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冠球被選為「共同富裕的典型」進行熱烈的報道和稱頌，便是在這樣的情形下發生的。事實正是，在今後的很多年裡，地方政府都堅定地持有這樣的觀點，而同時，幾乎所有的鄉鎮企業經營者為了獲得政府的支持和資源，也全部信誓旦旦地承諾他們將承擔起這些職責和功能，因而，地方政府把大量的資源都低成本甚至無償地輸送給了那些鄉鎮企業。

周刊高級撰稿人喬治·丘奇寫道：「僅僅隔幾年重訪中國的外國人簡直不敢相信他們訪問的是同一個國家，豐富多彩的食品自由市場，農村如雨後春筍般蓋起來的整潔小屋和充滿生機的鄉村工業，這些都是他們以及他們的東道主所沒有見到過的。」在這篇報道中，鄧小平被認定是「一位徹底的務實主義者，向來不太注重名稱，他最著名的一句話是一個樸實的比喻：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周刊承認，中國已經解決了糧食問題，農民以承包制的方式被解放了出來，通過創辦特區和優惠政策，越來越的外資公司也正在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城市改革和國營企業的改革已經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人民日報》記者孟曉雲也在這時到了溫州，她寫了新聞報道《市場篇》。在新聞的一開篇，她就用了一個頗有寓意的場景：「傍晚，過了6點，國營商店關了門，個體戶便活躍起來。」

魯冠球是一個看上去跟史來賀很相似，但本質上卻完全不同的農民企業家——這個稱呼始自魯冠球，後來成為媒體上的一個通稱。

早在幾年前，善於經營的魯冠球就是浙江當地一個小有名氣的廠長，他很早就讓自己的工廠走上了專業化的道路，專心於汽車萬向節的製造，在1984年他還花8000元向浙江大學「買」進了一位大學生，在當時，大學生進鄉鎮企業工作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鄉土奇葩》的發表，讓他真正成為了一名全國性的新聞人物。

1986年，中國首次宣布允許私人擁有汽車（有趣的是，也是在這一年，蘇聯宣布計程車可以由私人來經營，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幾乎在同時開始了市場化的試驗，儘管後來它們選擇了兩種不同的模式），但那時的私家車很少是用來消費的，購買者多是用來跑運輸或當計程車使用。11月，上海第一輛「Z」私人自備車輛照代碼0001號誕生，隨後，私家車開始在深圳、廣州等沿海城市及長春、重慶等擁有轎車生產廠的城市湧現。

人們開始比爾更多的心思花在怎麼賺錢上，一些新奇的行業出現了。用信件來往是當時人們最重要的交流方式，而這一年，很多人收到信件時揮發性貼在上面的郵票不翼而飛了。在重慶、上海等城市，倒賣和炒作郵票正成為一門新興的生意。在很多城市郵政局的門外面，形成了一個郵票交易的集市，一張1980年發行的8分猴票，可以叫賣到25元，短短六年增值300多倍，這些郵票的炒作者很快將成為另一種票券——股票的生力軍。

史來賀是共產黨一直倡導的那種吃苦在前、享樂在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聖徒式的鄉村幹部。1985年，史來賀和村黨支部其他成員經過反覆考察，決定引進一項高科技生物工程，建設一座全國最大的生產肌苷的製藥廠——華星藥廠。「這高、精、尖項目，咱『泥腿子』能搞成？」有人擔心「打不到狐狸惹一身騷」。史來賀的回答是：「事在人為，路在人走，業在人創。人家能幹成的東西，咱們為啥幹不成？」

3月28日的《經濟參考報》報道稱，廣西玉林縣一家自行車廠與上海自行車三廠聯營，生產當時國內知名度最高的「鳳凰」牌自行車。除了玉林的那個工廠外，「鳳凰」這個品牌還被同時賣給了浙江紹興一帶的鄉鎮企業。4月份的一篇報道則稱，江蘇無錫地區的數百家鄉鎮企業以聯營的方式獲得了生機，國營企業幫助他們培訓技術工人、調試設備和進行產品研發、協助籌措外匯、提供品牌支援。

在那些農村，沒有工業化的基礎，沒有原材料，沒有技術，沒有熟練的工人，甚至連銷售的渠道也沒有。這些一無所有的農民是怎麼佔有市場，並擊敗裝備精良（至少有設備、有工人，還受到國家政策上的支持）的國營企業的？唯一可能的答案便是，他們所有的生產要素都是從國營企業那裡「借」來的，他們的很多設備是國營企業淘汰下來的，他們的技術是城市裡的工程師在周末偷偷下鄉傳授的，他們的工人有不少在國營企業里受過最基礎的培訓，而他們的市場往往是國營企業不屑做的。這就是「創世紀」的狀態，鄉鎮企業唯一可倚重的是，那些農民創業者比城市裡的廠長更熱愛他們的企業，他們認為這是自己的「事業」。這種態勢到1986年已經發展得非常清晰，跟魯冠球們的方興未艾相比，國營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乏力，已經日漸成為一個很難逆轉的事實。在這一年的報紙新聞上，出現最為頻繁的字是「聯營」。那些城市外的泥腿子們衝進了城裡，他們以極低的價格買走了國營工廠里閑置的機器設備，它們被搬進粗粗建成、還沒有粉刷過的廠房裡，日以繼夜地隆隆作響——與此相似的是，那些能夠得到國家貸款支持的國營工廠正在大量購買先進的外國設備。越來越多的工程師接受農民廠長們的私下聘用，一到周末就坐上停在家門口的小汽車卷著圖紙到鄉下去上班了，而更受歡迎的方式是，鄉鎮企業與國營企業達成聯營的協議，這樣就可以用少量的資金獲得後者的技術援助，以及使用那些培植了很多年的知名品牌。在江浙一帶流傳著一個關於「星期日工程師」的故事。1986年，浙江省蕭山縣有一個叫徐傳化的農民創辦了一家生產液體皂的化工廠，他請了杭州國營大廠里的一個專業技術人員，後者經常在液體皂加工的最後一道程序時讓徐家父子走開，獨自從自己https://read.99csw.com的口袋裡拿出一包白色粉末倒入未凝結的液體皂中，完成徐家父子在幾口大缸里的液體皂生產過程。在支付了幾年技術服務費后，徐傳化決定花2000塊錢買下那個神秘配方。在付了錢后，技術員告訴他，那包白色粉末其實就是鹽。傳化集團後來成為中國最大的印染助劑生產企業之一。

由於缺乏法律的保護與規範，「抬會」的運作純靠鄉親間的個人信用保證，在平常時刻並五太大風險，然而到了經濟快速成長和資金供求失衡的時候，就會引發意外的事件。1986年，國內經濟趨熱，資金渴求徒然增大，常規的信貸效應無法滿足越來越大的借貸需求，馬上有人想到了高息融資，先是小心嘗試，再是大胆擴展，很快，一種新的近乎瘋狂的金錢遊戲開幕了。

聯營被看成是國營企業獲得活力的一個新藥方，在這一年，政府對聯營的熱衷讓人吃驚。遼寧省省委書記全樹仁在報紙上提出要「破思想阻力，促橫向聯合」，他批評某些國營企業「熱衷於自成體系，在聯營中存戒心，留後手；缺乏戰略眼光，把聯合當權益之計；爭當龍頭，不甘做配角；怕自己的權和利聯小了」。這種聲音對聯營的大規模嘗試起到了強勁的推進作用。在很多地方，聯營企業的多少成為衡量企業改革是否有進展的一個政治性指標。

1986年，可以被紀念的事情很多，美國自由女神像建成100周年，德國人發明汽車100周年，全世界各地都進行了不同形式的慶祝。

所有的村民在他的統治下，獲得了生活上的根本改善（有意思的是，這些村莊在過去往往是一個非常窮困的討飯村），而在人格上徹底地依附於這位強人。

鄉鎮企業最讓人驚奇的地方是，它們是怎麼從幾乎空白的狀態中突然發展起來的。

在1986年的第一期《時代周刊》上，鄧小平再次成為封面人物，他繼1978年之後第二次被評為「年度人物」。在上一年的10月，《時代周刊》派出一個採訪團對中國進行了五天的採訪，其中與鄧小平本人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採訪，它以「中國的第二次革命」為題，用幾乎半本雜誌的龐大篇幅對發展中的中國進行全方位掃描。

這個瘋狂的遊戲在政府完全失效管理的情形下進行了一年多。到1986年春夏，資金鏈出現斷裂的跡象，各地相繼爆出會主潛逃的消息，很快，形勢急轉直下，極度的亢奮即刻轉為極度的恐慌，抬會體系瞬間雪崩。整個秋天，溫州地區陷入空前的混亂，成千上萬的討債者瘋了似地沖向會主的家。蒼南幾十個討債者拿著炸藥包趕到會主家，逼迫他交出錢來，否則同歸於盡；平陽兩位會主被討債者抓住，吊綁在柱子上，用竹籤釘入會主手指，用鐵鉗悍燒胸肉，折磨三天三夜導致受刑人死亡；上百所小學被迫停課，原因是學生常常在路上被討債的當做人質抓走。短短三個月中，溫州全市有63人自殺，200人潛逃，近1000人被非法關押，8萬多戶家庭破產。政府在這時候才如夢初醒，他們開始抓捕和通緝那些知名的會主，以殺一儆百的方式來平息民憤，李啟峰、鄭樂芬等人最後以投機倒把的罪名被判處死刑。

11月，紐約證交所主席約翰·范爾森訪華，他贈給鄧小平一枚精美的證章——紐約證交所所徽。作為回贈，鄧小平選中的禮物是新中國公開發行的第一張股票——一張編號05743面值50元的上海飛樂股票。鄧小平告訴他，這隻股票的資本金是165萬元，發行了3.3萬股，他是唯一的外國股東。范爾森高興地說：「我很榮幸成為社會主義企業的第一個美國股東。」這張飛樂股票後來一直被收藏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成列室里。在此前的一年，中國的第一家股票交易市場，即上海靜安證券業務部，已於1985年12月31日正式開張了，當時允許現貨交易。事實上，在更早的時候，深圳、北京和上海的一些企業已經嘗試著向公眾出售股票了，廣東的幸福音響、北京的天橋百貨和上海的飛樂音響相繼發售了自己的股票。這當然只是一些實驗性的舉措，資本市場的真正活躍還要再等若干年。

傳奇的管理學彼得·德魯克發表《變化了的世界經濟》，他預言：經濟的內在結構已經發生可根本性轉變，這一轉變給發展中國家追趕發達國家增加了巨大的，甚至是難以克服的困難。他指出，第一，知識和資本正在加速取代體力勞動者，發展中國家所依賴的一個主要優勢——勞動力豐富和價格便宜將會逐步喪失；第二，工業生產從基本上屬於勞動密集型轉向一開始就是知識密集型，譬如在半導體晶元和藥品製造中，勞動力的成本分別只佔到12%和少於10%；第三，信息和知識為基礎的產業，正在取代以物質為基礎的產業，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中心，這就要求一國的國民普遍具有很高的知識水平。

在商業史上，還有一個重大的事件必須被記錄。面對咄咄逼人的日本公司，美國除了在高科技產業霍桑尋找對策之外，還在貨幣政策上發起來額凌厲的反擊，他們聯合西方七國財政部長，強行要求日元升值，這個行動從1985年開始，第一次宣布美元對日元貶值25%，在1986年初的幾個月里又讓日元升值40%，到1988年，升值達86%，最終形成可「超級日元」泡沫。驕傲自滿的日本人不知就裡，因貨幣的升值而雀躍不已，在未來的數年內，日本政府和公司大量購買美國國債和房地產，收購美國公司。從這一年到1992年，日本人認購了一半以上的美國國債，還購買了價值720億美元的美國房地產。正當他們雄心勃勃地炫示要「購買整個美國」的同時，泡沫日漸生大，危機如幽靈般地躡足而至。

誘九*九*藏*書人的投資，高額的回報，讓抬會的會主們成了鄉親眼中的財神，一個「不可能的遊戲」在僥倖、狂熱和從眾心態的集體驅使下，如火如荼地燃燒了起來。蒼南一個叫葉三鳳的婦女每月可凈收入120萬元，在樂清，共有大大小小的抬會1346個，最大的抬會發展了12122人，從1985年到1987年初，溫州九縣兩區有30萬人捲入其中，會款發生額達12億元之巨。根本不可能實現的效益比，自然造成抬會以呈幾何級數的增速發展新會員作為其得以支撐下去的唯一手段。在當時，最瘋狂的會員發展方式是所謂的「短會」：入會交1.2萬元，第二個月就還給會員9000元，第三個月再還9000元，本息兩清。會主雖然要虧損6000元，但可以因此來引誘更多的人入會。在抬會極盛時，當地官員幾乎全數捲入其中，有些地方還出現了官會，此會專為官員而設，入會不比交款，而是先領款，三個月後再少量返回。這種會分10萬元、5萬元和1萬元三種，視幹部大小而定。

在兩年前的3月2日，國務院正式發出通知，將社隊企業改稱為「鄉鎮企業」。作為一個新的、獨立的企業形態，鄉鎮企業第一次浮出了水面，據有關資料顯示，當年中國的鄉鎮企業實際已發展到165萬家，擁有勞動力3848萬人。而到兩年後的1986年底，鄉鎮企業的總數已經發展到1515萬家，勞動力近8000萬，向國家繳納稅金170億元，實現總產值3300億元，佔全國總值的20%，「五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悄然出現。在看待鄉鎮企業成長問題上，鄧小平有過一個十分誠懇的評價，他稱之為「意料之外的異軍突起」。1987年6月12日，他在接見朝鮮代表團時指出，鄉鎮企業的發展是農村改革中中央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穫，突然冒出來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鄉鎮企業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的增長率，持續了幾年。這說明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對頭的，這個政策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河北、山東等很多地方出現了「經濟聯合體」，國營企業把自己的一些業務以承包或聯營的方式轉包給鄉鎮企業，以此形成聯盟的格局。這種在前些年還屬於禁止的行為突然受到了鼓勵，它被認為是一種雙贏的策略，通過聯營，國營企業得以降低成本，甚至通過品牌的有償使用直接獲得利益。而對鄉鎮企業來說，則得到了市場的准入，以及人才、品牌、技術等方面的援助。尤其重要的是，聯營的方式還繞開了國家政策上的很多管制，聯營工廠可以得到國家的戰略物資，進入原先被禁止的行業，甚至以國營企業的身份對外開展各種業務。

抬會風波以十分血腥而猙獰的方式留存了中國現代改革史上的一個片段。它表明，當一項公共需求無法通過合法的方式獲得滿足的時候，哪怕是最理智的人群也可能做出最瘋狂的集體舉動。其後十多年的事實是，溫州人在民間金融上的試驗一直沒有停止過，就在1986年的11月1日，一個叫楊嘉興的人集資31.8萬元，創辦了全國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鹿城是溫州市城區的另一個稱呼。六天後，一個叫蘇方中的傢具廠廠長創辦了由他私人獨資控股的城市信用社，他用自己的傢具商標來命名這個新生兒——東風信用社。由於缺乏法律上的明文支持，這些民間金融機構的命運如偷生私生的產物，日日危如卵累，時時面臨被取締和制裁的可能。

在過去的30年中，這種著名的中國村莊有河南的劉庄和南街村，天津的大邱庄，江蘇的華西村，浙江的橫店。它們作為一種很獨特的人文標本和社區企業形態，很多年來一直散發出一種神秘而難解的魅力。

儘管做萬元戶和經商下海已經成為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一直處於地下狀態的詩人北島、舒婷、顧城等等走到可前台，他們的詩歌被集結在一起出版，由北京大學教授謝冕選編的這本詩集風靡全國大學。尼采和存在主義思潮進入到了大學校園，「上帝死了」，「偶像的黃昏」，神經質的尼采正迎合了人們對所有凝固思想的反叛，一切堅硬的東西都開始煙消雲散。年輕人不再嚮往「安全而令人窒息的國營企業」，外資公司以及剛剛興起的民營公司成為他們新的選擇。在中關村，出沒著越來越多的大學生，他們當時典型的裝扮是：一身百元西裝，一個兜袋發票，腰上別個BP機。後來創辦了中國最大的新聞門戶網站新浪的王志東，當時還在北大無線電系讀書，他沒等畢業就跑到中關村去打工了，很多年後他回憶說，我們白天在街上兜售盜版軟體和二手電筒腦，晚上就去陰冷的地下室聽詩歌朗誦會。

他對溫州感興趣，是因為看到了一篇報道。在上一年的5月12日，上海《解放日報》的頭版發表了題為《鄉鎮工業看蘇南，家庭工業看浙南，溫州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的報道，附有的評論首次提出了一個新的名詞：「溫州模式」。也是從此開始，集體經濟的蘇南模式與私人經濟的溫州模式，成為中國民營公司的兩大成長模式。一直對家鄉——蘇南農村頗為熟悉的費孝通對傳說中的「溫州模式」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當時溫州抬會的規矩是這樣的：一個會員入會交1.16萬元，從第二個月開始，會主每月付給會員9000元，連續12個月，計10.8萬元；從第十三個月起，會員再付給會主3000元，連續付88個月，計26.4萬元，會主仍然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循環滾利，一個會期為100個月。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最大的風險在第一年，會主要把1.16萬元變成10.8萬元。有人計算過，一個1.16萬元的會員要維持下去，到第六個月必鬚髮展22個會員，到read.99csw.com第十二個月，要發展691個會員，到第十八二個月，就要發展20883個會員。

鄉鎮企業廠長、農民企業家——他們的名稱中總帶著點泥土的味道，事實上，他們看上去也是土巴拉幾的，整個兒好像剛剛從耕地里插完秧出來。他們無論穿什麼牌子的西裝總是不合身，很少有人會正確地打領帶，他們最喜歡的服飾品牌是法國的皮爾·卡丹和香港的金利來，它們的標識都做得很大，老遠就能清晰地看出來。他們的普通話都糟糕透了，還特喜歡把自己的照片登在企業介紹冊和廣告上，而形象都是一律的可笑：坐在偌大的辦公桌前，右手在打電話，左手還按在另一台電話上，眼睛呆板地望著前方。德國《明鏡周刊》在這一年的報道中說，「在中國，農民膽大而魯莽……從而給企業帶來活力。」《亞洲華爾街日報》的評論則說，「很多農民企業家幾乎沒有任何商業方面的經驗」，在7月9日的一篇新聞中，記者說他們「不知道如何管理一家工廠，不知道如何做財務報表，也不知道怎樣才能生產出質量合格的產品」。但是，這家報紙驚詫的是，他們的事業正欣欣向榮地成長起來，就好像作家余華在很多年後的一部小說《兄弟》中寫到的，「他們像野草一樣被腳步踩了又踩，被車輪輾了又輾，可是仍然生機勃勃地成長起來了。」

事後表明，這種支援和聯營，是沿海一帶鄉鎮企業獲得迅猛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國營企業在聯營中所獲得的效應最終被證明只是暫時有效的，而靈活的民間企業則從這個體量龐大而體制僵硬的「大笨象」身上汲取了無盡的「血液」。數年之後，聯營的鄉鎮企業迅速壯大，而被掏得資源一空的國營企業則更加羸弱不堪，於是，將很快出現「兒子吃掉老子」的現象。

這種趨勢在1992年之後變得加速起來，那些善於利用和佔有政府資源的鄉鎮企業迅速壯大，並以各種千奇百怪的方式完成了產權的清晰化，十多年後，魯冠球和他的萬向集團便成為中國最大的私人公司之一。

在三十年的中國企業史上，這看上去是一種很矛盾的狀態：在金融和產業政策上，體制外蓬勃成長的民營公司一直遇到極大的困難。政府一直試圖將所有的改革成果裝進國營資本這個大籮筐里，而與此同時，卻又「僥倖」地希望那些民營企業——特別是發起於農村的鄉鎮企業能夠承擔起改造農村、共同富裕的公共責任，為此，那些開明的地方政府在很多方面對之進行了扶持。從結果上來說，這是一種利益交錯、此消彼長的過程：國營公司儘管被投注了大量的公共資源和政策，卻因其體制的天然缺陷性而進一步萎縮；鄉鎮企業一邊遭遇政策壓迫，另一邊卻在地方政府那裡獲得了支持，而當這些企業已經足夠強大的時候，它們卻又紛紛轉型成了私營化的公司，政府原先所期望的「共同富裕」和「由鄉鎮企業承擔農村社會服務體系」的目標卻不可避免地大打折扣。

3月26日，曾經擔任過國務院副總理的山西大寨人陳永貴在酣睡中去世。30多年前，陳永貴帶領一群窮棒子披星戴月，將一條700米長的黃土山溝，鑿成一片能長莊稼的梯田，毛澤東向全國號召「農業學大寨」，陳永貴成為中國農民的偶像。他進京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后，依然扎著白羊肚手巾，不改農民本色。重病期間，他每日將醫生開的葯吃一半留一半，積少成多，存了小半個抽屜，囑兒子奉還國家。

這個村莊，你很難說它是一個什麼組織，在行政概念上它是國家最基礎的行政單位，而在經濟概念上它則是一個嚴密的營利組織，有些鄉村甚至擁有一家上市公司，那些強人通常既是鄉村的行政長官，同時又是公司的董事長，這種兩權合一的模式似乎沒有遭到任何人的質疑，而且看上去是唯一可行的方式。更耐人尋味的是，強人的家族在這個鄉村往往是最有權勢的一族，他們的子女在強人在世的時候便已經是鄉村管理的核心人物，而當這些強人老去或死去的時候，他們往往把自己的權柄傳給了自己的子女。

1986年5月20日，劉庄人自己設計、安裝的華星藥廠正式投產。自此後，劉庄的經濟迅速成長，很快成為「中原首富村」。

日後成為全國炊具用品龍頭企業的蘇泊爾公司便是其中一個很典型的例子。瀋陽雙喜壓力鍋廠在1964年生產出中國第一口壓力鍋，一直是國內最大的專業工廠。1986年前後，浙江省玉環縣一個叫蘇增福的農機廠廠長北上找到雙喜廠，用盡關係、費盡口舌，終於成為雙喜的聯營企業之一。蘇增福回憶說：「當時很難，但正是雙喜廠給了我們機遇。做配件掙了點錢，幾年後，我們開始做壓力鍋。」他生產的壓力鍋以雙喜牌的名義銷售，很快，銷量大大超過瀋陽廠。到1993年，母廠一年就要從蘇增福手裡賺走500萬元的品牌使用費，居然已超過它自身的產銷利潤。「子比母大」的結果是，雙方日漸反目成仇，蘇增福決定甩掉雙喜，自創「蘇泊爾」，到1999年，它已搶走雙喜的大部分市場份額，市場佔有率超過45%，蘇增福笑言：「我這跑龍套的一個不小心跑出了名角兒。」

這篇報道所體現的這種想法，是當時政府和社會的一個主流思想。自1978年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成功，把數以億計的農民從耕田中解放了出來，剩餘勞力的出路成為一個「危險的資源」。對此，海內外學者的看法有很大差異，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所長帕金斯在《中國的農村發展》一書中建議說，「唯一現實的解決辦法是允許農民，尤其是最貧困地區的農民進入城市，他們也許不一定非要到上海或北京去，但他們必須到某個地方的城市去。」而在國內的研究者看來，大量的農民進城顯然會造成不可控制的後果，況且，在城市裡，國營企業的衰落和改革還「擠」出read.99csw.com大量的下崗失業人口。於是，如何讓農村剩餘勞動力「離土不離鄉」，成為一個十分迫切而現實的課題，在這一年後，出現了第一次農民進城尋找工作的高潮，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備受壓力，社會秩序出現紊亂，據北京鐵路公安分局北京站公安段的「神眼」刑偵隊長李學剛說，1986年、1987年是他的「豐收年」，「有時候一天就能抓到六名罪犯，都是從農村來的」。在這個意義上，鄉鎮企業的意外興起無疑讓政府找到了最好的解決方案。

根據報道，幾十年來，劉庄沒有發生過刑事案件，沒有出現過黨員違紀。從計劃生育、婚喪嫁娶到養老撫幼，劉庄的幹部、群眾自覺遵守社會主義道德風尚。村裡14個姓氏、300多戶、1600多口人，沒有宗族矛盾及派別之爭，沒有封建迷信、賭博、打架鬥毆、婚喪事大操大辦等不良現象。

魯冠球被視為「共同富裕的典型」。在這篇報道中，記者除了對魯冠球的經營能力大加褒揚之外，更津津樂道的是，魯冠球是一個無私的共產黨員，是共同致富的帶頭人。記者借用魯冠球的嘴巴說，「這把火（指通過企業擺脫貧困）要燒到圍牆外面去，讓全鄉人民逐步富裕起來。」記者還列舉了很多事例，如魯冠球把自己應得的25萬元承包收入全部「捐」給了企業——事實上這後來成為萬向集團產權改革的最大伏筆，當時，魯冠球在接受新華社記者的採訪時說：「如果我的收入與工人的收入懸殊太大，就會出現緊張關係，而我希望工人努力工作，如果他們看到我比他們拿得多得多他們就會失去自己是工廠主人翁的感情，而這對於事業是不利的。」他還參与建設鄉里的中學教學大樓、農貿市場和飼料加工廠，他把鄉里尚未安排的108名複員軍人都招進廠里，全鄉沒十個人就有一個在他的工廠里工作。因為萬向節廠的發達，所在鄉還修起了四條貫穿全鄉的大馬路，有一半的家庭住上了「小洋樓」。很顯然，這樣的描述是極其蠱惑人的，它傳達出的信息和展示的景象是，政府鼓勵有能力的人創辦企業，同時希望他們除了自己富裕之外，還應當承擔起讓周圍的人都富裕起來的責任與義務。在某種意義上，政府甚至天真地認為，當年他們交付給國營企業的那些社會責任這次可以由鄉鎮企業來承擔，鄉鎮企業興起之後，他們理應承擔起相關鄉村的所有社會功能，包括就業、社會設施配套、社會公共服務等等。

1986年前後，鄉鎮企業的崛起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

這一年的《人民日報》在3月和4月連續刊登兩篇長篇報道，《史來賀風賦》和《鄉土奇葩》。

德魯克的這些論斷在1986年的中國還幾乎沒有人聽到，或者說，即便在耳邊大聲朗誦也不會引起任何的關注。中國的企業還距離這位管理大師的話很遠很遠。

2004年春天，史來賀在平靜中去世。國內媒體的標準報道用詞是：「共產黨員的楷模。」

劉庄和史來賀的存在，證明在中國的某些鄉村，如果有一個無私而威權的領導者，他同時具備兩種能力：其一是極其善於利用一些優勢和概念，為自己營造一個寬鬆而受扶持的執政氛圍；其二，他有相當的市場敏感性，往往就能辦起一家乃至若干家非常賺錢的工廠。

這種模稜兩可的狀態，是中國改革的一個很獨特的現象。民間力量的崛起，使得原有的體制越來越無法適應，然而政策上的改變卻遲遲不至，於是，對現行法律的違背與穿越變成改革者不得不為之的冒險行為。跟方培林的錢莊相似，一種被稱為「抬會」或「排會」的信貸交易活動便悄悄地在溫州各鄉村開展了起來。它最初出現在幾個人之間，每人都出一筆錢，形成一個互助性的「會」，用錢的人付給其他人高於銀行的利息。資料顯示，在1984年前後的溫州，以這種方式進行流通的民間資金已超過了三億元，成為當地私人企業發展最重要的資金動力。當時幾乎所有的業主都從「抬會」中借貸或出貸過資金。曾經因為替美國海軍陸戰隊製造軍徽而聞名一時的金鄉徽章廠陳加樞回憶說：「當時工廠要發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借到1000萬元。」

春天，北京愛和管弦樂團的專業小號演奏員崔健創作出他的成名作《一無所有》，5月9日，在北京舉行的「國際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會」上，當他穿了一件頗像大清帝國時期的長褂子，身背一把破吉他，兩褲腿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體育館的舞台時，台下觀眾還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情。音樂響起處，崔健唱到：「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我要給你我的追求，還有我的自由，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腳下的地在走，身邊的水在流，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為何你總笑個沒夠，為何我總要追求，難道在你面前我永遠是一無所有……」

鄉鎮企業在與國營企業的交手中，幾乎每戰必勝，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成長一帆風順，相反，由於沒有國家政策的任何扶持，他們將歷經無窮的磨難。

1月28日，美國太空飛船「挑戰者」號升空，這是人類第一次用電視直播飛船升空現場，數億人無比吃驚地目睹了「挑戰者」號的意外爆炸，美國總統在隨後的演講中堅定地說，「在冒險擴大人類活動領域的過程中，這類痛苦事件在所難免，可是未來不屬於怯懦者，未來屬於強者。」三個月後，蘇聯的核電站發生泄露事件。

這是那些靠創辦鄉鎮企業暴富起來的企業家們的「致富潛規則」——他們充分利用了各級政府的急切和天真心理，以創造公共財富和承擔社會職能為理由和承諾，獲得了低成本的政策扶持，與城市裡的國營企業相比，他們有著體制上的寬鬆性，同時土地成本和勞動力成本的低廉讓他們具備了更強的競爭力——客觀地說，這些鄉鎮企業確實活躍了一方經read.99csw.com濟，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帶動當地農民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

費孝通走馬溫州，他當時的政治身份是全國政協副主席，自然被當地的幹部們簇擁而行，看到的均未蓬勃的表層現象。其實，就在他行走溫州的同時，一個名為「抬會」的地下金融遊戲正狂熱地在這片被金錢激活的土地上演出著。

在1986年，溫州抬會雖然轟動一時，不過其涉及面並未超出浙南地區。在今後，因金融管控政策的含糊與搖擺性，在北京、南京等地還將爆發更為驚人的融資風波。2000年初，國務院再次進行金融秩序的整頓和清理，浙南和廣東地區的民間信用社和農村合作基金會一一遭遇整治，或被取締，或被強行併入國營的農村信用聯社，廣東共有2000多家民間金融機構被關停並轉，當年2月，蘇方中被警方通緝拘捕，罪名是涉嫌非法接受公眾存款罪及詐騙罪。

蘇泊爾與雙喜的此起彼伏，是很多聯營公司共同的命運軌跡。從零部件配套，到整機委託生產，再到品牌租用，最後被當做用過的「藥渣」一樣廢棄在一起，國營企業在聯營中由主動而變被動，步步後退，漸落下風，最終讓出整個市場，從經營戰略上，倒很像是「飲鴆止渴」。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日後將風雲一時的人物也在這一年開始了他們的商業生涯。楊元慶從上海交大畢業了，他沒有等學校給他分配單位，就跑進了中關村，那裡已經出現了100多家開放性公司，《人民日報》將之描述成「電子一條街」和「中國的矽谷」，楊元慶加入了柳傳志的「部隊」，後者正熱火朝天地推銷倪光南發明的中文電腦。榮智健加入中信泰富，此時的中信已經成為一家正部級的大公司，它被特許賦予自主審批進口項目的權利，這在當時幾乎就是一種無上的特權。在烏魯木齊，一位名叫唐萬新的高考落榜生用僅有的400元前創辦了「朋友」彩印店。

「抬會」是浙江南部對民間融資活動的一種稱呼。80年代初期，溫州民間企業已經十分發達，對金融的需求迫在眉睫。1984年9月，在一家國營醫院當收發室工人的方培林在蒼南錢庫鎮辦起了新中國的第一家私人銀行——「方興錢莊」。根據方培林後來的回憶，為了尋找政策上的依據，他四處翻尋中央文件，結果在當時中共中央（84）一號文件中發現了一句話：「鼓勵農民集資興辦各種事業，尤其是興辦開放性|事業……」方理所當然地認為，「集資如果合法的話，那麼與股息性質相同的利息私人也可以拿了。」前者是在9月29日開張的，方培林在門上貼出了一張比銀行更為優惠也更為靈活的存貸表：長期存款月息1.2%，三個月以上結算；臨時存款月息1%，隨時存取；貸出款項月息2%，視情況而定。他的錢莊開到第二天，當地的農業銀行就上門查封，方培林只好把招牌摘下來，日後他自嘲地說：「新中國的第一家私營錢莊其實只見過一天的陽光。」

這位強人是以一種建立在人格魅力基礎上的威權風格，在統治或者說管理著他的這個村莊。

陳的去世，沒有引起很大的關注。人們似乎已經開始淡忘這位戰天鬥地、全國最著名的「永貴大叔」了。因為，在這一年，所有人心目中的「農民英雄」已經是另外一種形象。

「汽車駛進金華以南地區，只見公路兩旁不時出現一塊塊木牌，上書『貨運溫州』、『活躍山東』等字樣，這是我在江蘇未曾見過的新鮮事。」費孝通在後來的文章中寫下了他對溫州的第一個印象，那條國道線是當時國內最繁忙也是最危險的公路，翻車死人事件每天都在發生。跟集體企業為主的蘇南相比，溫州的基層政府要寒酸得多，沒有高檔接待室，也沒有暖氣設備，費孝通一行在鄉鎮政府的接待室立聽介紹，四周窗子的玻璃是殘缺不全的，冷風絲絲吹進，他雖然穿著呢大衣，可清鼻涕仍不由自主地淌下來，雙腳也凍得難受，有點坐不住。不過，在溫州看到的景象還是讓這個睿智的老人很興奮。在當時國內，對溫州的批判和討伐之聲不絕於耳，「八大王事件」的餘波仍在蕩漾。而開明的費孝通則認為，「用割的辦法是不能奏效的，割了還會長出來。」他撰寫的長篇調研報告《溫州行》在10月份的《瞭望》雜誌刊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位老人後來又三赴溫州，每次都寫下長文。

錢莊被查封，從此，溫州的民間金融只好被迫轉入地下。根據當時的金融政策，國內銀行均不得對私人企業發放任何性質的貸款，私人業主無法從合法的渠道獲得資金支持，又不可開辦民間錢莊，資金短缺成了一個十分尖銳的難題。在這樣的情形下，方培林的錢莊業務其實一直沒有停止過，它得到當地鎮政府的默許，可以在本地區內大胆地從事金融服務，而在另一方面，卻始終得不到上級銀行的認可，在法律上出獄非法狀態。方培林為了獲取正式的身份，後來還多次向上級政府發出請求。1986年，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分行試探性地給總行寫了一份報告，11月7日，由當時行長劉鴻儒簽字的電傳回復：對於私人錢莊，請按高群耀銀行管理條例規定辦，不能發給《經營金融業務許可證》。

這是一個直指心靈的聲音，它沙啞而高亢，憤怒而溫情，在5月的京城之夜，它的每一個音符從遠處奔襲而來，直接穿過所有年輕人的肌膚，跟血液融合在一起，然後溫暖無比地爆炸。

當史來賀、魯冠球們作為一股新的勢力崛起於田野的時候，這同時預示著中國企業成長的新主流已經展現出它的風采。2月，中國最知名的社會學家、76歲的費孝通悄悄來到了偏遠的溫州。50年前，這位自幼體弱的燕京大學畢業生回家鄉吳江養病，他進行了20多次的田野調查，寫出了《江村經濟》，這本小冊子後來成為中國社會學研究的巔峰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