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的第三階段，部分是語義階段的轉換，部分是更前的一個階段即語音階段的轉換。這是個人經驗進入行動的過渡，不論他自己意識與否，別人是觀察得到的。我們可以把這個階段稱為語言的行為階段。在低等動物中，這是在語音輸入后我們唯一可以觀察到的語言階段。實際上，這個階段人人都有，除非有這樣一個特殊的人，他的任一給定通道都作了特殊的規定。這也就是說，一個人只有通過另一個人的行動才能了解後者的內心思想。這些行動由兩個部分組成，其一是直接的顯見的行動，這類行動我們也可以在低等動物中觀察到，另一是信碼化了的和符號化了的行動系統，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談話或書寫的語言。

通常，我們都把通訊和語言僅僅看作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手段。但是，要使人向機器、機器向人以及機器向機器講話，那也是完全辦得到的。舉例說，在我國西部和加拿大北部的荒僻地區，有許多地方造于建立電站，這些地方和工人居住的任何居民點相距很遠，要是為了這些電站的緣故而去建造新的居民點的話，那麼這些電站就嫌太小了，雖則它們又渡有小到可以被電力系統予以放棄的程度。因此，經營這些電站的理想方法是，不用留駐人員，在管理師定期前往檢查的前後幾個月內，讓它們實際上處於無人照管的狀態中。

我們把機器列入格言領域，然而幾乎全盤否定了螞蟻的語言，讀者也許對此感到奇怪。但是，在製造機器時，賦予機器以人的某些屬性，這對我們講求常常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這些屬性則是動物界成員所不具有的。如果讀者願意把這一點看作我們人格的具有隱喻意義的擴張，那我歡迎這樣看法，但我要提醒他注意這一點：對於新型機器而言，一當我們不再給予人的支援時，它們是不會因之而停止運轉的。

再者，普通人茶餘酒後的談話，語音學上是好的，語義學上則是不好的。

因此，語言進化論乃是生物學上作過細緻研究的達爾文進化論的前驅。這個進化論事實上是有效的，它很快地就在生物進化論所不能應用的地方開始顯示出對於後者的優勢。這也就是說，人們是把語言看作獨立的、准生物學的實體，其發展完全是由它的內在力量和內在需要來規定。事實上，語言是與人類交際同時產生的現象，它受到一切社會力量各自不同的交際模式的影響。

認為希伯萊語是天國的語言，而語言的混亂是從建築巴比倫通天塔的時候開始，這種早期的玄想除了作為科學思想的原始跡象外，我們這裏無須給予更多的興趣。但是，語言學思想的後來發展卻長期保持著一個與此類似的樸素觀念。各種語言彼此相關，它們都經歷著進步的過程，這些變化終於導致全然不同於過去的語言等等現象，對此，文藝復興時代的那些目光敏銳的語言學家不可能長期不予注意。一本象杜康：《中世紀拉丁辭源》（Ducange』sGlossarium Mediae atque Infimae Latinitatis）那樣的書籍，要是不弄清羅馬語不僅源出於拉丁語，而且是源出於拉丁俚語的話，那是不可能編纂出來的。一定有過許多學識高深的猶太教拉比，他們深深認識到希伯萊語、阿拉伯語和敘利亞語之間的類似。當東印度公司在臭名遠揚的W?赫斯汀斯（Warren Hastings）的勸告下在威廉灘創辦起該公司的東方研究學校后，人們就再也不能忽視下述的事實了：希臘文和拉丁文作為一方，梵文作為另一方，其實都是從同一種衣料剪裁下來的。在上一世紀初，格列姆兄弟（brothers Grimm）和丹麥人臘斯克（Rash）的工作，不僅表明了條頓語要納入所謂即歐語系的軌道，而且還進一步弄清了這些語言的彼此關係，又弄清了它們和一個設定的原始共同語言的關係。

以上所講的至少是一個關於神經行為的合理理論。語義接收器在接收和翻譯語言時並非逐字進行的，而是一個觀念跟著一個觀念，往往還要採取更加一般的方式來進行。

在本章后一部分，我們將會看到，編碼消息和解碼消息的採用，不僅對人是重耍的，而且對其他生命體以及人所使用的機器也是重要的。飛鳥之間的通訊，猴子之間的通訊，昆蟲之間的通訊以及一切諸如此類的通訊，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信號或符號，這些信號或符號只有建立該信碼系統的參与者才能理解。

這些高度有組織的和固定的裝置無疑在人腦中存在著，我們在那些與特定感官相聯繫的部位上可以找到它們，在別的地方也可以找到，除此以外，人腦中還存在著特殊的開關和連結，它們似乎是為了特定目的而暫時形成的，諸如學習反射以及其他。為了形成這些特殊的開關，一系列備用神經元一定可以為此目的而裝配起來的。當然，神經元的裝配問題是和一系列用來裝配的神經元的突觸閾有關。鑒於神經元不是處在這種暫時性的裝置之中，便是處在這種暫時性的裝置之外，所以，值得給它們一個特殊的名稱。

語言的磨損可能是由幾個原因引起的。語言也許只是力圖反抗跟它搗亂的自然趨勢，也許只是力圖反抗人們有目的地攪亂其含義的企圖。正常的通訊談話，其主要敵手就是自然界自身的熵趨勢，它所遭遇到的並非一個主動的、能夠意識自己目的的敵人。而在另一方面，辯論式的談話，例如我們在法庭上看到的法律辯論以及如此等類的東西，它所遭遇到的就是一個可怕得多的敵人，這個敵人的自覺目的就在於限制乃至破壞談話的意義。因此，一個適用的、把語言看作博奕的理論應能區分語言的這兩個變種，其一的主要目的是傳送信息，ｈttｐs://ｒeａｄ•９９ｃsw•ｃｏｍ另一的主要目的是把自己的觀點強加到頑固不化的反對者的頭上。

但是，儘管通訊機構變得如此之有效，它們還是要象經常碰到的情況那樣，受制於熵增加這一壓倒一切的趨勢，受制於信息在傳送過程中要逸失掉的這一壓倒一切的趨勢，除非我們引入某些外界的動因去控制它。我已經提到一位具有控制論思想的語言學家所提出的一個有趣的語言學觀點——語言是講者和聽者為反對種種混亂的力量而共同採取的對策。以這種描述為基礎，B．曼德勃洛特（Benoit Mandelbrot）博士曾在一種最適當的語言中做過若干關於字的長度分佈的計算，並且把這些結果和各種現存語言中所算出的分佈進行比較。曼德勃洛特的結果表明：在一種最適當的即符合於若干假定的語言中，字的長度非常確定地表現出了一定的分佈。這種分佈和Esperanto或Volapuk這類人造語中所找到的字的長度的分佈是很不相同的。另一方面，它又和大多數的、經過幾百年考驗的實際語言中的字的長度的分佈極為相近。的確，曼德勃洛特的結果並沒有給出一個關於字的長度的絕對不變的分佈，在他的公式中，還存在著若干必須進行選定的量，或者，如數學家所講的，還存在著若干參量。但是，適當選用這些參量，則曼德勃洛特理論所導致的結果就和許多實際語言中的字的分佈非常密切地吻合，這就說明了它們之中存在著某種自然選擇，說明了一種語言形式如果由於自身有用和有生存價值而生存下來的話，那它一定是採取了一種並非不近似於最適當的分佈形式的。

語義的接受要藉助記憶，所記下的東西都長期保留著。在重要的語義階段中，凡是抽象的類型都不僅要和人腦中神經元局部裝置建立固定的聯繫，例如，和那些在知覺幾何圖形時一定起著重要作用的神經元局部裝置有聯繫，而且它們還和神經元叢（internuncial Pool）的若干部分所構成的抽象探測器有聯繫。神經元叢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暫時裝配起來的，它們是一組一組的神經元，可以形成種種較大的裝置，但不把神經元永遠固定地封閉在該裝置中。

當然，線路和接收裝置的關係可以處理得如此之完善，以致從線路傳送能力的角度來看信號所含的信息量。或從機器操作的角度來度量已經執行了的命會的信息量，都和線路及其接收裝置構成的複合系統所傳送的信息量相等。但是，一般說來，從線路到機器，中間還有一個轉換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信息可以逸失而永不再得。的確，除最後的或生效的階段外，信息傳送過程可以含有好幾個依次相續的傳送階段；而在任何兩個階段之間，都存在著信息轉換的活動，都可以使信息逸失。信息可以逸失而不再得，如前所遠，乃是熱力學第二定律的控制論形式。

在中世紀，性質在變化著的拉丁語一直都是牧師們和全西歐學者所通用的語言，其中最好的拉丁語是書獃子以外的任何人都能完全接受的，正象阿拉伯語直到今天還是許多穆斯林國家所通用的語言一樣。拉丁語之所以有這種餘威，乃是因為使用這種語言的著作家和演說家樂於借用其他語言或在拉丁語本身的框架內去創造新詞，以供探討當時生動活潑的哲學問題之所需。聖?托馬斯（Saint Thomas）的拉丁語不同於西塞羅（Cicero）的拉丁語，但是，西塞羅在其自己的拉丁語中就無法討論托馬斯的思想了。

從理論上講，我們並非不可能建立一種關於語義語言和行為語言的統計學，使得我們能夠很好地量度出它們所含的信息量。的確，根據一般的觀察，我們可以證明：語音語言在到達接收器時其全部信息量小於原先建出的信息量，或者說，無論如何不比通向耳朵的傳援系統所能傳送的多；還可以證明：語義語言和行為語言二者所包含的信息化語音語言還要少。這個事實又是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必然結論，而且，在每一階段中，如果我們把所傳送的信息看作一個適當信碼化了的接收系統所能傳送的最大信息量，那麼上述事實必然是真的。

換言之，使小猩猩不能學會講話的障礙物與語義有關，而與語言的語音階段無關。

從很早的時候起，人們就認為語言是一種神秘的東西。斯芬克斯之謎（the riddle of the Sphinx）就是關於智慧的一個原始概念。的確，「riddle」（謎）這個字本身就是從「to rede」（解謎，或猜出來）的字根引申出來的。在許多原始民族中，書寫和巫術並無多大區別。在中國的若干地區，人們對書寫尊重到如此地步，以致破爛的舊報紙和毫無用處的斷簡殘篇都不願意扔掉。

鳥類之能夠在極大的局限性下模仿人語，那是因為它們都具有下述若干共同的特徵：它們都是社會生物，壽命較長，又具有記憶力，後者除以人的精確記憶作為衡量的標準外，從任何方面看來都是極好的。毫無疑問，會講話的鳥，在專門教導之下，能夠學會運用人和動物的聲音，而且，如果人們留心去聽，其中至少具有某種可以理解的因素。

迄今未能做到這一點的原因並不完全在於黑猩猩的智力不足，因為也有有缺陷的衣冠禽獸，他們的頭腦足以使黑猩猩感到羞愧難當。這恰恰不是畜生講話或要求講話的問題。

讓我們帶著這些忠言回過頭來討論一個現代的觀點，即把語言翻譯的操作以及由耳與腦進行語言解釋的有關操作來和人工通訊網路的演績及其耦合過程這兩個方面予以揉合的觀點。人們將看到，這個觀點實際上是和現代的並曾經一度被看作異端ｈｔtｐs://ｒeａd•９9ｃsw.com的葉斯柏森及共學派的見解相一致。語法不再象原先那樣規範化了。它變成了與事實相一致的東西了。問題不在於我們應該使用什麼信碼，而在於我們用了什麼信碼。在我們仔細研究語言的時候，規範化問題的確起著作用，而且非常微妙，這些都是真的。但是，它們是代表通訊問題中的最後成長出來的美麗的花朵，而不是代表通訊問題中的最基本的那些階段。

從名字巫術出發，只要前跨一步，就可以達到更深刻、更科學的語言興趣了。就象根據原文來鑒定口碑和手抄珍本的興趣一樣，這種語言興趣也可以回溯到古代的一切文化。一本聖書必須保持其原來面目。如果有種種異文，那就要由某位擅長鑒定的註釋家作出決定。因此，基督徒和猶太人的聖經、波斯人和印度人的聖書、佛教徒的典籍以及孔丘的著作都各有其早期的註釋家。為了維護真正的宗教，人們所努力的都歸結為文字的修養，而原文鑒定就是智力訓練的最古老的方式之一。

動物的語言除在通訊性質方面有上述的限制外，它們還非常普遍地受到物種的約束，在該物種的歷史上一成不變。一隻獅子的咆哮聲和別的獅子的咆哮聲極其相近。然而，有些動物，例如，鸚鵡、燕雀和烏鴉，似乎能夠學會周圍環境的聲音，特別是能夠學會其他動物和人的喊叫聲；它們還能夠改進或擴大自己的語彙，雖則改進的範圍非常有限。

在本書中，我們已經強調了人的非凡的學習能力，指出它是人之所以異於其他物種的一個特徵，這個特徵使人的社會生活成為一種本質上完全不同於蜜蜂、螞蟻以及其他社會性昆蟲的社會生活，雖則二者，有其表面上的類似。有關兒童與世隔絕到超過通常學習語言的正常臨界年齡的材料也許不是完全無可非議的。「狼孩」的故事曾使吉卜林（Kipling）寫出他所幻想的《叢林之書》（Jungle Books），這些故事以及書中所講的公立學校的熊和英國陸軍學校的狼等，其本來面目之荒誕程度是那樣地難以合人置信，就跟《叢林之書》中經過幻想潤色后的情況之難以令人置信近乎相同。但是，有證據說明，臨界期是存在的，在此期內，學習講話最為方便；倘若過了這個時期還沒有機會跟自己同類（不管是什麼種族）接觸的話，那麼，語言的學習就變成受限制的、緩慢的和十分不完全的了。

直到O?葉斯柏森（Otto Jespersen）的近著問世，任何著名的語言學派都未必是足夠客觀地給自己的科學提出一個合乎實際所講的和實際所寫的語言表象，他們所提出的毋寧說是一種陳腐淺薄的東西，企圖教愛司基摩人講愛司基摩話，教中國人寫中國字。

和這一切表現密切相關的乃是「名字巫術」，這個現象就是具有一定文化的人們要在一生中使用好幾個假名，其用意就是不讓弄妖術的人知道他們的真名並加以利用。在這類例子中，我們最熟悉的莫過於猶太人的上帝耶和華（Jehovah）這個名字了，這個字里的母音都是從上帝的另一個名字「Adonai」取來的，這樣做就是為了不讓至尊之名可能被不敬之口所褻瀆。

我不知道是否有任何一位語言學家曾經做過專門的觀察並提出理論上的陳述來把這兩類語言依我們的目的作出必要的區分，但是，我完全相信，它們在形式上是根本不同的。

我以後在討論語言和法律的那一章中將進一步講到辯論式的談話。

到了文藝復興時期，拉丁學者的藝術標準變得更高了，有一種愈來愈強烈的趨勢要把古典後期的新辭記全部剷除掉。在文藝復興時期著名的義大利學者手裡，這種改造過的拉丁語可以是而且常常是一種藝術品；但是，掌握這種優雅而精緻的工具所必需的訓練，對於科學家講來，超過了作為一項次要訓練所需的程度，科學家的主耍工作畢竟是關心語言的內容，而不是關心形式的完整性的。結果是，教拉丁語的人和用拉丁語的人逐漸分成兩類，距離愈來愈大，事情竟然達到了這個地步，除了最精緻的和一無用處的西塞羅語言外，教師完全不教自己學生別的東西．在這種無所事事的狀態中，他們除了作為拉丁語專家外，終於失去了自己的任何作用；當拉丁語專業因此而變得愈來愈不合乎一般的需要時，他們就又失去了自己的作為拉丁語專家的作用。為了這一驕傲自大的過失，我們現在不得不付出代價，那就是，我們欠缺一種適用的、遠比Espereanto這類人造語更加優越並且能夠更好地適應現代需要的國際語言。

因此，我們從發電站接收命令的方法導出一個新的概念。在發電站中，電門的開和關、發電機周相的調準、水閘流量的控制以及渦輪的開或關等實際演績，其自身都可以看作一種語言，都具有一個由其自身歷史給出的行為幾率系統。在這一結構中，每一可能的命令序列都有其自身的幾率，據此來傳送其自身的信息量。

在一定意義上說，這種接收器能夠喚起全部過去的、其形式已經有所變化的經驗，而這些長期保存下來的東西在語義接收器的工作中並非無關宏要的部分。

我是作為一位語言學家的兒子而受到教育的，關於語言的本質和技巧等；問題，我從做小孩的時候起就感到興趣。現代通訊理論對語言理論所促成的那樣全面的革命，其成果不可能不影響到過去的語言學思想。由於我父親是一個非常異端的語言學家，他的傾向是把語言學引到和現代通訊理論對之發生種種影響的非常相同的方向上，所以我想在下面談一點我個人關於語言史和語言理論史的業餘研究。

小猩猩特別象小孩，在智力方面，它顯然和小孩相等，甚至九_九_藏_書有可能超過小孩。但是，為什麼一隻在人的家庭中養大的並且受到一兩年言語訓練的黑猩猩仍然不會使用語言作為表達方式，僅能偶爾發出嬰兒式的話語呢？動物心理學家對此不能不感到驚奇。

可惜，古典主義者的態度常常是知識界俗人所不能理解的！我最近在一次學生畢業典禮的會上有幸聽到一位古典主義者的致辭，他悲嘆當前學習的離心力增大了，這使得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和文學家之間的距離變得愈來愈大。他用一次想象中的遊覽來說明這種情況：他給復活了的亞里士多德充當嚮導和顧問，去參觀一所現代的大學。他從現代知識的各個領域中的專業行話所構成的笑柄講起，—一列舉，自以為這是向亞里土多德提出令人震駭的種種例證。我不知道可否評論一下：我們所擁有的關於亞里士多德的全部遺產都只不過是他的學生們的學習筆記，這些筆記是用世界史上最最晦澀難懂的專業行話寫下來的，它們對於當時任何一位沒有在亞里士多德學園學習過的希臘人講來都是完全無法理解的東西。由於這種行話已被歷史奉為經典，於是它自身就變成了古典教育的對象。這樁事情和亞里土多德無關，因為它發生在亞里士多德死後，而不是發生在他的生時。重要的事情是，亞里士多德時代的希臘語是隨時準備向一位才氣煥發的學者的專業行話讓步的；與此相反，他的飽學的和個人尊敬的繼承者們的英語卻不願意對現代言語的同樣需要作出讓步。

理所當然，沒有一種通訊理論能對語言問題避而不論。事實上，語言，從某種意義講來，就是通訊自身的別稱，更不用說，這個詞可以用來描述通訊得以進行的信碼了。

黑猩猩完全沒有建立起一種機構，能把它聽到的聲音轉變成據以組合自己觀念的東西或者轉變成複雜的行為樣式。關於陳述中的第一點，我們無法證實，因為我們沒有觀察這種現象的直接方法。關於第二點，那完全是一個顯著的經驗事實。它可能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是，人建立了這種機構，這一點是完全清楚的。

在上一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語言史被人們歸結為一系列經常表現出對於語言本質驚人無知的教條。當時人們對達爾文進化論的模型理解得過於呆板、過於盲目了。因為這一整個論題和我們關於通訊本質的見解有著最為密切的關係，所以我要用一定的篇幅來評論它。

人類通訊和其他動物通訊的不同之處就在於：（甲）所用的信碼是精巧而複雜的；（乙）這種信碼具有高度的任意性。許多動物都能使用信號來溝通彼此之間的情緒，並在這些情緒信號的溝通中表示敵人或同類異性的出現，而且這類消息是細膩到極為豐富多樣的地步的。這些消息大都是暫時性的，並不存貯起來。把這些信號譯成人語，則其中大部分是語助詞和感嘆詞；雖然有些信號可以粗略地用某些字眼來表示，它們似應賦予名詞或形容詞的形式，但是，動物在使用它們時是不會相應地作出任何語法形式的區分的。總之，人們可以認為，動物的語言首先在於傳達情緒，其次在於傳達事物的出現，至於事物之間的比較複雜的關係，那就完全不能傳達了。

要想確定人的通訊儀器的語音機制的特徵，雖然是可能的，但也是困難的；因此，要確定何者是語音學上有意義的信息並對它作出度量，同樣是可能的，但同樣也是困難的。舉例說，耳和腦顯然都具有一個有效的頻率限制器，用來阻斷某些高頻的進入，這些高頻聲音是能夠穿過耳朵或是能夠通過電話傳速到耳朵的。換言之，不管這些高頻信號能給合適的接收器帶來什麼樣的信息，都不會給耳部帶來任何有意義的信息量。但是，更困難的問題則在於確定和度量語義學上具有意義的信息。

這種不恰當的語法修辭病，其後果是到處都可以看到的。在這些後果之中，也許，首先就是拉丁語被自己兒女所扼殺，就象古典諸神的前輩被其後輩所扼殺一樣。

然而，除人以外，在動物界中，即使是最會發音的動物也不能象人那樣地善於給予新音以意義，並在語言記憶的範圍內把特定的信碼化了的聲音存貯起來，更沒有能力去形成羅素之用來表示關係、類和其他實體等「高級邏輯類型」的符號。

語言的第二方面，或語義學方面，與語言的意義有關。舉例說，把一種語音譯成另一種語言時，字義之間的不完全等當就限制著這一語言的信息向另一語言流動，其中的種種困難是顯而易見的。按照同在語言中出現的統計頻數，人們可以選出一個詞彙序列（兩個字構成的或三個字構成的字組），來求得和一種語言（例如英語）顯然相似之物；由此而得到的胡言亂語也會與正確英語具有顯著的令人信服的相似性。從語音學觀點看來，這種有意義的言語的沒有意義的類似物實際上等同於有意義的語言，雖則它在語義學上是妄語；與此相反，一位富有學識的外國人所講的英語，儘管在發音方面帶有本國的特徵，或者，他講的是半文不白的英語，卻都是語義學上好的而語音學上不好的英語。

實際上，我們向機器在接發出的語言包含著一個以上的步驟。如果單從線路工程師的觀點來考慮，那麼沿線路傳遞的信碼自身就是完整的。對於這種消息，控制論或資訊理論的全部概念都可以應用上去。我們可以在其全部可能的消息系集中決定其幾率，然後按第一章中闡明的理論取讀幾率的負對數，這樣就可以估算出它所攜帶的信息量。但是，這並不是線路實際傳送的消息，而是該線路和一理想接收裝覆聯結時所能傳送的最大信息量。實際使用的接收裝置所能傳送的信息量則取決於該裝置對於收到的信息的傳送能力或使用能力。

如我已經指出的，我認為，九_九_藏_書它們頗為接近於神經生理學家所講的神經元叢。

但雖然如此，我還是要指出：語言不是生命體所獨具的屬性，而是生命體和人造機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共有的東西。我還要進一步指出：人在語言方面的優越性最清楚不過地代表了一種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是賦予人的，而不是賦予人的近親——類人猿的。

我已經講過，用任何方法傳遞消息或者從外部來干預它們，都會降低它們所含的信息量，除非利用新的感覺或原先處在信息系統之外的記憶饋進新的信息。如前所述，這一陳述就是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另一說法。現在讓我們考慮一下本章前面所講的那種用來控制小型電力站的信息系統。重要的問題不僅在於我們傳送給線路的信息，而且在於這個信息經由終端機械裝置去打開或關上水閘、校準發電機以及完成類似的工作時還剩下什麼。在某種意義上，這個終端裝置可以看作附加於傳送線路的過濾器。從控制論觀點看來，語義學上具有意義的信息乃是通過線路以及過濾器的信息，並非僅僅通過線路的信息。換言之，當我聽到一段音樂時，大部分聲音都進入我的感官並達到我的腦子。但是，如果我缺乏感受力和對音樂結構的審美理解所必需的訓練的話，那麼這種信息就碰到了障礙，反之，如果我是一個訓練有素的音樂家，那它就碰到了一個可以對它作出解釋的結構或組織，從而使這種模式在有意義的形式中展示出來，由是產生了審美價值和進一步的理解。語義學上具有意義的信息，在機器中一如在人體中那樣，乃是能夠通過接收系統中的激活機構的信息，儘管存在著人或自然乃至人和自然二者結合起來的搗亂企圖。從控制論觀點看來，語義學界定了信息意義的範圍並使它在通訊系統中免於逸失。

講到這裏為止，我們已在本章討論了以機器為終端的通訊系統。在一定意義上說，一切通訊系統都以機器為終端，但是，普通的語言系統則是以特殊種類的機器為其終端，這種機器叫做人。人，作為終端機器，有一個通訊網路，可又把它區分為三個階段。對於普通口語講來，人的第一階段是由耳以及與內耳作經久和固定聯繫的那一部分大腦機構所組成。這個儀器，當它和空氣中的聲音振動儀器或電路中的性質相當的儀器連結時，便代表一種和語音學有關的機器，即和聲音自身有關的機器。

但即使是上述這些動物，也不象人那樣方便地使用任何可以發出的聲音作為信碼來表示這種或那種意義，不象人那樣方便地把這種信碼傳達給周圍的人群，使得信碼系統成為公認的、為該群內部所理解的語言，而對該群外部講求，則又幾乎沒有意義可言。

在原始人群中，就有效的社會生活而言，社會的大小受語言傳送困難的限制。在好幾千年裡，這個困難足夠使國家的最適當人口減編到幾百萬人左右，一般還要少些。值得注意的是，超越這個限度的大帝國都是靠通訊工具的改善來維持的。波斯帝國的心臟就是皇家大道和沿路設置的傳送皇帝詔書的驛站。羅馬大帝國之所以能夠建立，只是由於羅馬築路技術的進步。這些道路不單是用來調動軍團，而且也用來傳送御詔。使用飛機和無線電，統治者的話就可以傳播到地球的每個角落，以前妨礙建立「世界國家」的許許多多因素現在已經消除了。人們甚至可以作出這樣的主張：現代通訊迫使我們去調整不同的無線電廣播系統和不同的航空網等國際性的要求，這就使得「世界國家」成為不可避免的東西。

這樣，我們就給人的通訊的最簡單因素奠定了基礎：當兩個人是面對面的時候，他們是通過語言的直接使用來通訊的。電話、電報以及其他類似的通訊手段的發明，表明了人的通訊能力根本不受個體直接出現與否的限制，因為我們有許多辦法把通訊工具帶到海角天涯。

但是，我將表明，這僅僅是作為可能性而加之於人的，它必須通過學習才能成為有益的東西。

言語乃是這樣一種特殊的人類活動，以致人的近親和他的最積極的模仿者也無法掌握。黑猩猩所發出的為數不多的聲音，的確，具有大量的情緒內容，但是，這些聲音在明晰程度上是缺乏精細性的，在組織程度上是缺乏可以重複的準確性的，而這二者卻是把它們改造為一種遠地貓叫更為準確的信碼的必耍條件。此外（這更加表明這些聲音和人語不同），黑猩猩所發出的這些聲音通常是一種不用學習的、生來就有的表示，不是特定社會團體中的成員經過學習而後表現出來的東西。

現在讓我提請讀者注意一個也許被認為完全不成問題的問題，即黑猩猩為什麼不會講話的道理。黑猩猩的行為長期都是那批跟這些有趣的動物打交道的心理學家的一個謎。

那麼，為什麼我們不能強迫黑猩猩講話呢，又為什麼不能強迫兒童不講話呢？為什麼要講話的一般趨勢乃至於語言之表露于外和蘊藏於中的一般方面對於大批人群說來是如此之一致，而語言的這些方面的特殊表現又是如此之千變萬化呢？部分地闡明這些問題對於理解以語言為基礎的社會講來至少是具有本質意義的。當我們說，人異於人猿，他特別具有使用某種語言的衝動時，我們只不過在陳述一些基本事實而已；但是，特殊語言之得以使用卻是一個應該在每一特殊情況下進行學習的問題。我們對信碼和講話的聲音都會心神專註，而我們對信碼的專註又能夠從言語方面擴展到與視覺刺|激有關的方面去，這些顯然都是人腦自身的特性。但是，在這些信碼之中，沒有一點點斷片會象多種鳥類的求愛舞或者象螞蟻識別並驅逐突然闖到巢穴里來的不速之客的辦法那樣地作為預定和諧的典則而印刻在我們心中的。言語的天賦不能回溯到分裂于通天ｈｔtps://ｒeａd.9９csw.cｏｍ塔中的亞當後裔的共同語。它完全是一種心理衝動；言語不是天賦的，言語能力才是天賦的。

作為一門控制語言意義逸失的學科，控制論應用於語義學方面的願望已經在若干問題上得到了實現。看起來，在粗糙的信息和我們人類能夠有效使用的信息之間，或者，把這句話改變一下，在粗糙的信息和機器能夠有效操作的信息之間，作出某種區別是必要的。依我的意見，這裏的基本區別和困難是由於如下的一個事實產生的：對行動有重要意義的，與其說是發出的信息量，不如說是進入通訊裝置和存貯裝置的足以作為行動扳機的信息量。

耍做到這一點，有兩樁事情是必要的。一是引進自動化機器，要它保證在發電機沒有達到正確的頻率、電壓和周相以前，不可能和匯流條或連接環接通；還要它以同樣方式來防止電的、機械的和水力方面的偶然事故。如果電站的日常運轉不會中斷，也不會不正常的話，那麼這種管理方式就夠用了。

這種情況也許有幸，也許不幸；多數的黑猩猩，事實上是所有迄今觀察到的黑猩猩，都堅持要做一個好猩猩，而沒有變成准人類的白痴。但雖然如此，我以為，一般的動物心理學家都頗為渴望著黑猩猩由於沾染更多的人類行為方式而給它的類人猿祖先丟臉。

對於被我們看作天生技巧的許多其他能力說來，這個觀點大概也是真的。如果一個小孩長到三、四歲還沒有走過路，那他也許一輩子都不想走路了。對干正常的成年人講來，步行習慣可以變得比駕車習慣還要困難些。一個人如果從小就是瞎子，後來通過白內障切除手術或角膜移植手術而復明了，那麼，當他去做原先在黑暗中完成的那些動作時，恢復了的視覺在一個時期內除了帶來混亂外，肯定一無用處。這個視覺可以一點也不比他小心學到的、價值很可疑的新才能更有用處。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認為，言語是正常表現出來的人類全部社會生活的中心，如果人不在適當時期學會講話，那他的全部社會品格就會停止發展。

一般而言，言語是人所特有的；特殊形式的言語則是特殊社會集體的成員所特有的——這個事實最最值得人們注意。首先，看一看現代人的整個廣闊的活動範圍，我們就會有把握地說，沒有一個社會不為構成此社會的個體在聽覺或智力方面的殘缺不全而變得支離破碎，因為這個社會沒有自己的言語樣式。其次，言語的一切樣式都需要有一個學習過程，雖然十九世紀時有過建立發生學的語言進化理論的種種嘗試，但是，我們找不到一丁點兒作出下述假設的一般理由：現代言語的全部形式都是源自某個單一的、原始的言語形式。十分清楚，如果讓一批嬰兒單獨生活，他們也會企圖講話的。但是，這些企圖只是表明他們自己具有發出某種聲音的願望，並不因此表明他們是在模仿任何現存的語言形式。幾乎同樣清楚的是，如果有個由兒童所組成的社會，其成員在形成言語的臨界年齡內，卻沒有機會接觸到他們長輩的語言，那他們還是會發出某種聲音的，儘管這些聲音很不順耳，但無疑是一種語言。

鑒於混合語的存在，例如佛蘭卡語、斯華希尼語、意第緒語、支奴千土語、甚至還有在相當範圍內的英語，所以有人企圖給每種語言找出一單個合法的祖先，而把參与創造這種語言的其他語言僅僅看作新生嬰兒的教父或教母。有過一種學究氣的區分辦法，即把合乎已有規律的、合法的語音形成物同臨時語、民間語源和俚語等等之類的令人生厭的、非正規的東西區別開來。在語法方面，最初的企圖是強迫不論其來源為何的一切語言都穿上一件用拉丁語和希臘語裁製成的緊身衣，繼之而來的卻是另外一種幾乎同樣雷厲風行的企圖：要給每種語言擬訂出其自身的語法結構形式。

總的說來，人對語言的興趣似乎是一種天生的對編碼和解碼的興趣，它看來在人的任何興趣中最近乎人所獨有的。言語是人的最大興趣，也是人的最突出的成就。

也許有人認為，歐洲民族語言的興起必然要標志著拉丁語作用的結束。但情況並不如此。在印度，新梵語雖然有所發展，但梵語直到今天還表現出極大的生命力。我講過，穆斯林世界就是統一在古阿拉伯語的傳統之下的，雖然大多數的穆斯林並不講阿拉伯語，而今天所講的阿拉伯語也已經分化為許多很不相同的方言了。一種不再是一般通訊所用的語言完全可能在若干世代甚至若干世紀之內一直是學者所用語言。希伯萊語在基督時代已經廢棄不用，但現代希伯萊語在消滅了兩千年之後還活著，的確，它又變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種現代語了。至於我現在所討論的只不過涉及拉丁語作為學者語言的有限用途而已。

但是，情況不會這樣簡單。發電系統的負載是由許多可變因素來決定的。其中有經常變化的工業方面的需要，有使系統的某一部分停止運轉的臨時事故，甚至還得包括天上的烏雲在內，它可以使成千上萬的辦公室和家庭在白晝打開電燈。這樣一來，自動電站就得跟那些有工人管理的電站一樣，必須處在負載調度員的經常監督之下，他一定得能夠給機器發布命令，而他是把相應的碼化信號發給電站來做到這一點的，發訊的辦法或是通過為此而設計的特定線路，或是通過已有的電報線或電話線，或是利用電線本身作為傳送系統。另一方面，要使負載調度員得心應手地發出命令，他必須事先洞悉發電站的工作情況。特別是，他必須知道他所發出的命令究竟是已經得到執行還是由於裝備的某種缺陷而受到阻礙。因此，發電站的機器一定得能夠把回訊送給負載調度員。於是，這裏就有了由人發出語言並且指向機器的一例，也有了與此相反的即機器向人講話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