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必須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朧，並不一定是什麼明確的目標。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會整體在腐敗下去，個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這兩個條件在我上學的時候恰好同時都有，當時正是戰爭年代，但正因為打仗，所以好像直覺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認為，戰爭一定會勝利，勝利以後一定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過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時候不只我一個人，我相信絕大多數青年都有這種模糊的感覺。人總是靠著希望生活的，這兩個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時候雖然物質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覺得非常的幸福。

院士鄒承魯是西南聯大的學生，對生物化學非常有貢獻，上世紀六十年代轟動一時的胰島素就是他們搞成功的。我看過一篇記者的訪談，記者問：「為什麼當時條件非常差，西南聯大也不大，卻培養出了那麼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簡單，就是兩個字：自由。我深有同感。那幾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無論幹什麼都憑自己的興趣，看什麼、聽什麼、怎麼想，都沒有人干涉，更沒有思想教育ｈtｔｐｓ://read.９9cｓｗ•ｃｏｍ。我們那時候什麼樣立場的同學都有，不過私人之間是很隨便的，沒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個系的各級同學都有，晚上沒事，大家也是海闊天空地胡扯一陣，有罵蔣介石的，也有三青團擁護蔣介石的，而且可以辯論，有時候也很激烈，可是辯論完了，大家關係依然很好。

1939年秋天我到昆明西南聯大報到，一來就感覺到昆明的天氣美極了，真是碧空如洗，連北京都很少看見那麼好的藍天。在貴州，整天下雨沒個完，幾乎看不到晴天，雲南雖然也下雨，可是雨過天晴，太陽出來非常漂亮，帶著心情也美好極了。而且雲南不像貴州窮山惡水、除了山就是山，雲南有大片一望無際的平原，看著就讓人開朗。當然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環境不同了。聯大三個學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屬於國民黨直接控制的地區，本來就有自由散漫的傳統，到了雲南又有地方勢力的保護，保持了原有的作風，個人行為絕對自由。沒有點名，沒有排隊唱歌，也不用呼口號，早起晚睡沒人管，不上課沒人管，甚至人不見了也沒有人過問。自由有一個好處，可九-九-藏-書以做你喜歡做的事，比如自己喜歡看的書才看，喜歡聽的課才聽，不喜歡的就不看、不聽。這種作風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那時候轉系很方便，只要學分念夠了可以隨便轉，我想搞文科，但不知為什麼就選擇了歷史系，現在怎麼也想不起來了，也許有兩個潛在的原因吧。第一我小時候在北京，看了好些個皇宮、園囿，從香山一直到北大、清華這一帶，都是皇家園林，這就容易使人「發思古之幽情」。第二，那時候正值國難，小學是「九·一八」，中學是中日戰爭，剛一入大學就是二戰，對人類命運也很關心，以為學歷史能更好地理解這個問題。

不過我對繁瑣的歷史考據一直沒有多大興趣。有些實踐的歷史學家或者專業的歷史學家，往往從一個小的地方入手考證一個小的東西，比如紅學家考證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把所有可能的材料都找出來，真是費盡心力，到現在還沒有個結論。不過我覺得，即使有一天費很大的精力把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考證了出來，也並不等於理解了歷史。而且，馮文潛先生教西方哲學史給了我很大的啟發，讓我感覺到，真正理解歷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學的高度，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九*九*藏*書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識，但不一定就意味著你理解了歷史。我想任何學問都是這樣，最後總得有人做出理論的總結，否則只能停留在純技術性的層面。當然純技術性的工作也有價值，不過那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所希望的是通過學習歷史得出一個全面的、高度性的認識。項羽說：「書能知姓名。」戰爭時期我們關心的是人類的命運，我以為可以從歷史里找出答案，比如歷史上有些國家本來很強盛，可是後來突然衰落了，像羅馬帝國，中國的秦漢、隋唐，我希望探索歷史深處的幽微，所以就念了歷史系。

我和母校西南聯大的關係非常密切，我的兩個姐姐是這個學校的，我的妹妹是這個學校的，我的姐夫、妹夫是這個學校的，我老伴也是這個學校的，所以這個學校跟我的關係算是非常密切。兩個姐姐一個念化學，一個念經濟，妹妹念中文，後來在人民大學自殺了，現在只有一個姐姐在美國（按：何先生的大姐於2005年3月在美國去世）。我自己從1939年至1946年在西南聯大度過了整整七年（從十八歲到二十五歲），這正是一個人成熟的時期。

學生的素質當然也重要，聯大學生水平的確不錯，但更重要的還是學術的氣氛。「九*九*藏*書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遠都有，每個時代、每個國家不會差太多，問題是給不給他以自由發展的條件。我以為，一個所謂好的體制應該是最大限度地允許人的自由。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而個人的獨創能力實際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產力。如果大家都只會念經、背經，開口都說一樣的話，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當然，絕對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幹什麼就幹什麼，那會侵犯到別人，但是在這個範圍之內，個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有些事情說起來很有意思。解放以後院系調整，馮友蘭一直在北大獃了幾十年，從組織關係上說，他是北大的人，死後應該把書捐給北大，可是他卻捐給了清華。劉崇先生在台灣去世，他的書也是捐給清華，而沒有捐給台灣大學，這也似乎不合常規。我猜想，大概他們覺得自己一生最美好、最滿意的那一段時光，還是在清華，所以願意把書捐給清華。我現在也八十多歲了，回想這一生最美好的時候，還是聯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當然，那也是物質生活非常艱苦的一段時期，可是幸福不等於物質生活，尤其不等於錢多，那美好又在哪裡呢？

我在北京上師https://read.99csw.com大附中的時候，每一年開學教務主任都有一篇成績報告，說我們今年暑假畢業了多少人，有多少人考上了北京大學，多少人考上了清華大學，多少人考上了南洋交大——就是上海交大。雖然我們是師大附中的，但他連多少人考上師大都不報，大概當時人們心目中就認為這三個學校是最好的，所以我腦子裡邊也總以為，將來我要上大學就應該上這三個學校。

我在西南聯大讀過四個系——不過都沒念好，高中統考填志願的時候我問一個同學：「你考什麼專業？」他說：「像我們這樣不成材的只好讀文科，像你們念得好的都應該讀理工科。」因為那時候都覺得，沒出息的才去念文科，這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氣，所以我一年級念的是工科，入土木系。說來也挺有意思，中學的時候我根本沒想到將來要學什麼專業，只是看了豐子愷的《西洋建築講話》，從希臘羅馬的神殿，一直講到中世紀的教堂建築，我覺著挺有意思，於是就想學建築。大學一年級不分專業，學的都是機械系的公共必修課，比如初等微積分、普通物理，這兩門是最重要的，還有投影幾何、製圖課。第一學期我還認真地學，可是到了第二學期，興趣全不在這些，於是決定改行，開始有意識地補充了一些文科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