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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1984~1992年 被釋放的精靈 1989 「倒春寒」

第二部 1984~1992年 被釋放的精靈

1989 「倒春寒」

當讀到李華忠鞠躬不起的新聞時,瀋陽電纜廠廠長徐有泮的心裏更不是滋味,因為鞍鋼還拖欠他300萬元的貸款。在機電部的8月座談會上,他承認:「現在外面欠我1.19億元,收不回來,我也欠人家5400萬元沒法還,說句丟臉會的話,我為這事急得哭了三次。今年1、2月份,我的日子過不下去,四處乞求,找老朋友簽了3000多萬元,這都是靠老朋友『騙』回來的,眼看人家再也不給了,成了一局死棋。」徐廠長其後的一段話最有意思:「改革雖然已經十年了,但從企業現狀看,眼下還不能沒有婆婆。企業不但要找市場,還得找市長,政府不幫助解決,光靠企業,沒有那麼大的本事。」國有企業家「既要找市場,又要找市長」——這句妙論就是從這裏出來的,它後來成了所有國有企業經營者的不二法門。
2月,剛剛過了春節,百萬民工「進城潮」就弄得各地政府手忙腳亂。從上年底開始的治理整頓中,迫使很多基建項目下馬,約有500萬農民建築工返鄉,而此時在鄉村,整頓也使得大量鄉鎮企業倒閉蕭條,民工們只好再次涌回城市裡找工作。春節后,從河南、四川、湖北等人口大省出發的數百萬民工就把全國的鐵路、車站擠得客流爆滿,各大中城市的就業和治安面臨巨大壓力。3月9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嚴格控制民工盲目進城」。
在這一年的3月,還發生了一個很有趣的細節。潘寧某日在《經濟參考報》讀到一篇頭版頭條的新聞,一個剛剛30歲、名叫顧雛軍的青年科學家發明了「顧氏循環熱力理論及技術」,據稱他的技術應用於冰箱和小型空調可以節能20%—40%,而且不用氟利昂,報紙對他的技術稱慕不已,還配發了一條《快搶財神顧雛軍》的評論。潘寧專門剪下報紙,讓部下去認真了解一下,一個月後,部下彙報,說是顧雛軍年輕氣盛,自稱已有100多家國外的冰箱公司在跟他接觸,並且不太願意把技術轉讓給國外的冰箱公司,這件事就合用不了了之。誰也沒有料到的是,12年後,這位「財神」科學家會以極其曖昧的方式入主科龍(1994年,潘寧將珠江冰箱廠變身為科龍集團,同時進入空調製造業),並最終將之送上了衰落的不歸路。
9月25日,「傻子」年廣久終沒能逃脫第二次牢獄之災,這個大字不識、賬本都看不明白的文盲,因貪污、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獄,「傻子瓜子」公司關門歇業。兩年前,這個全國聞名的「傻子」跟郊區政府聯營辦了一個瓜子廠,他看不懂按會計制度製作的規範賬目,於是企業里的財務自然是一本糊塗賬,他抗辯說:「我知道進來多少錢,出去多少錢就行了。」
在經濟上,日本的經濟擴張走到了巔峰時刻。9月10日,一項令人震驚的消息在紐約和東京同時宣布,日本索尼公司以34億美元收購美國哥倫比亞影片公司。10月30日,又一個新聞轟動全球,日本三菱房地產公司以8.46億美元收購美國洛克菲勒廣場公司51%的股份,其中,位於紐約曼哈頓中心、一向被視為「美國的象徵」的洛克菲勒廣場歸屬三菱旗下,此外,還有五家日本房地產公司以三億美元買下了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市的四幢綜合大樓。當月的《新聞周刊》封面刊登了被收購的哥倫比亞影片公司的標誌——站在基座上、手持火炬的女士,並讓他穿上了日本和服,頭髮梳成日本的髮髻,一條標語上寫道:「日本入侵好萊塢。」幾乎就在同時,日本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的創始人盛田昭夫合著出版了轟動一時的政論書籍《日本可以說不》,全書洋溢著不可一世的信心。日本經濟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復興,在過去的18年裡,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45%,民族自信心更是空前膨脹。
從年初開始,來自各地的消息就很不妙。在民營企業發達的浙江省,企業之間互相拖欠貸款造成資金全面緊張,工廠沒錢備料,商業無款進貨,外貿收購壓單,不少企業只好停工停產。在山東,全省三角債高達43億元,由此帶來的苦惱遠遠超過煤炭、電力緊張造成的困難,遼寧的三角債為45億元,黑龍江和吉林為60億元,江蘇則更突破了100億元。據銀行的托收承付款統計,到3月末,全國企業超過正常結算期的拖欠總額已達1085億元,再加上一些沒有列入托收承付的拖欠,其數額遠遠超過了政策的商業信用範圍。
從6月底,國家著手對一些風議較大的公司進行整頓,全國各級黨政機關開辦的公司被要求清理整頓,共處理了17930個,占黨政機關公司的90.5%。8月16日,國家審計署公布了對中國康華髮展公司總公司、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光大實業公司、中國工商經濟開發公司和中國農村信託投資公司的處罰意見,認定它們存在違反行政法規的問題,共被處以罰款和補交稅金5133萬元,那些違規的行為都很有代表性,如炒賣美元、擅自進口汽車、倒賣煤炭鋼材、漏繳稅收、擅自提高信貸利率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康華公司,在過去的幾年裡,它是國內最大的進口設備商和出國旅行代理商之一,同時因為隸屬於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而能享受特別的減免稅政策,在上一年的10月,國家稅務局已經專門發出通知,取消康華公司減免稅優惠,按規定繳納55%的所得稅和能源交通基金。而在這一年底,它被關閉。
王廷江與蔣錫培的經歷帶有一定的普遍性。日後,那些在1989年「私產歸公」的企業絕大多數又都通過各種形式回復到了原來的產權性質,而在當時這確乎是人們恐慌心理的某種體現。在民間經濟最為發達的廣東省,則出現了一次企業家外逃的小(禁止),除了最知名的萬寶鄧韶深之外,還有深圳金海有機玻璃公司的胡春保、佛山中寶德有色金屬公司的余振國等。根據新華社記者顧萬明的報道,到1990年3月為止,廣東全省共有222名廠長經理外逃,攜款額為1.8億元。
他的案子拖了兩年,最終認定他雖然賬目不清,卻並不構成貪污和挪用,不過,法院最終還是以流氓罪判處他有期徒刑兩年。有意思的是,到了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的一次談話中,突然又說起了這個「傻子」,一個多月後,年廣久就被無罪釋放回家。
九_九_藏_書這些質疑聽上去十分凄涼而不無道理,當記者以此詢問輕工業部家電局時,一位叫周曉秋的幹部回應說:「杭州的非定點利用國家控制其他省份的機會所造成的真空,迅速發展,獲取高額利潤,給消費者和國家造成了損失,這是一種短期,國家實行定點是站在更高的高度上考慮問題,從長遠看對杭州有好處。」到年底,又有將近十家工廠被勒令關門大吉。
11月13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日中經濟協會訪華團,並借這個機會,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別。
9月,全國工業總產值僅比上年增長0.9%,創下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紀錄。與此同時,原材料市場也出現異常的滯銷現象,在太原召開的秋季全國生產資料交易會上,多年來見原料就搶的情況不見了,交易會可供原料60億美元,實際成交額為4億美元。
這其中,受到衝擊最大的那些原本就反應不太靈敏的國營大型企業。亞洲最大的重型機器製造廠——齊齊哈爾富拉爾基重型機器製造廠因「三角債」拖累,被迫熄火停產,走投無路的廠長接連兩次給國務院總理李鵬發了告急電報。全國最大的鋼鐵基地——鞍山鋼鐵公司,因「三角債」搞得帳無存錢,庫存無煤,公司只好在20萬職工中發動集資解困,總經理李華忠在集資大會上含淚鞠躬,久久不起。
首先,匆忙恢復計劃性調控,造成商品從過熱徒然變成滯銷。以彩電為例,在1988年的搶購狂潮中,全國倉庫里的彩電被一搶而空,國家某些部委大概認為這是一塊「大肥肉」,從2月開始徵收高額的特別消費稅和國產化發展基金,4000元左右的18英寸彩電要交900元,同時,宣布實行彩電專營。上海市2000個銷售點被砍到120個,廣東省東莞縣29個鄉鎮竟只有3處被允許賣彩電,僅六個月後,全國庫存猛增到172萬台,還沒有從搶購的喜悅中回過勁來的廠家們頓時遭遇「冰火兩重天」,叫苦不迭,供應瞬間倒置,廠家給商業渠道的回扣從零增加到8%,最多到了30%。專營政策讓剛剛蓬勃起步的彩電受到致命一擊,全國62家主要彩電企業的平均產銷率僅不到70%,一些反應較慢的國營企業則被庫存壓得緩不過起來,從此江河日下。
王廷江後來的經歷是:他無私捐產後,立即成為全國知名人物,山東省政府還展開了一個「向王廷江同志學習」的活動,他創辦的企業也由此獲得了當地政府更大力度的貸款和政策支持。到了1996年底,沈泉庄的村辦企業發展到20家,村民人均收入達到6000元,一躍成為沂蒙山區的首富村。2005年,王廷江領導的華盛江泉集團總資產將近70億元,他擁有對這家企業的絕對調配權。王廷江的一些親屬們開始成為億萬富翁。在當年度《新財富》雜誌推出的500富人榜排名中,王廷江最小的弟弟王廷寶名列233位,擁有6.6億元財富。他的侄子王文光據估算也擁有3.3億元家產。另據《21世紀經濟報道》披露,「王廷江的一子一女也早已家財萬貫」。蔣錫培在捐產後也同樣當選為全國勞模和全國人大代表,他在2002年通過回購股權,又成為企業的資產所有者,據估算當時他的資產已超過10億元。
在1989年的外商投資案中,最引人注目,也是最為蹊蹺的是福建惠州的熊貓汽車投資案,一直到很多年後,它仍然籠罩在一層神秘的濃霧之中。
雙方從一開始都認為這是一個天作之合,然而到1989年前後,夢境與現實發生了衝突。吉姆在書中寫道:「中國的確有10億消費者,但很少有人消費得起這家美國公司製造的東西——儘管勞動力成本已經很低。而且,中國的勞動力也並沒有像美國人期望的那麼廉價而高效。此外,還有很多無法避免的文化衝突,美國人無法忍受中國人午飯後要午休的習慣,而中國人無法忍受美國式的詛咒。在中國人的眼中,這意味著,你沒有被教育好。中國人從來不尊重說壞話的人。」
至少有一個細節就很值得一提,在當年度《財富》評選出的世界500強排行榜中,中國銀行成為第一個出現的中國公司。這意味著在全球的商業觀察家眼中,中國企業已經成為了一個不容被忽視的群體。在當時國內,這條新聞幾乎沒有被人關注到,直到1996年前後,「進入世界500強」才突然間成為中國公司的共同夢想。
然而事實卻是,熊貓從奠基之後,就陷入一輪又一輪的談判,外商改變了100%出口的承諾,轉而要求30%內銷中國市場——種種跡象表明,熊貓的投資人帶有一種賭徒般的心態,他們希望以全部出口的名義進入中國,然後再謀求內銷的可能性。由於這個項目是「憑空掉下來」的,從一開始就沒有進入國家汽車主管部門的規劃之內,而且還有很多人對項目的真實動機存在質疑,因此,能否內銷以及內銷比例成了爭吵的焦點所在。1991年,熊貓公司最後一次向北京申請,提出給「熊貓汽車」讓出國內市場兩年,而且兩年中「產品主要在國內銷售」,遭到中國政府委婉的拒絕。此後,項目陷入全面停滯。一直到2004年,人們去淡水鎮,仍然能夠看到一個碩大無比、佔地16萬平方米的銀灰色城堡,這便是已經建造到一半的、號稱亞洲最大的熊貓汽車組裝車間,它在一片長滿野草的荒野上方方正正地佇立著,像一個始終沒有解開的謎。
為了避免遭到更大的衝擊,一些人主動地把工廠交給了「集體」。王廷江是山東臨沂市沈泉庄的一個私人白瓷廠廠長,9月,他突然宣布把千辛萬苦積攢下來的家業—價值420萬元的白瓷廠和180萬元的資金無償捐獻給村集體,同時,他遞交了一份入黨申請書。在捐獻財產的兩個月後,他當上了村委會主任,接著又當選全國勞動模範和十屆全國人大代表。跟王廷江很相似的還有江蘇宜興一位27歲的電纜廠廠長蔣錫培,他也把自己投資180萬元的工廠所有權送給了集體,由此獲得了「集體所有制」企業的「紅帽子」。在這一年,把工廠捐掉的還有後來靠造汽車出名的李書福,他當時在台州建了一家名叫「北極花」的冰箱廠,它當然是一個沒有出生證的非定點廠,就在杭州對非定點冰箱廠一片喊打聲中,他慌忙把工廠捐給當地鄉政府,然九-九-藏-書後帶上一筆錢去深圳一所大學讀書去了。
在6月24日結束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62歲的江澤民從上海市委書記的崗位上被提拔|出|來,當選為新的總書記。用鄧小平的話說,江澤民是中共新一代領導的核心。
耶魯大學的漢學家史景遷在考察中國歷史時曾經得出結論:「我們所考察的歷史在其演進過程中充滿了崩潰和重構、革命和進化、征服和發展的循環交替。」在某種意義上,1989年,便是這種「循環交替」中一個比較敏感而動蕩的一環。
整治首先從對私營企業的偷稅漏稅打擊開始的。民營經濟發達的江蘇省從5月開始重點普查私營企業的稅收,得出的結論是「當前個體戶偷稅漏稅情況非常嚴重,佔到企業總數的80%」,到6月20日,全省就補繳稅金5170萬元,私營經濟活躍的武進等縣市通過「民主評議」,私營企業的補繳稅收比上年增長一倍多。從8月開始,國家稅務局下發《整頓城鄉個體工商戶稅收秩序的通告》,提出「加強個體稅收刻不容緩,個體工商稅收要有突破性進展」,要求工商戶在20天內自查並如實報告,各工商和稅收部門則全面出擊清查,重點是「個體工商戶中的大戶、名為集體實為個體的承包戶和個體經營中的重點行業」。一個全國性的打擊偷稅漏稅行動開始了。
號稱10億美元的熊貓汽車投資案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外來獨資項目,它受到廣泛的關注,在其後的兩年裡,幾乎所有的中央領導人都曾前去視察。儘管不少人對它的背景和真實動機抱有懷疑,但是仍然希望它是一塊「真實的餡餅」。對於投資地惠州而言,熊貓汽車的到來頓時讓它成為一塊投資和投機的熱土,南方媒體喊出「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惠州」的口號,當地的土地價格在很短時間內暴漲,地產公司紛紛進入,最多時有1000多家,中心市區房價從每平方米200元被炒到了1.1萬元。汽車工廠所在的淡水鎮在三年裡從2萬人口急速增至20萬元。1990年底,《南方日報》記者林鋼前往採訪,「地下管道和澆灌混凝土等基礎工程已經完成,正在吊裝鋼樑鋼柱,據介紹這是美國最新的鋼結構廠房。聽說明年要出車,可是現在我連一台設備也沒有看見。」熊貓公司執行副總裁理查·康明斯的回答是,「我對原設計不滿,做了些修改,工期略有拖延。但是,明年6月底7月初,滿足第一期裝配所需的設備,一定可以安裝完畢。8月份,第一輛車就可以下線。」
也是在深圳,7月,精瘦納言的安徽青年史玉柱一臉茫然地站在寬敞而髒亂的大街上。七年前,史玉柱以全縣第一的成績考進了浙江大學數學系,三年前,他又考到深圳大學讀軟科學管理,畢業后他被分配到安徽省統計局。已經在深圳的創業氛圍中浸泡了三年的史玉柱實在無法忍受內地機關單位的平靜和呆板了,僅僅幾個月後,他便毅然辭職,又回到了那片狂熱而充滿了機遇的南國土地。此時,史玉柱的行囊中,只有東梛西借的4000元以及他耗費九個月心血研製的M-6401桌面排版印刷系統軟體。
宏觀調控所造成的經濟驟冷,對通貨膨脹下的投資過熱確是起到了遏制的效應,不過卻也讓所有的商業活動變成一局亂棋。
北大詩人海子,把25歲的頭顱放在冰冷而漫長的鐵軌上。這是1989年3月26日的深夜,中國最具才華的詩人在上海關卧軌自殺。兩個月前,他剛剛寫下了詩歌《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它日後將常常被人傳誦:
在政治上,這是一個動蕩變幻的年份。橫亘在東西方世界的鐵幕正在倒塌中,戈爾巴喬夫在蘇聯發動的改革衝擊了計劃體制的理念,瓦文薩的團結工會在波蘭如火如荼。日裔美國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在這年夏季的第十六期《國家利益》雜誌上發表了《歷史的終結?》一文,認為西方國家實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許構成了「歷史的終結」。這一觀點很快認為西方社會的主流思想,也深刻地影響了全球各國的思想家們對這個時代的整體思考。在這種國際時事和思想背景下觀察這一年發生在中國的一切,也許會有更真切而客觀的結論。
在這一年的火車、飛機上,到處可以見到行跡匆匆、愁眉苦眼的討債人,廠長經理們的辦公室門口也日夜被這群人包圍,據說在很多地方,「討債學習班」成為最受歡迎的課程。5月,國務院宣布,在人民銀行的牽頭下,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聯合起來,在全國範圍內有組織地清理企業「三角債」。這項工作由於牽涉面廣、關聯複雜而推進得非常艱難。黑龍江的一次清欠行動曾經被當作典型廣為宣傳:寧安縣百貨公司拖欠牡丹江市糖酒公司貸款近200萬元,而後者又拖欠寧安縣糖廠貸款140萬元。經過兩地政府和銀行協商,先由工商銀行牡丹江支行貸給糖酒公司140萬元,支付給糖廠,然後由工商銀行寧安支行收回糖廠的40萬元貸款,再貸給百貨公司,用於償還所欠糖酒公司的貸款,最後由工商銀行牡丹江支行從糖酒公司收回了同額貸款。通過這種複雜的「對等清欠」,總算解開了三家公司的208萬元三角債。這個案例的特別之處在於,債務發生在兩個市縣之間,而如果「三角債」的拖欠半徑稍稍擴大一點,其操作難度便會大大地增加,此外,銀行在期間起到了中介的作用,可是一旦它也套進去,則會產生一個新的債務關係。因此,到11月底,各地政府和銀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清欠約700億元,但是由於前清后欠,債務鏈總額仍然高達1000億元以上。
20世紀80年代初,北京吉普項目是美國公司在中國合辦製造業的第一次,而且是最大的一次。合資公司成立於1983年,根據協議美國汽車和北京汽車製造公司將在中國共同生產吉普車。吉姆寫道:它是兩國領導人最常拜訪的地方。吉普是中國人確實需要的,而美國汽車公司正處於困境,需要北京吉普可能貢獻的每一點銷售額。
從一開始,史玉柱的豪賭天性以及他在營銷上的超級天才就畢現無疑。在公司剛剛成立不久,他就做出了一個所有部下都反對的決定:全國各地的電腦銷售商只要訂購10塊巨人漢卡就可以免費來珠海參加巨人的銷售會。一時間200多為經銷商從天南地北齊聚九-九-藏-書珠海,史玉柱以數十萬元的代價,鬧騰騰地編織起了一張當時中國電腦行業最大的連鎖銷售網路。第二年,巨人的漢卡銷量就擊敗聯想、四通和北大方正等公司,一躍而居全國同類產業之首,公司獲純利1000多萬元。隨後,史玉柱又連續開發出中文手寫電腦、中文筆記本電腦,巨人傳真卡、巨人中文電子收款機、巨人財務軟體、巨人防病毒卡等產品。從產品特徵可以發現,所有的巨人產品都是針對中國市場的「漢化」產物,它在技術上並不複雜,卻比中關村裡那些只知道一味引進、專事倒賣的電腦公司要有競爭力得多。巨人很快成為中國知名度最高、成長性最好的高科技企業。
這位擅長描寫的記者還記錄了一個景象,當時,中美合作雙方在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舉辦了一場簽約儀式:夜幕平靜降臨,交易商似乎喝了不少,但儀式上他們似乎很沉著。美國汽車公司的新總裁Jose Dedeurwaereder向交易商致辭,交易商吃完甜點后,燈光變暗,漸漸響起的音樂將晚會推向高潮。兩輛紅色的AMC Comanche卡車開始在餐廳的地板上巡遊,穿著比基尼的姑娘在後面空地上擲著排球,兩個印第安土著捲起演奏台的帘子,「沙灘小子」開始演出——這個搖滾樂隊是專門為AMC的中年交易商們找來的。整個嘈雜的環境中,中國代表處於中心,他們只是靜靜地圍坐在一張圓桌旁,一聲不吭。不久,中國高級官員吳中良(音譯)起身,面無表情地離開了會場。
鄧公侃侃而言。這位已經85歲高齡的老人親手發動了中國的經濟變革,在過去的11年裡,他遭遇險灘無限,始終信心滿滿,他告別政治生涯前的最後一次講話,仍然堅定於改革的繼續,這無疑給全國的改革者以無限的信心。更讓大家始料未及的是,三年後,他還將以一種十分新奇而意外的方式,再次啟動中國經濟快車的引擎。
「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喂馬,劈柴,週遊世界/從明天開始,關心糧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從明天起,和每一個親人通話/告訴他們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閃電告訴我的/我將告訴每一個人/給每一條河每一座山取一個溫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為你祝福/願你有一個燦爛的前程/願你有情人終成眷屬/願你在塵世間獲得幸福/我只願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來自政治和經濟上的雙重壓力,使很多私營老闆產生極大的恐慌心,當時距離「文革」還不太遠,人們仍然對十多年前的極左年代記憶深刻。10月16日的《經濟日報》在頭版頭條承認,「近一段時期,一些地方的個體工商戶申請停業或自行歇業,成了社會的一個熱點話題」。新津劉家兄弟之一的劉永行回憶說,那一年大環境很緊張,沒有人願意來私營企業工作,希望集團幾乎招不到一個人。浙江省蕭山縣那個花2000元買回一勺鹽的化工廠廠長徐傳化則想把自己的工廠關掉了,鎮長怕失去這個納稅大戶,便在年底給他申報了一個縣勞模,這才最終讓他安下心來。
史玉柱長相文弱,一眼望去便是一幅南方書生的模樣,可是他卻有著超出尋常的驚人的豪賭天性,這種天性在他今後的創業歷程中將一再展現。便是在初到深圳的那幾天,他做出了一生中的第一個豪賭決定,他給《計算機世界》打電話,提出登一個8400元的廣告「M-6401:歷史性的突破」,唯一的要求是先發廣告后付錢。「如果廣告沒有效果,我最多只付出一半的廣告費,然後只好逃之夭夭。」事後,他這樣說。
根據公開披露的信息,熊貓投資案的大致經過是這樣的:一個叫金昌源的美籍韓國商人,據稱長期從事汽車零部件進出口貿易,1988年9月,他在美國特拉華州註冊登記了一家名叫「熊貓汽車公司」(RMC)的企業,當月,他首次與惠州方面接觸,宣稱將在此地建造一個大型汽車工廠,規劃用地81平方公里,投資10億美元,年產30萬輛轎車,並且全部出口。當年12月,雙方簽訂備忘錄,19889年4月征地,熊貓公司在6月27日舉行奠基典禮,熊貓公司董事長、美國二戰名將麥克阿瑟的孫子親臨剪綵。
舉國蕭條中,並非全無亮點。
「三角債」的解除要等到1993年經濟再次復甦后才逐漸完成,在客觀上,它是經濟結構嚴重失調和銀行緊縮銀根所造成的,而在深層次上,則直接映射出全社會信用體系的重大危機。從幾年前的晉江假藥案以來,受到商業利益的驅使,以及沒有相應的法律及時予以約束,公眾的價值判斷開始發生紊亂,全社會的商業道德終於露出了塌陷的裂縫。
當年在華南工學院同窗共讀的那三個大學生現在都已經嶄露頭角。畢業后就分配到惠州的李東生在今年終於當上了廠長,他主持的TCL電話機產銷量已經雄踞全國同行業的第一名,班長黃宏生幾經創業,總算在香港註冊了一家遙控廠,取名創維。有一天,李東生路經香港,跟黃宏生碰面,兩人談及各自行業都規模偏小,缺乏擴張性,李詭秘地說:「我現在看中了一個新的行業。」黃盼顧四周無人,低聲說:「是不是搞彩電?」兩人相視大笑。很快,TCL和創維都轉型到彩電製造業。另一個叫陳偉榮的同學,則在畢業後分配到了深圳的康佳電子公司,后又去日本留學了兩年,回來后被任命為總經理助理,主管公司所有的彩電生產業務,兩年後,他成為公司的領導者。日後,創維、康佳、TCL和四川長虹一起被並稱為「中國彩電四強」。
13天後,他的銀行賬號里收到了三筆總共15820元的匯款,兩個月後,他賺進了10萬元。這是他經商生涯中的「第一桶金」,他把這筆錢有一股腦全部投入了廣告,四個月後,他成了一個默默發財的年輕的百萬富翁。1990年1月,史玉柱一頭扎進深圳大學兩間學生公寓,除了一星期下一次樓買方便麵,他在計算機前待了整整150個日日夜夜。這次他拿出來的是M-6402文字處理軟體系列產品。當他昏天暗地走出那家髒亂的學生公寓的時候,發現家裡的所有傢具都已不翼而飛,數月未見的妻子不知去向。可是,他卻站在了一個新的事業起點上。他從深圳來到珠海,這位身高1米80、體重不到120斤的瘦長青年給自己的新https://read.99csw.com技術公司起了一個很響亮的名字——巨人。他宣布,巨人要成為中國的IBM,東方的巨人。
作為早期改革的標本人物,年廣久在1989年的遭遇並非偶然事件。這一年,中國的企業改革陷入了「倒春寒」。
《洛杉磯時報》駐中國記者吉姆·曼出版了一本名叫《北京吉普:美國企業在中國短暫而不幸的婚姻》的書,它被《財富》雜誌列為年度推薦商業書籍。這是一個描寫美國汽車公司AMC與北京汽車製造公司合作生產並銷售吉普車的故事。吉姆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想要的能使其成為世界強國的技術,而美國公司想要的是10億中國消費者以及中國的廉價勞動力,以便使他們能夠在與日本的競爭中取得優勢。
便是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自1981年以來規模和力度最大、針對私營企業的整頓運動開始了。
這是一首幸福而清談的詩歌,誰也沒有想到它的主人會在兩個月後選擇自殺。這個世界,人心與世事一樣難料。
1989年就是這樣的一個年份。在之前的11年,人們開始從政治化的生活中逐漸脫離出來,轉向經濟建設。在這過程中,新舊體制的衝突非常嚴重,原有的國營企業日漸陷入困境,新的私人資本開始血腥的原始積累,絕大多數的人們還無法從心態上完全接受這種起落,於是,一種不平衡的全民心態在悄悄地積聚。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由於體制和政策上的設計,出現了一個官倒階層,一群人利用自己的職權將體制內的資源源源不斷地輸送到體制外,它在一方面為民營經濟的迅猛發展提供了一條灰色的通道,另一方面也因斂聚了大量的資產而被民眾病垢痛恨。
更為嚴重的是,因為政策的緊縮變動,企業之間原本正常的貨物和資金往來瞬間紊亂,資金的循環拖欠構成了一個無始無終的怪圈,於是一個新名詞很快成為經濟界的頭號難題:「三角債」。
整治的第二步,是開始清理整頓國營體系外的新興企業。它們被認為是與國營企業爭奪原材料、造成通貨膨脹、市場失控的罪魁禍首。新興的家電業成為整治的重點,其中,增長最快的冰箱業則是重中之重。當時,隨著家庭消費的復甦,冰箱成為最受歡迎的緊俏商品,而國內全部的冰箱企業都是新配型工廠,也就是直接從國外進口壓縮機,然後進行組裝銷售,技術含量普遍不高,因而造成冰箱廠林立的局面。早在1985年,國家為了保護國營企業,便由國家計委、經委和輕工業部聯合簽發「紅頭文件」,在國內20個省市選中了42個廠家作為「定點」冰箱生產企業,其選擇的依據是「兼顧各條條塊塊間的平衡」,其中絕大多數當然是國營企業。定點廠的好處是:國家供應進口壓塑機等零配件,貸款、銷售及廣告宣傳等也有優先,那些沒有「上榜」的企業則被宣告要停產停業。在過去的三年多里,儘管各部門對非定點企業大加壓制清理,按規定它們不得進口一台壓塑機、得不到一頓鋼材,甚至不能得到檢測報告、不得在媒體上做廣告,但是,這些企業還是通過各種渠道——也就是拜各路倒爺之賜——搞到了國產或進口的原料。非定點的冰箱廠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是越建越多,其中最密集的「重災區」,是民營企業發展最快的浙江省杭州市,居然有66家大大小小的冰箱工廠,其中一些非定點企業已經達到年產10萬台的規模,比很多定點企業都要龐大而先進——相映成趣的是,根據報道,一些國營企業在得到定點資質的四年後,都沒有裝配出一條生產線,連廠房也沒有封頂。
一個叫靳羽西的華裔美國人在夏天來到了深圳。這個留著一頭童花短髮、會講一口地道的紐約英語、中文也非常流利的甜美女子正成為中國婦女的新偶像,她主持了一檔叫做《世界各地》的電視節目,每周兩次在中央電視台里向數億觀眾介紹地球上有趣的異域風情,這對於久未外出的中國人來說,無疑有強烈的誘惑力,她在中國的知名度迅速上升,被合眾國際社稱為「新的中國超級明星」。就在節目熱播的同時,這位很有商業頭腦的女性在深圳開始籌劃創辦一家口紅工廠,兩年多后,靳羽西化妝品(深圳)公司成立,它很快成為中國知名度和銷售量均為第一的化妝品製造商。2004年,靳羽西把自己的公司股份悉數出售給全球最大的彩妝企業歐萊雅,據《中國企業家》的據算,收購價格為7600萬歐元。
經濟局勢的動蕩,加上蘇聯和東歐地區的政局持續「惡化」,使意識形態的爭論變得非常敏感,一些人士擔心私營企業的膨脹發展最終將造成社會主義中國的「變色」,那些針對改革政策的質疑從四面八方射來。《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城在《交鋒》一書中記錄說,「那些密集的連珠炮似的批評文章滿天飛。這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十分罕見的現象。」
從元旦開始,全國上下就瀰漫著陰鬱的緊張空氣,1月1日,一向嚴謹而慎言的《人民日報》在《元旦獻詞》里非同尋常地寫道:「我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問題。最突出的就是經濟生活中明顯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幅度過大,黨政機關和社會上的某些消極腐敗現象也使人觸目驚心。」儘管中央政府開始採取強硬的宏觀緊縮政策,過熱的經濟開始降溫,然而因通貨膨脹和闖關失利而造成的社會心態失衡並沒有很快地消退。
這個項目很像一塊突然從天下掉下來的餡餅。它有很多值得回味的地方:公司名詞即為「熊貓」,那當是專門為中國而辦的公司,然而蹊蹺的是,這家號稱年產30萬輛的汽車製造廠居然沒有專業國際汽車商的背景,它選擇投資的惠州,也不是汽配行業的基地,沒有汽車製造的產業基礎。但是如果說它是一個騙局,卻似乎又不太像,根據惠州政府對外的公告,熊貓公司的第一期投資2.5億美元在奠基儀式前就已經到位,而且廠房也很快進入施工建設。為了證實項目的真實性,國務院和廣東省派出了一個高級技術、法律專家小組,專程赴美對投資者的背景、資信、市場等進行調查,據稱專家們參觀了熊貓公司購買的衝壓和發動機生產線等設備,還試坐了已經研製出來、據稱市場零售價僅為6萬元人民幣的小排量微型轎車。專家們得出結論是:「熊貓公司的資金實力雄厚。投資者有戰略遠見。他們矚目于下一個世紀。」
在潮濕而溫熱九*九*藏*書的南方,儘管也受到宏觀調控的影響,但是那些年輕的企業還在成長中,一群有野心的青年人正紛紛拋棄「體制盔甲」,義無反顧地南下創業。
我有一所房子,
在嚴厲的稅收和行業整頓之外,另一個措施就是對流通環節開始清理。當時,全國已經出現了數千個專業市場,它們成為城鄉消費品的集散地,也成為鄉鎮企業傾銷和採購的樞紐,於是對之的整頓便成「蛇打三寸」之舉。8月,上海市連續四日突擊檢查北京東路的「五金一條街」,理由是「今年來,外省市不少個體戶假借當地國營、集體企業的名義到這裏經銷生產資料」,四天沒收非法所得209萬元,還處罰了五家「庇護個體戶搞非法經營的國營、集體企業」。這種對專業市場的整治很快蔓延全國,在後來的一年多里持續進行。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史玉柱的故事符合人們對「創業牛仔」的所有想象:一個身無分文的邊城少年,孤身來到冰冷陌生的大城市,憑著自己的本事,在最短的時間里打拚出一片新天地。史玉柱很快成為全國知識青年的偶像,「到深圳去當史玉柱」成為當時無數學子昂然南下的夢想,他被評為「中國十大改革風雲人物」、「廣東省十大優秀科技企業家」。這個從不安分的安徽青年迎來了他企業家生涯的第一個巔峰。在未來的十多年裡,他的生命將像「過山風」一樣的跌宕、傳奇,他將陷入瘋魔,然後破產,然後再在爭議和質疑中重新倔犟地站起來。
在當時,全世界沒有一個人會預想到,1990年9月,東京股票交易所的市值將在四天內下挫48%,股市慘況遠遠超過1987年華爾街的「黑色星期一」,再過三年,日本房地產泡沫徹底破滅。
在整個年度,經濟發展的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來的最低點,尤其是剛剛萌芽不久的私營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據《中國人民共和國經濟史》記載,1989年下半年,全國個體戶註冊數減少300萬戶,私營企業從20萬家下降到9.06萬家,減少一半多,這個數字要到1991年才略有回升。
必須指出的是,1989年的中國,儘管經濟嚴重滑坡、政治範圍空前緊張,所有行業出現了種種的不順利,然而,幾乎全球重要的媒體都在評論中認為「中國改革不可能倒轉」。美國的一家獨立調研公司對《財富》500強CEO開展了一次調查,其中涉及對中國未來的看法,調查的結果顯示:「儘管經濟變革看似進展困難,但西方的投資者們仍然把賭注下在長遠的發展上。美國的執行官們仍然把賭注下在長遠的潛在價值。而且CEO們都相信中國的經濟在未來五年內將更加開放,更加市場化。儘管這一進程可能比預想更久、更曲折,但他們認為這一天的到來終將不可避免。」一些已經在中國開廠的跨國公司也表明了自己留守的決心,義大利菲亞特汽車製造公司的駐華首席代表秦諾迪對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說,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要撤離。
在珠江三角洲一帶,一些鄉鎮企業的裝備和規模已經不稍讓於國營工廠。《經濟日報》記者在對廣東珠江冰箱廠的訪問記中驚訝地寫道:「這家位於順德容桂鎮的鄉鎮企業擁有固定資產8000萬元,進口設備佔45%,許多大中型國營企業都不具備如此好的條件。該廠的原則是,誰的最好就買誰的,整條生產線長達六公里,全是由歐美、日本的最好設備配套組成的,這又是許多大中型企業望塵莫及的。」這家由潘寧創辦的冰箱廠在這時已經名聲遠播,他在「冰箱熱」中引進世界上最先進的生產線,跳過單門冰箱,直接製造雙門直冷式冰箱,因而在國內大受歡迎,自萬寶電器鄧韶深出走事件一蹶不振后,潘寧潘寧的「容聲」冰箱成為珠三角最知名的家電品牌。
1989年夏天以後,北京吉普的合作項目就漸漸變得黯淡起來,儘管美方投注了大量的資金和技術力量,中方也在財政支持上不遺餘力,但是,企業效益卻始終不理想。吉姆在書的最後無奈地說:所有的人都懷著夢想,然而這些夢想各不相同,北京吉普的這個例子就是很好的說明。
我們先來看看1989年的全球局勢。
這種狀況無疑讓政府既尷尬又棘手,於是在各部門的協助配合下,更大力度的整頓開始了。其主要的手法有兩種,一種是直接宣布它們為「劣質產品」,然後強行停產關廠;另一種是以違反中央文件為由,要求其停止生產,杭州市政府甚至發文,嚴令各工商局在某月某日後,不得再給非定點的冰箱廠發放執照。靠著這樣的多管齊下,杭州的冰箱廠一下子銳減了44家,但是還是有20多家頑強地活了下來,當北京的記者前去採訪之時,那些膽戰心驚的倖存者大倒苦水:「我們都是經過合法登記註冊的,憑什麼用一紙文件就剝奪了我們生產和做廣告的權利?」「僅僅憑几封投訴信就宣布我們為劣質產品,用這樣的輿論手段來打擊我們,太不公平。」「定點的可以吃皇糧,非定點的連活下來的權利都沒有,這不是新的鐵飯碗嗎?」
1989年的中國是困難的,12年改革所積累出來的變革形象及成長銳氣遭到了挫折。美國政府宣布對中國進行制裁,《財富》雜誌觀察到:「大多數在中國的西方公司已經停止運作,只是靜觀其變。一位美國商人說,那種感覺就像在參加一場大遊戲之前被鎖在屋子裡。我們的確認為我們能夠通過重開合同並且利用新的槓桿來做更有利的交換。但當我們走出去,我們發現其實無處可去。」
銀根緊縮,消費降溫,工廠開工不足,鄉鎮企業大面積倒閉,失業人員增加,資金流通不暢。1989年的中國公司,一派蕭條氣象。
9月,北京舉辦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屆易貨貿易會」——後來就沒有辦過第二屆,短短三天,做成8億元的易貨生意。《北京日報》用悲喜難測的語氣評論說,「易貨貿易雖然是比較原始的交換方式,但在當前資金普遍緊張的情況下,不失為一條靈活而有效的克服困難的途徑。」跟北京的易貨貿易會相比,一些受害頗深的地方政府則顯得更加急迫和極端,浙江、黑龍江、河北等省份相繼採取措施,設置過境檢查,限制外地產品入境銷售,改革后初步形成的全國大市場面臨再次被肢解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