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或一個人，最大的苦悶是，苦悶被壓抑在心中而不得宣洩。在1980年，隨著體制的鬆動和各種新事物的湧現，人們開始表達自己的情感，國家也在某種程度上默許這樣的舉動。

陳春先的舉措在中科院內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動，但是在社會上，這是一個十分不起眼的事件。沒有一個媒體對此進行報道，陳春先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走多遠。這位中科院里思想最活躍的中年人徹底放棄了自己的科學家生涯，他將開始一段平庸而坎坷的企業家經歷，日後他整天為業務而奔忙，甚至還曾經因為債務糾紛而被人兩次綁架。他是一個失意的公司經營者。

劉天竹開發的這個樓盤叫「東湖麗苑」，第一期共有108套新房，他把房子的圖紙設計出來后就開始在香港叫賣，僅三天，108套還在圖紙上的房子就一售而空了。

年初，魯冠球做了一個決定，他把掛在廠門口的七八塊廠牌都一一撤了下來，最後只剩下一塊「蕭山萬向節廠」。他是那種直覺很好的人——這幾乎是所有草創企業家的公同天賦，在跌打滾爬了十年之後，他決心今後只把精力投放到一個產品中，那就是汽車的易耗零配件「萬向節」上。他自己興沖沖地背著產品去參加行業交易會，結果被人轟了出來，因為除了國營工廠，別的企業都「一律不得入內」。魯冠球當然不會就此甘心，他在會場門口偷偷地擺攤銷售，他帶去的萬向節以低於國營工廠20%的價格出售因而受到歡迎，他像土撥鼠一樣悄悄地擴大著自己的地盤。為了讓製造出來的產品真正佔領市場，魯冠球表現出超乎常人的決心，這年夏天，安徽蕪湖的一家客戶寄來退貨信，說是發給他們的萬向節有部分出現了裂紋。魯冠球當即組織30個人去全國各地的客戶處盤查清貨，結果竟背回來三萬多套萬向節。魯冠球把全廠工人全部召集起來，然後自己第一個鐵著臉背起裝滿廢品的草包，朝寧圍鎮上的廢品回收站走。這三萬多套萬向節被當作六分錢一斤的廢鐵全部賣掉，工廠因此損失43萬元。這在當年幾乎是一個天文數字。

文章引起巨大的共鳴，同時也招致激烈攻擊。於是，就人生道路問題，全中國展開了一場規模宏大的討論，潘曉的名字轟動一時。大討論一直持續到來年三月，致使《中國青年》達到它的最高發行量——369萬冊，僅是讀者給雜誌社和潘曉的來信，就超過6萬封。大約一年後，人們才知道潘曉是紡織女工黃曉菊和北京經濟學院學生潘禕的和名。黃曉菊只有初中文憑，在寫出那封轟動一時的「潘曉來信」后，她從紡織廠調進了出版社，隨後又憑藉自學考進一家科研所。但是，當科研所發現黃曉菊竟是潘曉后，便解聘了她。此時，曾是潘曉崇拜者的丈夫也提出了離婚。黃曉菊無奈之下，成了北京最早的一批服裝攤主。80年代後期，她又南下獨闖深圳淘金，後來成了擁有五家店鋪的小老闆。而潘禕是一個身高1米9的大男孩，因潘曉出名后，他辦了退學手續，開始四處流浪，他住過火車站候車室、自製窩棚、大樓過道、立交橋底，在流浪乞討兩年後他得到一份裝卸工工作，每天扛上百個100多斤的大包，棲身在倉庫。1984年，潘禕拿了貨場的一塊焊錫，被以「盜竊罪」判處三年半徒刑。出獄后，潘禕生活無著，四處跳槽，一度還在一家人才網站當過「職業諮詢」欄目的主持。

跟這家小公司的中外合資相比起來，在南方，一個正開始艱難啟動的計劃聽上去要龐大得多。

同樣面臨巨大壓力的美國通用電氣公司要換CEO了，臨退休的雷金納德·瓊斯力排眾議選中了傑克·韋爾奇。當時韋爾奇並不在繼任候選人名單之列，因為他太年輕、太急躁，而且有點口吃。20年後全世界都相信這是一個多麼偉大的選擇。

面積大則大矣，卻還是只有3000萬元的貸款——這點錢還不夠搞2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開發者百思之下唯有一計可施，那就是出租土地，用地金來換現金。這個想法，在當時國內可謂「大逆不道」。反對者的理由很簡單：共產黨的國土怎麼可以出租給資本家？當時一位叫駱錦星的房地產局幹部翻遍馬列原著，終於在厚厚的《列寧全集》中查出列寧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話來：「……住宅、工廠等等，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未必會毫無代價地交給個人或協作社使用。同樣，消滅土地私有制並不要求消滅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雖然是用改變過的形式—轉交給社會。」駱錦星查到這段話后一陣狂喜，當晚就奔去敲市委書記張勳甫的家門。據說，當時的深圳幹部人人會背這段語錄，有考察和質問者遠道前來，他們就流利地背誦給那些人聽。

4月14日的英國《衛報》刊登了一幅來自中國的新聞照片，那是上海的一家照相館的櫥窗，裏面掛了一件西服，貼著一個牌子，牌子上面寫著：「這裏出租西裝。」這張照片透露出一種機智的隱喻。而《新聞周刊》發表的另一幅新聞照片則有別樣的意味，一個西方女遊客在故宮參觀，而走廊上則站麻滿了參觀她的中國遊客。這實在是一種彼此陌生的好奇。

這一年，全國每人平均消費糧食428斤，比1952年增長8.2%，豬肉22.3斤，同比增長88.6%。全國共賣出了1.69億雙皮鞋，大概地說，也就是平均每十個人中有一個穿上了皮鞋。因為人口增長超過了房屋的建築，全國每人居住https://read.99csw.com面積為3.9平方米，比1952年還減少了0.6平方米。為了控制人口的持續增長，國務院組建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一對夫婦最好只生一個孩子」，很快這成為一條被長期嚴格執行的基本國策。從這年的11月1日起，電視機終於被允許「敞開供應」，在此之前它是一個需要得到配額和批准才能購買的商品。到年底，全國人均用於購買日用商品的零售額為42.2億元，其中，購買「四大件」——自行車、手錶、縫紉機和電視機的比例由1952年的0.5%提高到24.5%，在當年，姑娘嫁人對南方最高的要求是備齊了這「四大件」。

深圳特區的創辦思路漸漸明確下來，它被明確定義為「經濟特區」。國家拿出3000萬元貸款，專供開發深圳經濟特區—這個數字的微不足道與日後開發浦東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語，由此可見，特區在當時純屬試驗性質，中央政府對之並不抱戰略性期望。深圳由一個縣級城市一躍而升格為正地級市。這回，特區的手筆還是要比袁庚的蛇口大很多。深圳市的總面積2020平方公里，划為經濟特區的總面積有327.5平方公里，東西長50餘公里，南北平均寬度為6公里多。從飛機上鳥瞰特區全貌，彷彿是條狹長的海帶漂浮在山腳下、大海邊。其中可規劃開發的有110平方公里。

魯冠球的這次近乎傳奇的行動，讓他領導的鄉鎮企業開始具備起大工業的氣質。鄉鎮企業是一個中國式的企業名詞。世界銀行對鄉鎮企業（TVE）的定義是：被認為具有獨特產權形式的企業，既不是國有制也不是私有制，而是地方政府和居民所有，其激勵機制與私營企業相似，剩餘僅在有限的階層（穩定的社區及其政府、企業管理者）中分配，企業的自由參与、競爭、硬預算約束、地方政府恰當的財政積極性，這些特點造成了鄉鎮企業較高的發展速度和營運效率。當年，中國汽車工業總公司要確定三家萬向節的定點生產工廠，在全國56家萬向節生產廠中，蕭山萬向節廠是唯一的「集體所有制鄉鎮企業」，它原本連參与評選的機會都沒有，但是魯冠球卻四處運作，硬是讓北京的專家評審組把它列入了參評的對象，最後竟通過了審定，成為三家定點工廠之一。這次定點確定對於魯冠球來說是決定性的。它讓這家「身份低微」的企業開始被主流工廠認可。萬向節是以個並不很大的行業，魯冠球的勝利似乎預示著一種可能性，那就是體制外的民營企業有機會憑著機制的靈活和技術上的優勢在某些冷門的行業獲得成功。

24歲的北京詩人顧城在《星星》詩刊上發表他的成名作《一代人》，全詩很短，只有區區的兩行，卻如原子彈一樣地引爆了整整一代人積壓已久的情感：「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這是一種難以言說的情緒傾訴，個人意識的蘇醒在這兩行詩歌里毫不隱藏地畢現出來。所有的人似乎都開始意識到，這將是一個不平靜的開始。

一個戲劇性的情節是，最初，中糧很希望第一條生產線設在上海正廣和汽水廠，這是一家創辦於1864年的老牌工廠。誰知道，這項提議卻遭到了上海方面堅決而強烈的抵制。有關報刊發表文章和群眾來信，指責中糧此舉是賣國主義、洋奴哲學，引進可口可樂就是引進了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就是打擊民族工業。中糧公司只好轉而退居北京丰台。由這條生產線上下來的可口可樂主要供應旅遊飯店，但很快這一市場就飽和了。經國家商業部批准，1982年初，剩餘的可口可樂開始在北京市場進行內銷。

在鄧小平提出「特區」這個概念的時候，袁庚已經奔赴南方去啟動他的蛇口工業區了。「特區」一詞既出，心領神會的習仲勛馬上加快了開放的速度。很快，到7月15日，一個《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就形成了，報告明確提出：「在深圳、珠海和汕頭試辦出口特區。特區內允許華僑、港澳商人直接投資辦廠，也允許某些外國廠商投資設廠，或同他們興辦合營企業和旅遊事業……三個特區建設也要有步驟地進行，先重點抓好深圳市的建設。」

1980年的中國離世界還是有點遙遠。

陳春先已經為他的這個設想激動了很久，第三次考察回國后，他終於決定從自己做起，來催生出中國的矽谷。在他的奔波下，北京科協成了他的支持者。這個力量弱小的協會借給了陳春先200元錢，並幫助他開設了一個公司帳戶。於是，在年關將近之際，陳春先在中關村的一個倉庫辦起了國內第一家民營科技實體——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

陳春先去了著名的矽谷和波士頓128號公路，他深深為那兩個地方高科技公司的繁榮而心動不已。報國心切的陳春先直覺地認為，中國也應該有自己的矽谷，讓那些沉睡在實驗室里的科技成果可以轉化成為市場價值的商品。回國后，他多次在各種場合發言呼籲。在他的方案中，甚至已經圈定了「中國矽谷」的地點，那就是他工作所在的中關村。

「東湖麗苑」的一炮成功，讓深圳人大大開竅，他們很快拿出新方案，提出了收取土地使用費的思路，每平方米收土地使用費4九*九*藏*書500港幣，這個地價僅相當於河對岸的香港的1/11。深圳用收進的數億元錢削掉土丘、填平溝壑，開通公路，通電、通水、通郵政。從1980年至1985年的5年裡，深圳實際利用外資12.8億元，累計完成基建投資76.3億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工程，初步形成了九個工業區，香港和國外商人紛紛湧進特區辦廠、開公司。

這樣的討論，對一個封閉日久的社會無疑帶有很大的顛覆性，它讓人們開始懷疑現有生存狀態的意義和價值，對未來的生活產生前所未有的憧憬和謀划。日後創辦了中國最大的飲料公司之一的廣東樂百氏集體創始人何伯權回憶說，當時是中山縣小橄鎮團委幹部的他與一位女孩在一起熱烈地討論這個話題，正是「潘曉來信」讓他重新審視和規劃自己的人生，那個女孩後來成了他的妻子。

鄧小平顯然想把全國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經濟體制的改革上去。到上一年底，全國進行擴大自主權試點的國營企業已經有4200個，1980年又發展到6600個，約佔全國預算內工業企業數的16%左右，產值和利潤分別佔60%和70%左右。在中央和各地政府眼中的重點國營企業基本上都已經裝進了「試點」的大籮筐里。為了推進這項事關重大的改革，1月22日，國務院根據首鋼等試點企業的經驗，發布《國營工業企業利潤留成試行方法》，允許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企業必須完成了產量、質量、利潤、供貨合同四項經濟指標后，才能按核定和規定的留成比例，提取全部利潤留成資金。到了2月，國家經委又發出通知，要求試點企業必須保證「國家多收、企業多留、職工多得」，這當然是一個聽上去很美好，但執行起來很困難的要求。種種跡象表明，管制在一步步鬆動，但中央希望一切都在計劃的掌控中有序的進行。各地，新的變革新聞正層出不窮：年初，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復出，國內保險業務被允許恢復；4月10日，中國民航北京管理局與香港中國航空食品公司合資，以558萬元註冊資本，創建「北京航空食品公司」，港人伍淑清擔任港方常務理事。國家工商局為其頒發了中外合資企業001號營業執照，這便是中國政府第一家正式批准成立的中外合資企業。當時，北京航空食品公司的日配餐量只有640份，20年後，這個數字將上升到2.5萬份。

在中國企業史上，渤海2號不是最嚴重的一起事故，但在當時卻被「舉國討之」。除了，國家要用嚴格的管理手段之外，更有媒體人和文化人的順勢跟進，新華社記者楊繼繩在發給全國媒體採用的新聞通稿《渤海2號祭》中寫道：「在我們國家裡就有這樣一種不合理的制度：了解情況的人無權做決定，做決定的人又不了解情況。」而溫和的女詩人舒婷則寫作了傳誦一時的《風暴過去之後》：「最後我衷心地希望∕未來的詩人們∕不再有這種無力的憤怒∕當七十二雙∕長滿海藻和紅珊瑚的眼睛∕緊緊盯住你的筆。」很顯然，在1980年，「渤海2號事件」已經由一起企業事故演變成一場衝擊觀念和人文反思的事件。

為了應對日本人的挑戰，美國公司只好嘗試著學習。被日本的複印機公司打得抬不起頭來的施樂公司開始推行「標杆管理」，就是把生產經營的每一個環節都拆解出來，一一地與最強悍的競爭對手日本富士通公司進行比較，從而找到改進的關鍵點。施樂的這項工程堅持了十年，終於在複印機領域擊退了富士的進攻。

就在珠三角洲和溫州等地的「地下工廠」如雜草般紛生的時候，在中心城市或次中心城市，具有個體色彩的經濟活動還顯得那麼的小心翼翼和廖若晨星。長期的計劃經濟，讓人們已經習慣在一種格式化的、有紀律和有組織的環境中生活，一旦要他脫離那種慣性，往往需要極其巨大的外力或勇氣。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那些從事個體商業活動的人絕大多數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是失業者、返城人員、有刑事前科的人和低文化程度者，這些人被排擠在「溫暖」的、有「保障」的體制外，在無可奈何之際，被迫走上了經商和創業的道路。在烏魯木齊，走投無路的16歲輟學少年唐萬新跟隨大哥唐萬里辦起了一間照相洗印店，誰也沒有料到20多年後他會從這個偏遠邊城出發，打造一個市值高達1200億元的德隆帝國。在北京，一個叫劉桂仙的中年婦女則意外地領走了全城的第一張個體餐館執照。

因走私而完成灰色的原始積累，是當年東南沿海鄉土經濟萌芽的重要推動因素，關於這一點始終未被學界注意到。1980年前後，全國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是浙江溫州、台州地區，二是福建的潮汕地區，它們也因而成為當時商品經濟起步最快、民營經濟最活躍的區域。新華社記者魏運亨曾這樣描述福建沿海的走私景象：當時每天停泊和游弋于東沙島海域的港台走私船達幾十艘，前往交換的大陸走私船則多達上百艘。電子錶和尼龍布料漲潮般湧進內地，黃金和銀元則退潮般滾滾外流。成千上萬的群眾如痴如狂，沿海城鄉形成了好幾個遠近聞名的私貨集散市場。

5月，發行量超過200萬冊的《中國青年》發表了一封署名為「普通女工潘曉」的長信《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潘曉在信中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九九藏書不到它有力的翅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裡。人生的路，怎麼越走越窄……真的，我偷偷地去看過天主教堂的禮拜，我曾冒出削髮為尼的念頭，甚至，我想到去死……心裏真是亂極了，矛盾極了。」

作為全北京的第一家個體餐館，劉桂仙的事業從來就沒有走出過翠花衚衕。30年後，人們依然可以在那條狹長而日漸衰舊的衚衕里找到那間小小的、只放得下七八張八仙桌的餐館。

這個企業事故是發生於上一年11月24日的渤海2號鑽井船翻沉事故。在那次惡性|事件中，因為管理和指揮上的不當（當時的用詞是「官僚主義」），造成72名石油工人的死亡。公布的材料顯示，渤海2號鑽井船從國外購買后，在7年時間里，很多技術資料和操作規程都沒有被翻譯過來，工人對科學操作根本沒有概念，而上級則動不動搞「大會戰」或「打擂比武」，「用過去搞政治運動中的某些不恰當辦法來搞生產建設」。在翻船事件發生后，各個管理層面又互相推諉以致耽誤了搶救時間，讓70多個工人被活活凍死在海上。國務院以一種超乎尋常的高調來處理「渤海2號事件」，全國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對此進行了聲討式報道。石油部長被免職，主管石油的副總理、50年代大慶會戰的功臣康世恩被公開處以記大過處分。在石油部的公開檢討中甚者還披露，「自1975年以來，海洋局曾經發生各類大小事故1042起，其中重大事故33起，但是我們一直沒有嚴肅對待」。

可是，就是這個陳春先卻以一人之力撬動了中國高科技產業。他為服務部所設定的經營原則後來成為中國民營高科技公司創辦的共同規律，那就是：科技人員走出研究所，遵循科技轉化規律、市場經濟規律，不要國家撥款，不佔國家編製，自籌資金、自負盈虧、自主經營、依法自主決策。在他被懷疑、辱罵和嘲笑的身後，一家又一家科技公司在中關村出生了。三年後，在沒有國家任何投資的前提下，中關村赫然成為中國最著名的「電子一條街」，到1992年，這裏的民營科技公司達到5180家。

為了讓全國人民過好80年代的第一個春節，商業部在1月18日專門下發通知，要求各大城市敞開供應豬肉。在上一年，全國的生豬存欄新增800萬頭，每頭生豬的平均毛重增加了12公斤，通知要求各地最好是「就地收購、就地屠宰、就地銷售」。又過了幾天，國務院下達文件，允許「雞蛋可以季節性差價」，這意味著國家已經在嘗試著用價格槓桿來協調市場。這樣的通知和文件還將不厭其煩地下發十來年，沒有人覺得很突兀，國家始終像一個大保姆，細心地照管著人民的衣食住行。

「計劃」看上去是那麼的嚴密，卻可能被靈活的「小傢伙們」一舉突破，這個道理將在日後一再地應驗。在19979年7月國務院公布的《關於發展社隊企業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中又一條：「城市工業根據生產發展的需要，參照社隊可能承擔的能力，可以有計劃地把部分產品和零部件擴散給社隊企業生產。」魯冠球得以參評中選，是拜這一規定所賜。

12月8日，英國披頭士樂隊的偶像人物約翰·列儂在自家門口被崇拜者刺殺。這個從利物浦小酒吧里闖出來的頹廢青年是搖滾史上最受歡迎的歌手，他和他的音樂一度被媒體認為是「青少年鬧事起鬨的原因」，而他的傳奇人生在很多年後仍然被人津津樂道。如果要在中國找一個與他有點關聯的人物的話，那麼可以關注一下北京城的一個叫崔健的中學畢業生，當時他正待業在家，他最大的理想是考進北京歌舞團當一個小號手。在六年後他寫出了頗有「列儂氣質」的《一無所有》，因而成為日後中國最著名的搖滾歌手。列儂的去世似乎預示著富有浪漫氣質的嬉皮士年代結束了，一個新的商業奢華周期如期而至。

跟竭力撕開「計劃」口子的魯冠球一樣，在浙江南部的溫州和福建潮汕、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越來越多的鄉土工廠展現出他們異乎尋常的活力。一位美國《新聞周刊》的記者去福建石獅和廣東南海採訪，他在發回去的報道中說，「石獅的小商品貿易和南海民間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紡織、小冶鍊、小加工，像野草一般滿世界瘋長。」

20世紀80年代的第一個春天，大江南北風調雨順，舉國都有一種抑制不住的喜悅。

中關村是北京城北面的一個小村莊的名字。1949年以前，這裡是一個有70戶住家、276口人的自然小村，周邊的墳地佔了土地的30%多。1952年，中國科學院定址於此，再一年，燕京大學與北京大學合併，又在這個小村的北部形成一個教研院區。日後，中關村一帶先後建起了中科院的幾個重點研究所和大面積的員工宿舍，成為科研人員聚集度很高的一個區域。在陳春先的心目中，「這裏的人才密度絕不比舊金山和波士頓地區低，素質也並不差，我覺得有很大的潛力沒有挖出來」。

這個日後影響了中國開放走向的計劃，便是在南方設立「經濟特區」。

深圳的第一塊土地出租協議，便簽訂於1980年的1月1日。第一個吃螃蟹的香港商人名叫劉天竹，跟他談生意的就read.99csw.com是那個在《列寧全集》中找到了恩格斯原話的駱錦星。據駱日後回憶，當時的談判對話是這樣的，劉說：「只要劃出一塊合適的地皮就行。由我組織設計，出錢蓋房，在香港出售，賺得的錢中方得大頭，我得小頭。」駱說：「東湖公園附近，可以劃出一塊地方來，如何？」劉說：「那好，所得利潤，你拿七，我拿三。」駱搖搖頭：「你拿得太多了。」劉笑道：「你拿八，我拿二，如何？」駱說：「我拿八點五，餘下的是你的！」劉說：「我們初次打交道，往後要做的事還很多，這次就依你的！」這樣的對話果然已經是在談生意了。

對「渤海2號事故」的高調處理，在當時是一個非同尋常的舉動，它似乎在預告，過去那種動員式、政治運動式的經濟工作會方式已不適用。從長遠看，這次「輿論大攻擊」象徵性地終結了「文革」時代的那些充滿浪漫主義氣息的經濟發展理念，「人又多大胆、地有多大產」、「石油工人吼一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口號漸漸談出主流媒體，人們開始用科學和管理的思路來領導和治理自己的企業，當然，這僅僅是觀念轉變的開始，它還將經歷十分漫長的過程，對於企業經營來說，知道科學與管理的重要性是一個問題，而什麼是科學，如何掌握科學則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問題。

那些日後將徹底扭轉中國公司命運的變化仍然在體制外艱難地萌芽。對於1980年的魯冠球來說，這一年他獲得的最大勝利是他第一次擠進了「計劃」內的序列。這個事情在現在看來，可以算得上是一場「意外」。

跨國公司進入中國的步伐在悄悄地加快。上一年底，第一批3000箱瓶裝可口可樂由香港發往北京，發貨方是香港五豐行。在經過了試探性的銷售之後，美國方面進而提出向中糧公司贈送了一條每分鐘生產300瓶可口可樂的瓶裝線，並達成了一項為期十年、授權中糧公司獨家使用可口可樂商標，在中國大陸生產、銷售產品的協議。

1980年的北京之冬十分寒冷，整個12月共下了五場鵝毛大雪，有報道說，這年冬天的降雪量是近20年來最大的一次。陳春先的服務部在開業的兩個月後終於接到了第一單生意，海淀區一個街道小廠的廠長向上門兜售業務的核聚變科學家陳春先：「你能幫我們解決一下電源上的問題嗎？」陳春先楞了一下，然後說，「這當然，你可以給多少錢？」與陳春先動議「中國矽谷」並在中關村創業的同時，台灣地區創建新竹科技園，試圖打造「中國台灣矽谷」，為此，當局成立了科技管理局，制定科教園規劃，設計發展框架，在資金籌建、人才訓練、環境優化等方面出台了以系列優惠措施，併為入園創業者提供「一站式」快捷高效服務。據首任管理局局長何宜慈博士稱，到1984年，新竹科技園已創辦了70餘家高科技企業，產值100億元台幣，一個東方「矽谷」的雛形初露端倪，到2000年，方圓六平方公里的新竹科技園，吸納了300多家高科技企業落戶，2000年總銷售額達9300多億新台幣。新竹科技園成為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孵化器。幾乎同時起步的中關村與新竹科技園，兩者命運相異，頗可對照研究。

「特區」這個經濟名詞是中國人的一個新發明。據《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謎》一書記錄，它的發明人也是鄧小平。在上一年的4月，他與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長習仲勛商討開放事宜，提出在深圳建立一個新的開放區域，全力引進外來資本，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並且建議這個開放區域就叫「特區」。

這個「大事情」的首倡人就是陳春先。他是中科院出名的科學才子，他早年留學蘇聯，因成績優異曾經受到過斯大林的接見。他的學科專項是十分前沿的核聚變，他建立了國內第一個托卡馬克裝置，並在合肥創建了中國的核聚變基地。1978年，中科院評聘第一批教授級研究員，全院只有十大名額，他和著名數學家陳景潤一起上榜。在過去的兩年裡，他作為中國最重量級的科學家之一三次訪問美國，而這三次考察卻徹底地改變了他的人生。

這年春天，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中共中央為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平反了。在2月23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65歲的胡耀邦被推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一批較年輕的幹部被推上了重要的領導崗位，其中包括前兩年在安徽、四川強力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萬里等人。14年前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的劉少奇正式恢復了政治聲譽，一大批因之而生的冤案一併平反。躊躇滿志的鄧小平在會上講話說，在解決了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之後，今後的工作要著重研究體制改革。

這年的11月4日，好萊塢演員出身的羅納德·里根當選美國第40任總統。他一上任就面臨石油危機、美蘇關係緊張、日本經濟的崛起等挑戰，誰也沒有想到他後來會成為美國歷史上最成功的總統之一。

浙江的溫州地處偏遠，多年不通火車，交通極其不便，耕地更是稀少，人均只有兩分多一點，因而這裏的農民百年來有離開土地和外出求生的衝動。1979年後，這裏的樂清、蒼南一帶突發走私狂潮，一艘一艘的走私船把境外的服裝、小家電、小五金等偷運進來，在一些偏僻的小碼頭形成走私交易市場。當地政府法不責眾，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於是，這些走私貨便成為了「文革九-九-藏-書」后第一代稍成規模的商品集貿市場的重要來源之一，那些前來採購包括走私貨在內的大胆商販和背著這些商品出走兜售的溫州人則成了改革初期的第一代商人。資料顯示，到1980年前後，溫州的個體商戶已經超過3000個，在交易活躍的一些集鎮，如樂清的柳市等地相繼出現了一些專業的製作作坊，那些較有規模者在當地被冠以「大王」的稱號，如電器大王胡金林、螺絲大王劉大源、礦燈大王程步青、線圈大王鄭祥青等等。這些人的資產在當時都已過十萬元，生產的產品質量大抵可以與國營工廠有一拼。與魯冠球不同的是，這些大王和他們的企業從一開始就是私人性質，除了溫州和珠三角的少數地區，在當時國內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在國際上，日本經濟還是一枝獨秀。按國內生產總值來計算，在20世紀60年代中日兩國基本相當，而到1980年，日本已經是中國的四倍。1980年年底，日本通產省宣布，該國的汽車產量首次突破1000萬輛大關，達1104萬輛，佔世界汽車總產量的30%以上，一舉擊敗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汽車是工業文明和現代國家競爭的標誌性商品，為此，美國NBC電視台在黃金檔時間播出了一個名為《日本能，我們為什麼不能？》的電視專題片，時間長達兩個小時，其主題是比較美國與日本的工業。NBC的主持人說道：十年前，日本人以製造偽劣產品昭著於世，「日本製造」一詞成為取笑劣質產品的口頭禪。但時至今日，「日本製造」已經品質優秀的代名詞，美國的年輕人現在以開日本的小跑車為榮。在當時的西方傳媒界還流傳著這樣的一個故事：某日，一位彬彬有禮的日本人以學習英語為名，跑到一個美國家庭里居住。奇怪的是，他每天都在做筆記，美國人居家生活的各種細節，包括吃什麼食物、看什麼電視節目等，全在記錄之列。三個月後，日本人走了。此後不久，豐田公司就推出了針對美國家庭需求而設計的價廉物美的旅行車，大受歡迎。該車的設計在每一個細節上都考慮了美國人的需要。更讓美國人憋氣的是，豐田公司還在報上刊登了他們對美國家庭的研究報告，並向那戶人家致歉，同時表示感謝。

在約翰·列儂被刺殺的兩周后，在北京的中國科學院的一個倉庫門口，46歲的陳春先站在寒風中，與一個個騎著自行車前來的人熱情地打招呼，來的人共有14個，每個人都相貌文弱，語調溫和。他們都是中科院物理所、電子所和力學所的研究人員，這次他們都是被老陳「忽悠」來的。在這一年，他們將一起開辦一件「大事情」。

南風自此一路北上，開放之勢再不可擋。

從潘曉現象大討論中人們體會到，開放與變革已經漸漸成為這個國家的主旋律，它的衍變路徑將十分曲折，但是前行的方向卻似乎已必可逆轉。到8月，一個被隱瞞了大半年的重大企業事故突然遭到處理，這無疑又成為當年最引人注目的新聞事件。

在廣東，戴厚英的小說《人啊，人》引起轟動，這位後來被入室盜竊的小偷殺害在家中的女作家第一次用充滿悲憫的筆調描寫普通人的生活；表現愛情的《廬山戀》和《天雲山傳奇》更是讓青年人像瘋了一樣地湧進電影院，女主角張瑜的每一套花衣服都引起姑娘們極大的好奇；剛剛復刊的《大眾電影》雜誌大胆地發表了一張英國電影《水晶鞋與玫瑰花》的劇照，照片是一對青年戀人激|情接吻的鏡頭。

全球商業界，還有一個值得記取的事件是，記者出身的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出版了轟動一時的《第三次浪潮》，他將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及后工業社會進行了重新的定義，指出它們創造財富的重要手段分別是土地、資本和信息。托夫勒發現，在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現代服務業的就業人口已經超過工業勞動人口，成為新的領導型產業，他由此提出了以新技術革命為前提的「第三次浪潮」，這個觀點極大地影響了人們的思考。此書于兩年後引入中國，在非公開的範圍里「內部發行」。

事實上，這些問題劉桂仙自己也很想找一個人問問清楚。第二年的大年三十，兩個大人物來到了悅賓餐館，陳慕華和姚依林兩位副總理親自來給她拜年。也就是從這時開始，一個新的身份名詞開始在城市裡流行：個體戶，它指的是劉桂仙這樣的沒有國家保障、自主創辦小店小鋪的人，它聽上去似乎百味雜陳，有蔑視、有同情，也有小小的對「自由身」的暗慕。

劉桂仙是幼兒園的一個勤雜工，家裡有五個孩子，因為實在生計維艱，便動起了開個小飯鋪的念頭，她的餐館開在東城區翠花衚衕，取名悅賓餐館。現在已經沒有資料顯示，為什麼北京市會選中這個沒有背景的婦女來開第一家個體餐館。開業的第一台，區工商局局長專門跑來告誡劉桂仙：「這可是上面批的第一家個體餐館，你要好好乾，千萬別給政府抹了黑！」劉桂仙開店實在不容易，在當時，幾乎所有的食品——糧食、油、肉、禽、蛋全都是憑票供應的，為了幫她弄到豆腐票、豬肉票和糧票等等，東城區動員了工商局、糧食局、飲食服務公司等部門。因為是京城第一家個體餐館，每天都有很多外國記者來拍照採訪，而提的問題大體一律：「這飯館是你自己開的還是政府要你開的？」「你擔心自己將來挨批鬥嗎？」「你掙了錢會不會被別人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