點訪談》欄目組，他題字「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鑒、改革尖兵」，並稱「我也接受你們的監督」。他說，「這四句話不是臨時想出來的，是昨天想了一個晚上的，以至於血壓都升高了。」

與發生在商業界的這場運動相呼應的是，經濟思想界也正在運行著深刻的反思。當年那個因寫作《中國往何處去》而坐牢的「紅衛兵」楊曦光如今已成為著名的經濟學家楊小凱，他提出的「后發劣勢」理論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2002年5月，朱鎔基在杭州參觀新修復的清末「紅頂商人」胡雪岩故居，一路行走，一路感慨。出乎地方官意外，他主動要求題字曰：「胡雪岩故居，見雕梁磚刻，重樓疊嶂，極江南園林之妙，盡吳越文化之巧。富埒王侯，財傾半壁。古雲，富不過三代，以紅頂商人之老謀深算，竟不過十載。驕奢淫|靡，忘乎所以，有以致之，可不戒乎。」

就在出任總理的第一次新聞發布會上，他曾在回答鳳凰衛視吳小莉的提問時，有過「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慷慨之言，感動全國。人們均以為總理是針對改革推進之艱難而言的，如今思之，卻有恍然有新的感悟，其實，彼時的決策人也對改革的前途充滿了巨大的莫測感。

起初，戴國芳的設想並沒有後來的那樣宏大。他提出的規劃是建一個比現有產能大一倍多一點的新廠，然而，在官方人士的熱情推動下，鐵本項目一改再改，日漸膨脹。在短短的6個月里，項目規模從一開始的200多萬噸級，最後被定在840萬噸，規模佔地從2000畝攀升到9379畝，工程概算為天文數字般的106億元。在那個時候，鐵本的固定資產為12億元。凈資產為6.7億元。以這樣的資本規模要啟動一個超百億元的項目，無疑是「小馬拉大車」。戴國芳對下屬說，「地方上這麼支持，上哪兒找這麼好的機遇？」也正是確認了政府支持的信息后，當地銀行對鐵本大胆放貸，鐵本於是一下子獲得了43.99億元的銀行授信。

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教授鍾偉如此分析地產業當時的狀況：在供地方面，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改革了供地政策，政府通過出讓國有土地收取土地出讓金；在征地方面，各級政府仍然沿用計劃經濟的辦法低價甚至強行征地。左手通過權力低價征地，右手仍然是通過權力在以「市場化」的方法出讓土地，其實質就是「賣你的地，掙我的錢；徵得越狠，掙得越多」。粗略估計，在2002-2004年的3年中，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累計達9100多億元，征地賣地已成為地方政府最為重要的「財政支柱」，它們也成為房價逐高的最主要的推手。被征土地的收益分配，依次是房地產開發企業、地方政府、村級組織和農民。

從數據上看，前兩個季度的經濟受疫情衝擊，增長速度下滑到6.7%，而到第三季度很快就實現了強勁地反彈，到年底，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達到9.1%，不僅高於前一年，甚至是「1997年以來增長最快的年份」。旅遊、航空、餐飲及文化娛樂等服務業受到了一定的影響，藥品、食品、紡織、電信等產業則得到了意外的商機。這年，國內生產總值邁上了11萬億元的台階，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了1000美元，財政收入突破2萬億元，中國仍然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英國《金融時報》的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對中國的這種強大後勁表達了頗為吃驚的敬意，他在年終的專欄中引用了拿破崙那句200年前的名言：「中國是一隻沉睡的雄獅，一旦它醒來，整個世界都會為之顫抖。」緊接著他寫道：「不久前，世界還是輕輕鬆鬆，不在意拿破崙的上述警告。但現在，中國正在震撼世界。」

該年7月，復星初試身手，出資3.5億元收購唐山建龍30%的股份，兩年後，又與老牌的民營鋼鐵企九九藏書業南京鋼鐵集團聯合組建南京鋼鐵聯合有限公司，復星系實際控股60%，並同時控股上市公司南鋼股份，這一年，南鋼股份實現凈利潤4.89億元。正是在獲利不凡的誘因下，郭廣昌下注寧波，投資12億美元，建一個年產600萬噸的鋼鐵工廠。

就跟過去的那些年一樣，互聯網在中國經濟中仍然是一個「另類」，這裏沒有管制，沒有禁區，沒有秩序，當然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也是微不足道。不過在這年，它卻以一種十分戲劇化的方式引起了普通國人的熱切關注，因為在這個領域中，突然冒出了一個年輕的「中國首富」。

跟幾乎所有的領域一樣，民營鋼鐵企業一直有成本上的優勢，民企煉鐵成本比國企要低60-90元／噸，鍊鋼成本低60-150元／噸，成品低100-300元／噸。因而，戴國芳說，「就像家裡造房子一樣，你去買一套現成的房子，它貴得很，我們自己去買材料建，它就能便宜50%吧。我們搞一個高爐只要3億多元，而人家要7個億，乃至8個億。」為了形成長遠的成本優勢，戴國芳還與澳大利亞的一家公司達成了長期的鐵礦石供應協議，比市場價格便宜很多。

這是一種與上一代財富人物截然不同的創富方式，當時商業界最耀眼的明星企業家們，如柳傳志、張瑞敏等都已經創業將近20年，然而論到財富積累，都無法與年輕的丁磊同日而語，即便是具有紅色資本家的榮智健也用了十余年的時間才完成了這一財富聚集的過程，而丁磊從50萬元初創網易到攀上首富寶座不過短短6年。很顯然，這是一個具有標誌意義的事件，它宣告年輕的互聯網創業者們成為名副其實的商業主流力量，財富積累的「利基」真的已經陡然轉移。

他認為，落後國家由於發展比較遲，所以有很多東西可以模仿發達國家。模仿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模仿製度，另一種是模仿技術和工業化模式。由於模仿的空間很大，所以可以在制度不夠完善的條件下，通過對技術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發達國家必須在一定製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別是，模仿技術比較容易，模仿製度比較困難，因為要改革制度會觸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後國家會傾向於技術模仿。楊小凱進而警告說，「但是，落後國家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取得非常好的發展，但是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可能失敗。這種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對後起者的詛咒』，它用技術模仿代替制度改革將產生很高的長期代價。譬如，政府壟斷銀行業、保險業、汽車製造業、電信業，並且模仿新技術和資本主義的管理方法來替代制度改革，這是中國的后發劣勢。這種后發劣勢的最重要弊病並不是國有企業效率低，而是將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政府即當裁判，又當球員。在這種制度下，國有企業效率越高，越不利於長期經濟發展。」

2003年3月5日，朱鎔基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完政府工作報告，在經久不息的掌聲中，他宣布從此退出政壇。接替他的是時年61歲的中央政治家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

由全國併購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國產業地圖》似乎印證了他的觀點，中國每個已開放產業的前5名都由外資公司控制。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的三資企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一個叫張文中的民營企業家在一篇題為《對拉美化說不》的文章中寫道：「從巴西乃至整個拉美的發展經驗可以看出，通過引進外資雖然可以獲得短時間的經濟繁榮，但無限制的、過度的開放給國家發展帶來的危害卻是根本的、長久的。事實上，我國的外資滲透程度已然十分嚴重。如再不警醒，恐難避免重蹈拉美化的覆轍。我國外資存量所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大大高於其他亞洲國家，甚至多出日本三十多倍。我國的外來直接投資（FDI）占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例已然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之一。」

在溫州的炒房大軍中，除了握有遊資的小商人外，也不乏成名人物，因「膽大包天」而聞名的王均瑤是第一個轉戰地產的企業家。2002年初，他出手3.5億元買進上海商業繁華地段徐家匯一帶的一幢總面積為8萬平方米的「爛尾樓」，稍事裝修后在2003年轉手出售，竟進賬10.5億元，地產暴利讓人咂舌。上海「爛尾樓」形成於1997年前後，20世紀90年代初，浦東開發啟動后，引發了一輪房產投資熱，然而到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滬上房市迅速低迷，形成了一批建而未成的「爛尾樓」。到2003年，上海尚有爛尾樓130多處，項目總規模近500萬平方米，它們大多成為先覺的浙江商人及香港商人的囊中之物。「炒房團」現象被曝光后，國內輿論褒貶不一。溫州人對商業變幻的敏感於快速反應實在令人讚歎，同時，也有人炮轟「炒房團」是各地房價日漲的「罪魁禍首」。

到9月底，發改委先後收到了浙江四十余家民營企業要求取得整車生產目錄的申請。據當時浙江省工商聯的調查統計：浙江已經進入汽車整車製造業的企業有28家，範圍涉及轎車、皮卡、商務車和客車，其中汽車生產廠5家，佔全國的4%，生產改裝車的企業14家，佔全國的2.7%。浙江民企「造車如同趕集」的現象引起了中央的關注。10月，國家發改委、國家稅務總局等5部委赴浙江多個城市多個城市進行汽車產業調研，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浙江民企造車並沒有過熱，沒有太嚴重的問題。」

就在朱鎔基卸任之際，中國社會和宏觀經濟突然遭遇一場十分意外的嚴峻考驗。

沃爾夫驚訝地是，中國經濟不可遏止的成長態勢到底是靠什麼支撐的？答案來自兩個方面，一時「中國製造」的外貌強勁拉動，二是以房地產為龍頭的內需市場的旺盛。

天發的創辦人龔家龍很早就涉足石油行業，他先是在海南和湖北等地倒賣石油，1988年左右，收購了兩個石油液化氣庫，隨後，成立了海南龍海石油液化氣公司荊州儲運站。1996年，天發石油在深交所上市，募集3億元資金，當時天發石油擁有一座加油站和三個液化氣站。接下來的幾年，中石化與中石油強勢崛起，壟斷氣息日濃，民營業者空間漸窄，龔家龍再無作為。一直到2002年之後，隨著油價的不斷上升，石油已經越來越成為一個公眾話題。每一次原油價格上升或者國內成品油價格調整都會引發大眾媒體持續的關注和報道。輿論不斷要求放開市場和打破石油壟斷。精明的龔家龍趁勢而上，在爭取到商務部的兩張牌照后，他進一步大胆地提出了籌建民營石油行業協會的建議。他試圖仿效民生銀行的成功先例，依靠全國工商聯的背景，在石油領域打開一條通道。在他的四處遊說下，全國工商聯同意組建石油商會，共有五十多家企業成為首批會員，龔家龍則成為首任會長。他因此被稱為「民營石油第一人」，有的媒體甚至給他貼上了「挑戰壟斷的石油鬥士」的標籤。龔家龍對外高調宣布要成立一個「石油產業基金」，希望能夠集聚百億資金，到海外尋找油源。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龔家龍宣稱，由於沒有油源，民營企業擁有的加油站通常是從中石油、中石化手中以更高的價格買油，在油荒的時候，甚至根本就拿不到油，這使民營油企的生存倍加艱難。他說，「我們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中國將近4萬多個分散的加油站聯合起來。」

這些聲音，既有對中國企業前景的理想思考，當然也摻雜了一些利益集團的訴求。它們十分清晰地呈現出這樣的事實：在經歷了二十多年的蓬勃發展后，巨大利益包裹著的那層意識形態的「外衣」已經悄然不見，三大資本集團——國有資本、跨國資本與民營資本之間的激烈博弈已經成了中國公司成長最重要而顯著的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