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政黨國家的法統之中，政黨倫理最終決定文化資本的分配，並決定文化思想資源的解釋權。八十年代以來，隨著政黨倫理效力的改變，出現文化資本的重新分配和思想資源之解釋權的爭奪。無論是古代的士流品，還是現代的知識分子階層，從來就不是一個和諧群體，而是一個聚集著各種利益衝突的場所。在政黨倫理的法統時期，知識人之間的衝突受政黨倫理的規導，往往以政黨提供的符號展開爭鬥，政黨倫理的社會法權式微后，知識人階層內部的衝突將更趨激烈和多樣化。

《讀書》的言述品質若被置於這一問題視域來看，就蘊含著豐富的知識社會學的解釋資源。探究這些資源，將有可能對當代大陸思想域的論域位置之嬗變和思想知識人的結集—分化狀況，有較為切實的認識。《讀書》十五年，恰與中國大陸的改革十五年同步，在相同品質的思想文化雜誌中，只有《讀書》一直伴隨著十五年的改革歷程：思想解放、農村經濟改革、文化論爭、政治改革以至當今的社會結構和日常生活形態的大變動。兩種十五年的吻合，純屬偶然。從偶然事態中，抽不出什麼必然因素。值得審視的是偶然事態的發生結構之樣態，即思想論域、知識人群體和社會機體三結構要素的織體狀況。

百年來，在中國社會的現代性轉型過程中，傳統社會諸流品中的士、農這兩個流品的結構和品質的變遷，最值得考究。錢穆曾強調，傳統的士這一流品，並不就是讀書人，也不就是知識分子。嚴格地講，「知識分子」的稱謂在西方古代社會中亦找不到社會學的定位。「教士」同樣不是讀書人，也不就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隨現代型社會的成形而出現的新興階層，與現代型的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化相關。以中國古代社會中沒有現代型知識分子為由，拒絕這一術詞，容易丟失一個問題旨趣：士在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中的品質轉變和階層角色的位移，即士如何轉變為知識分子，轉變為何種類型的知識分子。這恰是中國的知識社會學應予關注的課題。

二

《讀書》十五年，與中國大陸知識人的第三次轉型期同步。從《讀書》十五年中呈現的論說或清議主題，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場轉型的軌跡：破論說禁區——「新」思潮熱——文化熱——讀書人的尋求定位——大眾化、商業化衝擊……政黨倫理嬗變之初，論說的關切點是意識形態性的，經濟改革和社會結構的變動又把論說的關切點引向捍衛讀書人的利益和權力，新的社會分化和大眾文化的轉型ｒeａｄ.9９csｗ.coｍ（不是出現，大眾文化在清末民初已出現）導致文化資產的重新分配，使讀書人憂心忡忡……在種種論說和清議中，中國當代知識人的類型分化和知識人階層作為整體的分化，轉換為文化或學問的「主張」之爭。

從《讀書》月刊十五年的歷程中，可以辨識出諸多中國當代知識界的狀況，當然，主要是知識界中思想文化者群體的狀況，在這一群體身後，是一個龐大的中國現代型科層階層。近年來，思想文化知識人群體與國家科層階層的分化，加劇了前者的分化和惶惑心態。

《讀書》十五年，推出了一批撰述人，他們的知識趣味、行文風格、關注的書本，構成了自成一體的思想風貌。如果對這些撰述人各自的思想樣式分別加以分析，大致可以勘定其在變動的知識人階層中的位置。當代中國大陸知識人，嚴格說來，都是政黨國家體制中的文化資產的佔有者（文化學術機構、大學等），即都有自己的單位。無單位的知識人的出場，是九十年代的事，而且是經濟—政體改革的結果。因此，種種思想主張或論爭的社會性基礎，實際錨在知識人的個體欲求與受政黨倫理—政制規約的日常生活之間的結構性緊張之中，中外古今的思想文化資源不過是這種緊張藉以表達的一個挪用資源。

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結構性大變動，修改了思想—知識的語境，文化—思想熱點向關注社會問題位移，思想建構因此可能獲得另一種空間，因為，知識人的個體欲求與社會日常生活之間的結構性緊張已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與此相應，分化后的知識人階層逐漸重新結集，而且區域已擴散到北美、香港等地（近來，《讀書》上北美漢語學人的言論篇幅明顯增長）。一種多元的漢語思想文化的空間性張力正在形成。

五

「五四」前後的思想文化雜誌雖然品種繁多，但大多短命夭折。創辦一個雜誌，打出自稱慎獨的思想文化旗號不難，難的是維持雜誌的生存。思想文化雜誌的短命，並不意味著某雜誌所想要散布的文化和思想主張自身沒有生命力。短命的原因，主要是雜誌的財力不支、政治格局的嬗變或知識人群體暫時結集后的分化、散夥。辦雜誌是一項知識的現代生產行業，思想主張的流行勢力依賴於現代社會的經濟條件和政治環境。由此可以見到思想主張與社會結構的一種現代型動態關係。政治衝突、經濟制度以及知識人思想的互動，可以從雜誌的生存狀態——其中凝聚著思想文化的活動狀態——得ｒｅaｄ.９９ｃｓw•coｍ到二定程度的辨識。

《讀書》的閑談和清議言述，實際是政黨倫理在思想知識界的影響逐漸嬗變的表徵，這種嬗變發端于文革後期。政黨倫理影響的嬗變，顯明了一場理念性威權的危機，新一輪的意識形態威權之爭和社會倫理的重構性衝突隨之來臨。一個可以提出的知識社會學問題是：政黨意識形態如果不去擁有傳統的對社會倫理的那種支配權，是否意味著卸下了一個過重的負擔。

作為一份思想文化雜誌，《讀書》一九七九年四月創刊，已刊行十五年有餘。與八十年代中、後期出場的種種夭折的品質相近的思想文化雜誌相比，《讀書》顯得命大。原因似乎不難勘定：《讀書》是官營雜誌，其刊行由國家行政體制支撐。然而，倘若考慮到如下情形，《讀書》十五年就不容輕易解釋：《讀書》的言述品質與眾多同樣由國家行政體制支撐的思想文化雜誌（如中央和各省市社科院的官營雜誌）的言述品質殊為不同。

《讀書》並沒有呈現所有八十年代以來的論爭，也沒有呈現所有的思想主張。《讀書》對撰稿人實際有一個選擇機制，即與某些類型的知識人有親和力。顯然，《讀書》並非專業性學術思想雜誌，也不可能包羅各思想文化領域的論爭。官營思想文化雜誌在八十年代以來，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觀，這與知識人的結構性變遷有關。與種種官營思想文化雜誌相比較，《讀書》所呈現的論爭或思想主張，仍可視為一種類型，儘管在這一類型中又有品質完全不同的分類。

概略地講，中國傳統的士這一流品在中國向現代民族國家的生成進程中，經歷了三次大的轉型期：清末民初的廢科舉、興新學，伴隨政制選擇、新型科層的形成和職業分化而發生的轉型；五十年代初，政黨型民族國家建成（完成國家內部的政治—社會整合），伴隨政黨倫理的建構和政黨型官僚科層的形成而發生的轉型；八十年代初以來，政黨型民族國家的改革，伴隨政黨倫理的嬗變和政治——經濟改革引發的社會再分化而出現的轉型。

一九九五年十月香港

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中的論爭頻出，思想主張種類繁多。每一場論爭、每一種思想主張的背後，都潛隱著錯綜複雜的政治—社會的結構性變動因素。這樣一來，對論爭或思想主張的分析，就不能只著眼于單純理念的層面。

何謂「思想改造運動」？我在此嘗試給出一個知識社會學的釋義：它是政黨倫理建構其合法性的社會行動步驟。政黨倫理是當代中國社會倫理的樣read.99csw.com式，由政黨意識形態為理念基礎而形成的一套評價體系」、思想和行為規範，它受到政黨國家的政治體制給予的社會實在性的有效支撐。當代中國的社會實在由政黨意識形態、政黨倫理和政黨國家的社會體制三個基本結構要素構成，政黨倫理是介於兩者之間的中層形態，不僅規約思想—知識的活動樣式，亦規約日常生活的價值評價。當政黨意識形態需要轉換成政黨倫理，以便與政黨國家的社會體制同質同構時，「思想改造運動」就會被設計出來。

翻閱一九四九年前的雜誌文獻著錄，可以看到一番思想文化雜誌的興旺景象：新型知識人成群結夥，雜誌品種、旗號和主張多不勝數，出版業的發達和雜誌的紛然雜陳，改變了知識的生產和效力樣式，形成現代型的知識樣態。知識「界」的說法，只有在現代型（城市）的知識活動中才是實在的：儘管思想主張和「主義」論說不斷聚合、裂散，知識人階層卻不斷結集、分化、衝突，構成現代型社會中一個相對分化的界域。

政黨倫理的建構進而規約了思想活動的樣式和知識效力的方式。五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知識界，無論中國傳統典籍之整理，還是西方思想的譯介，都有比一九四九年以前更為系統性的積累，然而，其思想一知識效力受到政黨倫理的規約。

漢語思想的基本問題仍然在於：究竟什麼是「中國問題」，什麼是個體生存的意義奠基。漢語思想的知識人在切問近思中尤為需要的還是：讀—書。

政黨國家的建構，是中國傳統社會轉型、達成現代型民族國家的實際結果。清末民初，中國社會中政黨蜂起，與中國的現代型民族國家的建構衝動相關，黨爭實為各種政治力量重新整合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方略的實力較量，但目的是一致的：使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成為一個強有力的政治單位。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政黨意識形態，本是由新興知識人階層中一小群人建構的，並通過社會化動員和革命行動完成了中國的現代型民族國家之政治建構——政黨國家。為了使由一群知識人擁有的理念轉換成一種社會倫理，政黨倫理就藉助一系列文化批判和思想改造首先在文化、教育領域取得合法性和政治優勢。

《讀書》的言述以文化閑談和思想清議為主。八十年代中期，一時有不少「新」思潮的引介，但實際上，除七十年代以來的西域思潮外，大多「新」思潮並不新。二戰前的西域思潮，一九四九年前的思想文化雜誌多有評介，一九四九年以後，則有《哲學譯叢》，《九-九-藏-書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持續引介（筆者曾在北大哲學系資料室發現過德里達初出茅廬時的論文譯介——對黑格爾哲學的解構）。海外學界長期誤以為大陸學界自五十年代初以來，就與海外西域思想完全斷絕了因緣。事實上，斷絕僅發生在文革最初的五年。《資產階級政治家關於人權、自由平等、博愛言論選錄》（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初版，一九六六年三版）和朱光潛受有關當局委託組織編譯的《從文藝復興至十九世紀資產階級文學家、藝術家關於人道主義、人性論言論選輯》（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一年版）可視為中斷與接續的標誌。

一

《讀書》的創辦，是由幾位出版界的老職業出版家促成的，它的發展和興盛則由其後繼的職業出版家主領和推動。這幾位職業出版家為《讀書》逐步擬定的文化閑談和思想清議的編輯原則，契合了當代中國知識界中群體分化的實際狀況：儘管三十多年來，知識界在政黨倫理和政黨國家社會體制的雙重規約下已趨於政黨科層化，分化的群體類型仍然實際存在。

《讀書》的言述品質雖以文化閑談和思想清議為特徵，但就文風而言，在初創之時，並非與「閑」和「清」相符。我在別處曾提出，五十年代以來，伴隨著思想改造運動，知識界的文風向社論語態統一，詞彙的選擇和修辭及論說方式逐漸喪失了私人性格。文風的轉變表明的是思想改造運動的實際效力，它一直持續到八十年代（至今仍然沒有完全失效，只是部分語域的失效）。《讀書》的文風從不閑的閑談、不清的清議，遂漸走向閑和清，記錄了知識界中部分知識人脫離思想改造法力的過程，亦實際地推促了擺脫社論語態的進程。

《讀書》不像八十年代的種種團伙性的思想文化雜誌那樣忽而夭折，除去政治—經濟的原因外，還由於它不是知識界的一種團伙性雜誌，而是職業出版家主持的雜誌。可以說，職業出版家在八十年代以來迄今的思想—知識界的變遷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中國的知識社會學不可忽視對出版業的分析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出版業是政黨國家的政制體制的一個重要部分和政黨倫理社會化的機制，民間知識人勢力與既定建制知識人之間的衝突，因此亦是當前知識人階層的衝突樣式之一。

八十年代大陸知識界中的團伙現象，反映出政黨倫理嬗變后的知識界狀況。知識人團伙的結集，大多以雜誌和叢書為基地，出版界成為知識人階層衝突的重要場所之一。知識人團伙現象的社會學涵義是多層的：知識人階層與read.99csw.com政黨倫理的緊張，知識人階層內部各種類型人之間的緊張，中央（北京）知識人與地方知識人之間的緊張（上海、武漢、成都、南京、廣州的團伙理應受到關注），以及（當今）國內知識人與留洋知識人之間的緊張，只關註上述第一類型的緊張，是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研究的一大缺陷。

勘察知識人階層的變化，可以從分析知識人階層的形成機制之變化和知識人群體內部的衝突入手。

三

四

受教育資格的兩次大的修改，是當代中國大陸知識人階層的內部衝突的重要原因之一。至少可以勘定四種不同的資格類型：一九四九年前的經濟資產型知識人、五十年代后的政治資產型知識人、七十年代未的自力資產型知識人和八十年代以來的智力資產型知識人。由於不斷有新的下層階層的人進入知識人階層，大眾的利益、趣味和倫理隨之被帶入思想—知識域，知識人階層的成分結構也複雜化了。

西域思想的引人並未中斷與八十年代的「新」思潮的引入現象，似乎顯得矛盾，實際卻指示出兩個值得從知識社會學去分析的問題：大陸當代知識界中思想知識的效力方式和思想知識群體的分化狀況。

思想文化雜誌的刊行活動，表明思想文化已經社會組織化了。專業學科雜誌所標明的專科知識人之組織化是顯而易見的。思想文化與專業學科有所不同，其組織化的方式也不會一樣。韋伯身處德國知識界分化后的重新結集之際——亦是知識出版業興盛和思想文化雜誌蜂起之際，他關注報刊雜誌的發展與知識人組織及學問品質的關係，警惕某種激動、狂熱的報刊雜誌文風中表露的知識人領袖慾的表現主義姿態。文化思想型雜誌看來亦可能是知識人喪失自我定位的誘惑，把思想和學問引向新聞式的鼓噪。

知識人的身分資格主要靠受教育的程度和職業分配來確定。但受教育是事先需要資格的。五十年代以來，受教育的資格由經濟資產轉變為政治資產，原有的知識人階層的形成機制發生改變，打破了階層內部的複製機制：有經濟資產者才有條件受高等教育——受過高等教育者可佔有經濟資產。政治資產代替經濟資產成為受教育的資格（文革後期發展到極至），是政黨倫理的社會化形態之一，促成了知識人的大眾化，知識人的階層成分被修改了。公費教育制度的建立，從制度上加強了知識人的大眾化：七十年代未修改受教育資格，政治資產不再是先賦性的，而是獲取性的，在很短的幾年轉換期內，大量社會底層人和流民進入大學，形成八十年代的一個獨特的知識人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