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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點事也沒有，可你，在讀書呢，你可別忘得一乾二淨。」
興奮之情就這樣醞釀出來。我們住在阿摩司街，離澤弗奈亞街上的小藥房有五分鐘的路，但是三點鐘時，爸爸對媽媽說：「現在你別再做什麼新活計了，這樣就不會把時間搞得緊巴巴的。」
有時，我和朋友一起去塔努瓦發貨場看他們乘坐裝滿農產品的貨車，遠遠地從山那邊來到這裏，「身著工作服，腳登笨重的膠鞋」，我通常走到他們的近旁，呼吸乾草的氣息和遠方飄來的醉人芬芳——那裡，的確發生著巨變。那裡，土地正在開墾，世界正在改革，那裡正在建造著一個新型的社會。那裡他們正在自然景觀和史冊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他們正在耕耘田地，種植葡萄園，他們正在譜寫新的詩篇，他們正拿起槍支，騎上馬背，還擊進犯者，是他們把我們這些悲慘的軀體鑄成了戰鬥的國民。
的確，我們周圍有著各式各樣的俄國人，有許多托爾斯泰式人物。有些人甚至長得就和托爾斯泰一模一樣。在某本書的封底看到一幅棕色的托爾斯泰畫像時，我確信自己已經在我們當中看見他很多次了：他沿著馬拉哈伊大街閑逛，要麼就是順著俄巴底亞大街走去，頭上沒戴帽子，微風吹亂了他銀白的鬍鬚，如同先祖亞伯拉罕那樣令人敬畏，他目光炯炯，用手裡的樹枝做拐杖，一件俄式襯衫罩在燈籠褲外，用根長繩系住腰身。
但這不是開玩笑：生活靠一根細線維繫。我現在明白，他們一點也不知道能否真的可以再次交談，或許這就是最後一次，因為天曉得將會出什麼事，可能會發生騷亂，集體屠殺，血洗，阿拉伯人可能會揭竿而起把我們全部殺光，可能會發生戰爭，可能會出現大災難，畢竟希特勒的坦克從北非和高加索兩面夾擊，幾乎要抵達我們的門口了，誰知道等待我們的會是什麼。空洞無物的談話實則並不空洞，只是笨拙罷了。
那就是整個談話。你好嗎？挺好！這樣的話，我們很快再聊天。很高興跟你們聊聊。我們也很高興。我們寫信約定下次打電話的時間。我們再聊。好啊。肯定要聊的。再見。希望不久的將來。再見。好好照顧自己。一切順利。你們也是。
等了一會兒之後，爸爸確信郵電局長或者納沙什維先生一定說完話了，於是再次拿起聽筒對接線員說：「請原諒，女士，請再給我接特拉維夫648。」她會說：「我記下來了，先生。請等一等。」（或者：「請耐心一點。」）爸爸說：「我等了，女士，等很正常，可別人也在電話那頭等著呢。」他這樣來對她加以禮貌的暗示，儘管我們是真正的文化人，但我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我們很有修養，但我們不是好欺負的。我們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那種誰都能對猶太人為所欲為的想法，已經徹底結束了。
還是那套：你好嗎？有什麼新情況嗎？接著：「現在阿摩司要說幾句。」
在我整個童年時代，「農舍」、「牧場」、「養鵝女」等詞語一直對我有著誘惑力，讓我興奮不已。它們具有真正舒適世界里的感官韻味，遠離布滿灰塵的白鐵皮屋頂，遠離滿是廢鐵、薊草的城市荒地，遠離承受炎炎夏日重壓的耶路撒冷那焦渴的山坡。我無數次喃喃自語「牧場」——我就能聽到脖子上掛著小鈴鐺的母牛們的哞哞叫聲，聽到小溪的汩汩流水；我閉上雙眼，就能看到赤腳的牧鵝女，在我什麼都還不懂時，她的性感就讓我落淚。
我悄悄地夢見，他們有朝一日會把我一起帶走。把我也鑄造成戰鬥的國民。我的人生也變成了一首新歌，那人生純凈直白又簡單，就像熱天里的一杯水。
他當然知道，星期三我們會打電話給遠方的特拉維夫，他也知道茨維在健康診所上班，哈婭在勞動婦女同盟擔任要職，伊戈爾長大要當運動員，他們是果爾達·邁耶森（即後來的果爾達·梅厄）和米沙·闊羅德尼的摯友，後者在這裏被稱作摩西·庫勒，但我們還是會提醒他：「我們來給特拉維夫的親戚打電話。」海涅曼先生會說：「行，當然可以。請坐。」接下來，他會給我們講經常講的一個有關電話的笑話：「一次，在蘇黎世的猶太復國主義大會上，旁屋裡突然傳來震耳欲聾的可怕響聲。伯爾·洛克問哈茲菲爾德出什麼事了，哈茲菲爾德解釋說，是魯巴曉夫同志在對耶路撒冷的本-古里安講話。『對耶路撒冷講話，』伯爾·洛克說，『他怎麼不用電話呢？』」https://read.99csw.com
我不記得我們是不是穿上最好的衣服去小藥房給特拉維夫打電話，但要是穿了也不足為奇。那是一項隆重的使命。早在星期天，爸爸就對媽媽說：范妮婭，你記得這星期要給特拉維夫打電話嗎？星期一媽媽會說，阿里耶，後天可別回來晚了，別把事情搞砸了。星期二，他們二人對我說，阿摩司，千萬別給我們弄出什麼意想不到的事情來，你聽見了，不要生病，你聽見了，別凍著，明天下午之前別摔跟頭。頭天晚上他們會對我說：早點睡吧，這樣明天打電話時才會有力氣，我不想讓你被那邊聽上去像沒吃飽飯似的。
拓荒者們生活在加利利、沙龍平原和山谷里，不在我們的視野中。那些小夥子粗獷熱心，少言多思，姑娘們高大強壯，坦率自律，他們看起來什麼都懂，什麼都理解。他們了解你，了解你為何羞怯不安，他們依然深情、嚴肅，滿懷敬意地待你，不把你當孩子，而是把你當作成人，儘管是小一號的成人。
「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我們這裏也沒有新情況。我們都挺好。你們呢？」
「沒什麼新鮮的。你們那邊呢，茨維？有什麼情況嗎？」
接著，藥房里的電話突然響了起來，這響聲總是那麼激動人心，那是個奇妙的瞬間，談話基本是這樣的：「嗨，茨維？」
不光整個世界是那麼的遙遠，就連以色列土地也十分遙遠。在那裡，在山那邊，一種新型的猶太英雄正在湧現。他們皮膚黝黑，堅忍頑強，沉默寡言，與大流散中的猶太人截然不同，與凱里姆亞伯拉罕的猶太人也完全不一樣。這些青年男女是拓荒者，英勇無畏，粗獷強健，在漫漫黑夜中交好，超越了所有的界限，在青年男女關係上也沒有任何界限。他們對任何事情都滿不在乎。亞歷山大爺爺有一次說：「他們認為將來這樣的事情會很簡單，小夥子只是到一個姑娘那裡提出要求就行了，或許姑娘甚至連等都不等小夥子提出要求，自己就會向小夥子提出要求，就像討杯水。」缺乏想象力的貝茨阿勒爾伯伯則帶著克制的憤怒說道：「這些十足的布爾什維主義就這樣把所有的神秘感都毀了？就這樣把所有的情感都抹殺了？就這樣把我們的整個生活變成了溫吞水？」尼海米亞大叔從角落裡突然冒出兩句歌詞兒，聽起來像走投無路的野獸在咆哮：「啊，道路是如此的漫長曲折，越過高山，越過平原，啊，媽媽，我在熱浪中、在風雪中尋找你，我思念你，可你越來越遙遠，嗨勒嗨……」接著，琪波拉用俄語說：「行了，行了。你們發瘋了嗎？孩子會聽見你們說話的！」就這樣他們說起了俄語。
按照父母的價值標準，越西方的東西越被視為有文化。雖然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貼近他們的俄國人心靈，但我認為，德國人——儘管有了希特勒——在他們看來比俄國人和波蘭人更文明；法國人——比德國人文明。英國人在他們眼中佔據了比法國人更高的位置。至於美國人——他們還拿不準，畢竟那裡在屠殺印第安人、搶劫郵政列車、淘金、騷擾女孩。
除此之外，還有語詞的巨大缺失。希伯來語仍舊不算足夠自然的語言，它當然不是一門親密的語言，講希伯來語時，你難以知道說出之後的真正含義。他們從來不能確保說出來的事情不滑稽可笑，滑稽可笑是他們日里夜裡所懼怕的。怕滑稽可笑真是怕死了。即使像我父母那樣希伯來語好的人，也不能說完全掌握了希伯來語。為追求準確，他們講話時放不開。他們經常改變主意，再次系統闡述剛剛說過的話。大概近視眼的司機就是這種感覺，深夜開著陌生的車子在九九藏書陌生的城市裡試圖駛出彎彎曲曲的小路。
爸爸會說：「我現在撥號。」媽媽說：「還早呢，阿里耶。離約定的時間還有好幾分鐘呢。」他會說：「沒錯，可接通也需要時間。」（那時還沒有直撥電話。）媽媽說：「是啊，可要是我們一下子就接通了，怎麼辦？他們還沒到呢。」爸爸回答：「若是那樣的話，我們過會兒再試一次不就得了。」媽媽說：「不行，他們會擔心的，他們會認為沒接到我們的電話。」
一年年過去，我逐漸意識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人統治下的耶路撒冷是一座迷人的文化城市，有著偉大的商人、音樂家、學者和作家，例如馬丁·布伯、格肖姆·肖勒姆和阿格農，以及許許多多傑出的研究者和藝術家。有時，當我們經過本-耶胡達街或者本-梅蒙大道時，爸爸會悄聲對我說：「瞧，那是國際知名的大學者。」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我認為國際知名與兩條瘦腿有關，因為被談及的人大多上了年紀，用拐杖探路，兩隻腳跌跌撞撞，甚至在夏天也穿著厚毛衣毛褲。
客人們會說，在熱浪中，你們這裏向來蠻舒服的，這麼涼爽、清新，涼颼颼的，但你們冬天怎麼受得了呢？潮氣不會從牆上滲進來嗎？冬天在這裏不會覺得有點沮喪嗎？
他們私下相處時，從來不講希伯來語。大概在最私密的時刻，他們什麼話也不說。一言不發，因為害怕看上去滑稽可笑或者聽上去滑稽可笑，這給一切蒙上了陰影。
我父母所景仰的耶路撒冷離我們的居住區十分遙遠，是在綠蔭蔥蘢的熱哈維亞，那裡花團錦簇，琴聲悠揚；是在雅法或者本-耶胡達街上的三四家咖啡館，那裡懸挂著鍍金枝形吊燈；是在基督教青年會或大衛王酒店裡的大廳。在那裡，追求文化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與富有教養的英國人舉止得體；在那裡，夢幻一般、脖頸頎長的女子身穿晚禮服，在著藏青色筆挺西裝的紳士懷中翩翩起舞；在那裡，寬宏大度的英國人和猶太文化人或受過教育的阿拉伯人共進晚餐；在那裡，舉行獨奏會、舞會、文學晚會、茶話會，以及賞心悅目的藝術座談會。也許這樣的耶路撒冷，和枝形吊燈與茶話會一道，只能出現在凱里姆亞伯拉罕居民——圖書管理員、教師、職員和裝訂工人——的夢中。無論如何，它沒有和我們在一起。我們居住的凱里姆亞伯拉罕區，屬於契訶夫。
「講話。」
在群山後的遠方，是激動人心的城市特拉維夫。從那個地方給我們送來了報紙和關於戲劇、歌劇、芭蕾、卡巴萊的種種傳聞，還有現代藝術、黨派政治、激烈爭端的反響，以及含含糊糊的流言蜚語。在特拉維夫有了不起的運動健將。那裡有大海，大海里滿是會游泳的古銅色皮膚的猶太人。在耶路撒冷誰又會游泳呢？誰聽說過游泳的猶太人？這些都是完全不同的基因。是一種突變，「像蝴蝶從蛹中奇妙地再生」。
「也挺好的。」
耶路撒冷人帶著嫉妒、驕傲、羡慕和稍許一點信心談論特拉維夫，彷彿特拉維夫是猶太民族一個至關重要的秘密規劃，一個最好不宜過多談論的規劃，似乎隔牆有耳，處處潛伏著敵方間諜和特工人員。
「太棒了。現在范妮婭要和你們說話了。」
世界的其餘部分都被籠統地看作一個「大世界」。不過這個大世界也另有修飾詞：開明，外在，自由，虛偽。我幾乎只能從集郵冊上認識這個大世界：但澤、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烏班吉-沙里河、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島，肯亞、烏干達和坦噶尼喀湖。那個大世界是如此遙遠、醉人、美輪美奐，但對於我們來說非常危險，充滿了威脅。它不喜歡猶太人，因為猶太人雖然聰明、機智、成功，但喧鬧、粗魯。它也不喜歡我們在以色列土地上所做的一切，因為它就連給我們這樣一個由沼澤、卵石和沙漠組成的狹長地帶都很勉強。在那個大世界里，所有的牆壁爬滿塗鴉：「猶太佬，滾回你的巴勒斯坦去！」於是我們回到了巴勒斯坦，而現在整個大世界又朝我們叫嚷：「猶太佬，滾出巴勒斯坦！」httｐs://ｒead.９９ｃｓw.ｃｏm
特拉維夫是那麼的遙遠！在我整個童年時代，我至多去過特拉維夫五六次，我們偶爾到那裡和姨媽們一起過節。那時不光是特拉維夫的日光與耶路撒冷的日光同今天相比大為不同，就連萬有引力定律也截然不同。在特拉維夫，人們走路的方式都不一樣，他們健步如飛，如尼爾·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飄浮。
就在他們爭論不休的當口，時間差不多就五點鐘了。爸爸拿起電話聽筒，站在那裡，在對接線員說：「下午好，女士。請接特拉維夫648。」（要麼就是諸如此類的話，我們還是處在三位數字的世界。）有時接線員會說：「請等幾分鐘，先生，郵電局長正在打電話。」或者是西頓先生，或者是納沙什維先生。我們有些緊張，因為不知道會出什麼事，他們在那邊會怎麼想呢？
我們附近的托爾斯泰式人物（父母稱之為「托爾斯泰式奇科姆」）無一例外，都是虔誠的素食主義者，對自然懷有深厚情感的世界改革派，追求符合道德準則的生活，熱愛人類，熱愛世上一切生靈，長期嚮往鄉村生活，嚮往在田野和橘園從事簡樸農耕。然而，他們連自己的盆栽植物都種不好：也許會把植物澆死，也許會忘記澆水。要不就歸咎於可惡的英式管理，在我們的水裡放氯氣。
「是的，阿里耶，我是茨維，你們好嗎？」
你瞧，我只有五六歲，已經承擔了重大責任。我沒有手錶，也不可能有，所以每隔一會兒我就奔向廚房看看掛鐘，接著我就會宣布，就像發射宇宙飛船倒計時那樣：還有二十五分鐘，還有二十分鐘，還有十五分鐘，還有十分半鍾——那時我們就會起身，仔細地把前門鎖好，走出家門。我們一行三人左轉走到奧斯特先生的雜貨店，右轉到澤卡賴亞街，左轉到馬拉哈伊街，右轉到澤弗奈亞街，徑直走進小藥房說：「您好啊，海涅曼先生，您怎麼樣？我們是來打電話的。」
那些談話現在顯示給我的則是，當時對他們——對所有的人，不光是對我的父母來說，表達個人情感多麼艱難。對他們來說表達公共情感沒有絲毫困難——他們都是有情人，他們知道如何說話。啊哈，他們多會說話啊！他們能夠連續三四個小時用充滿激|情的語調談論尼采、斯大林、弗洛伊德、傑伯廷斯基，能將所知道的一切傾囊相告，掬同情之淚，抑揚頓挫地論證殖民主義、反猶主義、正義、「農業問題」、「婦女問題」、「藝術對生活問題」；但是一旦要表達私人情感時，他們總是把事情說得緊張兮兮，乾巴巴，甚至誠惶誠恐，這是一代又一代遭受壓抑與否定的結果。事實上是雙重否定，雙重約束，歐洲資產階級的規矩強化虔城猶太社群的限制。似乎一切均遭到「禁錮」，或「不得如此」，或「不雅」的否定。
多年後，我閱讀契訶夫時，確信他就是我們當中的一員：萬尼亞舅舅就住在我們樓上，薩莫連科醫生在我發燒或得白喉時彎下腰，用寬大有力的雙手為我做檢查，患有習慣性偏頭疼的拉耶夫斯基是媽媽的二表哥，我們在星期六晚上一起到民族宮禮堂聽特里格林。
家裡到處是書。父親能讀十六七種文字，能說十一種語言（都帶有俄語口音）。母親講四五種語言，能看懂七八種。不想讓我聽懂他們的談話時，他們便用俄語或波蘭語交談。（這樣的情況居多。母親偶爾當著我的面用希伯九*九*藏*書來語提到大種馬時，爸爸便會憤怒地用俄語沖她咆哮：你這是怎麼啦？沒看見孩子就在那裡嗎？）出於文化方面的考慮，他們大多讀德語和希伯來語書，大概用意第緒語做夢。但是他們只教我希伯來語。也許他們害怕懂多種語言會使我受到奇妙而富有殺傷力的歐洲大陸的誘惑。
「一切都好。沒什麼特別的。就那樣唄。」
「這是阿里耶，耶路撒冷的。」
在我眼中，這些男男女女的拓荒者強悍，認真，老成持重，他們會圍坐在一起唱令人心碎的渴望之歌，唱譏諷嘲弄的歌，唱肆無忌憚的貪慾之歌；或者瘋狂地跳舞，彷彿超越了肉體。但是他們也能夠享受孤獨與內省，能夠露宿戶外，睡帳篷，從事艱苦的勞作，唱著「我們總是整裝待發」、「你的小夥子曾用犁鏵帶給你和平，而今他們用槍杆子帶來和平」、「把我們派往哪裡，我們就走向哪裡」。他們能騎烈馬，或者駕駛履帶寬寬的拖拉機。他們講阿拉伯語，知曉每個山洞和每個幽谷，會打槍，會投手雷，還閱讀詩歌和哲學。他們勤學好問，含而不露，就連夜晚躺在帳篷里那短短的時間里，也會藉著燭光低聲地談論著生活，談論著在愛情與責任、民族利益與普遍正義之間所做的嚴酷抉擇。
他們中有一些是則彷彿是直接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走出來的托爾斯泰式人物：飽嘗折磨，喋喋不休，慾望備受壓抑，對理念著迷。但是所有的人，無論是托爾斯泰式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所有人都居住在凱里姆亞伯拉罕，為契訶夫工作。
這樣一來，即使在盛夏，我們家也會領略到一絲冬意。
特拉維夫，大海、日光、藍天、沙地、腳手架、林蔭大道兩旁的電話亭，一座正在興建的新城，線條簡單，在柑橘園和沙丘間崛起。不僅是你買票乘坐埃格德公司公共汽車去旅行的地方，而且是一個不同的大陸。
我在樓房最底層一間狹小低矮的房子里出生，長大。父母睡沙發床，晚上拉開的床從牆這頭攤到牆那頭，幾乎佔滿了他們的整個房間。早上起來，他們總是把床上用品藏進下面床屜里，把床墊翻過來，折攏，用淺灰色的床罩罩得嚴嚴實實，上面放幾隻繡花靠墊，於是夜間睡覺的所有痕迹蕩然無存。他們就是這樣把自己的房間用作卧室、書房、閱讀間、餐廳和客廳。
歐洲對他們來說是一片禁止入內的應許之地，是人們所嚮往的地方，有鐘樓，有用古石板鋪設的廣場，有電車軌道，有橋樑、教堂尖頂、遙遠的村莊、礦泉療養地、一片片的森林、皚皚白雪和牧場。
「我們也是。有什麼新情況嗎？」
「我？我會忘？我一會兒就看一下表。阿摩司會提醒我的。」
一個星期六（安息日），媽媽的一個朋友前來看望我們，她是老師，名叫莉莉亞·巴-薩姆哈。每當客人在談話時說「我膽怯」或者說「他處在膽怯狀態」時，我就放聲大笑。在日常希伯來文俚語裏面，她所用「膽怯」一詞意為「放屁」。他們不知道我幹嗎要笑，也許知道，卻佯裝不知。爸爸在說「軍備競賽」或者抗議北約國家決定重新武裝德國以威懾斯大林時，也是一樣。他不知道他所使用的書面語「軍備」在時下希伯來俚語里是「性|交」的意思。
爸爸在我說「搞定」，一個絕對無辜的詞彙時，總是把臉一沉，我總也不明白這個詞幹嗎讓他那麼緊張。他當然從來沒有解釋過，我也不可能問。多少年過去，我知道了在30年代，那時我還沒有出生，「搞定」是指使一個女子懷孕又不跟她結婚。有時習語「搞定她」似乎就是指睡了她。「深夜在貨倉里，他把她搞定了，早晨某某人方知他與她素不相識。」於是，要是我說「烏里姐姐給搞定了」什麼的，爸爸便會噘起嘴唇，聳聳鼻樑。他當然不會向我解釋什麼——能怎麼解釋呢？
實際上，這是一間地下室，是從小石山坡上挖出來的，是樓房的第一層。小山是緊挨著我們的鄰居，一個沉重、內向、安靜的鄰居，蒼老、憂鬱的小山，具有單身男子的習性，總是一言不發，昏昏欲睡、孤高冷漠的小山，從來不吱吱拖動傢具，不招待客人，不發出響聲，不打擾我們，但這陰鬱的鄰居總通過它和我們的共用牆滲透過來陰冷暗淡的沉寂和潮濕，如一股輕微而執拗的霉味。
對面是我的小綠屋，一個大肚子的衣櫥佔去了房間的一半。過道昏暗、狹仄而低矮，有點彎曲，像監獄里的逃跑地道，將兩個小房間之間的簡易廚房和廁所連接起來。一隻囚禁在鐵籠里的光線暗淡的燈泡，即使白天也向走廊投射出陰鬱的微光。兩個房間的前部都只有一扇窗子，窗子由https://read.99csw.com金屬遮簾護衛著，眯起眼睛使勁要看看東邊的風景，然而看到的只是一棵布滿塵埃的柏樹，還有粗石壘就的矮牆。透過廚房和廁所后牆上的小窗口，可窺見一座小型監獄的院落，院子為高牆環繞，鋪著水泥地面。一棵栽在銹跡斑斑的橄欖罐中的沒有神採的天竺葵，見不到一絲陽光，正漸漸死去。小天窗的窗台上，長年累月放著密封的腌黃瓜罐，還有一隻有裂縫的花盆被用作花瓶，裏面是棵頑強的仙人掌。
一次，我們到特拉維夫去慶祝逾越節之夜，第二天早早起來，大家都在睡覺，我穿上衣服，走出家門，獨自到一個小廣場去玩。小廣場上有一兩條長椅，一架鞦韆，一個沙坑，三四棵小樹，鳥兒已經在上面嘰嘰喳喳了。幾個月後過新年，我們又到特拉維夫旅行，那個小廣場已經挪地方了。它同小樹、長凳、沙坑、飛鳥和鞦韆一起被搬到了街道的另一頭。我大吃一驚，我搞不懂本-古里安和適時組成的行政管理機構怎麼會允許這種事情發生。怎麼回事？誰一下子把整個廣場給搬走了？明天是不是該搬橄欖山？搬大衛塔？會不會把哭牆搬走？
特拉維夫這個名字有一種特殊的魔力。我一聽到「特拉維夫」這個詞，腦海里就立刻浮現出這樣一幅畫面：一個身穿藏藍色男式背心、強健魯莽的小夥子，古銅色皮膚，肩膀寬闊，一個詩人——勞動者——革命家，一個無所畏懼的小夥子，那種他們稱之為「哈維爾曼」（非常容易相處的人）的人，拳曲的頭髮上戴著一頂破帽子，樣子隨意但撩人，嘴上叼著煙，在世界上無拘無束；白日，他要麼在田野里勤奮務農，要麼攪拌沙子和泥漿，晚上，他拉小提琴，夜間，他和姑娘們跳舞或者為她們唱深情的歌，皎潔的月光映襯著沙丘，黎明時分，他帶上手槍或者輕機槍從掩體走出，潛入夜色之中，守護著房屋和田野。
在耶路撒冷，人們走路的方式倒像是參加葬禮，或者像聽音樂會遲到，先踮起腳尖，測試地面，一旦放下腳，他們就不急著前行了。我們等了兩千年才在耶路撒冷找到了立足之地，實在不願立刻離開。我們一抬腳，別人就會立刻把我們那一小塊地方奪走。另一方面，你一旦把腳抬起，就不要急急忙忙地落下——誰知道你是不是有踩到蛇窩的危險呢。幾千年來，我們為自己的衝動魯莽付出了血的代價，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入敵人的魔爪，因為我們沒看地方就落了腳。這多少就是耶路撒冷人的腳步吧。但是在特拉維夫，呵！整座城市就像只大蚱蜢。人在騰騰跳動，房屋、街道、廣場、海風、黃沙、林蔭大道，甚至連天上的雲彩都在跳動。
「我們一切都好。我們在藥房里給你們打電話。」
我能夠想象，這樣一條單線把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連接在了一起，又通過特拉維夫與世界相連。倘若這條單線佔線，實際上它總在佔線，我們同世界的聯繫則被切斷。這條線蜿蜒而去，穿越荒野和岩石，穿越小山和峽谷，我想這是一個偉大的奇迹。我顫抖起來——要是野獸夜裡來咬線會怎麼樣呢？要是壞人把電話線切斷會怎麼樣呢？要是雨水滲進去會怎麼樣呢？要是著火會怎麼樣呢？天曉得。這條線彎彎曲曲，那麼脆弱，沒有人把守，被日頭曬，天曉得。我對架設這條線的人充滿了感激，那麼勇敢無畏，動作那麼靈巧，從耶路撒冷往特拉維夫架條線，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從自己的體會中得知這件事有多難：一次我們從我住的房間向愛里亞胡·弗里德曼家拉條線，中間只隔著兩家住戶和一個花園，那是一個怎樣的工程啊，要經過樹、鄰居、棚屋、籬笆牆、台階、灌木。
我們多年來和特拉維夫的親戚通過電話定期聯繫。我們每隔三四個月給他們打一次電話，儘管我們和他們都沒有安裝電話。首先我們給哈婭姨媽和茨維姨父寫信，信中寫道，本月19日星期三（星期三那天茨維三點鐘從健康診所下班），五點鐘我們會從我們這裏的小藥房往他們那裡的小藥房打電話。信提前許久就發出了，我們等著回復。哈婭姨媽和茨維姨父讓我們放心，本月19日星期三那天對他們絕對合適，他們當然會在五點鐘之前就在小藥房里等，要是我們五點鐘沒打成電話也不要著急，他們不會走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