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 他認為烏托邦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因為從人們的塵世生活的利益來說，這是最明智、最恰當的制度. 上帝規定人們按照自然法則來生活. 因此，必須遵循本性的要求，要用理性去判斷：應該追求什麼，應該避免什麼，才不至於因為最小的快樂妨礙最大的快樂. 人是生來要享受幸福的. 刻苦修行，放棄人生的歡樂，是愚蠢的. 人的本性就是要愉快地生活，這就是說，把享受當做我們一切行動的最終目的；德行就是按照本性的要求去生活. 但是，為了更好地安排幸福的生活，理性和本性告訴人們：人生在世要互相幫助. 所以，人們應該在不損害他人利益的條件下追求自己的利益. 烏托邦人的公共道德和關於財富分配的公共法律，就是以這種合理的原則為基礎的. 無怪乎莫爾認為，任何地方也不會有如此高尚的人民，如此幸福的國家.莫爾對烏托邦人的宗教也很重視. 在烏托邦占統治地位的宗教是理性化的宗教，這種宗教拋棄了這位十六世紀的人文主義者的理性所認為多餘的一切成分. 非常有趣的是，莫爾甚至在烏托邦推行了選舉牧師的制度，這種制度在當時剛開始進行宗教改革的情況下是嚴重地違反傳統的.一般說來，在烏托邦占統治地位的宗教所尊奉的，都是從唯理論的人文主義倫理觀點和政治觀點來看所必須加以神聖化的東西. 這個範圍以外的一切事情，都是公民個人的事情；只要不危害社會，都是可以容忍的. 如果危害社會，也不是作為異端處理，而是作為違背正確的社會道德原則處理. 同樣，凡是根本不相信天命和靈魂不死的人都要受到公眾的譴責，為人們所不信任，因為按照烏托邦人的看法，這些人喪失了效忠公共秩序的重要動力.莫爾的這種唯理論的論述，代表了社會主義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早已過去的階段. 然而，隨著歷史的向前發展，空想社會主義的進步意義日趨泯滅. 在十九世紀的空想主義體系中，唯理論的成份已經是反動的東西，而無政府主義者則把這些成分一直保留到二十世紀. 在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之交，唯理論意味著社會思想擺脫了宗教的蒙蔽，因而起了進步的作用.莫爾的那種樂生的倫理觀點，他提倡人們遵循合理的本性要求的主張，甚至他的功利主義，在當時都具有很大的革命意義. 雖然莫爾對舊的東西作了讓步，雖然他也象大多數的人文主義者一樣，力求調和宗教和理性，但是他仍然是一位為建立新的非宗教的世界觀而鬥爭的光榮的戰士.十六世紀初怎麼會產生出這樣一部了不起的作品呢？這部作品是在什麼樣的社會影響下形成的呢？甚至就一個人文主義者來說，莫爾也是一個思考領域極其廣闊的人. 他不僅受過良好的古典教育，而且具有豐富的實際經驗和對周圍社會現象的極其敏銳的洞察能力. 他在《烏托邦》的第一部分中，以極其有力的文學筆法寫下了他從觀察社會現象所獲得的最強烈的印象. 這就是關於土地制度變革和農民失去土地的印象. 在這個時代的農民群眾中間，我們能夠斷定，僅存在一種隱隱約約的、還沒有任何明確的社會理想的不滿情緒.當然，這也可能是我們掌握的材料不夠，因為下層群眾表達其社會願望的方式，並不一定是歷史學家所能理解的. 過了一百五十年以後，在英國革命時期，我們才在英國農村裡看到了一個以「共有」為口號的規模不大的運動，即所謂的掘地派①運動.莫爾的偉大功績，就是他在貧苦農村的不滿情緒的影響下，能夠運用他那人文主義的學識，制定出一種比無產階級化的農民本身的社會覺悟水平高得無可比擬的社會方案.如果說促使《烏托邦》產生的基本動力是原始積累過程在農村中所引起的群眾的疾苦，那麼，在制定烏托邦的各種制度方面，毫無疑問，主要是根據城市手工業的情況. 因此，烏托邦的基層經濟單位具有家庭手工業的性質；因此烏托邦在結構上是城市化的，農業生產是按特殊方式組織的，它是居民（基本上是城市居民）的一種臨時性的義務，等等. 烏托邦的這些特點的產生是十分自然的. 歷史上有不少的事實證明人文主義者和手工業階層中的先進分子有著聯繫. 莫爾本人出身於一個古老的城市家庭，不用說，他必然把城市的生活方式看得比農村的落後狀態高得無可比擬.以莫爾為代表的人文主義知識分子，在歷史上是和剛剛出現的資產階級社會關係有聯繫的. 由於客觀形勢和主觀條件的特殊結合，莫爾在資產階級社會的黎明時期，在看到這個社會走向統治的跡象的時候，read.99csw.com就不但能夠用批判的態度對待這個社會的各項原則，而且還針對這些原則提出社會平等

①生產力能夠迅速增長的思想，莫爾是沒有的. 在莫爾生活的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之交，技術進步的意義在經濟生活中表現得還很薄弱. 我們在《烏托邦》這本書里沒有看到烏托邦社會的技術基礎有什麼特別優越的地方. 但是莫爾深信，在實行有限的六小時工作日的情形下，能夠保證全體公

維. 彼. 沃爾金

后此詞成通用詞. 莫爾《烏托邦》的書名最初是Ｎｕｓｑａｍａ（由拉丁文ｎｕｓｑｕａｍ——「無處」一詞而來）。

①信奉救世主耶穌的早期基督教公社顯然是在小亞細亞及亞歷山大（埃及）等地形成. 基督教關於這些早期公社是在巴勒斯坦產生的說法，並沒有科學根據.在羅馬帝國建立的基督教公社是對奴隸制國家的抗議的一種表現. 這些公社是宗教團體. 早期基督教公社的組織很簡單. 社員召開大會，設立公餐. 在古代基督教文獻中僅僅反映了反抗的情緒：仇恨羅馬、期待世界帝國迅速崩潰，等待「世界的末日」

明智的忠告不能改變這些人對國王的政策的看法，因為這些看法是適合他們的口味和願望的.國王和他的謀臣們固守著陳規舊俗，對於一切新鮮事物總是表示抗拒. 他們從小就充滿偏見，不可能正確地領會哲學家們所講的道理.和希斯拉德交談的人建議他去侍奉一個國王，他回答道：「假如我對某一國王作出有益的條陳，徹底清除他靈魂上的毒素，難道你料想不到我會不是馬上被攆走就是受到奚落嗎？」

托馬斯. 莫爾這位人文主義者和倫敦商界的寵兒，英吉利王國的大法官和那部宣傳以財產共有為原則的社會制度的精彩對話集的作者，是情況複雜的十六世紀最引人注意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他的思想中彷彿集中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一切矛盾，並構成一個獨特的、統一的思想體系. 這個時代是資本主義正在誕生的時代，這時的資本主義正在衝破封建關係的重圍而突飛猛進地成長起來，並已帶有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那些新的社會對抗的萌芽了.莫爾所寫的《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即大家所知道的簡稱為《烏托邦》②的那本小冊子，其影響之深遠在政治和社會文獻中是少有的. 無怪乎《烏托邦》這個名稱成了一定的

①.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產生幻想的未來社會方案的條件所作的這種估計，不僅適用於聖西門和傅立葉的時代，而且也同樣適用於莫爾的時代.莫爾雖有天才，雖然他看出了社會矛盾，而且這些矛盾還引起了他的嚴厲指責，但是，他在他的周圍社會裡卻沒有覺察出能夠消滅這些矛盾的唯一力量的萌芽. 社會的發展還沒有創造出使無產者形成為一個階級所必要的前提，產生科學社會主義的時機還沒有到來.「幻想的方案」

文學形式即空想主義小說的代名詞了，無怪乎它和所謂空想社會主義這一整個思潮相聯繫，並成為這一思潮的起點. 很可能，莫爾本人在總結自己的生活經歷時，認為《烏托邦》的意義比不上他的大法官的職位，或者比不上他反對宗教改革的鬥爭. 我們在莫爾受害四百年之後（他是１５３５年被處死的）重讀《烏托邦》時，比他的同時代的人感到更有興趣.我們對他的活動的其他方面發生興趣，首先因為他是這部精彩的對話集的作者.《烏托邦》是對空想社會主義所特有的某些原理加以明確表述的最早的一本書.這正是它的吸引力經久不衰的原因.如果說古代世界出現過社會主義的因素，我們所指的是：消費性共產主義，人類社會初期財產共有的觀念，以及組織公共生產的模糊思想等. 但是，這一切都只是含混的詞句，只是零星的想法，還沒有連貫成統一的體系. 當我們研究有關《烏托邦》的文獻時，應該注意這些思想因素. 人文主義者莫爾是很熟悉柏拉圖和其他希臘作者的，在這些人的作品里就反映了這些思想. 莫爾在《烏托邦》里提到了早期基督教公社①的神話式的「共產主義」。無疑的，莫爾利用了這類主題，創立了一個新的、經過全面考慮的體系，這個體系是古代奴

①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一個最激進的派別，代表少地的農民和僱農的利益. 掘地派提出原始的「平等共產主義」主張，要求勞動者平分一切土地. ——譯者

民生活富裕.莫爾證明，在技術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能過這樣富裕的生活，是由於烏托邦徹底消滅了寄生現象. 在評論社會寄生現象及其意義方面，莫爾是傅立葉https://read.99csw.com的直接先驅者. 在傅立葉的學說里，我們知道寄生問題佔著重要的地位. 毫無疑問，傅立葉在這個問題上是根據十九世紀的情況發展了《烏托邦》的基本論點的. 莫爾把士紳、上層貴族、牧師、僕役、乞丐看做寄生者.他還把一切生產奢侈品的人和婦女列入這一類；他認為，婦女的勞動力不是使用得完全不合理就是完全沒有利用.在烏托邦，只有從事社會所需要的其他活動的人，而且只有在他們真正擔任著公認為有益的工作期間，才得以免除體力勞動. 例如，國家的官員就不從事體力勞動；根據才能被認為適合於做科學工作的青年也免除體力勞動. 如果經過一定的時期，這些青年有負眾望，就把他們調回體力工作崗位. 反之，如果在從事體力勞動的公民中有人表現出智力活動的才能，就解除他的體力勞動，讓他從事智力勞動去.由於極端缺乏技術進步的思想，要解決所謂「不愉快的」勞動這個問題就非常困難了. 幾乎對於所有空想主義者來說，直到十九世紀為止，這個問題都是一塊絆腳石. 解決這個問題可以有兩條途徑. 一條途徑是：尋找一批公民，他們正好對這類工作有特殊的興趣. 例如，傅立葉悅，兒童具有擔任這類工作的愛好，所以他就把兒童組織起來去擔任成年人所厭惡的工作. 第二條途徑是：通過一定的形式組織強迫勞動. 為了解決問題，這兩種辦法莫爾都採用了. 在烏托邦有一種人，他們出於宗教的動機擔任起不愉快的工作，作為對社會的特殊形式的服務. 但這是不夠的. 於是，在烏托邦又出現了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這個階層的存在看起來似乎是和莫爾的社會主義理論的總的精神相違背的. 但是，從莫爾的角度來說，這類人在他的理想社會中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比起他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來說還前進了一步. 這個階層就是所謂的奴隸. 烏托邦的「奴隸」實質上是被判處終身強迫勞動的人. 奴隸的來源有兩個——俘虜或法庭判決. 必須指出，根據莫爾的說法，凡是在烏托邦受這種懲罰的人在別國都是會被判處死刑的. 而且烏托邦人對本國的自由公民從不採用死刑，他們還把在鄰國被判處死刑的人贖買過來.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莫爾認為烏托邦的「奴隸制」是一件好事，因為這種制度正是針對莫爾時代英國法庭判決的慘無人道而提出的.莫爾的前輩大多數把共有首先了解為消費品的共有. 然而，我們看到，在莫爾的觀念里，中心思想卻是生產的共有.當然，莫爾並不反對集體消費，相反地，他顯然是贊成的.但是，他在這個問題上表現了極大的容忍和實事求是的態度.顯然他懂得，社會關係中的基本東西決定於生產組織，而不決定於消費組織. 因此，我們在烏托邦看到有公共食堂，絕大多數公民都在這裏吃飯. 不過，願意單獨起伙的家庭，也可以從公共市場領到食物. 單獨起伙並沒有什麼害處，因此莫爾是允許的.在對待住宅和土地問題上如果有了單幹思想，就會大大動搖社會的基礎. 這樣，危害共有制的思想的確會得到滋長. 因此，莫爾規定烏托邦的房屋和園地每十年必須抽籤重新分配一次.由此可見，莫爾解決這些具體問題的辦法服從於最高的社會利益，即維護烏托邦社會制度的基本原則.對烏托邦政治制度的描寫具有很大的歷史意義. 烏托邦的全體官員都由公民選舉產生. 下級官員（攝護格朗特）由家長選舉產生，高級官員（特朗尼菩爾及總督）由攝護格朗特選舉產生. 這種民主的管理制度和莫爾時代的政治實況成了一個極其鮮明的對照，因為莫爾的時代正是專制制度發展和鞏固的時代，當時的原則是官員一律由上面委託. 烏托邦的教育制度也具有同樣民主的性質，那裡所有的兒童，不分男女，都受到社會教育，既包括書本學習，也包括實際工作——手工業和農業的學習. 高等教育的組織形式是社會訓練班，凡是預定從事科學活動的青年必須在這裏學習，同時，體力勞動者也可以參加.《烏托邦》一書能有這些民主主義的特點，拿十六世紀的思想水平來說，是很少見的.作為一個思想家來說，莫爾在社會思想史上佔有特殊的地位，他給後代留下了第一個經過全面考慮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方案，——儘管在這個方案里，我們可以找到許多空想主義的特點，這些特點反映了十五世紀到十六世紀英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還不夠高.《烏托邦》這本書的另一個方面也有同樣重大的意義，這就是在論證社會主義原則時所採用的方法.在九_九_藏_書中世紀後半期，我們知道有不少次社會運動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著要求財產「共有」。

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４卷，第５０１頁.

不會做不公道的事，因為國家的一切，包括人民在內，都是屬於國王的；老百姓所以能夠有財產，只是由於「國王開恩」

，由耶穌舉行「末日的審判」和建立神的王國. 後來，號召勞動者溫和馴順的派別在二世紀中葉就逐漸在基督教中佔了上風. ——譯者

①從蘇聯科學院１９５３年出版的俄譯本（ＴｏＭａｃＭｏｐ，）譯E F G H I J出. ——譯者②烏托邦一詞由希臘文的「否」和「地方」兩詞構成，意為「虛無之鄉」。

在莫爾當時的條件下是表達他的大胆的社會思想的唯一可能採用的手段.《烏托邦》第一部的基本內容是關於莫爾那個時代歐洲各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的談話.在談話中，旅行家希斯拉德——他代表的是作者的觀點——尖銳地抨擊了當時在英國已經登峰造極的君主專制制度. 希斯拉德譴責專制君主的對外侵略政策，這種政策不但使被侵略的國家遭到蹂躪，而且也使本國民不聊生.他指出，君主為了貪圖私利，不顧執政者必須關心臣民幸福、保護臣民利益的正確統治原則，而對臣民進行無情的剝削. 希斯拉德斷言，人民選舉執政者是為了人民自己，而不是為了執政者本身. 君主的榮譽和安全在於人民的幸福. 可是，這些合理的原則在國王的宮廷里是沒有人願意理會的. 國王的謀臣們阿諛奉承，隨時都能為那些打算剝削老百姓的決議找出這樣或那樣的論據，他們告訴國王各種各樣加強剝削的方法……為了便利起見，他們臆造出了一種「理論」

，沒有把他們的那一分財產要回來.他們還就這種理論大發謬論，說貧窮會使人民養成忍耐的習慣，而且能保障社會的安寧. 恰恰相反，貧窮永遠是產生動亂的根源：最傾向於革命的，正是那些不滿意現行制度的人. 一個國王，如果他的統治使百姓難以為生，就應該承認自己執政無方.但是，國王們最關心的是怎樣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手段去吞併新的王國，而不是怎樣妥善地治理已經獲得的王國. 為了戰爭，每個國家都擁有大批閑人，這些人不能從事任何和平勞動，並且輕視勞動人民.希斯拉德對和他談話的英國人說：「不管怎樣，為了應付緊急戰爭，養一大批這類擾亂治安的人，在我看來，不利於為社會造福. 你們不要戰爭，就決不會有戰爭，而你們所更應該重視的是和平，不是戰爭.」

這種開玩笑似的指責只是一個開頭，接著他便對農民喪失土地的原因及後果進行了極其深刻而細緻的充滿忿怒的分析. 莫爾和希斯拉德認為，這一過程的起點是羊毛需要量的增加和羊毛價格的上升. 這樣大地主便能夠把他們的地產從經營農業轉為經營養羊業，以增加他們的收入. 國內出產上等羊毛的地區的僧俗地主們很快地想出了這種增加收入的門路，便開始把自己的全部土地改為牧場，把佃農驅逐出去，把所有的村落變成荒蕪之地. 他們用誘騙或暴力的手段迫使凡是有地產的農民都不得不賤價賣掉自己的地產，離開自己久居的地方，因為養羊業不象種地，根本不需要那麼多的人手.這些可憐的人不知何處可以安身，到處流浪，很快就把變賣財產所得的錢花光了；任何人都不需要他們的勞動，他們在被迫之下，或以討飯為生，或是淪為盜賊. 農民越來越窮了，同時那些一向從事羊毛加工和縫製衣服的窮人也越來越窮了. 和羊毛有關的一切業務都落到少數有錢人手裡，這些有錢人任意操縱市場，只顧自己的利益，毫不考慮他人的死活.因此，由於少數人的貪得無厭，本來會對國家有利的事卻變成對國家有害的事了.希斯拉德說，政府本應制止富人橫行霸道，強迫他們恢復農田和村落，讓窮人能夠回來繼續從事農業工作和羊毛加工工作.可是，政府不但不採取任何措施來消滅禍害的根源，反而用各種嚴酷的法律手段來對付那些失去誠實勞動的機會而不得不流浪和偷竊的窮人. 希斯拉德雖然指出了政府應當走那條路，但他並不相信任何明智的忠告會使政府依照這條路去走. 他在另一個地方說到，國家「無非是富人狼狽為奸，盜用國家名義為自己謀利」。

所有這些運動都具有相當明顯的宗教色彩. 共有制被這些運動的發起人宣傳為「上帝的法律」

和古希臘後期的遊記體裁的小說很相近. 這種形式直到十九世紀還保持著它的活力（如卡貝的《伊加利亞旅行記》）。但是，這種形式在九*九*藏*書其他任何歷史時期都未必會比在莫爾的時代更能迎合社會的口味，因為《烏托邦》是在十五至十六世紀的地理髮現已經開始但遠未完成的條件下寫成的. 一些比《烏托邦》早不了多久出版的書如１５０７年的《宇宙誌引論》或１５１１年的《新世界》，莫爾都曾經看過，這恐怕是沒有人懷疑的. 以描寫新發現的國家為內容的書不僅啟發莫爾採用《烏托邦》這種文學形式，而且還為他提供了發揮主題的材料：關於美洲土人及西印度群島土人生活的故事，這些土人「不知道你的和我的有什麼區別」

和共有的原則. 當然，這位天才的單槍匹馬的思想家所制定的「最好的」社會方案是不可能實現的. 莫爾也沒有給自己提出過這樣的任務.《烏托邦》雖然並不象某些資產階級學者所說的那樣是莫爾的一種空洞的消遣文學，但是它也不是一個行動綱領.只有當社會主義思想在馬克思的天才學說里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相結合時，只有當這種思想把廣大的勞動群眾團結在它的周圍時，社會主義才從幻想變成生活中的實際力量.然而，在財產共有原則的最初的預言家當中，莫爾佔有極端重要的地位. 直到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為止，社會主義思想史上還找不出一部堪與《烏托邦》媲美的作品. 莫爾完全有資格被稱做是空想社會主義的鼻祖和空想社會主義的最偉大的代表人物之一.

隸制文化所不能產生的. 空想社會主義作為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來說，只有在新的時代，在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所奠定的基礎上，才會產生. 而最早闡述這個體系的功勞理應歸於莫爾.《烏托邦》的文學形式（到一個陌生國家去旅行的故事）

①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９卷，第２３頁.

的宗教外殼的人，是第一個從理性出發論證「共有制」

「烏托邦」這一標題最初見１５１６年１１月１２日致伊拉斯莫斯函中. ——譯者

莫爾還借希斯拉德的口，同樣堅決而直率地揭露了國內社會關係中最令人怵目驚心的病毒. 莫爾指出，當時的社會突出的首要的和根本的禍害，就是「有大批貴族」。貴族象雄蜂一樣，終日無所事事，強迫自己田莊上的佃農為他們工作.貴族為了增加收入，敲骨吸髓地搜刮純樸的人民，人民辛苦勞動，既要養活貴族，又要養活貴族的大批奴僕. 莫爾這樣指出了英國在十六世紀初期尚未剷除的封建制度的基本矛盾之後，接著又特彆強調地指出了當時的封建關係所具有的新的醜惡特徵，這些特徵是由於已經出現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而產生的.《烏托邦》的第一部分描寫了英國農民在養羊業發展的影響下怎樣被剝奪了土地——這是資本主義關係發展中的一件大事，所有論及十六世紀的英國的作品幾乎都描寫過這件事.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１卷第２４章談到原始積累的過程時兩次引用了《烏托邦》的話.希斯拉德說：「你們的羊一向是那麼馴服，那麼容易餵飽，據說現在變得很貪婪、很兇蠻，以至於吃人，並把你們的田地、家園和城市蹂躪成廢墟.」

，私有制被斥之為違法，為「犯罪」。莫爾是第一個剝掉「共有制「

中國人民大學編譯室譯

，而且生產力也隨之壯大起來，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完全湧現出來時，——只有這時，才能完全克服資產階級式的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它的旗幟上寫道：「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說國王從來

，他們共同使用作為公共財產的土地，鄙視黃金和珠寶……莫爾把亞美利哥. 韋斯浦契的旅伴之一作為他的對話集的中心人物，這件事似乎可以更進一步說明《烏托邦》和這類作品的聯繫.對於莫爾的社會政治思想在十六世紀初期的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水平說來，《烏托邦》形式是再適合不過的了.《共產黨宣言》談到十九世紀初期的偉大空想主義者時說道：「這種幻想的未來社會方案，是在無產階級還處於很不發展狀態……產生的，是從無產階級希望社會總改造的最初的充滿預感的激動中產生的「

這樣，希斯拉德便否認了自上而下進行改革的可能，但是他卻沒有指出與此相反的革命改造方案. 然而必須指出，他的議論中有一個地方彷彿順便提到過「被壓迫者的起義精神」是「高尚的」精神.莫爾不僅分析了社會制度的個別缺點，還探討了消除這些缺點的局部措施. 通過對一些罪惡的分析，他自認為找到了一切社會罪惡的根源.這個根源就是私有制的統治.《烏托邦》第一部分最後談論私有制的幾頁，不但在文學上，而且在邏輯上都是全書的中心點，這幾頁總結了htｔｐs://reａｄ.99csｗ.coｍ上述對英國社會制度的批評，並成為下面描寫理想社會制度的根據.希斯拉德斷言，在私有制度下，既談不到正義，也談不到社會太平. 在私有制度下，每個人都儘可能把一切攫為己有. 不管社會財富有多少，它總是落入少數人手裡；其餘的人的命運就只有貧窮. 前一種人一般都是兇狠奸詐的人；后一種人則是謙虛純樸、每天為社會的福利而勞動、不是為自己私利而勞動的人. 要建立公正的秩序，必須徹底廢除私有制. 莫爾認為，一切局限性的改革都是治標的辦法，不能根治社會的疾病.烏托邦的制度正和歐洲各國的制度相反，它是沒有私有制的制度. 這樣的對比，就其本身來說，在社會政治作品中並不新奇；我們已經說過，許多古代思想家也都作過這種對比. 但是，莫爾在《烏托邦》中抱定的任務是具體地說明：怎樣在沒有私有制的條件下，根據平等原則來組織社會生產.無論這個任務的提出，或是莫爾解決這個任務的方式，都是極需有獨創性的，在這方面，他並無前人可資借鑒.烏托邦社會在經濟上是一個統一體. 國家的最高機關——元老院對各個地區生產的一切產品都進行統計，在必要的時候還進行產品的再分配. 烏托邦的全部土地都是共有財產. 國家可以把勞動力從甲地調到乙地. 對外貿易也由國家經營.可是，生產的直接組織者不是整個國家，而是城市.莫爾所說的國家好象是城市聯盟一樣.烏托邦的基本經濟單位是家庭. 每個家庭從事一定的手工業生產. 家庭的生產工作受國家官員的監督；家庭所生產的產品全部交給國家. 這樣看來，家庭實質上就是一個公共作坊. 還應該補充說明一點：這種家庭不一定是以血統關係為基礎的自然家庭. 甚至可以認為，這種家庭的基本標誌不是血統關係，而是經濟上的結合. 一個兒童如果不願意從事這個家庭所擔任的那種手工業工作，可以按照自己選擇的職業轉到別的家庭中去. 這樣一來，同一家的人可能生活在不同的家庭中，因為每一個家庭只能從事一種手工業工作. 一個家庭的規模超過經濟上的需要時，國家可以把公民從這一家調到另一家去.不難理解，這種家庭手工業生產組織在烏托邦是怎樣產生的. 這種生產組織的真實藍本無疑是中世紀手工業. 在商業資本的影響下，到了莫爾的時代，這種手工業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我們可以說，莫爾在某種意義上恢復了這種手工業制度，不過去掉了它最後新增添的東西. 但是在莫爾這裏，資本的破壞作用不是單純地被消除了，而是被國家的有益領導所代替. 不言而喻，恢復后的手工業制度並不同歷史上的真實情況一模一樣，而是按照作者的總的意圖理想化了的. 但是透過它的理想化的外形，畢竟還可以看出它的本來面貌.整個烏托邦社會幾乎無例外地包括在家庭手工業體系內. 一個公民，只要他同家庭有聯繫，他便同手工業有關係.每個公民都學習一種手藝，手工業勞動幾乎是他一生的基本職業. 在烏托邦，農業不是一種職業，這是莫爾的一個獨特見解，也是烏托邦制度中最引人注意的特點之一.在烏托邦，農業是很受重視的，但是農業工作是按義務勞動制的原則組織的. 每個人必須從事兩年的農業勞動. 只有特別愛好農村生活的人，有時可以申請把這兩年的期限延長.由此可見，烏托邦是沒有真正的鄉村的. 鄉村裡只有農場，人們從城市來到這裏做一個時期的工作，期滿后又從這裏回到城市，繼續從事自己的基本工作. 全體公民的基本住宅區和各項工作的組織中心是城市，城市有它可以用來進行農業工作的固定地區. 這樣說來，在近代的第一部社會主義作品中，就已經提出了消滅城鄉對立的問題，雖然方法是很原始的.手工業和農業所生產的一切產品都是整個社會的財產.公民們從公共倉庫或公共市場領取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在後來的各種烏托邦中，我們看到有形形色|色的給公民分配產品的形式：有的採用算術平均的原則，有的採用按功付酬的原則，還有的採用按需分配的原則. 莫爾在烏托邦實行的是最後一種形式，這也是最徹底的一種形式. 每個家長需要多少產品，就從社會上領取多少產品，他絕不會得不到他所需要的東西. 莫爾已經懂得，這種「按需」分配的前提是產品的豐富. 有了豐富的產品就「無須擔心有人所求超出自己所需」。他確信，在烏托邦一定會有這樣豐富的產品.我們對於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認識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聯繫的. 只有「當每個人都得到全面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