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年35歲的市長名叫陳光，年初，他由濰坊團市委書記調任濰坊市下轄的一個縣級市諸城當市長。就任后的第一次調研，就讓他手腳發麻，市屬全部150家獨立核算的國營企業，有103家明虧或暗虧。原因是「企業產權關係不明晰，利益關係不直接」。陳光在新公布的中央文件中找到了一句話「國有小型企業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給集體或個人經營」，由此，他決定把這些企業統統賣掉。

當時，美國矽谷正浮遊著一股不安的氣息：在全美便攜電腦市場，日本公司的產品佔去了43%的份額，而便攜機是計算機硬體行業中增長最快的部門。令矽谷感到絕望的是，日本已經控制了全世界DRAM（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的生產。2月，麻省理工學院的查利斯·富格森教授做了一個很讓美國人泄氣的試驗，他打開了一台康柏便攜電腦，裏面赫然顯露出日本原產的顯示器、動力管理系統及微縮技術。由這些硬體內部的空虛，富格森表達出對美國電腦公司戰略性脆弱的極大憂慮。

最近這段時期，國營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所表現出來的乏力實在讓人失望。1月12日的《中華工商時報》刊登了一篇新聞：北京襪子、手套等日用小商品嚴重積壓，東城區就有數百家這樣的國營中小企業，東城區工商局為了讓區內的國營企業多一些銷售的機會，就主動安排它們進入集貿市場，並用行政手段讓它們佔據最好的攤位，結果卻是事與願違，數以百計的積壓廠家只有17家前來登記申請，最後只有六七家到市場里去設了攤。記者在北京最大的和平里綜合集貿市場上看到的景象是，「國營、個體的攤位涇渭分明，前者的守攤人縮著脖子，躲在櫃檯後面，一幅十足官商作風，個體練攤的則又是叫賣，又是拿著樣品比畫，熱熱鬧鬧地吸引絕大部分的顧客。在刺骨的寒風中，個體練攤的照舊天亮出，天黑收，而國營的推銷員卻按部就班，實行8小時工作日，若要延長營業時間，就涉及獎金、加班費，牽一髮而動全身。」這些國營攤位的銷量不及私營攤位的1/4，很快就被淘汰出了市場。記者最後無奈地說，「雖然使國營企業在場地、產品、流通環節等硬體上與個體形似，但是在利益機制、市場機制上的神合卻難以達到。」這是一個帶有很強寓意性的新聞，它展現出國營企業在充分競爭領域中的被動與尷尬。

在美國，華盛頓一直在爭論是否應該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到這一年的7月，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已經攀升至90億美元，僅次於日本，成為第二大貿易順差國。《商業周刊》披露說，美國海關組織了300名報關代理人、貿易專家正在進行一項涉及空前廣泛的調查，牽涉到了20多家與美國進行貿易的中國公司。紐約的美國檢查辦公室正在準備對這些中國公司提出多達100項的指控，包括貿易欺詐和洗錢。海關調查中心指控中國在貨運物品的價值上欺騙了美國政府，一些中國還漏報了一些在美國市場的銷售數據。涉案產品包括一些布料和成衣。《商業周刊》認為，「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海關官方一直將槍口瞄準中國的紡織業，這是中國的第二大出口收入部門。」據楊仕輝的研究，從1979年到1989年，國外對中國的反傾銷數為65起，最低為1979年、1980年、1981年和1997年的2起，最高是1988年的11起；從1990年到1998年，反傾銷數為275起，最低為1990年和1995年的19起，最高為1994年的42起。

這樣的爭論將持續一年，直到下一年鄧小平在深圳的巡視被公開報道后才戛然而止。在各個領域，一些大胆的人們都已經迫不及待地重新出發了。中國改革史上的一個特點便是，人民的實踐有時候會走在中央政策的前面，一切的改革和突破儘管會階段性地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和干擾，但是並不能真正地阻擋它前行的腳步。

第一家被選作試點的是總資產270萬元、職工277人的諸城電機廠。市政府最初拿出的改革方案是國家控股51%，職工買斷49%，但陳光提出要改就由職工全部買斷，最終定下來的方案是，9個廠領導每人出4萬元，20多個中層幹部每人出資2萬元，葡萄職工每人出資6000元。這次改制搞了一年多，在新公司的成立會上，陳光說：「十年改革，改來改去企業還是躺在政府的懷抱里。從今天開始，咋兩家的關係變了，變成你註冊我登記，你賺錢我收稅，你發財我高興，你違法我查處，你破產我同情。」在之後的兩年多里，陳光通過股份制、股改合作制、無償轉讓產權、破產等七種形式，將全市272家鄉鎮以上國營或集體企業都出售給了個人，陳光因此得下一個綽號——「陳賣光」。

在企業史上，陳光被稱為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第一官」。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國有企業改革，仍是以改善政府部門和企業間的關係為主，從放權改革到承包制，各地政府和經營者嘗試了無數種改革的模式和方法，但卻始終沒有觸及最致命也是最敏感的產權制度變革，企業的產權關係依舊不明晰。用陳光的話說，「還是工人當家不做主，廠長有權不落實，企業盈虧不負責」。直到1991年前後，在百番施計無效、政府無力全數承擔的情況下，地方的中小國營企業終於被相繼放棄，而此時，民間的私人企業也具備了購併的能力和需求。陳光在諸城的做法在當時國內並非僅見，無非因為他的「賣光」做法太驚世駭俗，才引起那麼多的關注。

蔣一葦的觀點不但讓凌志軍想不透，也得不到廣泛的認可。事實上，所有人對國營企業的絕望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歷經了20多年的痛苦拯救與反覆。正如凌志軍所困惑的：「在過去的這些年裡，對國營企業開了無數藥方，每用一劑，大家便道『活了』，到現在已『活了』不知多少次了，定下心來再看，卻發現仍是『不活』。莫非我們今後把這些葯重吃一篇，就真能見效？」

上海牌轎車的消失，是一個象徵性|事件。在跨國公司和新興民間企業的雙重衝擊下，曾經紅極一時的老牌國營企業品牌都相https://read.99csw.com繼凋零，一個時代終於在戀戀不捨中褪去了它最後的一道餘暉。

"年輕繁榮的深圳幾乎可以與香港媲美。本地的商人們帶著他們的行動電話和尋呼機來去匆匆。深圳的人口已經從1980年的5萬發展到了今天的170萬。成千上萬的人從中國其他地區蜂擁而至，尋找優厚的工作機會。深圳的工業產值已經從1100萬美元飆升至38億美元，其中80%是出口，而且仍在以每年40%的速度增長。麥當勞在這裏開出了中國第一家分店，很多人在這裏用港幣而不是人民幣購買巨無霸。

「每天傍晚收錄機、萬寶路香煙等從香港運到廣州海岸。它們合法嗎？也許不，然而根本每人在意。每個月，上百輛高檔汽車被偷運抵廣州。其中最受歡迎的是：梅賽德斯-賓士，寶馬和豐田。」

如果說，柳傳志所遭遇的黑色夏天，是一起發生在家門口的國際商戰，那麼，在更廣泛的歐洲和美國市場上，針對中國商品的戰爭也已經拉開了序幕。正如《經濟學人》在1979年就已經評論到的，價格低廉而製作略顯粗劣的中國商品將展現出它強大的競爭能力，這個預言在1991年前後變成了事實。

"廣東省省會廣州，火車站的馬路對面豎著巨大的廣告牌，上面不是毛主席語錄，而是海飛絲洗髮水，真維斯牛仔和七喜飲料的廣告。廣州的自由大道上，塞滿了巴士、計程車和摩托車。而商店裡是可以隨意購買的派克筆、索尼CD播放機和芭比娃娃。從去年開始，新上崗的雅芳小姐帶著化妝品開始挨家挨戶地推銷產品——這是1949年之後，中國首次出現直銷。

在離開家鄉之後，他一直在深圳、北京和海南等地尋獵，他的南德公司做過各種各樣的貿易，從販賣鋼材到批發毛線。向來喜歡天馬行空的他，從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露面的「大場面」，1989年，他受到邀請去瑞士達沃斯參加世界經濟論壇，這是中國企業家第一次參加這個知名的非官方論壇。達沃斯的物價奇貴，牟其中不敢吃飯店裡的食物，便天天跑到小巷裡找最便宜的餡餅。會期半個月，他住了四天就受不了要回國，臨結賬時才被告知，作為受邀嘉賓，他的食宿都是由論壇方面全包了的。

仰融在1991年前後的這一系列資本操作，已經表現得非常嫻熟——以少量資金控股資本質量良好卻暫時陷入困境的國有企業，在免稅天堂設立「殼公司」，以「中國股」概念在海外上市套現。跟喜歡高調行事的牟其中相比，其精妙圓融和國際化特徵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兩人共同的特點則是，他們不約而同地發現了計劃外體制削弱過程中的機遇，都試圖用各自的霹靂手段火中取栗，攫取財富。在日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這將成為無數商業奇才崛起和淪陷的重地。

「姓社姓資」的爭論，在經濟領域便體現為公有制經濟與私營經濟的比例問題，有些人士擔憂的正是後者的迅速增長將改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這一年，鄉鎮企業取得了標誌性的成績，全國鄉鎮企業總產值突破萬億元大關，就業員工也同步超過億人，達1.062億。

1991年前後，全球乃至中國的新技術產業都處在一個突變的前夜。

瑞普波特和哈利維所提出的觀念，影響了美國IT產業的走向，他們所提出的三個新的投資點最終造成了3家最成功的美國電腦公司：軟體開發--微軟；系統整合--IBM；營銷--戴爾。1991年就是這樣一個具有分水嶺意義的年份，有遠見者重新發現了世界。

5月份，還發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件，那就是新聞媒體替改革開放后投資最大的鋼鐵企業上海寶鋼討債。據報道，在過去的幾年裡，這家中國最現代化的鋼鐵基地一直受到三角債的困擾，累積至今已經高達20多億元，佔到流動資金的1/3，瀕臨難以為繼的境地。國家計委、全國清欠辦公室以及上海市政府都出面替寶鋼協調清欠，但是效果卻始終不彰，百般無奈之下，只好使出了最後的一招：把那些主要的欠賬大戶（總共有113家國營製造企業和流通公司）的名單在《中華工商時報》刊登了出來。隨後的幾個月里，在媒體的一一追問和督促下，欠債大戶們才紛紛開始還債。時報的一位叫張文學的記者還跑去欠寶鋼4400萬元的長春第一汽車廠，促使該廠還出了800萬元。由媒體來扮演催債角色，實在是一個很有點黑色幽默感意味的事件，這也從側面表明，在國營企業的調控和管理上，有關職能部門已頗為乏力。

人在香港，心系內地，仰融深知國營企業的資本變革將帶來巨大的利益空間。瀋陽金杯汽車是東北第一家嘗試股份制改造的大型國營企業，1988年它向國內外發行1億元股票，歷時一年卻響應寥寥，公司深知曾在國家體改委的大院里貼布告賣股票，整整一天也只賣出了2.7萬元。便在此時，仰融上門洽談，1991年7月22日，仰融以1200萬美元買下了金杯汽車40%的股份，之後他又安排了一次關鍵性的換股，將控股比例擴大到51%，成為該公司的絕對控股方。仰融為此專門在太平洋小島百慕大設立了一個項目公司--華晨中國汽車控股有限公司，此公司由華博100%控股。這時候，仰融還悄悄完成了對華博的資本改造，其股權結構改為仰融佔70%，另一自然人佔30%，法定代表人仍是仰融。據2003年的《21世紀經濟報道》披露，有檔案顯示，仰融一手策劃華晨收購瀋陽金杯，其所有投入的現金則均來自徐文通掌控的海南華銀。而仰融本人在2003年接受鳳凰電視台採訪時聲稱，他投入金杯的資本，一部分是向其兄長仰鋯借的，另一部分是在上海炒股所得。

《商業周刊》用羡慕的筆觸寫道：

1月21日，歐共體（1933年11月正式易名為歐盟）在歷經兩年的調查后，宣布對中國的小屏幕彩電徵收臨時的反傾銷稅。根據歐共體的數據，1985年，歐洲從中國進口小屏幕彩電5.5萬台，到1988年就猛增到125萬台，佔去了16.9%的市場份額，為了與低廉的中國貨競爭，歐共體各國廠家不得不削價30%，由此，歐共體委員會認定中國彩電https://read.99csw.com傾銷，需要徵收15%—20%的反傾銷稅。這一消息的宣布，對於剛剛在規模化製造上嘗到甜頭的中國企業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棒。

5月，李瑞環去溫州視察，就在這個月，有位離休幹部剛剛給北京寫了一封信，揭發溫州老闆個個「五毒俱全」，「騎的是本田王，穿的是A底王，睡得是彈簧床，抱的是花兒王。」此信直接導致中共中央派出一個調查組前往溫州核實調研，剛剛從柳市整頓中喘過氣來的溫州再次風聲鶴唳。頗有改革風範的李瑞環當然知道溫州幹部所承受的巨大壓力，當地官員在向他介紹「股份合作制」企業時，再三小心翼翼地論證說，這是一種「新型」的集體經濟，跟私營經濟有「本質上的差別」。李瑞環當時的態度令當地官員懸著的新放下了一小半。

四川讓特困企業「安樂死」的主要辦法，是讓活的還不錯的國營企業，兼并那些虧損的同行，同時，政府給予前者更多的優惠政策和扶持。成都的無縫鋼管廠就兼并了六家虧損的工廠，廠長對記者說，「兼并是企業行為，但絕不是企業的自發行為。」言下之意，如果沒有足夠哦的優惠，他們不會吃下那些爛蘋果。為了兼并一家鋼鐵廠，鋼管廠與政府談判了15個月。這個經驗在往後的數年內得到推廣，不少地方因此組建起由歸併為而形成的規模龐大的國營企業集團，他們往往因此得到上市融資的「指標」，在財稅上更是享受特別的優待。在這過程中，像鋼管廠那麼「強勢」的企業似乎不多，絕大多數的兼并都是政府意志的體現，「歸大堆」帶來的後遺症又將引發新一輪的企業興衰。

1991年11月25日，上海牌轎車宣告停產，至此，建國后的兩大汽車品牌——紅旗牌轎車與上海牌轎車均告消亡。不少工人聞訊從市區趕到安亭，爭相與最後一輛上海牌轎車合影，有人眼裡還泛起了淚花，還有人則手撫車身，依依惜別。上海牌轎車於1963年開始批量生產，改革開放之初，它是國家專控商品，只有縣團級以上的幹部才能乘坐，普通人和私人企業均無權購買。1983年之後，日漸出現生存危機的汽車廠開始私下向社會出售轎車，每輛定價2.5萬元。工廠老人回憶說：「每次賣車的時候都害怕極了，提心弔膽的，生怕犯什麼政治性錯誤。」

就在牟其中、仰融等人開始翻江倒海的時候，在改革觀念頗為超前的江浙一帶，還出現了跨所有制兼并的事件。三年前由宗慶后創辦的杭州娃哈哈兒童食品廠現在已成為國內最大的兒童營養液企業，作為一家區級校辦工廠，娃哈哈一直苟居在一個三層小樓的街道車間里，根本沒有擴張的餘地。11月，在杭州市政府的協調下，宗慶后兼并了已經瀕臨破產險境的全國第四大罐頭企業——杭州罐頭廠，在華東媒體中，這一新聞被稱為「小魚吃大魚」，宗慶后在購併后迅速購進生產線，退齣兒童飲料娃哈哈果奶，僅僅100天時間，罐頭廠便恢復正常生產，實現了扭虧為盈。

跟全球性的產業演變相呼應的是，那些率先在市場廠成長起來的中國大陸公司也第一次面臨了全球化競爭的壓力。

達沃斯歸來不久，他在從萬縣到北京的火車上認識了一個河南人，從後者口中，牟其中得知正面臨解體的前蘇聯準備出售一批圖-154飛機，但找不到買主。於是，異想天開的他覺得這是一個值得冒險的生意。南德既沒有外貿權，也沒有航空經營權，更沒有足夠的現金，要做成飛機貿易簡直是天方夜譚。但是，牟其中卻決意一試。他打聽到一年前剛開航的四川航空準備購買飛機的消息，便七拐八彎地前往洽談，川航同意購進蘇聯飛機，然後，牟其中又從四川當地的國營企業中組織了罐頭、皮衣等大批積壓商品，準備用以貨易貨的方式達成這筆生意。牟很能抓住人的心思，他接待蘇聯航空工業部官員的地點選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在開始談判之前，他「很榮幸地」告訴客人，這裏便是不久前戈爾巴喬夫同中國領導人會談的地方，一向唯上的蘇聯同志當然立刻肅然起敬。就在牟其中的空手倒騰之下，這筆「不可能的生意」居然變成了現實。1991年中期，南德、川航與蘇聯方面達成協議，中方用價值4億元人民幣的500車皮日用小商品換購四架蘇製圖-154飛機。這筆貿易經媒體報道后，牟其中頓時成為全國熱點人物，他自稱從中賺了8000萬到1個億。牟的運作其實一直遊走在政策的邊緣，2000年7月，川航對外拍賣當年購進的一架圖-154飛機，其名義是「走私飛機」。

聯想在這次黑色風暴中的表現，可以看做是中國新型公司衝擊全球市場的第一次挫敗。此後將近10年的時間里，柳傳志一再宣布「中國市場是最大的國際市場」，直到2005年，已非昔日可比的聯想在爭議聲中收購了IBM的PC事業部。

今年，一直對自己的商業天才深信不疑的四川萬縣人牟其中，終於證明了自己的「天才」。

事實上，讓那些活不下去的國營企業死掉，不僅僅是一個觀念解放的問題，還有很多實際上的困難，最主要的便是下崗工人的善後問題。多年以來，國營企業的工人接受主人翁教育，以廠為家，以身為工人階級為榮，從來沒有下崗的思想準備和再就業的能力，在很多老牌企業里，更是全家上下都在一廠工作，其「工人身份」甚至是可以傳代世襲的。要讓這些企業一死了之，必定會引發強烈的社會動蕩。深圳市與1990年4月起，率先向外商出售國營企業。到1991年，深圳已經出售了40多家國營企業的產權，交易價值1.9億元。媒體的觀察是：「在產權轉讓中，最難處理的是職工的轉讓，新業主往往不要原企業的職工，都想重新招工，致使原來的職工失業。深圳市有關部門正想辦法解決這個難題。」

很多年後，人們仍然對仰融的身世知之不多，據說他原名叫仰勇，是一個畢業於西南財經大學色經濟學博士。採訪過他的記者描述說：「仰融是一個思想上天馬行空的人，你跟他坐在一起，總是被他牽著走，很難把握自己的節奏。跟其他企業家相比，他顯得更桀驁一些。如果說仰融自己身上只有20萬了，而且明天就要全部hｔtｐs://ｒeａｄ•9９csw•ｃoｍ還掉，但是他今天能請你吃10萬元的飯，並且面如常色如常。」仰融曾經向人背誦過莎士比亞的一段名言：「世界的起伏本來就是波浪式的，人們要是能夠趁著高潮一往直前，一定可以功成名就，要是不能把握時機，就要終身蹭蹬，一事無成」，在往後的十多年裡，他也確實是這麼做的。1989年，受知名金融教育家、中國金融學院黨委書記許文通的賞識，仰融赴香港創辦華博財務公司，其初始出資方為許文通擔任董事長的海南華銀。

牟其中在1991年前後的冒險成功，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在經歷了13年的改革之後，計劃體制已經在內外交困中面臨逐漸瓦解的邊緣，缺乏市場開拓能力而造成貨物積壓仍然是困擾很多國營企業的最大難題，這無疑給很多像牟其中這樣的大小倒爺提供了巨大的運營空間。通過創新的方式在流通環節中獲取利益，成為這些冒險家屢試不爽的致富手段。不過，由於缺乏規範的資本工具和遊戲規則，這些經營活動便往往非常的傳奇和詭異，也充滿了種種的不確定性。

此時的國營企業改革再沒有80年代中後期那股「一改就靈」、「一包就活」的意氣風發，更多的時候，它帶有了悲壯而無奈的氣息。在全國兩會上，一位北京代表說，「我們心頭像是壓了一塊大石頭，這石頭就是國營的大中型企業。」從1984年起，各項改革措施年年創新，從利改稅、承包制、政企分開，到優化組合、股份制、租賃制，藥方開出了一帖又一帖，卻罕有成效。近年來，即便是在諸多「傾斜」、「保護」以及創紀錄的大批信貸資源源源注入之後，國營企業的表現依舊讓人們無法輕鬆起來：生產回升緩慢、效益下降、虧損翻番。新華社評論員在一篇述論中憂鬱地說，「人人皆知若大中型企業不能振作，則今後十年中國經濟斷無成功之望。」在當時，唯一對這個「共識」不以為然的是來自四川的經濟學家蔣一葦，他一直反對「鳥籠經濟」的做法，認為國家應該放棄對國營企業的偏執性傾斜，以更大的包容和寬闊的視野來平等對待不同的所有制經濟，對於國營企業，他的觀點是「吃任何葯都不如不吃藥，不管就活」。蔣一葦另一個觀點是「黑匣子」論，他認為：「政府對於企業，可以從外面管，但不要把手伸進裏面去。退一步講，做不到『黑匣子』，至少也該搞成『玻璃匣子』」。《人民日報》記者凌志軍在採訪歸來后寫道：「我頗看著此說，卻想不透其中含義。」

三年多來的宏觀調控，讓過熱的經濟趨於平穩，各項經濟指標大大降了下來，人們在改革上變得縮手縮腳，儘管中央提出了浦東開放，並重申海南特區政策不變，但是，在總體的發展思路上，各級官員仍然摸不透未來的方向。這時候便需要有影響力的大人物出來，重新喚起所有人的熱情。這個使命又落到了已經巡捕「完全退出政壇」的鄧小平身上。這兩年，鄧小平都是在上海過的春節，2月15日至3月22日，上海《解放日報》根據他在上海期間的講話，先後發表三篇署名「皇甫平」「皇甫平」之意為「來自黃浦江的評論」，其撰文作者為《解放日報》總編輯周瑞金、評論部主任凌河及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鴻。的評論，提出要繼續堅持解放思想，敢冒風險，大胆改革，不要在囿於姓『社』姓『資』的詰難。

就在上海轎車羞羞答答地在市場邊緣徘徊的時候，德國大眾在華投資卻逐年增加，它出產的桑塔納轎車年產6萬輛，竟接進上海牌轎車在過去28年裡的總產量，已儼然成為中國市場的第一轎車品牌。8月份的美國《商業周刊》評論說，「1990年，上海大眾的稅後利潤一舉超過了大眾的全球盈利目標，其原因之一是，只有在中國這樣的國有經濟條件下，一輛普通的大眾桑塔納轎車才能賣人民幣17.8萬元，幾乎六倍於該產品的世界平均價格。」很顯然，驚人的利潤空間，是導致中方最終決心放棄上海牌轎車的重要原因。自從在1985年組建上海大眾汽車之後，原來的上海汽車廠名存實亡，全廠2900人中的業務骨幹共1600人全部去了新的合資廠，政府主管部門也不再對原來的生產項目再投入，上海牌轎車在形同被棄的情形下苟延數年，終於無法支撐。在1991年5月，國家有關部門決定，在未來四年內報廢170萬輛在1974年前製造的老汽車，絕大多數的上海牌轎車都在此列，這對於中國汽車業來說無疑是一個天大的利好，可惜那些老邁的國營老廠已經無緣分享「蛋糕」。《南華早報》引用物資部門的官員的話說：「政府將為機關和企業用新車替換舊車提供財政方面的幫助，這些新車主要是由中國與美國、日本、德國和法國的合資工廠生產的。」

「罐頭換飛機」令牟其中一夜成名，更讓他對自己的「空手道理論」深信不疑，他對來訪的記者說：「過去的經濟規律已經變得十分的可笑了，工業文明的一套在西方落後了，在中國更行不通，我們需要建立智慧文明經濟的新遊戲規則。有人說我是空手道，我認為，空手道是對無形資產尤其是智慧的高度運用，而這正是我對中國經濟界的一個世紀性的貢獻。」在今後的十年裡，牟其中將他的這套理論一再地付諸行動，他策劃了一大堆聽上去就嚇死人的「宏大計劃」，其中包括將喜馬拉雅山炸開一個寬50公里、深2000多米的口子，把印度洋的暖濕氣流引入中國乾旱的西北地區，使之變成降雨區。在整個90年代，牟其中一直是媒體的焦點，他獲得了「中國十大民營企業家」、「中國改革風雲人物」、「中國十大實業家」等眾多稱號；南德集團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中國真正的民營企業」；在1994年，美國《福布斯》雜誌將牟其中列入當年度的全球富豪龍虎榜，位居大陸富豪第四位；同年，中國的一本名為《財富》的民間雜誌把他定為「中國第一民間企業家」和「大陸超級富豪之首」，這位充滿商業想象力和改革空想熱情的四川人也因此成為第一個被冠以「中國首富」的企業家。

九九藏書在山東濰坊，一個剛剛上任的年輕市長走得更遠。

發生在河北廊坊市的劉森林辭職風波，則展現出國營企業治理中的另一種尷尬。1985年，25歲的劉森林掛靠廊坊農工商總公司開辦了一家化學清洗公司，他用家產做抵押向農工商借了五萬元創業，六年後，這家公司不斷滾大，資產達到1040萬元，擁有300多名員工。按協議，劉在1990年可得150萬元的承包報酬，農工商卻以不合法政策為由拒絕兌現。於是，劉森林與「婆婆」的關係迅速惡化，劉提出辭呈，宣稱要帶著骨幹員工自辦私營公司。這個事件經媒體報道，引起廣泛的關注，圍繞「劉森林該不該離開」展開了熱鬧的討論。風波最後的解決方案是，在廊坊市政府的斡旋下，劉森林的公司與工農商脫離隸屬關係，成建制地掛靠到另一個「婆婆」--市輕化局，此事才算平息下來。這個風波表明，隨著企業自主能力的提高，它們與主管機構的的矛盾將變得越來越突出和難以化解。

儘管越來越多的外國公司開始進入中國，用《紐約時報》的說法，「在北京開始辦事處的計算機公司簡直就是全球計算機產業的名錄」，但是中國還覺得它們的速度太慢，那些有遠見的地方官員已經認識到，要推動本地區的經濟成長，靠遲鈍和體制僵硬的國營企業是不太可能的，靠剛剛成長起來的民營企業則規模太小，不解渴。於是，引進外資，尤其是跨國公司的投資，是最快捷的一條道路。5月，天津市宣布開設「保稅區」，很多地方設立「經濟開發區」，對外資企業實行「三免兩減半」的優惠政策。在所有的區域中，珠江三角洲仍然是最耀眼的一顆明珠。

在完成了這一系列長袖善舞的資本組合之後，天資聰慧、視野開闊的仰融開始籌劃在美國的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當時，中國還沒有成立證監會，仰融的一切運作均無先例可循。為了讓上市公司有一個更為合法、合理的身份，仰融籌劃成立了非營利性的「中國金融教育基金」，發起人是中國人民銀行教育司、華晨控股、中國金融學院和海南華銀四家，註冊資金210萬美元，其中200萬美元由華晨控股支付。就這樣，仰融戴上了一項有眾多壟斷性國營資本北京的顯赫「紅帽子」，它讓這位資本梟雄得益於先而傾轍於後。1992年10月，「華晨中國汽車」在紐約成功上市，融資7200萬美元。這是中國企業海外上市第一例。對紐約證交所來說，這也是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一隻正是掛牌的股票。它在當年的美國股市轟動一時。

在當時的計算機市場上，聯想無疑是最耀眼的明星，它成了中國公司「走向世界」的典範。柳傳志後來算賬說：「1990年前後，聯想以3.39萬元的價格向內地市場出售386型電腦，去掉進口商的折扣、關稅和營銷成本，還有24%的純利潤。」誰都算得出這個行業的暴力性，頗有遠見的柳以「走向世界」為名，去香港辦貿易公司，然後再甩掉合作方AST公司，推出自主的聯想微機返銷內陸市場，自然是賺到手軟。

也是在這年的7月，安德魯·S·瑞普波特和S·哈利維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了《不生產計算機的計算機公司》，瑞普波特和哈利維在開始就斷言，「這種競爭力的減弱是不確定的，但是這種恐懼卻是不應該有的」。而隨後他們做出的預言在十年後看來幾乎就是事實本身：「到2000年，最成功的計算機公司將不再是那些生產計算機的公司，而是那些購買計算機的公司，這些領導者將充分利用價格低、性能高的硬體來創造和提供新的應用。」

《商業周刊》的描述讓人看到了正在恢復自信和商業活力的、忙亂而騷動的中國，正如記者在文章的最後所說的：「廣東是一個範例，中國的其它地方也將慢慢改變。它不得不變，因為每個人都想過上高水平的生活。美國（或者隨便什麼人）可以加速，也可以減緩這個過程，但是，阻止不了。」過不了不久，那個在過去十多年裡一直掌控中國改革航標的老人也來到了這裏，他將再次讓改革的篝火熊熊燃燒起來。

8月15日，每天都在討論如何搞活國營企業的《經濟日報》刊登了評論員詹國樞的一篇述評《少數企業「死」不了，多數企業「活」不好》，文章稱，「產業結構調整之所以困難，癥結就在於我們的少數企業（尤其是國營企業）死不了--風浪來了，大家匍匐在地，風浪過了，全都站起身來，產業還是那個產業，結構還是那樣的結構。不是我們不想讓一些企業活，而是客觀環境不允許這些企業活。」此文刊出，頓時引發廣泛的關注，很多人感覺到了政策調整的先兆。《經濟日報》此時已隸屬於國務院系統，它的很多觀點代表了官方的態度。此後數月內，《經濟日報》選中四川為典，有展開了一輪「死一塊活一片」的連續報道，記者們相繼提出了"讓搶救無望的企業『安樂死』、『紅白喜事一起辦』等十分尖刻的觀點。

他們尖銳地指出，美國在生產份額上的減少，「對於眾多頂級的計算機公司來說是個好消息--假如它們忘記過去，並對技術、生產和營銷戰略進行重新定位來迎接新的現實。美國計算機公司的戰略目標不應該是製造計算機，而應該是在計算機中創造永恆的價值」。

「陳賣光」的膽大妄為，理所當然地引出一些人的攻擊。主掌經濟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派出以國家體改委副主任洪虎為組長的聯合調查組赴諸城調查，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縣屬企業改革探索，阻力大，困難多，諸城市在這種情況下取得成績，是難能可貴的，為「放活國有小企業」創造了經驗。陳光後來於1997年調任山東菏澤地委副書記、常務副專員。那裡又是一個國營企業的虧損重災區，縣屬以上的工業企業虧損面達90%。陳光仍舊是一派「善財童子」的做法，能賣的企業全數出售，每人肯買的企業，則「送給」優勢企業。2002年，菏澤市以國營企業數量銳減的代價把虧損面下降到了12%。陳光因此得了一個新綽號「三光專員」--「陳光，陳賣光，陳送光」。

關於國營企業的「生死討論」，事實上意味著一場即將綿延十多年的資本盛筵已經悄然開始了。對陷入困境或處於ｒｅａｄ.９9ｃsｗ•coｍ市場邊緣的國營資產的分割、重組與出售，將成為財富積累和改革成果分配的重要方式。如果說，在1988年，「資本」這個曾經被視為洪水猛獸的萬惡名詞已經重新歸來，那麼在今年，它已經散發出越來越迷人的金色光彩，那些最早認識到它的人們將一一成為新的財富寵兒。而讓人感到意外的是，這些人中的相當一部分正是從龐大無比卻又貌似僵化的國營資本這座「大金山」上挖取到了各自的「第一桶金」。

然而，到1991年春天，情形突然大變，國際計算機公司集體降價，全球微機晶元價格一日三變，以進口組裝為核心力的聯想自然受到最大的衝擊，公司倉庫里的晶元存貨價格竟跌去70%。聯想副總裁李勤回憶說，當時，IT業上游原材料價格和產品的市場價格一天一變，而聯想的財務結賬周期需要15~30天，而且數據還不準確。這就意味著這個月的經營狀況與產品、物料的庫存數量要下個月才能知道，經營和決策只能憑藉管理者的感覺來把握。李勤說：「我們是在『瞎管』公司。」1998年前後，聯想引進ERP管理系統，情況才得到根本改變。

日漸世俗和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過去那麼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還在隔空交鋒。如果僅僅從報章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這組社論甫一刊登，便在一派沉悶的輿論界掀起軒然大|波，因為它並未標出思想的來源，便引起一些人士的指責和圍攻。某雜誌在4月20日發表《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一文，說：「不問姓『社』姓『資』，必然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而葬送社會主義事業。」另一本雜誌退出《重提姓『社』與姓『資』》一文，說：「一切不願做雙重奴隸的中國人，在改革大道上前進時，有責任也有權力問一問姓『社』姓『資』，時刻提防不要偏離改革的方向。」8月和9月，北京報紙相繼發表《問以問姓『社』還是姓『資』》和《當前改革的三個問題》，認為：「實行改革開放必須區分姓『社』還是姓『資』。原因和簡單，因為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姓『社』和姓『資』兩種不同的改革觀。」

另一個值得記錄的事實是，就在歐美對中國相繼展開反傾銷的同時——這是歐美第一次聯手對中國展開大規模的反傾銷，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傾銷性行為則加快了步伐。以感光材料行業為例，美國柯達和日本富士公司在中國市場上採取了廉價傾銷的策略，富士彩卷在日本國內市場售價為每卷600~800日元，在歐洲市場為每卷6~8美元，但出口到中國市場的到岸價為人民幣7.15元，僅為日本國內售價的13%。在其低價策略的衝擊下，中國本土的感光材料企業日漸微縮，「四大國營膠捲企業」中的上海申光公司破產，公元、福達公司開工率不足5%，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相繼被柯達公司控股合資，行業最大企業河北樂凱膠片公司的市場佔有率也逐年下降，一直在盈虧邊緣徘徊。在其他行業如新興建材、洗滌用品、食品飲料等，國內企業都因跨國公司的低價競爭而逐漸喪失了市場。

在陳光把諸城搞得「天下大亂」之後的第二年，一個叫黃宏年的印尼華人將來到中國，他以「印尼第二富豪」之子的省份從國營企業改制這個大鍋里狠狠地撩走了一大碗。

種種跡象表明，傳統意義上的國營企業已經在日漸激烈的市場環境中日薄西山了，兩年來的治理整頓和市場蕭條，讓那點僅有的進取心也消磨殆盡。農業部提供的數據表明，在1990年裡，鄉村集體企業實現利潤265.3億元，首次超過國營企業的246億元，前者的銷售利潤率為5.6%，相當於後者2.6%的兩倍多。農民企業家魯冠球用一句順口溜表達鄉鎮企業與國營企業競爭的自信--「老虎出山好，猴子照樣跳」。他甚至在北京兩會期間預言，到2000年，鄉鎮企業無論產值還是利潤都將超越國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扮演「老大哥」的角色。當然，這隻是一個農民企業家的個人豪言，但此言一出，舉國學界竟沒有人與之討論。國家開始重新思考國營企業的振興戰略，讓每一家國營企業都獲得生機看來是不可能了，因此，除了繼續千方百計在政府扶持、體制鬆綁上下工夫外，一個更明智的做法似乎是：收縮戰線，讓那些實在扶不起來的「阿斗們」自行了斷。

在此前不久的國內報紙上，記者們發現，「45歲的柳傳志看上去似乎顯得很疲倦」。而到這時，他已經急如熱湯中的青蛙，在短短3個月里，香港聯想虧損5000多萬元，柳傳志飛到香港親自督戰，他斷然決定，不顧任何公眾影響，把組裝生產線從香港撤回深圳，將香港聯想的100多工人全部裁掉，同時，大規模縮減公司的行政和市場開支。另外，重拾代理業務，替跨國品牌在國內銷售印表機、繪圖儀和掃描儀等等，多管齊下，總算到年底熬過難關。連月操勞的柳傳志把聯想帶出了泥潭，卻在身體上被擊潰，某日正在說笑之間，他突然頭昏目眩，一頭栽倒，醒來時已經躺在醫院，醫生宣布，他患上了嚴重的美尼爾症。

如果說牟其中「罐頭換飛機」的故事從一開始就膾炙人口的話，那麼，幾乎同時，另一個人的資本操作則顯得到低調得多，而事實上這個連名字都很神秘的安徽人，卻可能是第一個真正掌握了現代資本遊戲規則的中國企業家。

也是在這一年的某個年份，美國德州儀器（TI）主動找到台塑的「台灣經營之神」王永慶，洽談合作開發半導體事宜。當時的王永慶如日中天，他拒絕了德州儀器的項目提議，後者只好轉而與宏碁合作，施振榮抓住了這次機遇，迅速組建德耆半導體公司。1995年，在長子王文洋的極力說服下，王永慶才勉強同意創辦南亞科技，生產半導體上游原料硅晶圓，後來南亞科技成為台塑的重要產業支柱，王文洋遺憾地說，台塑進入半導體晚了六年。這六年成就了下一代台灣商業精英：施振榮和宏碁、郭台銘和鴻海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