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下落。」葉靈鳳也說過，戴望舒翻譯此書不久，就爆發了抗日戰爭；但是十多年來，他一直在繼續著這件工作。但現在我們能見到只是一些片斷，如《香港文學》1990年第7期登載過的望舒譯稿《吉訶德爺傳》。不管怎麼樣，中國讀者沒能看到望舒的全譯本，這是極為可惜的。

新中國成立后，戴望舒應邀參加首屆中華全國文藝工作者大會，胡喬木點名調任他為新聞出版總署國際新聞局的法文科科長。但他很快就病倒了。1950年2月28日，他在給自己打針時因用藥過量，不幸逝世，時年僅45歲。

創作與翻譯的黃金時期

戴望舒在西班牙還買了阿耶拉全集，阿索林等現代作家的小說和散文集，洛爾迦等當代詩人的詩集等。這些書籍對他回國后從事西班牙文學翻譯起到了莫大的作用。10月下旬，望舒由西班牙回到法國。但他沒能繼續呆下去——里昂大學把他開除了。有人說，被開除的原因並不是他的曠課離校。1934年春季，巴黎以及法國若干大城市爆發群眾遊行，反對法國日益猖獗的法西斯勢力，他去參加了。在西班牙旅遊時，他又參加了西班牙進步群眾的反法西斯遊行。西班牙警方通知了法國警方，於是學校將他開除，並遣送回國了。

1936年10月，《新詩》創刊號誕生。這是戴望舒為中國詩歌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他為之花費了巨大心血。《新詩》社址就設在上海亨利路永利村30號他自己家裡，經費也主要來自他個人的腰包。他出了100元，徐遲和紀弦各拿出50元。《新詩》的編委是一個豪華的陣容，他們是：卞之琳、孫大雨、梁宗岱、馮至、戴望舒。徐遲和紀弦雖然是出資者，卻沒有列入編委之列，只是跑前跑后，做諸如校對、印刷、聯絡等編務工作。《新詩》1937年7月停刊，一共出了10期。在《新詩》上發表作品和譯品的有八九十人，「新月hｔｔps://reaｄ.99ｃsw.ｃｏｍ」、「后新月」和「現代」濟濟一堂。

《雨巷》使他一夜成名

戴望舒與施蟄存當年是一同考進上海大學的同窗好友。戴望舒迷上了施蟄存的妹妹施絳年，由於他的執著追求，1931年春夏之交，施絳年終於心有所動，決定與望舒訂婚。但她提了一個條件：戴望舒要出國留學，取得洋學位並找到體面工作后，才跟他正式結婚。於是，1932年10月8日，望舒搭乘郵船從上海前往法國。那時走海路需要整整一個月。到巴黎后，他一面在巴黎大學旁聽，一面在一所語言學校學西班牙語。但他似乎對學位沒多少興趣，甚至沒有讀書計劃。他在法國忙於寫、譯，這跟他我行我素的詩人性格有很大關係。

這一時期，望舒利用自己手中的刊物，介紹、翻譯了不少外國詩歌，都是現代詩人的作品。如《新詩》第一期上有他自己寫的散文《記詩人許拜維艾爾》和他自己譯的《許拜維艾爾白描像》、《許拜維艾爾自選詩》和《許拜維艾爾論》等。這一關於許拜維艾爾的專輯，在中國第一次比較全面地介紹這位重要的法國當代詩人。《新詩》第二期又推出規模相對小一些的西班牙詩人沙里納思專輯。第三期上有戴望舒譯的《勃萊克詩抄三》。勃萊克現通譯為布萊克，是英國18世紀末、19世紀初重要的詩人兼版畫家。望舒譯了布萊克的《野花歌》和《夢鄉》等作品。《新詩》第七期上有戴望舒用筆名艾昂甫發表的《葉賽寧詩抄》。葉賽寧的作品以俄羅斯鄉村生活為背景，自稱是俄羅斯最後一位田園詩人。最重要的，還數第七、第八期上分期發表的戴望舒譯的梵樂希（現在通譯為瓦雷里）的《文學》。那是瓦雷里關於文學的一些思想片斷，極為深刻、精練。

望舒回到上海，才知施絳年已另有所愛。於是兩人登報解除婚約。此時望舒暫時住在摯友劉吶鷗的公hｔｔpｓ://reａｄ•９9ｃsw.ｃｏm寓里。同住的還有穆時英、杜衡等。穆時英見望舒一直未能擺脫失戀的陰影，就把自己的妹妹穆麗娟介紹給他。穆麗娟剛18歲，從上海南洋女中畢業，也許因為哥哥的關係，她也喜歡文學，對文學上頗有成就的戴望舒仰慕不已。戴望舒請穆麗娟幫他抄寫文稿，漸漸兩人產生情感，便於1936年6月舉行婚禮。婚後戴望舒除了寫作和翻譯，還到附近的一個教堂去向俄羅斯神甫學習俄語。不久他就開始翻譯普希金、葉賽寧等俄羅斯詩人的作品。

作為望舒的摯友，施蟄存在國內身兼他的代理、親友、財務總管等數職。望舒每月給施一定數量的文稿，施負責聯繫發表、出版事宜，並每月給他匯出一定的款項。但望舒的稿費根本不足以應付他在巴黎的生活，因此施還得在國內為他籌錢，時時接濟他。後來戴望舒進入費用比較低的里昂中法大學，攻讀法國文學史。但他在巴黎的「老毛病」又犯了，很少去教室聽課，幾乎用全部時間在搞翻譯。他在法國期間的譯作主要有：《蘇聯文學史話》，這是高力里用法文寫的著作，法文原名叫《俄羅斯革命中的詩人們》。此書1934年由巴黎伽利馬書店出版，僅一個月後，望舒就把它全部譯完了。但這部譯作直到1941年12月才在香港出版。望舒在譯者附記中花費相當的筆墨，以控訴的語調，交代了本書在出版上的命運：「把譯稿寄到中國以後，卻到處碰壁……單是這部小書的題名，已夠使那些危在旦夕的出版家嚇退了。」

戴望舒的傳奇人生

戴望舒與左翼詩人分道揚鑣后，基本上採取與他們井水不犯河水的態度，惟一的例外是艾青。艾青是主張詩歌大眾化，為國家民族盡責，並反映時事的。但他的詩歌修養卻主要來自法國和比利時的象徵主義。不過艾青只把象徵主義看成藝術的表現手法，僅借用了它的器用層面上的意義，read•９９csw•cｏm所以沒被稱做象徵派詩人。而戴望舒把象徵主義看成了詩歌的本質和全部。不過這並不妨礙這兩位大詩人的交往。

1929年4月，戴望舒編定的第一本詩集《我底記憶》，由他自己主持的水沫書店印行。這是他前期象徵主義詩歌的代表作。他的詩從聞一多、徐志摩那兒獲取的主要是外在韻律和格式，而從英法詩歌那兒汲取的主要是「憂鬱的情調」。他早年詩歌形式上的傳統傾向還表現在段式上，如多用四行段，其次是三行段。1928年8月，他作的格律詩《雨巷》在《小說月報》發表。詩中寫道：「撐著油紙傘，獨自/彷徨在悠長、悠長/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著/一個丁香一樣地/結著愁怨的姑娘……」葉聖陶在編髮這首詩時，稱許他替新詩的音節「開了一個新的jiyuan」。由於葉聖陶的極力舉薦，戴望舒一夜成名，並以「雨巷詩人」之名行世。朱自清也曾評定這首詩說，戴望舒「注重整齊的音律美，但不是鏗鏘而是輕清的」。

與眾不同的留學生涯

1923年秋，18歲的戴望舒考入上海大學。兩年後，進入法國教會在上海辦的震旦大學特別班學習法文。法國神甫教的是雨果、拉馬丁、繆塞等浪漫派的經典作品，但戴望舒有更強烈的追新傾向，喜好果爾蒙、耶麥等後期象徵派的作品。他後來成為那個時代把中國古典詩藝跟西方最新詩藝結合得最好的現代詩人之一，與他的這段學習經歷有很大關係。他最早的譯詩就是在震旦讀書期間，將雨果的《良心》譯成中文。之後戴望舒在施蟄存、杜衡創辦的刊物《瓔珞》上，發表了散文詩《凝淚出門》、《流浪人之夜歌》等，並翻譯詩歌《瓦上長天》、《淚珠飄落縈心曲》。這兩首詩的作者魏爾侖，是法國象徵主義的主將之一。戴望舒用民間小曲的形式來譯，但措辭則像宋詞小令，用的是文言文。

望舒本來是同情左翼思潮的，但他從不隨聲九*九*藏*書附和多數人的說法，寧願背負罵名，也要堅持自己的見解。就在左翼文藝大張旗鼓爭辨「國防文學」的時候，他因為對「國防詩歌」的不滿，從維護詩歌藝術品位出發，不惜站到了與左翼對立的位置上。他尖銳地批評了國防詩歌的偏狹、粗糙，認為那些國防詩歌論者「不了解藝術之崇高，不知道人性的深邃」，而有些作品「只是一篇分了行、加了勉強的韻腳的淺薄而庸俗的演說詞而已」。因此他還譯了許多高質量的西班牙抗戰謠曲來給中國的詩人們作參照。

但是與法國相比，西班牙對戴望舒似乎更具有魅力。早在1928年他23歲時，就翻譯出版了西班牙作家伊巴涅斯的小說《良夜幽情曲》和《醉男醉女》。此後他翻譯的較多的是另一個西班牙作家阿佐林的作品。1933年8月，戴望舒從里昂乘火車去西班牙旅行。在那段時間，他除了遊歷，大部分時間是上圖書館、逛書店和書市。他購買了不少西班牙語的書籍，光是《堂·吉訶德》就買了好幾個版本。他一直將翻譯《堂·吉訶德》當做自己一生最大的心愿，回國后經胡適的介紹，中英文化教育基金會曾約其由原文直接翻譯這部巨著。據施蟄存說：「這個翻譯工作是做完成的，但因為譯稿按月寄去北京，經過戰爭，全稿至今

文匯報 (2005年02月07日)

戴望舒還給他譯的《比利時短篇小說集》里的每一篇小說都寫了譯者附記，介紹了作者和作品。如對於象徵主義大師梅特林克的《嬰兒殺戮》，戴望舒的評價是「神似弗蘭特畫派初期之名畫」。他譯的《義大利短篇小說集》1935年9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共收義大利短篇小說10篇，最早的是16世紀的彭德羅的《羅米歐與裘麗葉達》（莎翁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即取材於此）。另外還有《法蘭西現代短篇集》，以及法國梅里美的《高龍芭》、高萊特的《紫戀》等。戴望舒在法國不僅從事法譯漢，https://read.99csw.com還做漢譯法的工作。當時把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成法語在法國是很難發表的，更不要說稿費了。他之所以做這項工作，主要是因為他與法國漢學家艾登伯的關係。艾登伯比他小四歲，非常同情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為了能直接閱讀中國文學作品，他學習中文，並給自己起了個中國名字「艾田蒲」。艾登伯把戴望舒作為一個翻譯家介紹給《新法蘭西評論》和《歐羅巴》——這是為數極少的有可能給他稿費的雜誌。戴望舒漢譯法的作品有張天翼的短篇小說《仇恨》。他與艾登伯還合作譯了施蟄存的《魔道》（法文譯名為《吸血鬼》）等。1957年艾登伯曾應周恩來邀請，率法國漢學家代表團來華訪問，回去后寫了頗有影響的《東行記》。

戴望舒靠《雨巷》成名，但他在詩壇的領袖地位則是《現代》雜誌造就的，或者說是主編施蟄存的張揚與推動所致。在這個雜誌里，他發表了大量的詩歌的譯作。

1935年10月，由望舒主編，脈望社出版的《現代詩風》問世。施蟄存、戴望舒、杜衡三人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號稱「文壇三劍客」。由於作者的知名度和作品的質量，第一期《現代詩風》1000冊很快就賣完了。可是戴望舒沒有趁著這股熱勁繼續編第二期，他有了新的構想，要和「北方詩派」攜手合作，出《新詩》月刊了。三十年代初的詩歌界存在著南北對峙問題，北方詩派包括「新月派」和「後期新月派」，代表詩人有卞之琳、何其芳、林庚、曹葆華等。南北之分並不只是地域不同，而是由作品的「精神」來加以區別的。戴望舒棄《現代詩風》而創《新詩》，就是想要實現他那「南北大團結」的構想。當時新月派首要人物徐志摩飛機失事亡故，朱湘跳江自盡，領頭的卞之琳欲打破與現代派對立的局面，與南方詩人頗為友好，時常聯絡。也許望舒正是看準了這種趨勢，加緊操作，創辦《新詩》，便是他促使南北詩派聯合的具體表現。